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金庸武侠小说

A. 如何评价金庸的作品

这个恐怕没有人敢评价，也没有人有能力去评价，因为金庸在武侠小说界的地位实在是太高了，可以说是永远不能超越的存在，是因为金庸，人们才知道中国出现了武侠类型的小说，所以如果真的非要评价的话，金庸小说的读者数量和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个中国武侠小说的泰斗所写的每一部著作都受到读者的欢迎，下面就说一下金庸武侠小说的魅力所在吧：

第一点，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武侠是真武侠，武侠小说里面最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五花八门的武功了，而金庸小说里面对武功的细节描述很到位，小说里每个高手使用武功的时候，读者仿佛真的能够看到那个武功的一招一式，而打斗场面不仅精彩，还很惊心动魄，就比如《倚天屠龙记》里面明教和六大门派决战光明顶吧，张无忌一个人独挡那么多个门派的高手的挑战，真的是非常让人揪心，而金庸描写高手过招的时候读者仿佛真的能够看到刀光剑影。

第二点，而金庸的小说里面不仅有武功，还包含情包含义，金庸是写武侠的，但是写起情来似乎似乎比某些些言情小说作家写的还要动人，就比如《神雕侠侣》里面的杨过和小龙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就是无比的动人，纵使时光匆匆流逝，他们之间的爱也不会改变，杨过能够等小龙女十六年，真的是世间最为痴情的男子了，而这一部小说也被拍成了电视剧，感动了无数人。

B. 说说你是怎样看待金庸小说的

金庸小说写的好精彩!但是被大陆金庸剧带歪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射雕里的黄蓉原著明明白白写的是亦正亦邪即刁蛮任性又乖巧可爱，但是很多小学生大脑没发育好看了大陆射雕后自称原著粉偏要说黄蓉是大家闺秀，道德模范，傻白甜，大格局的圣姑!真心让人吐!

C. 如何评价金庸先生的小说

作者：曹正文 《鸳鸯刀》是金庸小说中别具面目的艺术作品，它以趣动人。在这幅“江湖谐趣图”中，武林英雄、江湖好汉，个个妙趣横生。武侠小说中文字之调侃，非《鸳鸯刀》特有。但同篇皆有喜剧的色彩，这在武侠小说中实属罕见。 《鸳鸯刀》的缺陷是：表现“武”与“侠”的场面不够淋漓尽致，情节中巧合太多，作品缺乏思想深度，人物感染力稍逊，结尾又落入“大团圆”的窠臼。 作者：曹正文 《神雕侠侣》的主题是一个“情”字------“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说明金庸小说除了表现传统武侠小说“忠奸”、“恩仇”的主题外又有了新的变化。金庸塑造了社会叛逆杨过与任情而为的小龙女(这是武侠世界中的两个艺术典型)，并通过杨过与郭靖的矛盾冲突，去表现社会与人的本性不可调和。就主题而言，《神雕侠侣》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佳作。 但我因为，在《射雕》三部曲中，它还排在最末。它既没有写出《射雕英雄传》中气势宏伟的场面，其人物典型也不如《倚天屠龙记》那么丰富多彩。 它的弱点还在于写几次战争都有点松散，其中的主角杨过与小龙女，也不十分可爱。书中的配角如郭靖、黄蓉，失去了他们在《射雕英雄传》中的魅力。 令人难忘的郭襄又出场太晚。只有她姐姐郭芙尚不失为成功的艺术典型，虽然她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女人。 作者：曹正文 《鹿鼎记》是金庸小说的封笔之作，也是武侠小说中的“四不像”作品。倪匡称它为不是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应为武侠小说中的极品，又断言称得上是古今中外第一好小说。在金庸小说中，理所当然排名第一。 持倪匡兄这种观点的人可能不少，但也有不少武侠小说爱好者对此持截然相反的观点。据我(指曹正文)所知，有人(包括武侠小说研究者)至今未读完《鹿鼎记》，理由是读不下去。 一部小说能引出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至今说明《鹿鼎记》的长处与缺陷是明显存在的。 文学是人学。《鹿鼎记》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有大胆的创新与突破。韦小宝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他的机智、油滑以及无赖的本色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从妓院走向宫廷的无赖(完全不懂武功)，居然成为武侠小说中的第一主角，这是金庸的一大创新。 金庸以韦小宝作突破其实是要突破武侠小说的传统格局，并深化武侠小说的主题。《鹿鼎记》超出了江湖恩怨、武林夺宝的旧模式，通过壮阔的画面与多彩的人物个性，运用调侃的语言，去表现中国“国民的悲剧”与“文化的悲剧”。这种立意是相当成功的。 但不像武侠小说的武侠小说，是否真的是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我以为大可商榷。 《鹿鼎记》至少有三个弱点：第一，结构松散。故事情节缺少一个整体的框架。 第二，太少武侠味。除了海大富与太后比武一节极为精彩，其他武打如同儿戏。 第三，全书中缺少一个可爱的正面艺术典型。 从我个人爱好来说，我不喜欢被美化的小人(韦小宝)与被美化的皇帝(康熙)。 金庸从写好皇帝起笔(《书剑恩仇录》)，又以写好皇帝收笔(《鹿鼎记》)。这是他写武侠小说的一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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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怎样看待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人物

笑傲江湖更多的是借武侠来反映政、权利治斗争中的波谲残酷，其中的任务都是政坛人物，比如有岳不群是政治上的阴谋家，极善隐藏，装出一副仁人君子笼络人心；比如左冷禅就是明目张胆的争权夺利，是政治上的奸雄；还有正直不阿，充满正义感的恒山三定；还有不同流合污，又圆滑处之明哲保身的莫大。。。这些都是典型的政治人物。而像林平之、劳德诺这些都是参与政治斗争却不幸成为更有权势、更懂阴谋手段的政治人物手下的牺牲品。

E. 请问你们如何看待金庸武侠小说和琼瑶爱情小说呢

通俗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以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爱情小说为先导，因为二者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通俗文学的特征。金庸的武侠小说继承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同时又进行了现代性的转化，使其成为雅俗共赏的现代通俗文学，从而适应了现代大众的文学兴趣。琼瑶的爱情小说继承了五四以来的言情小说传统，同时又体现了当代青年人的感伤情调，因此引起当代广大青年（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迷恋。在80年代，金庸、琼瑶小说风行大陆，出版数量几乎无法统计，更有远远超过正版数量的盗版书销行。从大书店到小书摊，没有金庸和琼瑶小说是不可思议的。同样，没看过金庸和琼瑶小说的青年人恐怕也是不多的。可以肯定，金庸和琼瑶小说在大陆拥有最广大的读者，远非其他作家的作品所能比肩。更由于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琼瑶的《月朦胧、鸟朦胧》）的火爆，也助长了金庸热和琼瑶热。金庸热和琼瑶热经久不衰，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至今还余热未消。这种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

金庸热和琼瑶热直接推动了大陆通俗文学的发展。在金庸小说和琼瑶小说流行的同时，香港和台湾的通俗文学大量引入，武侠小说还有古龙、梁羽生等，言情小说的种类更多。在大量出版港台通俗文学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模仿港台作家的武侠小说和爱情小说。很明显，大陆通俗文学初期是以金庸和琼瑶小说为楷模的，这不仅表现为题材集中于武侠和爱情，也表现为在内容的模仿和雷同上。甚至还出现了署名“全庸”和“吉龙”（企图造成“金庸”和“古龙”的错觉）的武侠小说和假冒虚构的香港作家“雪米莉”的通俗系列小说。这种模仿可以看作大陆通俗文学的向港台通俗文学的学习阶段。在一段时间里，港台通俗文学填补了大陆通俗文学的空白，出现了大陆严肃文学和港台通俗文学共同繁荣的局面。于是，港台通俗文学向大陆传播，而大陆的严肃文学向港台传播，形成一种交流互补格局。这种格局至今仍然存在。这种交流互补格局缘于大陆与港台社会发展的差距。港台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通俗文学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积累，而严肃文学则有衰退之势。大陆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严肃文学仍然是文学的主导形式，而通俗文学则处于不发达状态。因此，两岸三地的文学传播就形成互补。这种互补促进了大陆通俗文学的发展，也有益于港台严肃文学的发展，而且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上的“文学中国”。

在经过80年代向港台引进和模仿的过渡阶段以后，90年代大陆的通俗文学也开始兴起，并逐渐占领了市场。这个契机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大陆兴起了市场经济的热潮，通俗文学有了市场的动力。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许多作家开始从事通俗文学的写作，形成了了通俗文学的作家队伍。同时，由于图书流通体制的改革，引进了市场机制，也大大刺激了通俗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由于1989年春天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影响，人们对政治的热情冷却，80年代流行的严肃文学已经提不起人们的兴趣，人们需要感性的放纵和逃避，因而刺激了消遣娱乐需求。

于是，严肃文学衰落，走向边缘；而通俗文学由边缘而成为主体。大陆现在每年出版约1000部长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属于通俗文学，更有数量巨大的中、短篇小说发表在各种文学期刊（由于严肃文学的市场太小，许多地方文学期刊转向通俗文学）和报刊的副刊上。还有许多通俗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获得更广泛的传播。昔日禁绝或被挤到边缘的通俗文学，如今已经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完全可以与严肃文学平起平坐了。如果说80年代是大陆严肃文学兴盛期的话，那么90年代是大陆通俗文学的兴盛期。80年代通俗文学的兴起以金庸和琼瑶小说的传播为先导，而90年代通俗文学的繁盛以王朔小说的流行为标志。王朔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学现象，它标志着文学的重心由严肃文学转向通俗文学。王朔小说介于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是一种过渡形态，既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又具有通俗性和可读性，因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更重要的是，它以通俗的形式和幽默的调侃以及游戏的态度（“玩文学”）对严肃文学进行了解构，这非常类似于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对骑士小说的解构。

王朔小说给人们展示了一种与80 年代严肃文学截然不同的文学类型：它不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育读者，而是以底层的“痞子”身份与读者“侃大山”；它不是向读者灌输高深莫测的思想，而是通过调侃解构理性，让读者获得“解构的快乐”；它不再树立崇高的形象，而是展示生活的荒诞与无意义。如王蒙所言，王朔小说的非理性是对虚假的“崇高”的“躲避”，还可以补充说，是对过于沉重的理性的解构。于是，中国文学的理性传统包括五四到80年代的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传统都被消解。王朔现象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不仅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成为焦点之一，而且以后还引发了“二王”（王蒙与王彬彬）的争论。大陆本土作家的具有通俗文学性质的作品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是不同寻常的。从此以后，大陆通俗文学就正式与严肃文学分流，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文学的舞台。

以金庸、琼瑶小说为先导的通俗文学的兴起和繁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个历史意义就在于弥补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片面性。通俗文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体现了现代性的另一方面。现代性既有理性层次，体现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就是韦伯强调的“祛魅”；也有非理性层次，即人的欲望的解放，这正是舍勒所强调的“怨恨”和松巴特所强调的以性享乐为中心的奢侈欲望。如果说严肃文学体现了现代性的理性层次的话，那么通俗文学则体现了现代性的非理性层次即人的消遣娱乐需要，而消遣娱乐需要来自人的无意识冲动即原始欲望。人主要有两种原始欲望，一为性欲，一为攻击性。因此，通俗文学有两大主题即性与暴力（严肃文学的两大主题爱与死也基于同样的深层欲望）。由于通俗文学以感性化的形式宣泄了原始欲望，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色情、暴力倾向。但通俗文学不能直接表现赤裸裸的性与暴力，而必须对性欲和攻击性加以道德化的处理，使其具有合法性，并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于是，性欲转化为情爱，成为言情小说的主题；攻击性转化为对力的崇拜，成为武侠小说、战争小说、警匪小说等的主题。80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场现代性运动，它不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解放了人们的欲望。现代性在文学方面首先体现为严肃文学的繁荣，随后则体现为通俗文学的兴起。因此，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是现代性的体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文学现代性表现为雅俗文学的分流与各自的现代发展。通俗文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区别于古典时代的民间文学，是以现代市民为主体，以市场为传播机制的文化形式。在现代社会，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并驾齐驱，并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有雅俗之分，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并不像西方文学那样明显，因此通俗文学的前身民间文学传统就不那么强大。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是从白话文运动开始的，而五四白话文属于严肃文学范围，并不包括通俗文学。五四时期还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通俗文学，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小说还属于旧派小说，因此受到了新文学的抨击。尔后，旧派小说开始转向市民社会下层，向现代通俗文学转化，出现了以张恨水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和以平江不肖生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但通俗文学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它仍然被看作是没有积极意义的无聊文学，不能与严肃文学比肩而立。五四新文学虽然提倡平民主义，但从社会功利主义出发，仅仅肯定严肃文学而排斥通俗文学。文学研究会明确地宣称：“将文学看作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是对于人生很重要的一种工作。” 很明显，以消遣娱乐为特征的通俗文学被主流思想所排斥。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也同样忽视甚至排斥通俗文学。虽然它们倡导大众化，但实际上是以政治性的严肃文学教化大众；对消遣娱乐性的现代通俗文学视为资产阶级庸俗文学。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工农兵文艺，但仍然是取传统民间文艺的形式而填充以革命的政治内容，并不意味着肯定现代通俗文艺。它以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先普及后提高）问题替代了雅俗分流的问题，从而抹杀了通俗文学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延续了这种文艺方针。这种文学观念和政策造成了中国大陆严肃文学的低俗化和通俗文学的绝迹。通俗文学的兴起，完成了中国文学的雅俗分流，使中国文学现代性不仅仅属于严肃文学，而且也属于通俗文学。自新文学发生以来，中国文学界就一直在讨论艺术性与通俗性的关系、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由于排斥了通俗文学，企图取消雅俗文学的界限，结果总是不得要领，甚至出现了严肃文学低俗化和通俗文学被取消的后果，这种情形在“文革”中更为严重。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分流，解决了这个问题。严肃文学的读者侧重于知识阶层，注重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主要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作用。通俗文学的读者侧重于非知识阶层的大众，注重文学的趣味性，主要发挥文学的消遣娱乐作用。不同阶层的人各得其所，不同形式的文学各展所长，使文学园地更加绚烂多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金庸、琼瑶小说的流行和通俗文学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学观念，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在80年代，金庸、琼瑶小说和港台通俗文学的流行，并没有引起文学思想界的注意，主流文学还是把通俗文学看作雕虫小技，并没有把它当作对手。但在90年代，大陆本土通俗文学借着市场经济的推动而兴起，并且给严肃文学以巨大冲击时，文学思想界就有些沉不住气了。通俗文学的热与严肃文学的冷形成强烈的反差。据当时报载，一些著名的严肃文学作家的作品也卖不动了，征订数量锐减，有的仅有几百本，甚至被书店低价处理；而在80年代，他们的作品是非常畅销的，动辄数以万计甚至达数十万册。严肃文学为了保持自己的主流地位，企图阻挡通俗文学的兴起。1993年开始，发生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场讨论是针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文化领域变化，参加讨论的大多数人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化商品化，“人文精神”失落，表现为道德滑坡，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流行，高雅文化和严肃文学衰落；因此，应当抵制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反对文化和文学的商品化，保持“人文精神”的纯洁。他们特别对王朔小说大加鞑伐，认为是“痞子文学”，是文学的堕落。当然，也出现了相反的意见，如王蒙就反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并对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兴起持肯定态度。很明显，这场讨论是针对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表明文化界和文学界对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通俗文学的不适应。但通俗文学的兴起是历史的潮流，它很快就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并迫使人们正视它、承认它。学术界发现，通俗文学的兴起并不是仅仅用“人文精神失落”就能解释了的，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应当简单地反对它，而应当从中获得启示，并重新定义文学的性质和功能。在开展“人文精神”的讨论的同时，学术界开始讨论文学的商品性和娱乐性。传统文学理论只承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轻视或否认文学的商品性和消遣娱乐性，这种理论受到了通俗文学的冲击。

方志强的〈〈商品性：文学理论的更新〉〉一文具有代表性，它认为必须肯定文学的商品性，并处理好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和商品性的关系；在肯定文学的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外，承认文学的娱乐作用；在严肃文学之外，把通俗文学作为重要的研究、批评对象；修正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在社会标准和艺术标准外增加可读性标准。甚至有人认为：“我们应当彻底否定文艺教育功能第一位的文艺观念。” 有关讨论虽然并没有取得一致，但却使人们意识到，通俗文学是必须正视的重要文学现象，忽视或抹杀它都是不可能的了，而且必须转变传统的文学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通俗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官方也注意到了文学领域的新变化，并开始调整文艺政策。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课题组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领域面临的新问题〉〉一文，主张“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对文艺功能重新审视”。该文在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教育作用的前提下，承认了文艺的消遣娱乐功能和通俗文学的合法存在。应当在90年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看待中共对通俗文艺的宽容，除了吸取历史上极“左”思潮的教训以外，主要还由于在“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到相对于那些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肃文学，消遣娱乐性的通俗文艺并没有政治上的危害，甚至还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学术界对通俗文学的承认较为迟一些。从90年代后期开始，学术界对金庸等通俗文学的代表作品的评价逐步提高，并出现了金庸小说的评论、研究热潮。国内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召开了多次金庸作品学术研讨会，美国、台湾和香港也召开多次，均有大陆学者参加，出版了多部论文集。在学术刊物上也发表了许多金庸小说的评论文章。还出版了许多研究金庸作品的专著。

著名学者钱理群、温儒敏、严家炎、陈平原、王晓明等都写作了关于金庸作品的评论文章。更有陈墨等专门研究金庸的学者出版了系列研究专著。这些现象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这表明通俗小说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与严肃文学一道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金庸小说的评论大抵都持积极的肯定态度，它不仅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品，而且达到了超越雅俗对立的境界。严家炎称道金庸小说：“他借用武侠这一通俗文学作品类型，出人意外地创造出一种文化学术品位很高的小说境界，实现了真正的雅俗共赏......其实。如果按照作家本人对各自民族文化的理解程度以及小说创作所获得的成就而言，我个人认为，金庸恐怕已超过了大仲马。他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应该介乎大仲马与雨果之间。” 通俗文学的兴起，还导致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以往的文学史是以严肃文学为主体的，通俗文学不受重视，不能成为主要线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是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严肃文学大师的作品为经典。但是在9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却有所改变。王一川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十大经典作家的排行榜上，破天荒地把金庸列入，而把严肃文学大师茅盾排除。这种新的文学史观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引起了人们的深思。无独有偶，中国文学界也发起了提名金庸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的运动；而金庸本人则被聘请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作为通俗文学作家的金庸受到的崇高评价和礼遇，标志着通俗文学登上了大雅之堂，并与严肃文学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力军。

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兴起，不仅改变了文化与文学的格局，也改变了人的精神生活。当代中国的青年一代不是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青春之歌》的熏陶下下成长起来的，而是在金庸、琼瑶等通俗文学的影响下长大的。当代青年人的心理、人格和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受到通俗文学的影响。通俗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意义变得十分重要而复杂。近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掀起了一阵研究大众审美文化的热潮，出版了相当多的学术专著。在这些研究著作中，通俗文学与其他大众文化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现象和现代性的表征受到了关注和深入的研究。这说明大陆学术界已经适应了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不仅不再排斥它，而且它作为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而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可以肯定，通俗文学的发展将越来越大地改变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面貌。

通俗文学的兴起，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起到了特殊的社会作用。除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遣娱乐需求外，还解构了传统意识形态。中国社会是一个意识形态控制很严的社会，在革命时期和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套意识形态最后走向偏执化，成为所谓“左”的思潮。在“文革”后虽有所纠正，但传统的势力仍然强大，成为改革开放和人的自由的桎梏。因此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过程中伴随着反复激烈的新旧思想观念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核心是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与新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争论。六四前发生了多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以及六四后邓小平奋起反“左”都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尽管传统意识形态仍然在表面上维持正统地位，但事实上已经被解构，不能像以往那样发挥统治效力。但新思想的诞生和旧思想的崩溃不仅仅是理论争论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大众通俗文化包括通俗文学的作用。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张扬感性，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因此消解了传统意识形态和“左”的思潮。

通俗文学的这种解构作用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只要回顾一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通俗文学如《十日谈》对宗教禁欲主义的冲击就明白了。中国大陆兴起的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已经取代以往的政治灌输，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重要的精神消费对象，它无疑更符合人们的口味，更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因此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传统的政治理性主义则受到冷落。这种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解构作用是潜移默化但又异常有力的，它使昔日的神话成为过时的笑话。典型的例子是王朔小说，它不但嘲弄了传统价值观念，而且以政治话语的调侃解构了传统意识形态。可以说，通俗文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李泽厚认为应当“正视大众文化在当前的积极性、正面功能”，而这种正面功能主要在“消解正统意识形态” 陶东风认为，古代文论是教重于乐，寓教于乐，文以载道，乐不具有合法性，只能依附于教、道；现代社会乐从教、道束缚下解放出来，乐对教、道的从属关系被解构。 当然也出现了相反的意见，如张汝伦认为，要注意大众文化的负面作用，警惕它破坏人类生态，形成大众文化的霸权主义。中共也提出了“高扬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的口号，这个口号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通俗文艺的，它表明，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对通俗文学作了有限的承认；另一方面对其解构作用也保持着警惕。当然，通俗文学往往具有某种色情、暴力倾向，如果不加以控制，也会产生负面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更应该引起严重注意。大陆通俗文学也出现了较严重的色情、暴力倾向，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注意。90年代以来，政府多次进行了“扫黄”斗争。但这种斗争并没有危及通俗文学的发展，这是值得庆幸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理性对人的压迫将日益严重，对这种精神的桎梏，既需要严肃文学的反思，也需要通俗文学的解构。通俗文学以感性化和非理性对抗理性，平衡着文化生态，维护着人的精神的健全。这种作用随着现代化的来临将愈益增强。总起来说，尽管对通俗文学有种种非议和忧虑（如低俗化甚至某种色情、暴力倾向），但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不可取代的作用是无法抹杀的，它的发展也是不可阻挡的。

以金庸和琼瑶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引发了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这一特殊的文学传播现象体现了文学传播的几条规律。第一个规律是，当代文学传播不是无序的，而是循着现代性的方向的。金庸和琼瑶小说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在大陆被广泛传播，是由于它们具有现代性，而大陆文学正向现代性转化和进行雅俗分流，有对通俗文学的需求，因此港台通俗文学有了广大的市场。这个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严肃文学的传播。中国当代严肃文学也是引进西方现代主义，从而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向。第二个规律是，文学传播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它具有互补性。虽然港台通俗文学走在大陆通俗文学的前面，因而通俗文学的传播主要是由港台流向大陆，但大陆严肃文学的也有自己的优势，因此它也被港台引进，影响了港台的严肃文学发展，并出现了大陆文学与港台文学的互补格局。而且，在大陆通俗文学发展起来后，也出现了逆向流动的态势，如王朔小说以及近年来通俗影视文学在港台的传播。第三个规律是，由于文学传播的现代性方向，必然走向世界文学，但这并不等于文学的趋同性，文学拒绝全球化。在文学现代性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每个民族和地区的特色。中国大陆引进通俗文学，主要不是从西方引进，而是从港台引进，这本身就表明了文学传播的选择性，而民族性是选择的重要标准。而且，文学的引进不是模仿，是创造；文学传播不是简单的同化，而是多元共生。大陆对港台通俗文学的引进经历了短期的模仿阶段以后，很快就转入创造阶段，并表现出与港台通俗文学回异的特色。

F. 怎么评价著名武侠小说金庸的一生

人间多少事，书建恩仇录。关只是通过他的作品，已经对他心生敬仰，敬佩之情。

G. 对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是如何理解的

金庸的小说对于“侠”的阐述可谓是淋漓尽致，写出了“侠”的方方面面，写出了“侠”的伟大同时也阐明了“侠”的局限性。
第一方面
“侠”的伟大
代表人物 郭靖 胡斐 萧峰
这类顶天立地的侠客们为国为民可以做任何事，并把行侠仗义当做一种事业来对待，在百姓心中和读者心中的光辉形象无可比拟，充分表明了侠义精神的伟大。
第二方面
“侠”的自由性
代表人物 令狐冲 杨过 张无忌
这类人物在金庸的小说中虽然是主角，但更多的是属于被配角推着前进的人物，他们生活中放浪不羁，感情上无视正邪之分，不理会社会评价，不拘泥于江湖规矩，凡事但凭随心所欲，大有“我欲为之便为之”的狂傲成分在其中。这类人物阐述了侠客们的自由狂放，不受拘束的特点。
第三方面
“侠”的局限性
代表人物 袁承志 陈家洛 陈近南
这类人物在金庸的笔下显得性格比较死板，人物丰满程度也不够，他们自认为为国为民，做事“循规蹈矩”（江湖规矩）。凡事都计划的天衣无缝却最后都一事无成，而其中与其对立的角色们做事就显得不择手段但往往无往不胜，比如袁承志，一身天下无敌的武功和盖世的豪气，却最终被多尔衮利用，落得个与一个并不真心相爱的女人隐居孤岛的无奈结局。
陈家洛更是文武双全，张的更是一表人才，带领的红花会原本拥有武力铲除满清的实力却因为并不想用流血的手段而使人民陷入战乱的愚蠢想法而去幻想去策反乾隆，结果反被乾隆算计，不但喜欢的女人死了，而自己也亲手扼杀了完成复汉逐满的希望。
陈近南更悲催，江湖传言“为人不识陈近南，称做英雄也枉然”这样一句话，可见陈近南在江湖中的地位。但是这个人人品武功样样俱佳的一个人物却从未做成过什么事，甚至在小说中几次出手虽然都是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却从未真正赢过，不是手下留情就是被人暗算，而相反他的徒弟韦小宝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常常取胜，无论面对多么诡诈强大的对手甚至是鳌拜和神龙教主这样的绝对强者也战无不胜。
通过这几个人代表人物的失败和他们的对立的角色相比较，金庸先生充分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一些现象，人们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一些走后门、背后搞小动作和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都可以达成目的。这不正是现代社会的一大问题么？金庸通过描写这些人物揭示了这种社会风气同时也深刻的意识到了侠客之路有着重大的局限性和缺陷。
以上是本人对金庸武侠小说中侠客的理解。纯属个人见解，望勿喷之。哈哈
希望帮到你了。

H. 金庸是怎样评价自己的武侠小说的

我写的武侠小说长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最后一个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于一九五五年，最后的《越女剑》作于一九七○年一月。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七○年三号，到一九八○年年中结束，一些是十年。当然，这中间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主要是办《明报》和写《明报》的社评。

遇到初会的读者时，最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所以常常不答。单就“自己喜欢”而论，我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又常有人问：“你以为自己哪一部小说最好？”这是问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过许多读者并不同意。我很喜欢他们的不同意。

I. 如何评价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与“侠”

武与侠是技与道的表象，侠是民族大义与江湖道义的精神，是贯穿小说的灵魂所在，是道之所存。武侠小说传播的是民族大义、江湖正义，其一是关乎国家民族的至高无上的大义，其二是关乎社会秩序、行业自律、家族教化、民间道德的江湖道义，这些都与家族、个人的荣辱、利益和生死息息相关。
要维护民族大义与江湖正义，武艺是最好的手段，是工具，从属于人的道德。武艺如果从技术层面达到一定高度，能够上升到道的境界；换言之，如果为大义和正义所用，其境界则会迅速提升。

侠上至高无上的道，武是道的体现；没有武技，侠只能是空谈；没有侠义精神的武技，则会为恶人所用，沦为恶人的帮凶。武技是基础的修养，是技术水平的修炼和提升；侠是主导灵魂的精神，是精神层面的修养。在金庸小说中，侠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与佛、道、儒诸家的修养是相通的，济弱扶倾、济世救民的宗旨是一致的。由于小说常常处于历史架空的格局中，没有了朝代特定的政治影响，侠义这种与个体相宜的精神，更易于操作。

J. 金庸先生对于武侠小说的看法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