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之认识

1. 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分类理解

古代小说大体可划分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种文体类型,各文体类型之间既有一定的传承性,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各自的渊源和发展演变过程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小说文体特征。

对于四种小说文体类型,古人也分别持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文体观念与理论。每一种文体类型都包含着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术语,昭示着古人对其文体价值、特征、源流的认识。

如笔记体的“笔记”、“世说”、“小录”、“异闻”、“逸事”、“琐言”、“地理书”、“杂史”、“杂俎”、“杂录”、“杂记”、“杂家”、“故事”、“丛谈”、“辨订”、“箴规”

传奇体的“别传”、“外传”、“杂传”、“杂传记”、“行卷”、“幻设”

话本体的“俳优小说”、“市人小说”、“变文”、“俗讲”、“话本”、“诗话”、“词话”、“说话”、“说话人”、“舌辩”、“银字儿”、“烟粉”、“灵怪”、“神仙”、“妖术”、“传奇”、“公案”、“朴刀”、“杆棒”、“说参请”、“说诨经”、“说诨话”、“合生”

章回体的“讲史”、“演史”、“章回”、“按鉴”等。

上述文体概念术语中,一部分与小说文体直接相关,如笔记体之“笔记”、“世说”、“异闻”、“逸事”、“琐言”等,但也有一些却属间接相关的邻近概念,如“小录”、“地理书”、“杂史”、“杂家”、“故事”等。

通常,这些邻近概念与小说文体概念既相联系、交叉又相区别,只有全面系统地将两者之间的区分辨析清楚,才能在相互比较中对小说文体有一准确的把握。

2. 谈谈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 600字左右

写作思路：可以写一下中国古代小说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详细地描述一下，最后阐述自己的理由和观点等等。

正文：

中国古典小说是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经典的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代表作。

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促成了小说的孕育和形成。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其情节结构比较简单、粗略。如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如《柳毅传书》和《莺莺传》。

宋代的话本，明代的拟话本的出现，推动了古代小说的发展，拟话本的题材更加广泛，情节更加曲折，描写更加细腻，如《灌园叟晚逢仙女》。

明清章回体小说将古代小说逐渐推向了顶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红楼梦》则代表古代小说的顶峰。

中国古代小说辉煌灿烂，但是它的出现和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无到有，历经千年，达到鼎盛...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篇小说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两种短篇小说双线发展，明代开始,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状态。

我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叙事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

3. 谈谈中国对古典文学的认识。。

中国近代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但在其过程中，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没有完全的遭到排斥，在学校教材中，还是在学习古典文学，但已经退出了社会主流。

文言和白话是历史的概念，各时代的文和白是不一样的。文是写的，白是口头的。每个时代的文和白是相对而言的。此外白话文学不是从五四开始的。诗经的“风” 就是白话。宋元以后，白话文学开始兴盛，宋话本小说，元曲，元杂剧更加白话化，明清演义体也用白话。
强调五四时期白语文学的功劳是强调五四将白话作为文学的正宗，排斥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诗和文都白话化。结果带来文体的变化：传统诗和文是正宗，五四以后“四大文体”：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

对西方新思想的输入和对封建旧思想的批判，很自然的转到对作为传统道德的工具——封建旧文学的进攻，并寻求新的语言和文学的工具——白话，于是，就发生了文学革命。它的基本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主要是外来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势，而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的倡导，几乎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同时。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称赞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郑振铎评价此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
胡适此文功绩有三：
a、提出文学历史进化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b、提出“文言合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标志着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的同时转换，并非只是形式不涉及内容。
C、批判了一些旧文学技巧，代之以新技巧。 所谓文学“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陈词滥调、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陈独秀。1917年2月，他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①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②把“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斥为“十八妖魔”。③旧文学种种弊端与国民性互为因果。要革新政治，改造社会，必须革新文学。
胡，陈的文章在当时被文学青年奉为“圣经”。
新青年撰稿人一致响应胡陈的号召，其中钱玄同和刘半农最为积极热情。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散文，音韵，主张使用形式标点，文章分段。
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势在必行，力主文言一致。后来，他又提出将右行直下的书写格式改为左行横迤。并倡议《新青年》作者自己首先用白话写文章。
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对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顶礼膜拜，悉力模仿，被他斥为“选学妖孽”。北大另一教授林纾崇拜清朝桐城派，主张师承，被他斥为“桐城谬种”。
局限：新文学主张缺乏系统细致，创作少。

还有一些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左右两派文人联合起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战场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内，主要对象是一批老古董国学教授，结果大获全胜，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真正国学从此逐渐走向灭亡，1946年在全国明文取消国文，代之以语文。到今日，全国已没人会真正的古文朗诵了。1949年后推出了简体字，但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完成，废除汉字是新文化运动分子的广泛主张。

4. 对古典文学的认识。。。。800字左右。。。。

例文：

强调五四时期白语文学的功劳是强调五四将白话作为文学的正宗，排斥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诗和文都白话化。结果带来文体的变化：传统诗和文是正宗，五四以后“四大文体”：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
对西方新思想的输入和对封建旧思想的批判，很自然的转到对作为传统道德的工具——封建旧文学的进攻，并寻求新的语言和文学的工具——白话，于是，就发生了文学革命。它的基本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主要是外来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势，而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的倡导，几乎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同时。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称赞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郑振铎评价此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
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陈词滥调、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陈独秀。1917年2月，他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①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②把“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斥为“十八妖魔”。③旧文学种种弊端与国民性互为因果。要革新政治，改造社会，必须革新文学。
胡，陈的文章在当时被文学青年奉为“圣经”。
新青年撰稿人一致响应胡陈的号召，其中钱玄同和刘半农最为积极热情。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散文，音韵，主张使用形式标点，文章分段。 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势在必行，力主文言一致。后来，他又提出将右行直下的书写格式改为左行横迤。并倡议《新青年》作者自己首先用白话写文章。

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对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顶礼膜拜，悉力模仿，被他斥为“选学妖孽”。北大另一教授林纾崇拜清朝桐城派，主张师承，被他斥为“桐城谬种”。
局限：新文学主张缺乏系统细致，创作少。
还有一些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左右两派文人联合起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战场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内，主要对象是一批老古董国学教授，结果大获全胜，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真正国学从此逐渐走向灭亡，1946年在全国明文取消国文，代之以语文。到今日，全国已没人会真正的古文朗诵了。1949年后推出了简体字，但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完成，废除汉字是新文化运动分子的广泛主张。

5.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

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 其意指“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也就是所谓的“残丛小话”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概念出现于汉代，西汉刘歆编的《七略》中已有“小说家” 的明确类目。桓谭在他的《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说，近取譬论，以作短书， 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段话，既说明小说的形态特点是短篇体制，运用比喻说事，又 强调了它的社会功用。东汉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中进一步明确了小说的内涵及特点: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因此，在他的《汉书 艺文志》中，小说家被排斥在九流之外，排在十家的最后一家。 综合汉人对小说的理论，大致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小说的内容来自民间传说，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是不符合“大道”、不见 于经典的琐闻杂说或神怪故事。 2.小说的形态特色是“残丛小语”，即短篇体制，运用比喻、夸张的虚构手法，因此具 有生动性和形象性。 3.通过说故事或叙事对生活进行指导，既具有传奇性又具有知识性和说教性。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神话的关系 小说究其根本，应来源与神话与传说。明代胡应麟说《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少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典籍中独具风貌的作品，自古被称为“奇书”，此书共十八卷，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 《山经》以纪五方山川为纲，系之以古史、草本、鸟兽、神话、宗教等内容;《海经》 除著录地理方位之外，还记载远方异人的状貌和风俗，夹杂着大量的神话片段。 《山海经》是录著我国古代神话最多的一部典籍，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西王 母”、“黄帝与蚩尤之战”、“鲧禹治水”等。是孕育后世小说的胚胎。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山海经》乃“小说之最古者尔”。 西晋太康年间出土于河南汲县魏襄王冢中的《穆天子传》，以相当可观的篇幅描写了周 穆王以造父为驭者、以河伯为副车，驱八骏巡行天下。《穆天子传》代表着神话向小说的过 渡，并开了后世英雄传奇的先河。 中国的神话有一个历史化和宗教化的过程，神话人物常会被逐渐纳入帝王家谱和宗教神 谱，反映这种变化的，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一种由神话过渡到“仙话”的现象。仙话更多地表 现了后世人的理想和欲望。这表现了小说一方面吸取神话的幻想，一方面，又开始脱离神话 那种先民心理，回归到现实的人情。 二、中国古代小说与子书的关系 古代小说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目录中一般属子部，故称子部小说。 《晏子春秋》在写作上很有特色，故事简洁完整，语言清新流畅，许多篇章已具有了小 说的叙事特点，如著名的“晏子使楚”。 先秦诸子为了形象地阐明道理，往往用寓言来说事。这些寓言既具有讽谕性、哲理性， 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有些寓言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已具有小说的特点。 《孟子 齐人有一妻一妾》;《韩非子》中的寓言，诸如“和氏璧”、“买椟还珠”、“自相 矛盾”。《庄子》中的寓言如“疱丁解牛”、“匠石运斤”、“佝偻者承蜩”等。宋代黄震说庄子 是“诙谐小说之祖也”。 三、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书的关系 从《左传》开始，史家在著述历史的时候，便常杂以流传民间的遗闻佚事，使历史事件 故事化，而且叙事完整翔实，并运用逼真的细节来描写人物，使历史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 动。如:出亡中的晋公子重耳，谏假道的宫之奇，哭师的蹇叔等。 《战国策 齐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可以说是一篇很生动的小说。 从《左传》到《史记》、《汉书》，这些历史散文都证明了“史有诗心、文心”的观点。 同是，它们的叙事方式、结构形态、语言技巧也常常的影响了中国小说文体的发育、发展。 此外，中国小说中也有一些被称为“野史”的作品长期窜入史书的领域，如《吴越春秋》， 是一部采用虚构手法的小说，而不是史书。 从《左传》开始的史学，的确是“小说之祖”。

6. 怎样认识，欣赏中国古代文学

我们祖国的历史是悠久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伟大的和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遗产。我们今天想了解和鉴赏古代文学，就必然要和这些遗产接触，打打交道。一般说来，文学遗产主要是古人写的作品，包括诗文集子，小说剧本，和一些记录作家的生平事迹的书。但有些文物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品，如山西洪赵县的道觉乡明应王庙内，正殿四壁绘有的彩色壁画即是。在那上面绘有元代演戏的情况，有演员忠都秀的扮相，还有吹笛打鼓的乐工。据今人研究说画的是元人杂剧《须贾大夫谇范叔》的第四折。而从横题帐额上“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还可以知道当时有一种流动性的剧团。
学习古代文学，主要是学习作家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是古代的，不是当代的。当代作家的生活容易弄清楚，古代就不那么容易。没有记载，没有材料，这是经常碰到的。当代的作品也容易找到，古代就不同了，有的已经散失了，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们有些没有作品的作家，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唐勒、景

7.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

中国小说的发展史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 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 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 （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8. 中国古代小说

小说是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精典的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代表作。

9. 中国古代小说的代表及作者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里程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论述，第二部分是从横的方面论述，全文纵横交织，互相补充，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讲发展过程，作者是按几个阶段来写的。1．起源：神话传说。2．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两个阶段中，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3．成熟：唐代传奇。脱离历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4．继续发展：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5．顶峰：明清文人独立创作，写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萧统的文学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学作品必须有想像虚构，还要讲求文采。神话传说、志人志怪，都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同历史归于一类。唐代传奇，有想像虚构并讲求文采，因此就离开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第二个关键是文人加工民间传说与文人独立创作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文人采用民间传说而进行再创作的，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寻常的英雄；明清小说，发展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两个关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作者列举了四条。这四条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条，“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又如第二条，“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课文中只谈了“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一点，在另外的文章中还谈了几点（参照“有关资料”）。

二、学习重点说明

1．融会贯通，理解课文

课文论述的内容极为丰富，从时间说，从远古到清末；从范围说，小说发展的规律，头绪纷繁。因此，必须下功夫贯通起来理解，才能正确把握课文的内容。

首先，把第一部分讲发展历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理解。在这中间，可以把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两个关键。理解了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内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第二条规律，因为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了。

2．举一反三，用实例说明规律

在课文中，作者已经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规律。因此，学生从课文中不难得到启发，模仿着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进一步说明课文阐述的规律。例如，作者已经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说明第三条规律，但失之于简单，不妨要求学生把说明具体化。甚至有些学生熟悉的但作者没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学生去说明课文中提到的某些规律。这是学习课文的延伸，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课文。

●解题指导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把握课文基本内容。

朝代
发展阶段
体裁特点
规律

魏晋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话传说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难。

魏晋南北朝
发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传奇

宋元
继续发展
话本

明清
顶峰
①演义小说
②文人独立创作，关注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并说明它们在阐明课文观点上的作用。

1．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2．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

3．明镜照物，妍媸毕露。

4．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本题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学生切实弄懂，知道它们的含义；还要求学生了解它们在说明文章观点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积极意义，其内容的表达、形式的安排，都经过作者深沉的构思、想像，其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都比较讲究。事，指作品描写的对象。沉思，深沉的构思。义，指思想内容。翰藻，指作品的辞采。课文引用萧统的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萧统对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已经有所认识，到唐代，我国的古代小说终于脱离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

2．意思是，爱它而要知道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缺点、长处必须都写下来，这才是真实的记录。课文引用《史通》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能够辩证地认识人和描写人。

3．意思是，明亮的镜子照物体，物体的美丽和丑陋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妍，美丽；媸，丑陋。课文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水浒传》写人艺术的高明。

4．意思是，虽然我的书名为志怪，也不专写鬼神，却时时写人间的变异，也略微蕴含着鉴戒。课文引用吴承恩的话，是为了说明《西游记》是立足于现实的。

三、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说明第三条规律，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的说明较简略，试把这两例中的一例的说明具体化。

以《水浒传》为例。作者写北宋宋江农民起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宏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说施耐庵同元末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可见，《水浒传》描写的农民起义，正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

四、试把读过的《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范进中举》等课文联系起来理解，想想它们体现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规律，并写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们体现了课文提出的四条规律。写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点谈其中的一条。

●教学建议

一、指导学生以旧知求新知，旧知、新知融会贯通，理解课文。高三学生，应该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小说，也读过不少史传散文，例如中国古代四大著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志人志怪小说、神话传说等，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调动学生的这些积累去理解课文，这样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国古代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是把握课文内容的关键。第一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脱离史学而独立，这是关键性的进步；第二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小说继承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关键性的规律。因此，指导学生把握课文，要抓住关键不放松。

三、这篇课文有一定难度，不要求学生全部读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这篇课文的教学只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使学生知道怎样融会贯通地去阅读有一定难度的文章。

四、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可以把“有关资料”中某些东西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资料去阅读课文。

●有关资料

一、关于“文学”的含义（胡经之）

对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认识，中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明确。

在中国，“文学”的含义曾有几度变化。在先秦时代，“文学”是“文章”（“文”）和“博学”（“学”）的总称，“文学”包括了整个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道德、政论文章，都被说成是“文学”。到了秦汉时代，“文学”还是总括“儒学”和“文章”，但二者渐趋独立，“文学之士”逐渐分离为二：一类归“文苑”，一类属“儒林”。像司马相如这类从事辞章诗赋创作的文人，和那些专门研究儒学经术的学者分开来了。发展到魏晋时代，“文学”和经学、玄学、史学都分立发展。到了齐梁时代，更进而把“文学”细分为“儒”和“学”，把“文章”细分为“文”与“笔”。史传、奏议这一类文章归入“笔”，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章诗赋一类算作“文”（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对此有所阐明）。“文”“笔”的划分，表明了齐梁时代对于文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对于“文”和“笔”的解说，前人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常把有韵的称“文”，无韵的称“笔”。其实，“文”与“笔”的原则，不只在有韵无韵，也不只在言辞的美，还在于有无情采。齐梁时代就有人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区分开，“文”不仅要有特殊的言辞，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这种对“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说的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的意思了。“文”和“笔”的区分，把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同其他文学（其实是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开来了。可惜，齐梁时人常常只把诗赋一类视作“文”，而小说一类却排除在外。在创作实践中，齐梁文学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贵族上流社会的狭小天地，偏向于追求“翰藻”的华美，形式主义弊祸严重。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出现了古文运动，取消了“文”“笔”之分，甚至以“笔”为“文”，“文学”变成了“明道”之器，不区别艺术的文学和道德文章了。发展到宋代，“文学”干脆成为“载道”之具，道学代替了“文学”。幸而，自先秦以来，历代对于“诗”的看法一直较接近于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这种意思。自唐代开始，“诗”和“文”的区分更加明显，语言艺术的特点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戏曲、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长期以来，封建文人把戏曲、小说之类看作雕虫小技，不能列入“文学”殿堂，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却被尊为“文学”正宗。只是到了现代，人们终于把这些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称之为文学，而把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列在文学之外。于是，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含义就确定下来了。

在国外，“文学”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类似的途径。古希腊时代，史诗、悲剧早已很发达，但“文学”并不专指这类东西，而是总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语来表示一切书写的东西，小至一个字母，大到整个文化，包括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东西，全包罗在内。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包罗万象，文学被淹没在神学之中。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发展，学术的细分，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等都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科学。剩下那些不能归入科学之列的诗歌、剧本、小说等等，独立出来，称之为文学。

《美利坚网络全书》（1963年版）里说道，文学“词源上的意思是一切书面的或印刷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流行着关于文学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一切说得好的东西都是文学，认为文学风格标志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基本的特点是在于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学都是虚构的”。日本《万有网络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是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就狭义来说……亦即与文艺同义。”这说明今人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本质和特征，认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深刻。

（节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石昌渝）

讨论中国小说文体，首先碰到的是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小说是叙事性散文（清代骈文小说《燕山外史》是极个别的例外），与叙事诗的区别是清楚的，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诗，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韵文，虽然同是叙事，但文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比较不容易区别的是小说与史传。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因此，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

再进一步面对一个作品集子，确认是不是小说就要具体分析了。野史笔记的一个集子中也含有传奇和志怪性质的作品，如唐代《酉阳杂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杂识》就有一些记录轶事异闻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辍耕录》中有些篇什则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会偶然杂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如《东田文集》中的《中山狼传》，《九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刘东山》等；相反，笔记小说集中也会夹杂一些杂录性质的文字，例如用传奇小说方法写成的笔记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一些非叙事性的篇章。出现这种情况，与古代人的“小说”观念有关。尽管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的地位和发展大声疾呼，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与桓谭、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变，就是一个明证。两种“小说”概念的并存，是造成小说与史传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吴组缃）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他很讲究“识”。先秦早就讲究“器识”，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就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史记》来呢？他认为，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这样他的见识就多了，心胸就开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头一条，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首先要在“器识”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狭窄，眼光如豆，只见个人的眼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要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第二条，你要写好一篇小说，必须要有“孤愤”。李贽说《史记》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太史公有“孤愤”；《左传》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左丘明有“孤愤”。《水浒传》为什么写得好？施耐庵有“孤愤”。后来许多评论《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也都说蒲松龄、曹雪芹有“孤愤”。“孤愤”是什么？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个人的真实感情，个人所独有的激情。就是你对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有极大的热情，你自己被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所感动，使你欲罢不能，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是为了有名气，更不是为了稿费。古代写小说是倒霉的事，哪来的名利!如果你对你要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极大的热情，没有被它深深地感动了，就没有必要来写它，而且也写不好。

第三条，中国小说很讲究“真实”。现在，我们的有些评论对于这个写真实还是起反感。一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了，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动宣传了。其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打了一次嗝儿，你就不吃饭了？当然，你以写真实为借口，写坏小说，我们要批评；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反对写真实。怎么能反对写真实呢？“真、美、善”三个东西我们都要。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为基本。没有真，你那个美是假美，你那个善是伪善。假美、假善有什么价值？所以要大胆地写真实。至于你写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观点、思想感情问题。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是小说的生命。没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们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实是它的性能，把真实丢掉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不顶用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把文艺这个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讲写真实，很要紧的一条，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没有生活你就胡编乱造，坐在屋子里想入非非，尽是想当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总结史传文学一条经验，拿现成的话说，就是“反映论”。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说，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文学作品，要区分哪些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哪些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就是说，作品是反映，它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历史面貌。《史通》总结我国的史传文学，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就像明镜照物一样，漂亮的（妍）、难看的（媸）都照出来；像“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就同空气传播声音一样，好听的（清）、难听的（浊）都传过来。这就是真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面貌和历史面貌。这并不是客观主义，史传文学是要“寓褒贬”“别善恶”的，就是将善恶褒贬包含在里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皮里阳秋”。是非、善恶不直接说，通过情节场面，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评判。中国诗歌理论中有句话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释说明。《史通》标举一个“晦”字，以与“显”相对。“显”是浅露，也就是直截说明；“晦”就是具体叙写，反对直说。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镜照物”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这也是鲁迅极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评价，应该考虑!

由此，《史通》还总结了一条，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中国小说还讲究神似。只写得形貌真实还不行，还要神似。苏东坡就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绘画只讲究外形相似，这个见解同小孩子的见解一样，太浅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还要神似。鲁迅先生也讲，画头发，画得怎么细，也不可贵。要紧的是画神，画眼睛，把眼睛的神态画出来。我国古代的小说，都讲究形似和神似，更讲究神似。《水浒传》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都写得神似。《红楼梦》更讲究神似，而且写人与人的关系，也写得神似。比如说，黄莺儿，你仔细看看，她必然是薛宝钗的丫环；紫鹃，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环；还有，侍书是探春的丫环，入画是惜春的丫环，一看就有这种特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神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了五家贵族。每家的人一个个性格不同。可总起来每家各有一个共同的家风，一看就是这家的。我们现在的小说，能写到这样子的，还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