探究小说谁是主人公PPT

『壹』 小说类的论文PPT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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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请问如何确定小说主人公

于勒的三次变化，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也变化了三次——小说中的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是紧紧围绕于勒的变化展开的。根据“主人公”的定义和以上分析学生很容易就断定：小说的主人公是于勒。
小说以于勒这个形象为中心，还着力刻画了菲利普夫妇。菲利普夫妇虚伪、自私、贪婪、冷酷，有着一副可怜又可鄙的拜金相。他们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但他们的灵魂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腐蚀透了。于勒变化着的身世，好像一扇窥视他们心灵的窗子，从中可以一下子洞察他们灵魂深处。也就是说作品虽花了较大的篇幅，着力刻画了菲利普夫妇，但菲利普夫妇的出现及其活动是围绕于勒展开的，即作品的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不是围绕菲利普夫妇展开的，写菲利普夫妇只是情节发展的需要，又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所以说菲利普夫妇不是小说的主人公。
小说以“我”为明线，叙事的主体贯穿全篇，详写“我”的父母对于勒叔叔态度的变化，主人公于勒却作为暗线，虚写和略写的。他的身世浮沉，际遇坎坷，年轻时的放荡，中年时的得意，老年时的沦落，本有许多可写之处，但作者都把这些置于幕后，而把菲利普夫妇推到幕前。菲利普夫妇虽在幕前表演，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围绕于勒展开的，他们只不过是幕前的小丑，而不是小说的主人公。因此，我们判定一个人物是否是小说的主人公，不能只看明暗虚实或着笔的详略，而应看人物在表现中心方面的地位，在故事情节发展和矛盾冲突中所起的作用。 比如鲁迅的另一篇小说《故乡》，虽然闰土所占的篇幅比不上文中“我”所占的篇幅，却是作者的着力点，通过他来揭示劳动人民走向灾难的根源：多子、饥荒，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历史遗留的阶级观念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甚至是隔膜”（茅盾语）。可以说闰土对表现小说的主题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他就是本文的主要人物，而文中的“我”只是线索性人物。 那么《社戏》呢？主人公是平桥村的人们还是“迅哥儿”？我认为都可以。这就要看我们所处的角度。如果侧重平桥村是我的“乐土”，是我童年的“乐园”，所写的内容都是对平桥村生活的热爱，对深奥难懂的封建教育内容的反感，那么主人公就是“迅哥儿”。再说，写到双喜，写到阿发，写到桂生，也是进一步说明平桥村就是我的挚爱，正因为他们，“我”才能尽情地钓虾、放牛、看社戏。当然，说主人公是小伙伴们，也不无道理。理由很简单，作者正是通过这篇小说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形象，如双喜、阿发、桂生等。这些小伙伴聪明活泼，胆大心细，友爱热情，淳朴善良。有了他们，“我”的沮丧可以在瞬间出现转机，有了他们，“我”看到了再也没有看到的好戏，吃到了再也没有吃到的好豆。 判断小说的主人公主要看人物在小说情节、结构、矛盾冲突中是否占中心地位，是否通过他来表现小说的主题思想。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或几个在作品中居主导地位的中心人物，是矛盾冲突的主体。主人公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直接体现作品的主题思想。 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常春藤叶》的主人公是那个画家。作者写小说是要反映一些东西的，或者映射社会，或探究某种现实，或者干脆满足自己某种心理。那么小说中最能体现这些的就是主人公。一般来说，花在主人公身上的笔墨越多，反映的东西就越丰满。某种程度来讲这是评判的一个标准。但欧·亨利的小说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著称，通过情节的曲折可以塑造出一些人物，也许所着笔墨不是最多，确最能表达作者内心，应该算上一种侧面烘托，但这毕竟是少数。 有人认为，判定一个人物是否为主人公有三个角度，首先看对人物着墨的多少；其次看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看作家的创作意图。除此之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第一人称人物未必是主人公 鲁迅在《孔乙己》一文中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叙述了孔乙己一生的悲惨遭遇，塑造了孔乙己这个可怜而又可悲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形象，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毒害。文章虽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但很显然，文中的“我”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也不是鲁迅自己，孔乙己才是小说的主人公。虽然“我”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我”是孔乙己悲惨遭遇的见证者，客观上起到了贯串全篇的线索作用。 二、着墨多的人物未必是主人公 不以着墨的多少判断。如鲁迅的《故乡》，闰土虽然所占的篇幅比不上文中的“我”所占的篇幅多，但闰土处在小说的中心地位，对表现小说的主题起到决定作用，因此，闰土就是本文的主要人物，而文中的“我”只是本文的线索人物。如《七根火柴》，着墨多的是卢进勇，作为主人公的无名战士却着墨少。那么，小说为什么要用很多篇幅写卢进勇呢？有三个作用：一个是通过卢进勇所见所闻所想叙述故事，刻画无名战士的形象，实际上起到了线索人物的作用；二是用卢进勇衬托无名战士，用卢进勇遇到的艰难困苦说明无名战士的处境恶劣，用卢进勇对火的渴望烘托出无名战士用自己的生命保存火种的意义和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三是卢进勇与无名战士的关系正是红军部队内部的亲密无间的革命关系，也正是无名战士用生命保存火柴的基础和动力。小说是围绕无名战士展开情节、表达主题的，因此无名战士才是小说的主人公。 三、焦点人物未必是主人公 如《我的叔叔于勒》中的于勒是焦点人物，小说的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也是紧紧围绕于勒展开的。小说中的菲利普夫妇虽是边缘人物，他们却是小说的主人公。作者让于勒三次变化身世，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也变化了三次，前后迥异，强烈对比，把菲利普夫妇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现了出来，把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于勒充其量是一面镜子，是一个道具。 四、正面人物更宜为主人公，反面人物也可以是主人公 在教学小说《窗》时，对主人公的看法，学生出现了三种答案：一是不靠窗的病人，二是靠窗的病人，三是两人均是。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作者是通过对不靠窗子的人的刻画，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这一主题，因此主人公是不靠窗子的人；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文本的主题是对友爱、善良的歌颂。他们认为靠窗子的人为他人着想、给人以快乐的形象在文中更突出，因此主人公是靠窗子的人；持第三种观点的人认为文本既批判人性的自私，又歌颂人性的善良，因此两人都是主人公。笔者认为，碰到多元主题的小说时，对主人公的确定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这也是《语文课程标准》所提倡的。据此，第二种观点似更值得称道，即把不靠窗的人作为反面人物来反衬主人公，即靠窗病人的善良、无私。 如《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这个沙皇统治的忠实卫道士，是一条沙皇的走狗。他媚上欺下，见风使舵，是沙皇腐败统治的产物，是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化身，其“变色龙”般的两面派本质，是沙皇专制政府虚伪和专横的集中表现。作者用尖锐辛辣的笔触揭露了这些走狗奴才的丑态和肮脏的灵魂，用以揭示沙皇统治的腐败黑暗。所以奥楚蔑洛夫是小说的主人公。 六、群像人物也可以是主人公 小说的主人公不一定都是个体人物，也可以是群像人物。如《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众所周知，《西游记》叙述的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跋山涉水，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西天求取真经，终成正果的故事，表现了惩恶扬善的古老主题。他们师徒四人虽然性格相异，但却团结协作，终成大业。他们四人缺一不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群体。因此，他们都是小说的主人公。 七、看抓住细节刻画谁 作为一篇小说的主人公必定是作者倾力刻画的艺术形象，作者定然会不惜笔墨，而且还会抓住某个局部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地去描绘、刻画，从而达到主要人物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如在《七根火柴》中对卢进勇和无名战士两个人物描写的都很多，都是浓墨重彩，那么到底谁是主人公呢？让我们再细看课文发现：虽然卢进勇是先出场的，但作者对无名战士眼睛的刻画却有八处之多。鲁迅先生说：“要极俭省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的是画他的眼睛。”作者在刻画无名战士时，就抓住了眼睛这一细节。首先从“紧闭的眼睛”到“失神、呆滞的眼睛”，刻画出无名战士的伤势之重，病情之危，但仍苦苦的与死神抗争，延续生命，完成他想嘱托的一件事；其次从“忽然睁开的眼睛”到“又向卢进勇望了一眼”刻画他忠诚于革命事业的最后嘱托；最后从“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发射出一种喜悦的光”到“两眼直直地盯着卢进勇的脸”刻画了他重托已嘱，心愿已了，以及对战友由衷的信赖。由此一个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红军无名战士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的眼前。那么本文的主人公是谁也就不说自明了。 但是，从抓住细节刻画谁来判断谁是主人公的方法是表层的，有时还不够准确，还应当结合其它方法。 八、看借宾衬托凸现谁 有一些小说中作者刻意对有些人物细节刻画，但他们并不是主人公，而是对主人公起烘托作用的，那么在这里就要分析一下，看看作者借宾衬托凸现谁。例如《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从题目中看是写“葫芦僧”的，即门子。而且文中对门子的言行细节描写如六次笑，占了很大篇幅，从而刻画出门子是个狡猾刁顽、心怀鬼胎、手段恶毒的人。这样看来门子应该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了。然而纵观全篇分析发现，门子在贾雨村面前是小巫见大巫，不但没捞到半点油水，反而被贾雨村利用，最终“充发”了。这说明贾雨村的歪本事绝非门子可比。用门子来衬托出贾雨村更阴险、更狡猾、更恶毒、更卑鄙。分析至此可见门子不是主人公，在这里起衬托作用，用来凸现贾雨村的，贾雨村才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另外还有两个没有出场的人物，也是衬托贾雨村的。一是英莲，贾雨村恩人之女。写她的遭遇越惨，越能衬托贾雨村的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另一是薛蟠，越写他无法无天，越衬托贾雨村的玩弄权术，热衷钻营巴结豪门的丑恶本性。这从看到析虽更进了一层，但如果要准确的寻找到主人公，还应更进一步。 九、主题思想涉及谁 一般来说，小说的主题思想是指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描绘和艺术形象的塑造所显示出来的，并贯穿于全篇的主要思想。由于小说的主题是通过艺术形象生动、具体地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寻找主人公时，就要思考理解一下小说的主题思想，看看表现主题思想涉及到了谁，涉及到的人物，一般来说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了。例如《我的叔叔于勒》一文，有人认为主人公是于勒，因为文题是于勒，并且本篇情节和人物活动都是以于勒作为枢纽和基点的，对文中刻画菲利普夫妇对亲兄弟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为了更好的衬托出于勒这个悲剧性的人物，所以主人公应该是于勒。那么到底是谁，这里我们来略加分析一下。首先，本文抓住神态语言细节刻画的是菲利普夫妇，而对于勒进行的是略写和虚写，他的出现只是在海轮上卖牡蛎那短短的一瞬；其次，本文是借于勒的贫富变化和“我”的眼睛来表现和观察一对市侩小市民的。如果这些还不够说明主人公是谁，那么最后看本文的主题思想是：“小说描写了菲利普夫妇对待亲兄弟于勒的前后态度的变化,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粹是金钱关系，无情鞭挞了小市民的势利贪鄙、冷酷自私的丑恶灵魂。”由此可见，小说的主题思想涉及到了所鞭挞的对象——菲利普夫妇。小说正是通过刻画菲利普夫妇的贪婪、自私、势利的性格特征,从而揭示全文的主题思想。因此，本文的主人公应是菲利普夫妇。当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不一定统一答案，允许学生将于勒视为主人公，只要言之有理即可。 欣赏一篇小说，把握主人公是一个关键，如何寻找小说中的主人公，其方法也很多。总的来说,要纵览全篇、细、加揣摩、认真思考、综合分析、做到持之有据、条分缕析，最终能够达到自圆其说。

『叁』 求一个关于网络小说的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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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小说分类PPT

《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 著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先生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他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
《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内地80年代“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最重要的动力，而其坐标则是这部文学史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尤其张爱玲一直被认为是通俗小说家，在批评家眼里她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夏志清在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的篇幅比鲁迅的还要多上一倍，将她的小说与曼斯菲尔德、凯·安·波特、韦尔蒂和麦克勒斯相提并论。这对当时的港台文学界乃至之后的内地文学界都震动很大。
《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两度再版，而由刘绍铭、夏济安、李欧梵、水晶等众多港台一流学者翻译的中译繁体字本于1979年和1985年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2022年又在香港出版了中译繁体字增删本。由复旦大学推出的中文简体字版是这部著名的文学史著作问世四十多年后，首次与中国大陆读者见面。 当以“类后现代叙事”这个具有中西合璧色彩的词语，去指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小说叙事文本时，它所拥有的内涵大致包括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作为诞生于一种独特语境下的文本叙事风格以及阐释代码，“类后现代叙事”不但在对西方话语借鉴与移植的过程中，具有西方后现代小说的种种叙事特征，同时，其作者身份，文化传统以及理论研究现状等又决定了其必然会具有本土性和中国性，因而，所谓的“类后现代叙事”就是一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后而出现的中西合璧、身份多重的小说文本；其次，尽管，以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等为典型代表的诸多实验小说都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叙事特征，但这种叙事却存有明显的悖论倾向：即一方面它是我们的新潮小说家以一种超前预支，突击补课的方式对西方后现代进行了模仿与拼接；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现有社会条件在总体上尚未达到西方后工业社会发达程度的前提下，以迅速缩短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而造成的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之间距离与界限的一种行为策略，因而，其存有复杂而特别的倾向，如其中往往含有诸多“非后现代因子”也就不可避免。基于这种前提，我们将这种叙事风格难以单纯划一，但在总体上又类似西方后现代文本的小说叙事称之为“类后现代叙事”。
然而，在我们具体论述“类后现代叙事”在文本上所呈现的种种艺术特征的时候，我们必须还要指出的是：尽管诞生于新时期文学语境下的诸多小说创作常常被看作中国后现代小说的真正代表。不过，像历史上任何一种创作风格一样，中国的“类后现代叙事”无论从自身的兴起原因、历史演进，还是从具体的类别归属上看均具有自己的特点，因而，从这些特点进行切入，进而研讨“类后现代叙事”的知识谱系乃至艺术特征就成为了本文的逻辑起点。
一、“类后现代叙事”的兴起与历史演进
“类后现代叙事”在中国兴起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首先，从其诞生的历史语境来看，自8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氛围无疑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浮出历史的地表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前提条件。8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中国正逐步经历着一个具有明显文化过渡倾向的“转型时期”，而转型时期文学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意识形态整合性功能的弱化，个人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存在空间，往日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权力话语己逐渐退失，任何写作样式都取得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与独立地位。同时，在可以众语喧嚣的“转型时期”，商业化浪潮对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冲击是巨大的，文学日益商品化、世俗化，不但造成具有启蒙倾向和乌托邦倾向的精英文学的悄然远遁和高雅的纯文学逐渐沦为边缘，还深刻地影响到了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精英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的鸿沟正被不断填平，而这些都无疑为以解构宏大叙事为目的的，不断消弭雅俗文学界限的后现代叙事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外部影响来看，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西方文艺理论及文学创作的“引进”的不断深入，类似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可以纳入到后现代视野的诸多理论被迅速地介绍到中国；同时，类似博尔赫斯式的创作、法国新小说以及黑色幽默、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后现代文学作品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尽管，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坛而言，许多人并不知道它们究竟应归属于什么派别并常常与现代派的概念混合为一体，但它们在文本上所表现出的新鲜而独特艺术特征以及与以往小说创作的显著差异，都为想在文坛上标新立异的青年小说家所瞩目。与此同时，西方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与学者如哈桑，詹明信，佛克玛等应邀来华讲学也无疑为后现代理论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推动下，本土研究者迅速做出回应，先锋作家们的迅速借鉴模仿都使得中国后现代文本得以迅速出现。
再次，从文学自身形式的不断发展及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上来说，文学总是随时代向前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文化转型时期，先锋作家们为了能在“无名”状态下发出自己特有的声音，从而在文坛迅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们就不断拓展新的形式，不断对以往的文学传统进行超越，并进而在迅速制造崭新叙事话语的过程中，促使“文本实验”的不断涌现，而当这种实验的视角转向西方时，当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熟识甚至是难以解读的后现代叙事自然就成了实验派作家们的首选。
由此可见，中国后现代小说的出现是具有多方面原因的，它不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内部变更，而是时代语境，他者理论话语的影响以及来自文学内部的叛逆力量等多方面影响构成的，它“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多边作用的结果——它是历史之手多重误置和强加的结果——它表征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文明语境。”[1]
那么，究竟哪些小说文本属于中国“类后现代叙事”的范畴呢？这的确是一个会引起频繁争议的话题。尽管，如果只是单纯地从文本叙事的角度上讲，“类后现代叙事”无疑应当与西方的后现代小说一样，包含着诸多创作形态乃至流派类型的，而“叙事”本身的理论诉求也决定了“类后现代叙事”应当与当代小说中的某些小说创作可以一一对应，不过，由于“类后现代叙事”是在缺乏现实基础的前提下，通过借鉴与模仿的方式产生的，因而，对于这种在接受西方后现代的影响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种“类后现代”文本，妄图以整齐划一的方式予以界定就容易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偏颇与冒险。而事实上，在转型期特别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已为文坛熟知后，包括曾经早已为文坛“定位”的作家如史铁生、莫言、残雪等都曾在自己的某些小说中尝试过后现代的手法，但如果因此就将凡运用此类手法的创作完全纳入本文所谈及到中国“类后现代叙事”这一视野中，无疑会造成“泛后现代情结”，引发新的论争。所以，在具体研讨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包含哪些文本的时候，其研讨本身就在实质上转化为对一种量度标准的确认和一种演进过程的描述。
首先，从量、度标准上讲，由于本文所要谈及的“类后现代叙事”或曰“中国后现代小说”是指写作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为深远，基本上已为当下批评界所认可的小说创作，因此，一些相对单一零散的文本不在此之列，此为量；与此同时，从度上说，则主要是说“类后现代叙事”既应有独特的艺术表征，又应有独特的艺术观念。海外著名学者赵毅衡在《后现代派小说的判别标准》中阐述“元小说”，“迷宫小说”以及“散乱状态，并不纳入一个整体画面”的“拼贴”等作为判定后现代派小说的几个重要艺术标准。由于赵毅衡先生久居海外，能较为全面地接触到西方经典后现代文本，所以他谈的判别标准无疑是值得信任的。[2]但也应看到，中国后现代小说毕竟与西方的同类创作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尽管我们的先锋作家是以借鉴移植的方式使后现代来到20世纪末中国的小说领域，但后现代像历史上任何一种“舶来品”一样，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兼容，这往往又造成在判别中国后现代小说时有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不清，因而，我们在肯定赵毅衡文章所指出的艺术标准的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后现代来到中国后给中国小说传统叙事观念带来的冲击，而这一冲击是通过比较得来的：如果说中国传统小说是注重惩恶扬善的理想与英雄内容的叙事模式，中国现代小说注重的是强调深度的代自我立言的反英雄叙事模式的话，那么，“类后现代叙事”则更多是注重平面化，浅表化的代“本我”立言的凡夫俗子之叙事模式。因而，类似“反权威中心”“反启蒙主义”，“反主体性”，“反崇高”等也就成了“类后现代叙事”的叙事观念。
其次，从演进过程的角度上说，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历经以刘索拉、徐星为代表的现代派创作和以莫言、残雪为代表的强调“感觉世界”的创作铺垫后，大致是以如下的方式展开自己的历史进程：
先锋文学是在80年代中期涌现出来的一个小说派别，以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等小说以及洪峰的《奔丧》、《瀚海》、《极地之侧》等代表“语言叙事转向”的作品为标志，而后则是一批来自南方的青年作家，如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潘军、北村、叶兆言等在创作上的极力推进。自马原开始的先锋文学最显著的地方就是以元小说、仿拟、语言迷宫等为其叙事特征，因而这一派小说也常常被后来的批评家视为中国后现代小说的真正代表。
新历史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先锋小说家将创作目光转回历史后产生的一种结果，它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莫言的《红高粱》，但最能显示其创作实绩的则是苏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和他的“枫杨树”系列以及叶兆言的“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其影响一直波及到90年代晚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新历史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后现代的叙事策略去重新解构和描述历史，如从主题上强调正史到野史、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终结了超个人的政治视角对历史理解的垄断；从叙事角度上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强调历史的虚构叙事，让自我能从容的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使客观的历史主观化，必然的历史变成随意的偶然，而这些方法的结果就是使历史时空结构被随意打破，文学与历史的鸿沟被削平了，历史也许只是一场恶作剧。于是，当新历史小说是从先锋作家将目光转向历史的那一刻起，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相当程度后现代文化品格了。
女性写作在中国历来是波澜不兴，不过，它在90年代却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当然，这里论及的女性写作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它是指以西方女性主义原则立场进行创作的“私化写作”或曰“躯体写作”，而这种明显带有自传色彩的写作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3]在90年代，私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是陈染、林白。其中，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总体上就是按照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那•西苏的“躯体写作”原则进行创作的，在这些作品中，陈染、林白以近乎非理性的话语，破碎的结构，膨胀的语言在描绘女性欲望的同时极力解构、颠覆着男权中心主义，从而在文本上显示出一种后现代性。
晚生代小说由于其作者众多，身份各异，所以对于他们的写作倾向很难整体概述，但有趣的是，越是被认为是晚生代代表的作家作品，就越具有后现代倾向。像朱文的《我爱美元》、《弯腰吃草》；李冯的《多米诺女孩》、《最后的爱》；邱华栋的《沙盘城市》、《手上的星光》等作品确实有类似后现代的创作倾向。而且，这些晚生代小说家还通过言论表达了自己对后现代的独特理解，如邱华栋曾言：“我认为中国已经有了后现代小说，李冯就是最典型的后现代作家。”“在表面上，我的作品的后现代味道不是特别浓的，在结构语言上，我没有做比较深入的探索；但我将当下的各种信息大批量地充塞进小说里，这一做法，我觉得的这就是我的后现代特征。”[4]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类后现代叙事”在世纪末中国文坛的流变过程：即包括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女性私化写作以及晚生代小说是属于“类后现代叙事”的范畴之内的。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总体流变上前后是具有明显延续性与差异性的：一方面，某种后现代兴起之后很快为新的后现代叙事所取代，但它们之间在内部又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在80年代，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后现代小说更多情况下是在不知其名的前提下通过对西方后现代小说特别是对其叙事手法进行模仿中完成的，而当时批评界对此缺乏明确的解读又使其成为隐性的后现代文本；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后现代文化语境真正来临之后，中国的“类后现代叙事”不仅在形式上，而且还在思想上成为一种显学，而这一点，则正是后现代在中国文学创作中逐步中国化的一种必然趋势。
二、“类后现代叙事”的艺术运筹
第一，是自由视角的元小说。元小说又称后设小说或自我意识小说，是后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尽管许多研究者在阐释元小说时有不同的主张，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小说是在接受当代哲学、语音学及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它虽然不是后现代小说的唯一叙事形式，但却是后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变传统小说的隐藏叙事行为为暴露叙事行为。在元小说创作中，小说家仍在讲故事，但他们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故意揭穿其虚构性的本质，即通过自我暴露，自我评述的方式来揭示其创作过程，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了“关于小说的小说。”[5]
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马原是较早尝试元小说写作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如《上下都很平坦》、《冈底斯的诱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元小说的写作手法。当然，最能集中体现元小说叙事手法的则是他的中篇《虚构》。在《虚构》中，马原给读者的第一段叙述就是：“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在这里，马原首先明确地将叙述人“我”即文中的“马原”与作者马原划上了等号，而这一举措无疑使小说的似真性失去了基础，并进而走向土崩瓦解。而后，身兼作家，叙事者，主人公于一身的“马原”就开始了他时而煞有介事，时而天马行空的描述。在此过程中，马原总是不忘记时不时地出来强调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比如这一次为了杜撰这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我就叫马原，真名。我用过笔名，这篇东西不用……”而在这篇小说第十九部分，即小说临近结尾的部分，马原甚至直接跳出来与读者对话：“读者朋友，在讲完这个悲惨故事之前，我得说下面的结尾是杜撰的。”作者在这里干脆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写的“苦衷”暴露给读者，从而使以上话语及主人公叙事成为虚构的“虚构”。自然地，这种“虚构”的本身也就成了典型的元小说。
使用元小说手法进行创作是马原为先锋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带来的启示，在所谓的“马原叙述圈套”的影响下，一大批新潮小说家如洪峰、余华、格非、叶兆言等许多先锋小说家都在自己篇章中多次尝试过元小说的写作手法；而像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私人化”写作进入元小说的创作层面，不但为元小说的创作增添了崭新的“层面”，同时，也使得这种女性写作能够名副其实地进入到类后现代的视野。使用元小说的手法进行创作是文学中自我意识从萌芽发展到极致过程的结果。自然地，将它不断地应用于创作中所产生的突出特征就是自我意识的浓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叙述视角的变更。可以说，在“类后现代叙事”中，元小说叙事文本中频繁使用第一人称叙事就是其外部表征。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基本都是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但这种第一人称的使用是与传统小说叙事中有着显著的不同，元小说的第一人称是一位典型的“不速之客”，“他”往往就是真正的作者，但他不再讲述故事，而只评述故事，他是真正超然于传统叙事者之上的一种叙事者，而这种叙事的本身就是要说明“我”讲的故事是虚构的。
第二，是破碎的结构。对结构的关注是中国新时期小说运用后现代策略的一个突出的表征。小说结构作为后现代叙事中最重要的形式话语，它对文本的表现形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叙事结构的苦心经营，一方面使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具有了与西方后现代小说相似的文本结构，另一方面也着实为一些崇尚文本游戏的新时期小说家获得了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类后现代叙事”在结构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经常使用一种近乎破碎的结构，使小说结构在总体上变得不完整。而这种破碎的结构具体说来是通过空缺结构的大量使用、多重的复指文本、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三个主要方面来予以完成的。
空缺结构是指在“类后现代叙事”文本中事件的发展史往往由于人为作用造成某个链条的缺失，从而使整个事件的统一性被瓦解，历史就这样变得不可靠起来。格非的许多作品都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空缺结构。以《迷舟》为例，在这部精心打造的短篇里，格非是以战争与爱情的双线来营造其小说结构的，但无论我们从哪能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的结构总是不完整的。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小说总是在最关键的地方给读者留下了空缺。“萧旅长去榆关”无论从战争线索还是爱情线索上都对整个故事的展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被省略了。萧去榆关是去看望“杏”还是去传递情报，警卫员并没有考虑是哪种可能就武断地以六发子弹打死了萧作为对空缺的填充，正是他的这种行为使这个空缺永远被悬置起来而无法弥合。在这里，对空缺的填充与解释是无效的，无论是萧的爱情填充方式，还是警卫员六发子弹的枪杀填充方式，都造成了整个故事的不完整。然而，结构上的空缺对读者的诱惑又是巨大的，我们完全在阅读时对此空缺进行再度随意的填充。
多重的复指文本指小说具有多重结构，或是在文中以一种文本指涉另一种文本，从而造成两个文本互相兼容破坏，使文章整个结构发生混乱。在“类后现代叙事”的发展过程中，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是多重复指文本的始作俑者。而后，洪峰、孙甘露、叶兆言、余华、格非、鲁羊等作家都在探索此类结构时成绩显著。孙甘露在《请女人猜谜》中曾写到他在写这部小说的同时又在写另一部名叫《眺望时间消逝》的作品，这两部小说既平行又互相杂糅，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写《请女人猜谜》就是写《眺望时间消逝》，两者其实就是一个文本，但它们又都确实有各自独立的角色和故事。而这样的结果就使得《请女人猜谜》的写作过程变成了对《眺望时间流逝》的叙述，《眺望时间流逝》一文成了《请女人猜谜》的谜底。这是一种类似元小说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结合体，它断裂过、中止过、缺失过，也许它在各自文本内是完整的，但两个文本主题的互相指涉却造成了整个文本结构的碎裂。
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也是造成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结构上处于破碎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这也表现了先锋作家在文本叙事上时间意识的深层觉醒。自由式的叙事时间是指时间或历史在后现代文本中像一个固定的书架一样，叙述者可以从古至今亦可从现在到过去乃至将来任意穿行，而无论多么久远的时间在叙述者的手中不过是书架上的一本书，可以被随意打开翻阅。以洪峰的《和平年代》、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为例，这三部小说都是以时间为题目乃至主题的。本来，题目的时间固定下来后，这个时间就被肯定了，被绝对化了。但作家们在将故事固定在时间上之后，观看历史的视点却没有被停止。相反，由于叙事者“我”的自由穿梭于历史与现在，故事内的具体时间都自行消失了，所有的事件都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符码中自由漂流，直至发生空间上的转折。
循环的叙事时间是自由式叙事时间的特例，但却是最具革新实验的叙事时间策略。所谓循环时间实际上是指一种无变化、无发展的循环重复的时间手法，它是文学进入后现代后常用的一种叙事时间手法，这种策略在新时期是以借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开头语的面貌出现的，而独特判断语式“许多年以前，许多年以后”正是这种时间策略被使用时涌现出来的两大母题。在新时期中国类后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这两大判断语式是经常被援引的，无论是先锋文学，还是女性“私人化写作”，一直到一些“晚生代”的创作中都明显有这样的例子，而这种叙事语式的频繁使用就“确定了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循环回返的圆圈轨迹。叙述的时间从久远的过去跨进现在，又从现在回到过去。”[6]
第三，是仿拟与反讽。对历史上许多经典文本或故事进行仿拟是中国“类后现代叙事”的一种较为独特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倾向出现的原因除了是要对以往小说的宏大历史叙事进行无情的解构，从而探索叙事的多种可能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得益于外来的后现代写作方式与本土固有的文化资源。
仿拟是后现代小说采用的一种互文方式的叙事方法，其写作目的则是为了能从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一种自省与语言游戏策略。在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创作中，新历史小说对仿拟手法的关注是最为强烈的，而以“故乡系列”闻名于文坛的刘震云恰恰为解读这种后现代叙事手法提供了范本。《故乡相处流传》是刘震云整个故乡系列中最能体现仿拟手法的一个长篇。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在曹丞相身旁”，显然是对三国故事进行了仿拟。曹操与袁绍一同攻打刘表，但两个人却为争夺一个沈姓小寡妇大打出手，延津县的人民如孬舅、猪蛋等在曹操得势时归顺曹操，声讨袁绍；在袁绍得势时，声讨曹操。《三国演义》中那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被无情地仿拟成是由一个女人引起的利益之争。在此书第二、三、四部分中，曹操、袁绍以及他们当年的追随者也依次转生，尽管历史已过去许久了，但一切还是那样，当年的一切仍在这些人身上发生……总之，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以总体仿拟《三国演义》的形式如章回体、人物等解构了进化的历史观：即“后一代人总是历史前一代人的再生，后来的历史总是前段历史的翻版。”进而使小说进入一种历史无意识的领域。

『伍』 怎样探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一、赏析人物形象的答题技巧
1、从掌握人物描写的方法及作用入手,赏析人物形象.
（1）人物描写的方法：①正面描写,一般包括外貌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是指在文学创作中,作者通过对周围人物事环境的描绘来表现所要描写的对象,以使其鲜明突出.
（2）各种描写手法的作用：①外貌、神态、动作描写：更好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性格特征.②语言描写：A、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省去,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B、描摹人物的语态,使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③心理描写：直接表现人物思想和内在情感（矛盾、焦虑、担心、喜悦、兴奋等）,表现人物思想品质,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④细节描写：更细腻地展示人物的某一特征.
2、从分析人物活动的环境入手,探究人物命运与思想性格形成的原因.
环境是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发展的场所.特定的人物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对小说环境描写的分析,也是理解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描写分为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自然环境主要包括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景物等,有时起渲染气氛的作用.社会环境主要是渲染时代特征.另外环境对人物性格的体现也起着强化作用,作者为了表现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往往为人物设置各种不同的环境,用以“刺激”人物,以记录其种种行为,从而显露出性格.例如2022年高考浙江卷所选小说《乌米》,第五自然段的景物描写就为我们提供了主人公乌米的生活环境,突出了她孤独无助的处境,暗示了人物的命运.
3、从分析情节入手,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
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情节一般是通过描写人物思想性格和情感欲望的冲突以及同此引起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命运的变化来展开的.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描写人物的外貌、行为和心理状态,再现活生生的鲜明个性.因此,欣赏人物形象,可以从情节入手,据情论人.
根据故事情节分析人物性格特征,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全面、恰当、实事求是.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从情节中引出的结论,反过来可以解释情节.只有全面而恰当的结论才能正确解释全部情节.
第二,注意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重性,多角度进行分析.
第三,分清主次,把握其主要性格特征.
第四,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4、从人物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人物性格.
许多小说作品所提供的人物往往不止一个,这就要求我们准确分析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确定主次,从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2022年高考江苏卷所选小说《侯银匠》,虽然小说的主旨是表现侯银匠,可是小说的主要文字却是写侯菊.如果考生不能准确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全面总结出侯菊的形象特点.
5、从分析小说的主题入手,揣摩作者的评价.
主题是小说的灵魂.小说的主题往往是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活动体现出来的,因此通过分析小说的主题,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可以正确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2022年高考广东卷《河的第三条岸》,文章语言含蓄,内容抽象,考生需认真分析小说的主题,敏锐地认识到作者对“父亲”的选择是肯定的,才能够正确分析出“父亲”的性格特征,从而准确地分析“母亲”的人物形象.
二、高考中人物赏析题设题类型
命题者从分析人物形象这一角度设置试题,具体说来大致包括三种题型：
①小说对人物进行描写的具体方法；②根据指出人物的性格特征；③对文中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析（包括作者自身对人物的态度和读者对人物的评价）.
三、高考中人物形象赏析题答题思路
1、总体概括人物主要性格特征.
2、具体分析人物性格特点.
4、得出全面完整的结论.
例如2022年高考广东卷第17题答案：（总体概括）母亲是一个善良勤劳想过幸福生活但又守旧的家庭妇女.（具体分析,举例说明）她对父亲的理想不理解,不支持,知道父亲的行动后,她只有一句“如果你出去,就呆在外面,永远别回来.”对于父亲的浍,她觉得羞辱.但她虽不理解父亲,在物质方面却又是支持他的,她把食物放在“我”很容易偷到的地方.

『陆』 成语故事与主人公.ppt

雷厉风行
léilìfēngxíng
[释义]
厉：猛烈；行：奔跑；引申为迅速。像打雷那样猛烈；像刮风那样迅速。比喻对法令的执行严厉迅速。也用来形容工作极度紧张；办事果断；行动迅速。
[语出]
清·李渔《蜃中楼》：“大丈夫做事；雷厉风行。”
[正音]
行；不能读作“hánɡ”。
[辨形]
厉；不能写作“历”。
[近义]
大张旗鼓
闻风而动
[反义]
积重难返
拖泥带水
和风细雨
[用法]
含褒义。一般用于执行政策、法令、命令的迅速和坚决。也用于办事严格、迅速。一般作谓语、定语、状语。

『柒』 如何判断小说的主人公

小说主人公是用来寄托作者写文章主旨心思所在的。欧亨利的那篇主人公当然是那个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