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问学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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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二)
从表面上说,娼妓业似乎是男性霸权驰骋的舞台,在这个行业中女人被当作交易的商品出售。实际情形中,往往是女人把持着行业,她们通常住在一起,形成了明确的妇女小团体。妓女仍然不可能不受到男人的役使,但她们也并非只是被动承受男性虐待的受害者。她们会以个体和集体的方式进行自卫。她们讨价还价,她们既可能受到男人的凌辱,却也可能搜刮嫖客。 新近对娼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最后一个重要主题,是国家当局与主张改革的人士之间的激烈论辩;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许多国家都发生过这样的争论。粗略说来,得到医疗部门支持的政府官员辩称卖淫是必要的罪恶,应通过妓女登记和对她们进行医疗检查加以管理、节制,而包括基督教和妇女权益活动家在内的各类改革派则反驳说,娼妓业是社会罪恶,应予以废止、革除。各种不同的管理方法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法国、英格兰、苏格兰、意大利、俄国等国的卖淫组织的形态。管理的主张输出到殖民地后,还加……
❷ 急问!!什么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
现代性最早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的转折,而人本取代神本的本质是人成为主体,以主体的姿态面对整个世界,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人是以神为中心的宇宙论体系的谦卑成员,其主体性处于受限制状态,文艺复兴运动则使西方人的主体性获得肯定和张扬。所谓的人本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实现人类主体性的冲动使西方人开始了征服自然之旅,建立起日益庞大和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工业—市场体系,而对个体主体性的弘扬则使财产的个体所有制、民主体制、多元文化日益获得承认和发展。实际上,任何国家要获得充分的发展,都必然要经历以实现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1、人要建立完全属人的世界体系,就必须从自然过程中凸现出来,以主体的姿态改造自然,使自然按照人的愿望重新成型;2、人作为一个类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人类主体性的发展最终依赖于个体主体性的诞生和发展,个体主体性的普遍兴起是人类社会获得充分发展的前提和目的。
现代性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其根本逻辑是主体—客体的二分法——主体是活动的源泉、中心、目的,客体则是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是实现主体计划的质料和工具,所以,现代性的最本质特征是设定了人作为主体对客体的绝对征服关系。
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欧美60年代,并于70与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这种放弃表现在拒绝现代主义艺术作为一个分化了文化领域的自主价值,并且拒绝现代主义的形式限定原则与党派原则。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在传入中国的诸种相关学说中,后期海德格尔哲学虽然从未自我命名为后现代主义,却最深刻地言说了后现代性:1、海德格尔深刻地认识到了现代性的本质是主体—客体的二分法,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危机,指出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把整个世界都视为对象、客体、质料、手段,以至于“大地及其大气成了人的原料,人变成了人的材料”,使万事万物皆处于无保护状态,“本身已经是一种爆炸性力量,足以使任何事物摧毁为虚无”;2、他指出超越现代性危机的根本途径是超越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使人由世界的征服者转变为存在的守护者,并因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无疑是是迄今为止最深刻的、大写的、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
目前中国影响最大的后现代主义学说主要有三种:1、后殖民主义;2、以平面化为中心概念的大众文化理论;3、解构主义。这三种学说均未真正触及现代性的本质,自然也不能对后现代性进行完整的言说。
❸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表现在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文学思潮从西方引进, 二者之间存在着时间差; 中国文内学受到多种世界容文学思潮的影响, 具有复合性。在接受过程中, 中国文学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 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
冲突, 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 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 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 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潮。
❹ 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当作是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反思世界的秩序,人类生存地的秩序,人类自身的秩序,以及前面三方面的关联之秩序;现代性是一桩思的事情,是关切的事情,是意识到自身的实践,是一个逐渐自觉的实践意识,一种在假如它终止或仅仅衰落了的情况下对所留下的虚空所产生的隐忧。 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就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Cambridge: Polity, 1991,pp.5,10.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问题在于答案不只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合理化(韦伯),功能性区分(帕森斯,卢曼),也是政治自由、民权和市民社会的动力学。这一答案的要点在于,道德和正义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决不是外在局部的变量,而是相反。现代性中有一个独立的(同时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的意义源头,这就是政治自由。这个源头决不会因日常使用而枯竭--实际上,它激发了更有活力的东西。从这个观点来看,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亦即被合法允准的个人主义所取代。 Ulrich Beck,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9, p.10. 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 假如我们仔细地聆听20世纪的作家和思想家们关于现代性的说法,并把它们与其19世纪的前辈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将发现这种说法的视野明显地狭窄了,想像的范围也缩小了。我们19世纪的思想家们既是现代生活的狂热追随者,又是它的敌人,他们永不疲倦地和现代性的含混和矛盾做斗争;他们的自我反讽和内心紧张乃是其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他们20世纪的后继者们则更加倾向于死板的两极和平面性的整体化。现代性要么沉溺于盲目而无批判性的热情,要么因其新奥林匹亚式的疏离和轻蔑而遭到指责;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都被构想为一块封闭的独石,现代人无法雕塑它或改变它。现代生活开放的视野已被封闭的视野所取代,即是说,过去是既要这个又要那个,如今却以非此即彼来取而代之。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enguin, 1982, p.24. 梅泰.卡利奈斯库(Matei Calinescu) 要确切地说出何时人们可以谈论两种不同的且尖锐冲突的现代性的出现,是不可能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刻,两种现代性之间出现了不可弥合的分裂,一种是作为西方文明历史中某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产物,工业革命的产物,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从那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无法化约的敌对性的,尽管在彼此要竭尽全力消灭对方的过程中并不认可彼此的影响,却也激励相互之间影响。 关于第一种现代性,亦即现代性的资产阶级观念,我们可以说,从总体上看,它延续了现代思想史早期的卓越传统:进步的信念,坚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可测量的时间,亦即可买卖的时间,因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计算成货币的等价物)的关注,崇拜理性,限于抽象的人道主义体系内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取向,以及对行动和成功的崇拜等--所有这一切在不同程度上都和渴望现代的斗争密切相关,它们作为中产阶级所确立的成功之文明中的核心价值观而充满活力。 与此相对,另一种现代性,亦即演变成先锋派的现代性,在其浪漫主义发轫之初,就倾向于一种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痛恨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借助极其丰富多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痛恨,从反叛、无政府主义和末世论,到贵族式的自我流亡。所以,界定文化现代性的决不只是其种种积极的目标(尽管它们常常毫无共同之处),而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彻底拒绝,是其毁灭性的否定激情。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41 42. 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 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现代性已被视为导致了将统一性和普遍性观念强加于思想和世界之上的探索。实际上,它的使命就是要把有序强加给无序,把服从的规则强加给未开垦处女地。然而,随着权力的全球平衡正在从西方转移出来,随着更多的声音对西方反唇相讥,出现了这样的强烈感觉,即现代性将不会是普遍化的。这是因为现代性既被视为西方的规划,又被视作西方价值观向全世界的投射。事实上,现代性使得欧洲人可以把自己的文明、历史和知识作为普遍的文明、历史和知识投射给别人。 Mike Featherstone,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5, p.10.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我知道,人们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的总体来谈论;人们把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现代性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幼稚的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做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ethos(气质)的东西。 ——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534页。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我区分了现代性的三种主要来源,其中每一种都与另一种相关联: 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这是在无限范围内时空延伸的条件,它提供了准确区分时空区域的手段。 脱域(disembeding)机制的发展。它们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 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织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46、47页。 于尔根.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 现代性的观念与欧洲艺术的发展密切相关……韦伯给文化的现代性赋予了实质理性的分离特征。表现在宗教与形而上学之中的这种分离构成了三个自律的范围。它们是科学、道德和艺术。这三个方面最终被区分开来,因为与宗教和形而上学结为一体的世界观分道扬镳了。自18世纪以来,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人们能够使得文化的每一领域符合文化的职业,而文化领域内的问题成为特殊专家的关注对象。对文化传统所做的这种职业化处理办法先于文化这三个方面的每一个内在结构,那么出现的认识 工具结构,道德 实践结构,以及审美表现的合理性结构,每一结构都无一例外地处于专家们的控制之中……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设计亦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 ——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 17页。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我们用"现代"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意思,是导向某些独特性或社会特征出现的单一过程,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性"的定义……现代社会的特征或特性有: 1. 在明确地域边界内运作的政治权力的世俗形式,以及政体和合法性权威和概念,这些是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复杂结构的特征。 2. 基于市场大规模商品生产和消费基础上的货币交换经济,广泛的私有制和系统长期基础上的资本积累。 3. 带有固定社会层级系统和交错的忠诚特征的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劳动的动态的社会分工和性别的分工的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就呈现出新的阶级形态的特征,男女之间独特的父权制关系。 4. 传统社会典型的宗教世界观的衰微,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展现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个人主义的、理性的和工具性的冲动。 还有两个方面与我们的现代性定义有关,它们可以松散地归之于"文化"的范畴之下。一是生产知识和把知识分门别类的方式。现代社会的标志是一个新的理智的和认知的世界之诞生……二是本书采用的现代社会分析方式,它强调作为形成过程一部分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 Stuart Hall & Bram Gieben, eds., Formation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2,p.6. 亨利.列菲伏尔(Henry Lefebvre) 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反思过程的开始,一个对批判和自我批判某种程度先进的尝试,一种对知识的渴求。我们在一系列文本和文献中接触到它们,它们带有自己时代的标志,然而又超越了时尚的诱惑和新奇的模仿。现代性不同于现代主义,就像一个在社会中加以阐述的概念有别于社会现象本身一样,恰如一种思想迥异于实际的活动一样。 Henry Lefebvre, Introction to 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95, pp.1 2.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在于从借助认识达到存在的同一和占有,转向了存在和认识的同一。这个从思(cogito)到在(sum)的历程达到了这种程度,即认识的自由活动,以及脱离任何外在目的的活动,将在倾向于所认识之物中来发现自身。这种认识的自由活动也将逐渐构成作为存在的存在之奥秘,无论通过认识所把握的是什么。 Sean Hand, ed., The Levinas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89, pp.77 78. 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 无论在何处,如果没有信仰的破碎,如果没有发现现实中现实的缺失——这种发现和 另一种现实的介入密切相关——现代性就不可能出现。 Jean Fr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Explained, Minneap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3,p.9. 约翰.麦克因斯(John MacInnes) 假如说现代性源于如下主张,即独立的自我现在是依照他们自己的形象而非上帝的形象来创造社会,它在个人的平等公共权利概念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把晚期现代性描述为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同样的自我们现在为了一个真实的自我而要求诸种私人权利。在以前选举权、罢工权和工作权的冲突和斗争出现之处,现在不断增长的是要求特殊身份的冲突,或者相反,是要求发展出身份的特殊形式的社会责任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集中在社会性别上,或以社会性别的话语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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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第一章 导言(一)
本书虽称不上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像性重构,却又甚于想像性重构。①说算不上想像性重构,是因为娼妓同其他所有的下层社会群体一样,并没有亲自记载自己的生活。娼妓直接言说或再现自身的事例极为罕见(当然,我也将会阐明,她们并非完全沉默无语)。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记录她们的生存状况的文献资料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娱乐场所指南、奇闻轶事录、肖像画、高等妓女受赠或自己赋写的诗作、小报上专门散布名妓蜚短流长的闲话专栏、禁止街头拉客的市政法令条规、巡捕房对街头卖淫女和被控从事贩卖妇女活动者的审讯记录、见诸报端的涉及高等或下等妓女案例的庭审报道、中外改革者有关许可或取缔娼妓业之利弊的争论、中国学者评述世界娼妓业史以及分析本地娼妓业缘由的专论、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就上海各类人口中性病发病率所做的调查报告、救援机构记载的绑架拐卖妇女进妓院的案例、用小说笔法记录的妓女的骗人伎俩和痛苦生活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资料来源还不只限于以上所述。这些资料各有各的用处,但总起来看,它们对于革命以前社会上层的动向很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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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现代性 对抗 共谋
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
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
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
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
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
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
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
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
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
“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
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
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
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
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
四、结语
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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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本书虽称不上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像性重构,却又甚于想像性重构。①说算不上想像性重构,是因为娼妓同其他所有的下层社会群体一样,并没有亲自记载自己的生活。娼妓直接言说或再现自身的事例极为罕见(当然,我也将会阐明,她们并非完全沉默无语)。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记录她们的生存状况的文献资料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娱乐场所指南、奇闻轶事录、肖像画、高等妓女受赠或自己赋写的诗作、小报上专门散布名妓蜚短流长的闲话专栏、禁止街头拉客的市政法令条规、巡捕房对街头卖淫女和被控从事贩卖妇女活动者的审讯记录、见诸报端的涉及高等或下等妓女案例的庭审报道、中外改革者有关许可或取缔娼妓业之利弊的争论、中国学者评述世界娼妓业史以及分析本地娼……
❽ 关于现代性的系列问题
朋友你好!中国学界关于“现代性”的介绍和研究有不少,但是显得有些紊乱和失调。我谈一点个人看法,不管学者们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深奥艰涩,有一点总是可以肯定的:“现代性”是一个用来形容“现代”社会的“性质”的概念。有关的定义有百种之多,不可详述;但基本认同的是,“现代性”最初意味着一种直线进步的观念,涉及文化、历史、社会等多方面。
至于你提出的问题,简而言之——“反现代性”就是有意无意地与“现代性”保持对立的思想观念。“审美现代性”指的是审美层面的“现代性”,通常认为,它与社会/历史层面的现代性一起,构成了“现代性”的丰富内涵。
你们老师第一节课就讲给你们“讲现代性”,如果不是他学文太高深,那么就是他太不了解现在的学生了。当然,我当年也碰到过这样的老师。......
最后给点建议,如果实在对于“现代性”一头雾水的话,不妨暂且搁置你的心头疑惑,不要强迫自己一下子接受这么多抽象的理论。如果你一定要现在去弄明白,那么我建议你读一读周宪的《审美现代性批判》。这本书对于了解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大致轮廓和发展历程,都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书中开列了详细和丰富的参考书目,也很有价值。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是一本比国内学界多数牛人们的胡侃瞎扯要好得多的书。
祝你学习愉快!
❾ 以鲁迅小说为例 论述中学语文教学如何体现现代小说的现代性
鲁迅小说故乡为例,在故乡中闰土的变化当中就能够体现出现代小说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