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人公叫顾君尧是什么小说
⑴ 什么是“帝王之学”
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史记·商鞅列传》的赞语之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从这些话中可知，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的内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诸方面：一，进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挟持浮说）。三，重术不重德。四，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因而把它定位为“术”是很恰当的。因为它只是个“术”因此就缺少规范，目的就是一切。传统文化的非规范性的一面在“帝王学”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韩非，所继承的法、术、势三家，其中就有“术”。 韩非的治吏思想主要包含如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治吏引纲是治国的关键。韩非以为，作为君主，就是要依靠法律制度和官吏履行职责来建立自己的功绩。“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 者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下同）这是说君主治理国家主要凭借两种武器：一是法律，一是官吏。这其中，法律既是君主治理官吏的武器，也是官吏完成君主给予的任务所应遵循的准则。韩非告诫君主：“明主治吏不治民”。何以如此？他给出了两点理由：其一，官吏是国家乱与不乱的关键。“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它的潜在意义是治理好官吏，使官吏不乱，国家就不会乱。一方面，官吏是管理者、是执法者，是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另一方面，官吏是教化者、是示范者，是民的榜样。因而把官吏治理好了，国家就会安宁。其二，官吏是君主治理国家之网中的纲。“吏者，民之本、纲者也。”“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君主治吏不治民，并不是说君主治理国家不需要治理百姓，而是说不直接治理百姓。为了证明治吏在治国中的地位，韩非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摇木：“摇木者，一一摄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引纲：“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救火：“救火者，令吏挈壶瓮而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则制万夫。”正是出于如上的考虑，韩非主张君主治理国家要治理官吏而不是亲自治理百姓。
其次，治国用能人，而不用贤人。既然君主治理国家是治吏不治民，那就有一个选用官吏的标准问题。韩非指出：“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任人者，使有势也。”（《韩非子·八说》，下同）在韩非看来，用什么样的人来管理国家政事，这是关乎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用人就要有用人的标准，国君如果没有方法和标准用人，无论任用什么人都要失败。那么该如何选用官吏呢？韩非以为有两个标准：“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洁修也。”即君主选用官吏不是根据其智慧才能，就是根据其美好品行。韩非的看法是，用能人。“主利在有能而任官”（《孤愤》）。在智能之人和修士之间，韩非选择了前者。他的根据是，社会发展需要依靠“力”而不是依赖德行，因为智士能够为发展献力。所以韩非主张“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论功行赏，根据能力而授予官职，有罪就罚，有能力就任用。
第三，治国不能以人性善为依据，而要以人性自利为基础。韩非指出：“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括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显学》）“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臣》）
韩非关于圣人治国不依赖别人对我好，而是要使他不得做坏事（有解释为不得不对我好）的思想是相当深刻的。从表面上看，韩非是在强调权力的作用，实际上，它蕴涵着对人性的分析和对法律制度的仰仗，是基于对人性的分析而得出的精辟结论。在韩非看来，如果依赖于别人对我好坏，那么一国之中便找不到几十个对我好的人；依赖别人不敢对我不好，那么全国的人都是不敢对我不好的人。韩非眼中人情的实际是：“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奸劫弑臣》）“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为重利之故也。”（《二柄》）“君臣之异利，故人臣莫忠。”（《内储说下》）。好利恶害是人之本性，君臣之间也是一种利害的关系。不仅普通百姓是好利的，而且为君主管理国家的臣也是同样的。韩非的不依赖于别人对自己的好恶，是对客观实际分析得出的判断。那么君主该怎么办呢？韩非的主张是通过有效的办法使他们不得不对我好，使他们不得做坏事。韩非从现实的角度为封建君主开出的处方是：依靠法律和制度。“凡治之极，下不能得。”（《扬权》）他认为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就是使臣下无机可乘：一方面法律的制定就是以人性的好利为根据的；一方面官吏的使用并不是指望他不好利，而是通过法律来约束其行为。这其中隐含的道理是：无论人们在出任官吏之前是“好人”还是“坏人”，在成为官吏之后都要通过法律强化对他们的监督，使他们不得为非。治理国家，不在于人是不是为自己谋利，而在于他是不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谋利。韩非并不否认有少数圣人和贤人的存在，但他认为治理国家面对的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因而必须以多数人为对象。正因为如此，所以治国要重视法制。他举竹箭和圆轮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认为如果一定要用天生就直的竹木做箭，那恐怕一百年也找不到一支箭；一定要找天生就圆的木头做车轮，那恐怕一千年也没有车轮。然而世上的人都有车乘有箭射，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们使用了不同的矫形工具的缘故。 最赤裸裸讲“术”的还是纵横家，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他们只讲目的，不计手段的。这些人物活跃于战国时期，《战国策》一书中记录了他们穿梭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他们有《鬼谷子》《阴符》这样的“经典”，有鬼谷子这样的“见首不见尾”神秘的祖师爷和苏秦、张仪这些战国时期活跃的成功人物。因而，纵横家就成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范例的搞“帝王术”的专家了。所以，这个学派搞的“术”更具有影响力，纵横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基因之一，它潜伏在我们的文化机体之中，不时会表现出来，特别是外部环境有利于它存在和生长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基因时，历来只重视儒、释、道三家，对于纵横家很少有学者提及。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满意儒家思想、具有个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纵横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为取得功名富贵的手段，特别是动乱时期。这种以阴谋诡计为黑箱策划、以纵横捭阖为公开手段的活动更是为许多文人士大夫所认同。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社会动乱时，游民活动更为剧烈。游民的只讲利害，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性格特性与搞“帝王术”的纵横家们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换代的激烈的斗争中，“帝王术”与游民的思想意识融合起来。这样更强化了“帝王术”操作中的非规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帝王术”就是中国的马基亚弗里主义。 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这类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安于这类人物的处境。鲁迅曾说到这种人构成了一个圈子，对“猛人”（军阀及各种有实力的人物）形成包围，和“猛人”相互利用，当这个“猛人”倒了之后，便纷纷离去，再去寻求别的“猛人”（见《语丝杂志》）。因此，中国的“猛人”不断地更换，而中国政治变化不大，原因就在于有了这个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人，虽然不是个个都“毫无心肝”，但他们都是“空手道”的政客，就凭借自己的“术”，吃遍天下。在依附“猛人”的政治活动中最热衷的还是积累自己的家赀。 中国古代帝王的驭人术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要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驭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具难度。 1.自树威信 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位至至尊以后曾经多次到全国各地巡游，每到一地，他都要刻石立碑，碑文写的无非是他身为皇帝的功劳和辛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自我标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确立自己不同于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这一举动，在其驾驭臣下方面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灭秦建汉的汉高祖刘邦也深知自树威信的重要性，有两件事很能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敏感和自觉。其一，刘邦在平定天下以后，有一次在洛阳南宫摆酒设宴，问群臣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群臣各有所答，但都不中肯綮。刘邦自己总结说：“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方面，我比不上张良；在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安抚百姓、给前方战士提供足够给养方面，我比不上萧何；而在率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方面，我更比不上韩信。张良、萧何、韩信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获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刘邦这番话既直言不讳，又入情入理。你与其说他是在讨论汉得天下的原因，不如说是为了自树个人威信。特别是他巧妙地运用欲扬先抑法，先谦虚地称赞张、何、韩三人，然后话锋一转，那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杰”都愿意为我所用，那么我的高人一筹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得了天下以后，大臣们整天大吃大喝，这些人大多缺乏文化教养，完全不懂礼仪，喝醉酒就吵吵嚷嚷，甚至舞刀动枪，这使刘邦很不开心。这时有个精明的儒生名叫叔孙通的看出了刘邦的心事，就建议刘邦制定礼仪。刘邦虽然是个粗人出身，但他马上意识到了叔孙通建议的价值，于是当即命令叔孙通尽快去做。叔孙通遵照刘邦的旨意，找来三十多个懂礼仪的儒生没日没夜地抓紧排练。一个多月以后，儒生就演练成熟，正好这时大汉定都长安，刘邦就把叔孙通排练的这套礼仪原原本本地运用在大臣们身上。群臣照礼仪进殿陆续接受刘邦的召见，按官阶高低依次向刘邦行叩拜之礼。进见的大臣都俯首低眉，恭敬备至，整个召见过程井然有序。自此以后，刘邦端坐于上，群臣用礼仪进宫接受召见，就自然成为一种规矩。借礼仪制度建立个人尊严、提高个人威信，这是刘邦有意而为的。所以，当刘邦目的达到以后竟喜不自禁地说：“我现在才算真正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了。” 2.猎人与猎狗 皇帝御前臣将多多，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有效办法。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未起事之前，曾经是家乡沛县的一个亭长，后来做了丞相的萧何则原是沛县主吏掾。刘邦有一次到咸阳服差役，同事们都送给刘邦三个钱，而萧何却独独送刘邦五个钱，这关系就显得比别人亲近。刘邦起事后，萧何率整个家族一起投到刘邦麾下，而且还尽力为刘邦出谋划策、招揽人才。在灭秦和后来的楚汉战争中，萧何虽然没有随刘邦在战场上厮杀，但在刘邦被项羽接连击败，很多人离刘邦而去的情况下，萧何一直坚持从吴中招募军队，补足供应。战事不利，刘邦曾多次逃亡山东，萧何却一直坐守关中支持刘邦。毫无疑问，萧何为刘邦赢得天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就封萧何为侯，食邑八千户。为此，一些大臣提出异议，说：“我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多的打过一百多仗，少的也打过几十仗，攻打城池，占领地盘，大大小小都立过战功。萧何从没领过兵打过仗，仅靠舞文弄墨、口发议论，就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刘邦听后问：“你们这些人懂得打猎吗?”大家说：“知道一些。”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大家回答：“知道。” 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指点猎狗追杀野兽的是人。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因为能猎取野兽而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他却是既能发现猎物又能指点猎狗的猎人。再有，你们这些人只是单身一人跟随我，而萧何可是率全家数十人追随我的，你们说他的这些功劳我能忘记吗?”这一番话，说得诸大臣哑口无言。在刘邦看来，功臣也有三六九等，就像猎人和猎狗一样，虽然都在为获取猎物奔忙，但猎人的作用要远大于猎狗。那么优先考虑，更加重用前者，则是不会有问题的。 3.偷梁换柱 古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思忖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一是利益。但细想起来，帝王的感情是有限的，皇室的利益也不是无边无际。所以帝王有利益给甲大臣，就难免要亏乙大臣。这其中的道理真有点像儿童做游戏时说的，好事轮到谁，谁高兴，而坏事则是轮到谁，谁倒霉。但有时情况特殊，属于非正常的例外，帝王不希望倒霉的臣下却眼见要倒霉，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帝王仍要扭转乾坤，方法之一就是偷梁换柱，嫁祸他人。 北朝十六国时，后赵石虎的太子石宣骄奢淫逸，大造宫殿，役使民工数万之多，百姓怨声载道。禁军领军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对太子的行为加以阻止，但因此却开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现了“荧惑守房”的星象。所谓“荧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火星。火星本呈红色，荧荧发光，亮度常有变化。以今天我们对天文知识的了解程度，实在不难明白它变化的道理，因为火星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差不多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要长一倍，所以站在地球上看火星运行的轨迹，则有时向前，有时向后。可古人天文知识贫乏，不明白火星色泽泛红，为何行踪忽东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称火星为“荧惑”。所谓“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称为“天王布政之宫”。他们以为，反复无常的“荧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这个星象一出现，石宣心想机会来了。他要借这次天象除掉王朗，于是就收买负责天文星象工作的太史令赵揽，要赵揽向皇帝石虎进言，就说要想逢凶化吉，必须“以贵臣王姓者当之”。目标是直冲王朗来的，所以当石虎问“这王姓都是谁”时，赵揽脱口而出，说：“王姓大臣中最尊贵的，莫过于王朗了。”要杀王朗，石虎哪里舍得。石虎不同意，要赵揽再举出个次一等的。赵揽无奈，只好再举个次一等的中书监王波。——既然要消灾，就不得不付出生命代价。于是中书监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本来石宣谋划的是除掉王朗，因为王朗虽为朝中重臣，但他有碍自己的作为。而石虎所信任和保护的也是王朗，因为他对自己的统治有益也有利。但是，不管是太子的谋诛，还是皇帝的有意保护，都通过星象师赵揽之手，把灾祸转嫁到与此全无干系的王波头上。太子有意设计，却未能遂愿，皇帝偷梁换柱，竟达到了保护重臣的目的。这真可谓古代皇室政治斗争中的一出悲喜剧。皇帝和太子各施心术，各逞计谋，双方像打太极拳一样，你来我往，但拳脚所击打的都是无辜的臣下，在这种情况下，像王波这样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了。 4.下诏罪己 帝王在对待大臣、处理政事时，如果他感到罪己比杀人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么这时他也会选择前者，因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终要考虑的。 曹魏黄初二年六月，日食发生。日食在今天看来已是一种很容易理解的自然现象，即日、月、地球三者并行，月球挡住了太阳光线，就出现日食。古人往往把自然现象与人间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自然的非正常现象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如不及时向上天承认错误，上天就会给人间降下灾难。当时，负责官员将此事上报文帝曹丕，要求按旧例罢免太尉以避灾。此时的太尉是老臣贾诩。这贾诩原本是张绣手下的谋士，归附曹操后，他自知身为降臣难与曹操旧部相比，于是就暗地里在曹操儿子曹丕身上下功夫。他先是帮曹丕“深自砥砺”争宠、固宠，谋算曹操身后自己的政治命运。一次曹操就立嗣一事征询他的意见，贾诩避而不答。曹操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回答说是在想袁绍和刘表的儿子们因争立而相互残杀的故事。这一说，曹操自然明白这是在劝自己按长幼顺序册立曹丕为太子。贾诩在老谋深算的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冒险押了这一宝，暗怕会被多疑的曹操识破，自此便韬光养晦，闭门不出。后来曹操果然立曹丕做了太子，曹丕也知道贾诩于此事甚有功劳。所以，曹丕一上台，就立刻任命贾诩做了太尉。曹丕重用贾诩，不光是因为贾诩对自已有恩，而且还因为贾诩的深谋远虑对自己稳坐帝位大有用场。而这黄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称帝的第二年，政局还未完全稳定，当然不能因一个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贾诩。所以，曹丕听完报告，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这不是圣人的做法。文武官员们，大家小心尽职吧!以后凡有此类警告，绝不归罪你们。”曹丕这纸“一切责任由我来负”的罪己诏书，不仅保住了谋臣贾诩，而且也为自己买下了宽仁、厚待功臣的美名。 帝王的所谓“下诏罪己”无非是把政治行为过失归罪于己，这里表现出的有帝王的政治胸怀，也有帝王的个人人格问题。后代帝王一遇政治困难便做自我批评的做法不免显得太过做作，太缺乏真诚，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在中国早期政治家那里倒显得更真实自然、更感人，也更产生政治效益。 5．情感诱惑 帝王君主在驭臣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情感投资，从而深深感动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 刘秀早年有个老同学叫严光。此人一生清高。刘秀做了皇帝后，这严光干脆隐姓埋名，不与官家发生任何联系了。但刘秀还是设法使人找到了严光，并亲自下驾到严光的住处来拜访严光。刘秀来到，严光还没有起床。刘秀驻足观看，严光仍旧呼呼大睡。等了大半天，严光才缓缓醒来。他见刘秀坐在自己身边，不用问就知道皇帝此行又是请他出山做官的。严光直言不讳地说：“古代有个贤君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觉得这话弄脏了自己的耳朵，就忙到河边去洗耳朵。我虽不是许由，但立志向许由学习。你还是请回吧。”刘秀无奈，只好悻悻而归。 刘秀之所以强请严光出山，并不仅仅显示自己虽然做了皇帝但仍不忘过去同窗之谊，他实际上是要用他对严光的情感和友情投资为臣下和世人作出个榜样，以便争取臣心和民心。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得淋漓尽致。上次刘秀在严光住处碰了软钉子之后，刘秀不久又把严光接进宫中，这次刘秀与严光只谈过去友情，只字不说请严光做官的事。两人畅叙到深夜，刘秀完全不摆皇上架子，夜间就和严光同床睡着了。一觉醒来，刘秀发现严光的大脚正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这时天已大亮，大臣们进来发现这一情景，个个恐慌不安，刘秀却满不在乎地说：“一晚上我和老朋友同床睡了个好觉。”严光的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却颔首微笑、谈笑自如，大有欣赏备至的味道。刘秀以超常规的宽容和难以想像的低姿态对待这位儿时的朋友，无疑有他的真实情感在内。但作为做了皇帝的刘秀，他所做的这一切又有多少属于纯粹私人而不牵涉政治甚或邀买人心呢?这种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确切无疑的答案，但他的这一行为被载入史册并因此获得众多赞誉，却也是显见的实情。 6.收买人心 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条条大路通罗马”，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像汉高祖刘邦，当年打天下时，前有韩信等横扫千军、攻城略地的武将，后有萧何供应粮草、补充兵员坚强得力的后盾，同时还有张良为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陈平出奇制胜，全力辅佐等等。刘邦战胜项羽夺得天下之后，由于大臣们争功不止，封赏工作迟迟无法进行，仅封完刘氏宗室和外戚就停止了。有些旧臣对此很不满意，一时间议论纷纷，人心浮动。刘邦对此颇为担心，就把张良找来询问原委，研究对策。张良详细向刘邦作了汇报，并添枝加叶地说，大家对皇帝迟迟不赏功臣很有意见，就要计划造反了。这准备造反的人当中，连曹参和陈平也包括在内。刘邦一听，情况十分紧急，忙向张良讨主意。张良说：“陛下取得天下靠的是这批功臣，而现在封赏的却大都是亲戚朋友，将领们怕封赏轮不到自己头上。还有，陛下平定天下剪除的都是平常怨恨的人，现在还没得到封赏的人当中，哪个敢保证平时没有一点过失，因此他们是怕陛下乘机处罚打击他们。”刘邦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天下初定，功臣良将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于是忙问张良怎么办才好。张良问刘邦：“这些人中有没有陛下平时最憎恨、最不喜欢的？”刘邦说：“有。雍齿仗着和我同乡，曾经多次跟我过不去，我早就想杀掉他。可是因为他立功多，所以一直不忍心下手。”这里所谓“功多”、所谓“不忍心”其实都是说给人听的。韩信不是功盖天下，照样被杀掉了吗?刘邦深知，此时最要紧的是安定人心，于是这一念之间，雍齿就彻底改变了命运。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当天设酒摆宴，封雍齿为二千五百户汁方侯。群臣得知雍齿受封的消息，都很高兴，他们说：“连雍齿都有资格封侯，这封赏还怕轮不到我们吗?”于是，一场即将发生的骚乱，以雍齿的受封为界，在一夜之间就平息了。主意显然是张良出的，可实际操作者仍然是刘邦。利用封赏最不喜欢的人稳定臣心，收买人心，刘邦做得出色到家了。
无独有偶，唐太宗李世民也有意识地做过与刘邦类似的事。刑部尚书张亮被控犯有谋反罪，唐太宗非常愤怒，下令朝中百官讨论如何处置张亮。对于这个问题，多数大臣都认为张亮罪在不赦，应当立即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认为张亮犯罪证据不足，不应定罪，并且在朝廷上说得慷慨激昂，把倾向治罪的唐太宗一时弄得很没面子。盛怒之下的唐太宗根本不听李道裕的话，毫不迟疑地就把张亮杀掉了。事后不久，刑部侍郎的职位出了空缺，因为这个职位关系到大唐帝国执法的准确和严肃，所以唐太宗反复叮嘱宰相要严格对待这个人选。可是，宰相几次上奏推荐的人，唐太宗都没有批准，最后唐太宗竟建议宰相把这个位子让李道裕来坐，理由是李道裕执法谨慎严格，这个说法的确是过硬的。但是还有，群臣都知道李道裕曾经当众反对唐太宗的意见，唐太宗不会不记得。而现在偏偏任命李道裕做这个执法官，这其中哪能没有名堂。于是，此项任命一经公开，朝廷上下无不盛赞唐太宗的仁德和雅量，开明君主的招牌亮得更鲜艳了。由此可见，唐太宗的任命李道裕和汉高祖的分封雍齿无疑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7.丢卒保车 中国封建皇权社会是一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宁做可以任意调兵遣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大利益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 明成祖永乐年间，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势大。镇守贵州的都督马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刺激当地的少数民族造反，以便抓住口实，彻底废除土司制度，代之以中央选派的“流官”。其中采取的最极端做法是把前任土司头目的妻子奢香脱光衣服鞭打。这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果然愤怒异常，打算起兵反叛。但被现任土司头目坚决制止了。他亲自进京上访，状告马烨。永乐帝自然对此事洞若观火，他明白马烨完全是为了明王朝利益，又清楚此时正是提出交换条件的好时机。于是召宣受辱遭打的奢香进京。永乐帝问奢香说：“马烨辱打你是错误的，我现在为你除掉他，你准备怎样报答我?”奢香叩头说：“我保证世世代代不犯上作乱。”永乐帝微微一笑，说：“不犯上作乱是你们的本分，怎么能说是报答呢?”奢香万般无奈，答应为明王朝从贵州东北部开一条通往四川的山路，以供驿使往来。奢香答应的这一条件无疑是永乐帝极其欢迎的。官府有路可通，铁鞭可及少数民族地区，那他们自然不敢再造反。永乐帝也实践诺言，随即召回马烨，将其斩首。这马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王朝的利益，但他所做的一切却又成了最后被杀的罪状。事后永乐皇帝也说过：“我也知道马烨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如果顾惜他，就没办法安定贵州这块地方了。”话说到这份上，即使被杀的马烨在场也不会再有什么话说的。 8.互相监督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虽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却也不免常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雍正皇帝刺探监督臣僚，不仅限于公务，就连私生活他也不曾放过。据载，某大臣退朝后邀了几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玩几圈麻将牌，玩着玩着忽然发觉牌少了一张，无奈只好就此罢手。第二天上朝时，雍正问某大
⑵ 河神2结局是什么意思
《河神2》在结局中，大boss终于揭晓，原来幕后之人并不是戎傲霜，而是范君尧，戎傲霜和范君尧都是被古登堡收养的，他们返回天津就是为了执行古登堡的计划。
但范君尧觉得那些计划很可笑，便暗中策划一切，想要为母亲报仇，戎傲霜从小就喜欢范君尧，甘愿成为他的棋子，甚至为了他牺牲自己。
最后范君尧死了，郭得友被他推下水，与一个怪物纠缠，而这个怪物就是变异的连化青，郭得友在杀了连化青后，因体力不济逐渐沉入河底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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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神2》是由爱奇艺、工夫影业、闲工夫联合出品，田里执导，金世佳、张铭恩、王紫璇、陈芋米主演的民国奇幻探案剧。
该剧改编自天下霸唱小说《河神：鬼水怪谈》，承接第一部《河神》的故事，讲述了恶水之源爆炸因果未明，津门事变，悬案再起，郭得友、丁卯、顾影、肖兰兰津门天团再次聚首，探寻“九牛二虎一鸡”连环大案背后真相的故事。该剧于2022年7月6日在爱奇艺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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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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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一想到顾版君尧对夏梦语的温权柔呵护，程思的心口立刻疼的发紧。
“思思，你在想什么？我刚刚说的你听见没有？”
夏梦语摇了摇她的胳膊，她才察觉自己走神了……
“嗯……小语姐你说什么？”
“我刚才说啊……”
电梯抵达大厅，两人刚好路过前台旁的茶水间……
⑸ 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是哪年\以什么事件开始的
洪武年间的文字狱
文字狱的出现源于洪武朝的文武之争。自立国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名言，开始大量起用文人，制定朝仪、典章、刑法、军制、户籍、学校等等规程，使得明初气象具备，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水涨船高。如此一来，那些早期追随于他的淮西武将集团顿生不满之心，认为天下是我们拼命打出来的，凭什么让那些身无尺寸战功的文人来当家？于是想出了一个压制文人的计策来。
某日，他们推选出几个能说会道的跑去向太祖告文人的状。起初，太祖拿出“平乱用武，治世以文”的道理来劝他们。这些人表明唯唯，待太祖一番宏论之后才小心说道：陛下之言诚然不错，但是对文人们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些人仗着自己有才学，往往会因一点点不满意就会用隐讳的言词进行挖苦诽谤。陛下虽然对他们很好，可是能够保证让他们人人满意吗？
这么一说，太祖心里也是有些吃不准了，就问他们是否可以拿出例子来。这一问正中进言者的下怀，于是立刻说道：您知道张九四（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的小名）好文的事情吧？他对文人的宠爱比您可不差，高官厚禄，宝马香车，供奉无缺。可是在他自立称王的时候，让文人们给他起官名，就得了士诚这么个名字。
太祖想了想说：这名字不错，待士以诚，正好符合他的做为。
进言者一笑道：看来陛下也被这些坏心肠的文人给蒙敝了。您可知道，《孟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士，诚小人也”。连读出来就是“士诚小人也”。您看，这不是变着法骂人家是小人吗？可怜张士诚给人家叫了半辈子小人，至死还被蒙在鼓里。
太祖立刻命人拿来《孟子》一查，果然找到了这句话，从此就开始留意文臣们的奏章之中有没有什么可疑词句，以后又扩展到诗文书稿。
以上这个故事出自明景泰朝黄溥所著的《闲中古今录》。虽然不能就此确定这就是洪武年间文字狱的起因，但却可以证明当时确实存在着文字狱。其实，真正构成文字狱的原因还是出在明太祖本人的想法。他兴起文字狱的目的无非两条：
1.打击不顺从于明朝的文人；
2.个人心理上的极度自卑与自尊。
前一条从维护统治的观点来看，也还算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第二条就完全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了。说白了，就是变态。
先看第一条。明太祖作为历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难免受到那些以门第论高下的文人士大夫的轻视和憎恨，因此许多人是不屑与之合作，更不肯称臣。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叫做夏伯启的人和他的侄子。他们为了表示自己不仕明朝的决心，甚至不惜斩断手指。后来被捉到南京后，太祖问他们：乱世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伯启答：红寇（对红巾军的篾称）作乱的时候，我避祸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里。太祖本人出身红巾军，最忌讳的就是有人在他面前提“红寇”、“红贼”什么的，因此立刻大怒：朕知道你心怀怨恨，对朕的天下不满意。所以，你说“红寇”分明是别有所指，借题发挥地辱骂朕。好啊，你不是宁斩手指也不肯归顺吗？那就不用归顺了！朕要将你们叔侄枭首示众，来警戒那些狂妄之徒！
在明太祖的授意下，夏家叔侄被押回原籍处死。此后，又有苏州人姚润、王谟等因拒绝出仕而被抄家处死。这些都是《明史·刑法志》上记载的。
经过这样一场腥风血雨，文人们胆怯了。许多人不得已应征来到南京，但还是不肯做官。在这些人之中，以元代文学大家杨维桢的经历最具典型性。
据《明史·杨维桢传》记载，其人字廉夫，号铁崖，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纪元1327年）进士。仕元为建德路总管推官，红巾乱起后避难于富春江。其人文名播于天下，尤擅诗文，时称“铁崖体”。洪武三年（纪元1370年）第二次被征之时，已是74岁的高龄。对着前来催促的地方官，他写下了《老妇客谣》一诗来婉言拒绝，自比诗中那位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能再嫁，并明确告诉太祖，如果逼迫我仕两朝，只能跳海自尽以全名节。太祖见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吓唬不住的，再则名气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伤自己的“圣德”，因此只得作罢。
对明朝不肯妥协的除了象杨维桢那样的故元遗民之外，还有一些则是曾经仕奉于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阴人王逢，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士诚败亡后他隐居在乌泾（在今苏州附近）。洪武十五年（纪元1383年）被征，抵死不从。幸好他有个在南京做官的儿子，苦苦哀求之后才得以放归。事见《明史·戴良传》附《王逢传》。
这些或为故元遗臣，或为群雄旧部的文人，如杨维桢、王逢这样自恃气节而不仕两朝的还有许多。例如回族诗人丁鹤年以自家世为元臣，逃避征召，放浪山野，至永乐年间方死；长乐人陈亮自以元之儒士，终身不仕；卢陵人张昱自以为元臣，先后拒绝了张士诚和明太祖的征召，太祖见其老迈，说了一句“可闲矣”就放归了，他遂自号“可闲老人”，小心翼翼地过日子；杨维桢的同乡兼学生张宪仕张士诚，士诚灭，张宪隐姓埋名，晚年死于杭州报国寺。这些人的事迹，除张昱之外，都在明史之中有本传。张昱事，则可见其本人的《可闲老人集》。
由于看到这些文人都不肯归附自己，明太祖对于文人的厌恶也就可想而知。而这种厌恶一旦与内心之中的隐疾发生作用，则势必爆发出乖戾的行径。这就是我们即将提及的第二条。
怎样给一个人定罪，尤其是文人，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其写下的文字之中去挑毛病，找借口。一旦这些文字不小心触动了敏感神经，立刻会按照自己的个人思维来加以曲解，无限上纲的去引申原意，达到入人于罪的目的。这就是文字狱的通常特点。
明太祖基于其出身经历，内心之中自然也划定了一块不可冒犯的禁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和尚，所以但凡所见文字之中沾上“光”、“秃”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即使是个“僧”字也同样很刺眼。到后来，又向外推广至于谐音的“生”字也被纳入忌讳的范畴。再有，他是从红巾军之中起家的。前面说过，在元廷看来，红巾军是“红贼”、“红寇”，因此太祖也讨厌有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后来，连“则”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明太祖基于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当自卑走入极端之后，自尊心就会膨胀起来，达到另一种变态的顶峰。这种变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都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寻找一位古代同姓名人做祖先，以示其正统，太祖亦不能免俗。《明朝小史》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太祖在和文人们讨论修玉堞宗谱的时候，打算拉上南宋大儒朱熹做祖宗。恰在此时，有一个从徽州来的朱姓地方官来陛见，太祖想，徽州是朱熹的老家，如果能把这个人拉成本家，那么对于证明自己的出身无疑是个很有力的证明。于是，他满怀希冀地问对方是不是朱文公（朱熹的尊称）的后裔。那人不知圣意，只怕犯欺君之罪，因此据实回答说不是。这下，太祖不免大为沮丧，再想到就连一介小官儿都不肯冒认祖先，何况自己贵为天子呢？再说，自家上溯几代也和江南徽州没有半点关系，硬攀亲的话，若是被明眼人看出，岂非惹人耻笑。于是认亲之意遂寝。
不能认亲，但并不代表太祖就此放弃了对自身尊严的渴望，因此他的目光又转到徽北大同乡汉高祖刘邦的身上。灵机一动之下，他索性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出身寒微，与汉高祖一样都是不籍祖荫，白手起家的英雄好汉。此后举凡圣旨、言论无不特意为自己加上“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亩”以及“出身寒微”等等称号，凸现自己完全是凭借个人能力打天下，从底层一步一步走上龙位的。但是，这种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如果哪个人敢于多言，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和悲惨的结局。
明太祖对文字是否犯禁的评判，完全是以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文化水平做准绳，并不会去设身处地地为作文者考虑什么。这一点也是完全符合文字狱的特性的。下面，列举一些在洪武朝较为著名的文字狱案例来加以说明。
一、因字讳而取祸者：
（1）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代海门卫官做《谢增俸表》，这篇官样谢恩文章之中有“做则垂宪”之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做《贺万寿表》，这是贺皇帝寿辰的表章，其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案察使做《贺冬至表》，这是庆典祝贺表，而其中出现了“仪则天下”语；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和案察使做《正旦贺表》内有“建中则做”；澧州学正孟清做《贺冬至表》，内有“圣德作则”语。以上这些本来都是一些“颂圣”性质的马屁文章，但只因沾了一个与“贼”谐音的“则”字，就入了罪过。
（2）常州府学训导蒋祺为本府做《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因“生”与“僧”近而入罪。
二、因词音而取祸者：
（1）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做《谢赐马表》内有“遥瞻帝扉”语，本义是遥望帝王宫阙的门扉，表达心怀皇帝之心。却被理解为“帝非”，帝王怎么可能有不对的事情呢？诽谤圣君，杀。
（2）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做《贺正旦表》内有“取法象巍”，“取法”被解做“去发”，去发为秃，这不就是变着法影射太祖做过和尚么？不死待何？
（3）亳州府学训导林云为本州做《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式君父”被理解为“弑君父”，弑杀君父，岂非谋反？
（4）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县做《贺万寿表》，其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藻饰太平”被曲解为“早失太平”，盼着国家早早失去太平，这是多么恶毒的诅咒啊！
（5）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做《贺立太孙表》，这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纪元1393年）立长孙朱允文为皇太孙时的祝贺表，只因其中有一句“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之中，“有道”被解做“有盗”，青门则被认为是佛寺，这下就变成了讽刺太祖做和尚的经历和加入红巾军是做盗贼。
（6）以上这些人死得固然很冤，但却冤枉不过陈州州学的训导，他为本州代作的《贺万寿表》内，一句“寿域千秋”被疑似犯忌，但左右挑剔过来又找不到什么问题。然而，太祖还是不肯放过他，最终还是与前面那些人一起上了枉死城。
以上两大类遭到杀身之祸者，都记载于《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引《朝野异闻录》。至于因句意而取祸者，在徐贞卿《翦胜野闻》中记载如下：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为本府做《万寿贺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大概经过以上介绍后，各位读者也可以看出这句犯了多大的忌讳。“光”、“生”和“则”都是犯了太祖大忌，这一连读，本来一句老生常谈式的颂圣句子就变成了“当着和尚骂秃子”，外带讽刺太祖入红巾为贼的过去。太祖这一怒，作者本人自然不必客气，脖子上咔嚓一刀是逃不掉了，就连礼部官员也被迁怒，遭到严厉训斥。吓得他们连忙上表请罪，并求太祖降诏，申明忌讳，以警臣民。
于是，在洪武二十九年（纪元1397年），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拟定了一个《庆贺谢恩表式》，也就是一个教大家如何给皇帝写表章的规范格式。一切贺表都按照这个内容抄录，然后写上自己的官职和姓名即可。是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只求保命不求文。这又是太祖变态心理所造成的一大笑话了。然而，这样的笑话背后隐藏着太多的冤魂，任谁也笑不起来了。
除了在自己可以看到的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洪武文字狱也渐渐扩展到文人们的日常生活言行与文字之中。
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了佥事陈养浩有“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的诗句。这种和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样写征人怨的普通诗句落在太祖眼中，却变成了动摇军心士气的不轨之心，遂将陈养浩贬窜至湖北，却还觉得不解气，又下令将他丢入水中淹死（就像杀韩林儿一样）。
同类事件又见于《蓬窗类记》、《消夏闲记摘抄》、《古穰杂录》、《静致居诗话》和《明史·高启传》等多书记载苏州知府魏观案，因其将府衙建在以前张士诚王府的遗址之上，遭到太祖忌恨，接下来又得到密报，说在为新府衙上梁的时候所写的祭文之中有“虎踞龙蟠”四字，于是下令将魏观腰斩弃市。
杀了魏观，太祖还觉不足，又将屠刀架上了祭文作者高青丘的项上。据《明史》本传载，青丘是他的号，名启，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诗风雄健，才情高远，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洪武元年（纪元1368年）应召入仕，参与编修《元史》，为魏观写“上梁文”的时候，已经致仕居于苏州。按理说，他是与明朝合作的文人，又富才名，即使是比照杨维桢，也不该被陷入文字狱中。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何况太祖对他也不是第一次不满了。早在高启为翰林院编修的时候，就因他所写下的《题宫女图诗》之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句被太祖疑为讽刺而暗记在心。如今，旧欠未清，新帐复生，太祖也就顾不得是否担上“害贤”之名，干脆腰斩了事。高启死后，其诗集也遭到毁禁，直到清朝初年，才有人敢拿出来刊行。高启一案，被后世称为“国初冤狱”。
如果说，这些被太祖找茬杀掉的人令人可叹，那么一个自动将脖子送到太祖刀口下的来复和尚的死除了令人嗤笑之外，也实在无话可说了。这个和尚不好好参禅念经，却为了讨好太祖，非要“知难而进”，写了一首“颂圣诗”献给了太祖。当太祖看到其中两句“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的时候，立刻下令杀了这个不长眼的和尚。因为在太祖看来，“殊”字拆开就是“歹”和“朱”，这不是在指责我朱家不好吗？那“无德颂陶唐”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骂我“无德”。陶唐就是古代传说之中的贤君尧，用尧来影射我的帝王之位，却又言我“无德”，其心可诛了。从《二十二史札记》上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只觉哭笑不得，不知各位读者又是怎样一副心情呢？
再后来，文字狱的范围又扩大到地方官对朝廷的事务性表章之中的错字上来。兖州知州卢熊上表言自己官印上的“兖”字被误刻为“衮”字，请求改正。结果，太祖把“衮”字认成了“滚”字，就恨上了卢熊，认为他是要自己“滚”。巧言令色的辱骂圣君，这怎么能容？结果不久之后，太祖就借胡惟庸的“党案”把卢熊给杀了。自己不认识字，却把人家给杀了，这样一个黑色幽默被记入《水东日记摘抄》之中，太祖九泉之下是否也自觉脸面无光呢？
帝王之忌，往往很快就会演变为举国之忌，因此在洪武三年时，明朝颁布了一系列的忌字，禁止平民在名字之中使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二十六年，又加上了太祖、圣孙、龙孙、皇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郎中和太医是针对民间医生，待诏则是针对从事梳头理法的行业的人。因此，在明代的医生只能称医者、医士、医人，如果谁看到一部明代背景的影视作品里出现郎中的称谓，那么尽可笑其无知了。至于理法师们，在那时则改称“整容”，也不知是不是现代整容业的始祖了。这些，也是来自《水东日记摘抄》的记载。
在后世史家看来，正式可称为文字狱的时代，是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这十三年的时间，其间因各种与文字有关的事件而被杀者达十几万之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其牵连之广、死者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洪武文字狱，十三年间，只有一人得了活命。
其实，洪武三十年还有南北榜案，也是文字狱的延伸。
倒霉的就是那个在二十九年拟定贺表格式的刘三吾和另一位主考白信蹈。
发榜之日，自状元江西人宋琮以下中第者皆为南方人，北方人尽名落孙山。
北方考生大哗，引发御案，朱元璋命侍读张信查阅试卷，结果北方人依旧无一录取。朱元璋对张信也不满意了。后来，有人告张信是受了刘、白二人的托请，故意取不合格的卷子来披阅。太祖大怒，杀白信蹈和张信等考官，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免死，充军。状元宋琮也同样被充军。
之后，太祖亲自出题监考，录61人，都是北方人。
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又称春夏榜案。
刘白张等对北方人的歧视固然不对，但太祖之后又矫枉过正了。
其实，他对此案之所以态度严厉，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准的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排斥异己行为的不满。也是为日后所发生的李善长大案做一预演。
朱元璋的自卑使得文字狱空前惨烈 文字狱发展到明朝已经是高潮了
还有贼、寇等等，后来推广到谐音字“则”、“生”等等。
窦娥死的时候，真的会下雪吗？
从14世纪全球气候大异常的背景分析，也并非没有可能。
有小说说,那是人死后,怨气冲天,引起的气候突变而已.嘎嘎,还好窦蛾没有修成元婴.
不过，元朝能够允许这种讽刺时弊的作品流传下来，而作者本人也没遭到逮捕、关押，可见元朝是没有文字狱的。蒙古贵族也并非没有精通汉文化的，元文宗本人就精汉文，通书画，还亲手绘制了一幅相当出色的城市规划图。元朝大诗人忽都剌的学问就更不必说了。元代杂剧之中早有24本连台的《西游记》，从玄奘之父陈光蕊赶落水到师徒四人取经归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唐僧的形象早已完备。明人吴承恩之同名小说虽然不能算抄袭，但至少是脱胎于该杂剧。许多故事根本无需原创。这比明朝可强多了。元朝海外贸易基于蒙古征服的威力，达到了宋朝所不能达到的地域，交易国超过100个（宋朝不足80）。所以，元朝是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中国科技在元代的成就绝不在唐宋之下。如果元朝能够维持得更久些，那么这个朝代的建树当更盛唐宋。
宋朝到了，这个朝代的文字狱在逐步升级，已不是以前那些时代的小打小敲，而是大张旗鼓，搞得热火朝天，人嚎马啸。北宋南宋两个王朝的文字狱，一个出于党争，一个出于权奸。前呼后应，愈演愈烈。
北宋的朋党争斗将政治这口铁锅烧得通红，并且也将皇帝烤得大汗淋漓，加上国家多事，战争不断，士大夫们争权夺利的声浪一浪高似一浪。皇帝既运筹无术也驾驭不力，他没有足够的智慧和旺盛的精力来应付这些杂事了，那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们在等着他去治疗性饥，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似发红的灯笼在招引他去云雨巫山。国事？权利？你们去争好了。以儒文立国的北宋，科举有着较大的发展，科举这个举贤卓才的措施从隋朝开始到这里已是第三个朝代了，北宋政府自然是十分重视科举，文人们在这个时代也是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之态，他们性子硬，意气盛，议论也就多了起来，这样朋党产生了，派性林立了，一改太祖太宗时期正廉之风。到了真宗时期，腐朽奢侈之风有如遍街的垃圾臭不可闻，也就是这片土壤上滋长了两派，一派以宰相寇准为首，一派以右谏议大夫丁谓为首。这场争斗，是一场关系着北宋安危的争斗。面对契丹的犯边，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护帝往江南躲避，寇准极大阻止，可丁谓极为赞成，赵恒这个不算英明的皇帝自然是赞成。结果是好人斗不过坏人，寇准被挤出相位，丁谓小人得势登上相位，并被封为晋国公，勾结宦官雷允恭，独揽朝政，实在可恶。又值得可贺的是，仁宗即位后，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可叹只可叹寇准被罢相后被贬到雷州半岛。许多时候，好人总是斗不过坏人，这不是定律，但几乎就是规则。
仁宗赵祯登位，他的智慧虽比赵恒丰富，但他无法压制大兴而起的朋党，朋党之险朋党之弊朋党之利，文章大师欧阳修的《朋党论》可谓切透肺腑，提出君子是以同道为朋，小人是以同利为朋，指出治理国家必须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此文的气势和战斗力倍受当时文人和后代文人的褒扬。此文在党争中推波助澜，波及后世，后世的党争都有人用它作思想武器，直到清代雍正皇帝还郑重其事地作新的《朋党论》以反驳欧阳修的论点。朋党有小人集结的朋党也有君子组织的朋党。前者害国，无恶不作；后者利国，惩奸压邪。那么作为一国的君主，他是重用小人朋党还是君子朋党呢？君主老爷就要看他自己的利益了。我要看朋党们哪个的话语顺耳，哪个更加忠君（他当然只看得出表面的一套）。两派的斗争自然是邪正的火拼，正党借用文字作品制造舆论攻击邪党，邪党就用对方的攻击文字制造文字狱回击，并且还要掇拾对方的私下文字采取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等卑鄙手段。
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和范仲淹的力谏仁宗废后事件，至使二人被贬，成了北宋邪党兴文字狱的第一阶段，发刃者乃是奸邪宰相吕夷简和恶毒权奸枢密使夏竦，他们制造的文字狱成了一种厉害的武器，用来对付正直的大臣，真是苍天无眼，这等恶毒的手段居然时时得成。文人们干起事来就有满腹的豪情，他们的满腹文章有如阵阵蒸气要冲动政治这台笨重的机器，他们热衷政治，便有意识地写诗作文为政治斗争，为刚烈的正党效忠。从某个角度讲，文人们用文学作品来献身政治对文学本身是一种伤害，对文学的发展制造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对文人自己也是一种无情的摧残。仁宗时太子中允石介的《太历圣德诗》事件就为后来的苏轼、黄庭坚的文字冤狱开了路。
说来也是伤心，文字狱总是伴着文人的安危，也伴着国运的盛衰。范仲淹被贬，缘于庆历新政之祸，庆历新政的流产主要是北宋王朝没有力佑而致，又正因为没有广施庆历新政，北宋王朝就得了个贫弱交加的疲软症。人们都在寻找出路，都在茫茫黑夜中追寻黎明的曙光，于是，天地间踏步而来一个巨人。王安石的名字便以骄傲的姿态登台亮像，变法的号角在皇朝浩荡，吕惠卿、曾布、章n（此人我最不愿与他交往，因他害过苏轼）、邓绾等都成了变法派冲锋陷阵的枪手。有冲击派就有保守派，这一支兵团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向变法派强攻。历史潮流也确实了得，这不？郑侠使这股潮流冲出来了，他确实也是厉害，一记献图上书事件，就追使王安石退出了相位。
郑侠原来紧跟王安石，后由于不满新法，就逐渐疏远了他。中原百姓倍受旱灾之苦，郑侠把目睹的惨象绘成了一幅《流民图》，另写一份秦疏呈奏神宗，劝神宗开仓济贫，神宗得图与疏，反复观读，倍受感动，很快开仓救灾，并废除了新法中的十八项规定。神宗变法的决心发生了动摇，王安石见新法难以施行，便请求罢相。变法派没有了主子，吕惠卿、邓绾等人惊惶失措，跑到神宗面前哀嚎痛哭，终于神宗回心转意，没有废掉新法。这下轮到郑侠倒霉，御史台判他为擅发马递之罪。郑侠不甘心失败，又画了两幅图，一幅画魏征、姚崇、宋（jing）三人事迹，另一幅画李林甫、卢杞，总题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图迹》呈现朝廷，占了上风的吕惠安见郑侠以李林甫、卢杞影射他，即劾奏郑侠谤讪时政，交御史中丞邓绾、知制浩邓润甫等新法派审判，结果是郑侠被除名编管汀州。宋代刑法官员流放，“编管”是第二等级的处分，最轻的是 “安置”，最重的是“羁管”。尽管郑侠被“编管”，但他们的一方毫不畏惧，御史台吏员杨忠信把抄好的《名臣奏疏》送给郑侠，以表示敬仰，吕惠卿知道自然恼火，即唆使御史知杂事张（zao）上疏诬郑侠谩骂神宗，这样郑侠的罪更重加重处分，被“羁管”英州。吕安国本想置郑侠于死地，他没被处死，我们就得感谢宋太祖赵匡胤，是他立下了不杀死文人士大夫的规矩，并有誓约藏于太庙。后哲宗赵煦继位，由高太后听政保守派得势，郑侠被召回朝廷。哲宗亲政，变法派得势，郑侠又被流放。徽宗赵佶初立，想调和两派，郑侠被召回。蔡京专权，保守派失势，郑侠又流放。为君主服务的文字狱将一位正直的大臣折磨得死去活来，郑侠的生涯充满戏剧性，颠三倒四，荣辱等身使他一生不得安宁，而他又恰恰成了斗争的牺牲品，最后穷光而死，真是可叹可哀。
中国古代的文字狱不得不提起“乌台诗案”，它的兴起，为苏轼的贬谪生涯作了开路先锋。
熙宁四年（1071），苏轼坐任开封府判官，他针对初兴的变法风潮，便为救世方针提出九个字： “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其实这九字言不管在哪个朝代都会深得人民，可作为宰相的王安石极其不满。使王安石更加恼怒的事又发生了，那是在开封考进士之时，是苏轼主考，他发策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的原因，苏轼是借此事来影射王安石鼓励神宗独断专任，吃亏的自然是百姓，败坏的自然是国事。王安石见苏轼这样待他，就唆使御史谢景温搜集材料劾奏苏轼，想尽办法打击。一个人存心要揭别人的鬼找出他的错处，不是一件难事，苏轼成了恶势力的众矢之的，要在他身上找出“劣迹”也就不是难事。御史中丞李定受王安石暗使，从苏轼的数十篇诗文中搜集了谤讪皇上和朝廷的词句有六十多处，并且涉及了苏澈、司马光、曾巩、黄庭坚等人。苏轼的《山村绝句》有一首反映了盐法之弊：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
反映青苗法之弊的有：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有了这么多“生动的劣迹”，恶势力们已是大有收获了，大文豪在狱吏的威逼下，只好作出解释。于是恶势力欣喜若狂，稳操胜券。在 “犯上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神宗下诏逮问苏轼。在狱中，他只承认那被搜集的六十多处只有《山村绝句》是咏时事的，其它的诗句根本没有什么讥讽，更谈不上什么谤讪皇上。可恶势力哪里顾得他申辩？不承认就加倍折磨，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屈认，并甘愿服法。他感到重见天日的希望已经没有了，面临人生的极限，想起了胞弟苏澈，手足就要永别了，这是何等的苦楚，身囚寒狱昏暗的光线，和着泪水向胞弟写诗遗情：
圣主如天
⑹ 河神2最后一集片尾戴面具的会是谁
不是陆老板就是付来勇。因为陆老板 （田里，也就是本片导演饰演），他之前就说了让郭得友不舒服找他，就是知道他变异了，再加上导演亲自演的，大boss无疑。
该剧改编自天下霸唱小说《河神：鬼水怪谈》，承接第一部《河神》的故事，讲述了九河下梢，民国津城，“小河神”郭得友（金世佳饰）、“漕运大少”丁卯（张铭恩饰）继续追查恶水之源爆炸迷案，岂料崔疯子化骨身死，外交官自燃焚亡，海河里冲出水下墓冢。桩桩大案接踵而至，一时间天津卫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6)男主人公叫顾君尧是什么小说扩展阅读：
《河神2》热播
由爱奇艺、工夫影业、闲工夫联合出品，天下霸唱原著《河神鬼水怪谈》改编，李莅樱任总制片人，田里执导，汪启楠监制，金世佳、张铭恩、王紫璇、陈芋米主演的民国奇爽探案剧《河神2》已于7月6日开播。
承接上一部，剧迷们熟悉的角色悉数回归，再次拉开新一轮津门奇诡传奇的序幕。值得一提的是，演员裴魁山作为特别出演惊喜加盟，演绎笑面虎郑副队长，与付来勇组成一对互怼CP，为剧情增色不少。
剧集一开演，便拉开连环案件的大幕，郭得友、丁卯、顾影、肖兰兰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令人捉摸不定，悬念骤然升级。正当付来勇队长为破案焦头烂额之际，警局却意外空降一名郑队长做他的副手，上任公文正是由天津政军一把手都督签发。
这位郑队长名义上是副职，却逐渐架空正职，让付队长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正副队长”二人一边吵架一边破案，全程开启嘴炮模式，嬉笑怒骂之间为迷雾重重的剧情增添不少笑料。令观众大呼：“笑点都在他们这儿了！” 裴魁山把郑副队长人前笑面、人后冷面、奉上谄媚唯诺的形象演绎得活灵活现，扎实的演技令人印象深刻。
⑺ 河神丁卯最后有没有变成丧尸 河神连化青结局是死了吗
丁卯没有变成丧尸。
连化青小说里是死了，电视剧的话，片尾曲的地方有一幕是连化青满脸血目光涣散的躺在地上，那一幕估计都是挂了的。
小说里连化青是河神中的第一个BOSS，在小说中首次提到连化青是在因为闸桥底下捞出的那对尸体而引起的，郭得有为了打听沉尸女子的身份，去寻找曾经做过踩访队的吴老显询问才知道连化青这个人。
传说中，连家姑娘秋娘出门探亲搭乘渡船过永定河，渡船翻了落进永定河里，满船的人全死了，只她一个脱险，回家就怀上了身孕，所以连化青怀疑是河妖转生投胎。小说的描写里，连化青长得眉清目秀，可清秀中透着股邪气，而且面有异相，额前一字眉，两条眉毛连着长，目生双瞳，一般人是一只眼里一个瞳仁，此人却是一只眼中有两个瞳仁，两眼四瞳。
后面，当郭得有查找连化青下落的时候，在顾庙中遇到了两个小乞丐托梦，告知了连化青的身世，已经藏生之处，后来被张半仙找出藏身之所，被郭得有抓住，在枪毙的时候，连化青吐出一口黑水神魂逃走，化成真身河魁妖之后欲杀郭得有，最终被龙五爷镇住!
⑻ 求好看的后宫文全本！
君临天下，月皎皎的文，最近看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