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小说主人公叫李植

『壹』 穿越明末 主人公叫李植

《明末工程师》作者： 米酿
二十一世纪的工业设计师李植穿越到明末。
没有钱？搞个飞梭织布机来，立刻赚到盆满钵满。

『贰』 朝鲜16世纪之前的文学的典型特征是什么

朝鲜文学的成文作品，约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在此之前，已经流传着古代神话传说和口头歌谣。其原始艺术活动，见于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史书中，内容大抵同祭祀和农功事毕的欢庆活动相结合，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原始宗教信仰。
朝鲜文学概述
朝鲜文学的成文作品，约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在此之前，已经流传着古代神话传说和口头歌谣。其原始艺术活动，见于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史书中，内容大抵同祭祀和农功事毕的欢庆活动相结合，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原始宗教信仰。现存最古老的四言诗《箜篌引》和《迎神歌》，可能是使用文字后记录的口头歌谣。《箜篌引》出自中国汉乐府，据西晋人崔豹《古今注》的记述，被认为是古朝鲜人所作。朝鲜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以《檀君神话》为代表，叙述神人檀君建立古朝鲜国的故事。朝鲜传入汉文后，始有书写文学。近两千年来，他们借用汉字书写官方文书，著书立说，进行文学创作。1444年，李朝世宗时创制了朝鲜文字，国语文学日渐普及，至李朝末期，汉文文学始趋衰微，终于为国语文学所代替。朝鲜文学分以下4个时期。
三国时期的文学
1世纪前后，朝鲜形成百济、新罗2个国家。朝鲜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此时已进入封建社会。三国之间，相互攻伐，战争频仍，至 7世纪由新罗实现了统一三国。后又有后三国的纷争。10世纪初，高丽王朝兴起，建立了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儒、释、道三教都传入三国。佛教在新罗最盛，并创造出灿烂的佛教文化。但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儒家思想。高句丽首先使用汉文。她保有最早的四言诗《黄鸟歌》；后又有定法师的《孤石》和乙支文德的《遣隋将宇仲文》等五言诗。其他著作方面，高句丽还有前后两次的史书《留记》和《新集》（已佚）的编纂。百济的文化也很发达。285 年，学者王仁东渡日本讲授《论语》，第一次把儒学和汉文传到日本。4世纪， 学者高兴著国史《书记》。百济除成忠的《狱中上书》和兴首的《上义慈王文》个别文章外，没有多少文学作品留给后世，连古老的《书记》一书也早已泯灭不存了。新罗在统一半岛之后，出现强首、金仁问、金大问、良图、薛聪、慧超等散文家和崔致远、王巨仁、朴仁范、崔匡等诗人。他们的著作多数只存其名，书已失传。7世纪中叶， 真德女王织在锦缎上送给中国唐太宗的五言排律《太平颂》，在中国有一定影响，被收入《全唐诗》。《唐诗品汇》评为“高古雄浑，可与初唐诸作相颉颃”。薛聪的寓言《花王戒》、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残本和金后稷的《谏猎文》，是至今能够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新罗散文。崔致远是这个时期乃至整个朝鲜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他在中国留学，回国时值新罗末季，因不满现实，隐居伽山，不知所终。他的作品散失不少，但有一部完整的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和散见于其他选集与史书中的诗作流传至今。朝鲜历代文人都奉他为朝鲜汉文文学的奠基人。借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新罗乡歌，是用本国语言进行创作的最初尝试，也可以说是朝鲜国语文学的发端。它和纯粹的汉文作品相比，是个进步，然而仍有极大的局限性，不懂汉文的人依然无法理解它。现存的新罗乡歌只有14首。这个时期汉文还不普及。三国文学的主流还是大量的口头歌谣和被文学史家统称为“说话”的各类传说故事。这些“说话”大致可分为建国说话、英雄说话和民间说话三类。三国开国的始祖，功勋卓著的将军，机智勇敢、秉性善良的平民百姓，多是传说中的主人公；故事生动，带有奇异的神话色彩，对后世的叙事文学有深远影响。三国的民间歌谣，著名的有高句丽的《来远城歌》、百济的《井邑词》和新罗的《会苏曲》等。被记录为乡歌形式的《薯童谣》和《风谣》，也属民谣范畴。从内容上看，有劳动歌谣、抒情歌谣和爱国歌谣。

高丽时期的文学
繁荣的起始
高丽于 918年建国，1392年灭亡，历474年。朝鲜文学的繁荣，始于这个时期。继新罗乡歌之后，产生了高丽歌谣、景几何体和时调等多种样式的国语诗歌。高丽歌谣长期流传民间，又称俗谣和长歌，内容无贵族士大夫气，敢于大胆地表现爱情。景几何体诗歌因段末附有朝鲜语气词“景几何如”而得名；由于第一篇作品题名《翰林别曲》，又称翰林别曲体。最早创作于13世纪，内容充满贵族的生活情趣，文字是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乡札”和汉文的混用。它上承乡歌，下启时调和歌辞，在国语诗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时调在高丽末期出现，是只有三行的短诗。出现后经久不衰，后来行于李朝一世。忠于高句丽的几个大儒多采用这一形式表白忠节，为高丽王朝唱着挽歌。高丽历代国王都重视文教，奖励学问。935年太建祖王兴设学校；975年采用留居朝鲜的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以科举取士；990年在西京（今平壤）设修书院；992年设国子监，并选拔优秀生徒送中国留学；又在文臣中行月课法，命京中和地方文臣每月上诗三篇，赋一篇。穆宗时，有“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冲第一个创立私学；随后又有不少儒学者效法。朝鲜的汉文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普及。
12世纪
12世纪初，金富轼完成他的《三国史记》的编纂；13世纪僧一然的私家史书《三国遗事》问世。两部书中运用文学笔法撰写的人物传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显示了高丽散文的成就。这时期文学的主流是汉文诗歌。11世纪出现了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金黄元、高兆基、郑袭明、郭舆等一批有才华的诗人。他们以清新的风格、浓厚的抒情色彩，开一代诗风。12世纪末，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以郑仲夫为首的武臣之乱，形成长期的武臣专政。文人遭到残酷镇压，有的被杀，有的遭流放，有的遁迹山林。他们和当权者处于对立地位，组织一些文人小团体，通过创作发泄心中的愤怨。同时，由于有了广泛接触现实生活的机会，看到了民间的疾苦，所以和前一时期相比，不仅作品的题材范围扩大，而且明显地表现出批判现实的倾向。另一方面，遁世的隐逸思想开始抬头，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田园诗歌。李仁老、林椿等“海左七贤派”诗人，代表着这个时期的文学潮流。著名诗人李奎报对贫苦无告的农民充满了同情，对残害百姓的富豪、酷吏、贪官给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贫富的不均、外敌的入侵，都在他的诗中有所反映。他写京城权势之家，财宝山积，在农民“饥仆不自救”的时候，竟用珠玉般的白米饲马喂狗，指出这是“假人手上劳，妄谓能自富”（《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而一些咏史、咏物和抒怀之作，也无不有所指而发。李奎报的创作为朝鲜现实主义诗歌奠定了基础。
程朱理学传入
高丽末期，中国程朱理学传入朝鲜。文坛的中心人物李齐贤、李谷、李穑等对程朱理学均有很深的造诣。李齐贤是和李奎报齐名的诗人，二人被认为是高丽文学的双璧。他在中国住了26年，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文，并创作了一些在朝鲜绝少有人措手的词和乐府诗。他同情善良，指斥不义，在不少借古喻今、感事抒怀的作品里，饱含着深厚的爱国情感。李谷也是一个同情人民的诗人，他的长诗《橡栗歌》描绘了农村一幅悲惨景象，揭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活跃在这个时期的诗人，还有崔瀣、郑枢、李崇仁、元天锡等。郑枢原是谏官，因直言犯上被贬。他的诗大胆抨击时弊，暴露黑暗；其七言诗《蛙夜鸣》和五言诗《污吏》，是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高丽末叶社会的真实写照。
稗说文学
在朝鲜古典文学中，稗说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它始于高丽，盛于李朝。从12世纪起，先后有李仁老的《破闲集》、李奎报的《白云小说》、崔滋的《补闲集》和李齐贤的《栎翁稗说》出现。这一体裁，有类于中国的笔记文学，史话、诗文评论、人物轶事、民间传说等内容，莫不包罗其中。带头创作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作家，他们打破风靡一时的骈体文的束缚，在散文领域开拓出一个新的境地。至李朝，这一体裁得到发展，促进了小说的产生。

李朝时期的文学
14世纪
14世纪李朝开国，实行“斥佛尊儒”政策，确立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这不能不对李朝一代的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正统的道学家们睥睨词章之学，对新兴的小说尤为深恶痛绝。18世纪的一次所谓“正祖文体反正”运动，便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禁止小说的创作和流传。李朝文学可以说是在和道学家的激烈斗争中向前发展的。1444年朝鲜文字的创制，是社会生活和文化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为朝鲜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阶级长期对文化的垄断。首先是国语诗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高丽末期出现的时调，至此已成为普遍的诗歌形式之一。有以孟思诚、周世鹏、李为代表的粉饰太平、宣扬人伦世教的“道学诗歌”和“江湖诗歌”，也有以金宗瑞、南怡为代表的爱国时调和黄真伊等平民、妇女反映世俗人情、男女爱情的作品。尹善道以其时调形式的完美和内容的丰富而成为这一体裁的代表作家。18世纪时调开始普及到庶民阶层。金天泽、金寿长领导的“敬亭山歌坛”在这方面起了推动作用。歌辞体诗歌是李朝时代的首创，在音律、格式上都更为自由，没有长短、行数的限制；抒情、叙事均能运用自如。郑澈、朴仁老两人的创作成就，为这一体裁赢得了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郑澈的歌辞以描写山河的壮丽和感情的真切取胜，朴仁老则用来歌颂反侵略战争，扩大了它的表现领域。后来的“纪行歌辞”和“闺房歌辞”更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李朝的汉诗已不能独步诗坛。但是，文人中写汉诗的仍属多数，其成就也超越了前代。随着李朝政权的巩固和新贵族集团的形成，土地兼并之风又烈，从而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燕山君、光海君的暴政，1592年壬辰和1636年丙子两次大规模外敌入侵，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文人也生活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连续不断的“士祸、党争”几乎把他们都卷了进去。政治的黑暗，战争的破坏，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决定了李朝汉诗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第一批有成就的诗人，以李石亨、徐居正、姜希孟、成侃、金时习、南孝温以及被称为“海东江西派”的朴、李荇、申光汉等为代表。他们一反前期的郑道传、权近、卞季良歌功颂德派的诗风，把权贵势力的骄奢淫逸、富人的贪得无厌、下层人民惨遭迫害的痛苦，摄入作品之中，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徐居正的《老牛叹》、李石亨的《呼耶歌》、李荇的《记事》和成侃的一些诗，描绘出李朝社会民生凋敝的一幅幅凄惨的画面。成侃的爱情诗，姜希孟的田园诗，也很有特色。
16世纪中叶
16世纪中叶以后，兴起学唐诗风，白光勋、崔庆昌、李达倡导最力，时号“三唐诗人”。由于身世际遇的不佳，他们的作品都流露着明显的不满现实的倾向。被称为“四大家”的申钦、李廷龟、张维、李植，基本上也是推重唐诗的，都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的较好的作品。李植力倡诗歌的醇正之风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他们主要以文章出名。诗歌创作成就突出的还有崔、车天辂、柳梦寅、鱼无迹、权等人。权是李朝的重要诗人，一生不与统治者妥协，终因写诗讥讽当权者而遭杀害。在这个时期，爱国主义诗歌放射出了异彩。李舜臣的 《闲山岛》、 西山大师的《过王将军墓》、李安纳的《从军行》，表现了爱国将士的壮志凌云的气概。女诗人李玉峰以及郑澈、赵宪、林悌、朴仁老、金德龄、郭再、金尚宪等都写出了一些爱国的汉诗。
实学派思想
18世纪实学派思想的盛行，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是一次接近于近代思想的启蒙运动。实学派代表作家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挑战，反对空谈性理，提倡“利用厚生”的学问，主张实行强国富民的社会改革。在文学上，反对模仿和形式主义，鄙薄“拟摹仿象”的作品，要求创新。朴趾源和丁若镛是实学派文学的两个高峰。朴趾源以辛辣讽刺的笔法揭露种种腐败现象和弊端的汉文小说，丁若镛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农民苦难的汉诗，不论是揭露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批判的尖锐性，都达到了新的水平。继承实学派文学传统的有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洪良浩、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李家焕、李学逵、申纬、金正喜等一批名重一时的作家。洪良浩的诗《流民怨》，反映了由天灾、官租和统治阶级奢侈享受所造成的人民无衣无食、流离失所的惨状，很有代表性。
小说
小说这一体裁，至15世纪才出现，是从以成的《慵斋丛话》为代表的大量涌现的稗说文学的基础发展而来的，也有中国小说的影响。新兴市民阶层的出现和爱国精神的高涨，是促使小说繁荣的的社会原因。金时习用汉文创作的《金鳌新话》是小说体裁的嚆矢。几十年以后，有林悌的寓言小说《鼠狱说》、《花史》等问世。不久，又出现了许筠的国语小说《洪吉童传》。后三部小说都取材社会生活。《洪吉童传》不但更具备小说的特点，而且是一部直接描写人民反抗的作品。据说许筠在写作之前熟读过中国小说《水浒》。爱国主义的小说也已出现。反映壬辰战争的《壬辰录》和反映丙子战争的《朴氏夫人传》、《林庆业传》，塑造了一系列抗击外敌的、爱国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流传着《天君衍义》、《忠孝录》和《彰善感义录》之类的炫耀荣华富贵、进行封建伦理说教的作品。金万重是朝鲜最著名的小说家，写了两部长篇小说《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前者写贵族家庭的冲突，影射宫廷内部的黑暗和倾轧，有一定的暴露意义；后者的爱情描写，虽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反封建倾向，但是也表现了作者对一夫多妻制的欣赏态度，作品还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消极虚无思想。金万重的杰出贡献，主要在于他坚持用国语写作，并将中世纪的长篇小说形式发展到成熟阶段。
繁盛期
18世纪是朝鲜小说文学的繁盛期，而属于个人的创作却少了起来。著名的三大传《兴夫传》、《沈清传》、《春香传》以及《兔子传》、《孔菊与潘菊》、《蔷花红莲传》等作品，都是经过民间长期流传而逐渐加工、润色成书的。描写普通平民的生活，反映他们的爱憎和理想，成为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春香传》是朝鲜文学史上的名著，书中所歌颂的男女主人公忠贞不渝的爱情，是通过反对封建门第、身份观念和残暴势力的淫虐表现出来的，也就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春香这一艺术形象，已成为美丽、贞节的象征，为朝鲜家喻户晓。李朝末期，小说继续繁荣不衰,多数是写爱情的所谓“艳情小说”。佚名作品《彩凤感别曲》通过一对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揭露了李朝社会的黑暗和封建官吏卖官鬻爵的丑恶行为。这部小说在形式上也有所突破，初步摆脱了中世纪小说的框框，接近近代的新小说。

『叁』 关于阮少卿的武侠小说

如果说诗人有什么外在标志的话，那么坐骑或为其中之一。对诗人的坐骑加以比较似乎是个有趣的题目，如果这种比较超越了个人，而涉及到不同的国家或民族，这一有趣的题目或许还会是有意义的题目。韩国丽末鲜初诗人权近（1352—1409）有一首《次韵送骑牛道人》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遥思骑牛地，明月满海壖。浩然赋式微，出处斯万全。奚囊拾秋景，驴背载芸篇。（《阳村集》卷二）题目中的“骑牛道人”，据其自注：“李周道尝游关东，每月夜骑牛，自号一可道人。”指的是同时代的李行（1352—1432），又号“骑牛子”。其经术文章，闻名当世。他在高丽末隐居乡间，到朝鲜初屡徵不起，有《骑牛集》传世。诗的前四句说李行常在月下骑牛赋诗，后两句则是以李贺骑驴觅句为比，形容其赋诗之多。李商隐《李贺小传》写道：“（长吉）恒从小奚奴，骑疲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李商隐文集》卷四）权近的这一比喻，无论其是否有意，已经涉及到了中韩诗人坐骑的不同——骑驴与骑牛。中国诗人似乎特别偏好骑驴。人们对於驴的兴趣，如果推究起来，或始於其声音。《后汉书·逸民传》载，戴良母喜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又《世说新语·伤逝篇》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魏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又《晋书·王济传》载，济卒将葬，孙楚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至於文人骑驴见诸记载者，似以阮籍为早。《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文士传》载，阮籍为东平太守，“便骑驴迳到郡，……十馀日，便骑驴去。”但诗人与驴结下不解之缘，则要到唐代始然，我们不妨看几个为大家所熟悉的例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曰：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载：“世有碑本子美画像，上有诗云：‘迎旦东风骑蹇驴，旋呵冻手暖髯须。洛阳无限丹青手，还有工夫画我无？’子美决不肯自作，兼集中亦无之，必好事者为之也。”这首诗虽然是“好事者为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心目中杜甫的形象。后来苏轼在《续丽人行》中也这样勾画杜甫的形象：“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苏轼诗集》卷十六）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卷三十六引《合璧事类》载：李白游华阴，县令开门方决事，白乘醉骑驴过门。同时又引毛文歧《李太白骑驴处》、元好问《李白骑驴图》等诗，可知李白也有骑驴的名声。李贺骑驴觅句，已见上文。贾岛骑驴赋诗，见载於《唐诗纪事》卷四十。至於郑綮“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唐诗纪事》卷六五）的说法，更是典型地体现出诗人与驴的密切关系。所以到了宋代的陆游，在《剑门道中遇微雨》诗中乃有如此意味深长的一问：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三）正因为驴子几乎成为诗人特有的坐骑，所以在驴背上的陆游才有此一问。对这两句诗，钱锺书《宋诗选注》和小川环树《诗人の自觉》都有很好的发挥。如果说，自唐代以来，骑驴已成为中国诗人的一个外在标志，大概与事实是相去不远的吧。韩国古代诗人则多数骑牛。最早的例子当数高丽中期的诗人崔谠（1135—1211）和郑克己（生卒年不详）。崔氏的作品留存至今的祗有《东文选》所录的两题四首（《青邱风雅》所录两首亦在四首之中），其中并没有关於他骑牛的句子。据《高丽史》卷九十五《崔谠传》的记载，他致仕后与崔诜、张自牧等人“为耆老会，逍遥自适。人谓之地上仙，图形刻石传於世。”最早写到崔谠骑牛的，是他同时代的诗人李仁老（1152—1220），其《崔太尉骑牛出游》诗曰：“嗜酒李白扶上马，爱山潘阆倒骑驴。争如稳着黄牛背，处处名园任所如。”（《东文选》卷二十）不过，这裏祗是将他的坐骑与李白、潘阆相比，并未将坐骑与写诗结合起来。关於他雪中骑牛觅句的佳话，乃是经过稍后诗人李齐贤（1287—1367）的歌咏，才影响於后世的。高丽后期的诗人郑枢（1333—1382）在其《东国四咏》中，有一首《双明崔大尉谠雪后骑牛游城北皱岩》，据另外三题《金侍中富轼骑骡访江西惠素上人》、《郑中丞叙谪居东莱每月明弹琴达曙》、《郭翰林预冒雨赏莲有诗》来看，这四首诗歌咏的是高丽朝的名人奇事，崔谠骑牛觅诗即为其一：两山松栎雪培堆，蓦水穿云路几回。莫说袁安高枕兴，何妨牛背觅诗来。（《圆斋稿》卷上）据此诗题下自注曰：“座主益斋侍中命赋”，可知这是奉李齐贤之命而作。我很疑心这是同题共作，因为与李齐贤同时的诗人闵思平（1295—1359），其《东国四咏益斋韵》，既是步益斋诗韵之作，其歌咏的内容与郑枢也是一样的，祗是在题目上未曾标明“骑牛”而已。其二《崔大尉冒雪游城北皱岩》云：千尺云根耸北山，古贤遗迹画应难。自从相国题诗后，多少行人指点看。（《及庵诗集》卷二）所谓“自从相国题诗后”，指的就是李齐贤题诗歌咏之事。虽然今本《益斋乱稿》中并没有这四首诗，但正如李穑序文中所写，李齐贤的诗文在当时“旋作旋弃”，散佚之多是可想而知的。但经过他们的题咏，后人走过皱岩，就会联想起骑牛吟诗的故事。朝鲜时代的成伣（1439—1504）《皱岩》诗曰：双明往事渺无踪，岩壑参差踯躅红。牛背吟诗乘雪去，何如载酒对春风。（《虚白亭集》卷五）往事如烟，无影无踪，但双明太尉雪中骑牛吟诗的韵事却流播人口，经久不衰。至於金克己骑牛觅句的故事，似乎也是由李齐贤加以歌咏而流传开来的，尽管在现存的作品中并无痕迹。据李圣仪、金约瑟的《罗丽艺文志》，金克己有《金居士集》一百三十七卷，但其现存的诗歌，仅有保存在《东文选》中的四十五题，可谓“虬龙片甲，凤凰一毛”（借用锺嵘《诗品》语）。丽末鲜初的诗人韩修（1333—1384）有《奉和益斋相国东国故事四诗》，其四为《金居士雪中骑牛游皱岩》：线路萦纡入石间，羸牛踏雪倦跻攀。岂唯稳跨无倾覆，诗眼将穷万（？）玉山。（《柳巷诗集》）在这些东国故事之中，另外三则与上文所述相同，唯有骑牛的主人不同。金克己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崔滋（1188—1260）《补闲集》中对他的作品颇多评论，他的骑牛觅句当然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自然成为“东国故事”之一。权近曾经批点过《柳巷诗集》，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也有《金居士雪中骑牛》诗：“雪裏溪山特地奇，游观牛背任行迟。皱岩可是非人境，长使儒仙为赋诗。”（《阳村集》卷九）再后来，金时习（1435—1493）的《梅月堂集》中也有《咏东国故事》四首，关於骑牛的主人也还是“金居士”。总之，经过李齐贤的题咏，诗人（无论是崔谠还是金克己）骑牛觅句已经成为著名的“东国故事”，是韩国诗人骑牛的典型。两百多年以后的李行更是以骑牛写诗著称，他不仅自号骑牛子，而且以“骑牛”名集。因此，当时及后人也往往将他的诗与牛联系起来。如成石璘（1338—1423）《有怀看花诸君子寄呈骑牛子》曰：“花间置酒爱清香，牛背哦诗野趣长。”（《独谷集》卷上）权近《中庵所画李周道骑牛图》曰：“周道心无累，中庵画入神。秃毫生意匠，牛背载诗人。”（《阳村集》卷二）周道为李行的字，中庵是日本释守允。成任《题罗州碧梧轩》曰：“骑牛题咏语绝尘，一洗俗累归於真。流传千载耀名区，岂肯埋没随蓁芜。词苍意古世所无，珠玑璨璨明轩寓。”（《骑牛集》卷二附录）权近还专门为之作《骑牛说》文。至此，牛作为诗人特有的坐骑，在高丽以下人们的心目中，大致也得到了确立。而且，可以和郑綮“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的话相映成趣的是，韩国诗人往往将诗思安放在“牛背”或“雪中牛背上”。车天辂（1556—1515）《五山说林》载：丽季，一诗人欲得秀句，身短簑跨黄牛，往来天寿院沙川，日日捻髭。近百日，祗得‘白鸥飞割碧山腰’一句。又金时习《咏东国故事·金居士雪中骑牛游皱岩》诗曰：雪裏骑牛信步行，江山千里散飞琼。袁安僵卧不干意，那及郑公桥上情。（《梅月堂集》卷二）最后一句即用郑綮“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的典故，所不同的祗是金居士将驴子换成了牛。从此，诗人骑牛便是天经地义，诗人与牛也就密不可分，朝鲜时代的诗人写骑牛的作品更是连篇累牍。韩国诗人的坐骑与中国诗人有异，这在他们自己是有明确认识的。上文提到的李仁老《崔太尉骑牛出游》、权近《次韵送骑牛道人》以及金时习《金居士雪中骑牛游皱岩》等作，已经将两者作了对比。而李齐贤的《雪》，其中“令人却忆孟襄阳，驴背吟诗忍饥冻”（《益斋乱稿》卷二）之句，其联想方式或许与高丽诗人雪中骑牛觅句的故事有关。更进一步说，写孟浩然雪中骑驴吟诗也不一定在文献上确有所本，我怀疑这祗是当作中国诗人吟诗的一个象徵罢了。当然，中国人并非不骑牛，韩国诗人也并非不骑驴，如朝鲜时代的李好闵（1553—1634）《五峰集》卷二有《骑驴二绝》；尹推（1632—1707）《农隐小稿》卷一有《家有驴，适有人以马请换，数日复还送，可笑。驴固不及马，而亦非俗客可以骑耳》；吴道一（1645—1703）《西坡集》卷八有《闻圣望访我，至半途驴不前还归，戏吟寄示》等作。但总的说来，中国诗人骑驴者多，而韩国诗人骑牛者众；骑驴是同乎中国者，骑牛则有韩国自身之特徵在。更为有趣的是，韩国诗人到了中国，也有骑驴作诗者，可谓入乡随俗。高丽末诗人李詹（1345—1405）《骑驴至山磵铺二十里》诗云：……杜叟游春处，襄阳咏雪时。今予同稳跨，但愧欠新诗。（《双梅堂箧藏集》卷二）诗人在驴背上想到的是杜甫和孟浩然，其与中国诗人的认同心理是显然的。牛与韩国人的生活关系密切，所以韩国谚语中用到牛的地方很多，如“亡牛补牢”（中国则曰亡羊补牢）、“如牛看鸡”、“对牛念经”等。诗人骑牛当然与这种生活环境有关。不过，诗人骑牛更有其价值观念上的意味。在诗人看来，骑牛是与骑马相对而言的，骑牛是脱俗、悠闲、隐逸的象徵，而骑马则代表了入世、躁进和名利场。朝鲜时代的诗人颇有发挥此意者。最早的一篇文章是权近的《骑牛说》：吾尝谓山水游观，惟心无私累，然后可以乐其乐也。……凡寓目於物者，疾则粗，迟则尽得其妙。马疾牛迟，骑牛，欲其迟也。想夫明月在天，山高水阔，上下一色，俯仰无垠，等万事於浮云，寄高啸於清风。纵牛所如，随意自酌，胸次悠然，自有其乐。此岂拘於私累者所能为也？古之人亦有能得此乐者乎？坡公赤壁之游，殆庶几矣。然乘舟危，则不若牛背之安也；无酒无肴，归而谋妇，则不若自携之易也。桂棹兰桨，不既烦已乎？舍舟而山，不既劳已乎？骑牛之乐，人孰知之，及於圣人之门，其见喟然之叹无疑也。（《阳村集》卷二十一）这是一篇为骑牛子李行所写的文章。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之句，中国成语“走马看花”，正可为“马疾”作一注脚。作者为了说明骑牛之乐，乃援苏轼赤壁之游为比，这种情调正与东坡“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前赤壁赋》）相仿佛。但权近还要进一步指出，骑牛之安远胜乘舟之危。归隐本来是近乎道家的，但“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这也是孔子的教导，所以，骑牛之乐必能得圣人之喟然赞叹。又如金昌集（1648—1722）《次子益骑牛歌韵》曰：角者吾知牛，鬣者吾知马。马牛各天性，马俗而牛野。我生喜野不喜俗，舍马骑牛故山下。骑牛骑牛有何乐，此乐世间无知者。差差白石滩，淖淖青泥坂。我马跼顾莫能前，我牛不疑行舒缓。折取路旁桑柳枝，有时鞭之坐不欹。坐不欹兮身自安，虺颓可是比黎肩。扣角行歌歌自乐，百年至愿无过斯。人言孟相好骑牛，异哉此翁又为谁。……我自乐此非慕古人风，尔莫论古今人同不同。……骑牛可乐骑马苦，如何又驾丞相车。丞相车高驷马腾，其忧甚大终难舒。青泥坂，白石滩，回首斗川云水虚。吾将唤取我牛来，骑出关门永归欤。（《梦窝集》卷一）马与牛的对立，就是“俗”与“野”的对立。骑马者在朝当官，骑牛者放情山野。在朝者迷恋荣华富贵，在诗人眼中，就是迷恋世情俗务。所以，“俗”与“野”的对立，也就是“在朝”与“在野”的对立。诗中“人言孟相好骑牛”句，讲的是朝鲜初期的丞相孟思诚（1360—1438），他以清正廉洁著称於世，从汉城回到故里牙山时，穿着旧衣服骑牛还乡。可说是身在魏阙，心存江海。再如金圣钦（1682—1757）《骑牛歌送霁山付职之京》诗曰：君骑马，我骑牛，骑马者荣骑牛苦。骑牛将欲入深山，骑马西驰长安路。长安路上多风尘，马蹄恐染风尘污。深山明月白云闲，牛背被簑歌今古。寄语京城好事儿，莫教白驹絷其步。愿君西去即归来，共我牧马放牛西山雨。（《卧溪文集》卷一）这是较为典型地将骑牛和骑马相对照之作，它揭示出自然界和名利场的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骑牛不祗是一项外在标志，同时也是诗人不慕荣利、回归自然的人格境界的象徵。而在中国诗人的笔下，却很少有将骑驴和骑马相对立之作。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改写於南秀村寓所

苏轼《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代孔周翰》：又不是襄阳孟浩然，长安道上骑驴吟雪诗。施注：世有孟浩然“连天汉水阔，孤客郢城归”图，作骑驴吟咏之状。王注：尧卿曰：孟浩然《途中雪诗》云：“迢递京城道，苍茫岁暮天。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落雁迷沙渚，饥乌噪野田。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又《长安道中雪》诗：“积雪及平皋，饥鹰捉寒兔。”日本释慈周《葛原诗话后篇》卷二“雪中骑驴孟浩然”：东坡诗：雪中骑驴孟浩然，皱眉吟诗肩耸山。文徵明《题冬景诗》：骑驴客子清如鹤，恐是襄阳孟浩然。王蒙前题：归人不畏寒侵骨，千载风流诵浩然。金元德明《雪行诗》：五更驴背满靴霜，残雪离离草树荒。身在景中无句写，却教人比孟襄阳。此传出于唐七贤过蓝田关图中所云。七贤指张说、张九龄、李白、李华、王维、郑虔、孟浩然，其人亦不尽同时，好事者图之于画，终非真故事。虞伯生《题孟浩然像》诗：风雪雪堂破帽温，七子图裏一人存。张辂诗：二李清狂狎二张，吟鞭遥指孟襄阳。郑虔笔底春风满，摩诘图中诗兴长。杨升庵全集第五十九有七贤过关论辩，盖王晋卿西园雅集，假托当时名高之士之类也，实非其事。然元马臻《画意》诗：缘溪路滑蹇驴迟，水色山光总入诗。还胜襄阳孟夫子，满身风雪灞桥时。将郑棨语二事混用，可谓愦愦。李仁老《破闲集》卷上：牛后，教坊花原玉小字，色艺为一时冠。黄壮元作《牛后歌》。……请仆同赋：君不见石崇骑牛迅若飞，绿珠艳质芝兰秀。又不见魏公骑牛行读书，雪儿妙唱云霄透。自古绮罗人，例合居牛后。持此问牛后，得称汝意否？嫣然含笑微俛首，一曲千金为我寿。卷中：西湖僧惠素，该内外典，尤工於诗，笔迹亦妙。……（金）侍中（富轼）纳政后，骑驴数相访，竟夕谈道。崔滋《补闲集》卷上：尹文康公彦颐，晚节尤嗜禅味，退居铃平郡金刚斋，自号金刚居士，每入郭，跨黄牛，人皆识之。李齐贤《栎翁稗说》前集卷二：金郎中瑞廷志尚奇古，自号愚溪。其姊崔赞成夫人使人请，欲往而无马。樵者适以牛至，遂鞍辔而骑之。随而观者如市，君不恤也。李承召《三滩集》卷九《题婿李学正家藏八画·孟浩然游霸桥》：霸陵风雪正漫漫，驴背吟肩耸似山。料得乾坤清意味，还如御气出尘寰。成伣《虚白堂集》卷八《题丰原所藏雪中骑驴图》南孝温《秋江冷话》《俛仰集》续集卷一《留犊》、《骑牛图》李植《泽堂集》P145

黄？《漫浪集》卷一《孟浩然像》：今人谁识古人颜，驴背吟肩耸玉山。渡水寻梅得新句，满天风雪却充还。宋时烈《宋子大全》卷百四十八《书韩子刚骑驴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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