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三十年代小说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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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若只如初见，出自清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纳兰容若）的《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意思是说“与意中人相处，如果后来产生了怨恨、埋怨，没有了刚刚相识的时候的美好、淡然。那么一切还是停留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为好”。中国近代人物的话，可以用著名画家徐悲鸿和蒋碧秋，他们两人曾经爱得轰轰烈烈，最后私奔日本，最后却天各一方。

⑵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内容简介

本编讲述了1917年到1927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作者以专章的方式分别介绍了新文学发轫时期的思想根源，以及新思想传入时文学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和创作潮流，同时将文学的各种题材辟为专章，讲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里小说、散文和诗歌等文学题材如何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作者同时着重介绍了本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奠基式的作用的作家及思想家鲁迅的创作的一部分。 第一编 第一个十年（1917-1927）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一）一 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第二章
鲁迅
（一） 一 呐喊与彷徨二 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二 说不尽的阿Q三 胡适、周作人与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三 野草与朝花夕拾四 文学创作潮流与趋向附录 本章年表附录 本章年表第三章 小说（一）一 五四小说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第四章
通俗小说（一） 一 民国通俗小说二 从问题小说到人生写实小说二 新文学迫使旧派向俗定位三 自叙传抒情小说及其他主观型叙述小说附录 本章年表附录 本章年表第五章 郭沫若一 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第六章 新诗（一)一 新诗的诞生二 女神的艺术想象力、形象特征与形式二 早期白话新诗三 从星空、瓶到前茅与恢复三 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四 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题材的剧作四 新诗的规范附录 本章年表五 纯诗概念的提出六 早期无产阶级诗歌附录 本章年表第七章 散文（一）一 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第八章 戏剧（一）一 文明新戏二 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二 五四运动与建设西洋式新剧的战略选择三 冰心、朱自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散文四 郁达夫和创造社作家散文三 小剧场运动的倡导五 语丝派和现代文学评论派的散文四 田汉、丁西林等话剧文学开创者及其创作附录 本章年表附录 本章年表以上整理自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文革之后革新式的文学史研究专著，它在文学史的编著理论上具有和以往文学史教材较为显著的区别和特征，与以往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治史方式不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作者们更加突出了新文学的“现代性”因素。文学的现代性，既表现现代意识，现代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艺术形式，以便于把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思维方式、艺术欣赏能力都处于蒙昧状态、低级阶段的读者提高到现代化水平。钱理群等人成功的引入了这一概念，使《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摆脱了以往文学史采用对立思维、强调斗争的叙史模式，更多地看到不同文学形态发展过程中的另一面和相互融合借鉴的态势。故而在具体作家作品评论介绍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能够力拓新视角，如在沈从文专章挖掘出了沈从文等作家作品的价值，并给了他们合理的入史地位------这也是以“现代性”作为评价标准得出的结论。
就研究的角度而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比较注“全方位” 的整体研究， 突破了以往现代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作品评论的某些旧格局，没有像以往的文学史专著一样孤立地讲作家的生平创作道路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 而是变单篇的个体分析为综合性的整体研究，比如就“鲁迅”而言，作者们结合了时代的发展将对鲁迅的介绍分为两章，分别在第一编《第一个十年》和第二编《第二个十年》中根据社会局势的影响而分析其对作家所产生的艺术的改变。在作者们的笔下，中国现代文学不是彼此隔离、互不依赖的个别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经纬相连的有机整体。他们既把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个整体单位放中国文学发展史和世界文学发展史的更大的历史单位中，去探讨它的价值和地位， 又把它放到中国现代历史尤其是思想发展史另一个整体中，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同时， 现代文学中的流派、风格、题材、主题等因素也都分别作为一个整体单位，各自显示着自己的变化和发展、产生和消亡的脉络和规律。如对于京派的发展和对后世的影响，作者们特意辟出几节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且讲述了京派和沈从文的种种联系。而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想和社团， 作者往往会理清其在现代文学这一整体中的发展轨迹，通过它与左邻右舍发生的横向和纵向关系，给其以历史的评价。例如，在讲到新文学社团的时侠，既从外部的世界文学的角度阐述外国文艺思潮对它的影响，使它如何在这一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 中西文化大的撞击” 中问世，又从中国文学的内部角度说明“发难者”如何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也根据自我个性的信要“介绍”、“选择”外来思想，并由此形成创作倾向不同的作家群。 王瑜：“从对‘通俗文学’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已经摆脱了以往文学史采用对立思维、强调斗争的叙史模式，更多地看到不同文学样态发展过程中的另一面和相互融合借鉴的态势。”
赵国宏：“它从中外文论互训的网络中确定中国现代文学的坐标。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冷静地反思,获得自觉之后的结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
李味：“《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部具有特色的著作，它不仅吸收并总集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而且表现了著者独特的思想眼光，它问世于现代文学研究的低谷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一它具有明显的“过渡”痕迹一一它预示着旧的文学史观的结束，并为全新的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奠定基石。”
王瑶：“钱理群等几位青年研究工作者以自己特有的个性和姿态，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赵凌河：就研究的角度而言,他们比较注重“全方位”的井体研究，突玻了以往现代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作品评论的某些旧格局，没有孤立地讲作家的生平创作道路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而是变单篇的个体分析为综合性的整体研究。 1939年12月9日生，浙江镇海人。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室主任、副馆长，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等。

⑶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个十年

中国现代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即三个十年。

1、第一个十年(1917～1927），开拓期，一般习称“五四”时期的文学。

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正式兴起，随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人积极呼应文学革命的主张，推进文学革命的发展。

以鲁迅、郭沫若等人为代表所创作的新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

小说方面，有鲁迅划时代的《狂人日记》和后来结集在《呐喊》、《彷徨》中的诸篇小说，还有叶绍钧、汪敬熙、冰心、郁达夫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创作了内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说。

诗歌方面，出现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大批白话新诗人，以白话新诗冲破了千百年来旧体格律诗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以其内容和艺术的特有气势开创了自由体白话新诗的一代诗风。

散文方面的成就体现在鲁迅、李大钊等人创作的大量文艺短论(即随感录和杂文）和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等人创作的抒情叙事散文(即“美文”），还有瞿秋白创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讯报道，出现了报告文学的最初萌芽。

所有这些创作呈现出开创一代文风的崭新气象,充满了破旧立新的“五四”时代精神。1921年以后，还出现了“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诗歌等丰富多姿的风格流派。这些社团流派的出现，表明了新文学的成熟和壮大。

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彻底批判、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始终贯穿体现了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并探索社会解放道路的启蒙思想主题；以农民、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旧文学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与文学语言、文体形式的革新解放，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和多元并存的接受心理基础。

自觉地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营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传统的开放性现代文学。部分新文学倡导者存在偏激情绪，对某些传统事物缺少具体分析，以致简单否定。

2、第二个十年(1927～1937），丰收期，通常也叫“左联”时期的文学。

表明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思想深度。

茅盾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还有蒋光赤、洪深、田汉、臧克家、丁玲、张天翼、叶紫、洪灵菲以及“左联”五烈士、东北作家群、中国诗歌会等等作家、群体的创作，都显示了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辉煌成就。

3、第三个十年(1937—1949），转折期，包括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

前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的文学。围绕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如街头诗、独幕剧等，也出现了一些大型的集体创作。

后一阶段在解放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等一系列“五四”以来重要的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阶段。国统区很多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3)现代文学三十年代小说PPT扩展阅读

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内容

第一个十年（1917－1927）：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个十年（1927－1937）：阶级解放意识，左翼革命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文学意识并存。

第三个十年（1937－1949）：民族解放意识和人民解放意识，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文学。

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为主潮。

代表作家

鲁迅、沈从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张爱玲、徐志摩、闻一多、丁玲、赵树理、戴望舒、萧红、艾芜、钱钟书、艾青、路翎、穆旦等。

主要作品

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野草》。

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

徐志摩、闻一多的诗歌；沈从文的《边城》、《柏子》；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雷雨》；赵树理的小说；艾青、穆旦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等。

参考资料：网络-中国现代文学

⑷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一、新诗的诞生——“五四”新诗运动
1、“诗界革命”的演变
梁启超从“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构想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让步；
黄遵宪局限在传统诗歌范围内，其调整与改良止步于对宋诗派的摹仿。
2、胡适对新诗的理论倡导针对梁启超的后退之处。
○1“作诗如作文”
受黄遵宪的启发，比宋诗对唐诗的变革更进一步。
语言形式与思维方式“散文化”：打破诗的格律，以白话写诗。对传统有组织的反叛。
○2“诗的经验主义”
“有我”与“有人”的“言之有物”。
强调主体的性情与见解，与平民的沟通交流。“平民化”启蒙主义在诗歌观念上的反映。
3、“《学衡》派”：反对诗体的解放
“新材料与旧格律”结合的理想。对“诗界革命”的呼应。于早期象征派获得某种回应。
二、“尝试”中的新诗——早期白话诗
1、新诗阵营的发展
①阵地：《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学灯》《觉悟》
②作者：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
③刊物：《诗》月刊第一个新诗刊物，1922“中国新诗社”，叶绍钧、刘延陵、朱。
2、胡适《尝试集》
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摸索、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
《一颗星儿》《“威权”》《一颗遭劫的星》具备现汉抒情诗形式法则的雏形。
3、早期白话诗特征
○1作品
沈尹默《三弦》《月夜》
俞平伯《冬夜》旧文学的意象和新思潮的哲理，旧格律的影响与欧化的文法。
周作人《小河》打破旧镣铐的“欧化”诗风。
朱自清《毁灭》追求“平常”的倾向。
○2特征
白描手法和托物寄兴。客观写实和主观意志。散文化和平实风格。
歌谣化努力。1920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
三、“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新诗内部的结构性调整。
1、创造社诗人的理论和创作
○1成仿吾《诗的防御战》抨击早期白话诗的理性色彩，强调诗的抒情本质。
○2郭沫若《论诗三札》诗的本质专在抒情，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3《女神》对新诗发展的贡献“诗体解放”的极致，“五四”精神的充分体现；诗的抒情本质和个性化的发挥，奇特大胆的想象，重视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
2、湖畔诗人：历史青春期的特色
1922 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湖畔》
1922 汪静之《蕙的风》
1923 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春的歌集》
天真开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时代精神与诗人个性的统一。
应修人《妹妹你是水》、汪静之《伊底眼》
3、小诗体
冰心《繁星》《春水》宗白华《流云小诗》徐玉诺、何植三
即兴式短诗。日本短歌和俳句、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表现出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和捕捉内心微妙感受的努力。
4、冯至《昨日之歌》
○1艺术的节制
明净的形象。激情外化为客观物象或蕴涵于简单叙述。《蛇》《雨夜》
半格律体。整饬、有节度的美
○2哲理化诗情沉思的调子，幽婉的风格。
○3叙事诗《帏幔》《蚕马》《吹箫人的故事》
四、新诗的“规范化”——前期新月派
1、前期新月派的理论主张
刊物阵地主要诗人
《晨报副刊》“诗镌”闻、徐、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刘梦苇
○1新诗的自觉
“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提出要写“中国的新诗”；
把创作的重心从“非诗化”转向“诗”自身“使新诗成为诗”。
○2“理智节制情感”
“非个人化”倾向。针对早期新诗中滥用的直书胸臆、极端感伤主义。受巴那斯主义影响，也与传统抒情模式暗合。
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闻一多《口供》蕴藉含蓄，鲜明的形象性。
诗歌中叙事成分的加强。叙事诗，戏剧化、小说化，不露声色的客观态度。
○3新诗格律化
和谐、均齐的审美特征。“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区分新旧格律。
2、闻一多
○1思想内涵
新月派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尖锐的东西方文化冲突。
《红烛》《死水》中西文化冲突引起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东方主义文化观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感受复杂地交织。
○2个性风格
矛盾的张力。《春光》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不和谐。《心跳》生活的宁静与心灵的不平静。《你莫怨我》言辞的洒脱与情感的偏执。
沉郁的风格。《发现》郁结已久的火山爆发式的灼人的美。
3、徐志摩
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个性/才华/追求的统一，飞动飘逸的艺术风格。
徐志摩式意象。《雪花的快乐》《黄鹂》《为要寻找一个明星》《落叶小唱》
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雪花的快乐》
4、朱湘《夏天》《草莽集》《石门集》
具有“东方的静的美丽”的形象，“古典的与奢华的”美的风格。
《采莲曲》《催妆曲》《摇篮歌》对形式美的探索，讲究形式的完整与“文学的典则”。叙事诗创作。《王娇》《猫诰》。
五、“纯诗”与早期象征派诗歌
1、“纯诗”：诗歌观念的变化
从“表达”功能转向“表现”功能。对胡适“作诗如作文”的置疑。康白情、俞平伯。
○1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
要求“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诗的领域是“纯粹的表现的世界”；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强调“暗示”与“朦胧”。
○2王独清《再谭诗》突出“感觉”的因素，强调“色”“音”的交错。
○3早期象征派
将“诗的贵族化”发展到极端。东西方诗歌“沟通”理想。其诗歌观念和表现的“内转”是受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也是向传统诗词的靠拢。
2、李金发《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
“多远取喻”，善于“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感官呈像常用省略法。《弃妇》 联类不穷的自由联想，暗示的力量，选用文言词语的陌生化效果。

⑸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txt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复习资料.doc 文件大小:53.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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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_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pdf 文件大小:28.9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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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小说分类PPT

《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 著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先生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他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
《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内地80年代“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最重要的动力，而其坐标则是这部文学史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尤其张爱玲一直被认为是通俗小说家，在批评家眼里她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夏志清在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的篇幅比鲁迅的还要多上一倍，将她的小说与曼斯菲尔德、凯·安·波特、韦尔蒂和麦克勒斯相提并论。这对当时的港台文学界乃至之后的内地文学界都震动很大。
《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两度再版，而由刘绍铭、夏济安、李欧梵、水晶等众多港台一流学者翻译的中译繁体字本于1979年和1985年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2022年又在香港出版了中译繁体字增删本。由复旦大学推出的中文简体字版是这部著名的文学史著作问世四十多年后，首次与中国大陆读者见面。 当以“类后现代叙事”这个具有中西合璧色彩的词语，去指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小说叙事文本时，它所拥有的内涵大致包括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作为诞生于一种独特语境下的文本叙事风格以及阐释代码，“类后现代叙事”不但在对西方话语借鉴与移植的过程中，具有西方后现代小说的种种叙事特征，同时，其作者身份，文化传统以及理论研究现状等又决定了其必然会具有本土性和中国性，因而，所谓的“类后现代叙事”就是一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后而出现的中西合璧、身份多重的小说文本；其次，尽管，以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等为典型代表的诸多实验小说都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叙事特征，但这种叙事却存有明显的悖论倾向：即一方面它是我们的新潮小说家以一种超前预支，突击补课的方式对西方后现代进行了模仿与拼接；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现有社会条件在总体上尚未达到西方后工业社会发达程度的前提下，以迅速缩短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而造成的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之间距离与界限的一种行为策略，因而，其存有复杂而特别的倾向，如其中往往含有诸多“非后现代因子”也就不可避免。基于这种前提，我们将这种叙事风格难以单纯划一，但在总体上又类似西方后现代文本的小说叙事称之为“类后现代叙事”。
然而，在我们具体论述“类后现代叙事”在文本上所呈现的种种艺术特征的时候，我们必须还要指出的是：尽管诞生于新时期文学语境下的诸多小说创作常常被看作中国后现代小说的真正代表。不过，像历史上任何一种创作风格一样，中国的“类后现代叙事”无论从自身的兴起原因、历史演进，还是从具体的类别归属上看均具有自己的特点，因而，从这些特点进行切入，进而研讨“类后现代叙事”的知识谱系乃至艺术特征就成为了本文的逻辑起点。
一、“类后现代叙事”的兴起与历史演进
“类后现代叙事”在中国兴起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首先，从其诞生的历史语境来看，自8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氛围无疑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浮出历史的地表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前提条件。8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中国正逐步经历着一个具有明显文化过渡倾向的“转型时期”，而转型时期文学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意识形态整合性功能的弱化，个人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存在空间，往日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权力话语己逐渐退失，任何写作样式都取得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与独立地位。同时，在可以众语喧嚣的“转型时期”，商业化浪潮对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冲击是巨大的，文学日益商品化、世俗化，不但造成具有启蒙倾向和乌托邦倾向的精英文学的悄然远遁和高雅的纯文学逐渐沦为边缘，还深刻地影响到了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精英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的鸿沟正被不断填平，而这些都无疑为以解构宏大叙事为目的的，不断消弭雅俗文学界限的后现代叙事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外部影响来看，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西方文艺理论及文学创作的“引进”的不断深入，类似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可以纳入到后现代视野的诸多理论被迅速地介绍到中国；同时，类似博尔赫斯式的创作、法国新小说以及黑色幽默、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后现代文学作品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尽管，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坛而言，许多人并不知道它们究竟应归属于什么派别并常常与现代派的概念混合为一体，但它们在文本上所表现出的新鲜而独特艺术特征以及与以往小说创作的显著差异，都为想在文坛上标新立异的青年小说家所瞩目。与此同时，西方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与学者如哈桑，詹明信，佛克玛等应邀来华讲学也无疑为后现代理论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推动下，本土研究者迅速做出回应，先锋作家们的迅速借鉴模仿都使得中国后现代文本得以迅速出现。
再次，从文学自身形式的不断发展及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上来说，文学总是随时代向前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文化转型时期，先锋作家们为了能在“无名”状态下发出自己特有的声音，从而在文坛迅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们就不断拓展新的形式，不断对以往的文学传统进行超越，并进而在迅速制造崭新叙事话语的过程中，促使“文本实验”的不断涌现，而当这种实验的视角转向西方时，当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熟识甚至是难以解读的后现代叙事自然就成了实验派作家们的首选。
由此可见，中国后现代小说的出现是具有多方面原因的，它不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内部变更，而是时代语境，他者理论话语的影响以及来自文学内部的叛逆力量等多方面影响构成的，它“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多边作用的结果——它是历史之手多重误置和强加的结果——它表征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文明语境。”[1]
那么，究竟哪些小说文本属于中国“类后现代叙事”的范畴呢？这的确是一个会引起频繁争议的话题。尽管，如果只是单纯地从文本叙事的角度上讲，“类后现代叙事”无疑应当与西方的后现代小说一样，包含着诸多创作形态乃至流派类型的，而“叙事”本身的理论诉求也决定了“类后现代叙事”应当与当代小说中的某些小说创作可以一一对应，不过，由于“类后现代叙事”是在缺乏现实基础的前提下，通过借鉴与模仿的方式产生的，因而，对于这种在接受西方后现代的影响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种“类后现代”文本，妄图以整齐划一的方式予以界定就容易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偏颇与冒险。而事实上，在转型期特别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已为文坛熟知后，包括曾经早已为文坛“定位”的作家如史铁生、莫言、残雪等都曾在自己的某些小说中尝试过后现代的手法，但如果因此就将凡运用此类手法的创作完全纳入本文所谈及到中国“类后现代叙事”这一视野中，无疑会造成“泛后现代情结”，引发新的论争。所以，在具体研讨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包含哪些文本的时候，其研讨本身就在实质上转化为对一种量度标准的确认和一种演进过程的描述。
首先，从量、度标准上讲，由于本文所要谈及的“类后现代叙事”或曰“中国后现代小说”是指写作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为深远，基本上已为当下批评界所认可的小说创作，因此，一些相对单一零散的文本不在此之列，此为量；与此同时，从度上说，则主要是说“类后现代叙事”既应有独特的艺术表征，又应有独特的艺术观念。海外著名学者赵毅衡在《后现代派小说的判别标准》中阐述“元小说”，“迷宫小说”以及“散乱状态，并不纳入一个整体画面”的“拼贴”等作为判定后现代派小说的几个重要艺术标准。由于赵毅衡先生久居海外，能较为全面地接触到西方经典后现代文本，所以他谈的判别标准无疑是值得信任的。[2]但也应看到，中国后现代小说毕竟与西方的同类创作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尽管我们的先锋作家是以借鉴移植的方式使后现代来到20世纪末中国的小说领域，但后现代像历史上任何一种“舶来品”一样，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兼容，这往往又造成在判别中国后现代小说时有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不清，因而，我们在肯定赵毅衡文章所指出的艺术标准的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后现代来到中国后给中国小说传统叙事观念带来的冲击，而这一冲击是通过比较得来的：如果说中国传统小说是注重惩恶扬善的理想与英雄内容的叙事模式，中国现代小说注重的是强调深度的代自我立言的反英雄叙事模式的话，那么，“类后现代叙事”则更多是注重平面化，浅表化的代“本我”立言的凡夫俗子之叙事模式。因而，类似“反权威中心”“反启蒙主义”，“反主体性”，“反崇高”等也就成了“类后现代叙事”的叙事观念。
其次，从演进过程的角度上说，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历经以刘索拉、徐星为代表的现代派创作和以莫言、残雪为代表的强调“感觉世界”的创作铺垫后，大致是以如下的方式展开自己的历史进程：
先锋文学是在80年代中期涌现出来的一个小说派别，以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等小说以及洪峰的《奔丧》、《瀚海》、《极地之侧》等代表“语言叙事转向”的作品为标志，而后则是一批来自南方的青年作家，如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潘军、北村、叶兆言等在创作上的极力推进。自马原开始的先锋文学最显著的地方就是以元小说、仿拟、语言迷宫等为其叙事特征，因而这一派小说也常常被后来的批评家视为中国后现代小说的真正代表。
新历史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先锋小说家将创作目光转回历史后产生的一种结果，它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莫言的《红高粱》，但最能显示其创作实绩的则是苏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和他的“枫杨树”系列以及叶兆言的“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其影响一直波及到90年代晚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新历史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后现代的叙事策略去重新解构和描述历史，如从主题上强调正史到野史、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终结了超个人的政治视角对历史理解的垄断；从叙事角度上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强调历史的虚构叙事，让自我能从容的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使客观的历史主观化，必然的历史变成随意的偶然，而这些方法的结果就是使历史时空结构被随意打破，文学与历史的鸿沟被削平了，历史也许只是一场恶作剧。于是，当新历史小说是从先锋作家将目光转向历史的那一刻起，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相当程度后现代文化品格了。
女性写作在中国历来是波澜不兴，不过，它在90年代却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当然，这里论及的女性写作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它是指以西方女性主义原则立场进行创作的“私化写作”或曰“躯体写作”，而这种明显带有自传色彩的写作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3]在90年代，私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是陈染、林白。其中，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总体上就是按照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那•西苏的“躯体写作”原则进行创作的，在这些作品中，陈染、林白以近乎非理性的话语，破碎的结构，膨胀的语言在描绘女性欲望的同时极力解构、颠覆着男权中心主义，从而在文本上显示出一种后现代性。
晚生代小说由于其作者众多，身份各异，所以对于他们的写作倾向很难整体概述，但有趣的是，越是被认为是晚生代代表的作家作品，就越具有后现代倾向。像朱文的《我爱美元》、《弯腰吃草》；李冯的《多米诺女孩》、《最后的爱》；邱华栋的《沙盘城市》、《手上的星光》等作品确实有类似后现代的创作倾向。而且，这些晚生代小说家还通过言论表达了自己对后现代的独特理解，如邱华栋曾言：“我认为中国已经有了后现代小说，李冯就是最典型的后现代作家。”“在表面上，我的作品的后现代味道不是特别浓的，在结构语言上，我没有做比较深入的探索；但我将当下的各种信息大批量地充塞进小说里，这一做法，我觉得的这就是我的后现代特征。”[4]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类后现代叙事”在世纪末中国文坛的流变过程：即包括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女性私化写作以及晚生代小说是属于“类后现代叙事”的范畴之内的。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总体流变上前后是具有明显延续性与差异性的：一方面，某种后现代兴起之后很快为新的后现代叙事所取代，但它们之间在内部又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在80年代，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后现代小说更多情况下是在不知其名的前提下通过对西方后现代小说特别是对其叙事手法进行模仿中完成的，而当时批评界对此缺乏明确的解读又使其成为隐性的后现代文本；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后现代文化语境真正来临之后，中国的“类后现代叙事”不仅在形式上，而且还在思想上成为一种显学，而这一点，则正是后现代在中国文学创作中逐步中国化的一种必然趋势。
二、“类后现代叙事”的艺术运筹
第一，是自由视角的元小说。元小说又称后设小说或自我意识小说，是后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尽管许多研究者在阐释元小说时有不同的主张，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小说是在接受当代哲学、语音学及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它虽然不是后现代小说的唯一叙事形式，但却是后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变传统小说的隐藏叙事行为为暴露叙事行为。在元小说创作中，小说家仍在讲故事，但他们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故意揭穿其虚构性的本质，即通过自我暴露，自我评述的方式来揭示其创作过程，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了“关于小说的小说。”[5]
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马原是较早尝试元小说写作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如《上下都很平坦》、《冈底斯的诱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元小说的写作手法。当然，最能集中体现元小说叙事手法的则是他的中篇《虚构》。在《虚构》中，马原给读者的第一段叙述就是：“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在这里，马原首先明确地将叙述人“我”即文中的“马原”与作者马原划上了等号，而这一举措无疑使小说的似真性失去了基础，并进而走向土崩瓦解。而后，身兼作家，叙事者，主人公于一身的“马原”就开始了他时而煞有介事，时而天马行空的描述。在此过程中，马原总是不忘记时不时地出来强调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比如这一次为了杜撰这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我就叫马原，真名。我用过笔名，这篇东西不用……”而在这篇小说第十九部分，即小说临近结尾的部分，马原甚至直接跳出来与读者对话：“读者朋友，在讲完这个悲惨故事之前，我得说下面的结尾是杜撰的。”作者在这里干脆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写的“苦衷”暴露给读者，从而使以上话语及主人公叙事成为虚构的“虚构”。自然地，这种“虚构”的本身也就成了典型的元小说。
使用元小说手法进行创作是马原为先锋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带来的启示，在所谓的“马原叙述圈套”的影响下，一大批新潮小说家如洪峰、余华、格非、叶兆言等许多先锋小说家都在自己篇章中多次尝试过元小说的写作手法；而像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私人化”写作进入元小说的创作层面，不但为元小说的创作增添了崭新的“层面”，同时，也使得这种女性写作能够名副其实地进入到类后现代的视野。使用元小说的手法进行创作是文学中自我意识从萌芽发展到极致过程的结果。自然地，将它不断地应用于创作中所产生的突出特征就是自我意识的浓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叙述视角的变更。可以说，在“类后现代叙事”中，元小说叙事文本中频繁使用第一人称叙事就是其外部表征。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基本都是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但这种第一人称的使用是与传统小说叙事中有着显著的不同，元小说的第一人称是一位典型的“不速之客”，“他”往往就是真正的作者，但他不再讲述故事，而只评述故事，他是真正超然于传统叙事者之上的一种叙事者，而这种叙事的本身就是要说明“我”讲的故事是虚构的。
第二，是破碎的结构。对结构的关注是中国新时期小说运用后现代策略的一个突出的表征。小说结构作为后现代叙事中最重要的形式话语，它对文本的表现形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叙事结构的苦心经营，一方面使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具有了与西方后现代小说相似的文本结构，另一方面也着实为一些崇尚文本游戏的新时期小说家获得了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类后现代叙事”在结构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经常使用一种近乎破碎的结构，使小说结构在总体上变得不完整。而这种破碎的结构具体说来是通过空缺结构的大量使用、多重的复指文本、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三个主要方面来予以完成的。
空缺结构是指在“类后现代叙事”文本中事件的发展史往往由于人为作用造成某个链条的缺失，从而使整个事件的统一性被瓦解，历史就这样变得不可靠起来。格非的许多作品都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空缺结构。以《迷舟》为例，在这部精心打造的短篇里，格非是以战争与爱情的双线来营造其小说结构的，但无论我们从哪能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的结构总是不完整的。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小说总是在最关键的地方给读者留下了空缺。“萧旅长去榆关”无论从战争线索还是爱情线索上都对整个故事的展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被省略了。萧去榆关是去看望“杏”还是去传递情报，警卫员并没有考虑是哪种可能就武断地以六发子弹打死了萧作为对空缺的填充，正是他的这种行为使这个空缺永远被悬置起来而无法弥合。在这里，对空缺的填充与解释是无效的，无论是萧的爱情填充方式，还是警卫员六发子弹的枪杀填充方式，都造成了整个故事的不完整。然而，结构上的空缺对读者的诱惑又是巨大的，我们完全在阅读时对此空缺进行再度随意的填充。
多重的复指文本指小说具有多重结构，或是在文中以一种文本指涉另一种文本，从而造成两个文本互相兼容破坏，使文章整个结构发生混乱。在“类后现代叙事”的发展过程中，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是多重复指文本的始作俑者。而后，洪峰、孙甘露、叶兆言、余华、格非、鲁羊等作家都在探索此类结构时成绩显著。孙甘露在《请女人猜谜》中曾写到他在写这部小说的同时又在写另一部名叫《眺望时间消逝》的作品，这两部小说既平行又互相杂糅，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写《请女人猜谜》就是写《眺望时间消逝》，两者其实就是一个文本，但它们又都确实有各自独立的角色和故事。而这样的结果就使得《请女人猜谜》的写作过程变成了对《眺望时间流逝》的叙述，《眺望时间流逝》一文成了《请女人猜谜》的谜底。这是一种类似元小说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结合体，它断裂过、中止过、缺失过，也许它在各自文本内是完整的，但两个文本主题的互相指涉却造成了整个文本结构的碎裂。
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也是造成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结构上处于破碎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这也表现了先锋作家在文本叙事上时间意识的深层觉醒。自由式的叙事时间是指时间或历史在后现代文本中像一个固定的书架一样，叙述者可以从古至今亦可从现在到过去乃至将来任意穿行，而无论多么久远的时间在叙述者的手中不过是书架上的一本书，可以被随意打开翻阅。以洪峰的《和平年代》、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为例，这三部小说都是以时间为题目乃至主题的。本来，题目的时间固定下来后，这个时间就被肯定了，被绝对化了。但作家们在将故事固定在时间上之后，观看历史的视点却没有被停止。相反，由于叙事者“我”的自由穿梭于历史与现在，故事内的具体时间都自行消失了，所有的事件都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符码中自由漂流，直至发生空间上的转折。
循环的叙事时间是自由式叙事时间的特例，但却是最具革新实验的叙事时间策略。所谓循环时间实际上是指一种无变化、无发展的循环重复的时间手法，它是文学进入后现代后常用的一种叙事时间手法，这种策略在新时期是以借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开头语的面貌出现的，而独特判断语式“许多年以前，许多年以后”正是这种时间策略被使用时涌现出来的两大母题。在新时期中国类后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这两大判断语式是经常被援引的，无论是先锋文学，还是女性“私人化写作”，一直到一些“晚生代”的创作中都明显有这样的例子，而这种叙事语式的频繁使用就“确定了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循环回返的圆圈轨迹。叙述的时间从久远的过去跨进现在，又从现在回到过去。”[6]
第三，是仿拟与反讽。对历史上许多经典文本或故事进行仿拟是中国“类后现代叙事”的一种较为独特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倾向出现的原因除了是要对以往小说的宏大历史叙事进行无情的解构，从而探索叙事的多种可能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得益于外来的后现代写作方式与本土固有的文化资源。
仿拟是后现代小说采用的一种互文方式的叙事方法，其写作目的则是为了能从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一种自省与语言游戏策略。在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创作中，新历史小说对仿拟手法的关注是最为强烈的，而以“故乡系列”闻名于文坛的刘震云恰恰为解读这种后现代叙事手法提供了范本。《故乡相处流传》是刘震云整个故乡系列中最能体现仿拟手法的一个长篇。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在曹丞相身旁”，显然是对三国故事进行了仿拟。曹操与袁绍一同攻打刘表，但两个人却为争夺一个沈姓小寡妇大打出手，延津县的人民如孬舅、猪蛋等在曹操得势时归顺曹操，声讨袁绍；在袁绍得势时，声讨曹操。《三国演义》中那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被无情地仿拟成是由一个女人引起的利益之争。在此书第二、三、四部分中，曹操、袁绍以及他们当年的追随者也依次转生，尽管历史已过去许久了，但一切还是那样，当年的一切仍在这些人身上发生……总之，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以总体仿拟《三国演义》的形式如章回体、人物等解构了进化的历史观：即“后一代人总是历史前一代人的再生，后来的历史总是前段历史的翻版。”进而使小说进入一种历史无意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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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作者：吴福辉

豆瓣评分：8.2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8-7

页数：667

内容简介：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撰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已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这部近60万字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既注意吸收前人关于作家、作品和文体研究的成果，又克服了以往文学史的叙事模式与狭窄格局，拓宽了研究领域，在“文学现代化”这一命题下，形成了学术品味浓厚的独异的特色。

在结构布局上，全书按照1917-1949年的历史分期分为三编，但对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形势只作简约的交代，着重阐释各个阶段重要的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从文学演进过程与历史联系中去分析文学自身的规律与特点。这本书虽然也按文体分类，却注重突出各种文体的性质、走向以及不同流派的特点，并对某些代表艺术高峰的作家作品作专章论述，每章还附录了年表。

在对重要作家的评论中，力避对作家生平的罗列和对作品情节冗长的复述，而重视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尤其注意分析作品产生久远影响的原因。如第二章鲁迅（一），在评论鲁迅小说的结构模式与深邃意蕴时，特意标出“说不尽的鲁迅”一节，综合了近年来学界对“阿Q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书中还把沈从文列为专章，表示了对这位构筑“湘西世界”，“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角色”的文化人的同情和理解。

这些都是过去文学史著作所没有的或所省略的。

对于文学流派，不只是强调主流文学，而且也能从地域、文化环境的视角，去关照京派、海派、新感觉派、先锋派等趣味各异的文学派别，力求恢复现代文学色彩纷呈、枝叶繁茂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