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阅读人物作用

⑴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什么作用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一样啊，因为有着不同的形象，才能增加故事的吸引力，曲折性，完备性啊

⑵ 小说中人物的作用

1．肖像描写。肖像描写是指用精确、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人物外形各个方面的特点，成功的肖像描写不仅能够使人物凸现在读者眼前，而且可以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经历、遭遇，从而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鲁迅的小说《故乡》中二十年后的闰土肖像描写：“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得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那手也不是我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里的肖像描写使读者感受到旧中国广大农民所经受的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种种重压，感受到他们身心所忍受的无限的痛苦与摧残。 2．行动描写和语言描写。行动描写与语言描写是通过对人物的动作和对话的具体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的描写方式。动作描写给读者鲜明的视觉印象使人物形象具体、可感知、生动化；语言描写则易表现行动所不易显示的细微情感、态度等。总而言之，行动和语言两种形式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如《孔乙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描写，揭示孔乙己自命清高、迂腐不堪、自欺欺人的性格。课文多次描写他满口“之乎者也”，反映他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孔乙己用“四书”“五经”中的所谓“圣言”为自己辩解，连偷书也说成“窃书不能算偷”。这些性格化的语言极能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文里，店小二阻拦鲁达时，是这样描写鲁达的：“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拳，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水，再一拳，打落两个当门牙齿。”一个“揸”字，把人物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的形象刻画得微妙微肖，充分表现了鲁达爱打抱不平、济危扶贫的性格特征。 3．心理描写。小说家在刻画人物的时候，用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活动的。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其实是内心世界的反映和外露，要准确而深刻地刻画人物，塑造形象就要把人物的外部形态与内心世界有机地统一起来。例如《最后一课》写小弗郎士上习字课时 ,“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理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 ?’”这就很符合小孩子的心理特点 ,只有小孩子才能在侵略者强迫他们放弃学习祖国语言的权利时 ,由鸽子叫联想到侵略者的罪恶 ,从而表达了孩子们对侵略者的强烈憎恶和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 4．细节描写。细节描写是指人物、环境、物件等方面所作的具体而细致的描写，其特征是细微之处见精神。如《变色龙》中脱大衣穿大衣的细节描写，就暗示人物具有变色龙的特色，揭示了人物见风使舵，欺下媚上的典型性格；外表的变化同卑鄙的心理相映称。足见作者匠心独运

⑶ 小说人物类型及作用

1.小说是文学体裁四分法中的一大样式.它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
2.小说有三个要素：人物、故事情节、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3.价值性
小说的价值本质是以时间为序列、以某一人物或几个人物为主线的,非常详细地、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中各种角色的价值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过程.非常细致地、综合地展示各种价值关系的相互作用.
容量性
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小说的容量较大,它可以细致地展现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可以表现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同时还可以描述人物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小说的优势是可以提供整体的,广阔的社会生活.
情节性
小说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人物性格、表现中心的.故事来源于生活,但它通过整理、提炼和安排,就比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
环境性
小说的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塑造与中心思想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在环境描写中,社会环境是重点,它揭示了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人物的身份、地位、成长的历史背景等等.自然环境包括人物活动的地点、时间、季节、气候以及景物等等.自然环境描写对表达人物的心情、渲染气氛都有不少的作用.
发展性
小说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唐代传奇的出现,尤其是三大爱情传奇,标志着古典小说的正式形成；宋元两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市井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话本小说,为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至今在古典小说领域内,没有可超越者,四大名著皆发于此；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以来,舶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小说发展出现多元化,代表性人物有“鲁郭茅巴老曹”六大家；21世纪（2022年以后）,网络文学的出现,使小说的发展更加多元,大批网络作品涌现,如玄幻文学（起点为代表）、新言情（晋江和红袖为代表）等等,也出现了大批网络作家,玄幻领域如萧鼎、我吃西红柿、唐家三少、血红、梦入神机等,言情领域如四小天后、六小公主、八小玲珑等.
4.环境描写的作用： 1.社会环境描写的作用： （1）交代人物的生存环境；（2）交代人物的社会关系；（3）交代作品的时代背景 2.自然环境描写的作用： （1）渲染故事气氛；（2）烘托人物形象；（3）推动情节发展；（4）暗示社会环境；（5）深化作品主题

⑷ 主要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的作用

主人公是一篇小说的中心,整本书都是围绕其展开,带动剧情的发展,是一本书的灵魂所在.

⑸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作用

泛泛的说，我觉得就是支撑故事情节，并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揭示小说主旨

⑹ 小说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作用

小说中次要人物的作用

侧面衬托，个性鲜明
侧面衬托，就是通过对其他人物内、事件的叙述和描写容，来衬托主要人物。恩格斯曾倡导“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

牵线搭桥，推动情节。
在一些小说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往往从次要人物的眼睛里看出来，对人物的感受、评论，往往从次要人物的嘴里说出来，通过次要人物的见闻，把故事相关的情节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推动情节发展---他们的出现主要担当特定的角色，完成一定的叙事功用。

渲染气氛，奠定基调。
很多小说会出现群众场面，这些场面中的群众，大多是不重要的次要人物。正是这些次要人物的出现为主要人物的活动提供了具体环境，起到了渲染气氛、奠定感情色彩基调的作用。

升华主题，画龙点睛。
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不只和主要人物息息相关，也和作品的主题思想血肉相连。也就是说，次要人物的设置是为塑造主要人物服务的，更是为揭示小说主题服务的。小说对次要人物的刻画貌似平淡轻松，实则蕴含着厚重的力量，既增添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又起到深化主题、画龙点睛的作用。

⑺ 阅读小说要注意什么对人物，情节的作用

环境描写以及各种人物描写

⑻ 小说人物形象意义

回望当代文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路程，尤其作为叙事性文学创作的小说，不断给社会和读者奉献众多的优秀而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突出的审美价值。其中，一些人物形象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影响着一个时代人们的行为、思想或精神生成及其走向。
事实上，中外文学史发展中几乎都有许多著名或经典的文学人物超越了时空、国界和民族的限制，为不同时代和国度的人们所接受、传承，以其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哺育、滋养着人们的心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在几十年来的人物形象画廊中，虽然不乏名重一时的著名形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人物形象却经常遭遇这样的尴尬：或是由于文学人物是某一时代政治、概念的化身，或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太过于现实功利的考虑，或是人物性格的单一、浮泛、缺乏内蕴而显苍白，往往导致文学人物形象著名而不经典、波及一时后很快被读者遗忘，从而也直接影响到整部作品的艺术魅力和艺术质量。因为，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与小说神奇的想象力、精彩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丰富的文化内涵、纯净的文学语言一样，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我们看到，当代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影响力日益下降，渐渐失去它在社会生活中理应占据的更重要的位置。这种状况不能不说与文学作品中缺乏有震撼人心、具有一定审美价值、高层次的文学人物形象有极大关系。

我想，在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的构成缺乏一定的精神深度。也可以说，我们的文学人物大多数尚属“平面”，而非“立体”。一方面，文学人物太过于粘着生活，作家对人物的体验难以超越物质的力量，人物也就很难将我们带入一个更具人文思考的空间，人物对于生活而言，常常是“解构性”的不是“建构性”的，简言之，人物可供阅读、阐释的空间极其有限；另一方面，作家对人物的塑造缺乏自觉性和批判性，缺乏形而上的理性引导，通过人物所体现出的精神向度是“现实”的，而非指向未来。对人物的叙述执着于“现场叙事”，难以走向诗性叙事，因此也就难以负载广阔的历史内容。

具体地说，审视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我们在人物形象的创造上有许多缺憾值得注意和反思：一是对人物形象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人物是作家源自灵魂深处的感情人格化的产物，人物支撑着整个小说的叙事、故事、主题。诚然，许多在叙述艺术上有重要特色、有突出成就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会在小说结构、叙事语言、语体风貌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最能超越不同民族、穿越时间隧道并震撼人们心灵且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依然是文学人物形象，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文学主要是靠人物形象体现其价值和效能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的写作，尤其一些有着旺盛创作力的年轻作家，将创作的重心倾斜到小说的技术层面，人物形象不再是评判和衡量一部文学作品艺术优劣的重要标准了。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大多将作品形式感的强调置于首要的位置，小说似乎更像是“小说”了，却一度忽略了文学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二是多年来，文学的“潮流化”和人物的“类型化”也是导致缺乏独特文学人物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的例子，有“十七年文学”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题，“新时期文学”的“伤痕”、“反思”、“寻根”、“新写实”等创作潮流与倾向。由于作家多从现实社会问题的性质、根源出发，确立创作动机，以某种“观念性结构”来表达当代社会和人生的见解，就文学创作的整体而言，“潮流化”必然导致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人物也就缺乏作家独到的感性体验和历史的思考深度。同时，读者审美层次的差异，阅读中的“文化从众”心理，读者间的相互影响，使一些人物形象被传煤炒作性推崇，而受“推崇”的人物形象又未必是有精神深度的形象，很多是时尚性的“流行人物”。三是作家的写作，很难超越特定时代具体的文化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氛围、价值取向、人文立场，人物总是深深地刻有具体时期的社会政治痕迹并以之主导人物的行为，人物在这里只是情节的产物，他们的地位是“功能性”的，并没有进入人物的精神—心理这一本质层面，也就是说，人物从属于故事或事件。四是始于80年代的“先锋叙事”，虽然对中国小说而言是一场“叙事革命”，但它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人物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人物在叙述中不再是被作为具有独立意义和特性的形象来表现，人物几乎与文本中的语言、结构、叙述方式相等同，发挥着“符号功能”的作用，意义的缺失，使文学人物丧失了饱满的性格和丰厚的内涵。五是市场化、商品化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冲击，人们的精神理想褪化为“破碎的激情”，作家在极力摆脱“宏大叙事”的同时，却陷入了“个人化”、“私人化”表达的困境，较少追求富于震撼力的人物心灵世界。说到底，种种外在的内在的因素，制约、限制或妨碍了作家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塑造出更深刻，更具有普泛性、超越性的人物形象。

作家如何才能挖掘人物更深层的内涵，使文学人物具有一定的精神深度？当代文学怎样才能实现人物形象塑造的突破，创造出高质量、高水准的不朽的当代中国人形象？

我认为，首先，当代作家应自信地建立起创造经典和“不朽”的信念。创造经典的信念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之源，它是作家最终的心理保障。只有这样，作家才能依靠自己的心灵，并用心灵去体验现实，精力弥满，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华，调动自己的潜能去努力探索，伟大的作品和文学人物才能出现。其次，作家要重建文学创作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立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深厚历史感和崇高价值观的日渐缺失，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写作、个人经验和内心感受，甚至个人隐私也成为主要的文学内容。文学越来越卑微和琐碎，尤其缺乏具有人格化力量、气正道大、有道德感和正义品性的理想主义人物形象。只有真正地表现人的优秀品性，人物才能具备一定程度的审美品质，才会具有永恒的终极价值，文学的书写才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才能提升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而且在美学表现上也才会有强劲的张力。第三，在所谓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我们要克服中国文化、文学形象中的自我偏见，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想象力找到一个新的凝聚点，把有关民族的文化想象、文学想象全力倾注到“中国”“中国人”上，充分显示中国文学形象的独特个性，像鲁迅那样，不断去发现“国民品性”的优劣，进行“民族精神和灵魂的重铸”。一位法国学者曾说，中国文学不能以风土人情取悦读者，也不能以政治上的反对派吸引法国读者，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作家必须写出真正的中国人，因为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比人更具有普遍的意义了。第四，近年来，许多当代作家和理论家已经意识到小说创作中“人物第一”，重新认识“创造典型”，以及进行文学创作上的哲学突破的必要。作家莫言说：“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贾平凹也痛感自己“哲学意识太差”迫切要求提高。有学者还分析，鲁迅以前的作家为什么没有创造出阿Q这样的典型？除了现代文学运动和鲁迅这样的文学天才尚未出现以外，主要在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对“精神胜利法”这种人类的和中国人身上的普遍弱点还没有哲学境界的整合认识，也没有形成文学表现方法上的根本性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说，鲁迅和托尔斯泰、加缪、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思想型作家一样，属于哲学小说家，可以说，没有鲁迅深邃的哲学意识，没有哲学上的独特发现与精辟概括，就不会有阿Q，也不会有人们对“精神胜利法”这种消极现象的警觉。既要有生活，又须通哲学；既要个性化，又须普泛性，发现人物性格的多极性与外在世界的独特关系，塑造一个不为外部世界所累、能体现一个意味世界的人，完成“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部”，这样的人物形象，才会具有巨大的精神深度，才会产生世界级的文学人物。

总之，文学人物形象的精神深度，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水平。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转变剧烈的时代，作家尤其需要对生活的高度提炼和深化。文学人物在文学叙事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应充分体现文学的、美学的和艺术感性的力量，实现时代所赋予作家的充满使命感的精神诉求。我们期待中国作家创造出更多的能体现历史厚重感、经过深刻的思想透视、有着直面人生勇气、艺术刻画精湛的当代文学人物形象。

《光明日报》2022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