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国民性

1. 鲁迅的主要作品都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吗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原则。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其中《故乡》、《风筝》、《孔已己》《诗二首》选进二期课改教材初二下册。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雪》《藤野先生》《社戏》等都被选入初中人教版语文课本
1918年起，先后发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

2. 老舍的早期小说中探讨国民性问题的小说是什么

老舍的早期小说中探讨国民性问题的小说是骆驼祥子

3. 谈谈鲁迅小说创作的“国民性” 不要太长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和国民全体的个性化特性相对应而言，“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体性特征。从结构上看，国民性具有系统性，一般的讲，涉及结构的几个层面，即行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由“国民性”一说，发展成“国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严复、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体现。他们沉痛地思考过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属于对“国民性”问题的一种探讨，鲁迅继承前人，并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等维度，对“国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国危亡的现实、前代思想家与国外“国民性”思想的浸润、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等因子，促成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发展：早期，倡导“立人”，呼唤人格独立；中期，反思传统，对国民劣根性展开社会的、文化的批判，疗救病态的国民人格；后期，采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不同阶层的国民性，以铸造新的“民族魂”。

对鲁迅来说，“国民性剖析”既是个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传统的武器与手段。这促使鲁迅的“国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锐性。鲁迅披露“瞒和骗”、“卑与怯”等国民性的外在表现，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注重对其中间层次一一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展开反省、剖析与批判。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将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艺术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提供现实生活发展的趋势、可能性，那么这种作品就是富于智慧的，有助于真理的认识。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达到统一。”

鲁迅正是通过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样式，从思想、文化等层面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轨迹，启发、引导人们认识自身处境，反思国民性与民族危亡的关联，以求国民人格与民族精神趋向完善。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记》中，揭露了经书的本质是“吃人”，而“吃人”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从来如此，便对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对几千年的奴隶史的一种质疑，是对“以礼杀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义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为上对传统奴性群众的反叛;“狂人”的颠狂，是精神心理上对奴性的颠覆。鲁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义和革命价值在于:奴性群众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摆脱奴性意识。

小说《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把现实的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这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安稳，他用攀附法讲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虚构法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还有假设法，调包法等等，总之他是想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与自尊。在阿Q身上确实有着革命的需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参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权，要钱，要女人。那时的阿Q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权就有一切”的思想还不是很明确，但他朦胧地懂得，参加革命就会有权，有权就八面威风，想杀谁就杀谁，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会有女人。他的“革命梦”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着盲目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这样的革命还是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对封建等级制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后死了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说，如《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看/被看的对立发生在先驱者和群众之间，也就是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进而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

“看客”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无是非”观。虽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然而又并非积极追求目标结果的行动之“为”。而是消极、避退、独善其身的旁观行为。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以及“无是非”的相对主义是非观，为看客的“看”而不“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几千年的奴役统治，主子阶层凶狠残暴，为奴隶者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或受到严厉打击与压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灭自我意识，失去自我人格，受制于主子。前一种选择要付出血的代价;后一种又过于压抑窒息。然而，“中国人也并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于反抗’这两个极端，这时‘中庸之道’又发挥了作用”于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万事与己无关的‘看客’。”洲鲁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国极有影响。他说:“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l例“中国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无法用“性善”、“性恶”含括的中性范畴。这行为只是看，并不施行友善或“仁”于被看者;也不将“恶”施于被看者。它不以行动作用于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本质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处的“无”，是意识与道德的缺失，而非人与人之间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与人的隔膜与分裂，是导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状态的根源。

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4. 鲁迅的小说中怎么体现国民性的批判思想

一、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
(一) 鲁迅个人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
鲁迅后来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
真面目。”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入狱，父亲周伯宣被革去生员头衔，从此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母亲带着年幼的周家兄弟到亲戚家避难，那些势利的亲戚居然说他们是“要饭来的”。父亲得病后，小小的鲁迅有三四年的时间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从比自己高出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典当的衣物首饰，在世俗的轻蔑声中为治父病而奔波。作为长子的鲁迅不仅要承担起一部分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还要承受着一些居心不良的亲戚、乡人的流言误语。家庭的突然变故，使鲁迅如“掉在冰水中”。世人的势利、冷漠给了年少鲁迅最初深切具体的感受。为此，鲁迅想去寻找为S城所诟病的“另一类人们”，就去南京追寻“理想的人性”。然而，南京学堂“乌烟瘴气”的人和事太多，让人总觉得不舒服。这里既有水师学堂高年级学生“螃蟹式”的趾高气扬、官人姿态，以及校内“关帝庙”之类的愚昧迷信，也有矿路学堂教员不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的无知。“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在日本，寻求“别样的人们”的鲁迅看到醉生梦死的“清国留学生”，让人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在仙台医专的电影中见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然而他们“强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幻灯事件”给了鲁迅强烈的刺激，使逐渐走向成熟的鲁迅真正懂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由此看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源于其灵魂深处的人生体验。
(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清代末年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甲午战争后，严复认为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之故也”，提出“近日政要，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严复的主张旨在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孱弱性，目的是振作中国人的精神，进而振兴中华民族。严复的观点启发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 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人的本质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人的灵与肉的统一中，还存在于人与人的统一之中。康有为致力于建立一种合乎于“实理”和“公法”的理想人性的社会。他把人的个性自由称之为“人各具一魂”，“人有自主之权”。康有为的观点已经接触到了人的平等和人的自主权利的真正现实问题。他的主张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相反，而是倡导个性、民权。此外，康有为从解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出发，阑述了人性可变，故而应该因势利导的发展观点即国民性的改造应该以“国民性之所利而利导之”。在认识“国民性”问题上，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很大。梁启超的革命思想中有比较系统的人学思想。1896年，梁启超发表于《时务报》上的文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吾今为一言以蔽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这体现了“新国民”先从教育入手的思想。 1900年，梁启超在发表于《清议报》上的《呵旁观者文》中，深入地批判了那种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的态度，他把中国人的劣性归结为“旁观”二字，并列举了六种“旁观者”：一是“无脑袋之动物”的“浑沌派”；二是自私自利的“为我派”；三是只知道“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的“呜呼派”；四是名为旁观实为“后

观”的“笑骂派”；五是认为天下没有什么应该做的事，无所作为的“暴弃派”；六是观望等待的“待时派”。这实际上概括了中国人保守而缺乏进取精神的国民特征。梁启超认为这些旁观者是“人类之 蟊贼 ，世界之仇敌”。鲁迅更是入木三分地揭露和批判这类旁观者的丑恶，在《阿Q正传》、《祝福》、《示众》、《复仇》、《铲共大观》等小说、散文、杂文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旁观者”和“看客”的卑猥形象。在批判国民性弱点中的“奴性”方面，鲁迅的思想与邹容的观点一脉相承。邹容在《革命军》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例，剖析了他们的奴隶根性:“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邹容说:“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对于扫除中国人身上的奴隶性，邹容提出“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这也”。“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努为，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对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提出的用革命消除民族性格中的怯懦、诈伪、浮华，用革命祛除国民的“畏死心”、“拜金心”、“退却心”的主张。鲁迅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和探索。
(三)鲁迅受到国外研究中国国民性著作的深刻影响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今译《中国人的素质》)，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同他的老友许寿裳探讨国民性时已读过此书。史密斯在华传教22年，熟悉中国文化、中国人习性和中国的风土人情。他认为中国人国民性的根子是“面子观”，中国人重体面、重形式而轻事实，爱说漂亮话，讲排场，颇有些“做戏”的味道。鲁迅在《且介亭杂文·说面子》中谈到，外国人以为面子“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史密斯谴责中国的“二十四孝”违背人性，是造成早婚、贫困、纳妾等一长串弊端的原因。他还郑重指出:如果保守主义不遭到重创，那么，中国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去适应本世纪最后25年的全新环境呢?如果中国民族继续将过去时的一代奉为神明，中国怎样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史密斯的这些论述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以至鲁迅逝世前14天还念念不忘。鲁迅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赞美，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26年7月2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记录了鲁迅购买到安冈秀父的日文著作《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的时间是1926年7月2日。鲁迅记下了他对这一本书的意见:“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与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从这一篇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基本上同意安冈秀父在书中对中国人的批评意见。安冈氏所列中国人的十条毛病也大抵切中要害。

(四)鲁迅受到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的深刻启发
鲁迅明确地使用“国民性”这一概念，从国民精神的角度思考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始于留学日本后。日本明治时期的国民性大讨论热潮，对鲁迅具有直接的影响。日本人通过国民性大讨论，达到了认识国民特性、发扬国民精神、强盛国家的目的。这时置身于思想启蒙和文艺活动中的鲁迅，每天跑书店、书摊，搜集书籍杂志，读报读书，直接感受并接受了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处在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空间，感受到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的鲁迅却面临祖国挨打受辱日益衰退的危机。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鲁迅自然地要探讨如何使中国富强的问题。在仙台学医时，鲁迅和好友许寿裳经常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具体表现

(一)国民性中的奴性人格

国民性弱点的奴性人格表现为麻木不仁，混沌无知，愚昧落后；自私自利，冷漠缺乏是非观与同情心，甘当看客；糯弱苟且，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自我压抑、生命力萎顿，丧失活力和热情；墨守成规，抗拒变革；尊家族、重门第，尚血统；等级观念重，官瘾大，主奴根性深；疲沓，懒散；狡猾，欺弱怕强；怯弱，逆来顺受等。凡此种种，其核心就是“奴隶性”，典型代表人物是阿Q。阿Q作为鲁迅笔下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负载者，显示着在等级社会在下人性的扭曲。阿强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面对种种压迫，一再失败，无力反抗时的一种精神退路，它来自失败者的奴隶生活，是奴隶心态的一种表现。阿强“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是卑怯和奴性心理的混杂，这是封建思想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长期奴役人民大众的结果。阿强生活在未庄社会底层，名字都没有，物质生活贫乏，常遭人欺诈。阿强愚昧落后，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认为是一件羞耻事。阿强糯弱苟且，自欺欺人，欺弱怕强。阿强遭到假洋鬼子的欺侮，自欺欺人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欺负尼姑来转移自己的屈辱。阿啊疲沓，懒散，狡猾。穷困的阿强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就耍无赖。阿强冷漠麻木。他把进城看杀人犯作为向乡民炫耀的事。阿强墨守成规，抗拒变革。他维护“男奴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撒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后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鲁迅在阿强身上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揭露了种种国民性弱点。
(二)看客的变态心理
鲁迅把各种旁观者和看客对人事的冷漠麻木的“陋劣”当作国民性弱点的一个突出的重点来揭露和批判。

5. 以《阿Q正传》或其他作品为例，评析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及其价值。求答案。

一、国民性的奴性人格。阿Q愚昧落后，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认为是一件羞耻事。阿Q糯弱苟且，自欺欺人，欺弱怕强。阿Q遭到假洋鬼子的欺侮，自欺欺人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欺负尼姑来转移自己的屈辱。阿Q疲沓，懒散，狡猾。穷困的阿Q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就耍无赖。阿Q墨守成规，抗拒变革。他维护“男奴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撒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后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面对种种压迫，一再失败，无力反抗时的一种精神退路，它来自失败者的奴隶生活，是奴隶心态的一种表现。
二、看客的变态心理。阿Q他把进城看杀人犯作为向乡民炫耀的事。鲁迅把各种旁观者和看客对人事的冷漠麻木的“陋劣”当作国民性弱点的一个突出的重点来揭露和批判。
价值：揭露社会现实，暴露国民弱点，批判吃人礼教和封建腐朽落后的思想。完成了从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向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转变，对后来的批判性小说影响重大。

6. 哪部小说是老舍以中英两个民族文化心里对比剖析国民性的小说

《二马》
《二马》这篇作品主要是写了从中国到英国伦敦居住的中国人的生活。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马威的男青年。因为马威和父亲都是基督教徒，所以被一个牧师领到了英国。当时的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觉得中国人很坏，不值得正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经常被人欺负，政府又不管。于是，英国的报纸上妄加评论，把中国人说的很坏，很没有人性，都是犯罪分子。因为这个原因，马威父子在英国生活得很不好，经常受人鄙视，甚至让人害怕。二马在英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因为社会的原因，还因为中国人都太封建，都只认为做官好。马威的父亲就是一个例子，他认为买卖人都不好，瞧不起他们。于是，马威的父亲根本不管他哥哥留给他的店，导致店子的重任全落在了马威和职员李子荣两个人身上。不止如此，马威在英国还了不少的苦。他爱上他的房主的英国女儿。可是，因为瞧不起他，英国女孩并没有一点喜欢他的意思。于是，马威受到了精神的折磨与爱情的煎熬。在爱情与生活之间，他彻底被击垮了。他决定离开这是非之地了。最后一天，他自己偷偷地，含着泪，告别了伦敦，告别了父亲，独自一人回到了中国。这篇作品充分体现出了当时中国的弱小和中国政府的腐败，竟让一个诺大的中国被欧洲一个小的国家欺负的抬不起头来。而且我们中国人竟然还委曲求全。但在这样的社会里，也有像马威一样的热血青年，为了祖国宁可放弃爱情。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很低，让别人妄加评论。同时，它也让我们知道不应该封建，瞧不起人，万事都有干得好的，做官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在现在来看，这篇作品也鼓励我们去努力拼搏，奋力工作，为社会做贡献！

7. 中国古代国民性的变化

南宋是一个分界线，南宋以前有气节，南宋以后没有气节。

8. 老舍的小说国民性批判问题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老舍作品甚多，有16卷《老舍文集》问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成功地塑造了祥子、虎妞两个形象，是老舍的代表作。从反映市民生活的深度和艺术魅力两方面审视，《骆驼祥子》都代表老舍创作的最高水平。作者怀着炽烈的爱和深深的同情，描写了从农村流落到北京城里的祥子三起三落的悲惨遭遇，讲述了在黑暗的社会环境腐蚀下，祥子从一个善良、本分、富有正义感的人力车夫，开始在生活上、人格上、政治上一步步走向堕落，最后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悲剧历程，真实地揭示了旧社会对劳苦大众的残酷剥削。军阀、特务、车厂老板乃至虎妞，都如同毒蛇一样，死死地缠着祥子，害得他成了一个可悲的牺牲品。祥子的命运，是旧中国广大城市贫民悲惨命运的缩影。祥子的堕落是令人心痛的，但这是对吃人的旧社会的有力控诉。

老舍用他那犀利的文笔，准确地描画出祥子身上农民的性格、气质和心理特征。这个如同骆驼一样吃苦耐劳的汉子，是那么淳朴、善良、宽厚；而他的堕落，又是那么令人深思。虎妞外貌老又丑，个性泼辣、厉害、粗鲁，从里到外，都被作者描画得活灵活现。另外，通过虎妞畸形的、变态的心理和行为，也巧妙地反衬出刘四这一类半殖民地社会里地痞恶棍的生活。这3个形象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多彩的光辉。

老舍是一位艺术修养很高的作家。《骆驼祥子》以写人物为构思的中心，围绕人物的命运编织故事情节。这是老舍艺术构思的独到之处。老舍酷爱民间文艺，《骆驼祥子》明显的吸收了民间说书的表现方法。《骆驼祥子》远在50年代就被搬上舞台，并成为首都北京话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新时期还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

老舍的《四世同堂》过去未给予充分的评价，自从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播映以后，评论界便把它视为反法西斯文学的经典著作，老舍先生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又随之增高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