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小说区别整本书阅读ppt

『壹』 中外小说有什么不同

西方相对于东方文化起步比较晚,但在他们内部之间,比如:南欧和北欧,西欧和东欧,就是英国,德国内部也有着异处,然而体现着本质差异的无疑还是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第一,是义利关系问题。一般来说，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东方人的意识就是义字当先,古时的关羽不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义气英豪.也被当时的人们大加赞赏,我想这也是由于古时的多方思想而造成的一种文化意识.5000年的文化也是造成这种重礼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相对而言,短短的西方文化更注重利益,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表现,从侵华战争及西方的一切生活都可以看出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可以称为不虚伪,实事求是的作风。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东方的绝大多数而言的。在东方比如中国人的生活中，谦让是一种美德，而西方人对此不知如何是好。西方人在多数时候为了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义。第二，是整体性和个体性问题。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比如中医和西医，中医强调的是整体，西医不一样，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它重视整体中的局部。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差异还表现在交往中，比如在很多报导中，一为中国人到西方人家吃饭，当主人问今天吃中餐还是西餐时，客人很客气的说道：“随便。”“客随主便。”西方人对这样的答复难以理解，他们说一听到撍姹銛这个词就头疼，不知道怎么弄好，不好操作。我们思维方式深处，认为客随主便是礼貌的表现，是对主人的尊重，可西方人不这样看，这就是区别。反过来看看，欧洲人到中国来，你问他今天干什么，他一定不会说“随便”，一定会明确表明自己的愿望。今天就吃西餐，或者就吃中餐，而中国人往往较少表示个人的愿望，当我国代表团出访时，外方接待我方代表团，对方问，各位想喝什么？如果团长说喝茶，后面几位可能也都说喝茶。人家奇怪，怎么一个说tea，就tea,tea全下去了。第三，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总是强调“和为贵”，“天人合一”等，而西方则讲究多样的标立新说。我们在感谢对方接待时往往是这样几句话：你们国家很美丽，你们人民很友好，你们接待很周到，等等。他们认为万里迢迢从东方到西方，难道没有任何一点不同的感觉，为什么一律都是这么三句话呢？后来有一个代表团走的时候，除了三句话以后，他说，我现在想提点建议。这几个人马上很认真听，想听听代表团离开前的建议。第一条建议是希望你们介绍材料能译成中文。第二条是你们这个牛肉能不能煮得烂一点，血淋淋的实在受不了。第三点希望你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能有所了解。他们听了感觉特别好，听到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表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做到，做不到的我们也知道你们喜欢什么了。第四，是东西方感情表达方式的差异。在很多问题上中西方的差异是的，我敢打赌西方人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定看不懂，这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从而造成了中国人细腻含蓄的倾情和西方人的直接表露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国古代的大家闺秀想必西方人一定毫无想象，更不必说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及古时的家法等一切束缚主义的思想。第五，是我们思维方式里经常有意会性。他们是一种直观性。比如我们有些文章或在生活中喜欢用暗示，或者喻古论今。这种含蓄需要你去意会，所谓此处无声胜有声，这与西方人的直观性不太一样。像钱钟书先生的关于西方与中国文化方面的对比里，更是谈到了中国诗的长处，它虽然只有寥寥数十字，但表达比西方的长诗更有意境。但对西方人来说，这又是很深奥且难以理解的东西。那灰色的歌曲空泛联接着确切。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济慈名句所谓：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听不见的更美。还常常用问句作回答，以问为答，问而不答，让你对下文有着无限的憧憬和想象。造成的教育差异两种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极其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处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孩子，先说西方的教育，从体制到政策实施都近乎完备，一批批的孩子们都十分良好的接受高级的教育，唯一的缺陷是在这种情况下，有部分的学生养成了很多骄奢的习惯，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他们的教育环境比起中国的简直好之又好，他们的主体是过于培养孩子的自我能力和素质，这也是鄙人比较欣赏的地方。从小时就锻炼他们自己的生活能力，在国际夏令营中明显看出他们的孩子比我们的要坚强的多。我想，这也有着一定的环境因素吧。比而较之，中国的素质教育总也不能尽善尽美，除了环境因素外，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文化的背景太深，很难改变这种传统。还有，中国的素质教育过分强调应试能力的培养，往往忽视了对能力的培养及自我能力的提高，这就在根本上造成了中国学生在国际竞赛的水平很高，而生活则远不及人。在中国有很多学生对教育不满，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两种等级。我想，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并不能说明孰好孰坏，这只是两种文化及社会制度的产物，他们各有好坏，我们应该互相吸取对方的好的方面，使得教育在不同的土地都得到良好的发展。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周老师说：“中国是陆上文明，而西方是海上文明。” 这话很有道理。一个是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不一样，中国长期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造成我们大陆文化的民族心理。这种心理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强调一种乡土情谊，一种乡邻的情谊。我们不是说，人生有四大喜事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这在西方国度一定很淡漠，他们如果在国外遇到一个同乡，不会很激动，而我们的华侨，在外面有很多同乡会，西方人一般没有同乡会。我们经常讲本土本乡，甚至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等等。这些跟我们的长期农业社会都很有关系。还有落叶归根的思想，这都带有很浓厚的情，这种情的因素恰恰在西方很淡薄。另一个是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是以儒家为主、兼有诸子百家各学派的文化。这种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强调整体的定性思维方式，这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局部的实证思维方式大不一样。西方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儒家哲学体系里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是修身第一位，也就是讲究道德文化；西方的哲学思想强调的是分析，就分别形成了侧重整体思维或个体思维的差异。中西方的文化有着很多的差异，也存在着很多分歧，其中的很多习俗也产生了很多笑话。但是，不同的文化中的相同点就是这些都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历程，这些东西文化的差异不能说谁优谁劣，这是客观形成的，它们的存在必将引起人类文化的继续发展，在当今世界，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丢掉或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因此，来自外部的强加或内部的叛离，都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贰』 如何指导学生读好整本书

如何指导小学生读整本书？ 一、整本书阅读的意义 “试问，养成读书的习惯，不教他们读整本的书，那习惯怎么养得成？”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重视读整本书是因为读整本书能够养成读书习惯。具体而言，读整本书可以扩大阅读空间，应用阅读方法，养成阅读习惯。 整本书阅读对于学生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1.发展语言。 整本书阅读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作品。丰富的语言材料，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吸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遇到自己喜好的语言形式，学生会不自觉得模仿。在某一个阶段读某位作家的作品，学生日记中就会有模仿的痕迹，而这种模仿不是有意识的，是潜意识的。 2.锻炼思维。 不同作者类似作品之间的比较，同一作者不同作品的比较，不同作品中某类人物的比较，如比较童话作品中的“王子”“公主”，比较不同作品中的“智慧老人”等，学生能够通过材料的“重整”，对作品进行“伸展”“评鉴”，最后实现“创意”阅读。学生能通过对比，做出新的思考和判断，使思维更加深入。 3.丰富体验。 整本书负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阅读的过程中，学生自然会受到文化的熏染。学生品味的语言越多，接受的文化越丰富，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大。学生发展了语言，发展了思维，开阔了视野，能够在阅读中获取更多的情感体验。整本书阅读的过程，必然包含智育和德育的因素，并且是始终伴随语言学习过程。不管就语言所承载的内容而言，还是语言本身，都具有不可抗拒的美的因素。语言承载的美与语言本身的美被学生分享，被学生接受的时候，学生的审美水平也会不断提高。 二、整本书的选择 整本书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选择，一是能够增进学生知识的，一是能够锻炼学生阅读能力的，一是能够开启智慧，启迪心灵，传承文明的。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这三个角度进行选择。 选择整本书应该本着东西合璧、古今结合的原则。可以根据书评人的推荐，但是最主要的标准是孩子是否喜欢。所以，教师在选择整本书以前，一定要先读一读，然后推荐给学生。 选择整本书，师生必然经历一个自我判断的过程。不同的出版社和书评人推荐的书目会有不同，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这些书目中都出现的书，可以先让学生阅读。书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时关注变化。一般的选本，作者不同，形式有变化，适宜刚刚开始进行整本书阅读的学生。有的选本在节选时列出了选文出自哪些著作，所以，在读选本时就要有意识引导学生去读原著。如果学生阅读欣赏能力已经提高了，可以根据学生兴趣、教师取向、作品价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选择。 选择整本书，还可以和教科书的内容结合起来。人教版课标实验教科书的“课外书屋”栏目向学生推荐了与本单元有联系的整本书，教师可以有选择地让学生阅读。教师也可以联系课文内容进行延伸阅读。究竟一个学期可以读多少本书比较合适呢？阅读数量不能强求统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一、二年级学生阅读能力有限，开始的时候需要老师给学生朗读，读书的数量反而会多一些，一学期阅读的图画书可能有十几本。三、四年级为了培养良好的习惯，为了教给方法，可能阅读的速度会慢一些，选的书也会少一些，一学期有两三本。五、六年级经过了前几年的培养，阅读能力提高了，阅读速度快了，能够读得更多一些，范围也更广一些，选取的书能做到一个月一本，那一学期就可以读四、五本。当然这个数量是在师生“同读一本书”的范围内，不包括学生自己的自由阅读数量，有了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学生读的数量会更多一些。 三、整本书阅读的指导 “略读教材若是整本的书，每一堂略读课内令学生报告并讨论阅读那本书某一部分的实际经验；待全书读毕，然后令作关于全书的总报告与总讨论。”讨论是整本书阅读指导中的重要环节，不但能深化学生对书籍的理解，还能培养学生持续的阅读兴趣。组织小学生进行整本书的讨论，应该从情节入手，关注学生的兴趣，关注情感的熏陶。整本书阅读，关键是整体，在讨论交流的时候，不能因为个别地方的处理而忽视了整体。既要关注学生的个性体验，又要通过细节的挖掘，牵一发而动全身，促使学生对整本书的理解。 （一）按照学生年龄特点指导 低年级的学生适合于教师先读给他们听。当学生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能够借助拼音阅读的时候，老师及时放手，让学生感觉到自己可以像大人一样进行阅读了，能够有成就感，维持持久的阅读兴趣。阅读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情节、人物、阅读兴趣等。结合作品联系生活话题：“从书里找生活的影子”“从书里找自己或别人的喜好”“找出书中人物特别的地方”“聊一聊送礼物的想法”；进行语文学习延伸话题：“把故事加长”“从阅读中学习了哪些新字词”“找出书的特点”“好书介绍”等。 中年级的学生完全能够自己阅读了。老师应该设计读书报告单，帮助学生把握读物的主要内容。同时引导学生发现读物中的细节，让学生能够关注到人物的心理变化等。讨论的重点在于细节和从中体会到的情感，如，聊故事里好笑的情节，谈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书中的人物等。可以谈论语文学习，比如，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一本书，了解自己的阅读策略和阅读困难，谈描写声音和色彩的语词和比喻，谈两种不同的拟人法，谈论描写老人或特别人的方法，讨论描写做事过程的写法，谈作者特别的语气等。让讨论变得角度多样，使阅读活动丰富多彩。 高年级的阅读，教师可以设计稍微复杂的读书报告单，也可以让学生自行设计。教师引导学生对深层次的问题进行讨论，比如，比较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探讨一些与众不同的作品，比较自己童年和作者的童年，谈饮食文化以及相关的语词，谈老人与小孩的关系，探讨奇幻小说和魔法小说的特色等。 （二）按照读物特点指导 小学阶段读物的主要体裁：图画书、童话、童谣、儿童诗、散文、小说、科技作品等。图画书、小说是整本书，童谣、儿童诗、散文、科技作品往往是以“集”的形式出现的。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特点，教师应该能够把握体裁的特点进行指导。 图画书并非只有低年级学生才可以读，整个小学阶段的学生甚至成人都可以从图画书中获得启发。图画书可以分为有字书和无字书。无字图画书可以直接让学生阅读，学生通过读图，能够读懂故事，受到感染。故事情节比较曲折的有字图画书，如，《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教师可以边出示图，边讲故事，在故事的紧要处可以停下来，让学生想象和思考。像《我的爸爸叫焦尼》这样情感性比较强的图画书，如果停下来就会破坏故事的氛围，教师可以从头至尾讲完，然后设计活动让学生讨论。 《安徒生童话》《下次开船港》等童话集编选了同一作者不同的童话。有些是选编不同作家作品的童话集。教师可以有重点地选取经典的部分，如，《丑小鸭》等进行讨论，也可以选择学生感兴趣的童话进行讨论，其他的由学生自己阅读。童话的阅读，要引导学生进入童话的情境，在阅读的过程中尽量不把学生拉回现实的场景。设计讨论话题，也要让学生站在童话中人物的角度。讨论充分后再联系学生的现实生活。 儿童诗以儿童的语气表现儿童的所思所想。看似简单的语句却能营造出一个个新奇的世界。儿童诗有不同的类型。知道诗的类型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让学生能够感受到诗带来的快乐。儿童诗集，一般是选编经典的作品，如《橡树》。教师要引导学生做好下面的工作：读懂诗的意思；想象诗的画面；领悟诗的情趣；欣赏诗的意境；品味诗的语言。儿童诗的情趣和儿童诗的语言，要能够让学生感受到。童谣带有浓厚的儿童情趣，语言富有特点，学生往往读上几遍就可以背诵，老师要根据这些特点进行指导。 阅读《远方的小星星》等散文集。开始读的时候，学生只会看到一篇篇的文章。看完了，再引导学生看看这些文章放在什么主题下。把这些文章放在这样的主题下讨论，学生认识就会丰富而深刻，所感受和获得的比单篇文章深厚，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会变得多起来。每一篇散文都有它的特色，有的简练明白，以条目的形式出现，如《每个孩子都应该做的101件事》；有的寓意深刻，如《一片叶子落下来》；有的充满儿童情趣，像《幻想家》，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语言特色。 小说是整本书阅读的主体。儿童小说可以分为成长小说、幽默小说、动物小说、科幻小说等。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类型进行指导。成长小说关注“心灵”，幽默小说关注“语言”，动物小说关注“情节”和“形象”，科幻小说关注“想象”。因为小说有完整的情节、典型的人物，因此设计讨论话题比较容易，既可以讨论人物的性格，又可以讨论语言特色。通过交流让学生觉得还有很多未曾发现，没有体验的细节，有兴趣继续读下去。对现实问题进行追问和思考是交流的重点。 科技作品一般是说明文体裁，像《昆虫记》。教师指导时一是让学生读懂内容，再就是把握说明文本身的特点。一般有如下的重点：把握事物特征，领悟思想内容；理清说明顺序，掌握结构特色；研究说明方法，学习习作技巧；体会语言特点，增强表达能力。 （三）按照阅读本身的规律指导 六层次阅读能力系统理论认为，阅读能力包括六个能力元素：复述、解释、重整、伸展、评鉴、创意。复述、解释、重整是“客观性理解，对原有的篇章进行分析、概括等，紧扣原篇章，准确理解，还原作者的思想过程。”伸展、评鉴、创意是“主观性理解，通过推论、想象、推测、批判性思维、创意，有依据地引申、拓展篇章内容，以及评鉴篇章内容与表达，提出独到的见解，对篇章进一步加工。基于原篇章又超离原篇章。”教师可以根据阅读层级采取不同的阅读策略。 初读一本书后，可以让学生复述内容。教师出示一些句子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解释词语和表面句意。针对理解全书或章节起重要作用的词语提问。对包含不易理解的词汇、结构复杂的句子设计问题。这属于复述和解释的范畴。 重整可以通过读书报告单等形式让学生分析内容关系，抽取重要信息，概括整本书的主要意义。从书的某处或多处摄取特定信息。如，概括整本书的内容，发现整本书的主要表达技巧。还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个作者的其他书，或者和本书相同类型的书。比如，读完《长袜子皮皮》以后，推荐林格伦的另一本书《小飞人卡尔松》和詹姆斯·巴里的《彼德·潘》，让学生比较卡尔松、彼德·潘和皮皮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学生阅读以后，再进行讨论，打通各本书之间的阅读通道，让不同人物在学生头脑中建立联系。 伸展是在理解篇章表层意义的基础上，找出隐含信息，推断深层含义。如，在《草房子》阅读交流时，提出问题：除了《艾地》《药寮》两章外，其他各章的结尾为什么都用了省略号？用了句号的两章，一是“艾地”的主人公秦大奶奶过世了，一是“药寮”的主人公桑桑病好了。其余各章结尾用省略号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好像每一个主人公还有故事。 评鉴是在理解意义的基础上，评说人物与思想内容，鉴赏语言表达。如，在《长袜子皮皮》的读书交流中，对皮皮在学校的表现，教师先提出问题：如果你是皮皮的老师，你会怎样对待皮皮？学生充分发表意见后，老师问：如果你是皮皮，你希望有什么样的老师？再让学生讨论。最后问：为什么你做老师和你希望的老师不一样呢？通过这样的问题设计，让学生能够对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评价。 创意是在理解意思后，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想法，提出文章的新写法，或运用所读信息解决实际问题。提出富有新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见解，为书选用新的题材，提出新的表达技巧、改写文句，灵活运用所读信息解决相关的问题等。 学生年龄特点、作品本身特点、阅读能力元素，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人为地分开。好的阅读指导应该像优秀的作品一样，把所有的功利性目的都隐藏在丰富的阅读活动背后。阅读的主体是学生，让学生通过阅读交流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体验，这样的阅读会更动人，更持久。

『叁』 速求一份PPT，关于一本书的(尽量是中外名著，或者名作)，可以自己做可以网上下载的，发给我，速求

PPT：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诗经》 《国风》 《雅》《颂》 《离骚》 《九歌》《九章》 《天问》《九辩》《周易》 《尚书》 《春秋》《左传》 《国语》 《论语》《老子》 《战国策》 《礼记》《古诗十九首》 《孔雀东南飞》 《盐铁论》《汉书》 《史记》 《三国志》《搜神记》 《诗品》 《文心雕龙》《阳春白雪》 《全宋词》 《赵飞燕别传》《沧浪诗话》 《贵耳集》 《吹剑录》《全元散曲》《西厢记》 《桃花扇》《聊斋志异》 《隋唐演义》 《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 《虞初新志》《全唐诗》 《全五代诗》 《花间集》《孽海花》 《唐宋传奇集》 《离魂记》《柳氏传》 《太平广记》 《柳毅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 《古文观止》《三国志演义》 《西游记》 《水浒传》《封神演义》 《金瓶梅》 《警世通言》《喻世名言》 《醒世恒言》 《儿女英雄传》《施公案》 《三侠五义》 《榴花梦》 《笔生花》 《饮冰室诗话》 《艺概》 。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 《西游记》 《水浒传》《红楼梦》。

『肆』 小说分类PPT

《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 著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先生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他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
《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内地80年代“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最重要的动力，而其坐标则是这部文学史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尤其张爱玲一直被认为是通俗小说家，在批评家眼里她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夏志清在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的篇幅比鲁迅的还要多上一倍，将她的小说与曼斯菲尔德、凯·安·波特、韦尔蒂和麦克勒斯相提并论。这对当时的港台文学界乃至之后的内地文学界都震动很大。
《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两度再版，而由刘绍铭、夏济安、李欧梵、水晶等众多港台一流学者翻译的中译繁体字本于1979年和1985年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2022年又在香港出版了中译繁体字增删本。由复旦大学推出的中文简体字版是这部著名的文学史著作问世四十多年后，首次与中国大陆读者见面。 当以“类后现代叙事”这个具有中西合璧色彩的词语，去指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小说叙事文本时，它所拥有的内涵大致包括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作为诞生于一种独特语境下的文本叙事风格以及阐释代码，“类后现代叙事”不但在对西方话语借鉴与移植的过程中，具有西方后现代小说的种种叙事特征，同时，其作者身份，文化传统以及理论研究现状等又决定了其必然会具有本土性和中国性，因而，所谓的“类后现代叙事”就是一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后而出现的中西合璧、身份多重的小说文本；其次，尽管，以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等为典型代表的诸多实验小说都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叙事特征，但这种叙事却存有明显的悖论倾向：即一方面它是我们的新潮小说家以一种超前预支，突击补课的方式对西方后现代进行了模仿与拼接；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现有社会条件在总体上尚未达到西方后工业社会发达程度的前提下，以迅速缩短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而造成的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之间距离与界限的一种行为策略，因而，其存有复杂而特别的倾向，如其中往往含有诸多“非后现代因子”也就不可避免。基于这种前提，我们将这种叙事风格难以单纯划一，但在总体上又类似西方后现代文本的小说叙事称之为“类后现代叙事”。
然而，在我们具体论述“类后现代叙事”在文本上所呈现的种种艺术特征的时候，我们必须还要指出的是：尽管诞生于新时期文学语境下的诸多小说创作常常被看作中国后现代小说的真正代表。不过，像历史上任何一种创作风格一样，中国的“类后现代叙事”无论从自身的兴起原因、历史演进，还是从具体的类别归属上看均具有自己的特点，因而，从这些特点进行切入，进而研讨“类后现代叙事”的知识谱系乃至艺术特征就成为了本文的逻辑起点。
一、“类后现代叙事”的兴起与历史演进
“类后现代叙事”在中国兴起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首先，从其诞生的历史语境来看，自8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氛围无疑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浮出历史的地表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前提条件。8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中国正逐步经历着一个具有明显文化过渡倾向的“转型时期”，而转型时期文学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意识形态整合性功能的弱化，个人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存在空间，往日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权力话语己逐渐退失，任何写作样式都取得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与独立地位。同时，在可以众语喧嚣的“转型时期”，商业化浪潮对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冲击是巨大的，文学日益商品化、世俗化，不但造成具有启蒙倾向和乌托邦倾向的精英文学的悄然远遁和高雅的纯文学逐渐沦为边缘，还深刻地影响到了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精英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的鸿沟正被不断填平，而这些都无疑为以解构宏大叙事为目的的，不断消弭雅俗文学界限的后现代叙事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外部影响来看，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西方文艺理论及文学创作的“引进”的不断深入，类似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可以纳入到后现代视野的诸多理论被迅速地介绍到中国；同时，类似博尔赫斯式的创作、法国新小说以及黑色幽默、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后现代文学作品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尽管，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坛而言，许多人并不知道它们究竟应归属于什么派别并常常与现代派的概念混合为一体，但它们在文本上所表现出的新鲜而独特艺术特征以及与以往小说创作的显著差异，都为想在文坛上标新立异的青年小说家所瞩目。与此同时，西方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与学者如哈桑，詹明信，佛克玛等应邀来华讲学也无疑为后现代理论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推动下，本土研究者迅速做出回应，先锋作家们的迅速借鉴模仿都使得中国后现代文本得以迅速出现。
再次，从文学自身形式的不断发展及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上来说，文学总是随时代向前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文化转型时期，先锋作家们为了能在“无名”状态下发出自己特有的声音，从而在文坛迅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们就不断拓展新的形式，不断对以往的文学传统进行超越，并进而在迅速制造崭新叙事话语的过程中，促使“文本实验”的不断涌现，而当这种实验的视角转向西方时，当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熟识甚至是难以解读的后现代叙事自然就成了实验派作家们的首选。
由此可见，中国后现代小说的出现是具有多方面原因的，它不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内部变更，而是时代语境，他者理论话语的影响以及来自文学内部的叛逆力量等多方面影响构成的，它“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多边作用的结果——它是历史之手多重误置和强加的结果——它表征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文明语境。”[1]
那么，究竟哪些小说文本属于中国“类后现代叙事”的范畴呢？这的确是一个会引起频繁争议的话题。尽管，如果只是单纯地从文本叙事的角度上讲，“类后现代叙事”无疑应当与西方的后现代小说一样，包含着诸多创作形态乃至流派类型的，而“叙事”本身的理论诉求也决定了“类后现代叙事”应当与当代小说中的某些小说创作可以一一对应，不过，由于“类后现代叙事”是在缺乏现实基础的前提下，通过借鉴与模仿的方式产生的，因而，对于这种在接受西方后现代的影响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种“类后现代”文本，妄图以整齐划一的方式予以界定就容易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偏颇与冒险。而事实上，在转型期特别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已为文坛熟知后，包括曾经早已为文坛“定位”的作家如史铁生、莫言、残雪等都曾在自己的某些小说中尝试过后现代的手法，但如果因此就将凡运用此类手法的创作完全纳入本文所谈及到中国“类后现代叙事”这一视野中，无疑会造成“泛后现代情结”，引发新的论争。所以，在具体研讨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包含哪些文本的时候，其研讨本身就在实质上转化为对一种量度标准的确认和一种演进过程的描述。
首先，从量、度标准上讲，由于本文所要谈及的“类后现代叙事”或曰“中国后现代小说”是指写作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为深远，基本上已为当下批评界所认可的小说创作，因此，一些相对单一零散的文本不在此之列，此为量；与此同时，从度上说，则主要是说“类后现代叙事”既应有独特的艺术表征，又应有独特的艺术观念。海外著名学者赵毅衡在《后现代派小说的判别标准》中阐述“元小说”，“迷宫小说”以及“散乱状态，并不纳入一个整体画面”的“拼贴”等作为判定后现代派小说的几个重要艺术标准。由于赵毅衡先生久居海外，能较为全面地接触到西方经典后现代文本，所以他谈的判别标准无疑是值得信任的。[2]但也应看到，中国后现代小说毕竟与西方的同类创作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尽管我们的先锋作家是以借鉴移植的方式使后现代来到20世纪末中国的小说领域，但后现代像历史上任何一种“舶来品”一样，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兼容，这往往又造成在判别中国后现代小说时有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不清，因而，我们在肯定赵毅衡文章所指出的艺术标准的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后现代来到中国后给中国小说传统叙事观念带来的冲击，而这一冲击是通过比较得来的：如果说中国传统小说是注重惩恶扬善的理想与英雄内容的叙事模式，中国现代小说注重的是强调深度的代自我立言的反英雄叙事模式的话，那么，“类后现代叙事”则更多是注重平面化，浅表化的代“本我”立言的凡夫俗子之叙事模式。因而，类似“反权威中心”“反启蒙主义”，“反主体性”，“反崇高”等也就成了“类后现代叙事”的叙事观念。
其次，从演进过程的角度上说，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历经以刘索拉、徐星为代表的现代派创作和以莫言、残雪为代表的强调“感觉世界”的创作铺垫后，大致是以如下的方式展开自己的历史进程：
先锋文学是在80年代中期涌现出来的一个小说派别，以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等小说以及洪峰的《奔丧》、《瀚海》、《极地之侧》等代表“语言叙事转向”的作品为标志，而后则是一批来自南方的青年作家，如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潘军、北村、叶兆言等在创作上的极力推进。自马原开始的先锋文学最显著的地方就是以元小说、仿拟、语言迷宫等为其叙事特征，因而这一派小说也常常被后来的批评家视为中国后现代小说的真正代表。
新历史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先锋小说家将创作目光转回历史后产生的一种结果，它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莫言的《红高粱》，但最能显示其创作实绩的则是苏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和他的“枫杨树”系列以及叶兆言的“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其影响一直波及到90年代晚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新历史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后现代的叙事策略去重新解构和描述历史，如从主题上强调正史到野史、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终结了超个人的政治视角对历史理解的垄断；从叙事角度上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强调历史的虚构叙事，让自我能从容的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使客观的历史主观化，必然的历史变成随意的偶然，而这些方法的结果就是使历史时空结构被随意打破，文学与历史的鸿沟被削平了，历史也许只是一场恶作剧。于是，当新历史小说是从先锋作家将目光转向历史的那一刻起，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相当程度后现代文化品格了。
女性写作在中国历来是波澜不兴，不过，它在90年代却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当然，这里论及的女性写作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它是指以西方女性主义原则立场进行创作的“私化写作”或曰“躯体写作”，而这种明显带有自传色彩的写作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3]在90年代，私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是陈染、林白。其中，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总体上就是按照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那•西苏的“躯体写作”原则进行创作的，在这些作品中，陈染、林白以近乎非理性的话语，破碎的结构，膨胀的语言在描绘女性欲望的同时极力解构、颠覆着男权中心主义，从而在文本上显示出一种后现代性。
晚生代小说由于其作者众多，身份各异，所以对于他们的写作倾向很难整体概述，但有趣的是，越是被认为是晚生代代表的作家作品，就越具有后现代倾向。像朱文的《我爱美元》、《弯腰吃草》；李冯的《多米诺女孩》、《最后的爱》；邱华栋的《沙盘城市》、《手上的星光》等作品确实有类似后现代的创作倾向。而且，这些晚生代小说家还通过言论表达了自己对后现代的独特理解，如邱华栋曾言：“我认为中国已经有了后现代小说，李冯就是最典型的后现代作家。”“在表面上，我的作品的后现代味道不是特别浓的，在结构语言上，我没有做比较深入的探索；但我将当下的各种信息大批量地充塞进小说里，这一做法，我觉得的这就是我的后现代特征。”[4]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类后现代叙事”在世纪末中国文坛的流变过程：即包括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女性私化写作以及晚生代小说是属于“类后现代叙事”的范畴之内的。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总体流变上前后是具有明显延续性与差异性的：一方面，某种后现代兴起之后很快为新的后现代叙事所取代，但它们之间在内部又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在80年代，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后现代小说更多情况下是在不知其名的前提下通过对西方后现代小说特别是对其叙事手法进行模仿中完成的，而当时批评界对此缺乏明确的解读又使其成为隐性的后现代文本；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后现代文化语境真正来临之后，中国的“类后现代叙事”不仅在形式上，而且还在思想上成为一种显学，而这一点，则正是后现代在中国文学创作中逐步中国化的一种必然趋势。
二、“类后现代叙事”的艺术运筹
第一，是自由视角的元小说。元小说又称后设小说或自我意识小说，是后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尽管许多研究者在阐释元小说时有不同的主张，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小说是在接受当代哲学、语音学及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它虽然不是后现代小说的唯一叙事形式，但却是后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变传统小说的隐藏叙事行为为暴露叙事行为。在元小说创作中，小说家仍在讲故事，但他们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故意揭穿其虚构性的本质，即通过自我暴露，自我评述的方式来揭示其创作过程，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了“关于小说的小说。”[5]
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马原是较早尝试元小说写作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如《上下都很平坦》、《冈底斯的诱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元小说的写作手法。当然，最能集中体现元小说叙事手法的则是他的中篇《虚构》。在《虚构》中，马原给读者的第一段叙述就是：“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在这里，马原首先明确地将叙述人“我”即文中的“马原”与作者马原划上了等号，而这一举措无疑使小说的似真性失去了基础，并进而走向土崩瓦解。而后，身兼作家，叙事者，主人公于一身的“马原”就开始了他时而煞有介事，时而天马行空的描述。在此过程中，马原总是不忘记时不时地出来强调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比如这一次为了杜撰这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我就叫马原，真名。我用过笔名，这篇东西不用……”而在这篇小说第十九部分，即小说临近结尾的部分，马原甚至直接跳出来与读者对话：“读者朋友，在讲完这个悲惨故事之前，我得说下面的结尾是杜撰的。”作者在这里干脆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写的“苦衷”暴露给读者，从而使以上话语及主人公叙事成为虚构的“虚构”。自然地，这种“虚构”的本身也就成了典型的元小说。
使用元小说手法进行创作是马原为先锋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带来的启示，在所谓的“马原叙述圈套”的影响下，一大批新潮小说家如洪峰、余华、格非、叶兆言等许多先锋小说家都在自己篇章中多次尝试过元小说的写作手法；而像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私人化”写作进入元小说的创作层面，不但为元小说的创作增添了崭新的“层面”，同时，也使得这种女性写作能够名副其实地进入到类后现代的视野。使用元小说的手法进行创作是文学中自我意识从萌芽发展到极致过程的结果。自然地，将它不断地应用于创作中所产生的突出特征就是自我意识的浓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叙述视角的变更。可以说，在“类后现代叙事”中，元小说叙事文本中频繁使用第一人称叙事就是其外部表征。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基本都是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但这种第一人称的使用是与传统小说叙事中有着显著的不同，元小说的第一人称是一位典型的“不速之客”，“他”往往就是真正的作者，但他不再讲述故事，而只评述故事，他是真正超然于传统叙事者之上的一种叙事者，而这种叙事的本身就是要说明“我”讲的故事是虚构的。
第二，是破碎的结构。对结构的关注是中国新时期小说运用后现代策略的一个突出的表征。小说结构作为后现代叙事中最重要的形式话语，它对文本的表现形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叙事结构的苦心经营，一方面使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具有了与西方后现代小说相似的文本结构，另一方面也着实为一些崇尚文本游戏的新时期小说家获得了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类后现代叙事”在结构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经常使用一种近乎破碎的结构，使小说结构在总体上变得不完整。而这种破碎的结构具体说来是通过空缺结构的大量使用、多重的复指文本、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三个主要方面来予以完成的。
空缺结构是指在“类后现代叙事”文本中事件的发展史往往由于人为作用造成某个链条的缺失，从而使整个事件的统一性被瓦解，历史就这样变得不可靠起来。格非的许多作品都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空缺结构。以《迷舟》为例，在这部精心打造的短篇里，格非是以战争与爱情的双线来营造其小说结构的，但无论我们从哪能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的结构总是不完整的。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小说总是在最关键的地方给读者留下了空缺。“萧旅长去榆关”无论从战争线索还是爱情线索上都对整个故事的展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被省略了。萧去榆关是去看望“杏”还是去传递情报，警卫员并没有考虑是哪种可能就武断地以六发子弹打死了萧作为对空缺的填充，正是他的这种行为使这个空缺永远被悬置起来而无法弥合。在这里，对空缺的填充与解释是无效的，无论是萧的爱情填充方式，还是警卫员六发子弹的枪杀填充方式，都造成了整个故事的不完整。然而，结构上的空缺对读者的诱惑又是巨大的，我们完全在阅读时对此空缺进行再度随意的填充。
多重的复指文本指小说具有多重结构，或是在文中以一种文本指涉另一种文本，从而造成两个文本互相兼容破坏，使文章整个结构发生混乱。在“类后现代叙事”的发展过程中，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是多重复指文本的始作俑者。而后，洪峰、孙甘露、叶兆言、余华、格非、鲁羊等作家都在探索此类结构时成绩显著。孙甘露在《请女人猜谜》中曾写到他在写这部小说的同时又在写另一部名叫《眺望时间消逝》的作品，这两部小说既平行又互相杂糅，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写《请女人猜谜》就是写《眺望时间消逝》，两者其实就是一个文本，但它们又都确实有各自独立的角色和故事。而这样的结果就使得《请女人猜谜》的写作过程变成了对《眺望时间流逝》的叙述，《眺望时间流逝》一文成了《请女人猜谜》的谜底。这是一种类似元小说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结合体，它断裂过、中止过、缺失过，也许它在各自文本内是完整的，但两个文本主题的互相指涉却造成了整个文本结构的碎裂。
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也是造成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结构上处于破碎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这也表现了先锋作家在文本叙事上时间意识的深层觉醒。自由式的叙事时间是指时间或历史在后现代文本中像一个固定的书架一样，叙述者可以从古至今亦可从现在到过去乃至将来任意穿行，而无论多么久远的时间在叙述者的手中不过是书架上的一本书，可以被随意打开翻阅。以洪峰的《和平年代》、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为例，这三部小说都是以时间为题目乃至主题的。本来，题目的时间固定下来后，这个时间就被肯定了，被绝对化了。但作家们在将故事固定在时间上之后，观看历史的视点却没有被停止。相反，由于叙事者“我”的自由穿梭于历史与现在，故事内的具体时间都自行消失了，所有的事件都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符码中自由漂流，直至发生空间上的转折。
循环的叙事时间是自由式叙事时间的特例，但却是最具革新实验的叙事时间策略。所谓循环时间实际上是指一种无变化、无发展的循环重复的时间手法，它是文学进入后现代后常用的一种叙事时间手法，这种策略在新时期是以借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开头语的面貌出现的，而独特判断语式“许多年以前，许多年以后”正是这种时间策略被使用时涌现出来的两大母题。在新时期中国类后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这两大判断语式是经常被援引的，无论是先锋文学，还是女性“私人化写作”，一直到一些“晚生代”的创作中都明显有这样的例子，而这种叙事语式的频繁使用就“确定了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循环回返的圆圈轨迹。叙述的时间从久远的过去跨进现在，又从现在回到过去。”[6]
第三，是仿拟与反讽。对历史上许多经典文本或故事进行仿拟是中国“类后现代叙事”的一种较为独特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倾向出现的原因除了是要对以往小说的宏大历史叙事进行无情的解构，从而探索叙事的多种可能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得益于外来的后现代写作方式与本土固有的文化资源。
仿拟是后现代小说采用的一种互文方式的叙事方法，其写作目的则是为了能从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一种自省与语言游戏策略。在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创作中，新历史小说对仿拟手法的关注是最为强烈的，而以“故乡系列”闻名于文坛的刘震云恰恰为解读这种后现代叙事手法提供了范本。《故乡相处流传》是刘震云整个故乡系列中最能体现仿拟手法的一个长篇。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在曹丞相身旁”，显然是对三国故事进行了仿拟。曹操与袁绍一同攻打刘表，但两个人却为争夺一个沈姓小寡妇大打出手，延津县的人民如孬舅、猪蛋等在曹操得势时归顺曹操，声讨袁绍；在袁绍得势时，声讨曹操。《三国演义》中那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被无情地仿拟成是由一个女人引起的利益之争。在此书第二、三、四部分中，曹操、袁绍以及他们当年的追随者也依次转生，尽管历史已过去许久了，但一切还是那样，当年的一切仍在这些人身上发生……总之，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以总体仿拟《三国演义》的形式如章回体、人物等解构了进化的历史观：即“后一代人总是历史前一代人的再生，后来的历史总是前段历史的翻版。”进而使小说进入一种历史无意识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