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茅盾小说的两极阅读现象

❶ 温儒敏的论文目录

《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2辑。
《试论〈怀旧〉》，《鲁迅研究丛刊》1980年3辑。
《略论郁达夫的散文》，《读书》1981年3期。
《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5期。
《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北大《国外文学》1982年。
《港台比较文学研究述评》，《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3期。
《重读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读书》1983年2期。
《深刻的思想 特异的构思：读鲁迅的小说〈药〉》，《阅读与欣赏（现代文学部分五》，1983年。
《〈朝花夕拾〉风格论》，《北大研究生学刊》1985年创刊号。
《欧洲现实主义的传入与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3期。
《新文学现实主义总体特征论纲》，《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2期。
《梁实秋及其文学美学论着》，《博览群书》1989年7期。
《香港文学批评印象》，《香港文学》1989年1-2期。
《梁实秋年谱简编》，《文教资料简报》1989年2辑。
《〈围城〉的三层意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2辑。
《〈肥皂〉的精神分析读解》，《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2期。
《雍容（幽默（简单味》，《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12期。
《〈狂人日记〉：反讽的迷宫》，《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8期。
《客家味：传统人文精神及其他》，《小说评论》1990年3期。
《略论胡风的文学批评》，《新文学研究》1992年2期。
《成仿吾的文学批评》，《文学评论》1992年2期。
《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说平议》，《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5期。
《周作人的散文理论与批评》，《上海文论》1992年5期。
《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3期。
《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与偏离》，《文学史》第1辑，1993年。
《沈从文怎样写鉴赏性评论》，《名作欣赏》1993年3期。
《李长之〈鲁迅批判〉及其传记批评》，《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4期。
《论茅盾的作家论批评文体》，《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3期。
《批评作为渡河之筏捕鱼之筌》，《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4期。
《历史选择中的卓识与困扰：论冯雪峰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术月刊》1994年5期。
《郭沫若其人其诗》，韩国《中国语文论丛》1994年7辑。
《剖析现代人的文化困扰：评〈废都〉》，收萧夏林编《废都废谁》一书，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
《境界》（英文），《TamKang Review》，Spring-Summer，1994。
《调整学术步履》，《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2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韩译本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3期。
《朱光潜的诗美学与新诗理论辩正》，《求是学刊》1994年2期。
《战国策派的文化反思与重建构想》，收温儒敏编《时代之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诗探索》1995年3期。
《茅盾与现代文学批评》，《文学评论》1996年4期。
《怀恋的月色--读〈水样的春愁〉》，《名作欣赏》1997年3期。
《春风沉醉郁达夫》，《中华读书报》1997年2月19日。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误读价值》，《中国文化报》1997年10月4日。
《刘以鬯小说的形式感 》，1999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
《〈梅村心曲〉的客家味及传统人文精神》，《嘉应大学学报》1999年2期。
《大学出版的根基：学术为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选题策划》，《中国出版》1999年9期。
《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1999年纪念老舍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
《关于经典化与学院化 》，《文艺研究》1999年1期。
《文化批评视野中的小说〈二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4辑。
《文学史观的建构与对话：围绕初期新文学的评价》，《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4期。
《张爱玲热的兴发与变异》，2022年10月香港张爱玲与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发表《中华读书报》2022年12月27日。
《The Image of Westerners in the Gaze of Cultural Criticism》，《 Amsterdam Atlanta》， GA，2022（2022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世界比较文学大会提交论文）。
《浅议有关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1卷。
《当代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的张力》，《现代中国》创刊号2022年。
《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科学史价值》，《文学评论》2022年3期。
《思想史取替文学史？》，2022年南京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后收会议论文集。
《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4期。修改稿又提交2022年11月首届北大论坛。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22年1期。
《北京大学中文系近期的本科教学改革》，《中国大学教学》2022年11期。
《苏联模式与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1期。
《四十年代文学史家如何塑造新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4期。
《从学科史考察早期几种独立形态度新文学史》，《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1期。
《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别、车、杜现象》，《读书》2022年11期。
《如何看待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偏激》，《中文自学指导》2022年6期。
《沈从文与北大》，《中国高等教育》2022年2期。
《鲁迅的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在东南大学的讲演》，《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9期。
《现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适应时代变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5期。
《从学科史回顾八十年代的现在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5期。
《当代文学研究的空洞化现象》，《文艺研究》2022年3期。
《科技发展与以人为本》，《文明》杂志2022年6期。
《胡风研究的祛魅与祛蔽》，《博览群书》2022年5期。
《关于现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中国大学教育》2022年2期。
《雷雨》的主人公是谁？－－北大中文系学生试卷的观点举要》，《名作欣赏》2022年4期。
《学科史的梳理与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引言》，《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2期。
《作为文学史写作资源的作家论》，《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2期。
《以个案考察切入跨文化研究》，《东方丛刊》2022年2期
《现代文学基础课教学的几点体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3期。
《扎实稳妥地推进课程改革》，《语文建设》2022年5期。
《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2022年7期。
《对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几点看法》，上海《语文学习》2022年1期。
《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2期。
《语文教育研究、文学教育与课程改革》，上海《语文建设》2022年4期。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文学传统的规范化阐释》（与胡慧翼合作），《河北学刊》2022年3 期。
《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年8期。
《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上海《学术月刊》2022年11期，又《新华文摘》2022年第3期转载。
《坚持本义 守正创新：温儒敏教授访谈》（张晓玥整理），上海《学术月刊》2022年11期。
《中文系要有“文气”》，《文史知识》2022年8期。
《“新传统”资源的利用与当代价值重建》（现代文学研究会十届二次理事会开幕辞与闭幕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3期。
《语文教育：创新之路怎样走？》（记者采访），《光明日报》2022年7月3日。
《文笔不是作文教学的第一要义》（记者访谈），《中国教育报》2022年7月24日。
《北大传统与大学文化》，《粤海风》2022年9月号。
《语文教育研究的困扰与前景》，《语文学习》2022年1期。
《北大中文系诞生100年摭谈》，《中华读书报》2022年3月17日。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是误导》，《人民日报》2022年6月4日。
《尊重史料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地位》，河南《汉语言文学研究》第1卷第1期。
《第二代学者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巨大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5期。
《在课改中切实改进阅读与作文教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2022年12期。
《说说北大中文系的“系格”》，《光明日报》2022年12月17日。
《教材，怎样改才让人满意？》，《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3日。
《语文教学中常见的五种偏向》，《课程教材教法》2022年1期。
《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华中师大学报》2022年1期。《新华文摘》2022年6期。
《丛刊改版致读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1期。（与吴义勤联合署名）。
《不妨往理性思维靠一靠》，《人民日报》专访，2022年6月8日。
《再论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与“价值尺度”问题》，上海《学术月刊》，2022年11期。
《再论“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误导》，国务院参事室“教育论坛”发表，
《中国大学的五种“重病”》，《羊城晚报》2022年1月8日。全国大多数网站转载，很多报刊转载，如《文摘报》《读者》等，凤凰卫视专题评讲。
《关注我们的文学生活》，《人民日报》2022年1月17日。
《忽视课外阅读，语文课就只是半截子的》，《课程教材教法》2022年第1期。《就语文新课标的学习谈九个问题》，《中学语文教学》2022年3期。
《“文学生活”：新的学术生长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8期，又《新华文摘》2022年第23期转《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12期转载摘。
《中国国民的“文学生活”》，《中华读书报》2022年8月22日，《新华月报》2022年第9其转载。
《高考语文（作文）阅卷方式应当改进》，《语文建设》2022年7-8期。
《北大清华人大三校比较论》，《粤海风》2022年5期。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访谈），《文艺报》2022年12月12日。
《学问与人生不是两张皮（访谈）》，《新文学评论》（湖北）2022年4期。封二刊出温儒敏简历和照片。
《语文教材编写也要守正创新》，《语文学习》2022年1期。同期封二专刊温儒敏题词“刊格不羁，立品为归，题赠语文学习杂志”。并刊出温儒敏5张照片。

❷ 茅盾小说中的时代女性以哪些为代表

纵观茅盾所有的小说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女性形象在他
的小说中占有非常瞩目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一幅绚丽多姿的女性形象的艺术画卷.在这些女性形象中,蕴含着茅盾对生活深沉思考,诉说了他寻求女性美的美学情愫,同时,也为他的小说增添了不尽的艺术魅力.正如有的论者所说:从“时代女性”的群像.终因茅盾的倾心尽力的描绘,而在文学史上
的熠熠生辉,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具有永久艺术生命力的文学形象类型。不可想象，如果没有了这些独特的女性形象，茅盾的小说将会变的多么苍白乏味啊!
也正因为如此，对茅盾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审视，成为茅盾小说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也出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然而，此前的研究大多是从“时代女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角度入手，论述他们的时代共性：也有人对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分类研究，从而区别他们共性
中的不同性。茅盾自己
就曾把《蚀》中的女性分为两种类型：即“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一类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又一类型。”其中前者恬静，脆弱，耽于幻想，思想观念较为保守;后者则刚强、浪漫、务实，思想开放。也有人将其分成三种类型来分析比较其性格差异，但都未能从更深刻的意义上，
宏观的把握茅盾笔下的所有女性形象，外在和内在的共同特征，并进一步透视作家
创作时共同的
心理机制，揭示其对茅盾小说创作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显在和潜在的共同点：
当我抛开“时代女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这些预先设定的先验模式，也抛开研究者已有的各种类型划分，仅凭自己的阅读体验去感受这些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时，直觉告诉，茅盾笔下的所有女性分明都是来自血缘关系极近的同一家族，甚之好象是同一个现象的改头换面而已。她们身上存在者那么多显在和潜在的共同点，以至于当这群看似形态各异的女子一下子涌现在眼前之时，你很难一下辨认出其中的一位是谁。即使是个性较明显的孙舞阳、章秋柳她们，似乎也和其他的那些女性有着太多的相似点。
茅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是年轻娇美、楚楚动人的，她们一出场就格外引人注目。从容貌到身材、到衣着打扮，甚至气质性格都充满着诱人的魅力，而她们美丽的种种表现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❸ 如何看待郭沫落两极阅读现象

我们已经对郭沫若的《女神》及其文学史地位有大致的了解，这里准备换一个角度，谈一谈对郭沫若的不同评价，也涉及到经典的阅读与评价问题。我们知道，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最能体现五四的时代特色，标志着新诗初期创作的最高成就。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奠定的。但据我所知，现在一般年轻的读者，对郭沫若作品不会有很大的兴趣，评价也不一定高；而另一方面，文学史的评价却很高。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两极阅读现象”。事实上确实存在两种读法：一种是“文学史读法”，注重从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考察作品，确定其特色、价值、影响与地位。当今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几乎都是这样评价郭沫若以及其他经典性的作家作品的。有一种学术界很流行的排座次的说法是“鲁郭茅，巴老曹”，不一定准确，但也可见对郭沫若的评价甚高。这也可以说是“专业的读法”。另一种读法，则是“非专业读法”，一般比较偏重个人的或行时的审美趣味，注重作品本身，不太顾及“历史的链条”。因此象《女神》这样时代性很强的经典作品，而今已事过境迁，有了历史的隔膜，读者就比较难于唤起大的阅读兴趣；加上社会上对郭沫若其人其诗也的确存在某些误解或苛求，也会影响到“非专业阅读”的评价，对郭沫若的评价也就不高。就文学接受而言，无论专业非专业，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不好轻易评判其高下。然而当今许多专家的研究论文或大学的讲台对郭沫若甚表称许，而一般读者，甚至就是听课的青年学生，却对郭评价偏低，或者不感兴趣。这就形成“两极阅读现象”，值得正视和思索。

作为专业的研究，或者在课堂上讲文学史，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消除对于经典的隔膜，特别是象《女神》这样本来时代感特别强，而今已经是“事过境迁”的经典？

“专业阅读”的评价与一般读者的理解和感觉存在大的差距，也可能是专业评价本身有问题。以往对《女神》的评价，大都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一是思想内容方面，即考察《女神》如何体现反封建以及改造社会的要求，如何代表了五四的声音，等等。常见的对郭诗的基本主题作摘句式的归纳，以及对郭诗中“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分析，都特别注重思想和内容的倾向 。这种评论能抓住时代精神特征，理解作品的内涵价值，却未必能充分说明《女神》何以能在五四大受读者的欢迎，又何以能成为影响巨大的文学史经典。其实，《女神》是诗，诗歌是主情的，很难说在思想内容方面能提供什么深刻的东西。若论反封建求民主的思想激越深入，五四读者大可不必从诗中去求觅；而且类似某些论者后来从《女神》中所归纳或引申的那些思想主题，在五四当年的各种激进的出版物中比比皆是。可见《女神》引起轰动的原因远不止于思想内容。

那么，是否加上形式的因素，就可以对《女神》的影响做出完满的解析呢？也不一定。以往许多论著都高度评价《女神》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指出其在自由体诗的建立上所作出的典范性的贡献，这是有根据的。若要考察新诗形式的流变，“郭式自由诗”自然是重要的一环。但谁也不能否认，富于独创性的《女神》毕竟又还比较粗糙，形式上并不完善。郭沫若开一代诗风，《女神》成了现代自由体诗的发端，然而郭诗那种绝对自由的写法，也给新诗带来散漫的负面影响。思想内容加上形式因素的论评，虽然可以自成一说，让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其文学价值，却仍然未能充分解析《女神》在五四能迅雷闪电般征服整个文坛的原因。现今一般“文学史的读法”都想尽量复原《女神》在当年的精神和影响，因目光多限于主题思想和自由体诗形式等方面，缺少历史的现场感，终究难于感受其独特而巨大的艺术魅力。同样，一般读者也是由于事过境迁，而专业的解析又不能补给他们历史的现场感，他们也就难于体验《女神》独特的时代审美内涵，甚至对这样一类经典“敬而远之”，不感兴趣。

所以要真正欣赏《女神》，了解其独有的不可重复之美，应当从作品——读者所构成的互动互涉的关系中去寻找历史现场感，理解当年《女神》热的原因，而不是局限于对文本的分析。这里必须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女神》激发了五四读者的情感与想象力，反过来，五四读者的情绪和想象力又在接受《女神》的过程中重塑《女神》的公众形象；或者说，《女神》是与五四式的阅读风气结合，才最终达至其狂飙突进的艺术胜境的。《女神》独特魅力的产生离不开特定历史氛围下的普遍阅读心态和读者反应。《女神》作为经典是由诗人郭沫若和众多五四热血的青年读者所共同完成的。

作为当代的读者读《女神》，如果不是满足于了解一些文学史上通常的定论，诸如思想、诗体之类，而要真正领会其作为经典的涵义，读懂其时代审美特征，就不能不充分考虑与《女神》同一时代的读者接受状况。因此，读《女神》，特别是其中那些最具有五四特点的代表作，最好采用三步的阅读法，即：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文学史读法”往往偏重于“名理分析”，非专业阅读则多是停留在“直观感受”，一般都不大注重还原历史氛围的“设身处地”；而对于象《女神》这样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的作品，不尽量“设身处地”反顾历史现场，消除历史距离带来的隔膜，就难于领略其特有的艺术价值，也难于解析那些文学史经典成功的原因。所以，读《女神》最好是把三步阅读结合起来，这大概也是除去“两极阅读”偏颇的办法。下面不妨做一些阅读的实例。

我们可以举《天狗》为例，看看怎样去进行“三步阅读”。先读一遍《天狗》，大家先抛开一切既有的结论或看法，完全投入，努力去获得第一印象：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 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吃我的心肝，
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的脊椎上飞跑，
我在我的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初读此诗，如果全由直觉感受，第一印象便是狂燥、焦灼，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又仿佛自身储有无穷的精力能量，一时难于找到宣泄的渠道，憋得难受，渴求自我扩张，简直要爆炸了。我们不急于分析这种“第一印象”，最好转入第二步，即设身处地想像是在“五四”时期，自己也是刚跳出封建思想牢笼的青年，充满个性解放的理想，非常自信，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可以按照自我的意志加以改造；但同时又很迷惘，不知“改造”如何着手，一时找不到实现自我、发挥个人潜能的机会；自以为个性解放后理所当然得到的东西，却远未能获得，因而一方面觉得“我”很伟大，威力无穷，另方面又会发现“我”无所适从，这便产生焦灼感，有一种暴躁的心态。这些只是“设想”，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有关“五四”的历史氛围尽可能设身处地，暂当“五四”人，若如此来读《天狗》，便感同身受，比较理解诗中所抒发的那种情绪与心态。接着可再转入“名理分析”，这分析也并非只是摘句式地归纳其主题思想或倾向诸方面，最好还是感受《天狗》所形成的整体氛围，或者可借用传统批评的概念来说，是充溢于《天狗》之中的“气”。这种“气”是由其所包涵的情绪、丰富的想像，以及诗的内在节奏等因素综合体现的“五四”时代读者本来其自身也有类同的焦躁感，一读《天狗》便如同触电，能在那种“气”中沟通，沉醉，宣泄。如果在设想在特定时代的阅读“场”中去感触把握《天狗》的“气”，分析就不会流于零碎、僵化，由三步阅读所达到的对作品—读者互动互涉关系的探求，有可能摆脱那种空洞的或过于情绪化的评论套式。

《女神》中诗有许多显得太散漫、太直、太坦露，是很粗糙的。如果光凭直觉印象或者名理分析，可能认为这并不成功，以往许多论者也都是这么批评的。然而如果不把形式内容分开来考究，而是着眼于“气”的整体审美，那么这些“粗糙”便另有一种痛快淋漓的阅读效应。例如《晨安》一诗，仿佛在向世界的一切大声地打招呼，全诗所有句子一律用“晨安”开头，非常单调，而且用词粗放，不加纹饰，似乎全不讲求形式。初读起来甚至刺耳，让人感觉怪异。但郭沫若是有意为之，就是要造就这种效果。他曾说过：“诗无论新旧，只要是真正的美人穿件什么衣裳都好，不穿衣裳的裸体更好” ，又说：“我所写的一些东西，只不过飞翔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舞的罢了” 。他是以不讲形式作为一种形式，一种追求坦直、自然、原始的形式；以“不像诗”来表现一种新的诗体，有意于对传统的温柔敦厚诗风来一个冲击，造成审美的逆差。“五四”时期处于大变动，青年一代追求的是新异的叛逆的艺术趣味，反精美、反匀称、反优雅成为时尚，所以类似《女神》中《天狗》、《晨安》一类粗糙的不成熟的形式更能博得读者的喝彩。就如同当今的摇滚乐、霹雳舞，也以反精美、反优雅为时尚一样。如果对《女神》的形式作如此读法，着眼于其“气”的整体审美效果，并结合特定时期的读者反应去重加体察，我想是可以读出一些新意的。

《女神》的主导风格暴躁凌厉，虽然也有一部分比较优美的诗 ，影响大的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具备并能引发这种暴躁凌厉之“气”的。结合读者反应来看《女神》，其成功主要在于宣泄压抑的社会心理，或可称为能量释放，一种渇求个性解放的能量。《女神》主要不是提供深刻，而是提供痛快的情绪宣泄。“五四”时期的读者审美需求是有各种层次的，那时的人们需要深刻冷峻（如鲁迅的小说），需要伤感愤激（如郁达夫、庐隐的作品），需要天真纯情（如冰心的诗和小品），更需要郭沫若式的暴躁凌厉。在充分满足而又造就新的时代审美追求这一点上，郭沫若称得上第一流的诗人。这样的读法，也许能站到一个更宽容也更有历史感的角度去理解像《女神》这样的经典；这些经典因为太贴近现实而往往时过境迁，得不到后人的认同。当今读者郭沫若诗歌不欣赏、无兴味的原因，主要也是“时过境迁”。当今已不再有“五四”那样的新鲜、上进而又暴躁凌厉的“气”，不再有“社会青春期”的氛围，在一般“非专业阅读”的层面上也就较难欣赏《女神》这类作品。然而文学史家说明历史，就必须体验和理解历史。这历史不光是由一个个作品的本文构成的，读者反应实际上也参与了文学发展的进程，因此，适当关照作品—读者之互动互涉的“场”，才更有可能接近历史原貌。

二

当今的研究者和读者对郭沫若的评价形成两极，跟对郭氏人格的不同理解也大有关系。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反感他的立场多变。然而如果由《女神》等作品的创作反观郭沫若的人格，也许我们对这位诗人的浪漫气质会有更多的了解与宽容，我们就不一定再以政界的标准去衡量一位文人。

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位天才，但也有凡庸的一面，这两方面交织成他的一生。惟其是天才，又出了大名，所以当凡庸的一面表露时会格外引人注目，人们容易苛求。在他的前期，主要是“五四”时期，天才表露多，几乎极至，是“至人”，即使有凡庸俗耐一面，也常被天才的光彩所遮蔽；三、四十年代以后，天才的成份越来越稀薄，扭曲，凡庸就更突出。郭本质上是一位浪漫的诗人，其天才也多表现于创作中；而当他转向从政时，诗人与政治人的歧途往往就令尴尬，俗气。不能简单断言从政=庸俗，只是说扭曲了本性去从政（或从事别的事业）才容易表露凡庸。遗憾的是现今有关郭沫若的传记极少写其凡庸一面所以没有立体感。

下面我们还是先看看闯过郭沫若人格的心理素质。如果说鲁迅像一座山，学者深稳崇峻，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海，波涛汹涌，热情奔放。

郭沫若心理属天才型，或文艺型，热情、冲动、活跃，多变是其重要特点。这可以从其创作返观。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浑身发烧发冷。 这都证明，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在文艺观方面是追崇天才、灵感、直觉的，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他还说：“诗人的心境比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
便静止着如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云翻波涌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起了的波浪便高涨着的情调。” 可见郭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灵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成。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

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论争中，郭沫若曾经很冲动地著文攻击鲁迅，鲁迅反击时称郭为“才子+流氓”，并鄙夷其所谓“创造气”。这当然带有论争的意气。但冷静地看，也还不失中肯。郭沫若的确富于“才子气”，浪漫、叛逆、爱独出心裁。如果再深入分析，可以看到郭沫若这种天才型、文艺型的心理性格跟他在少年时期的某些特殊的心理挫折有关。郭小学毕业时经历过“考榜风波”，他本来在24岁毕业考生中名列榜首，却被教师私下改定为第八。这件事使少年郭沫若第一次感受到成人世界的恶浊，促成其叛逆的、破坏性的心理倾向。此外，由家庭包办的“黑猫”婚姻更使他一度陷于心理危机，甚至想自杀，后来从歌德的诗作中汲取了力量，才振作起来，并因此而非常明确地以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我的完满作为生活目标。 这些阅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郭沫若的心理成长趋向，并不断地作为“情绪原型”或隐或现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还可以补充分析的是，郭沫若本人的生理状况也显然制约其浪漫主义的心理性格，并影响到创作。郭沫若很早熟，七八岁就发育了，性意识过早觉醒，所以很小喜欢浪漫主义作品，养成热情、敏感、多变的心性。另外，郭沫若15岁时患中耳炎，留下耳聋的后遗症，这反而强化了其他感官功能，激发“超验”的想像力类似的例子，在中外文艺史上很多见。适当关注这些由生理机制特殊性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征，也可能有助于加深对郭沫若诗作艺术特色的了解，并有助于更全面地考量郭沫若的为人及其创作生活道路。

三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

❹ 茅盾小说读后感450字

《子夜》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1896一1981创作的长篇小说，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茅盾的小说，素以全景式地展现宏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见长。《子夜》的舞台设置于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并没有截取某条小巷或某个街角，而是从居高俯视的视角，整体展示这座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的豪奢客厅、夜总会的光怪陆离、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以及诗人、教授们的高谈阔论、太太小姐们的伤心爱情，都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侧面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一全面的表现。”当然，茅盾的“大规模”“全面”描写，并不是把各个生活断片随意拼帖在一起。他精心结构，细密布局，通过主人公吴荪甫的事业兴衰史与性格发展史，牵动其它多重线索，从而使全篇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又沿着一个意义指向纵深推进，最终以吴荪甫的悲剧，象征性地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茅盾近乎以写史的态度创作小说。《子夜》的情节，是被镶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里的。小说中描写的一些情景，如公债交易、蒋冯阎大战等，都是有据可查的真实的史实。《子夜》把这类非虚构性的话语引进小说，与虚构性话语融汇、辉映，应该说是相当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文体试验。《子夜》的史诗品格，无疑得益于“诗”与“史”两种语言巧妙调适与组合。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认为吴宓的评论真正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我走过的道路》。

《雷雨前》读后感
《雷雨前》让我想到了高尔基的《海燕》。《海燕》写的是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情景。
在学这篇文章之前，老师先请一个同学读文章，另两位同学则把所听到的画出来。之后便是自己读文章，理解文章，整理文章。
“ 河里连一滴水也没有了，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乌龟壳似的。田里呢，早就像开了无数的小沟”可以看出，在雷雨前，天气是十分的干燥难忍。“可是你等着，等着，却等来了苍蝇。它们从龌龊的地方飞出来，嗡嗡嗡的，绕住你，叮你的涂一层胶似的皮肤。。。。。。。。。。。。。。。你跳起来拿着蒲扇乱扑，可是赶走了这一边的，那一边又是一大群乘隙进攻。你大声叫喊，它们只回答你个哼哼哼，嗡嗡嗡！” 苍蝇和蚊子十分的烦人和恶心，我觉得“苍蝇”和“蚊子”可以是当时社会的腐败份子。把当时的一些人比喻成“苍蝇”和“蚊子”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腐败。
“轰隆隆，轰隆隆，再急些！再响些吧！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和《海燕》中“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有一丘之貉，都期盼美好世界的到来！

读《春蚕》 分类:读后感2022.3.24 18:37 作者：yanganping | 评论：1 | 阅读：4450
前几天，我读了茅盾的《春蚕》，让我思绪万千，便写下了一点感想。下面从几个方面谈谈：
老通宝固执的认为茧厂能开，说明了旧时代农民的顽固心理和对现实的盲目、不了解，对国家未来的不关心，是典型的封建农民形象，具有封建农民特有的狭隘性心理。
他对“陈老爷”家的败认为是“长毛鬼”在阴间告了状，但想不明白为什么会牵涉到自己，也说明了封建农民阶级的封建迷信思想浓厚，对社会现实没有深刻的认识，这也就是旧社会农民的可悲之处，令人痛心。
他看到洋船经过，就满脸恨意；看到街上洋纱、洋布、洋油的出现，就把自己困窘生活的根源全部归结带有“洋”字物品的头上。由此可见，他这一类人是深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毒害，也许“天朝上国”阴影还厚厚的笼罩着他们，没有消逝殆尽。所以具有保守派的倾向----盲目排外，从后面他们养蚕的过程中也能看出。
他虽然不关心国家命运，却也痛恨洋鬼子，但他的出发点却不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这么做。他也认为是洋鬼子把铜铀都骗去了，才导致自己的穷困、欠债。但他并不知道洋鬼子如何骗去的，就凭小时听老陈老爷说过，也就跟着嚷嚷，对此深信不疑。体现了他的可悲之处，而且这种可悲之气从全身溢出，笼罩他全身。
在“收蚕”到“卖蚕”的过程中，故事情节达到了高潮。同时，也是剧中人物形象、性格渲染的最逼真、最淋漓尽致的时候。如果说老痛宝是可悲的，那么荷花不仅可悲而且可怜。同是生活在受剥削、受压迫阶层的贫苦农民，可在他们眼中，荷花比搜刮他们钱财、榨取他们血汗的人更可怕。而阿多则是他们中的早期觉醒者，渴望唤醒人们的麻木灵魂，却终因势单力薄，无法在早已根深蒂固的人们的脑海中立足。最后也只能被湮没，不再强烈挣扎。
因为有这样的人民群众、因为有这样的社会背景，老通宝一家在新的一年里又挨饿、欠债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这篇小说，我们能够看出旧社会的黑暗和残忍，为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里的人鸣不平，更应该珍惜今天的时光。努力学习，为他日展翅奠基。

❺ 茅盾小说中的时代女性以哪些为代表

纵观茅盾所有的小说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女性形象在他 的小说中占有非常瞩目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一幅绚丽多姿的女性形象的艺术画卷.在这些女性形象中,蕴含着茅盾对生活深沉思考,诉说了他寻求女性美的美学情愫,同时,也为他的小说增添了不尽的艺术魅力.正如有的论者所说:从“时代女性”的群像.终因茅盾的倾心尽力的描绘,而在文学史上 的熠熠生辉,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具有永久艺术生命力的文学形象类型。不可想象，如果没有了这些独特的女性形象，茅盾的小说将会变的多么苍白乏味啊!
也正因为如此，对茅盾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审视，成为茅盾小说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也出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然而，此前的研究大多是从“时代女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角度入手，论述他们的时代共性：也有人对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分类研究，从而区别他们共性 中的不同性。茅盾自己 就曾把《蚀》中的女性分为两种类型：即“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一类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又一类型。”其中前者恬静，脆弱，耽于幻想，思想观念较为保守;后者则刚强、浪漫、务实，思想开放。也有人将其分成三种类型来分析比较其性格差异，但都未能从更深刻的意义上，
宏观的把握茅盾笔下的所有女性形象，外在和内在的共同特征，并进一步透视作家
创作时共同的 心理机制，揭示其对茅盾小说创作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显在和潜在的共同点：
当我抛开“时代女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这些预先设定的先验模式，也抛开研究者已有的各种类型划分，仅凭自己的阅读体验去感受这些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时，直觉告诉，茅盾笔下的所有女性分明都是来自血缘关系极近的同一家族，甚之好象是同一个现象的改头换面而已。她们身上存在者那么多显在和潜在的共同点，以至于当这群看似形态各异的女子一下子涌现在眼前之时，你很难一下辨认出其中的一位是谁。即使是个性较明显的孙舞阳、章秋柳她们，似乎也和其他的那些女性有着太多的相似点。
茅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是年轻娇美、楚楚动人的，她们一出场就格外引人注目。从容貌到身材、到衣着打扮，甚至气质性格都充满着诱人的魅力，而她们美丽的种种表现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❻ 历史,材料,矛盾在小说春蚕中写到,洋鬼子怎样就骗了..... 反映了什么现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1）重农抑商，导致工业的落后
（2）反映了物贱伤农的现象。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3）迎来了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原因主要是辛亥革命对封建制度的冲击，还有帝国主义忙于一战。

❼ 茅盾的子夜的主要内容及简介！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尽管民生凋敝、战乱不止，在都市化的上海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纸醉金迷的生活，有明争暗斗的算计，有趋炎附势的各色人物。

开丝厂的吴荪甫带乡下的父亲吴老太爷避战乱来到上海，扑朔迷离的都市景观使这个足不出户的老朽——吴老太爷深受刺激而猝死。吴府办丧事，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吊唁。他们聚集在客厅，打听战况、谈生意、搞社交。

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找到吴荪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拉拢他们联合资金结成公债大户“多头”，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杜竹斋心下犹疑，赵伯韬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钱操纵战局的计划。吴、杜决定跟着赵伯韬干一次。这次合作，小有波澜而最终告捷。

因为金融公债上混乱、投机的情形妨碍了工业的发展，实业界同仁孙吉人、王和甫推举吴荪甫联合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办一个银行，做自己的金融流通机关，并且希望将来能用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交通、矿山等几项企业。

这正合吴荪甫的心意。他的野心很大，又富于冒险精神。他喜欢和同他一样有远见的人共事，而对那些半死不活的资本家却毫无怜悯地施以手段。很快地，益中信托公司就成立起来了。

这时，吴荪甫的家乡双桥镇发生变故，农民起来反抗，使他在乡下的一些产业蒙受损失。工厂里的工潮此起彼伏，也使他坐立不安。为对付工人罢工，吴荪甫起用了一个有胆量、有心计的青年职员屠维岳。

他先是暗中收买领头的女工姚金凤，瓦解了工潮的组织；当事发之后，姚金凤被工人看作资本家的走狗，而工潮复起的时候，他使吴荪甫假令开除姚而提升那个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这样一来，姚的威信恢复，工人反而不肯接受对她的处置。接着，作为让步，吴收回成命，不开除姚，并安抚女工给予放假一天。吴荪甫依计而行，果然平息了罢工。

交易所的斗争也日渐激烈。原先吴荪甫与赵伯韬的联合转为对垒和厮拼的局面。益中信托公司，作为与赵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以赵伯韬为“多头”和益中公司为“空头”之间的角斗。赵伯韬盯上吴荪甫这块肥肉，想乘吴资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产业。

几个回合较量下来，益中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下来。此时吴荪甫的资金日益吃紧，他开始盘剥工人的劳动和克扣工钱。新一轮的罢工到来，受到牵制的屠维岳分化瓦解工人组织的伎俩被识破，吴荪甫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

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决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己的丝厂和公馆都抵押出去作公债，以背水一战。他终于知道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困难。个人利害的顾虑，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来。

公债的情势危急，赵伯韬操纵交易所的管理机构为难卖空方吴荪甫。几近绝望的吴荪甫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斋身上。千钧一发之际，杜竹斋倒戈转向赵伯韬一边。吴荪甫彻底破产了。

(7)谈谈茅盾小说的两极阅读现象扩展阅读：

主人公吴荪甫是一位颇有野心和手腕的民族资本家，然而他建立民族工业王国的种种执着努力终无奈地在三十年代中国风雨飘摇的大环境下走向颓败。

伴随着故事中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大潮，作者无非是要最终证明中国要摆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挣扎的困境，迫切需要一次强有力的彻底的革新，显然这股破旧布新的力量就是新生的共产主义。这也就奠定了此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

叶圣陶曾评价茅盾为“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的小说家”，《子夜》的完成为这个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眼光对30年代中国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做了全方位的剖析，用扎实的笔力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全景图，足见作家的创作功力。

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固然为小说营造了磅礴的气势，但面面俱到的想法却因力有不逮而使作品对社会和人性的探索不够深入，虽然避免了概念化的对政治理论的图解，却也无法上升到超越阶级和时代的高度，这也是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的通病。

小说中的一系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带有过于明显的时代印记，人物的性格显得缺乏感染力和鲜明个性，甚至读罢掩卷回想里面的人物，那些阶级身份相同的人物形象，如范博文，吴芝生，杜新箨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互相之间竟会混淆起来，这一方面是我读得不认真的缘故，另方面也是由于人物个性的缺失罢。

叙事风格上按部就班的平铺直叙也限制了这部小说的艺术个性，我们在阅读一些优秀的小说作品时，经常也会看到一些叙事上的留白，情节上的交错和时间的静止和跳跃，用以增添小说艺术上的美感。

然而茅盾就像是一位授课态度极其认真的老教师，为读者细心的讲解每一个解题步骤，清晰而完整地刻画出了故事情节发展的脉络，却压缩了读者想象的空间。小说时间轴上的刻度都是细密而平均，却少见一些仿佛在时间静止状态下出现的美妙意境。也许这不算是什么缺陷，只是我个人的审美倾向罢了。

私以为《子夜》中最失水准的地方是对几个罢工场面及前后的描写，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部分描述中感叹句明显增多了，偏离了一贯客观和冷静的描摹与讽刺。

“她们的全心神都沉浸在另一种雷，另一种风暴里！”

“被压迫者的雷声发动了！”

“闸北的大小丝厂总罢工下来了！“

茅盾在这些描述中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掩抑的兴奋和激动，显然是投放了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深厚感情。但是作品中也对运动中的盲目左倾进行了揭露，算是缓和了一些感情上的失控。

然而茅盾到底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肃的资深作家和左翼文学的领军人物，在这一时期与创造社的一些只识打标语喊口号的跳梁小丑还是有着本质区别，所以政治立场对他小说艺术的戕害也是有限度的。《子夜》中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小人物的刻画和场景的描绘。

如吴荪甫的舅父老乡绅曾沧海，他先是对一本《三民主义》像神一样的跪拜，后来又对闯进家里的暴动农民说最恨国民党，真是构成了对人物性格的绝妙讽刺。

还有吴荪甫扶植的手下屠维岳，作者很着重对他的神态进行描写，并在对其言行举止的叙述中将一个冷静、精明、狡诈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了。

作品中的几个“堕落”女性妖媚迷人的形象也都描画的较为丰满，如交际花徐曼丽，“双重商业间谍”刘玉英等。她们自然也是在这个艰难的时事下挣扎着寻求出路的小人物，但因其身份和手段的特殊给人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