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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评论赵树理的小说《传家宝》

对于赵树理等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不过，在50年代，文学界确有催成山西小说作家形成创作流派的努力。1956年7月，周扬到了山西，明确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当年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对赵树理等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该刊的经常性主题。1958年5月，《文艺报》和《火花》在山西召开座谈会总结山西作家的创作特色。不久，《文艺报》还以“山西文艺特辑”的专栏(注：《文艺报》1958年第11期。)，介绍、高度评价山西作家的创作成绩。建立“流派”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继续得到强调，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注：赵树理《也算经验》，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但又认为，“本来面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马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小学没有毕业时，参加了八路军。战争期间，从事晋绥边区报纸、出版社编辑工作。1945年，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1956年回到山西。马烽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除《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电影文学剧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外，大都是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西戎(1922-)抗日战争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时开始小说创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报》、《四川文艺》编委、主编。1954年回到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等)，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而向朴实趋近。其中，《赖大嫂》用揶揄的笔调，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自私、爱撒泼的农村妇女，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这个短篇既为倡导“现实主义深化”的批评家援引来阐述其论点，也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所重点抨击的“标本”。(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文艺报》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根据记忆重写)、《“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长篇《三里湾》，电影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另外，还写有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调《王家坡》，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和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编为各种文艺样式。如《登记》便以《罗汉钱》的名字，分别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剧种演出。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然而，如评论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三 赵树理的“评价史”
对赵树理小说和他的文学观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看法且相距甚远。即使是左翼文学界之中，评价也并不一律，且时有变化。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注：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延安)。)。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注：如冀鲁豫书店1947年7月初版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9月编辑印行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华书店1950年4月重印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苏南1949年6月初版的《论赵树理创作》等。)，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冯牧等的文章。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中，赵树理被做了颇为特殊的处理。他的创作理所当然地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学选集》(茅盾主编)中设有他的专辑。事实上，赵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中，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不过，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也有些犹豫不定。在继续把他作为一种“榜样”来推崇的同时，他的小说的“缺点”也在不断发现。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因而，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并暗示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乏自觉的意识。(注：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2月25日《人民日报》)。)长篇《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农村的“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展示，“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作者对于农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较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而对于农村的斗争，农民内部和他们内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现得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注：参见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合刊。)在50年代后期，这种评价上的犹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1959年，《文艺报》就“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虽然刊发了认为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编辑部却是支持赵树理的，它以王西彦对赵树理“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注：《〈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作为结论性意见。《文艺报》的这种辩护性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为了抵御当时激进文学思潮。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赵树理对1957年以后中共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而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受到“内部”批判。而在这个期间，文学界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作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的退潮中，文学界也有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出。这时，赵树理的“价值”又被“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倡者所发掘和重新阐释。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茅盾、邵荃麟等认为，“前几年”对赵树理的创作估计不足，“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些观点，在随后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阐发：“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农村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其它作家都难于匹敌”(注：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既然赵树理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那么，“文革”前夕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赵树理又必定首当其冲。文学界对赵的评价发生了大转变：“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注：《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54年第8、9期合刊。)。此后“文革”中对赵的激烈攻击，从“文学观”的角度而言，并没有超越这一批评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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