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陆开明谭月月阅读

① 谭月月最终和谁在一起

这个谁会知道呢？如果你是问爱情，姻缘，这个和名字没有直接关系。
如专果你有想交往的属意思，这要先看你是一厢情愿的单恋，还是两个人相互都倾心！缘分天定，机会自己把握。
如果正在恋爱中，有没有未来,能不能够幸福，这就得看你们能不能把这份爱情经营好了。学会宽容学会珍惜，互敬互爱坦诚相待，真心换真情，未来肯定是美好的！

② 有关巴金的资料，急需！

巴金:1904年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男，四川成都人。1921年肄业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27年赴法国留学，1928年回国。1949年后历任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及第四、五届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主编。中国文联第二、三、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全国第五届人大常委，全国第六、七、八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少年作家班顾问。
曾获1982年意大利国际但丁奖、1983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5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9年6月9日，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以8315号小行星发现者的身份向国际小行星中心申报，经国际天文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的批准，该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这是一项崇高的国际性永久荣誉。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灭亡》，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明珠和玉姬》、《李大海》、《寒夜》、《火》、《憩园》、《第四病室》，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散文集《随想录》(5卷)等，译著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出版了《巴金文集》(14卷)，《巴金全集》(2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寻找出路。
——《文学生活五十年》
巴金一生写过九百多万字的文章，用过二十多个署名。用得最多的是“巴金”这个名字。这名字怎么来的呢?那还是在法国沙多—吉里小城，他写完了处女作《灭亡》，想寄回国出版，又不想用真实的名字李尧棠，就想起了一位北方同学巴恩波，相处不到一个月，他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在项热投水自杀。为了纪念他，就用了百家姓中这少见的“巴”字；这时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看到桌子上摆着巴金正在译的克鲁泡特金(1842—1921)的《伦理学》，就建议取用这个“金”字。一个很随意、很平常的署名，后来却成了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罪证”：巴是巴枯宁的首字，金是克鲁泡特金的尾字，说明他崇拜无政府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不允许有别的解释。
巴金对鲁迅的敬重也远非自今日始。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捕，6月盛传她在南京遇害，鲁迅曾写了一首《悼丁君》的诗，深沉地纪念这位优秀的青年作家的“罹难”。半年后《文学季刊》第一期上曾登了季羡林的一篇书评《夜会》，对丁玲有所批评。巴金从茅盾处得知鲁迅对在这种时候发这篇文章不大满意，便在这一期季刊再版时将它抽去了。由此还引发过季刊内部的一些矛盾，巴金也在所不顾。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我们的眼泪已经流得太多了!
给武士们当枪靶子的生活也过得很够了!
我们的血管里还流着人的血，
我们的胸膛里还跳着人的心：
我们要站起来，像一个人。
我们要坚决表示：不是任人宰杀的羊群，
我们要靠自己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对于巴金来说，‘友情是生命中的长明灯’，如今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故去了，他感到十分孤寂，于是他说：‘长寿是一种惩罚’。

③ 蚀骨宠爱，我忘了具体小说名字，男主叫陆开城，女主叫谭月月，求具体

是《豪门婚嫁：来总裁自请接招》

作者：澄澈冉杏
一场乌龙，她强惹了全城最尊贵的男人。 第二天，她被全城通缉，悬赏百万！ 当乖软萌纯的小白兔遇上狡猾奸诈的大灰狼，唯一的下场，就是被虐连渣都不剩？！ 于是，从遇见陆开诚开始，她谭月月就过上了无止尽无节操生活。
求采纳

④ 巴金是怎样一个人

一代文学巨匠巴金远行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将永久地定格在历史记忆里，他的生命激情将不息地涌动在历史档案中。连日来，上海市档案局馆工作人员追思“人民作家”巴金的人品、文品，特别是他将数千件珍贵的档案资料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的无私之举，纷纷表示要倍加珍惜巴金留下的这笔宝贵文化遗产，让它们继
续为巴金一生挚爱的祖国和人民服务。近日，上海市档案馆已在上海档案信息网上公布巴金生前捐赠的部分档案。
巴金生前对上海市档案馆建立“巴金档案”的构想一直非常支持。自1991年以来，巴金及其亲属向上海市档案馆捐赠了数千件各种载体的档案资料，上海市档案馆已将其整理成366卷“巴金档案”，形成时间自1926年至1990年，其中有1926年巴金去法国的护照、1954年巴金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证书和发言手稿、1959年巴金致前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信、1985年巴金《随想录》的有关手稿；有巴金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巴金各个时期的工作活动、出国访问和家庭生活照片；有巴金与《寒夜》剧组的谈话录音带；有巴金的各种著作、译作和巴金著作的各种译本；有外国友人致巴金的信函和巴金荣获的意大利“但丁国际奖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及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证书等。
2022年，上海市档案馆曾举行隆重的巴金先生捐赠档案资料颁证仪式。

⑤ 有谁知道巴金的资料

巴金生平:

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官僚地主大家族。

1909年：因父亲出任四川广元知县迁往广元

⑥ 鲁迅与周作人

不能说周作人就不如鲁迅，周作人也是很强的，“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还成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应该说在当时，周作人的影响是远远大于鲁迅的。
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还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于是被冠上了汉奸等名头，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又遭到了批判，所以国内的主流趋势是对周作人不利的，所以课本上也从来不收录他的作品，应该说，周作人在文坛上的被埋没与政治是有很大关系的。
周作人的作品主要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他的作品大都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文学史上的评价）。有很多文学家甚至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要大大高于鲁迅，所以说，周作人也是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不应当因为某一方面的原因就完全否定。

⑦ 巴金的作品的主要内容和评价

《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其中《家》的艺术成就最高，是巴金的代表作。

《激流三部曲》主要从“五四”新文化思潮与封建家族制度剧烈冲突的角度，描写青年反抗家庭的革命，控诉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小说多侧面地暴露了宗法家庭统治者的顽固和专制，以及“长子继承制”的内在矛盾，揭示了封建家庭父辈人物伦理道德的虚伪和沦丧；歌颂了受新文化思想激荡的子辈人物的叛逆行动，表现了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她们的觉醒与抗争。《激流三部曲》在现代长篇大家庭衰败史小说中占有显著位置。

小说写了高老太爷、克明、克安、克定、周伯涛、觉新、觉民、琴、梅、瑞珏、鸣凤、淑英、淑华等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其中，觉慧是封建宗法伦理文化的幼稚而大胆的叛徒，是“五四”文化思潮培育的大家庭逆子的新典型。觉新是三部曲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他是宗法制大家庭溃败过程中的“长子”典型，性格复杂，徘徊挣扎于多重人事矛盾和精神冲突的漩涡之中，负载着极为深刻的时代的和历史的文化内涵。高老太爷是大家庭衰败过程中的封建专制家长。他的威权受到来自“败家子”和“叛逆者”两方面的挑战。他在内心矛盾痛苦中死去，象征着一种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这些都与现代文学中的同类人物（如曾皓、蒋捷三等）见出不同。

《激流三部曲》把现代小说自郭沫若《漂流三部曲》开始的“三部曲”形式推向成熟，为现代小说形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家》以抒情笔调，运用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等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地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扩展了现代小说人物创造的“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审美思想。《春》和《秋》中，家庭日常平凡琐细的生活描写，逐渐取代了单纯直露的情绪抒发，预示着巴金艺术风格的转变。
巴金的作品激动了几代人的心灵。他的作品爱憎分明，总能给予读者一种精神的鼓舞，奋斗的力量，伴随读者去推毁旧的世界，催化新的萌生。一个世纪以来，巴金始终生存于崇尚理想、追求光明、坚信未来必胜于现在的精神空间里。这使巴金的创作带上了鲜明的崇高品格，他总是在作品中叙说信仰的力量，呼唤春天，讴歌理想、赞美未来。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总是太阳、星光、明灯、圣火等充满光与热、能给人带来信心与力量的意象。在巴金的笔下，英雄们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爱情是高洁的，他时时在传递着一种美好的信息，即不合理的制度和罪恶的势力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许多读者正是读了巴金的作品而选择抗争选择奋斗，从而开始不懈的追求。当年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许多是由于读了巴金的作品而走向革命道路的。
青年时期的巴金（1923年，巴金19岁），跟他三哥冲破令人窒息的封建大家庭，乘船来到上海南京求学。4年后，苦闷的巴金又踏上了游学法国追求光明的征程。在法国，本想学经济学的巴金却深深地迷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左拉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文学穿透心灵的深沉力量给了巴金些许的慰藉，然而，这并不能抹平巴金心中的创伤和痛苦。正如巴金所讲：“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然地燃烧起来。为了安慰这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中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于是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诞生了。《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是一个充满矛盾、有着忧郁病态性格的青年。巴金通过这一人物的塑造，“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巴金这一名字也随着《灭亡》的问世而为人们所熟知。《灭亡》的成功，使巴金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中年以后的巴金，他强烈的激情以及对于理想世界的渴望，使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无论是《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还是《寒夜》，都曾经以真诚强烈的感情色彩，激动了几代人的心灵，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在这些作品中，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以细腻独到的艺术魅力直逼人心。他还善于撷取典型事件，营造典型环境，塑造出性格迂异的人物形象。比如《家》中人物觉新，便是一个典型。巴金不只一次地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觉新性格软弱，逆来顺受，是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是高氏家族第三代中的继业者，他不忘长房长孙的地位，不忘光宗耀祖的责任，在持家继业中，他充当了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的维护者。但他又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只因高老太爷想抱重孙的愿望就断送了他继续深造的前程；只因双方母亲在牌桌上的摩擦，就毁弃了他和梅芬的婚姻。“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新思潮的冲击，唤醒了他“人”的意识。他对封建家庭的腐败和自己屈辱的生活深感不满，但他在新与旧的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一面维护着旧家庭，一面又不满旧家庭，甚至也不惋惜它的溃灭；他一面受封建礼教的残害，一面又帮助封建家长做着害人的事情。他变成了一个两重性格的人：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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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闯入"文坛
□（二） 把心交给读者
□（三） 友情是盏长明灯
□（四）生命在于奉献
□（五） 配合治疗的最好病员
□走近巴金老人
□往事重提说源头
□巴金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
□世纪巴金与四季“收获”
□近百年文学长河中的大师形象

第二节 《激流三部曲》
《激流三部曲》是巴金的代表作品，特别是它的第一部《家》，更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巴金在《〈激流〉总序》中声称，“在这里我所欲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的一幅图画，自然这里只有生活底一部分，但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所组织成的生活之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作品所写的正是这样一股生活的激流：一方面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垂死的封建统治力量疯狂地吞噬着年轻的生命，另一方面深为革命潮流所吸引的青年一代开始了觉醒、挣扎与斗争的悲壮历程。

《激流三部曲》所反映的内容时间跨度从1919年至1924年，正是中国历史处在转折时期这一风起云涌的动荡时代，背景是当时中国还很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三部曲的第一部《家》，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庭制度的典型形态。在高老太爷统治下，这个家庭内部充满着虚伪和罪恶，各种矛盾在潜滋暗长，逐步激化。就在这一背景下，作品描写了高氏三兄弟的恋爱故事。其中高觉慧与婢女鸣凤构成了第一个悲剧事件；高觉新与钱梅芬及瑞珏构成了另两个悲剧事件。这几个悲剧事件虽然原因各异，但在一个基本点上却是共同的：她们都为追求幸福的爱情而和封建礼教及封建专制制度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她们的悲剧命运，特别是，她们的不幸都与高老太爷直接间接地相联系着。鸣凤的故事在全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她的死激化了家庭内部的矛盾，直接唤醒了它的第一个叛逆者——高觉慧。鸣凤的死与觉慧的叛逆标志着这个家族已走向盛极而衰的转戾点。在觉慧的直接影响帮助下，高觉民起而抗婚，并取得了胜利，从而进一步暴露了封建专制主义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随着全家至高无上的“君主”——高老太爷的死亡，各种腐朽的东西统统明朗化、公开化了，原先隐匿着的各种矛盾冲突统统爆发出来。于是，一方面是蛀虫般地对高家的腐蚀，另一方面是以觉慧、觉民为代表的对高家统治原则的公然反抗，它们都在同时加速地进行着，并构成了两把各自向着相反方向撕裂的钳子，把高家温情脉脉的情感纱幕撕得粉碎。《家》的巨大成功，有力地实现了作者原初的写作意图。“我要反抗这个命运”，“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1]

三部曲的第二部《春》主要描写的是淑英抗婚的故事以及与之相对的惠表妹的悲剧事件。同样写的是爱情，但和《家》中所描写的内容已有显著不同。《春》不是表现为对美好婚姻的追求以及这一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不合理的、丑恶的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摧残以及对封建专制的婚姻制度的控诉与批判。淑英和惠一样，受父母、上司之命，要与自己从未见过的，声名狼籍的男人完婚，不敢反抗的惠生病致死，而淑英则因受时代、新思潮的影响，在觉民、觉慧的帮助下，逃出了封建大家庭的囚笼。这里，《春》实际是表现了专制制度下妇女解放的主题，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使读者看到，反叛者的队伍扩大了。旧家庭的统治者也转到第二代克明的身上。但统治力量已经大大减弱了。

三部曲的最后的一部《秋》，表现了旧家庭分崩离折，“树倒猢狲散”的结局。这主要是通过对高家第二代，第三代的道德加速腐化以及整个高家已后继无人的描写显示出来的，作品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到第三代的命运上，描写了周枚与高淑贞的悲剧以及觉英、觉群的堕落。在这里，着重抨击了专制主义假手封建礼教腐蚀、摧残青少年的罪恶。随着第二代家长克明的死亡，整个大家庭的重担已经找不到任何人来承担了，因为就连长房的承重孙觉新也起来反抗了。《秋》的主题可以说着重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精神支柱的崩溃。

在《激流三部曲》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群体中，高觉慧无疑是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他是一个新人的典型。他从朴素的对劳动者的爱和对封建制度的恨出发，走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面前 ，最后又走向社会斗争。作者通过这个思想发展过程，展示了近百年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共同经历的思想历程。

这个形象是活生生的，富有真实感的，他身上的那些长处和短处都是那个时代的先进青年所特有的。他爱国，追求科学与民主，因而他不信神，反对专制主义。他平时不乘轿子，并能爱上婢女鸣凤，归根结蒂还是出于民主精神的指导。但是，他并不是已经彻底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彻底背叛地主阶级的英雄。他的思想里仍然有少剥削阶级的东西。比如，他对鸣凤的爱情就远不及鸣凤对他的爱那么坚定和忠贞。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是犹豫不决的，最后在关键时刻他恰恰忘掉了自己先前的承诺，反而在痛苦之余决定“把那个少女放弃了。”这样的描写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因为觉慧所处的环境仅仅是能够形成具有民主思想的爱情观念的环境，还不是能够实际这种爱情观念的环境。尽管觉慧的爱情观念已完全摆脱了封建阶级的情趣，开始把鸣凤的价值即人的价值放到了中心位置，但他实际上却不可能逾越那一道阶级的垒堑。他最后离家出走前的心情也是十分真实的，他和高老太爷思想上虽属不同的营垒，但他们毕竟是祖孙关系，他那恋恋不舍的心情正表现了他身上人性的一面。

觉慧在作品的作用在于：首先他揭示了主题。这个形象表明，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逃离家庭、个性解放，仅仅是第一步而已。在这方面，巴金显然超过了同时期一般作家的思想水平。其次是，觉慧作为高家的第一个掘墓人，以后在《春》、《秋》中仍不断地给这个家庭以巨大影响，这就使他成为高公馆内部这股汹涌“激流”的原动力。

质言之，觉慧是20世纪初在新思潮冲击下由五四运动首先唤醒的中国人，是封建主义大胆的、勇敢的叛逆，也是满怀热情的，不成熟的革命者。

《激流三部曲》还塑造了一个在专制主义重压下的病态灵魂——高觉新。他是一个重要的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觉新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软弱动摇的性格完全是封建专制主义及封建家族制度所造成的，他的悲剧集中反映了这种制度对健康人性的戕害。觉新原先是一个“相貌清秀”、“聪慧好学”的青年，思想进步，心地善良、正直、忠厚，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但是实际上他却因为父亲的一句话，因为择偶时一次荒唐透顶的拈阄而把前途断送了。他的聪明才智被用来做三亲六故的婚娶、丧葬、陪客、庆典的主持或帮手，必须依着长辈的意志躬行他所反对的那一切。他会变成这样，完全是由家族制度决定的，觉新是长房长孙，亦即“承重孙”，大家庭的未来这主要责任应由他来负。这种家庭结构就决定要觉新来维护这个制度，并处处对这种家庭机制起保证作用。这样，现实和理想就出现了尖锐的冲突，于是就造成了觉新性格的两重性。作品正是通过觉新人格的分裂来控诉这种大家庭制度。

觉新身上也表现出在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我们民族的懦弱苟且的国民性。鲁迅对这种性格生成的原因，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根源就在于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统治的力量。觉新所处的环境，上边有冯乐山、高老太爷，还有克明、克安、克定等长辈，他们象高高的金字塔重重地压在他的头上，使他动弹不动。除此之外，在觉新的周围还有一个无形的郐子手，这就是封建观念，这是觉新无法克服的又一道障碍。正因为处处怕别人说闲话，时时考虑“光宗耀祖”，担心高家从他手中败落，害怕承担不孝的罪名，如此等等，他每次总是自告奋勇地把头往绞索中伸去。觉新的事事退让的心理就在这种环境里形成了。

作为《激流三部曲》中塑造得最有个性的艺术形象之一，巴金对其的塑造很注意挖掘他内心的复杂性：从表面看来，觉新只是个动摇的人物，实际上他内心里却经历着新旧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巴金把这种冲突写成是民族积淀心理在西方民主思想冲击下的痛苦挣扎，从而体现出历史的深度。为了写好人物的心理活动，作者还让觉新大段倾诉自己的内心情感，并用了很多富有人情味的细节回忆，强烈地衬托出人物心境。巴金也十分注意表现觉新的人性美，他与瑞珏在不幸中相濡以沫的爱情描写构成了作品中极为动人的篇章。总之，觉新作为新文学史上动摇型的代表，中国“多余人”的代表，其艺术魅力是不容低估的。

《激流三部曲》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作品围绕高氏家族的盛衰史刻划了众多的人物，他们的悲剧命运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作品的艺术特色可以归纳为四点：

一、“家即社会”的情节典型化原则。马克思认为，“现代的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的对抗”。[2]这个观点和克鲁泡特金是一致的，巴金接受这一看法，将高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或“缩影”来写，从中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中国的整个社会动态，反映出时代的本质规律。高公馆里，发生在主仆之间，新老两代之间、夫权统治和妇女反抗的斗争之间，新旧思想以及主子内部矛盾关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对抗，就是当时社会上各种尖锐矛盾的缩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就集中体现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则。这样，作品就达到了很高的典型化程度。

二、注重发掘人情美的人物塑造方法。《激流三部曲》描写的人物光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个，他们性格鲜明，面目殊异。巴金塑造这些人物，不似茅盾写人重在多侧面表现，也不似老舍重在形神兼备上塑人，而是重在刻划人物内心的心灵美、人性美，重在传情上。巴金笔下的人物，性格比较单纯，但这是丰富中的单纯，是外形和内心高度统一的单纯。以鸣凤、瑞珏和梅这三位女性为例，作品让她们都 和“梅花”发生联系——鸣凤在梅园采梅，瑞珏爱画梅，梅表妹则以梅为名，从而表现她们“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梅花品格。同时又着重展示她们的内心活动——鸣凤是大段内心自白，瑞珏通过日记，梅则是长篇的内心倾诉，这些心理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想到别人，想到对方，从而表达了巴金毕生以求的一个“爱”字。这就使这三位女性形象极其感人。

三、以事件为主线索，以场面串连故事的结构特点。《家》中的学潮、过年、军阀混战、鸣凤之死……《春》中海儿之死、蕙的婚礼、淑英出走……《秋》中的枚的婚礼、蕙的安葬直至大火、分家，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联结在一起，构成了网中的结，并通过场面的描写把各种人物汇聚拢来，再往下一个事件推去。而前后场面常有所呼应，形成作品的完整性。

四、带有作家强烈道德判断的风俗画描写。对吃年夜饭的描写，对放花炮的描写都异常精彩，但作家的目的全在于揭示这些风俗画后面的阶级对立，因此作家写它的目的在于否定这些风俗画。这同沈从文的风格就全然不同了。

《激激流三部曲》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激流三部曲》是反映五四运动的长篇小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可惜的是文学作品却没能够加以刻划。《激流三部曲》虽然不是直接描写五四运动的，这场运动仅仅是作品的背景，但是它却充分表达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反映了那一代青年人的奋起和追求，表现了新观念在我国土地上诞生。因此，《激流三部曲》就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中描绘“五四”时代的一幅杰出的社会生活的插图。

其次，《激流三部曲》是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描写封建大家庭的兴衰史并集中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小说。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封建家族制度的攻击是从鲁迅就开始的，这一主题从我国现代小说诞生起，就吸引了进步作家的注意。然而，继鲁迅之后，真正把这一主题加以推进和取得重大发展的，也唯有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这部作品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激流三部曲》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抨击这一罪恶制度的一座丰碑。

第三，《激流三部曲》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这一体裁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接受西方影响，各种文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也不例外，它在摒弃了中国旧传统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后，必须努力地去创造适应新观念的新内容和新形式。这种创造大体是沿着几条路线进行的。一是以学习西方小说的艺术形式和技巧为主，适当吸收我国传统的表现手法，二是以学习我国民间口头文学为主，辅之以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三是基本采用我国传统的章回体形式来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第一类以茅盾和巴金为代表，第二类以老舍为代表，第三类以张恨水等通俗小说作家为代表。在第一类中，茅盾和巴金又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路子：茅盾较多地吸取了欧洲文学的现实主义及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巴金却较多地吸收了法国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对旧制度批判的巨大热情。因此，茅盾的作品就常常偏重于客观的描绘，而巴金的作品却常常偏重于情感的抒发。《激流三部曲》正是巴金这一艺术风格、特点的集中表现。它的问世不仅标志着我国现代中，长篇小说已走向成熟，而且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中、长篇小说形式更趋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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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走出网友评价巴金的局限与片面
home 发表于 2022-10-24 15:36:00
今年的10月，新闻热点频出。巴老仙逝，无疑又是众多热点中的抢眼新闻。品读媒体报道，“伟大”、“丰碑”、“巨匠”等赞美之辞，一次又一次撞进读者视线。但是笔者也注意到，在如何认识巴金的问题上，有些现象发人深省：

在网上留言中，
一些网友对巴金的“伟大”之说持有异议，但立即遭到不少网友的反驳，但是反驳者也大多没有说出巴金到底伟大在哪。

在某网站做出的一项“你认为巴金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的调查中，“你读过巴金的著作吗”项目中，多达74%的人表示“读过一些”，读过很多和没读过的，分别只占16%和4%；在“你最喜欢的巴金作品”项目中，多达78%的人选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在“你认为巴金作品中的哪些东西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社会”项目中，尽管选择比较平均一些，但是“追求自由”仍然占到了近55%；在“你认为巴金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项目中，“说出了真话”占44.26%，“使万千青年走上进步道路”占41.86%，“写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占40.74%。

尽管在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对巴金的描述还大多停留在其著述成就，人生历程等简单层面，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等不同角度全面系统介绍巴金的报道还非常少，但是只要从不同报道形式的零散文字中认真品读，除了等身著述以及作品的巨大影响，巴老仁爱、忠诚、正义、自律，人道主义等高尚品格尽显无疑。这，都使巴老无愧于“伟大”的评价。

网上有关巴老是否“伟大”的争论，我以为是对中国文化与一代文化名人的认知困惑。作为一种现象，这与网上的调查结论有了某种因果联系——在当今中国读者群中，大多数人对巴金的作品只是“读过一些”，而且所读又大多数为“《家》、《春》、《秋》”这样的早期作品，这就必然形成了对巴金的认知只限于其作品，对其作品的认知，又仅限于“追求自由”之类的历史概念，从而又导致了对巴金一生最大贡献的评价相对片面。

巴金是否伟大，不是哪个人随便定义的，也不是他的作品所能完全透视的。十年动乱形成了一个文化断代，巴金几乎被一代人所忽略；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又让人们无暇他顾，用于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巴金还是“《家》、《春》、《秋》”的代名词，巴金也还停留在历史中，这显然与其伟大作品、伟大人生所应产生的影响不相称。静下心来，历史地、客观地品评这位世纪老人，从其浩如烟海的作品及生活细节中，抽象出当今社会至为稀缺的精神与文化内涵，当是媒体及其他文化、教育从业者的神圣职责

巴金留给

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并不在于他写了多少，写了什么，而在于，他笔下的艺术形象的生命力能经得起多么长久的时间的严峻考验。一个作品不管造成过多么轰动的效应，如果不能跨越产生它的历史时代，总是免不了给人以生命苦短感觉。艺术的永恒性固然受到当代西方文论的质疑，但是，伟大的艺术的标志却是跨越历史语境的，在作者的肉体已经化为青烟，作品中的事件已经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的条文的时候，作品中的人物却能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感动，这样的作品，就是不朽的文学的经典。而这种永恒的感染力的奥秘在于，形象的与日俱增的可阐释性。

写作《家》时，巴金27岁，书中的人物和他的读者一样年轻，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封建礼教在崩溃的过程中，仍然在摧毁年轻人的生命和青春，这样的悲剧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正在成为过去，但是，他的《家》《春》《秋》中的人物群像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

像觉慧那样，幼稚而大胆的叛徒，虽然，本是针对旧礼教的，他的名言“大胆，大胆，大胆哪”本是来自法国丹东，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有了超越历史语境的解读。邹荻帆在他的诗集《跨过》中写过，读了《家》而走向革命。如果说，觉慧留给后代的形象在艺术上的可阐释性还比较单纯的话，那么觉新提供的可阐释性，就相当丰富而且有弹性了。在他身上有着难以穷尽的、多元的矛盾：五四的理想追求和封建宗法体制的重压；对家族罪恶的厌恶和长房重孙的继承人的责任；对兄弟反抗的同情和摧残亲人的附和，等等不一而足。他的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的腐朽性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交织在一起。这就造成了他的多重人格：集觉醒者、牺牲者、殉葬者、帮凶、自我摧残者为一体。他的丰富性，可能比之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典型周朴园、吴荪圃更加多元。正是这一点为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留下了常读常新的余地。这种多元性是在几个系列人物的群象之中获得生命的，从正面说，除了觉慧以外，还有觉民，从反面说，有向其施加压力的精神颓败的长辈。值得一提的还有女性群像，鸣凤、瑞珏、梅表姐、淑英、翠环。所有这些形象都因为与觉新的精神紧密联系而显得充盈丰满。在这样的大家庭多元的人伦关系中，巴金的情感和才气往往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当巴金完全离开了大家庭的背景，完全写社会活动的时候，他的笔力就失去了特有的魅力。就连抗战三部曲《火》，他也不能不承认失败的宣传之作。但是，正是这个巴金，在1949年以后，当茅盾、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由于不适应新的历史形势，都不得不沉默了以后，他却很快唱出了英雄主义的颂歌，带着鲜明的宣传色彩，这里包括以黄继光为原型的《黄文元同志》和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的《团圆》。这是因为，他早期本来有一种英雄的热情，这在最早的作品《灭亡》中表现得很明显，不过那是孤独的英雄。到了新的历史时代，他放弃了个人化的英雄人格，认同了集体英雄。他把从少年时代就积蓄起的热情孤注一掷。他是真诚的，然而，可以想像，绝对是不轻松的。

在来自国统区的卓有成就的作家中，他是最早最多产的一个。在这方面他和早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却在创作上保持着沉默的茅盾几乎形成对比。他的热情甚至还使他成了一个积极的社会流动家。他对新时代、新话语机制的感情投入是惊人的，比之活跃的老舍更为到位，老舍始终没有学会写新式的，尤其是战争中的英雄。他写朝鲜战争的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和巴金的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相比，是十分粗

⑧ 巴金的资料

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巴金生平: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 ，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22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22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巴金著作书目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克刚等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
《雾》(“爱情的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新中国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雨》(“爱情的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良友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又名《激流》)1933，开明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巴金自传》(传记)1934，中华
《电》(“爱情的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良友
(《雾》、《雨》、《电》合订为《爱情的三部曲》1936，良友)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
《忆》(回忆录)1936，文生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生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短简》(散文集)1937，良友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文生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O，开明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生
《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无题》(散文集)1941，文生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生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生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生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生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良友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生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
《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文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文
《巴金散文集》1955，人文
《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
《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儿
《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儿
《—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青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文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文
《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文
《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
《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
《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
《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文
《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文
《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
《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文
《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
《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
《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1文集)1982，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
《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文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
《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
《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
《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
《巴金散文选》1983，文联
《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1983，四川人民
《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
《童年的回忆。(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
《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
《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
《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
《巴金全集》(1—6卷)1986—1988，人文(未出齐)
《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
《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
《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
《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
《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
《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

翻译著作：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开明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彼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开明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
《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生
《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文生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生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生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尔岑著，1940，文生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O，文生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生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生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生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生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文生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平明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翻译著作：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开明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彼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开明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
《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生
《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文生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生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生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尔岑著，1940，文生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O，文生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生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生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生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生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文生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平明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
一代文学巨匠巴金远行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将永久地定格在历史记忆里，他的生命激情将不息地涌动在历史档案中。连日来，上海市档案局馆工作人员追思“人民作家”巴金的人品、文品，特别是他将数千件珍贵的档案资料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的无私之举，纷纷表示要倍加珍惜巴金留下的这笔宝贵文化遗产，让它们继
续为巴金一生挚爱的祖国和人民服务。近日，上海市档案馆已在上海档案信息网上公布巴金生前捐赠的部分档案。
巴金生前对上海市档案馆建立“巴金档案”的构想一直非常支持。自1991年以来，巴金及其亲属向上海市档案馆捐赠了数千件各种载体的档案资料，上海市档案馆已将其整理成366卷“巴金档案”，形成时间自1926年至1990年，其中有1926年巴金去法国的护照、1954年巴金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证书和发言手稿、1959年巴金致前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信、1985年巴金《随想录》的有关手稿；有巴金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巴金各个时期的工作活动、出国访问和家庭生活照片；有巴金与《寒夜》剧组的谈话录音带；有巴金的各种著作、译作和巴金著作的各种译本；有外国友人致巴金的信函和巴金荣获的意大利“但丁国际奖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及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证书等。
2022年，上海市档案馆曾举行隆重的巴金先生捐赠档案资料颁证仪式。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 ，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22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22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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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1904年生，四川省新繁县人，原名李芾甘，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巨匠。鲁迅在三十年代曾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巴金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多方面的贡献，但其最主要的贡献是在小说创作方面，他是我国现代具有独特风格、在国外有广泛影响的杰出小说家之一。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家》、《春》、《秋》、《雾》、《雨》、《电》。1962年出版了《巴金文集》，1981年荣获但丁文学奖。

巴金是从创作散文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从1927年起到解放前夕为止，始终没有间断过散文创作。巴金的散文不仅数量多，形式多样，题材丰富，而且以抒情的色彩和质朴的笔调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成就。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既是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勤奋多产、文质兼美的杰出的散文家。巴金的散文作品很多，如《海行杂记》、《旅途随笔》等旅行游记；《忆》、《短简》等传记性的作品；《怀念集》、《无题》等怀念回忆性的作品；《梦与醉》、《龙·虎·狗》、《废园外》、《随想录》等富于哲理性的作品，都是比较著名的。
回答者：小公主LL - 童生 一级 3-21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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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1904年生，四川省新繁县人，原名李芾甘，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巨匠。鲁迅在三十年代曾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巴金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多方面的贡献，但其最主要的贡献是在小说创作方面，他是我国现代具有独特风格、在国外有广泛影响的杰出小说家之一。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家》、《春》、《秋》、《雾》、《雨》、《电》。1962年出版了《巴金文集》，1981年荣获但丁文学奖。

巴金是从创作散文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从1927年起到解放前夕为止，始终没有间断过散文创作。巴金的散文不仅数量多，形式多样，题材丰富，而且以抒情的色彩和质朴的笔调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成就。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既是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勤奋多产、文质兼美的杰出的散文家。巴金的散文作品很多，如《海行杂记》、《旅途随笔》等旅行游记；《忆》、《短简》等传记性的作品；《怀念集》、《无题》等怀念回忆性的作品；《梦与醉》、《龙·虎·狗》、《废园外》、《随想录》等富于哲理性的作品，都是比较著名的。

⑨ 我要写一篇《鲁迅小说中闲人形象的塑造》，谁帮忙找下啊

一
鲁迅小说创作的出发点
鲁迅一生著述很多，但是具体到小说上的数量却有限，《呐喊》、《彷徨》加上荒诞小说《故事新编》，不过是三部，二十来篇小说，而且都很薄，字数加起来还不如眼下的一部中等长度的长篇小说。
鲁迅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中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却很不少。说到底，小说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篇小说在艺术上成熟度。古今中外的好小说，一般都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支撑。读者可以不注意一部小说的大段描写和议论，却可以印象深刻地记住某一个小说人物的特点。一个成功的小说人物，可以穿透时间的帷幕，从很远的地方走到我们面前。这样的人物，甚至会掩盖小说人物的原型。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因为塑造得生动成功，从而遮蔽了历史上的人物。《三国演义》的全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属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的一个大门派“讲史”的一类，根据的母本就是我们熟知的陈寿撰写的《三国志》。“讲史”的特点不是凭空去杜撰一个人物，而是拿历史上真有的人来说事。小说的《三国演义》里，根据作者的某篇布局的需要和故事叙述的进展，把《三国志》里的人物都加以了发挥，最典型的是奸雄“曹操”。我个人认为，作者之所以要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奸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曹操来映衬“忠厚”的刘备。他们是一茅一盾，谁也离不开谁。鲁迅对这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很早就说过：“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也就是说，读史和读小说不是一个读法，但是，小说里成功的人物形象，往往会掩盖历史上的真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了。讲史小说很喜欢拿古代的人说事，又安全，又方便，跟自己无关，可以随便乱讲。所以，中国古代的小说大体上来讲，都是“无我”的小说，是没有作家自己人生经历的作品。《红楼梦》也许是个例外，所以它特出于所有的古代小说之上，在现在的读者中还能够找到同感。鲁迅深通传统小说，想来对传统小说里面的优劣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所以，他做小说有一个特点，从“我”做起。
从“我”做起的意思，就是通过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同时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和判断。现代白话文小说的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挖掘个人的内心，通过“我”来拉近读者和小说的距离。第一人称的叙述表明了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东西跟“我”是有关的，自然也跟“我们”有关了。作家从遥远的“古代”，从“讲史”、“传奇”、“才子佳人”这些跟“我们”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转向自己的身边，最基本的初衷，就是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身边的故事，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关的故事。在所有这些故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能够、也不应该置身事外。
我们看到鲁迅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现代白话文的第一篇奠基作品《狂人日记》，一上来，就是跟“我”有关的。第一个“我”是小说开头的“余”：“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这句话要告诉人们的是，“狂人”不是天外来客，不是话说什么什么年间的才子佳人，也不是上古人士，他就是我们的熟人，朋友，生活在我们身边，是生活中现实的人——这里我们不说“真实的人”。第二个“我”，就是进入了“狂人”自述的“我”：“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狂人”认为“正常人”的自己的前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这里开始了现代白话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颠倒：正常的不正常，不正常的反而正常。这里是对这个中国文化而生发的感叹。鲁迅一上来就下了胜负手，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锅端了，就像下围棋一样，一子点掉了对方的大龙。
第一人称的叙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技巧，就是要造成“我”就是作者本人的阅读错觉，从而让读者产生亲近感。同时，这个“我”的叙述，也可以很方便地引出作者的判断和议论。当然，在《狂人日记》本身，作者做了一个切除手术，写了一个引子，表明“狂人”不是我，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这里摆明了就是请君入瓮的态度，兼顾了各个层面的读者的趣味和偏好。所以这篇小说发表之后，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成了针对旧文学的一个颠覆性的文本。
《狂人日记》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标志着现代白话文写作的一开始，就把目光投注在个体的人的本身上。
这当然跟整个“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源自西方的关于人的新观念的引入有很大的关系。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开头就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这个“人”源自西方的观念：“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
关于“大写的人”、“人道主义”等的观念，在这个时期大量地进入，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革命的内容。既然“旧文化”无人，那么新文学的一开始，首要的就是发现“人”的存在。
鲁迅的西学基础萌发于江南水师学堂，他在《朝花夕拾·琐记》里说他自从进了这个学校：“……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许寿裳的《鲁迅先生年谱》里也说鲁迅：“前十三年（廿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前十年（廿八年壬寅，一九零二年）二十二岁。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到了日本，鲁迅一开始决心学医，因为他父亲一直是“久病不治”，使得他们家由小康坠入困顿，其间遭受了多少的白眼和心灵的创伤，在鲁迅的心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进江南水师学堂之后，鲁迅看到了一些关于西医的书籍，“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所以，等到进入日本留学之后，鲁迅的最初愿望是要做一个医生：“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开始都想当医生，治病救人，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业。因为看到中医的弊端，又感到西医的科学，鲁迅到日本的最初想法，就是学习医学——西方体系的医学。但是，他一九○四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之后，在读书和看电影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对学医的理想产生了动摇。一九○六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 在鲁迅自己记述的这些事情里，有着很深的对于人的认识和理解。鲁迅非常不能忍受的是传统封建文化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歪曲。他在文章里回忆自己少年时期就对此产生过很大的反感：“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 鲁迅于是发现，健康的人包含了肉体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他认为当时首要的问题，是精神的问题。这后来成了他写作的一个中心的动力。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有着大量的西学内容，这些对于身处日本的鲁迅来说，必定有着非常深的影响。明治二十年之后，日本文学界兴起的“文言一致”运动，要求运用口语和白话文描写和表达身边的现实生活；接着是以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岛崎藤村的《破戒》和田山花袋的《蒲团》为代表的“自白文学”。这种自白，也是以发现“个人”“自我”为突破的。这种自我，相对于西方的基督教，而不是从汉文化而来的那种道德感。日本基督教的前锋人物内村鉴三在《我是怎样成为基督教信徒的》一书里剖析自己的内心说：“我称自己的日记为‘航海日记’，因为这日记记录了可怜的小船穿过罪恶、眼泪和无数的悲哀，驶向上苍而每天前行的历程。” 著名的学者柄谷行人对此评论说：“我们不能将此视为一种谦虚的态度。我没有隐瞒任何东西，这里有的是‘真实’……所谓自白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白形式。它强调，你们在隐瞒真实，而我虽是不足一取的人，但我讲了‘真理’。” 柄谷行人的评论一针见血，也就是说，作家坚信自己讲述的乃是真理，它表达了真实的现状和真正的内心感受。就此，柄谷行人说：“可以说，日本的‘现代文学’是与自白形式一起诞生的。” 这种感受从“我”出发，具有坚实的基础。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在这里跟日本的现代文学的起源，从根源上具有一致性。
学者们很喜欢把鲁迅的《狂人日记》跟果戈里的《狂人日记》相提并论，各种普及性的教材，也这样写，然而鲁迅的从果戈里那里得到的仅仅是形式上的灵感而已。对有着同样的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和日本来说，先走一步的日本的变化，才跟我们具有本质的相似性。鲁迅在日本期间大量阅读了日本人的著作和日本人翻译的西方著作，这些日本文学的变化，他应该非常熟悉。
就这样，鲁迅从“自白”的自我剖析的形式开始，直截了当地切入了当时问题的最根本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断定，现代白话文小说一开始，就是“有我”的写作，同时，这样的写作也才可以称为“现实主义”的写作。对于现实和人生的关心，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作家暂时还无暇顾及西方开始兴起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小说的创作跟鲁迅的从事文学的初衷是一直的，那就是用文学来改造国民的精神，来揭示社会问题。小说一开始就是功利的，而不是审美的。是革命者写作而不是知识分子写作。
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小说可以用来帮助“改良”，甚至“启蒙”和“革命”了。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小说杂志《新小说》，接着其他的杂志相继出现，有《绣像小说》（1903）、《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等。清末这些开明的学者和新闻家对于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对社会所能够产生的影响，投注了很大的关注。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在面临着现代世界的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手足无措的现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传统小说；因此，这样的小说应该被那些能够激发爱国热情、传播新观念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来替代。梁启超不仅大力倡导新小说（相对于传统小说而言——在当时，尤其是“五四”时期，人们更喜欢使用的是“旧小说”一词。本文采用“传统小说”这样一个相对温文的用法），还身体力行，给《新小说》杂志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共四章，还写了西方很多爱国志士的传记，其中写马佐尼等人的《意大利建国三杰》影响很大。

⑩ 有关巴金的资料

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1923年4月离开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断到南方和北方去旅游，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1934年秋去日本，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1935年回国参加朋友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知识分子的民间出版事业。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多次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散文游记，以及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颂新的时代和歌颂英雄为主调，并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0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巴金晚年出版随笔集《再思录》、整理出版《巴金全集》(1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由于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也由于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探索上的典型性，80年代以后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和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对象，自1989年起，全国共召开过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十几种研究年谱、传记和理论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