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万林是哪本玄幻小说的

『壹』 <<边城>>人物性格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一）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白塔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贰』 芜湖的有什么战争遗址和本地的英雄人物。

芜湖历史名人——张九皋先生
http://www.smxs.gov.cn/viewtexti.asp?id=577675
刘拯，字彦修，宣州南陵人。进士及第。知常熟县，有善政，县人称之。元丰中，为监察御史，历江东淮西转运判官、提点广西刑狱。 绍圣初，复为御史，言：「元佑修先帝实录，以司马光、苏轼之门人范祖禹、黄庭坚、秦观为之，窜易增减，诬毁先烈，愿明正国典。」又言：「苏轼贪鄙狂悖，无事君之义，尝议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于诏诰，丑诋厚诬。策试馆职，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异意之臣，分据要略，而轼问及此，传之四方，忠义之士，为之寒心扼腕。愿正其罪，以示天下。」时祖禹等已贬，轼谪英州，而拯犹鸷视不惬也。进右正言累至给事中。 徽宗立，钦圣后临朝，而钦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礼。拯曰：「母以子贵，子为天子，则母乃后也，当改园陵为山陵。」又言：「门下侍郎韩忠彦，虽以德选，然不可启贵戚预政之渐。」帝疑其阿私观望，黜知濠州。改广州，加宝文阁待制，以吏部侍郎召还。帝称其议钦慈事，褒进两秩，迁户部尚书。 蔡京编次元佑奸党，拯言：「汉、唐失政，皆分朋党，今日指前人为党，安知后人不以今人为党乎？不若定为三等，某事为上，某事为中，某事为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乐。又言户部月赋入不足偿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罢知蕲州，徙润州。 张商英入相，召为吏部尚书。拯已昏愦，吏乘为奸，又左转工部，以枢密直学士知同州。时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彦升并劾之，削职，提举鸿庆宫，卒。
著名作家:阿英 阿英（1900——1977），原名钱德富、德赋，笔名钱杏屯、谦吾、张凤吾、张若英、黄英、黄锦涛、牟殊死搏斗、残夫、寒峰居士、阮无名、鹰隼、魏如晦等，安徽芜湖人。其父钱聚仁为钟表修理工。阿英幼入私塾，继入安徽公学附小，后到省立商业学校就读，该校停办后改入芜湖圣雅阁中学，后转入萃文中学， > 1918年考取芜湖邮政局邮务生，年终辞职。1920年初赴上海考入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开始在《解放画报》等刊物上发表诗文，并参与上海学生联合会工作，任“日刊”编辑。在沪结识邹恩润（韬奋）、周剑云等，暑期回乡结识刘希平、高语罕。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与郭沫若、夏衔创办《救亡日报》，建出版机构“风雨书屋”，主编《文献》杂志，为出版《鲁迅全集》提供资料。1938年，冒着危险出版黄镇《西行漫画》（后改名《长征画集》），受组织委托，保存毛泽东著作及党的重要文献。出版《抗战期间的文学》、《剑腥集》、《晚清小说史》等，投入戏剧活动，组织剧社,创作剧本,参加导演,写话剧《春风秋雨》、《碧血花》、《海国英雄》、《洪宣娇》、《牛郎织女》、《杨娥传》等。

战争遗址

垓下遗址惊现史前房址

从“力拔山兮气盖世”到“霸王别姬”，从“四面楚歌”到“十面埋伏”，我省固镇县濠城镇境内的“垓下遗址”被赋予了很多壮美而感人的传说。传说中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垓下之战”就发生在这里。然而，垓下古战场究竟在哪里？千百年来，许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都在寻踪觅迹、考察论证。
从2022年开始到今年4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经对垓下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不仅发现了一处距今4600－4300年的史前城址，还通过发现印证了“霸王曾踞城而战”的史实。这些成果，不仅填补了淮河中下游无史前城址的空白，也为探讨我国早期城市的起源与发展演变轨迹以及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考古新资料，专家称垓下遗址记录的就是一个战争史。
目前，第四次考古发掘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昨天本报记者前往探访。

垓下遗址曾是一个“讳地”
位于固镇县濠城镇境内的“垓下古战场”，被誉为世界“七大古战场”之一。但关于垓下之战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一般说法有三：一是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南沱河北岸，二是垓下在河南鹿邑东，三是1995年版的“安徽地图”标明“垓下”在安徽固镇县沱河南岸。
固镇县濠城镇沱河南岸的“垓下村”，在历史上老百姓叫它“霸王城”。6月12日，记者抵达垓下遗址所在的垓下村的发掘现场时，已经是上午十点，由于前天小雨，发掘工作暂时停止。记者注意到，这是一片开阔地，地势高耸，倚河而筑，四面环水，一阵微风吹过，金黄的麦地泛起阵阵涟漪。
今年73岁的毕从发老人是地地道道的垓下人，自考古队进入垓下起，就和老伴一起参与发掘，从那一刻开始，他才相信垓下这里可能真的与项羽有关联。这次发掘毕从发老人负责看守工地，虽然一天一夜只有24元钱，但老人倍感责任重大，每一个进入考古现场的人他都要审视一番。
毕从发老人告诉记者，垓下村又叫霸王城，现在只有五六十户人家。“这里曾经是一个‘讳地’。小麦地底下到处是碎瓦片，麦子不好种，每次暴雨之后，村民们都可以拾到很多铜钱、箭头（箭镞）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东西。大家认为下面坟墓很多，很忌讳，不吉利。虽然这里很开阔，距离水很近，但整个垓下村人丁一直都不旺盛。”
史前民房惊现古城
在考古现场，记者看到，考古探方呈“L”形，南北方向，面积大约在数百平方米左右。最深处已经超过2米，文化层已经发掘至12层。
在发掘区的南部，考古人员发现大范围黄土面，判断其为一个台形遗迹，可能是建筑基址。现正在对叠压在台形遗迹四周的地层进行清理。发掘区的北部为古城墙，据介绍，在最早期的新石器时代城墙顶部有大片成堆的红烧土块，考古人员对其清理后发现为红烧土房屋遗迹。该房址为半地穴式，平面为长方形，地面及墙壁内侧使用白灰抹光。现工作人员通过对其进行清理，并在其周边寻找是否存在与其相关的其他房址和遗迹。
房址为新石器时期，这也是考古以来首次发现。记者注意到，在探方的南侧也有大大小小的坑，其中一个深不见底的井。省考古队专家王志说，大大小小的也是灰坑，水井初步判断是汉代的，水井很深，井里有水。
“这里我们种了一辈子地，从来也没有发现有过水井。直到这次考古发现。”毕从发老人告诉记者。
王志告诉记者，目前发掘区已经将汉代地层与遗迹基本发掘完毕，全面揭露至新石器时代层面。本次发掘已发现的汉代遗迹有灰坑和水井等，新石器时代遗迹有城墙、房址、墓葬、灰坑等。
据悉，虽然霸王城已经证明是大汶口文化末期和汉代叠加的城上城，但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面的城墙为项羽所造，“项羽与刘邦垓下之战的短短的时间里，造城的难度很大。但种种迹象表明，城上城中的上部，确为汉代。”
四次发掘，掘开一段战争史
垓下遗址历来被人们称为是楚汉相争垓下决战的战场中心，1986年确定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22年至今，垓下遗址已经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现场省考古队专家王志告诉记者。
第一次发掘是2022年1月30日至5月14日。发掘主要以钻探为主，目的是寻找垓下遗址的具体范围和年代特征。此次考古勘探，发现遗址四周城垣呈南北向不规则长方形，大多数地段的城垣仍耸立在地面，保存完好。城垣埋于地下的基础保存较完整，结构形制较清晰，古城包括护城河，城址面积近20万平方米。考古中发现了城垣、城门、护城河、道路和排水系统、夯土建筑基址、窑址、活动场所、红烧土遗迹、水井、灰坑等重要遗存，并出土石器、陶器、铜器、铁器和钱币等各类器物170余件。
考古发现表明，垓下遗址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是一处有人居住的聚落遗址，发展至距今4600年至43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进入鼎盛期，成为一个区域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时期，垓下早期城址是我国在淮河流域的一次重要发现，填补了淮河中下游无史前城址的空白。
第二次发掘从2022年3月开始。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古城墙地层堆积的解剖，求证古城建造、使用、废弃的准确年代，进一步确定遗址的文化价值。发掘中，考古人员通过对城墙的解剖，发现汉代筑造的城墙直接叠加在早期城墙之上，夯层明显，残存有8层。也就是说，垓下古城墙应该分两个时期筑造，一为史前的龙山文化末期，一为汉代。“大量的箭簇发现，表明这里曾经发生过重大的战争。”王志告诉记者。这与史书记载的项羽垓下战很吻合。
第三次发掘从2022年10月开始。此次发掘位于遗址的东边，是在前两次发掘工作的基础上，对发掘资料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并根据勘探情况对垓下古城址的结构布局进行初步探索。目的是对古城址的东城墙缺口进行解剖，解决该缺口的年代和性质问题。同时对城门缺口附近的古代道路的揭露。此外在城的西北角进行发掘，目的是探明城址内部文化堆积的年代与内涵，以及了解城内堆积与城墙墙体之间的叠压连接关系。
“此次发掘是第四次发掘了。”王志说，此次发掘是为了进一步探明城址的文化内涵以及对城址西北部疑似居住区。
垓下遗址发掘结果同时与垓下作为楚汉战争古战场的事实并不冲突。垓下古城在史前便具有完备的防御功能，至楚汉战争发生时城址仍保存较好，城墙较高，壕沟犹深，因此很可能项羽退守此地时正是利用了古城池做据点进行固守。城内发现的一些楚物以及大量的铜族充分地说明了城址与楚以及战争的联系。汉代时城墙被进行了加筑，并且人工开凿了北城墙处通向城外的可能作为水门使用的大型水槽，加之城内丰富的汉代遗存，也佐证了城址在汉代可能确为洨县城池所在。
在几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石制和铜制、铁制的箭簇，由于垓下所处的是淮河流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实际上这里发生战争可能不仅仅是楚汉垓下之战，乃至早在史前时期至后来，曾经发生过多次战争，垓下遗址记录的可能不仅仅是垓下之战，而可能是一部战争史。 寒冰 文/摄

芜湖古城文明拾遗
（一） 八百里皖江浩浩荡荡，见证了芜湖源远流长的历史。

就像接连在繁昌发现的人字洞旧石器遗址、柯家冲古瓷窑遗址、三山的商周遗址，还有著名的芜湖城隍庙遗址、南陵县大工山古铜矿遗址（已探明西周至唐宋时期的采矿、冶铜遗迹共35处）。翻开芜湖的古文明历史，我们能发现足下的这块土地曾拥有“楚王城”、“三国东吴城”、“王敦城”、“宋城”和“明城”等众多古迹遗址，展示了古城文明的灿烂辉煌。

芜湖是一座古城，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春秋时，因“地势低洼，鸠鸟云集”而得名“鸠兹”，邑址位于今市区东南20公里处，为芜湖聚落之起始。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此地因“地卑积水，而生芜藻”，故名“芜湖”，并始设芜湖县。三国时，芜湖是孙吴抗拒曹魏的重要据点。吴黄武二年（223），县址由鸠兹故地迁止青弋江口。

这里，有中国第一个炼钢遗址——神山。旧石器时代文物以及古铜冶炼遗址证明，古代芜湖的冶金和制造工业技术水平就十分发达。《图经》云：“县东北六里的赤铸山有干将墓，神山上有磨剑池。干将淬剑于此。上有磨剑石”。这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干将和莫邪夫妇为楚王在此炼就了举世闻名的雌雄剑。《中国通史简编》称：“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而且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早。”1978年，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来神山实地考察之后，次年即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呼吁人们保护这一世界上最早的炼钢遗址。

这里，有佛教“金地藏玉菩萨”第一行宫——“小九华广济寺”，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公元894年至898年的唐代时期，赭山就建成了“永清寺”，到公元1008至1016年间的宋代中祥年间又改为“广济寺”，并一直沿袭到今天。它和宋代治平年间（公元1065年）建于赭山南坡的砖塔相映成辉，形成了“赭塔晴岚”景观。宋代时，美妙的“赭塔晴岚、雄观江声、天门烟浪、荆山寒壁……”等“芜湖古八景”已基本形成。

这里，有名扬华夏的圩田水利工程——万春圩。嘉佑六年（1061年），沈括任安徽宁国县令，倡导并发起了修筑芜湖地区万春圩的工程，一次就动员民工达1．4万余人，开辟出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良田一千二百七十顷。这是当时江南最大的修圩——堤垸工程，修复后，圩内及周边地区广泛受益，因而命名为“万春圩”，沈括著有《万春圩图记》。今天的万春圩依然在发挥作用，已有芜湖学者提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议。

这里，自古以来便是工贸重镇。南唐时“楼台森列”、“烟火万家”；宋代冶炼走向鼎盛，史称“铁到芜湖自成钢”。明朝成为当时的印染中心，有“织造尚淞江，浆染尚芜湖”的记载。清代芜湖著名铁画艺人汤天池和当时的姑熟画派代表人物萧云从合作，以锤为笔，以砧为砚，以铁为墨，锻造出了中华一绝———芜湖铁画。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开芜湖为通商口岸后，芜湖成了米业商埠，商贸日兴。因芜湖水运交通发达，李鸿章便出面将在外省的米市迁至芜湖，从此芜湖米市开始兴旺，位居中国四大米市之冠。芜湖逐步发展成为长江下游内外贸易的主要商埠和港口，也成了安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

伴随经济发展、城区扩大兴旺，促进了以寺庙为主的园林风景开发。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年）就建成了永寿院，（北宋二年改为吉祥寺，即今天的吉和街道所在地）。其建筑之华丽，香火之旺盛在当时也是少有的。寺的北面，还有“观澜亭”、“三元殿”等，今沿河路防洪墙宝塔根旁的“观澜亭”也是根据这一古景所命名。而“雄观江声”之景点，现仍是吉和街的一个小巷。与此同时，一批民族式园林建筑如“吴波亭”、“一览亭”、“清辉阁”、“御书亭”等也相继问世。明万历46年（公元1618年）开始建设中江塔，由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前后历时50余年，直至清代康熙8年（公元1669年）才完工建成。 乾隆年间，“洪园”与“澹人居”两园合并，更名为“琴余别馆”，皆为芜湖知府陈圣修占有。到了清道光年间，官宦王泽告老归家之后，便将其买下，加以修饰又更名为“希右园”，意欲“希踪右军，誓暮不出”之意。清末民初，李鸿章家族便在原有园林设施的基础上大兴土木，又相继兴建了“柳春园、烟雨墩、景春花园、长春花园”和公馆等，使之初步成了一个环湖的大花园体系。然而，在1937年时，日本军占领芜湖后，好山好水好景致就从此败坏下去。今天“吴波秋月”和“玩鞭春色”经过修葺，它那神秘的故事仍吸引着四方来客。透过一些古迹，如楚王城遗址（南陵的黄池乡城西村）、南陵的黄墓（黄盖之墓）、萧云从墓、夫子庙大成殿、衙署前门、县学记碑（位于市十二中学内，碑文为宋代书法家米芾的真迹）等,仍能遥想当年芜湖的盛景。

（二） 历史上的芜湖，水乡泽国，自然风光宜人，历代都有文人雅士涉足并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词、题咏和篇章。早在南朝梁，梁元帝（萧绎）即写下了《泛芜湖》诗，歌咏芜湖山水。唐朝诗人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中唐诗人刘秩《过芜湖》的赞美诗：“百里芜湖县，封候自汉朝。荻林秋带雨，沙浦晚生潮。近海鱼盐富，频淮粟麦饶。相逢白头叟，击壤颂唐尧”。宋代文学家梅尧臣的《时鱼》：“四月时鱼卓浪花，渔舟出没浪为家。甘肥不入罟师口，一把铜钱趁桨牙”。 玩鞭亭历来是游览名胜,留有甚多文人题咏。李白《南奔书怀》诗云:“顾乏七宝鞭,留连道旁玩”,即指此典故。公元1084 年（元丰七年），应芜湖东承天院方丈蕴湘之约，宋代文豪苏东坡携幼子苏过自黄州（今湖北黄冈）乘舟抵芜，为刚竣工的玩鞭亭和梦日亭题诗。苏轼在东承天院挥毫书下《湖阴曲》七言古律一首，咏叹的是芜湖八景之一“玩鞭春色”的故事。苏辙“马鞭七宝留道左,猛士徘徊不能追”,黄庭坚“至今亭竹根延蔓,尚想当年七宝鞭”,读之令人感慨不已。 北宋诗人林逋因流连芜湖美景而留下“诗中长爱杜池州，说著芜湖是胜游”的佳句。著名诗人黄庭坚因欣赏芜湖的山水胜境，而在赭山广济寺中的滴翠轩内读书居住，研究诗文。芜湖状元、南宋爱国词人张孝祥， “捐田百亩、汇而成湖”，形成“邑中风景最佳处”的“镜湖细柳”风景区；并盛赞芜湖“日照山如画，云浓水似烟”。明代著名戏曲作家、文学家汤显祖的名著《牡丹亭》就是在当时芜湖的“雅积楼”创作的。雅积楼历经明清两代，是芜湖历史上最久、藏书最多的私家书楼。清代著名小说家吴敬梓的讽刺文学巨著《儒林外史》中所描述的街景、风俗、人物都是取材于芜湖，小说充满了芜湖一带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姑孰派的创始人萧尺木出生于芜湖。今存铁画创始人汤天池的铁画，都是根据萧尺木的画稿制成。 1918年2月，张恨水经挚友郝耕仁介绍到芜湖《皖江报》任总编辑兼编文艺副刊。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该报副刊《皖江新潮》，曾在全国风靡一时，恨水先生当时是其主笔之一。著名女画家潘玉良，13岁时她被赌棍的舅父骗到芜湖，卖给了妓院当烧火丫头，幸遇芜湖盐督潘赞化相救，并且替玉良赎身，跳出火炕，结成伉俪，张改姓潘，证婚人是陈独秀。潘赞化不为世俗偏见所动支持玉良，最终潘玉良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兴起，潘玉良考取留法深造，从此远渡重洋，是我国旅法最早的画家。

（三）世纪初的那些日子，在赭山那苍翠的松柏之后，掩映着安徽公学的遗址，它曾被人称作"安徽的北大"。1905年，陈独秀在芜湖的赭山皖江中学堂和安徽公学教书期间，曾主办过《安徽俗话报》，传播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一文指出，“安徽的辛亥革命活动发源地是芜湖，而在芜湖的活动中心则为安徽公学（安徽公学是皖江中学堂的连襟学校）。这时期的革命人士有陈独秀、李光炯、张伯纯、苏曼殊（著名诗人、文学家、《民报》编辑）、谢无量（著名革命家、作家和书法家、孙中山建国方略的起草者之一）、章士钊、柳亚子等著名人物。 现中长街20号，曾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芜湖科学书社》，它于1903年由绩溪人汪孟邹创办并任经理。它经历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且都是时代波浪的前潮，被称为“革命的据点”和“新文化的媒婆”。它经销的有《新青年》、《向导》、《湘江评论》和鲁迅的《呐喊》等早期革命书刊。1904年下半年，时在芜湖“安徽公学”和“赭山中学”任教的陈独秀，就寄居在书社的小楼上，编写半月刊《安徽俗话报》，他两次到芜，历时两年多，都是在这里居住。 1926年，现代文学家阿英曾在芜湖主编过激进清新的《苍茫》杂志。出生于芜湖的30年代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和女作家王莹，她的自传小说《宝姑》将芜湖20年代的风土人情描写得栩栩如生，展现了当进的芜湖风貌。1911年新剧《恨海》曾多次在大戏院内公演，开安徽话剧演出之先声。 市区赭山内，有抗日名将戴安澜之墓，党和国家领导人王稼祥纪念馆；镜湖西南有纪念早年安徽省委代理书记王步文牺牲的步文亭，有文化名人王莹纪念馆，有曾在芜湖编著早期革命书刊《苍茫》的阿英藏书室，还有孙中山光临芜湖的地方；革命先辈恽代英、蒋光慈、刘希平等早年在芜湖活动时的旧址。登上江南第一船的解放军，就是在芜湖荻港上的岸，这些都是“红色之地”的闪光点。（来源：芜人在线 网友：镜湖烟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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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阴阳代理人之改命师》人物有哪些

《阴阳代理人之改命师》的人物主要有万林、蒋天心、莫良白起、混沌山、黑渊一等等，具体情况参见下面的内容。

『肆』 边城里被称为小岳云的是谁

回答第一个问题：①船总顺顺是个怎样的人?结合文章作一分析“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伍』 武汉大学有哪些比较厉害的人物

作为一名武大学生，怎么能不知道自己学校的知名校友呢。

巍巍珞珈，百年武大。百年间不知有多少人才从这里走出，从此一飞冲天，其中便包括了这些知名企业家。

孙宏斌，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后又去了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94年回国后，孙宏斌创建了一个房产代理公司，并曾在天津房产二级市场中占到了30%的份额。2022年至今，担任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

除了这些企业家，还有各行各业的杰出校友、知名人物活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自己卓越的贡献，一代代武大学子，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

希望这个回答能对你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