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麦子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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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刘庆邦小说怎么还是你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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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寻找一篇短篇小说。大概意思，农村姑娘到大城市打工，在饭店当服务生，在饭店门前花坛种麦子

应该是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麦子》

❺ 刘庆邦短篇小说选怎么样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看。既然“好看”，那就说明他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 刘庆邦的短篇可以说是呈现两种不同的面貌。一种如《走窑汉》《血劲》，写的是地下，煤窖的黑暗世界，风格冷冽干脆；一种如《鞋》《外衣》，写的是地上，乡土的人情世界，风格温润美丽。 《走窑汉》发表于1985年，可说是刘庆邦的成名作。我觉得，这个小说把短篇小说的能量发挥到了极大的限度。 这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马海州的妻子小蛾被矿工队长张清玷污了，马海州用刀子刺伤张清的胸膛，获罪入狱，在狱中救人立功，提前释放，回到矿场。 这是小说叙述过程中的回忆交代，是这个复仇故事的原因。小说的开始是，已经出狱后的马海州同张清一起下井。看他是怎样复仇的。 在下矿井劳作时，马海州时时跟着张清，也不说话，甩都甩不掉。他身上总是带着一把刀子，不时拿出来把玩。他的复仇，不动声色，却光明正大，用这种持久的威胁来摧垮张清。下了班也是，马海州和小蛾一起跟着张清。每天都在张清的楼下喊：“张书记。”他喊一句，她喊一句。在一次下矿井工作时，张清的场子塌了，他被活埋，在他附近的马海州却是奋力地把他救出来。张清以为有和解的希望，就拿酒到马海州家酬谢，马海州不让进门，又叫小蛾过来，小蛾把张清带过来的酒直接从门里扔到门外，酒瓶全碎。那天晚上，马海州和小蛾来到张清家，马海州拿一个薄铁片在张清脸前，张清就是趁马海州不在家用那种铁片开了他家门玷污了小蛾。 在这个，没有任何肢体冲突的复仇过程中，马海州施加在张清身上的都是精神的重压，张清终于在这个晚上，疯掉了，也可以说是，被逼疯了。几天后张清跳窖自杀。也是在同一天，小蛾跳楼自杀。 人物有丰厚的可解读性。 首先来看小蛾。她被张清玷污后，决意要自杀的，但是丈夫马海州刺伤张清被抓走时说：“田小蛾，不许你死！”然后，小蛾经受了诸多的羞辱，比如被人扔瓦块，门上被挂破鞋。她都忍下来。丈夫马海州在狱中时，她辛苦种地，收获比别人多的粮食。“这个女人身上的补丁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瘦了。”——清苦的生活。原来她都把钱积攒起来，马海州出狱，她给他一个砖头似的布包,里面是大大小小的票子。马海州并不稀罕这钱，冷冷地说：“我以为你早不在人世了呢。”从此，马海州对小蛾，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态度。爱，就是最开始那种浓烈的爱情，挥不走的爱；恨，因她是被玷污之人，这是他心头抹不去的阴影。于是，小蛾就成了他，爱愈深恨愈浓的心结。而小蛾，就这样承受着，那炽热的爱，和浓烈的恨。这些扭曲了的爱和恨。他帮着丈夫马海州复仇。张清跳窖自杀，小蛾随即也跳楼自杀。——如此丰满的人物形象，她身上的人性能量，也只有小说可以字字珠玑地刻画，一旦用具体词汇来形容，就毫无分量了。 小说的结尾，也就是最后一段，马海州听到小蛾跳楼自杀的消息时，是这样的： “马海州呼地站起来……可是，他又坐下了。” ——无疑是经典有力的结尾。故事讲完，戛然而止，冷静干脆。人物性格心理得到照应和超越。 来看怎样的照应。小说里写了几笔马海州从前的状态：那些天，不到临下井的前一刻，马海州绝不离开妻子，匆匆离去，往往半道上又匆匆返回。那时候，“他们幸福得差不多每天都要落泪”。说明马海州从前是柔肠百转的一个汉子。妻子小蛾遭玷污，他入狱。出来之后，必定不再是从前的他。他一心想的，就是复仇。他的复仇，不是对敌人肉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在这复仇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冷静、耐心、执着、果断都让人钦佩到感动。小说还写了一个细节，一个工友家里失火，什么都烧没了。马海州二话没说，一把甩给工友两百块钱。他的慷慨，仗义，又是让人钦佩的。于是，在这样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侠骨柔肠的汉子身上，他要做的事情却是复仇，是把一个人逼死。他心里装着的，是再也无法找回的爱情，是满满的恨。这个人物，也让人心生同情和心疼了。 再来看结尾，小蛾死了，“马海州呼地站起来……可是，他又坐下了。”——再多的阐释，都不及这几个字的力量。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走窑汉》，选自《刘庆邦短篇小说选》，作家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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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前沿”

【主持人的话】

首期论坛点评公布后，受到多方师友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教，令我们感动不已。唯一的图报之途，就是加倍努力。
本论坛设立的初衷之一是重倡“纯文学”的艺术标准，以对抗流行标准的“大势所趋”。同时，我们也提出，“纯文学”的概念需要拓宽。随着研讨的实地展开，我们越发感觉到拓宽的必要性。一方面，80年代元气丰沛的先锋革命如今只剩流风余韵，甚至变成装腔作势的“伪先锋”，这一脉作品实在已撑不起文学的大梁。另一方面，给人带来强烈精神震撼的大都是虽在“怎么写”方面不出奇，却在“写什么”方面有作为的作品。我们认为，“纯文学”之“纯”，既包括新形式的突破，也包括新经验的开拓、新体验的探索。特别是，在有大量触目惊心的新的社会现实尚未被文学有力地表现、甚至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环境中，如果我们仍然仅从“怎么写”的角度来判断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就必然使“纯文学”这一概念陷于狭隘苍白，也会使自己陷入可怕的盲区和麻木不仁。说得更直接一些，今天重树“纯文学”（或许应改用“严肃文学”的说法更合适）的旗帜，既需要艺术的标准，也需要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更公正地评价文学的创作实绩，更好地引导文学创作潮流。在我们的心目中，真正“好的文学”应当赢得的是读者的尊敬，而非仅为把玩者的雅兴，更非顾客的青睐。
本期点评中，我们对描写“底层”的作品予以了特别关注。随着“三农问题”讨论的深入，文学中“三农小说”也接连出现。《人民文学》第3期的《马嘶岭血案》和《当代》第2期的《麻钱》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何既及时肯定这些作品的现实意义，又在文学史的脉络中把握其进退得失，并在思想性和艺术性间把握平衡，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在这一期中，我们也尝试了一些新的点评方式。
首先，加入“插话”。在讨论中，有的作品引起极大争议（如《人民文学》第3期的《师兄的透镜》），双方各不让步。我们决定用点评者“主述”，“持不同意见者”“插话”的方式，把争论的面貌展现出来。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希望通过这样的争论，让众声得以喧哗，并且砥砺出真正严肃、诚恳、有性情的批评。
其次，加入“特别推荐”。由于各种限制，我们的论坛目前只讨论小说。但是，有些作品属于“跨文体”，如《大家》第2期的《半月门》，《上海文学》第4期开始连载的杨显惠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处于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之间。对于这些作品，我们采用了“特别推荐”的方式。希望此方式既能保留好作品，又能呈现小说样式的发展变化。
第三，加入新期刊。论坛点评的期刊应该是最能代表当代文学创作水准的期刊，它们必然是有进有出的。我们期望将论坛办成一个“流动的圣坛”，不断有生机勃勃的“小刊”进入，也难免有老迈腐朽的“大刊”退出。本期新加入的是上海的《萌芽》。自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以来，该刊已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广大中学生的写作模式。它不但是“八十年代作家”摇篮，也将孕育更年轻的后来者。对于培育“萌芽”的《萌芽》，需要投以更耐心持久的关注。为此，我们特邀青岛海洋大学文学院的徐妍副教授专门点评《萌芽》。徐副教授专治少儿文学“成长小说”的研究，也是北大毕业的博士。她的加盟，使我们的论坛更加壮大，也更加开放。

看《当代》

云雷

本期《当代》没有发表长篇小说（这或许与该杂志从本年起开始编选《当代•长篇小说选刊》有关），不过推出的几个中短篇都分量沉重，显示其不愧为当代文坛的现实主义重镇。
宋剑挺的《麻钱》（中篇），在目录中被放在“中篇小说”栏的最后一篇，却是本期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篇小说。小说以关二生与梅叶夫妇为中心，写了三对农民夫妇在窑厂打工的艰苦生活。在这里，不但劳动是辛苦的，安全是无法保障的，甚至连最低限度的维持劳动力“连续再生产”的基本生活条件都不具备。为了多挣些钱，这三对夫妇不仅白天要去运八九个小时的砖坯，晚上还要去整晚“出砖”，其中一位（刘干家）因疲劳过渡在窑塌时被砸死了，他的妻子却只有顶替他的位置继续做下去。他们这样的拼死拼活，换来的报酬却并非活人可以用的现钱，而是一种据说在阴间通行的“麻钱”——这并非寓言，工头说一个“麻钱”当二百块钱，但没有人知道这些“麻钱”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到底能不能兑现。在小说的最后，关二生夫妇要回家，百般乞求也没有把“麻钱”兑换成现钱，他们只有带着辛苦劳作一年所挣得的13个“麻钱”回家了。
从题材上看，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延续，但在价值立场上，它终于突破了在“发展是硬道理”和“道德同情”之间的犹疑暧昧，不含混地站在了“底层”一边，因而作品在悲剧性和批判性方面都远胜于“冲击波”。小说写得细致而不烦琐，冷静而不平静。没有丝毫抚慰式的幻想，将平实真切的语调贯彻始终。小说客观地写出了当下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处境：在农村的生活是艰辛而无望的，而外出打工却又是饱受欺凌与侮辱。有学者早就指出“青年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政治”，此篇小说通过文学方式的细节描写，又将这一问题鲜明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如果将《麻钱》与这些年来类似题材的作品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其在当代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上显示出的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比如，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后改编成电影《盲井》），也是通过两个打工农民的故事（矿井塌方后一人害死另一人以从中牟利），显示了我国农民工的残酷处境。但小说、电影都与刘庆邦以往“连环套”的故事一样，过于注重戏剧性，着重点在于对“人性”的复杂的揭示，这似乎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深刻性，却与大地上真切的苦难擦肩而过。相比之下，《麻钱》没有《神木》与《盲井》的酷烈，它揭示的苦难甚至因为“数目的力量”而变得普通，但却是对普遍的不公正的一种抗议：当农民连起码的生活都无法保证时，当他们在这世间除了侮辱与欺骗什么也无法得到时，当他们无论怎样辛苦都无法改善自己的处境时，他们的精神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虽然小说中所显示出来的只是农民的乞求与沉默，作者也少有“怒其不争”，只是深切地“哀其不幸”，但这沉默也是“可怕”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农民的处境依旧堪忧，如何真实地面对与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这篇小说提出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关注中国现实的人所不容回避的。近年来“三农”问题已被广为讨论，但在文学艺术中却很少得到反映，《麻钱》可谓这一题材小说中的优秀之作。
夏天敏的《银簪花》（中篇），是本期杂志小说栏目中的头条，写的是一个回家的儿子，被父亲与妻子误杀的故事。小说的语言很有表现力，故事也很让人意外，但所要表达的似乎仅限于一个故事，故事背后缺乏有机的社会思想内涵。
其实类似的故事，在文学史上已有人写过。加缪的戏剧《误会》写的是回家的儿子被母亲与妹妹误杀的故事，而贺敬之早期的叙事诗《红灯笼》写的则是回家的儿子被父亲抢劫杀死的故事。在《误会》中，令人震撼的还不在于母亲与妹妹误杀了回家的儿子，而在于妹妹对误杀哥哥并不后悔，其中的冷漠与孤独与《局外人》是一脉相承的。而《红灯笼》则将误杀的原因指向了社会层面：农村的凋敝与农民的贫困。对农村惨状的关注与戏剧性（以及诗性）的表达方式，为作者后来写作《白毛女》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与这两篇相比，《银簪花》在叙述上更讲究，语言也很华丽，内容上加入了不少情欲的故事，但并不能让人思考或感动。——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叙事艺术的问题。
《银簪花》与《麻钱》一样，都可以说是“三农”题材的作品，仅就艺术性与叙事的复杂性而言，似乎比《麻钱》略胜一筹，但缺乏《麻钱》所具有的质朴与冲击力。这也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艺术怎样才能更切近现实，而不是凌空虚蹈，仅仅成为叙述的游戏？
锦璐的《双人床》（中篇），写的是爱情在时间流逝中的变迁，这篇小说以时间为线索，展示了一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对爱情的感受与看法，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时代的变化。另一条老人的线索，与之隐隐对照，展现了不同时代爱情的内涵。小说中那两张白天并在一起，晚上分开的“双人床”，也具有了象征意义。小说对人物的心理把握得颇为细腻准确，一些段落很精彩，写出了城市男女在现实中的复杂体验，比如，“感情为生活让位”的困窘与无奈。
将《双人床》与《麻钱》等小说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城市与农村题材小说开掘角度的不同，前者注重情欲与情感的复杂纠葛，而后者关注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显露了中国当前社会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
徐则臣的《花街》（短篇）讲述了一个修鞋匠与旧日妓女长达数十年的感情故事，在儿童单纯、好奇的目光中，故事的讲述显得尤为复杂，并具有一种神秘色彩。作者叙述技巧圆熟，细腻而柔和的语言，使小说有一种独特的气息。
此外本期《当代》还有5篇小说，另一篇津子围的《谁最厉害》有目录而无正文，实际上在杂志的第1期已经刊出，这是《当代》这样的杂志不应有的纰漏。

《当代》2022年第2期推荐篇目
宋剑挺：《麻钱》（中篇）
锦璐：《双人床》（中篇）
徐则臣：《花街》（短篇）

看《十月》

云雷

本期《十月》整体质量明显高于上期。其中值得注意的仍是“小说新干线”栏目，本期重点推出的是马炜的两篇小说，此外的几篇也各有特色。
马炜的《回家》（中篇）是一篇具有先锋小说色彩的小说，责任编辑宗永平在评论《对梦魇的解释》中说，“作者对叙述掌握的从容和老练以及叙事穿插的变幻莫测，让人有种如入迷宫的迷幻和诧异。但这又不是炫技，相反解剖刀般准确的语言具有一种富有质感的朴素，字里行间弥漫着智慧的氤氲。”这是很恰切的评论。
小说以乔叶到杭州后的生活以及他的死亡为线索，展示了他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在小说的最后，这位喜欢吹萨克斯《Go home》的亡命者死于非命。这篇小说的成就主要在叙述上，在此，作者显示了他深厚的功力与娴熟的叙事技巧。
马炜的另一篇小说《十万个为什么》（中篇），写的是一个有些诡异的爱情故事。小说叙事出人意料，对天文知识的大量运用，以及对“奇观”的反复渲染，也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想像空间，这在当代小说中是很少见到的。文章分节小标题的方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不过就总体而言，似乎单薄了一些，与《回家》相比略为逊色。
李铁的《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篇）中的女主人公崔喜是生长于农村的一个女孩，她嫁到了城里，小说以细腻的笔法刻画出了一个在城市生活的农村女子的形象，自卑与自尊、爱情与家庭，渴望与压抑，紧紧交织在一起，展示了她从农村到城市过程中心灵的变化，虽然没有包法利夫人、嘉利妹妹那样深入而典型的揭示，但也展示了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一些女性的心灵悲剧。
陈世旭的《七彩路》（中篇）是本期刊物小说的头条，被单独列在“第一阅读”栏目中，可见是受到相当重视的。小说写的是常务副市长陈火林在工作与生活中的烦恼与矛盾，从不同角度写出了处身官场中人的无奈与矛盾，“七彩路”可以说是仕途的一个象征，它在小说中指一出同名话剧，也指一条经常出事故的政绩工程。但小说的人物却似乎只能得到读者有限的同情，缺乏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正如小说中对戏剧《七彩路》的描述，“这出戏叫《七彩路》，……主题没有什么新意，……”

《十月》2022年第2期推荐篇目
马炜：《回家》（中篇）

看《人民文学》

魏冬峰

在现实主义写作历史上，阶级差别和对立一直是被反复表现的主题，但自80年代以来，它一直因各种原因被消隐或遮蔽。此种意义上，本年度《人民文学》第3期头条推出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中篇）令人振奋。它呈现的不仅仅是抽象的“人性对立”，而是在一个阶级分层重新成为现实的社会背景下，着力于展现存在于踏勘队和两个挑夫间紧张而血腥的关系，将小说主题直接指向了对城/乡、贫/富等新的社会矛盾的重新思考。
表面看来，仇恨的萌芽、生长和爆发是这篇小说的核心要素，但更核心的问题则是隔膜：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隔膜、城里人与乡下人的隔膜、“富人”与穷人的隔膜。城里的科技踏勘队来到穷山恶水的马嘶岭勘查金矿，既是为了完成科考任务，同时也是造福一方。然而，在当下的农村现实中，踏勘队勘测到的金矿极可能被少数权势者霸占，九财叔等普通农民根本得不到丝毫的好处——除了出苦力、当挑夫。在他们眼中，科考队员不过是高高在上的雇佣者。而“雇佣”的观念也未必不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意识或潜意识中，否则，他们不可能一方面抱有造福乡里的美好情怀，一方面无视挑夫们在繁重的担子下的具体苦痛。同时，由于城乡、阶层收入的巨大差距，这些普普通通、较平常的城里人更能吃苦耐劳、深入民间的知识分子，被九财叔们视作奢侈的“新富阶层”代表和仇恨、抢掠的对象。小说将“金子/金钱”设置成九财叔乃至小说叙事的心理暗流，在情节发展中不失时机地强调着这一点，九财叔的仇恨因之一点点地被激发出来，小说叙事的力量也在这种文火慢炖的熬煎中慢慢发作，使得合理“对立”的双方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惨烈并惨痛的悲剧中。这也正是我们时代的悲剧。
晓航《师兄的透镜》（中篇）是个容易引发争议的小说。在笔者看来，它写得不朴素，不朴素的小说可以精致可以聪明，但作品一味地把光环集中在一个并不丰满的科技工作者朴一凡身上，他貌似高深和神秘地训练接班人的那些举止，简单地说，不止是做作，简直是侮辱读者的智力。《师兄的透镜》有着一个益智游戏般的外衣，但又塞入科学和人生的哲理，以达到展示睿智的目的，把要说的说完后，结尾就比较马虎了，只剩了大事年表式的列举。这篇小说可能弥补了当下创作中科技题材的匮乏，却又没有坚实可信的细节传达出一线的经验，不免有点像鸡肋。
[持不同意见者插话]我不同意冬峰的看法。阅读《师兄的透镜》给我一种久违的美妙的感受，我指的是小说作为一种虚构艺术的智慧的美妙。我深深喜爱作者在小说中显露的那种文字和智力的修养，对人世关系洞明的通脱和善意的戏剧化处理。这样优雅的修养在当代作家中真是太难得。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小说，不能完全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标准评论，它的重点不在于塑造形象。这篇小说的真正主角是思维的方式，冬峰说得对，小说的目的是展现睿智。小说的叙述结构像一篇侦探小说，但又不是一般的侦探小说，而是爱因斯坦式的科学探索的玄妙。读者的思维跟随“我”的脚步，穿过一条条隧道，一层层地打开，直到看到无边的星空，追寻宇宙最初的星光，这个过程，是我在阅读中感到最美妙的部分。要领略这份美妙，必须接受小说的叙述方式，就像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有作者与读者间默契的规则。而认识世界奥妙的方式，本来就与现实世界的方式是一体的，这也是《相对论》的美妙之处。我觉得，小说对人世关系的处理是以一种喜剧方式进行的，但本质上通透，并与思维探索的方式吻合，所以，我不觉得故作神秘和做作，也没有智力上受辱的感觉，反而有一种与聪明人对话的快感。——燕君
潘能军的《风筝》（短篇）旨在描述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只是人物细节都流于琐碎和散漫。林白的《狐狸十三段》（短篇）没有了林白特有的那种满纸的焦虑，似乎只是一个有点神秘色彩的“鬼故事”。“新浪潮”栏目中推出的是80年代女作家舟卉的《蝴蝶花》（中篇），作品所讲述的情恋故事在大量通俗读物流行的今天显得平淡了点，飞车赴死的结尾也让人想起今年《人民文学》第2期北北的那篇《坐上吉普》。
《人民文学》第4期“新浪潮”栏目推出了文学新人徐则臣的中篇力作《啊，北京》，小说以深切的激情描绘了“外地人在北京”的生活，在目前反映“京漂儿”生活的作品中是一篇难得的佳作。苏北小镇的中学语文教师、“绝对的民间诗人”、“搞假证的二道贩子”边红旗在妻子和情人之间无奈地辗转，这跟他对北京的热爱和惶惶无着的生活纠缠在一起，使得小说有了个像样的架子；稍有些低沉的叙事调子和其他一些小细节小场景（比如诗歌朗诵会，假证制造的一些内幕，非典时期骑自行车回苏北，水煮鱼中的豆芽菜等）一起让整部作品丰满起来。小说写得骨肉停匀，故事是好故事，但更让人心动的是小说对“京漂儿”心态细致入微的描摹，从某种层面上，妻子和情人象征了家乡和北京，边红旗在她们之间的难以取舍和欲罢不能隐喻了他对家乡和北京的复杂态度。配合边红旗不年轻的身份，年轻的作者没有以一种“愤青”式的笔调叙述故事，而是在痴情不改中饱含了苍凉无奈，使得人物与邱华栋笔下那些咋咋呼呼不得志的“拉斯蒂涅”们拉开了距离。
警匪和反腐题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热点，本期刊物采用的头条《犯罪嫌疑人》（潘军，中篇）也许并不低于潘军小说的平均水准，但在他总体的创作中，尚算不上出色之作，一些影视因素的介入，甚至削弱了他曾经在叙事上葆有的那种锐利之气。能否在作品高产的同时保持较高的水准，是当下许多成名作家面临的问题。
不知从何时起，面对男女间永远无法达到的平等和谐，女作家们倾向于变得咬牙切齿，不是咒骂就是自虐，以此报复来自“丑陋”男性的伤害。戴来的《给我手纸》（短篇）或许没有如许激烈，它不乏精细的笔触，但总有些粗暴的东西羼杂进来，或者，这也是作者力图达到的效果，因为男女之间的相互伤害永远像这样毫无温情可言？
刘庆邦的短篇《刷牙》陈述的是大跃进年代的荒唐故事：给牲口刷牙。在作者一向为人称道的短篇小说中，《刷牙》尚无新的突破。戈悟觉的《别墅女人》（短篇）可与广州作家张梅的某些小说对比着看。虽然作者力图有所突破，但整体看来，情节、人物、叙事手法都平淡了点。“新浪潮”栏目中另一位作者强雯的《青涩》（短篇）书写了一段不成熟的恋情，但整个小说处理得如题目所言：有点“青涩”了。好在作者尚年轻，我们有理由期待她写出不“青涩”的作品。

《人民文学》2022年第3期推荐篇目
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中篇）
《人民文学》2022年第4期推荐篇目
徐则臣《啊，北京》（中篇）

看《收获》
过桥

位于的头条中篇小说《扎刀令》，是红柯缝制出的一件大衣裳。说它“大”，既是大叙事的“大”，也是尺寸的“大”。我们知道，衣服的大小其实取决于人，谁穿的，量体才能论衣。《扎刀令》是关于花儿与少年的，是关于一个少数民族的血性和虔诚的，大叙事在红柯早已习以为常，他把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引进小说，这衣服是够大的。问题是，他在往衣服里塞人时，找了个瘦子。由一些小叙事的细节组成的这个人，之所以瘦，是因为这些细节还不够丰富，没能把整个小说圆满地落到实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的一件撑不起来的衣裳，晃晃荡荡，稀汤寡水，尺寸“大”了，小说完整的意蕴就打了折扣。红柯的针脚一向粗犷，是优势也是短处，《扎刀令》暴露了针脚粗疏的短处。针走得也急，该盘桓的地方也扔掉了。
针脚粗疏的另一件衣裳是唐颖的中篇《情欲艺术家》。写的是一个东渡扶桑的上海人，患了怀乡病又有自闭的倾向。在他作为画家的生活里，到底想要什么、生活到底是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不明白了，由此，怀乡和“情欲”仅仅是这个艺术家生活的借口。唐颖所提供的生活，是比较概念化的蜻蜓点水，所以也是件大衣裳。
与《扎刀令》和《情欲艺术家》相比，邓宏顺的中篇《食堂》是件小坎肩，这小东西贴身贴肉，写的是实实在在。它的小，是因为穿在了一个乡政府食堂的伙夫身上，所经营者，也都是油盐火耗烧锅前的事，挣的是小钱，看的是小人物眼前的生活利益。所有的小累积起来，小坎肩和小伙夫就实在了，满满当当的一个中篇。伙夫之于政府干部，食堂之于大街上可以公款吃喝的馆子，伙夫加食堂则是面对着整个畸形的官场和社会。这就是以小见大，小坎肩有小坎肩的好处，短小，还是个无袖衫，反而显示了一个壮硕的身体来。
如果还以衣服作比，短篇小说里，沈东子的《光裸的向日葵》是件阴郁的后现代戏装。以阴郁的幽蓝和黑色为主，色块混乱，正如一个患了“文革”后遗症的女人的臆想，神经质，他人即地狱，高度的无中生有的警惕不仅毁了自己的生活，还殃及了儿子。这件怪异的戏装多少显得夸张，煞有介事，还有过多抽象的议论，更让它不伦不类。
孙方友的《小镇人物》很老实，完全是一件穿了多年的乡镇小褂，轻便简朴，因为沉淀了经年的老汗，颇有些故事可说。荒诞的时代，荒诞的人事，有点戏剧性，有点传奇，有点咸味、酸味和苦。但也许是太想展示那些汗渍了，就少了些汪曾祺式的安宁与平和。曹寇的《我和赵小兵》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倒像个水杯，外面缀着清淡颓废的图案，敲一下发出些趣味的回声，但趣味仅在表面，质料还是易碎的玻璃。
周梅森的长篇《我主沉浮》是压轴的官场戏，这期只上演了半场。和周梅森以往官场政治小说一样，靠连篇累牍的对话推动情节发展。这一类作品介于小说和剧本之间，几乎要成为另一种文体了。小说越来越强调故事性，作家的笔不得不跟着故事跑，牺牲了过多的艺术性。去年《收获》用两期的篇幅发表了周梅森的另一个长篇《国家公诉》，有业内编辑撰文称对《收获》的编辑原则感到“纳闷”。有了上次的“纳闷”，这次我就不“纳闷”了。

《收获》2022年第2期推荐篇目
邓宏顺《食堂》（中篇）

看《花城》
过桥

本期“花城出发”栏目推出的是女作家陈笑黎的专辑，附在其后的访谈录的标题是：《当个美女大师也不错》。“大师”过去是个既尊且贵的称号，在今天开始普及了，张嘴就“大师”，像开玩笑一样容易。尤其是既“美女”又“大师”，这个玩笑实在是开大了。如果只是作家自己这样说说，顶多是又一个卫慧。然而，这样的标题由《花城》自己摆在醒目位置，不能不让人再次瞠目。
陈笑黎中篇《抱住》的题材在这两年很时髦：中国人在海外的生活。这也差不多是几乎所有留过洋的作家都身怀的本钱。《抱住》集中展示了中国留学生的种种难堪和鄙陋，为了求学和奋斗，他们卑微地活着，忍受了在国内做梦都想像不到的委屈和耻辱，男人要靠野心，女人使用身体，相互倾轧、利用和仇视，末了依然没能圆上一个美国梦。美国像一个繁华的地狱，但是地狱也是美利坚的地狱，所以大家还是挖空心思要留在那里。陈笑黎是个聪明的作家，后现代味道的小说写的应该说比较到位，但是较多地停留在表象的书写，与其它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独到的发现还不多。另外的两个短篇，《符号》虽然有主题先行的嫌疑，叙述也失之抽象，但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眼光却是独到和精锐的。短篇《乱》是个后现代作品，果然中了题目之意，乱得可以，似乎无足观处。
吕新的大中篇《鱼鳞天：轻轻地说》是本期《花城》的头条。小说里的“我”有点类似《尘埃落定》里土司的傻儿子，看起来傻，心里其实有数。对于这样一个不太会像正常人一样说话的人物，吕新把他处理得像老太婆一样罗嗦，通篇都在繁冗地唠叨，“轻轻地”、絮絮叨叨地“说”。这使得整个小说像一个长过头的老倭瓜，臃肿而乏味。事实上，即使傻子唠叨，小说也可以写得简练和抓人的，最傻的班吉毫无逻辑的呓语不是也被福克纳写得生动有趣？所以傻子也不应该成为小说细节和语言肥大症的正当理由。
夏榆的中篇《天黑黑》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关于树村地下音乐人的报告文学或者采访全记录，有前言介绍、记者“我”的补白、主人公录音整理和其他人的口述。很强的形式感使之看起来像一个实验文本，这大约也是《花城》所看重的地方。小说是个苦难和信仰的集合，作家努力的方向显而易见，但是小说整体上感觉还是有点生，尤其是录音整理中麦子的自白，完全是书面化的小说写法，矫情且与整个小说形式上的意愿不协调。
姚鄂梅的中篇《黑色》是个俗套的单身女人的情感故事，倒是结尾时李默杀人、放火和跳江的一系列情节让人震动，写出了一个单身女人压抑多年之后畸变的心理。
苏童的《手》与美国作家安德森的短篇小说《手》主题相似：手碰了“不该”碰的东西。安德森笔下的“男教师”触摸了一个男孩的脑袋，被怀疑有恋童倾向；苏童笔下的“小武汉”抬过了很多死人，让大家发怵。最后的结果也相似，男教师后半生都在躲避，“小武汉”则是自暴自弃把一条命也搭上去了。《手》沿袭了苏童近几年的风格，朴素、绵密、日常，却能在琐碎的生活叙述里发现沉在生活底部的心惊。它和安德森的《手》一样，让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的每一部分和这个世界一样，都变得可疑和寒冷起来。小说称得上一部圆熟的作品，只是以苏童自己的水平来衡量，属于正常发挥。
另外两个短篇，纪尘的《演员莫认真》完全是辛格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的中国拷贝，从形式到内容都留下了明显的《傻瓜吉姆佩尔》的痕迹。凌云的《仙鹤飞向南货店》是个貌似先锋的混乱的小说，小说里出现了错别字大概是校对的疏忽，文中个别的内容的矛盾，恐怕就是作者自己的责任了。别的可说的就不多了。

《花城》2022年第2期推荐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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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花》

❿ 求类似刘庆邦《神木》的小说，故事要精彩，描写人性的 不要说余华的《活着》，《活着》我看过。

没看过《神木》，我看过《追风筝的人》，阿富汗的故事，挺好的。余华我确实很喜欢版，他的《许三观卖血记》我更权喜欢。《平凡的世界》《红高粱》估计你看了，《桃之夭夭》《第九个寡妇》《额尔古纳河右岸》不知道男人爱看不？日本的呢？川端康成，影响了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