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武侠小说
㈠ 关于武侠小说
那就是著名的神州剑气升海上了。发不全，楼主去播客里看
简述台港武侠小说的兴起、沿革与出版
一、追本溯源，一脉相承
编印“台港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系列丛书，是中国文坛的大事，也是盛事。
受命主编这套书，是荣幸，也是责任。带着喜悦，也带着惶恐，说明一下我的想法
和做
法。
“小说”，在过去被视作“雕虫小技”的“道”，而“武侠小说”就更是“小道中
的小
道”了。由于时代的改变，今天的武侠小说已有了它一定的地位。
香港、台湾、大陆乃至海外，有相当多的学者、专家们像“治学”、“治史”一样
庄严
地在研究它。他们中有人以西方的文艺理论、文艺心理、美学来剖析、批评它；有人则
像金
圣叹批“才子书”那样来解读它。
我是一个主编报纸副刊近三十年的新闻工作者，我的职责就是负责替读者“找好稿
子、
好作品”。我国有句俗话：“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调。”看了三十年的稿
，多
多少少会看“门道”了，在这套系列丛书的“导读”里，我没有什么“高深”和“高明
”的
学问和卓见，只是如何找出“热闹”和“门道”来与读者共享。
这套“台港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标榜的是“新”。
“新”，必然是由“旧”孕育、蜕化而来。武侠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换“新”就
不能
弃“旧”。综合学者、专家的考据，为武侠小说清理出一支简略的“话系”：
它应当是起源于太史公的《游侠列传》，历经唐人传奇、宋人评话、清人侠义与公
案说
部，降至民国，有海上漱石生、平江不肖生及赵焕亭等人辈出，并逐渐发扬光大，武侠
小说
于焉成型，并成为大众文学的主流。
到了三、四十年代，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等北派诸大家与南
方的
顾明道、姚民哀、文公直等崛起武林，开家立派，奠定了武林霸业。
到了一九四九年，近三百万军民涌入台湾，数十万人涌进弹丸小岛的香港。这批万
里投
荒的游子，在客乡草建家园，生活虽日趋安定，但精神食量仍极贫乏，于是，一些藏在
箱
底、渡海而来的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等，就被人当做奇货般的搜求出来，加以翻印出售
。
一时台、港两地的书摊以及刚兴起的小说出租店都摆满这些翻印版本的武侠小说。
这批
寄旅天涯的游子，就全靠这些侠义恩仇、才子佳人的故事，来排遣那满怀乡思、无尽离
愁。
随后有一段时用，台湾当局为了“安内”、为了防止“思乡毒素”影响“民心士气
”，
在戒严法令下，对凡属身在大陆的作家的作品，一律予以查禁；稍后，连香港版的新旧
小
说，也在“暴雨专案”之下遭到全面封杀。
台湾的武侠文坛，正因为有那些新、旧版本的“以身为道”，像浴火历劫重生的凤
凰，
像虫蛹蜕化成的彩蝶，像蚕蛹的破茧而出，孕育出延续的种子，为台湾武侠小说缔造出
以后
灿烂、鼎盛的新机和黄金岁月。
二、兴起。数台、港英雄霸主
到了一九五二年，台湾局面趋于稳定。政府当局实施地方自治，提高民权，开始重
视新
闻舆论；民营报纸也在此时相继问世。
民营报纸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首须充实内容，而竞争最具威力的利器就是副刊
，于
是，《大华晚报》第一家刊出了郎红浣的长篇武侠小说《古瑟哀弦》，开了风气之先。
新闻、出版较为开放的香港，也于一九五五年前后，升起两道冲霄剑气，那就是梁
羽生
和金庸两位先生的崛起武林。
当时，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连载于香港《大公报》，行后，《新晚报》刊出金
庸的
《书剑恩仇录》。由于反应奇佳，其他报刊群起效尤，纷纷寻访“武林高手”。原本服
务文
化界的如张梦还、牟松庭、倪匡等人，立即弃文从“武”，先后纷骑策马，跃上武侠文
坛。
此时台湾《大华晚报》上郎红浣的三代英雄故事，才不过写到第二代。
在此期间，同属民营的《自立晚报》和《民族晚报》，虽曾连载过太瘦生、龙井天
等人
的武侠小说，唯时有时辍，自难与郎先生论剑争雄。
一九五七年，台湾又崛起两位武侠名家。一位是伴霞楼主，他以《八荒英雄传》及
《紫
府迷踪》雄据《联合报》副刊。另一位就是名满海内外的卧龙生。
卧龙生，本名牛鹤亭，河南人。河南为中华文化发祥之地；豫省流行的河南梆子，
以其
特有的民俗色彩，不但通俗，更蕴藏了丰富的民族幽默。卧龙生少小离家，未能接受完
整的
教育，但他能在梆子戏、大鼓书以及《彭公案》、《七侠五义》等侠义小说里汲取到精
华，
加上他得天独厚的才情，从军中退役后，蛰居台中时，为玉书出版社试写了第一部小说
《惊
虹一剑震江猢》。
哪知“牛”刀小试即“名动江湖”，于是《风尘侠隐》很快便在台中《民声日报》
与读
者见面。
挟《惊虹》、《侠隐》的声威北上，一九五八年他又以《飞燕惊龙》一书进据《大
华晚
报》副刊，与郎红浣先生“老少双侠”平分天下。
此时，诸葛青云、司马翎也应运并出，双双跃马挥戈，逐鹿争鼎。
诸葛青云出身将门，幼时随父戎马天涯，今日燕赵，明天苏杭，年未及冠，游屐已
遍及
大半个中国，加以博闻强记，对还珠楼生更是心仪私淑，是以他的小说走的完全是还珠
的路
子，其后虽思突破，却终未能跳出还珠掌心。
是时，他正以《一剑光寒十四州》在《征信新闻报》副刊图霸王业。
司马翎，又署吴楼居士，也是一位出身将门的少年侠士，此时正负笈政治大学，并
以
《关洛风云录》一书雄峙《民族晚报》，也有待机主盟武林的雄图。
这三位便是当时武侠小说界誉称的“三剑客”；加上已享盛名的伴霞楼主，合称“
四霸
天”。
这誉满台、港的四支健笔，在名编辑王潜石的擘划下，合办了台湾第一本大型武侠
杂志
《艺与文》。只可惜世事瞬变，不久，这本独一无二的武侠杂志，就因伴霞楼主一剑下
香江
而风流云散。
三、黄金岁月
台湾的《艺与文》停刊不久，一九五九年，香港却出现了两本武侠杂志。一本是《
武侠
小说周报》，另一本便是寿命最长、至今仍在发行的《武侠世界》。
《武侠世界》是以“广派”作家蹄风、金锋、江一明等为台柱，《武侠小说周报》
则由
张梦还挂帅。
是时的梁羽生正在埋首创作他的《七剑下天山》，而金庸也正以《射雕英雄传》力
拼张
梦还的《沉剑飞龙记》，“战况”之激烈，被传播界称之为“龙雕之战”。
由于武侠小说广受欢迎，报纸发行量大增。报老板自然财源滚滚，大发利市。
金庸真不愧是天纵英才，他聪明绝顶，一看香港行情，自不甘为人作嫁，遂于一九
六○
年毅然创办《明报》。次年又创办了香港第三本武侠杂志——《武侠与历史》。
香港出版业中原本一枝独秀的伟青出版社也因“武林”、“三育”的继起，形成三
足鼎
立的局面。
在这三数年中，台湾虽没有出现过任何武侠杂志，但出版武侠小说的出版社，却先
后成
立了几十家，而小说出租店更蓬勃发展到三千余家。
台湾这种畸型的发展，完全由于市场大量的需要。
此期间，台湾的报纸，家家竞载武侠小说。几位当代名家如卧龙生、诸葛青云、司
马
翎，每人每天至少有两篇小说在报刊连载；卧龙生全盛期有四五篇。他们不但收入丰厚
，而
且“社会地位”也身价百倍。
流风所至，引得各行各业的人士，个个摩拳擦掌，拍刀跃马，想闯进武侠天地碰碰
运
气。
这不仅是武林的战国时代，也正是武侠小说所仅见的一段黄金岁月，而台湾武侠文
坛在
这风云际会的盛时，的确也人才辈出。
原有的名家，除郎红浣先生因年高退出江湖、颐养天年，伴霞楼主远走香江、侠踪
杳杳
外，卧龙生的《玉钗盟》、《无名萧》、《降雪玄霜》、《素手劫》、《风雨燕归来》
等，
都在这时期完成。
司马翎也写出了《挂剑还情记》、《八表雄风》、《剑神传》等名著。诸葛青云的
《紫
电青霜》、《夺魂旗》、《折剑为盟》、《玉女黄衫》、《半剑一铃》等，也陆续问世
。
其他如柳残阳的《玉面修罗》、东方玉的《北山惊龙》、武陵樵子的《十年孤剑沧
海
盟》、南湘野叟的《碧血丹心》、丁剑霞的《八方风雨会中州》、独抱楼主的《碧玉弓
》、
萧逸的《铁雁霜翎》、古如风的《古佛心灯》、慕容美的《英雄泪》、秦红的《无双剑
》、
孙玉鑫的《万里云罗一雁飞》、墨余生的《海天情侣》、上官鼎的《烽原豪侠传》、陆
鱼的
《少年行》、高庸的《天龙卷》等等，都是脍炙人口、名噪一时的作品。
这时，古龙已侠影初现。他早期的作品《孤星剑》、《剑毒梅香》、《游侠录》等
也都
在此一时期完成。
至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间，台湾武侠文坛又亮起三道星光——
易容，因替卧龙生续完《天香飙》，并完成第一部署名“易容”的处女作《血海行
舟》，立时名扬武林，又继续写出《王者之剑》、《大侠魂》、《河岳点将录》。虽然
就此
封剑，但这几部佳作至今仍畅销不衰。
另一位是接写诸葛青云《血掌龙幡》一炮而红的独孤红。他因此而自立门户，先后
写出
《雍乾飞龙传》、《大明英烈传》、《满江红》、《丹心录》、《玉翎雕》等名篇，而
跻身
名家行列。
再一位也是以接写诸葛青云《江湖夜雨十年灯》而震撼武林的司马紫烟。他连笔名
都和
诸葛青云成了有趣的对偶。
司马紫烟著作甚丰，其中三部尤其出色。第一部就是代诸葛执笔的《江湖夜雨十年
灯》；第二部是《圆月弯刀》，却又早成了古龙名下的作品（古龙定书名，并写了前十
章，
稿约太多，无暇继续，即请司马紫烟续完，最后仍由古龙修改定稿，著作权属于古龙）
；第
三部是在《大华晚报》连载长达五年、一百五十万字的《紫玉钗》。此书在汉麟出版社
出版
时，分成了《上林春》、《长干行》、《玉钗寒》三大部，虽然书名典雅，并精心排印
，却
“叫好不叫座”，因为读者不承认它是武侠小说，只承认它是“历史小说”。
这一段繁华锦锈的黄金岁月，维持了五年之久。所谓“盛极必衰”。当时的台湾，
有不
少政治迷信、政治禁忌。一些无聊的官僚、政客，对武侠小说、电视剧、京剧，制订了
不少
无聊的框框，包括：不能骂“老不死”、不能谈“剪除贪官污吏”、不能提“朝代兴亡
”、
不能“引起思家、思乡”等。像京剧的《如王别姬》、《四郎探母》就是这样被禁演的
。
这时，武侠小说里的侠客，既无贪官可除，当然毋庸“替天行道”，只好一个个去
找
“秘笈”、挖“宝藏”了。
所以，台湾武侠小说被人诟病为“武而不侠”，实在其来有自。
这些无聊的框框，当然也扼杀了武侠小说的生机。
四、古龙之前无“新派”
天下事没有一成不变的。近年来，因武侠小说已受到一定的肯定，遂有了“新派”
之
说。
许多论者咸认为金庸、梁羽生二位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
这种说法笔者不能苟同。我敬佩金、梁二位的成就，但那只是“变”而不能算“新
”。
这就像传一详。《诗》三百篇是诗，到了“太康体”、“元嘉体”还是诗，再到了“徐
庚
体”、“齐梁诗”、“玉台体”、“元和体”、“长庆体”、“西昆体”，它还是诗。
对这
些，学者、论者仅能将千年以来的诗区分为“古诗”、“近体诗”或“今体诗”，而不
敢称
它是“新诗”。只是到了“五四”，胡适之、徐志摩出，他们的诗才算是“新”诗。
同理，武侠小说只有到了古龙才算是“新”，才堪称之为“新派”。也正因为古龙
的
“脱胎换骨”、“重临江湖”，才又为武侠小说缔造出另一高峰。
古龙，仿佛他天生就是个浪子。有家，却享受不到家的温馨；喜好西洋文学，环境
又使
他无法在“淡江英专”深造下去。自动休学后，就仗着一支代剑的笔，闯荡江湖，四海
为
家。
一九六○年前后，他曾和如日中天的“三剑客”订交，过从甚密。但卧龙的枭雄、
诸葛
的霸气、司马的深沉，使他感受到“三大”的压力，也使他悟出要想和“三大”并驾齐
驱、
一较身手，就必须求变、求新的道理。
于是，他伴着一位具“田园美质”的小家碧玉，远避尘嚣，在一处青山碧水的小镇
，过
着半隐的生活。
浪子和田园，是无法谐和的色调。不到三年，他就痛苦地离开了小镇，也挥别了那
位相
伴三年的“她”，带着无边的迷惘与落寞，重又投入浩瀚江湖。
三年的山林生涯，对他的创作确有相当大的启迪。《绝代双骄》和《楚留香传奇》
中的
《血海飘香》都是在重入江湖后完成的。
这两部作品问世后，古龙的名气越来越大，钞票越来越多，交游也越来越广。
相识满天下，古龙身边没有断过朋友，但知己又有几人？
秦楼舞榭，千金买笑，依红偎翠，名剑风流。古龙身边从未断过女人，然而，他究
竟真
爱过谁？谁又真爱过他？酒醒人散后，依然是一片寂寞，无边萧瑟。
这些悲、欢、离、合，点缀了他的浪子生涯，也走进了他的小说。
于是，他写出了《风云第一刀》。上半部一九六八年连载于香港《武侠世界》，下
部易
名《铁胆大侠魂）连载于一九六九年创刊的香港第四本武侠杂志——《武侠春秋》，一
九六
○年出单行本时将上下部两部合并，改名为《多情到客无情剑》。（此名虽有诗意，但
将第
一主角“小李飞刀”换成“剑客”却不够妥当，故上海学林出版社将其恢复原名。）
此时，香港梁羽生的巅峰之作《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以及《云海玉弓缘
》均
已完成。金庸的《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果真是笑傲江湖，睥视武林，严然有主盟
武林
天下的雄姿。
而张梦还却于此时退出武林去做专业骑师，牟松庭也因故退隐，蹄风移居加拿大，
那
“天下第一快笔”的倪匡忽然兴趣大变，改写起现代动作和科幻小说。
香港武侠文坛的“青黄不接”，只有靠台湾作家的供稿，古龙当然成了第一人选。
就在这一年，他携带一位“东洋美女”搬进了台北市牯岭街的“三福公寓”，过着
神仙
美眷般的生活。这段日子，是古龙一生最快乐、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
为了静静品尝、享受这在美好的生活，古龙屏绝了那些交游，但有三个人是仅有的
例
外：一个是“新派”武侠名家高庸，一个是曾多次为各武侠名家捉刀、号称“天下第一
枪
手”的于东楼，还有一个便是正以科幻小说享誉香港的倪匡。
在“三福”这段幸福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和高庸、于东楼同进同出，一起谈故事、
写
稿，夜晚则一起去喝酒。他那几部名著如《风云第一刀》，《萧十一郎》，《流星·蝴
蝶·
剑》，《欢乐英雄》，《天涯·明月·刀》，《大人物》，《惊魂六记》第一部的《血
鹦
鹉》，《江湖人》第一部的《三少爷的剑》，《楚留香传奇》续集的《鬼恋传奇》、《
蝙蝠
传奇》、《桃花传奇》、《七种武器》的前五部《长生剑》、《碧玉刀》、《孔雀翎》
、
《多情环》、《霸王枪》，还有金庸亲自向他约稿的《陆小风传奇》等等，几乎都是在
这里
完稿的。
“三福公寓”似乎是块“福”地，古龙就在这里不知不觉中已登上“新派”掌门人
的宝
座。高庸也因写《纸刀》和《祸水双侣》等佳作，而逐渐受到电视界的重视，终于成了
台湾
最负盛名的编剧人之一；而于东楼也在此时创办了汉麟出版社，社址就在“三福公寓”
楼
下。
一九七二年，古龙离开了那位日本美女，又开始了他的浪子生涯。
香港的武侠小说业，此时受到电视台纷纷抢拍武侠剧的影响，市场一蹶不振。金庸
写完
《鹿鼎记》之后，将《明报》副刊的地盘让给了古龙，宣告封笔。香江的武林天下，靠
梁羽
生一人就独木难支了。
台湾武侠小说业也因日本漫画（动画片）和武侠片的涌进，生意一落千丈，无复当
年盛
况。
尽管古龙魅力十足，但他的作品越来越少，自然无法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几位成名的作家，为了生存，也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纷纷改变风格，竞相仿效古
龙，
希望写出更新、更好的作品。
在此风尚下，司马翎的《玉钩斜》、《飞羽天关》，慕容美的《烛影摇红》、《天
煞
星》，柳残阳的《枭中雄》、《拂晓刺杀》、《明月不再》等也风光一时。
“新派”统一了武林，古龙当然成了实至名归的“武林至尊”。(按:OK!至尊武侠扫
校)
正所谓“誉，谤亦随之”，此时有人批评古龙武功招式写得太少，不像武侠小说。
陈晓
林先生在他的《奇与正》一文中就说过：“武侠小说发展到古龙时，已经没有办法用武
功或
招式来讨好、吸引读者，因为读者所要看的武侠小说内涵，恐怕不再是一招一式的问题
。”
也有人说古龙缺乏“旧的学养”，少了诗情画意的味道。
也有人批评他行文和排列的方式。
但我却认为，这些地方正是他的“变”和“新”的所在。在此试举《风云第一刀》
第四
十五章《千钧一发》中的一段：
他也希望郭嵩阳还没有遇到荆无命和上官金虹。
他只希望自己现在赶去还不太迟。
现在的确还不太迟。
秋日仍未落到山后，泉水在阳光里闪烁如金。
金黄色的泉水中，忽然飘来一片枫叶。接着是
两片，三片，七片，八片……无数片。
枫叶红如血，泉水也被染红了。
秋尚未残，枫叶怎会凋落？
这种写法，已冶情景于化境。你能说他没有“诗意”吗？
这样的排列，又有什么不好？
而除了古龙，谁有如此匠心妙笔？谁又作过如此的尝试？
五、武侠风云似乎落幕了。
一九七三年，台湾武侠出版业似乎沉入谷底；原本三千多家武侠小说出租店，剩下
的不
到一半，且多半改以出租漫画和娃娃书为主。
武侠出版业的“龙头”真善美出版社改印“仙道丛书”，春秋出版社正计划移民美
国，
“海光”、“新台”早已先后转行，“大美”、”四维”、“明祥”和“新生”，都因
老板
去世而停业，仅剩下“光大”、“南琪”等支撑残局。
香港的《武侠小说周报》、《武侠与历史》早已停刊，《武侠世界》和《武侠春秋
》也
全赖台湾作家的作品才得以支撑。
至于专出武侠书的那几家出版社，早已转了方向，唯有《武侠世界》所属的环球图
书公
司和《武侠春秋》所属的鹤鸣出版公司还偶尔将杂志上刊用的名著，集印出一些单行本
，其
他如“毅力”等出版社，只能靠翻印台湾的作品苟延残喘。
在此期间，古龙的名著如《风云第一刀》、《流星·蝴蝶·剑》、《萧十一郎》、
《楚
留香传奇》和《陆小凤》等，都被香港邵氏影业公司以大手笔的气魂一一拍成电影，台
、港
两地的电视台也把他的小说抢拍成连续剧。一时街头巷尾所看到的都是他的电影海报，
听到
的都是影、视中的主题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古龙旋风。”
汉麟出版社和桂冠出版社送乘机把古龙的小说改变版式精版精印，大受欢迎，为市
场掀
起再一次高潮。为了配合这种版本，租书店不得不改制书架。过去不屑销售武侠小说的
各大
书局，甚至连铁路、公路车站的小卖部和机场的书廊都争相销售。这实在是武侠小说式
微中
的异数。
风气一开，也带动了武侠小说版本的革新。
“汉麟”一战成功，创下辉煌成果。武侠名家继古龙之后，卧龙生、柳残阳、独孤
红、
慕容美、司马紫烟、秦红等尽归“汉鳞”旗下，大有一统武林之势。
只是这些名家大多已过中年，创作力日衰，武侠文坛隐呈欲振乏力的倾向，就在此
际，
幸有新星温瑞安之崛起。
温瑞安正值英年，笔疾如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年，连续推出了《神州奇侠》
、
《四大名捕》、《白衣方振眉》系列作品。
一九八一年他因“政治”问题被迫离台，去香港另闯天下。一九八二年后，他除了
续写
《神州奇侠》、《四大名捕》、《白衣方振眉》等系列作品外，又创出“神相李布衣”
和
“七大寇”系列，开始创出“后武侠时代”这个名词。
姑不论“后武侠时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侠，也不知他能否像金庸、古龙一样
创造
一个更新的武侠时代，但他勇于求变、求新的精神，还是值得称许和鼓励的。
这时，香港除了温瑞安之外，以接写古龙《惊魂六记》脱颖而出的黄鹰（本名王明
）也
日渐走红，他仿效古龙手法，写出了《天蚕变》、《名剑》、《大侠沈胜衣》等故事；
青年
作家龙乘风（本名陈剑光）也摹仿古龙笔法，写出以龙城璧为主角的《快刀浪子》系列
小
说，均深受年轻读者的喜爱。
台湾再度绽放的“武侠美景”，转眼就又凋谢，古龙和梅宝珠女士结婚，但婚姻生
活并
没有给他带来创作灵感，这个浪子的酒反而越喝越多，体能也越来越差，稿子也越写越
少。
而汉麟出版社也把发行的权利和义务转给了以发行见长的万盛出版公司。于东楼放
下
“铁算盘”。也没有拿起笔，却一袭征衫、云游四海去了。
一九八七年，古龙再做新郎，与第二位太太于秀玲女士结婚，不久便英年遽逝，结
束了
短短四十八年、却多采多姿而又残破、寂寞的一生。
慕容美、司马翎、孙玉鑫、司马紫烟也相继谢世。台湾武侠的黄金岁月、风云时代
，似
乎已开始落幕了。
六、江河万古，仁侠千秋
在蒙蒙阴霾中，香港武侠电影再度兴起，卧龙生受邀重新修订《仙鹤神针》，是名
《新
仙鹤神针》；“逃禅”的于东楼也在友好的鼓舞下，重新拿起那支沉重的笔，一九八八
至一
九九三年，他先后完成了《铁剑流星》、《魔手飞环》（《碧血黄金》系列作）、《短
刀
行》和《侠者》。
他的作品故事明快，用笔简洁，写英雄不神化，写红颜各具风情，较赤裸裸的古龙
更含
蕴有致。
在一片凋零中，于东楼重返江湖，而开始创作他自己的武侠小说，他能不能人力回
天、
挽此武林浩劫？谁也不敢保证。但“继往开来”的事总是需要人来做，有人做才有希望
，武
侠小说也一样。
同时，我坚信：世上只要有人类，就会有纷争和恩怨；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恻隐和
同
情。
恻隐就是“仁”，同情就是“侠”。
江河万古不灭，仁侠也必与人类永存天地；而彰显、歌颂仁、侠精神的武侠小说，
也当
然会日新又新，万古长存，永远不致成为“走进历史”的历史名词。
㈡ 胡适的家庭背景
文化大师胡适的父亲，大号胡铁花。这当然不是古龙笔下的武侠名人、楚留香的好友胡铁花，而是中过秀才、当过知州的胡铁花。胡适的父亲本名胡传，铁花是他的字。他最后的官职是台东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在清朝的台湾，这个官职不算小，但他更闻名于世的是诗才。胡适曾谦逊自己不会写诗，《尝试集》那类白话诗也确不以文采见长。但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我读过他的一些诗，奔驰、狂放而富有生气——“仰视飞云天外起，酒酣愁听大风歌”，在万马齐喑的晚清，应该是踔厉飞扬的。然而，在胡适绚烂的文学冠冕上，我们找不到他父亲的名字。胡传不甘心做个文人，他前往京师寻找报国机会，又怀揣一封介绍书，走了四十二天，到达冰天雪地的吉林，面见钦差大臣吴大徵，要求随大清使节去解决中俄边界纠纷。吴大徵好奇地接纳了这个少年。据说，吴大徵曾称赞胡传有治省之才，这也许是胡适的一家之言，但胡传却的确是个称职的地方官。当时台湾刚刚建省，在朝廷大臣心目中是个瘴疠蛮荒的苦地方。胡铁花却主动请缨，离开怀孕待产的妻子，来不及看一眼新生爱子，就踏上了茫茫海路。
胡传到达台湾的时候，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改革，已经人去政亡。东海危机乌云般翻卷在上空，到处是不安谧的波涛。胡传穷尽心血写下了第一部《全台兵备志》。他一定又像勘察中俄边境那样，走进了台湾岛的森林、山峡、海口，踏遍了郑成功时代的城垛和荷兰人留下的赤莰城。“华严世界，任凭我，踏遍云山千叠……”然而在王朝末日，这只是一个文人的梦想。三年后，中日甲午战争打响，胡传征募兵勇、守卫台东，但他的剑还未出鞘，就被光绪皇帝割让台湾的诏书冻住了。皇帝下旨：所有在台官员一律内渡，将台湾交接日本。胡传拒绝奉旨，做了封建文人最大的反抗。他四处奔走，募兵保台，又徒步行走到台南，衣衫蓝缕，面见黑旗军老将刘永福，以书生之身要求参战。我想，胡适身上那打破千年文字八股的躁动血液，就流动在他父亲喷薄的脉管中。
胡传病倒了，被刘永福护送回到厦门，几天后死于时疫。那是日军攻占八卦山的第二天。作为《全台兵备志》的作者，他应该是最知道八卦山对台南战略意义的人。与其说他死于时疫，不如说他死于台湾陷落的可怕命运。据说，胡传的家乡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传奇，也许战死是胡传最美丽的神话。他壮硕的身躯，停歇在南国的红色土地上，仿佛关于历史和未来的无字之书。我注意到，胡适出生在1891年12月，他的父亲忧愤死于厦门时，应该只有三岁零几个月。而他的母亲，则是二十三岁的妙龄少妇。遥想娇妻幼子倚门而望，胡传眼中一定涌满坚硬如冰的泪水。那是失意诗人的泪水，是丧失国土的官员的泪水，更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泪水。
胡传内渡的船只，是台湾海峡封锁前的最后船队。海面上惊慌的海鸥，哀鸣的白鹭，还有哭泣流离的人群，曾带给诗人怎样的哀愁？暴风雨的四周是万籁俱静的深夜，黑黢黢的潮湿的夜空中，传来海浪亘古不屈的呼啸。然而，诗人胡传已经不能动笔了，黑暗的午夜里，他躺倒在厦门的风浪声中。
胡适动笔写下《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一定想起了他的父亲。当书生报国成为南柯一梦，文学就不得不站起来，拯救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倔强的坚韧，坚韧中也有淡淡的悲哀。胡传去世六十多年，他的儿子胡适终于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父亲的精魂守护在这里，激动的胡适无法克制血脉贲张，几年后骤然辞世。
父子两人的生命，都在台湾画上了奇特的圆。这也许只是巧合。
㈢ 谁看过金庸武侠小说，较深的谈谈看法或者评论，不限哪个方面。字数一千左右。
追溯起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这句话写出了侠必有武，必会武，必能武之意。其实，“武”和“侠”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已经不仅仅只是武侠小说中的单纯概念，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地来讲，“武功”、“武力” 、“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长久以来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而“侠客”、“侠义” 、“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企盼。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试图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倾向。正所谓“快意恩仇”，侠士们在感恩报仇中寻求并品尝着血腥的快感。一般意义上的侠，体现在以武力来扶善除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金庸笔下的侠并不只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济困，救人于水火，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把尚武与尚德结合在一起，重武德。这一点与传统武侠小说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与卑下往往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峰、东方不败、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终只落得个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卑下甚至邪恶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体现则是表现在最初武功的选择上。故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又可以为正邪两派。在金庸笔下，这正邪两派武功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正体现了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正派武功”符合儒释道三家之说，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形成侠士弘大刚毅的人格。而与之相对的“邪派武功”则违反了人性准则，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终只能使练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来，武德对于习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侠士也。
“武”离不开“德”，就如同“侠”离不开“义”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侠”与“义”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说到侠，人们通常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义。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金庸的武侠小说围绕着“义”字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景。如郭靖保家卫国、死守襄阳；萧峰义字当先、以死反战……这些笔墨饱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艺术上，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场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此外，它们还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士众多，最为著名的两位大侠当属萧峰与郭靖二人了。这一点是众多金学家、也是广大金迷们公认的。我就以他们二人为例，来说说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与武侠精神吧。首先要说的就是萧峰。萧峰的身世较为特殊。他生于契丹，长于大宋。这就使他的性格特征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侠客讲义气、重承诺、扶危济困、胸襟坦荡等优秀的中原品质。而他最终的悲剧性命运尤为震撼人心，发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萧峰人生的转折点。他从受人尊敬的丐帮帮主一下沦为了遭人唾弃的“契丹狗”。直至后来两国交兵之际，他又机缘巧合地偏偏当上了契丹国的南院大王，受命领军平南征宋。为平息两国之战，救万民于涂炭，萧大侠不惜以自杀来震慑大辽，警醒大宋。萧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为民请命、甘愿一死的献身精神，正是武侠精神的至高境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接下来，再来谈谈郭靖大侠。郭靖为人忠厚老实，是个不善言辞，也不聪明的人。他的父亲郭啸天是一代忠良。在父亲忠贞烈事的影响下，郭靖渐渐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礼、深明大义的性格，成为儒家文化最为精当的代言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大师笔下的大侠风范。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号角声中，郭大侠冲锋陷阵于保家卫国的抗元斗争中去。这种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郭靖不仅具有远大的为国理想，同时也有积极主动的卫国行动。儒家文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晰，也最为透彻。总之，郭靖和萧峰一样，身上都具有传统正剧中悲剧式的英雄色彩。同时，他们的形象与豪行也使“侠”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种高度。对于“武侠”，与金庸同时代的梁羽生也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毋宁有“侠”无“武”。为了行侠仗义，侠士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谓“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
在通过武侠小说来宣扬武侠侠义精神的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是与传统武侠小说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与重侠义，把武德与侠义并重。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还赋予了“武侠”以新的内涵——把它提高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历史高度。武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侠儿，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侠义之事。武侠精神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在为百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正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
武侠小说总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故事动机引发剧情的发展，或者是为了报仇雪恨，或者是为了争夺武林盟主，或是为了一部绝世武功秘笈。笔者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在金庸的许多小说里，我们都注意到所谓“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龙八部》开篇，这类英雄就又出现了。首先是段誉，其后是乔峰，最后是虚竹。段誉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乱伦恐惧之中。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时下“四恶之首”段延庆。随之乱伦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恶身世的负罪感，却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会关系上的父亲（养父）段正淳与生母双双死去，生父段延庆竟是“恶贯满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生父邪恶，生母与生父之间的复仇关系产生了他，也是邪恶的。缘起业报，一切尽由身世中来。身世就是命运，身世之谜又造成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天龙八部》中，段誉还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气质的人。他真诚、勇敢，但缺乏对命运的自觉。真大英雄者当推乔峰。而乔峰命运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谜造成的，只是他在个人的努力中，表现出更多的主体自觉性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俄狄甫斯类的英雄，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毁灭的边缘。他无法相信，但种种事实都证明他是与大宋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于是灾难降临，恩转化为仇，爱转化为恨，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无尽的误会与冤枉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无所归依的流浪英雄头上。身世之谜揭开，血缘“罪恶”再次成为英雄命运的注定性因素。
《天龙八部》中社会因素与血亲的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英雄们的养父与生父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与养父应该是同一的，否则，不仅生命的本质有问题，存在的状况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说中的情节一再暗示这一点。段誉的生父与养父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为仇人。段正淳后来与他众多的情人同归于尽，了却了他的孽缘，段誉就只有一个时刻迫害他的邪恶生父了。乔峰的养父母乔三槐夫妇被谋杀，而他误以为坠崖而死的生父萧远山却侥幸生还，藏身少林寺中，这个谜直到最后才揭开。
至于那位从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虚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他父亲就在他身边，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宝相庄严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他的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作”的第二恶人叶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为恶不赦；叶二娘日杀一婴，更是天理难容。虚竹，又是一个生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去，虚竹的身世之谜一旦解开，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儿。总也摆脱不掉身世之谜，不是罪恶，就是倒错。
武侠小说是幻想衍生的。从创作与作品角度看，人物无端而出，事件随意而生，情节经常显得散漫，英雄志，儿女情，奇缘异遇，随心任意，有庞大规模，也会杂乱。从读者阅读角度看，通常的情况是，你从故事的任何一段读起，意义都是明确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读完，又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天龙八部》中围绕着三位英雄命运反复出现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谜的母题。实际上这个母题的普遍意义还不仅限于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钟灵、木婉清、王语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阶段都陷入身世之谜的困扰之中。它是整部作品叙述的深层结构，从散乱的幻想经验世界中暗示出某种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谜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乱，这种混乱是彻底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家庭被破坏了，父不父、子不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也破坏了，人无法安身立命。乔峰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它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誉除了情痴外根本没有大理段氏的“正统承传”，流落中原，无所事事。虚竹身为汉家僧侣，却被招为西夏驸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应有的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义，因为根源性、本质性的血缘关系是邪恶的，存在的环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混乱，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恶或混乱导致存在秩序的混乱，而乱世出英雄——这就是《天龙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隐的道理。
身世之谜揭出，原来掩盖在虚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乱了，英雄在痛苦与灾难中诞生，力图以个人的力量寻找存在的意义，重建秩序。段誉的挚爱，虚竹的宽容，乔峰的正义，都是英雄作为。个人身世之谜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国家的灾难，段誉的身世牵涉到大理国政，乔峰于万马军中胁迫辽王誓不犯宋境，并以死相报，也关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国乱，孝不就，忠不成，仇杀遍野，苍海横流，力挽狂澜者，方显出英雄本色。灾难缘起，在于身世之谜，英雄的人格不仅体现在忍受灾难，还在于一种抗拒命运的悲剧性努力上，他们力图在残破混乱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乔峰、段誉、虚竹结为异姓兄弟，挚情真性，尽消前仇。如果说旧的血缘秩序已经败坏了，那么建立在非血缘关系上的，纯粹社会化的关系是否能够成为摆脱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异姓”是非血缘性的，“异姓兄弟”意味着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新秩序、新和谐。于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现在秩序与价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缘身世）都是邪恶的，导致仇杀的，冤怨相报，了无尽头，那么理想的社会关系秩序“异姓兄弟”将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侠成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英雄。他们都体验到生存内在的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存在的意义，肩负起民族精神。从某一段情节、某一个事件上看，他们或者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化身；但从普遍的内在隐喻意义上看，他们都是整体性的文化价值与集体心灵的代表。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都是同一个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人物为核心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运，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终极原因——身世之谜。
《天龙八部》中的意义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不断重现。“射雕”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动机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缘。郭靖、杨康、杨过、张无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双亡，凝结在身世上的冤仇或误会构成他们武侠生涯的决定性因素。《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为前后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无尽的江湖是非与仇杀之中。百年结仇，冤冤相报，而对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具体表现为身世源头上的冤孽，为此他们走上江湖路，旧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运被一种先在的血缘关系注定了。《飞狐外传》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注定了她的命运；又要报凤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杀凤天南为母报仇。一再重复叙述的情节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一种解读金庸的意义符码。身世或者是个秘密，或者是个揭示出的罪恶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还是被证明的邪恶身世，都是注定主人公命运的孽缘。血缘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乱与悲剧的根源。《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武不侠，但也不知其父为何人，他生在扬州丽春院，母亲是个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亲。《连城诀》中狄云无父有师，身世不明，而且师父的身份也存在着倒错现象。《书剑恩仇录》中于万亭只是陈家洛的义父，《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父母双亡，《鸳鸳刀》中萧仪、《碧血剑》中袁承志的父亲均被杀，《笑傲江湖》中众望所归的令狐冲，一样的身世不明。对每一个人物来说，这都是他们走入江湖的直接与根本原因。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孝文化，它以家庭为本位、宗族为中枢、国家为指归，其中最基本的关系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伦理秩序。血缘关系是基于出身的谱系纽带，它将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一个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构成一种社会整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内在的、核心性的结构因素就是血缘关系与观念，如果血缘关系陷入混乱，存在将是可怕的；如果血缘关系是一种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么人就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宿命因素，用自己后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乱的象征，侠客们由于身世命运走入江湖，试图在混乱中重建健康的伦理秩序。血缘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们只有在血缘结构中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身世之谜的意义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符码解读金庸的某一部小说，也可以从某一种小说中显示的这种模式意义推导出金庸武侠世界的普遍意义。
身世之谜的母题并不足以说明其它武侠作品，梁羽生、古龙、卧龙生、温瑞安，他们的武侠小说可以处理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意义或伦理关怀，但他们的武侠小说在整体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实现这种功能的形式却是共同的。金庸小说“身世之谜”的文化隐喻只能说明意义与价值问题，说明的范围也有限于金庸的作品；而从对金庸作品的解读所发现的幻想的现实意义，却能印证武侠小说运作的基本原则，因为所有的武侠小说在幻想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武侠小说通过幻想把纯粹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的文化精神关联起来，不同作家的创作成就有大小，读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蕴涵亦有深浅，但其中幻想的现实意义，文化寓言与补偿功能，故事类型的程序化传播以及这种传播在华人圈内起到的文化认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仅限于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说。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说讲叙一个基本意义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许多武侠小说，新的、旧的、港台的、大陆的、梁羽生的、古龙的，叙述的情节也经常重复，诸如比武论剑，夺宝争霸，别离的爱侣，聚会的冤憎。一边是作品不断重复的程序化故事，一边是无数大众不厌其烦、如痴如醉的阅读。我们不能指责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虚，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与人生观灌输到大众的头脑里，使他们像机器一样一丝不苟地活着。于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当今华人世界拥有了那么广泛的读者，而每个读者都以个人的形式——阅读来参与这个属于全体华人的民族精神仪式。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对武侠世界以及对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剖析、传承、重塑、弘扬、批判、反思和质疑……而小说中所描写的性格各异的人物、林林总总的琐事、所反映的复杂纷乱的社会、绚丽繁华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文、奇幻武功，则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这些耳熟能详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风的斗争，都不过是现实社会大环境中日常生活的种种剪影或幻影罢了。这一点也成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读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临其境”。主人翁？参与者？旁观者？读者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读来定是酣畅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继承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大胆而新奇地进行了创造性思维，金庸把想象发挥至极致，为广大读者描绘出一个色彩斑斓、充满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胜、亦真亦幻的武侠世界来。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除谋篇布局之外，在构建理想家园时所耗费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对于武功和武功招式的着力描写和尽力刻画上，金庸之成就无人能及。对此，金庸笔下人物的奇招妙诀更能证明这一点。如洪七公之降龙十八掌、张无忌之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龙女之玉女剑法、杨过之黯然销魂掌等等不胜枚举。有人曾经指出：“武功既是种艺术，关于武功使用和描写也就更应是一种艺术了。新派武侠小说打斗场面的描写，不拘泥于一招一式的真实可信，而是凭借想象自创功法，于惊险外更追求画面的‘色彩与构图’，于奇绝处更显示人格的高大与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于打斗中显出中国文化精神.”这样的评论可谓道出了金庸的“武侠秘诀”——好看与味道并重，而侠士们的武功则正是其文化修养和人格精神的体现。
有人说，金庸是六十年代最优秀的“武林盟主”。其实，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作始学于梁羽生。他善于借助曲折动人的“大众化”故事框架，来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和大侠创造历史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在浪漫武侠之外，金庸自己创造性地使其小说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征、寓意。这一点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专栏访问时所说：“侠小说本身就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一点与胡适所说的文学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众多的武侠小说中，象征寓意性作品写得最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说通过江湖上五岳剑派与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较量，以及五岳剑派内部的权力斗争，象征性地概括并影射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争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仅成为电影中的经典对白，也是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真实写照。社会这个大环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于社会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进。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仅仅是武林人士的无奈，也是我们生活于钢筋水泥丛林中的现代人发出的一声叹息……
金庸小说的象征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些与金庸小说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与人文气息有着密切的联系。金庸小说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这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震撼心灵，最发人深省的精神内核。金庸在其小说创作中，有着既是作者又是学者的双重身份的优势。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释、道、诗、词、书、画、乐、棋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和才识能够从笔尖源源不断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于字里行间。“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于俗，雅俗并重，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值得说说的，是金庸小说在与传统文化相契合时，也不忘呼唤着人文精神。金庸通过武侠世界的打打杀杀，阴谋诡计，血雨腥风来唤醒群众，观照人性，倡导和平，以战反战，以杀反杀，充溢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他试图通过武侠之武力、武功、武艺、武技、武术、武德来展现民族精神，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这也是金庸在文学创作中有意形成的创作意图和刻意追求的创作主题所在。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我说过，一个人执著、感动、流泪的时候，就有英雄主义情怀。金庸的小说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杨过、令狐冲、郭靖……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侠小说本质上是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著名金学家倪匡称其“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认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突出表现正是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人性和民生的一种人性关怀。从接受论的角度上来讲，这也正契合了民众渴望救赎的心理，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和认同。因此，武侠小说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青睐和喜爱。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汇交合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与整合，同时也暗含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企盼。就这一点而言，金庸的武侠作品与流俗从众、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侠小说是截然不同的。
与梁羽生固守传统进行小说创作相对，金庸的创作道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很快从传统意义上的儒之侠——郭靖，道之侠——令狐冲，佛之侠——石破天，渐渐走向了非侠甚至反侠——韦小宝。其小说的创作主题也离国家民族之本位愈来愈远，而离人性、人生的意旨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深。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传递着中国特有的武侠精神，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艺术上讲，金庸小说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情感要素的介入，几乎接近于中西合璧的社会人情小说。在创作手法的运用中，金庸作品又熔历史与诗情与一炉，既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写实传统，又能圆熟地运用西方的心理描写。语言艺术上老练圆润，构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称武侠小说的典范。因此，金庸武侠小说本身就具备了引人入胜的丰富的可看性、娱乐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内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侠精神、人文气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内质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地方。同时，这也成为了金庸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现今社会中，所谓的人生哲学，流行于当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学不外乎只是“世”“世”种种衍生物。武侠精神中，从头至尾都贯穿着隐逸的思想。侠士们并不是哪儿有热闹就往哪儿跑，也不是天天只梦想着“南捷径”所谓“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是他们隐逸的最高境界。这是由于“世”“世”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因为武侠精神在历史上始终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为正统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义只能够成为百姓心中神圣天道、正义良心的永远保护神。因为权力的倾轧、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现实环境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天理昭彰，正义永存。而武侠精神恰恰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警示和补充。以天下为己任的郭靖、萧峰选择了在现实中头破血流后“身成仁、舍生取义”而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则选择了在功成之后就飘然引退。 “世”“世”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与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后封笔引退又有着某种昭示，一个是虚拟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进退之间，方显英雄本色。这种隐退，让金庸的小说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让金庸的艺术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总之，“金庸现象”一社会现实的实质就是武侠精神经过岁月洗礼后的一次展现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归的呼声和企盼。西谚有云：“物主让人直立行走，仿佛就是为了让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学。但仰望人性，回归自然，却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也是文学作品中最能打动人心之处。金庸的武侠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也在于此。
㈣ 胡适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
胡适的夫人江冬秀，一八九零年出身于旌德江村，父亲江世贤早年辞世．母亲吕贤英是庙首吕朝瑞(探花)、吕佩芬父子翰林的后裔。江冬秀里出身于仕官之家，但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受到较多的文化教育，仅仅读了几年私熟，初通文字而已。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里，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姓，但她毕竟是一代名人胡适的夫人。所以又是千百万不幸妇女中的幸运者。“胡远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竟娶了个乡村小脚夫人，不能说不是一件奇闻。因此，“胡适的小脚夫人”，成了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①．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江冬秀与胡适的结合，有着一段戏剧性的过程。江冬秀与胡适原是亲戚，胡适的姑婆是冬秀的舅母。有一次，江冬秀的母亲到绩溪旺川胡适的姑婆家走亲戚、看出神赛会，恰巧胡适也随母到了姑婆家。江母看中胡适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表示要把女儿冬秀许配给他。但胡适颇有顾虑：一因冬秀大一岁，绩溪俗谚有“男可大十，女不可大一”之说；二因冬秀属虎，认为属虎的人八字硬，尤其“母老虎”更历害；三因江家兴旺，胡家已中落，有兴衰不相称之虑，因此不肯表态。由于江母一心想成就这门亲事，便托胡适的本家叔叔，在江村教私熟的胡祥鉴做媒，冬秀又是胡祥鉴的学生，胡祥鉴为成全这桩喜事，便在胡母面前千般说好，万般怂恿，胡母这才同意让他把冬秀的“八字”开来看看再说。红纸“八字”送来，经过算命先生的推断；冬秀命带宜男，两人生肖很合，不冲不克，女大一并不妨碍。胡母又把红纸八字叠好，放进摆在灶神爷面前的竹筒里。那竹筒里原先也放进了几个初被选中的“八字”。过了一段时间，家中平安无事，没有一点不祥之兆．胡母这才虔诚地拜过灶神，拿下竹筒摇了摇，然后用筷子夹出一个“八字”来，摊开一看，正是江冬秀的，真是“天赐良缘”。当时还只有十四岁的胡适与十五岁的江冬秀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瞎凑和灶神爷保佑之下定了下来②。
江、胡两家订了婚约之后，胡适就先后到上海、美国求学去了。过了十多年他俩还未结婚。这时，家乡谣言四起；有的说，胡适在美国有了女肠友，有的说他已经和一个外国洋姑娘结婚了，甚至还有人说他已经生了孩子。可是，江冬秀的思想不但没有因此而波动，而且这时还做了放大缠足的尝试。她的放足的行动，后来还得到了胡适的赞赏和鼓励。
一九一七年夏，胡适留学回国后，返乡探望老母，商订于本年寒假结婚。他很想先与冬秀见一面，结果不但没有见着，反而引起一些笑话来。《胡适的日记》中说：“……我亲自到江村。他(她)家请我吃酒。席散后。我要求一见冬秀，他(她)的哥哥耘圃陪我到他(她＞卧房外，他先进房去说，我坐在房外翻书等着。我觉得楼上楼下暗中都挤满了人，都是要看‘戏’的！耘圃出来，面上很为难，叫七都的姑婆进去劝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来，招我进房去。冬秀躲入床上，床帐都放了下来；姑婆要去强拉开帐子，我摇手阻住他(她)，便退了出来。这时候，我若打轿走了，或搬出到客店去歇，那时便僵了。我那时一想，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习惯之过……回到家里，人家问我看见了新人没有，我只说，见过了，很好。我告诉母亲，母亲大生气，我反劝他(她)不要错怪冬秀。但同去的本家叔公知道此事，传说出去。人家问我，我也只笑不答。后来冬秀于秋间来看我母亲，诉说此事。果然是旧家庭作梗……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发之时……已经是二十世纪的年代了，这位二十八岁的者姑娘还躲入床上放下帐子，羞见订婚已经十三年的留洋生夫婿，这在当时却不能不作为一种趣闻，传播四乡。一九一七年寒假，胡适从北京大学回家，举行文明结婚。他亲自写了两副对联：一副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另一副上联是“三十夜大月亮”(结婚之日是阳历卅日,阴历十一月十七日)，下联一时没有想好。这时。他身旁一个绰号叫“疯子”的本家哥哥毓蛟，虽无功名，却有捷才。他脱口而出：“念七岁老新郎”，巧妙而风趣地对了那幅上联。胡适认为很好，照着写了。在结婚仪式上，他们破除了旧式礼节，只是新郎新娘结婚证书上互相用印和证婚人用印，双方交换金戒指，证婚人讲话，新郎讲话，没有拜天地，向长辈行礼和新夫妇交拜礼，都是以鞠躬代替叩头⑤。这样的婚礼，当时在古老闭塞的山村，确是别开生面地揭开了新事新办的新序幕。
婚后第二年，江冬秀到了北京为胡适主持家务。她虽然是一个身受封建旧礼教毒害较深的小脚女人，但颇有魄力，有才干，遇事能决断，具有男子汉气概。她发觉胡适与曹佩声有暖昧关系，不是温柔劝阴，而是抓住胡适爱惜名声的特点，采取进攻策略，大吵大闹、寸步不让。有次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脸部掷去，虽未击中，但却迫使胡适与曹佩声断绝了关系。④北大教授梁实秋成名之后，要同他的妻子离婚，梁妻忠厚懦弱，无力抗拒。江冬秀闻之挺身而出，为她打抱不平。江冬秀将粱妻接到自己家中，给她助威壮胆，最后闹到法医打官司，江冬秀还亲自到法庭代她辩护，结果使梁实秋败诉⑤。
一九四一年江冬秀回江村探亲时。发现从上庄到江村这条古道上的杨桃岭一带路面多年失修，坑坑洼洼，十分难走。她回到江村后．便慨然捐资修复了杨桃岭附近的路面三处，还请了监工检查验收，至今，当地人们还念念不忘⑧。
抗战期间，胡适去美，江冬秀避居沪上。她得知解放军、游击区的革命实情，非常同情革命人民。一九四五年春，她回到绩溪上庄。当时上庄既有国军驻防，也有新四军、游击队住，安徽省保四团驻扎在镇上，常到上庄去抓人，游击队员汪木海同志找她求援，她总是拿起她的名片去保。王必英同志的家住在革命老区王家庄．国军把他房屋烧了，又下令捉拿他的母亲。王母无处栖身，逃到她的家中躲避，她欣然接受，并给予庇护⑦
江冬秀虽长年寓居外地．但对本族晚辈仍不乏教育，她听说生辉娘经常赔钱，又得知月仙和士全公家吵闹，便亲自写信给近仁叔公，请他严加斥责．井叫他们严守规矩，爱惜名誉，不要败坏家声．如果“再有闲话给我听见，我就不寄钱给他了”②。
江冬秀嫁了胡适以后．总是劝胡适不要走上政治道路，不要做官，希望他好好研究学问。但胡适还是违背了妻子的劝告，涉身于政界，做了“过河卒子”。一九三八年蒋介石两次电报给胡适，要他出任美国大使，胡适不能简单回绝了事，只好勉应其命。他写信给冬秀，想让她对此有所精神准备。信中说：“我在这(此时在欧美讲学)十几天，遇见了一件‘富上梁山’的事（即指蒋要他出任美国大使的事），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不高兴，我心里也觉得对不住你”。胡适为什么说“对不住”夫人的话呢?因为江冬秀始终不赞成胡适搞政治。一个多月后，胡适再度写信给冬秀，谈及此事，信中说：“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胡适留学归国时曾发下一愿：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这时两者均末实现，所以说二十一年)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江冬秀与胡适远隔重洋，虽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后来，胡适又写信给冬秀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我感到愧对老妻，这是真心话”。⑨
作为学者的胡适，任美国大使后，在外交场合偶尔讲了些不该讲的话，这就给国内一些本来不满胡适的人以口实，掀起了一种反胡动向。这风声传到了避居上海的江冬秀的耳朵里。她本来不愿胡适在政府做官。听到这种风声后，更觉陷身政界划不来。这位颇有胆识的女人，遂即要求胡适的好朋友张慰慈出面，要他一边劝胡适借病辞职，一边发电要求政府当局允许胡适辞职。
西谚云；妻子是男人“较好的一半”，胡适的“较好的一半”是死心踏地的“相夫教子”，为他而生存，为他而服务；使他在学问上事业上横冲直撞而无后顾之忧⑩。在流寓纽约的十年生活中，江冬秀在那个破旧的公寓里，也是“不出门，三十里”整天忙个不停。她不懂英语，有时还得自己上街买菜，够辛苦了。一次胡适外出．江冬秀一人在家，一个彪形大汉破窗而入，江冬秀下意识地把公寓大门打开，反身对那盔贼大叫一声：“GO”！那贼看了她一眼，真的“G0”了。江冬秀不会英语，只会说“Go”⑩。江冬秀还会烧一手好吃的“徽州菜”，尤其会烧“徽州锅”、豆腐渣，她常常请在美国的同乡到她家赴“豆腐宴”。
江冬秀除了为胡适的生活服务以外，经常以打牌消遣日子。她每次打牌必赢，不知何故。她在麻将桌上赢来的钱，也是胡家的经常收入之一。后来，胡适在台湾任研究院长时，胡太大也经常邀朋友来家打牌，胡适也从不干预，有时当四缺一时，她还要胡适来凑一角。身为院长的胡适，为了维护前院长(蔡元培)规定不准在公房打脾的好传统，所以曾对他的秘书说，请帮我买所房子给我太大住，因为太大打麻将的朋友多，在公房打牌不方便。看来，胡适对太大也够体贴的了⑩。
江冬秀平时除了打牌，就是看武侠小说。寓居纽约期间，她还停留在看武侠小说阶段。唐德刚说：“胡太太找不到‘搭’子，就读武侠小说。金庸著作，胡太太如数家珍，金庸的小说，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旎旎然与戴东原，崔碧诸公(的著作)揖让进退焉!”⑩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晚，胡适心脏病实发，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逝世。江冬秀闻讯赶到，伤心之极，痛不欲生，医生给她打了两针大剂量的镇静剂，也末抑制她那悲痛的激奋情绪。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她的长子祖望闻讯从美国赶回台北，在瞻仰父亲遗容，行过跪拜礼后，转回家中，安慰母亲。母子见面抱头痛哭，胡夫人间：“思杜儿也知道你父亲的死讯吗?”祖望浑身一颤，低声说：“他已先于父亲离世了！”胡夫人猛地一楞，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一句；“你说什么?”“我是在美国听大陆上来的人讲的，我怕你们伤心．一直没敢写信告诉你们。”江冬秀猛听这一恶讯，顿时昏厥过去。在场的人都吓坏了。经过一阵抢救，她才慢慢苏醒过来。后来，祖望轻声问道：“父亲在遗嘱里把他的遗体火化，你看怎么办?”胡夫人说：“不行．我和你父亲曾有约在先，后死者有权决定先死者的安葬方法，我是主张棺葬的”。治丧委员会把这个意见转告给蒋介石，蒋说：“就按胡夫人说的办吧！”⑩
据唐德刚说，胡太大还用铅笔写过一份自传，曾经带到纽约请他看。文中虽然错别字很多，但却生动地叙述了她的身世。可惜这份自传，如今不知落在何处?
江冬秀在大军渡江前夕，本想回到江村老家悦心堂居住，由于胡适执意要她同去美国，她只好随之离开祖国而出走。在纽约度过了十年的清淡寓居生活之后，于一九五八年回到台湾，直到一九七五年去世。亨年八十五岁。
[注]①见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②③④⑤见石原皋：《闲话胡适》、⑥见《绩溪县交通志初稿》、⑦见石原皋：《闲话胡适》、⑧见江冬秀家书(存绩溪县文化局)、⑨⑩见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抗战时期的胡适》、⑾见石原皋：《闲话胡适》、⑿⒀见唐德刚：《杂记胡适》、⒁见《黄山》杂志总第二十一期：《胡适之死》
参考资料：作者：胡有守 来源：《旌德县文史资料》
㈤ 金庸在写完《鹿鼎记》后，就封笔不写武侠小说了，这是为什么呢
早在1972年，新武侠小说宗师之一的金庸，在写完《鹿鼎记》后，就封笔不写武侠小说了，这是为什么呢?
书有其命，作家有其运，时代背景不同了。从金梁古温的新派，到后来的超新派，仙侠奇幻，江湖早已脱离了金庸的侠气，成为魔兽世界。
虽然如此，多少人还是心有遗憾:倘若金大侠不早早隐退，继续笑傲江湖，多写出若干新经典该多好。有人的地方，就有人读金庸，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但其一代宗师的经典传奇却影响深远。
而今斯人已逝，想必金庸人皆称其为文化大师，而非武侠宗师，一定得偿封笔四十余载的苦心吧!
㈥ 好看的非武侠，非言情小说，
东野圭吾的推理都不错：《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恶意》《秘密》《放学后》《解忧杂货店》《时生》《同级生》
江户川乱步的推理也很好看：《湖畔亭杀人事件》《帕诺拉马岛奇谈》
余华《活着》
龙应台《目送》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哲学入门书 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
二战日本状况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庄周《庄子》
胡适《我所不能理解的生活》
王国维《人间词话》
沈复《浮生六记》
史铁生《我与地坛》
余秋雨《山河之书》
㈦ 胡适的父亲胡传
胡传
胡 传 小 传
黄 学 堂
胡传（1841-1895 ，道光21年至光绪21年），原名珊，字铁花、一字守三，号钝夫，安徽绩溪上庄人，出生於一个徽州茶商的家庭，。父亲奎熙（律均）往来上海做生意，他和母亲（程氏）住绩溪老家，并随伯父奎照（星五）、族叔课读於塾中。胡传自幼身躯修伟，生性刻苦，课读之外，每到茶市繁忙时，还要协助父亲入山收购春茶。
1856年， 16岁，随父运茶至上海。次年春，至上海东郊川沙，受业於庄砥廉门下。 1858年，通过上海县试；次年，通过松江府试。 1860年， 20岁，返乡与元配冯氏结婚。未及半月，太平天国军队攻陷绩溪县城，数度占据其家园，一家人在刀兵、瘟疫、饥饿中度过五年。 1863年，元配冯氏遇难殉节。胡传除了带领家眷逃难，还协助督办团练、与太平军打游击。
1868年， 28岁，通过上海龙门书院甄试，入院就读，受业於扬州著名经师刘熙载门下，研习经史。在龙门书院三年（1868-1871），使胡传的兴趣由科举考试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他关心时事，深感科考时文浮漤不足学，致力古代军事地理学，尤嗜《读史方舆纪要》一书。
清廷平定太平天国后，胡传为修复宗祠，自25岁至36岁（1865-1876）担任司事长达12年，完成宗祠重建。 1867至1879年7月，五次参加乡试，皆未中举。 39岁以后，胡传放弃科考， 41岁外出远游。 是时大清皇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内战，以及清廷与外人先后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等。在民族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召唤下，他关心时局、钻研地理，注意到帝俄边患的蚕食与侵略，毅然投效东北边荒，展现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
1881年10月，刚过完中秋节，即自京师出发，费时42天，抵达东北吉林的宁古塔（11月27日 ）。以其坚忍的毅力，丰富的地理学知识，得到吴大澄的赏识， 1882年10月，特别向朝廷保荐，获候补知县之任命 。 在东北，做过土地测量、户口调查、国界会勘、边地垦务等工作，担任五常厅抚民同知年馀，有「神君」、「良师」之誉。在东北4年又5个月（1881.10.27 ～ 1886.4），曾两度遇险，几乎丧命，后因母殁奔丧回里。
在家居丧年馀期间，吴大澄调升广东巡抚，胡传受吴氏之托， 1887年11月，前往海南岛调查黎族互斗案。以一个月的时间，横越海南岛中心地带，染瘴毒几乎病死。 1888年9月，协助吴大澄治理黄河，绩效卓著。 1889年，获得「直隶州知州分发省分补用」的资格。 1890年，在江苏办理税务。 1891年，奉旨调往台湾，次年春（1892.3.22 ，光绪18年2月24日），抵达基隆时，胡传已52岁。
刚到台湾，任「全台营务处总巡」，在6个月内将全岛考察一遍，这趟壮游，南到恒春，北至沪尾 (淡水) ，深入后山台东、花莲、宜兰，远达外岛澎湖，亲赴全台31营、28哨、2队，考察防务设施及训练情形。接著，办理台南盐务，积弊一清，盐务大有起色。 1893年，奉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一职，兼「镇海后军各营」统领，大力扫除军中鸦片，加犟后山防务。在台任职3年6个月（1892.3.22 ～ 1895.8.15），迄台湾割日，奉命内渡。 1895年8月22日 ，死於厦门，年55岁。
胡传生前最后的官衔是「 诰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江苏候补知府、前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领镇海后军各营屯」，赏加三品衔。 胡传在台东州官期间，奖励农桑，教育原住民；以文官兼武职，整顿营务，巩固海防，心力大多投注在军事方面。在他的《台湾日记与禀启》里，详细记录了他在台东将近两年（光绪19年6月1日至光绪21年闰5月3日 ， 1893.7.13 ～ 1895.6.25）所做的努力。从这些记录里，非但可以看出清代末年政治和军事的一部分情形，也可以知道当时少数知识分子对於时局的态度，以及一个实事求是的读书人对於改进政治的措施。这些理想，虽因台湾割让日本而未实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近代中国边疆的开发史上，其事迹足以名垂青史。
民国41年（1952）——胡传逝世后57年，胡适来到台东，当地父老「仍然记得我的父亲是位武官——胡统领；而非文官——胡知州」。台东父老为了纪念这位清代州官，特别把火车站前的光复路改为「铁花路」，并将鲤鱼山忠烈祠旁日人遗留的「忠魂碑」改为“ 胡传的纪念碑 ”，碑文额篆曰：「清台东直隶州州官 胡铁华 先生纪念碑」，并有〈碑记〉载其事迹。
㈧ 如果鲁迅先生肯写武侠小说，就没有金庸什么事儿了
别他妈的瞎逼逼了，鲁迅只是被某组织为了特殊的考虑强行挂到神坛上的，其本身的文学功底、作品质量在同时代并不是顶尖的存在。（胡适、陈寅恪等人都强过他）金庸好歹也是现在四大才子之一，文学功底不弱于鲁迅。
㈨ 胡适怎么是这样的人，简直不敢相信
胡适的夫人江冬秀，一零年出身于旌德江村，父亲江世贤早年辞世．母亲吕贤英是庙首吕朝瑞(探花)、吕佩芬父子翰林的后裔。江冬秀里出身于仕官之家，但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受到较多的文化教育，仅仅读了几年私熟，初通文字而已。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里，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姓，但她毕竟是一代名人胡适的夫人。所以又是千百万不幸妇女中的幸运者。“胡远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竟娶了个乡村小脚夫人，不能说不是一件奇闻。因此，“胡适的小脚夫人”，成了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①．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江冬秀与胡适的结合，有着一段戏剧性的过程。江冬秀与胡适原是亲戚，胡适的姑婆是冬秀的舅母。有一次，江冬秀的母亲到绩溪旺川胡适的姑婆家走亲戚、看出神赛会，恰巧胡适也随母到了姑婆家。江母看中胡适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表示要把女儿冬秀许配给他。但胡适颇有顾虑：一因冬秀大一岁，绩溪俗谚有“男可大十，女不可大一”之说；二因冬秀属虎，认为属虎的人八字硬，尤其“母老虎”更历害；三因江家兴旺，胡家已中落，有兴衰不相称之虑，因此不肯表态。由于江母一心想成就这门亲事，便托胡适的本家叔叔，在江村教私熟的胡祥鉴做媒，冬秀又是胡祥鉴的学生，胡祥鉴为成全这桩喜事，便在胡母面前千般说好，万般怂恿，胡母这才同意让他把冬秀的“八字”开来看看再说。红纸“八字”送来，经过算命先生的推断；冬秀命带宜男，两人很合，不冲不克，女大一并不妨碍。胡母又把红纸八字叠好，放进摆在灶神爷面前的竹筒里。那竹筒里原先也放进了几个初被选中的“八字”。过了一段时间，家中平安无事，没有一点不祥之兆．胡母这才虔诚地拜过灶神，拿下竹筒摇了摇，然后用筷子夹出一个“八字”来，摊开一看，正是江冬秀的，真是“天赐良缘”。当时还只有十四岁的胡适与十五岁的江冬秀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瞎凑和灶神爷保佑之下定了下来②。
江、胡两家订了婚约之后，胡适就先后到上海、美国求学去了。过了十多年他俩还未结婚。这时，家乡谣言四起；有的说，胡适在美国有了女肠友，有的说他已经和一个外国洋姑娘结婚了，甚至还有人说他已经生了孩子。可是，江冬秀的思想不但没有因此而波动，而且这时还做了放大缠足的尝试。她的放足的行动，后来还得到了胡适的赞赏和鼓励。
一九一七年夏，胡适留学回国后，返乡探望老母，商订于本年寒假结婚。他很想先与冬秀见一面，结果不但没有见着，反而引起一些笑话来。《胡适的日记》中说：“……我亲自到江村。他(她)家请我吃酒。席散后。我要求一见冬秀，他(她)的哥哥耘圃陪我到他(她＞卧外，他先进去说，我坐在外翻书等着。我觉得楼上楼下暗中都挤满了人，都是要看‘戏’的！耘圃出来，面上很为难，叫七都的姑婆进去劝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来，招我进去。冬秀躲入床上，床帐都放了下来；姑婆要去强拉开帐子，我摇手阻住他(她)，便退了出来。这时候，我若打轿走了，或搬出到客店去歇，那时便僵了。我那时一想，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习惯之过……回到家里，人家问我看见了新人没有，我只说，见过了，很好。我告诉母亲，母亲大生气，我反劝他(她)不要错怪冬秀。但同去的本家叔公知道此事，传说出去。人家问我，我也只笑不答。后来冬秀于秋间来看我母亲，诉说此事。果然是旧家庭作梗……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发之时……已经是二十世纪的年代了，这位二十八岁的者姑娘还躲入床上放下帐子，羞见订婚已经十三年的留洋生夫婿，这在当时却不能不作为一种趣闻，传播四乡。一九一七年寒假，胡适从大学回家，文明结婚。他亲自写了两副对联：一副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另一副上联是“三十夜大月亮”(结婚之日是阳历卅日,阴历十一月十七日)，下联一时没有想好。这时。他身旁一个绰叫“疯子”的本家哥哥毓蛟，虽无功名，却有捷才。他脱口而出：“念七岁老新郎”，巧妙而风趣地对了那幅上联。胡适认为很好，照着写了。在结婚仪式上，他们破除了旧式礼节，只是新郎新娘结婚证书上互相用印和证婚人用印，双方交换金戒指，证婚人讲话，新郎讲话，没有拜天地，向长辈行礼和新夫妇交拜礼，都是以鞠躬代替叩头⑤。这样的婚礼，当时在古老闭塞的山村，确是别开生面地揭开了新事新办的新序幕。
婚后第二年，江冬秀到了为胡适主持家务。她虽然是一个身受封建旧礼教毒害较深的小脚女人，但颇有魄力，有才干，遇事能决断，具有男子汉气概。她发觉胡适与曹佩声有暖昧关系，不是温柔劝阴，而是抓住胡适爱惜名声的特点，采取进攻策略，大吵大闹、寸步不让。有次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脸部掷去，虽未击中，但却迫使胡适与曹佩声断绝了关系。④北大教授梁实秋成名之后，要同他的妻子离婚，梁妻忠厚懦弱，无力抗拒。江冬秀闻之挺身而出，为她打抱不平。江冬秀将粱妻接到自己家中，给她助威壮胆，最后闹到法医打官司，江冬秀还亲自到法庭代她辩护，结果使梁实秋败诉⑤。
一九四一年江冬秀回江村探亲时。发现从上庄到江村这条古道上的杨桃岭一带路面多年失修，坑坑洼洼，十分难走。她回到江村后．便慨然捐资修复了杨桃岭附近的路面三处，还请了监工检查验收，至今，当地人们还念念不忘⑧。
抗战期间，胡适去美，江冬秀避居沪上。她得知、游击区的革命实情，非常同情革命。一九四五年春，她回到绩溪上庄。当时上庄既有驻防，也有新四军、游击队住，安徽省保四团驻扎在镇上，常到上庄去抓人，游击队员汪木海同志找她求援，她总是拿起她的名片去保。王必英同志的家住在革命老区王家庄．把他屋烧了，又下令捉拿他的母亲。王母无处栖身，逃到她的家中躲避，她欣然接受，并给予庇护⑦
江冬秀虽长年寓居外地．但对本族晚辈仍不乏教育，她听说生辉娘经常赔钱，又得知月仙和士全公家吵闹，便亲自写信给近仁叔公，请他严加斥责．井叫他们严守规矩，爱惜名誉，不要败坏家声．如果“再有闲话给我听见，我就不寄钱给他了”②。
江冬秀嫁了胡适以后．总是劝胡适不要走上道路，不要做官，希望他好好研究学问。但胡适还是违背了妻子的劝告，涉身于政界，做了“过河卒子”。一九三八年两次电报给胡适，要他出任美国大使，胡适不能简单回绝了事，只好勉应其命。他写信给冬秀，想让她对此有所精神准备。信中说：“我在这(此时在欧美讲学)十几天，遇见了一件‘富上梁山’的事（即指蒋要他出任美国大使的事），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不高兴，我心里也觉得对不住你”。胡适为什么说“对不住”夫人的话呢?因为江冬秀始终不赞成胡适搞。一个多月后，胡适再度写信给冬秀，谈及此事，信中说：“我二十一年做的人(胡适留学归国时曾发下一愿：二十年不谈。二十年不入政界。这时两者均末实现，所以说二十一年)不做的官，何等?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江冬秀与胡适远隔重洋，虽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后来，胡适又写信给冬秀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我感到愧对老妻，这是真心话”。⑨
作为学者的胡适，任美国大使后，在外交场合偶尔讲了些不该讲的话，这就给国内一些本来不满胡适的人以口实，掀起了一种反胡动向。这风声传到了避居上海的江冬秀的耳朵里。她本来不愿胡适在做官。听到这种风声后，更觉陷身政界划不来。这位颇有胆识的女人，遂即要求胡适的好朋友张慰慈出面，要他一边劝胡适借病辞职，一边发电要求当局允许胡适辞职。
西谚云；妻子是男人“较好的一半”，胡适的“较好的一半”是死心踏地的“相夫教子”，为他而生存，为他而服务；使他在学问上事业上横冲直撞而无后顾之忧⑩。在流寓纽约的十年生活中，江冬秀在那个破旧的里，也是“不出门，三十里”整天忙个不停。她不懂英语，有时还得自己上街菜，够辛苦了。一次胡适外出．江冬秀一人在家，一个彪形大汉破窗而入，江冬秀下意识地把大门打开，反身对那盔贼大叫一声：“GO”！那贼看了她一眼，真的“G0”了。江冬秀不会英语，只会说“Go”⑩。江冬秀还会烧一手好吃的“徽州菜”，尤其会烧“徽州锅”、，她常常请在美国的同乡到她家赴“豆腐宴”。
江冬秀除了为胡适的生活服务以外，经常以打牌消遣日子。她每次打牌必赢，不知何故。她在麻将桌上赢来的钱，也是胡家的经常收入之一。后来，胡适在任研究院长时，胡太大也经常邀朋友来家打牌，胡适也从不干预，有时当四缺一时，她还要胡适来凑一角。身为院长的胡适，为了维护前院长(蔡元培)规定不准在公打脾的好传统，所以曾对他的秘书说，请帮我所子给我太大住，因为太大打麻将的朋友多，在公打牌不方便。看来，胡适对太大也够体贴的了⑩。
江冬秀平时除了打牌，就是看武侠小说。寓居纽约期间，她还停留在看武侠小说阶段。唐德刚说：“胡太太找不到‘搭’子，就读武侠小说。金庸著作，胡太太如数家珍，金庸的小说，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旎旎然与戴东原，崔碧诸公(的著作)揖让进退焉!”⑩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晚，胡适心脏病实发，在台北南港研究院蔡元培馆逝世。江冬秀闻讯赶到，伤心之极，痛不欲生，给她打了两针大剂量的镇静剂，也末抑制她那悲痛的激奋情绪。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她的长子祖望闻讯从美国赶回台北，在瞻仰父亲遗容，行过跪拜礼后，转回家中，安慰母亲。母子见面抱头痛哭，胡夫人间：“思杜儿也知道你父亲的死讯吗?”祖望浑身一颤，低声说：“他已先于父亲离世了！”胡夫人猛地一楞，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一句；“你说什么?”“我是在美国听大陆上来的人讲的，我怕你们伤心．一直没敢写信告诉你们。”江冬秀猛听这一恶讯，顿时昏厥过去。在场的人都吓坏了。经过一阵抢救，她才慢慢苏醒过来。后来，祖望轻声问道：“父亲在遗嘱里把他的遗体火化，你看怎么办?”胡夫人说：“不行．我和你父亲曾有约在先，后死者有权决定先死者的安葬方法，我是主张棺葬的”。治丧委员会把这个意见转告给，蒋说：“就按胡夫人说的办吧！”⑩
据唐德刚说，胡太大还用铅笔写过一份自传，曾经带到纽约请他看。文中虽然错别字很多，但却生动地叙述了她的身世。可惜这份自传，如今不知落在何处?
江冬秀在大军渡江前夕，本想回到江村老家悦心堂居住，由于胡适执意要她同去美国，她只好随之离开祖国而出走。在纽约度过了十年的清淡寓居生活之后，于一九五八年回到，直到一九七五年去世。亨年八十五岁。
[注]①见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②③④⑤见石原皋：《闲话胡适》、⑥见《绩溪县交通志初稿》、⑦见石原皋：《闲话胡适》、⑧见江冬秀家书(存绩溪县文化局)、⑨⑩见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抗战时期的胡适》、⑾见石原皋：《闲话胡适》、⑿⒀见唐德刚：《杂记胡适》、⒁见《黄山》总第二十：《胡适之死》
㈩ 武侠小说真的如胡适所说下流吗
好的多了，也许有一些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