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小说阅读
Ⅰ 冯铿的轶事典故
童年生活
冯铿的父母、兄姐都是从事教师职业的知识分子。冯铿自小酷爱文学,8岁就开始阅读《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15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以后,伴随着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和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实践,勤敏聪慧、性格倔强的冯铿,文学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她在文学的百花园里耕耘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被现代文学界誉为“中国新诞生的最出色的和最有希望的女作家之一”。
求学生涯
冯铿在友联中学高中部读书期间,正值国民革命在广东兴起,当时潮汕地区是广东乃至全国国民革命的中心之一。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矛头所向就是盘踞东江、潮汕一带的反动军阀陈炯明。在这么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冯铿这个年仅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便以笔杆子当作战斗武器对准反动势力。她认为文学可以为革命助威呐喊,可以点燃人民心中的火焰。在此期间,冯铿发表了《国庆日的纪念》、《破坏与建设》、《学生高尚的人格》等近10篇以文学为题材反映她对现实社会斗争的思考的文章,文章针对盘踞潮汕和广东的军阀们争地盘、谋私利而不顾人民死活、连年混战的现实,愤叹这些人没有继承辛亥革命先烈们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一线光明”,“反而自己扰乱起来”,使国家和人民陷入更加贫弱的境地。她剖析国家混乱的原因,是在于辛亥革命对旧思想、旧势力“甄灭、划除”得不够干净,“那时的伟人、烈士们,误以为把‘大清帝国’改名为‘中华民国’就达到了目的!所以容溥仪依旧安居皇宫,受遗老们的朝拜,因而惹起了复辟的乱子来”。作为一个中学生,冯铿对政治的洞察力入木三分,分析鞭辟入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冯铿对妇女的命运的关注,在她《一个可怜的女子》和《月下》两篇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一篇叙述一个童养媳的悲惨生活境遇:她摆脱不了非人的折磨,终于以跳进河里结束生命的方式来摆脱人间地狱般的生活。后一篇写了一个年轻女子,丈夫是纨绔子弟,婆婆以森严的封建礼节桎梏她,使她过着“和奴隶、囚犯、木偶……一样僵死的生活”,从而陷入生与死的困惑之中。
1928年6、7月间,即高中毕业前夕,冯铿在汕头以《海滨杂论》为总题分《石莲》、《毕竟还是玩物》、《夫妇》、《滑稽》为小题写了4篇具有现代杂文格式的散文,寄往上海《白露》半月刊。分别在该刊第3卷第8、11、12期上发表,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叙述,从海滨城市汕头的社会生活的一个角落勾勒出时代女性的面影和姿态。这几篇散文体现了思想性、社会性和战斗性的统一。作者不是单纯的写景,或抒一己之情,而是借景物以言志,借叙事记人来摄取一种社会的图景,勾画某种人物的姿态、行为与笑貌,是大革命风云之下社会一隅的真实记录和描摹,这组作品的发表,标志着冯铿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水平在汕头时期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踏入社会
1929年2月,冯铿从汕头到达上海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上海,是全国革命文学的中心。当时,既有我国新文学的旗手鲁迅的众多全国一流的作家、艺术家在那里,也有为数甚多的潮汕籍革命家、文化人在那里,包括杜国痒、洪灵菲、戴平万、王鼎新、唐瑜、杨村人、郑正秋、蔡楚生、陈波儿、许美勋、李春蕃、梅益、许涤新,尤其冯铿到上海后所投靠杜国痒、洪灵菲、戴平万3位老乡,都是当时我国提倡和创作革命文学的中坚作家。正是在鲁迅和众多潮汕师友的扶掖和自身的努力下,出现冯铿平生第二个创作的高峰期,从而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加入共产党
1930年3月,在中共的影响下,以当时在上海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团体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以潮汕籍文化人为主组成)成员和受鲁迅影响的革命作家为主,吸收其他进步作家参加的著名的革命文艺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冯铿是出席成立大会的40余人和首批50多名盟员之一。
“ 左联”一成立,就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它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武器,不仅对各种错误文艺思潮包括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观点进行批评和论战,而且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和迫害压制进步作家的活动进行顽强的抗争。
冯铿以一个青年共产党员的战斗热情,勇敢地投入这场斗争,她不仅参加“左联”联络工会、张贴标语、印发传单、宣传群众的工作,还先后创作并发表了诗集《春宵》,随笔《一团肉》等多篇,短篇小说《遇合》、《小阿强》、《红的日记》等10几篇,中篇小说《重新起来》和《最后的出路》。这些力作和“左联”其他青年革命作家的作品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诚如鲁迅的高论:“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步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爱情邂逅
1930年10月20日,这是冯铿、柔石确定关系的日子,柔石写信给许美勋。信中充满新思想的韵味:“我是一个青年,我当然需要女友,但我的主旨是这样想:‘若于事业有帮助,有鼓励,我接受,否则,拒绝!’我很以为这是一回简单的事,一月前,冯君给我一封信,我当时踌躇了一下,继之,因我们互相多于见面的机会的关系,便互相爱上了。”“如冯君与你仍能结合,仍有幸福,我定不再见冯君,我是相信理想主义的,我坦白向兄这样说。兄当然不会强迫一个失了爱的爱人,一生跟在身边;我也决不会夺取有了爱的爱人,满足一时肉欲。”不知道许美勋接信后有何反应,但可以肯定的是,许接受了这一事实,并在往后不记恨冯铿。解放后,许美勋在50、80年代还多次著文,热情讴歌这位曾是自己同居的爱人后又离去的烈士。
书信往来
从柔石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与冯铿交往频繁,意气相投,“于事业有帮助,有鼓励”。冯铿爱上柔石,主动给他写信,倾诉爱慕之情,柔石也赏识、看重冯铿,接受了冯铿要他转换作品题材和形式,并将此事郑重告诉鲁迅,鲁迅不加思考地发出疑问:“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棒,怎么能行呢?”柔石坚定的回答:“只要学起来”。在这里,可见柔石、冯铿相爱的深度。事后,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有过生动的记述:“他(指柔石、笔者注)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成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分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不幸婚姻
柔石与冯铿相爱,也与柔石本身的婚姻不幸有关。早在浙江一师读书期间,17岁的柔石就在父母之命下与大他2岁的吴素瑛结婚,吴虽勤劳朴实,但没有读过书,双方缺乏共同语言,而这时的柔石,饱领时代的思潮,向往写作的愿望十分强烈,这无疑使柔石常常陷入感情的痛苦之中,婚后,他多在外漂泊,碰到象冯铿这般具有共同向往、热情奔放的女青年,相爱就成自然的事了。
追逐自由
冯铿与柔石相爱,与冯铿已经形成的自由爱情观和在婚姻上的叛逆性格也不无关系。冯铿有一位年长她10岁的姐姐冯素秋,颇有才情,善吟诵,工诗文,追求婚姻自主,受到旧礼教的阻挠,素秋勇敢抗争,向往婚姻自由,但却在旧道德的压迫下,31岁便因压抑染病亡故。姐姐在临终时对冯铿说:“我们做女人的受罪特别深,你要有志些,将来替女人复仇。旧礼教真象猛虎……你要学武松”。姐姐的悲剧和封建社会阴霾下的潮汕城乡女人的惨遇,使冯铿对自由的爱情表现得特别的向往。1926年秋天,19岁的冯铿在汕头友联中学高中毕业前夕,写下一组爱情诗,表达了在封建礼教压抑下爱情的苦闷,其中一首道:“晚上烛光一灿,心里更加茫然念你——念你到无可奈何时,把脸儿贴着白烛。烛泪滴到颊上和泪儿混流,凝结了是你我的泪珠!”
冯铿与柔石大约是在1929年10结伴同游杭州时未公开同居的,到1931年1月公开同居,不幸的是,这段爱情是多么地短暂,同年2月初,他们双双血洒龙华。
Ⅱ 阅读文章,回答下列问题。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
1.采用了神态和语言描写。通过“亮晶晶”“惊疑”“圆睁了近视的眼睛”等,真切地表现了柔石的善良,不明世故,“他相信人们是好的”的“迂”的性格。
2.“回答”指“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主张”是指“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
3.作者对自己的解剖,在一些方面不如青年人有决心。表明作者要向青年人学习。(意对即可)
Ⅲ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1.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在“左联”的领导下,左翼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它重视理论批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组织过“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积极参加文艺界的论争,如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的论战;它组织领导作家的创作活动,培养了大批的文学新人,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如丁玲、张天翼、柔石,左翼作家中成就最高的是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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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现代文艺团体,简称“左联”。由于当时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及其由论争而暴露的弱点,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重视,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团体。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到会的有冯乃超、夏衍、阿英、鲁迅、田汉、郁达夫等人,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了常务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解决斗争。左联先后创办的相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学月报》等。
左翼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1革命作家在左翼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有鲁迅的《故事新编》及杂文、矛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瞿秋白的杂文、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作品。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培养下的一批文学新人,如沙汀、( )、艾青等,也为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成为30( )文坛上活跃力量。○2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的英勇斗争,工人的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农村生活和斗争题材也进入了创新视野,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得到了真实集中的反映,这些作品体现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色彩。
1936年春,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式,左联自行解散,左联为建设人民大众的革命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2鲁迅先生为了纪念“左联”五烈士,于一九三三年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著名散文。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文章并没有全面的写五位烈士的事迹,而是着重写了两位,其余的三位只简约的点到而已。作者回忆自己与白莽(殷夫)、柔石在文学事业与生活上的多次交往和感触,特别记叙了他们被捕后的狱中生活以及遇害的情景,既深情地颂扬了革命青年的革命精神与人品,有有力地控诉了***反动派屠杀人民的罪行。同时还抒发了作者怀念烈士、憎爱分明、坚信革命一定胜利的思想感情。这深深的感染着我们。
此外,散文给我们另一深切的感受是严谨、有序的组织结构,笔法特别洒脱自如,既很好地运用记叙、议论、抒情相结合的方法,尤其是恰当的采用了委婉曲折的表情达意方法,鲜明而深沉地抒写了作者丰富的感情内涵。
作者当时身处白色恐怖之中,面临“未敢翻身已碰头”的险境,为了让文章得以发表,不得不采用委婉曲折的笔法,来表达复杂深处的思想感情。但它含蓄而不晦涩,委婉而富有情致。鲁迅先生在运用曲笔时,也是不拘一格,异彩纷呈。
一、 矛盾冲突,悲愤交织。
请看文章的题目及第一段文字,作者在“纪念”与“忘却”的心理矛盾冲突中,一方面表达对几个青年作家的遇害,心情极为沉痛,悲愤之情始终不已,所以两年之后仍写文章悼念他们;另一方面又表达了我们不能只陷入悲痛之中,要将悲痛化为力量,完成先烈未竟的事业,这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要忘却的是什么?一味的悲痛,要纪念的是什么?烈士的精神。其实,我们可以感触到,两种感情犹如两股烈焰,同时迸发。如此之曲笔,显得深沉有力。
二、 旁征博引,借古讽今。
作者善于引用古人、古事,或作比喻或隐射今人今事和今时。请看文章在叙写柔石的“硬”和“迂”的性格时,自然的联想到他的同乡明儒,正直而刚烈的方孝儒,耐人思索;写到柔石被捕、作者逃跑时,引出《说岳全传》中高僧坐化的故事,既揭露***反动派滥杀无辜的罪行,也表达了作者反对“坐以待毙”,主张保存实力、坚持战斗的精神,这使文章波澜起伏,富有情趣;写到作者文章“无写处”时,又提到魏晋时文人向子期和他的文章〈〈思旧赋〉〉。其用意是在于揭露蒋介石统治的黑暗凶残,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在“禁锢得比罐头还密”的情况下仍要悼念烈士的心曲。旁征博引,曲妙有致,借古讽今,含蓄深沉。
三、 借题发挥,弦外有音。
文章在写到与白莽的交往中,作者赠送给他的两本彼得斐的诗文、不幸被巡捕没收了一事,文章据此就叙说,这两本书如何来之不易。不仅表达作者对白莽真挚的友谊,并借此倾诉对巡捕之流的厌恶之情。借题发挥,弦外有音,耐人寻味。
总之,作者运用了委婉曲折的笔触,表达作者丰富多彩的情愫,是这篇文章重要的特色之一。当然,文章的的语言的含蓄,也同样色彩鲜明,耐人咀嚼。
正如先生在〈〈南腔北调集、题记〉〉里所说到,“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这也许就是——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使用曲折的笔墨和含蓄的语言的缘由吧。
我时间有限,所以不足的地方请原谅!!
Ⅳ 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表达效果
答案: 解析: 1.改变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表现了柔石在事业上勇于进取、积极上进的坚强意志,突出了他的“硬气”。 2.没有充分的根据。严于解剖自我的精神。 3.指“只要学起来”。指“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的主张。
Ⅳ 谁有陈丹青写的<鲁迅与死>这篇文章能给我发上来吗谢谢!
鲁迅与死亡-陈丹青
2022年5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届“大学人文节”暨“鲁迅新文化周”讲演
陈丹青
大家好:
去年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了一回大先生。要说的话,都说穷了。今天是海婴先生的公子周令飞拉我再讲一回,不敢推却。既是大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我就想一个题目,叫做“鲁迅与死亡”。
这是个黑暗的话题。我们纪念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可以取这样黑暗的话题么?我想来想去,在中国,没有人像他那样公布内心的黑暗,而且最擅于书写一团漆黑的死亡。所以下面说出的意思假如不得体,还请大家,尤其请海婴先生父子,多多包涵。
我常想,周家父子真是难做人、做人难:除了血缘,鲁迅几乎不是你们的家人。他的声誉,还有一代一代像我这样的外人,永远拿“鲁迅”这个名字打搅你们全家。我这里忽然想到海婴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件旧事,说是当年国难当头,有人责难周作人先生为什么不肯离开北京,他说,我要抚养一家人,并指着老太太说:“这是鲁迅的母亲呀!”听那说法,好像老太太不是他的母亲。
这是令人反感的。可我读了,却发笑,而且认真想了想:我倒是愿意揣想海婴的叔叔并没恶意:当人家以“国事”威胁周家的家事,周作人也可用“家事”——即“鲁迅的母亲”——与国事相周旋。早在1937年,他就知道他哥哥多么重要,重要得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大符号,而抚养这符号的母亲,的确可以是他辩称留京的理由之一。昨天有幸与海婴父子交谈,又听了令飞的讲演,这才清楚周家后人几十年来的难处——鲁迅的骨血,亲子孙,如今对鲁迅的后事没有一点过问的权力,周豫才不再是周家人,一谈鲁迅,等于谈国事,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早就被霸占,被百分之百地“国有化”了。扯远了。请海婴父子原谅。现在我来说我的话题:“鲁迅与死亡”——死亡,不是家事,不是国事,是我们都要遭遇的事。
(一)
鲁迅先生病重那年,写了一篇随笔,叫做《死》。过了一个多月,他真的去世了。这篇质朴的随笔搁在今古所有谈论死亡的文学中,也是绝品,而其中遗嘱的最后两句,真不愧为堂堂鲁迅,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志铭与临终之言比比看,可谓独领风骚。这两句话,我们早知道的,就是:
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我的问题是:我们果然知道鲁迅先生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两句话么?当然,要是拿教科书去解释,拿鲁迅的时代去核对,拿世俗的道德观去谴责,几句话就可以解释——同时消解——这两句话。我现在不想、也不能来给出自己的理解,我只是猜:这遗言要是给但丁读到,伏尔泰读到,拜伦读到,尼采读到,裴多菲读到,萨特读到,甚至给主张宽恕而终于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读到,都会拿鲁迅没办法;我们的曹孟德、李太白、苏轼、李贽之流要是读到了,也会无可奈何,击节赞赏。总之,但凡果真看破人类,看透死亡的人,都会拿这两句话没办法。为什么呢?这是不该追究、不容辩说、不可就事论事的话。我知道,这两句话是许多讨厌的“好人”们讨厌鲁迅、非难鲁迅的证据和话柄——为什么不宽容呀,为什么主张怨恨呀,为什么心胸狭窄,不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听到这类意思,心里就想:
好吧,你们去怨恨去。
西洋基督教的所谓“宽恕”,固然催人警醒,中国有人居然说是“一个都不宽恕”,又是一种警醒。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怀疑论者的老前辈,那位法国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两句和鲁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而正宗欧洲人蒙田先生临终,到底屈服了他所怀疑的宗教,请来教士,做弥撒,还留下两句可敬可怜的老实话:
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
大家想想看,一位,是将近三百年前的欧洲人,一位,是七十年前的中国人;一个说:“我的膝盖不听话”,一个说:“我一个都不宽恕”,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只是蒙田这话是在他死床上说的呢,还是像鲁迅那样事先写好在那里,我不知道。我真想知道,蒙田要是读到鲁迅这两句话,他的脑袋会怎样想。
在鲁迅虚构的小说中,许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则写到许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描述死亡的小说,世上太多了,中国当代新文学的时髦之一,就是动辙将主角置于死地。可是谈论死亡,则在现代中国,我不知道还有谁写得比鲁迅先生更好看、更隽永、更耐读——祭稿、悼文,原是古老的文类,而一旦写到他人的死,最是容易落尽俗套:或娇饰,或夸张,或滥情,极容易流入浅薄,以至轻佻。诚然,写他人的死,容易感动自己,甚而为他人所感动,其实就文章论,再是难写不过,因为心态毕露,更因为追记死者,是对于写作的严厉的考验。你与死者怎样情深谊长,你怎样有名位,一到追念哀悼的文章,便会漏自己的底——小范围看,譬如我们文艺圈内几十年来名人悼念名人的文章,几乎十篇有十篇我便读不下去,读下去,也不能怎样感动,顶多是得知一点死者不死便难以知道的故实,与死者,与文章的美,并不相干。
古文的祭悼的经典,不去说了。近百年来凡哀悼与纪念的篇章,具有文学的大价值,值得一再一再诵读者,我愿武断地说,几乎全在鲁迅名下。
莫非这是鲁迅的命?我平日闲读鲁迅的文章,不免发现应时因事,他也有急就、疲惫、略显潦草的篇幅,可是写到死亡,鲁迅便即文思泉涌,大见笔力,大显骨子,这不单是说人格的力量,更是驾驭文学的力量。我每读他的哀悼文章,欣赏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克制、他的质朴、他的语气的“平”——《纪念刘和珍君》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幅,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滥用至今,单就文章论,却是一路写着,激昂上去了,平下来,再激昂上去了,又平下来。到了纪念柔石他们,语调苍老,无以复加。听说柔石身中十弹,鲁迅只用了四个字:“原来如此”。而明明是在纪念,却说是“为了忘却”,以文笔论,何其高明,以身世论,却是平白的老实话——我这里也来补一句实话:近时读到一种史料,方才知道柔石他们是究竟怎样被告密而丧命的,一读之下,我立即想到鲁迅。老人家生前要是知道,他会说不出话。
(二)
但我今天要说的意思,不是以上的意思。我要说的,实在是鲁迅与死亡的关系。鲁迅的角角落落,被几代研究者搜索一空,大约都讲过了,我不晓得这个题目是否有人早就说起过,如果有,便算我无知——直白地讲,这题目,就是鲁迅的生前与身后,许多位与他亲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于非命、死得好惨,用文雅的说法,就是“非正常死亡”。今天我拟定一份鲁迅身边的死亡名单,算了算,大致15位,以下引述如有不确,敬请专家指正:
鲁迅的父亲(不到40岁,死于病)
范爱农(30多岁,死于溺水)
陶元庆(30岁上下,死于急病)
陈师曾(41岁,死于急病)
刘和珍(20岁出头,死于镇压)
韦素园(30多岁,死于肺痨)
肖红(30多岁,死于肺痨)
柔石(30岁,死于死刑)
瞿秋白(38岁,死于死刑)
杨杏佛(50岁上下,死于谋杀)
郁达夫(50岁上下,死于谋杀)
许寿裳(65岁,死于谋杀)
陈仪(60岁上下,死于死刑)
郑振铎(不到60岁,死于空难)
周作人(80多岁,死于迫害)
这是以上死者的命?抑或是鲁迅的命?谁在算这命?如果说太迷信,我们或者可以改称为无情的象征,那么,环绕鲁迅周围的死亡象征什么?为什么是象征?
我没有答案。以我对历史的茫然无知,我注意到,但凡尺寸太大的历史人物,有几位的命运,是会使他周围的若干人,因为他,或者不因为他,而死于非命。此刻想到的例子,有毛泽东,还有毕加索。大家知道,毛润之的亲属,六位死于革命,包括长子,后来,还应该加上他的夫人。毕加索,则死前说过一句大不祥的话,他说:“我的死将如海难,周围的小船为之沉没。”结果,他的第三位情人上吊自杀,一位儿子以车祸自杀,第四位情人死于疯人院,最后一位夫人在毕加索大型回顾展开幕前夜,举枪自杀。
我们考察乱世,或者相信传统所谓“命凶”之类迷信,便发现总有一些倒霉的人,不断承受亲友的死。我就有位老画友持续为父母与三个兄弟操办丧事,直到他孤零零一个人活。不用说,在战争年代,在某种职业如军人、警察、特工等等之中,必有不少人频频承受他人与同行的死亡。我的祖父,黄埔军人,亲身参加抗战与内战,目击太多死亡,从不谈起战争;我在纽约认识一位犹太老人,一桌子相片,几十位家人,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文人、雅士,尤其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类似的个案多不多?倘若在乱世,是否也能找出几位有过类似的遭遇?如果有,甚至不少,那我便要怀疑今天所讲,能不能成为一个话题?
现成的答案不能说服我。譬如当时的统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惨遭杀害呀,等等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鲁迅与他周围的死者,并直觉其中还有未被说出的真实——或“非真实”——我读书太少,非要申说追究,我们需要统计与案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许不少人周围都有一份死亡名单吧?譬如,将范围缩小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没有类似的例?就我所知,陈独秀的两位公子死于死刑,郭沫若的长子文革中被迫跳楼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适之、刘半农、林语堂、钱玄同、马幼鱼、沈兼士、孙伏园、徐志摹、谢冰心、陈西滢……在这长串名单中,我很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哪位像鲁迅先生那样,持续得知同学、朋友、知己、晚生的死,而且是暴死?
现在我们来详细看看以上死者的情形。
先说死因:15人中,鲁迅的父亲、陶元庆、陈师曾、韦素园、萧红这五位,因病夭折,这在生活中不算格外罕见,或许可以从这份名单中剔除,而其余十位,则个个属于非正常死亡:
范爱农的溺死,据鲁迅揣测,是自杀。刘和珍,典型的死于非命。
柔石、瞿秋白二位被枪毙,其死罪,当时属于“谋乱”,正面的说法是光荣就义,中性的说法,是死于政治斗争。
另三位死于谋杀:扬杏佛的死,非常著名,不说了,郁达夫的死也著名,不说了;少被说起的是许寿裳老先生,他于1946年赴台湾大学任教,因计划写作鲁迅传,为当局所忌,于1948年遭遇暗杀。我在纽约读到一份相关资料,是他在半夜睡眠中,被暗杀者砍破头颅。15位死者中,他是唯一一位死因与鲁迅有直接牵连者。
陈仪则身为国民政府高官,四十年代赴任台湾省省长,直接负责二二八镇压,后调任浙江省省长,1949年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意图劝汤恩伯转变,事泄,以谋反罪被枪毙。山东画报出版社某期《老照片》有专文述及,并附死刑照片,只见陈仪身体胖大,西装革履,若无其事,没有捆绑或手铐,相关记述中也说他临刑镇定,被特许独自清理文件,交代后事。
最后两位,郑振铎遭遇空难,亦属死于非命,周作人的死,则应了他晚年刻印的字句:“寿则多辱”,被红卫兵折磨而死。
再说这些死者与鲁迅的关系:
15位死者中,两位是鲁迅的血亲,即父亲与二弟。童年丧父对鲁迅毕生的影响,不言而喻。我注意到,很多大文豪童年或丧父或丧母,或丧双亲。手边没有资料,能想起的,譬如胡适、高尔基、托尔斯泰、海明威,罗兰·巴特,就都是。周作人的死,鲁迅当然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二弟的附逆,又知道文革的发生,必有大感慨。
范爱农,鲁迅早年的同学与挚友,鲁迅晚年整理著作,仍一再收入自己的悼念诗。以我的偏见,《范爱农》一文,妙不可言,纯就文学价值论,尤甚于他纪念刘和珍与柔石的文字。
陈师曾,画家,陈寅恪的哥哥,与鲁迅是留日同学,回国后同在教育部任职。鲁迅一生多有画家朋友,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陈师曾,日后出版《北平笺谱》,还写到陈师曾对于美术的贡献。陈是齐白石最早的识赏者,将他的画携去日本展览销售,被齐白石视为恩人。
陶元庆,鲁迅小说集的封面设计者,鲁迅最为传神的两件肖像,我以为一是司徒乔先生画的遗像,一幅,便是陶元庆的木炭笔肖像。陶君死后,鲁迅自出三百大洋为之购置坟墓,情谊非同一般。
刘和珍的死,因鲁迅的文章而大有名,以至三一八惨案的其他亡灵显得次要——这是文学的诡谲,也是死者与生者的关系的诡谲,下面还会说到。不过近年有文论说刘和珍是鲁迅的暗恋者,我以为是好事之论,不足道,即便是,也非鲁迅痛悼的理由。
韦素园、萧红是鲁迅著名的忘年交。对前者的死,鲁迅纪念专文中出现少见的哀惋。后者的死,鲁迅不知道,以他晚岁与二萧近于亲昵的交往,可知对萧红的识赏与欢喜。
柔石与瞿秋白之死于鲁迅刺激之深,不必说了。历来,鲁迅与瞿秋白关系被涂了太浓的革命油漆,瞿秋白临刑前的《多余的话》,才是他,也是共产运动史真正重要的文献。在另一面,则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毕竟有限,与鲁迅不配的,而鲁迅寂寞,要朋友。这两位江南人半夜谈革命,和当时职业革命家是两类人格、两种谈法、两个层次,然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又是怎样谈——我所注意的是,鲁迅与他这位“知己者”都不曾梦到身后双双被巨大的利用所包围,并双双拥有阔气的坟墓,一在南,一在北,结果八宝山的瞿秋白大墓文革期间被砸毁——两座墓的命运,也可窥见两位“知己”的真关系。
杨杏佛的死不见于鲁迅专文,或者如他所说,平辈死亡总不如晚辈的死那么令人哀痛,但他不避暗杀径赴悼唁的细节,反倒比杨杏佛的死更著名。
以上死者死于鲁迅生前。以下几位,则死在鲁迅身后,为什么也要说呢?因为他们与鲁迅生前的关系,以及在鲁迅死后的结局,同样构成环绕鲁迅的死亡图景。
郁达夫,是“创造社”中唯一一位与鲁迅熟腻无间,不存介蒂的人。又是15人中唯一一位死于外国侵略者之手,结局之凶,犹甚于鲁迅生前所目击的朋友的死亡。
许寿裳与鲁迅的终生情谊,超越老同学关系。在古代,是要树碑立传的,可能因他非左翼的身份,不予宣传。鲁迅死,多少人以守护鲁迅为终生职志,忠厚耿介如许寿裳,是唯一为此丧命的人。
郑振铎与鲁迅的友谊比较地不具有政治色彩,而死于空难,毕竟可惜。
值得一说的是陈仪。假如我没记错,他是鲁迅留日同学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最高者。鲁迅与他什么关系呢?在日本,许寿裳、陈仪两兄弟是和鲁迅极要好的同学。鲁迅晚年生气时,常会说:“我去找陈仪当营混子去!”若交谊不深,他断然不会讲这种话。鲁迅通信集不见两人的书信,以陈仪准国民党官方身份而不见于鲁迅研究资料,并不奇怪。如有学者熟悉此人,我极愿请教,有他在,鲁迅交友录才能比较地非政治化,对于认识民国年间人物关系的真相,多有助益。
这15位死者,除了至亲,分别是鲁迅的老友、挚友、良友、晚生。而其中被镇压,被枪毙,被谋杀的暴死者,竟多达7位,这种遭遇,任何人哪怕只经历一次,都是刺激至深的创痛。而与鲁迅有涉,死于死刑的人数其实还可加上4位:譬如与鲁迅缘分较浅、同柔石一起被难的殷夫、冯铿,譬如他从未谋面,却将死牢里写成的遗作辗转托付给鲁迅的方志敏。论到五四战友,我们不该忘记死于绞刑的李大钊。
另有一位青年摄影家沙飞,与鲁迅交谊甚浅,却为我们留下鲁迅最后岁月的珍贵照片,说来离奇。他也死于死刑:三十年代末,沙飞赴延安参加革命,解放前夕因病中的疯狂在医院亲手枪杀一位日本军医,破坏了战后中日关系,不得已,被我军就地处决。我手边有他女儿赠送的《沙飞影集》,开首即是他拍摄鲁迅参观木刻展并与左翼青年笑谈的著名照片,结尾,是沙飞当年在河北就刑地点的照片,附当年战友与死刑执行者的详细回忆。
(三)
至此,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我不做鲁迅研究,只是喜欢说起他。去年我说“他好看、他好玩”,虽是恭恭敬敬心里话,毕竟语出偏锋,有欠珍重的。今天的调子忽然暗下来,什么意思呢?我想了半天,想起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那么,鲁迅的命题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从以上这份死亡名单和鲁迅先生关于死亡的态度,我们来看看他的死亡观。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其死亡的意义,早有教科书不容质疑的定论在——我讨厌一切定论,我欢喜的是鲁迅这个人。我常想,我们活在教科书中活得太久了,而鲁迅先生死在教科书中今已死了七十年,他总是被我们摁在是非的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与教科书分离,讨还我作为读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将这私人性还给鲁迅,使他如任何单一的生命那样,无辜一些。
什么叫做无辜?我愿想象鲁迅在某一个下午忽然闻知又一位良友的死:这便是一个人格外无辜的一刻。鲁迅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没有理由像专事死亡事业的人那样,随时准备接受同行的死。他固然深知世道凶险,人命旦夕,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顺序中,并不事先知道谁会死,怎样死法,谁是下一位。今天海婴先生健在,他当年便是一位小小的无辜者:从他出生到七岁,他完全不知道楼下父亲房间里传来什么凶信:他两岁那年,柔石被拉出去枪毙;他五岁那年,瞿秋白在楼下厢房里躲藏过,不久也给拉出去枪毙;许寿裳更是周家的常客,结果脑袋给砍得裂开来……。
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份人家:鲁迅到上海,安家生子,是他最为安定的十年,平心而论,那也是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十年,而其间鲁迅密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难。这些周家的家事,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历史,但我们要分清楚:教科书不等于历史。
没有人能够还原历史,但我要自己阅读它:以下陈述与教科书多有重合,我来一路试着分分开。
譬如,为什么这些鬼魂与鲁迅老是有关系?依照教科书的解释,是他活在危险的年代。是的,鲁迅时代的世道凶险,今日青年极难想象,而那时的文人教授也多介入政事,扰动国家,以至文人的危险,犹甚于今天的武人。但教科书不会说:危险与危险者从来是双向的:鲁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军阀、国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别视为危险。当时与鲁迅往来如瞿秋白、柔石、陈庚、冯雪峰等人,若是套用古话,不存贬义,便是标准的亡命之徒。
所以鲁迅自己就是个危险者。教科书告诉我们:鲁迅生前长期被国民政府列为通缉犯,被各种思想与势力视为危险。但教科书训条从来是单向的,大家不要忘记:直到今天,鲁迅仍然是个危险的人物。我们只要看看追随鲁迅的青年:胡风、冯雪峰、萧军、川岛、聂甘弩……虽然没有被枪杀,但个个恨恨而死,不得好活,鲁迅要能活转来写写他们,他必须为学生们的这种活法与死因,寻找别的说法。
这些鲁迅后事,大家都知道,我想说的意思仍然不是这些。
鲁迅的早岁、中年与晚期,分别历经清政府、军阀执政府与国民政府。实在说,他不是这三路政权的天敌:他是晚清官费的海归派,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官员,后来走开单干,靠近左翼,一如胡适的归属右翼——鲁迅的书被国民党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胡适的书被新中国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不论怎么说,这两位五四人物终究不过是不肯安分的文人。而从最高道德看,则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异端。异端,是顺逆两面、左右两派,甚至在自己的阵营中也不讨好,并不肯讨好的人。史料证明:鲁迅与左翼,胡适与右翼,均持续发生深刻的矛盾。而鲁迅较之于胡适,尤为异端。
Ⅵ 柔石小传阅读答案 急呀!!!!!!
15、完成下表,梳理柔石一生的主要活动。
一九零一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宁海县市门头,因家景已不能支,只好去营小小的商业,所以他直到十岁,这才能入小学。
一九一七年:赴杭州,从事新文学运动。毕业后,在慈溪等处为小学教师,且从事创作。
一九二三年:赴北京,为北京大学旁听生。
一九二五年:为镇海中学校条主任,抵抗北洋军阀的压迫甚力。创办宁海中学。
一九二六年:竟得募集款项,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长,改革全县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乡村发生暴动,宁海中学既遭解散。柔石也单身出走,寓居上海,研究文艺。后因代售者不付书价,力不能支,遂中止。
一九三零年:自由运动大同盟发动,左翼作家联盟基本成员之一,尽力于普罗文学运动。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毕后,作《一个伟大的印象》一篇。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枪决,身中十弹。
16、从“秋,咯血,但仍力助宁海青年,创办宁海中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柔石怎样的品格?
爱国、坚贞不屈、敢于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品格。
17、本传在简朴、平实的记述中隐含着作者丰富的感情,请看:
⑴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枪决,身中十弹。
⑵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
从上面两句的如实记述中可以读到作者怎样的感情?
悲痛、悲愤、痛惜、心酸的感情。
18、从经历上看,柔石的经历与鲁迅的经历有相似之处,请简要说明。
他们都是为了寻找光明的真理而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
19、从思想上看,柔石的思想与鲁迅的思想有相似之处,请简要说明。
他们都是为了拯救同胞们干旱的心灵和灵魂,提倡新文艺运动,宣传新思想。
Ⅶ 《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与柔石交往过程(100字)
1925年春,柔石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当时鲁迅先生在北大国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柔石于1928年6月来到上海友人家。正好鲁迅先生也住在这条弄堂里。他便请友人把他介绍给鲁迅。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柔石就住在上海友人家搞创作,兼搞翻译。遇到业务上的问题,就去请教鲁迅先生。他成了鲁迅家的常客,两人的情谊也与日俱增。
有时和鲁迅一起外出,或在路上遇到鲁迅,虽然他高度近视,总要扶着鲁迅,让他安全行走。柔石就是这样,虽然身体瘦弱,且患着肺病,但总是想着人家,把方便让给别人。鲁迅很赞赏柔石的文学才华,称誉他的《二月》是“优秀之作”。
1929年秋,柔石也参加了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当时,明日书店书店想印鲁迅的译著,委托柔石去鲁迅处征询版税的问题,鲁迅便将他与北新书店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给柔石。柔石将合同往衣兜里一塞就匆匆地离去——没有想到,正是这一天,1931年1月16日他到鲁迅家的这个晚上,竟然成了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1月17日,柔石和胡也频等30多位共产党员在上海汉口路东方旅社参加一次党内秘密会议时不幸被捕。2月7日晚被枪杀。牺牲时,柔石才29岁。
噩耗传来,鲁迅深为震惊和悲痛。除了小说《阿Q正传》外,他从未给他人写过传记。为了纪念这位热血青年,他写了《柔石小传》,并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两年之后,他又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倾吐了他对柔石等五位革命青年作家的深厚情感和思念。
思念和悲愤中,鲁迅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携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Ⅷ 柔石作品《二月》里萧涧秋为什么要离开芙蓉镇能分析一下吗在线等急,谢谢!
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自从问世以来,研究者们就习惯性地从“男主人公萧涧秋的爱情归属”这个问题出发对文本进行解读。传统的研究者多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或认为萧涧秋因同情劳动人民而爱文嫂,或认为萧涧秋因“物以类聚”——与陶岚同属小资产阶级分子——而爱陶岚。清华大学教授蓝棣之先生另辟蹊径,在他的专著《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借鉴精神分析批评模式进行研究,得出“萧涧秋所爱为采莲”的结论,尽管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却仍是在爱情的圈子里打转。由此可见,研究者们从一开始就跌入了这样一个思维模式:有戏就会有男女,有男女就一定有爱情,至于爱情对象,不是A就是B,不是B就是C,“是不是”可以讨论,“有没有”无庸置疑。伴随着“细读”的名著解读趋势而对文本进行意象分析时,我发现《二月》原来是一个与爱情无关的故事,萧涧秋其实没爱过任何人,也没有被任何人所爱。作品所要表达的只是人类普遍命运中的孤独与无助在那个时代的特殊体现以及彷徨中对生命底色的坚守。
故事发生地芙蓉镇的人物群体中存在两个世界——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前者中多谋善变的钱正兴、庸俗空谈的方谋、随波逐流的陶慕侃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社会的象征与代表,而深受封建观念影响的民众随之从男性权力的视角看待问题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誓与庸俗社会对立却处处受人非议的陶岚、恪守传统道德却被其逼上绝路的文嫂、小小年纪亦卷入是非被人骂作“有一个野伯”的采莲与她们所代表的其他类似命运的人构成了芙蓉镇的女性世界。作为一个过客,萧涧秋自然从不属于其中任何一边,但他幼年为孤、历经磨难的身世,他高傲而不入流的性恪,他的理想以及他到芙蓉镇来教书的目的(向往“人类纯洁而天真的花”)使他本能地厌恶、疏离前者而关注、贴近后者并最终将自己的命运与她们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是对人类命运的普遍同情,带着一份“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知相怜,超越了一般的男女之情。
Ⅸ 柔石作品<三姊妹〉
不好找的。我最近才看过《柔石选集》,是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我是在学校的图书馆找到的,特旧的一本书,不过里边东西很全,有他的书信,日记,师哥,剧本,短中长篇小说。你可以到大学的图书馆找找。
Ⅹ 迟子建小说的气味阅读答案
、本文作者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从文章开头看,作者提倡一种什么样的创作态度?
答:作者认为,创作需要一种冲动,是将胸中涌动着的表达欲望倾斜出来以获得心灵的慰藉。
2、作者喜欢读有气味的小说,你认为作者在文中所说的“气味”指的是什么? 这种气味是如何产生的?
答:(1)“气味”就是小说中具有浪漫因子,使人读后留有回味的余地。
(2)这种气味的产生主要与作家的个人情怀有关,其次又与个人的经历、气质、修养有关。
3、“所有作家都是具有浪漫气息和忧愁气息的人”,这说法符合文章的原意吗?请说说理由。
答:不符合。
文章第三段说,“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是具有浪漫气息和忧愁气息的人。”可见,并非所有作家都具有浪漫气息和忧愁气息,只有优秀的作家才具备。
4、作者在文中说:“鲁迅的小说是有气味的,那是一股阴郁、硬朗而又散发着微咸气息的气味。”请你写出一篇你在课内学过的鲁迅的小说名称,并写出其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人物及其特点。
小说: 《故乡》
人物:闰土
特点:闰土少年时天真活泼,聪明能干;中年时善良却又麻木。
5、联系全文,说说文中第二段划横线的句子(透过汉字我能读到它的血和肉,读到它的灵魂。)怎样理解,请你结合阅读过的一篇小说作简要的分析。
6、原文:
小说的味道
迟子建
从我开始写作至今,大约有二十个年头了。当初,我并不知道小说为何物,就雄赳赳气昂昂地下笔写了。之所以如此胆大包天,是因为我的胸中涌动着强烈的表达欲望,不吐不快。我想写姥姥和舅舅,想写菜园中的花朵和蝴蝶,想写曾经威风凛凛、最终老眼昏花的大黄狗,想写雪地上的渔火、白夜中不沉的太阳、森林河谷畔的小木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像层层叠叠的阴云一样压迫着我,让我透不过气来。我只有将笔当作闪电来击碎它们,才能获得心灵上的安和慰藉。
那时的我不知道小说为何物,现在对它仍然是糊涂的。我想这种糊涂是爱的一种体现。我爱小说,所以不能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这同爱一个人是一样的,你能说你爱的仅仅是一个人的品质,而不是他(她)的眼神、姿态、服饰甚至是身体的气味么? 我喜欢有气味的小说,美学家们也许用的是“气韵”这个词。有气味的小说,总是携带着浪漫的因子,使人读后留有回味的余地。所以,不管那作品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只要我从中读出了气味,我就喜欢。我喜欢《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喜欢《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临终时口中衔米致使七星不坠、敌方不敢贸然出兵的描写,喜欢《西游记》中那个能够上天入地的孙悟空。读外国小说,我也能读出气味,如《白鲸》《瓦尔登湖》《复活》《日瓦戈医生》《包法利夫人》《拓荒记》等等。比较而言,我更加能够从中国的小说中读出气味。透过汉字我能读到它的血和肉,读到它的灵魂。鲁迅的小说是有气味的,那是一股阴郁、硬朗而又散发着微咸气息的气味;沈从文的小说也是有气味的,它是那种湿漉漉的、微苦中有甜味的气味;张爱玲的小说也有气味,那是一种具有沧桑感的温和的气味。我在对小说气味的接纳上,是一个好胃口的人。所有能够把小说写出气味的作家,我都喜欢。我觉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家的小说气味是浓郁而别致的,如郁达夫、柔石、萧红等等。而当代作家的作品似乎不那么在乎气味了。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小说,我觉得最遗憾之处就在于很多人把小说与现实等同起来,削弱了其艺术上的浪漫成分,使小说成了宣传政治口号或者推广某项政策的代言人,这是对小说的强暴。其实作家对现实是应该警惕的,与之保有一段距离是没有坏处的。以小说为标榜而来干其他的勾当,自然会使其尘垢满面,使其丧失艺术的魅力。小说在这样的人手里无疑就成了垃圾箱。
小说的气味是如何产生的呢?我想这与作家的个人情怀有很大关系。我相信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是具有浪漫气息和忧愁气息的人。浪漫气息可以使一些看似平凡的事物获得艺术上的提升,而忧愁之气则会使作家在下笔时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使作品散发出独特的韵味。当然,个人情怀又与一个人的经历、气质、修养息息相关。要想把这个问题说得全面和透彻,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我在读形形色色的小说的时候,感觉这些小说就是一道道菜,而我是一个食客。我不会像别人一样看它们的内容决定取舍,或者在意哪一道菜出自名厨手下。我会一视同仁地对待它们,然后像狗一样探着鼻子去嗅它们的气味。能嗅出味道的,我就将其取来,反之,则弃之不顾。因为我相信,气味是一道菜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