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小说中的都市意象
1. 白先勇小说创作有什么艺术特色
融传统于现代,这是白先勇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白先勇的小说创作虽大量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技巧,但从根本上说,他作品中流淌的仍是中国文学的血脉,融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洋小说的艺术技巧于一炉,博采众长而形成细腻、含蓄、深沉而优雅的艺术风格。从《芝加哥之死》开始,白先勇的创作蜕去模仿的痕迹,现代手法运用得自然娴熟。
《芝加哥之死》的现代特色,主要体现在小说表达美国的快节奏生活和环境氛围,更为突出的是真实细致地刻划了吴汉魂久遭压抑以致扭曲畸形了的性心理。性发泄带给吴汉魂的不是解脱和快乐,而是耻辱感和罪恶感,巨大的生存压力使他的精神濒于分裂,最终跳湖自杀。小说利用现代艺术手段,淋漓尽致地剖示了一颗痛苦、绝望的灵魂。
《谪仙记》中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刻画人物心理,用象征手法暗示人物命运,渐趋向传统,有较浓郁的民族风格。完美体现白先勇的传统与现代融合特色的是《台北人》的创作。《游园惊梦》从总体构思到具体描写受《红楼梦》、《牡丹亭》等古典名著的影响,在技巧运用方面突出了现代技巧。钱夫人出席窦公馆的晚宴上触景生情,五次回忆起昔日“钱公馆”的豪华和气派的意识流动,今昔对比中突出了主人公今日的凄凉、落魄的生活处境和细致复杂的感情世界。既有现代小说的抓取瞬间,又有传统小说对社会、人物命运的表现,采取正面叙述与西方小说的时空交错结合的方法,小中见大,增强小说的现实感和历史感。《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金兆丽离开“夜巴黎”前对自己一生经历流水般的回忆,用意识流手法揭示人物此时感慨万千的复杂内心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由于家庭和个人经历的关系,白先勇的小说多描写他熟悉的上层社会生活,在题材选择上,善于描写没落贵族的日常生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人情世态和社会变迁。《国葬》通过国民党一级上将李浩然的葬礼,反映出国民党政权的日薄西山,体现出历史的沧桑感。《思旧赋》借鉴西方小说中观点的运用,采用两个老仆的观点,来表现李宅的今昔:昔日的豪华气派,今日的残破失修。小说中描写的意象都是衰败、老迈、痴呆和死亡的,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作品从老仆的眼光来叙述比作者自己叙述有效的多,深得《红楼梦》的技巧神韵,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在《游园惊梦》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还运用观点的转换。当叙述钱夫人、金大班的身世来历时,很明显使用的是全知观点,但当进入人物的心理层次时,白先勇运用意识流手法或直接借助人物的自述时,自然又转成自知观点,更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2. 白先勇的小说具有什么色彩
白先勇的小说还具有浓郁的感伤情绪和悲剧色彩。通过笔下人物的命运遭遇表达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命运的神秘与不可知,明显受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表现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
白先勇是台湾现代派文学的代表,又是现代派作家中现实性最强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创作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融合,作品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和较高的艺术成就。
3. 白先勇<<冬夜>>主题思想是
作者通过对“五四”精神的重估和俊彦等青年一代轻视传统,盲目崇洋的描写,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潜在性叙事,批判了一味西化所造成的价值混乱,强调了回归传统对青年一代成长的重要性。
文章简介:
《冬夜》是白先勇创作的短篇小说,收录于《台北人》,最早发布于一九七〇年《现代文学》第四十一期。
小说主要塑造了父子两代知识分子形象:在台湾某大学教浪漫文学的教授余钦磊和旅美学者、国际历史学权威吴柱国,以及青年一代的代表,余钦磊的儿子俊彦。两组人物构成了两个叙述平而,虽有交叉,但各自又有着不同的批判指向。
从整体结构来看,两位主人公的对白构成了全篇叙事的主干和我们全部信息的来源。通过谈话构成人物的今昔对比,逐层剥去覆盖在人物本真而目上的灵光,进而加以讽刺、鞭挞,成为本文结构上的突出特点,也构成了本文第一层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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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冬夜》的情节动作,和《台北人》大多数故事一样,发生在短短数小时内。而情节也主要靠小说人物的对白来推展。主角是一个在台湾某大学教英国浪漫时期文学的老教授余钦磊,另一重要角色,则是被誉为国际历史权威的旅美学人吴柱国教授。
民国初年,他们两人在北京大学,同是领头发动五四运动的健将,后来,余钦磊随政府来台,一直在大学教书,吴柱国则留居美国,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名人,现刚返台北做数日之停留。
《冬夜》小说情节,即叙述吴柱国在一个下着冷雨的冬夜,从社交应酬与学术演讲的繁忙中抽出几小时,来到温州街余教授的住宅,探访老友,两人谈今话旧并发抒内心感触的情形。
小说始终客观描写,叙述余教授之期待老友;情节主干由两人之对话构成;吴柱国离去后,高潮即下降,作者恢复客观描写,叙述余教授之所为所思,小说很快也就结束。
作者简介:
白先勇,作家、评论家,生于1937年。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树犹如此》等。
近年来致力于昆曲的复兴与古典名著《红楼梦》的重新解读与推广,重新整理了明代汤显祖戏曲《牡丹亭》和高濂《玉簪记》等。曾获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特殊贡献奖。
4. 白先勇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艺术追求
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花
靖
超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白先勇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关注的台湾作家之一。其作品不仅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更有自身的特色。总体而言,白先勇小说有三个创作特色:“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具体来说:(1)白先勇的个人经历对其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使其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传统于现代;(2)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悲剧性方面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3)在历史流变下的“对命运的感悟和思索”以及异域文化下的生存和放逐的视角下,白先勇小说富有感伤主义色彩。[关键词]白先勇;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22)02-00045-04
白先勇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极有代表性的现代派
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注目的台湾作家之一。他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其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1958年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金大奶奶》,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多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后陆续汇编成册,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嫡仙记》,长篇小说《孽子》,《夜曲》,《骨灰》以及其他散文和戏剧作品。
作为台湾现代派的领军人物,白先勇的作品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那就是注重“描绘人与人性,注重发掘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复杂性。在艺术上,从西方输入虚无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广泛采用意识流,暗示,象征等手法。”[1]但是他与其他现代派作家如欧阳子,於梨华等人相比有其独特的地方,用王晋民先生总结的话来说,只有十二字:“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2]。正是由于这样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使白先勇成为台湾文坛上的一株奇葩。近年来有关白先勇的评论文章很多,但大多数都侧重于介绍他的生平和创作情况,或者是针对他的作品中某种倾向进行评论。本文试图系统地梳理一下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一、将传统溶于现代,将西方溶于中国
(一)个人经历的影响
白先勇,1937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其父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自小他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在《蓦然回首》中他将少时给他讲演义的厨子老央看作是自己小说的启蒙老师。后随父定居台湾,受到中学国文老师李雅韵的影响,她为他“启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白先勇“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3]。
1957年他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接触到欧美文学,他说:“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
洋文学的桥梁。”[4],正是有着如此优秀的老师和同窗,
如此得天独厚的文学氛围,他如鱼得水,广闻博识,阅读、翻译、创作是他当时生活的主题。1960年,白先勇与同学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毕业后,赴美后研读的也是小说创作,而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出一种认同危机,以至在课堂上学的是西洋文学,在图书馆借的多是中国各方面的书,他开始对自己内心进行深度的探究和反思,开始了对自我的发现和追寻。
正是这些经历使他的小说中糅合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手法和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将传统融于现代,将西方融于中国。这样的一个特色在其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继承传统技法
白先勇的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风格,尤其是受《红楼梦》的影响。他的小说基本上以写实为主,注重人物、环境,以及细节的描写,常用细腻的手法对日常生活进行真实地描绘和刻画,以此来表现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性格特征。
在选材上他常会选取日常生活中很细小的事情来刻画各色人物,揭示重大的主题。比如《岁除》描写的是除夕夜一个仕途不顺的国民党中级军官在朋友家借酒消愁;《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描写的是台湾夜巴黎舞厅一个晚上发生在金大班周围的事情和她对往事的回忆;《思旧赋》描写的是冬日黄昏两个老仆妇对旧主的追忆及对现状惨淡的诉说;《游园惊梦》描写的是钱夫人参加窦夫人举办的家庭晚宴等等。而像《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孤恋花》、《花桥荣记》这一类小说也止于对生活片断的描写。他很少会去写一些重大的事情或是极曲折的情节、强烈的冲突,而是像这样“以小见大,平中见奇”[5]。
在刻画人物上他笔触细腻,塑造了自“上”到“下”众多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他极善于对人物所处的环境、外貌衣饰、言谈举止进行描绘,寥寥几笔就使人物栩栩如生。比如对尹雪艳的冷艳,他写到:
“月白短袖的绒棉旗袍,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盘扣,脚上也是月白缎子的软底绣花鞋,鞋尖却点着两瓣肉色的海棠叶儿,为了讨喜气,她破例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而耳朵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冰雪化成的精灵”。(《永远的尹雪艳》)[6]
对窦夫人的矜贵,他写到:
“穿了一身银灰洒朱砂的薄纱旗袍。足上也配了一双银灰闪光的高跟鞋,右手的无名指上戴了一只莲子大的钻戒,左腕也笼了一副白金镶碎钻的手串,发上却插了一把珊瑚缺月钗,一对寸把长的紫瑛坠子直吊下发脚外来,衬得她丰白的面庞愈加雍容矜贵起来”
(《游园惊梦》)[7]
再如《梁父吟》中对朴公书房的描写,陈设十分“古雅”,“靠窗左边是一张乌木大书桌,桌上的文房四宝一律齐全。一个汉玉鲤鱼笔架,一块天籁阁珍藏的古砚,一只透雕的竹笔筒里插着各式的毛笔,桌上单放着一部翻得起了毛的线装《资治通鉴》。靠窗的右边,有一个几案,案头搁着一部《大藏金刚经》,经旁有一只饕餮纹三脚鼎的古铜香炉,炉内积满了香灰,中间还插着把烧剩了的香棍”[8]。说明他是极为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这样细腻地对人物服饰、所处环境、举止言谈进行描写来刻画人物,从小中见大,从平中见奇,从而使得人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三)融传统于现代
白先勇的小说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技法的基础上,也将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融入其中,使得其作品有着不一般的特色。
他在注重对现实的描绘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从而将角色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是内心独白,如《国葬》中秦义方的内心独白,“长官直是让这些小野种害了的!他心中恨恨的咕噜着,这些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哪里懂得照顾他?只有他秦义方,只有他跟了几十年,才摸清楚了他那一种拗脾气。”“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
事了。”[9]
从他的这些似自白似唠叨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主人的忠诚和那种近乎母性的卫护的心理。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写到金大班即将离开风月场去当老板娘的前一晚,“在风月场中打了二十年的滚,才找到个户头,也就算她金兆丽少了点能耐了。当年百乐门的丁香美人任黛黛下嫁棉纱大王潘老头儿潘金荣的时候,她还刻薄过人家:我们细丁香好本事,钓到一头千年大金龟。其实潘老头儿在她金兆丽身上不知下过多少工夫,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那时嫌人家老,又嫌人家有狐臭,才一脚踢给了任黛黛。”[10]这里虽然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形式,但却是作者从金大班的意识角度去介绍阐述的,是她间接的心理独
白,是这个在风尘中沉浮了几十年的女人鄙夷和不甘的心态的一种淋漓的呈现。
白先勇的小说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大胆且适当地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这在他的著名的短篇小说《游园惊梦》中表现得尤为出彩,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翻版。白先勇曾称,《游园惊梦》里的意识流是他同时受到英美小说家的影响,尤其是福克纳、凯瑟琳·安·波特等人的影响。
小说以钱夫人蓝田玉赴宴为中心,详细地描写了她在宴会上五次对昔日南京的荣华富贵的回忆,涌现出明显的意识流色彩,每一次的回忆都是蓝田玉心底的呓语,那些深埋她心底的令人心痛又神驰的激情,随着昆曲《游园》、《惊梦》音乐和剧情的发展,如抽丝剥茧般呈现出来。意识的流动勾连出几十年前的痛楚往事,与今时相对照,不由让人感叹“人世的‘流动’和命运的转迁”[11],而钱夫人的意识流动成为了整部小说情节的推进拓展的一个基点。
除了意识流外,白先勇在其作品中还大量地运用了象征、意象、暗示、精神分析等现代派技巧,有些评论者称赞他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12],由此可见一斑。
二、泣血般的悲剧色彩
悲剧是一种审美境界,也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生命中充满了悲剧,历史也充满悲剧,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正是这种悲剧的崇高性,才引起很多哲人作家的关注,并把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历史、文明等称为悲剧精神。白先勇的小说正是用一种个人生命的悲剧,从而来向读者展示的是一种历史的悲剧,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个人无法掌控自身命运,随波逐流的内心挣扎。
5. 白先勇小说对古典词汇的融会贯通得力于什么
白先勇的小说对古典词汇的融会贯通,得力于他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尤其是《红楼梦》的语言被他视为至境的楷模;也与他多取材于台湾社会上层人物有关,人物本身就有较浓重的怀旧和伤感情绪,独特的出身与经历又使他对历史剧变有更多的感慨,这些因素使小说语言有一种古朴、典雅且具有沧桑感的艺术个性。白先勇固执地把“相干”、“作怪”、“妥当”、“标致”、“体面”、“难为”、“横竖”、“回头”、“莫过……不成”等古典小说的语言融入自己的创作,而又协调自然。他的小说语言还具有鲜明的节奏感,讲究语言表达气势的把握和调控:段落、语句的回环往复、相同句型、相同字数句的不断连用以及语调的变化,构成小说语言的独特节奏。如《游园惊梦》中钱夫人的意识流动,充满鲜明的节奏感,洋溢着生动的韵律;《芝加哥之死》中吴汉魂在美国求学生活节奏的快速而单调,刻画出留学生活的紧张与孤寂。
6. 探讨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里的人物与主题
http://book.kanunu.cn/html/2022/0322/5970.html
7. 谁能分析一下白先勇作品中的纽约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最早的源头可追溯到《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意象亦是西方文论中的术语,象征往往是审美意象最基本的表现手段。
阅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发现“由一连串的意象组织而成的一个意象群落”⑷,如月亮(《月梦》《那晚的月光》《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孽子》),太阳(《闷雷》《黑虹》《小阳春》《青春》《火岛之行》),潮湿的空气(《闷雷》《黑虹》《藏在裤袋里的手》《香港—— 一九六O》),朔风(《上摩天楼去》《秋思》《冬夜》《夜曲》),歌曲(《谪仙记》《一把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恋花》《游园惊梦》)。白先勇在这些意象里揉入了不同的浓烈的主观情感,或是对时间流逝的无奈无助,或是对现实肮脏的厌恶窒息,或是对命途乖舛的嘲笑挣扎,他对意象的着意经营,在烘托人物性格和情感上起到十分有力的作用。
“月”作为白先勇小说意象群体中最重要的一员,拥有两种基本形态,表现作者的两种主观倾向。
8. 简述白先勇短篇小说的特点
白先勇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感伤主义情绪.形成白先勇感伤主义情绪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我国传统哲学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的影响,其次,个人的经历,环境和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但白先勇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情绪并没有掩盖他的作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价值,他的作品描绘了台湾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悲悯,而这正源自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深沉的,执着的,毫无保留的爱.他的这种情怀深深地吸引着我,吸引我如痴如醉的在他的作品中体验对生活的爱和无奈.
详解:
白先勇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探索期,发展期,成熟期和开拓期四个时期.
白先勇的早期作品,其中包括《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闷雷》,《月梦》,《玉卿嫂》,《黑虹》,《小阳春》,《青春》,《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等,主要写的是他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带有明显的自传性,模仿性和幻想性的特点.
发展期的作品,是指白先勇赴美后写的《纽约客》,其中包括《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O》,《安乐乡的一日》,《谪仙记》,《谪仙怨》,《火岛之行》七篇小说.《纽约客》的主题和内容,主要是写漂泊到海外的国民党贵族子弟的生活,写他们在中西文化的冲击下的认同危机,写他们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写他们在爱情婚姻方面的悲剧.
成熟期是指白先勇在美国创作的《台北人》,其中包括十四篇小说.《台北人》在思想和艺术上比《纽约客》更加成熟,作者把他的故事人物和中国的近代历史和社会结合起来,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新的现实主义的深度.白先勇的《台北人》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主题多,人物性格鲜明,复杂,富于发展变化.其中,《永远的尹雪艳》就是暴露和抨击台湾上流社会的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
开拓期指的是白先勇近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孽子》.这是作者力图突破自己创作成就的一次尝试.其突破性表现在:第一,它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但他并没有把它孤立起来写,而是把它和人性的描写,社会的描写联系起来,因此它是一部多层面的小说:表面上是一部同性恋小说,实际上是一部人性小说,现实主义的社会小说,作者在小说中提出许多社会问题,如家庭,社会对子女的关心教养问题,老兵的生活问题,上层官僚对百姓的欺压问题等;第二,在作者的创作道路上,《孽子》在内容和题材方面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里程碑,主要写台湾现在和未来的现实社会;第三,《孽子》的语言风格比较朴实,通俗,而《台北人》的语言风格幽雅,流丽.
白先勇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感伤主义情绪.形成白先勇感伤主义情绪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我国传统哲学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的影响,其次,个人的经历,环境和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但白先勇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情绪并没有掩盖他的作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价值,他的作品描绘了台湾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悲悯,而这正源自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深沉的,执着的,毫无保留的爱.他的这种情怀深深地吸引着我,吸引我如痴如醉的在他的作品中体验对生活的爱和无奈.
9. 白先勇表达了一个什么主题
评论者们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白先勇小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读和分析,他们都注意到了这是一个有着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
相较而言,时间主题作为白先勇小说创作的一个核心主题却始终没有收到当下评论者足够的重视。学者们对白先勇小说中时间主题的研究虽然也早有涉猎,
从最早的颜叔元,到后来作者自己的同窗好友施叔青、欧阳子、朱立立等人对白先勇小说的时间意识与主题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但是,这里零碎的、散见
身显示了研究者对这一-课题的不热心,此处恰好是作者引以为遗憾的。其实,从处女作《金大奶奶》起,以及以后的《月梦》、《青春)、《玉卿嫂》 等,白先勇小说的创作几乎从- ~开始就自觉地指向了对青春易逝、人生如寄的感慨与伤怀。在他所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里,青少年与成年人,或者暮年人的并置、对比几乎成了小说固定组合模式,而由对青春之真、之美所生出的痴迷与眷恋,则成了他小说中老少恋的悲剧性根源。白先勇称早期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时间的敏感当时并不是自觉的,这种对时间的恐惧与创伤意识是出自一种天性,“我老觉得美的东西不长存,-下子就会消失,人也如是,物与风景也如是。”并称对“时间的流逝”的悲威其实是他所有作品共同的主题,虽然旅美后创作的《纽约客)与《台北人),在愿材上没有继续重复早期《青春)、《月梦》之类的同性爱情感故事,而是把叙述的重心转向了对历史文化的书写,但作者却认为它们在主题表达上仍然是一致的,“写的也是人对流逝的时间的怀念与追寻”,所不同的只是“以另外一个方式,从另外一些角度去写同一个题材。”。
对于白先勇小说所传达出来的强烈的时间意识,他同时代的作家兼好友施淑青早年在《明报》上的评价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白先勇写的其实是时间”"。欧阳子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台北人) 指主题探讨》中也有过类似论断,她称《台北人)里只有两个主角,- 一个是“过去”,一一个是 “现在”,并把“今昔对比"作为研习《台北人)的重要钥匙之一。相对于颜元叔从架构功能上对白先勇小说“时空意识”的关注,欧阳子可谓是最早、最系统地开始研究白先勇小说“文化乡愁”、“人性的关怀”主题之外对“时间流逝”之痛的表达,而且也认同这种“时间之痛”是潜流于白先勇小说的“家国之恨”表层下“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