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阅读鸭的喜剧

『壹』 《亲亲我的妈妈》写一段读书评论急用！！！我急用写一段读书评论。

“亲”、“妈妈”，多么亲密的字眼，但当你发现这是发生在一对彼此陌生的母子之间的故事时，你会感到惊讶。

一个是有轻微孤独症的孩子，一个是有轻微孤独症与抑郁症的母亲，相处成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孩子一直在对抗着陌生环境中格格不入的困境。孩子的反抗是柔弱的，大多数时候他是一个很被动的孩子，习惯了忍耐，哪怕是烫伤了躺在病床上也不许自己呻吟。

但他是这个家中惟一的男子汉，他孤独的母亲有时会依赖而求助地看着他。在妈妈的信赖中孩子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他上网帮妈妈查抑郁症的资料，他告诉自己：“我一定不会让妈妈死的。”最终，在理解和温暖的吻中回归了母子间的融洽与和谐。

黄蓓佳在书中忍不住赞叹孩子是这个世界的勇者与老师。《漂来的狗儿》中有大主张的狗儿，《我要做好孩子》中不动声色抗争的金铃，《今天我是升旗手》中有英雄主义情结的肖晓，他们身上都显示出儿童的精神力量。幻想小说和成长小说是儿童文学的两翼。阅读的过程中，读者经常不得不对这些儿童的成长肃然起敬，相信每个儿童都是英雄。

黄蓓佳说：“我相信孩子的眼力，很多时候，他们比大人更加入木三分。”华兹华斯也说，“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的身上具有一种神性，表现为智慧和精神力量。

实际上，这种来自儿童的智慧，一直是成人世界不至于完全堕落到混乱与黑暗的重要原因。在恶和伪的念头产生时，与孩子眼睛的相遇“总会让这些成人羞愧难当”。

我们在长大，获得了一些，丢失了一些。我们忘记了小王子所说的：“只有孩子们知道他们在寻找些什么，他们会为了一个破布娃娃而不惜让时光流逝，于是那个布娃娃就变得十分重要，一旦有人把它拿走，他们就哭了。”这是儿童倔强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的强大当令人敬畏。

塞林格说他要做那些将要跌落悬崖的孩子们的守望者，他以悲悯的眼光看着那些柔弱的孩子。而黄蓓佳也许更像冰心老人所说，要做万千个天使中的一个，起来赞颂孩子，因为那些细小的身躯里，有着伟大的灵魂。

『贰』 《兔和猫》、《鸭的喜剧》都体现了鲁迅对于______的关怀。

动物

『叁』 求鲁迅的书《呐喊》和《鲁迅小说全集》的主要内容

呐喊：《一件小事》
《狂人日记》
《鸭的喜剧》
《端午节》
《故乡》
《孔乙己》
《药》
《阿Q正传》
《兔和猫》
《社戏》
《风波》
《头发的故事》
《明天》
《白光》

【鲁迅小说全集】
【内容简介】

鲁迅先生的全部小说创作，其中，短篇小说32篇，中篇小说1篇，计33篇，分别选自《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

【狂人日记】
[内容]
小说通过一个被迫害者的自述，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狂人”的形象，号召人们起来推翻人吃人的旧制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的新文学作品。
【孔乙己】
[内容]
孔乙己，一个在当时的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子的苦人和弱者，用众人的哄笑来贯穿这样一个令人悲酸的故事，烘托和加强了小说的悲剧效果。
这种哄笑是麻木的笑，这使孔乙己的悲剧更笼上一层令人窒息的悲凉的意味。
一面是悲惨的遭遇和伤痛，另一面不是同情和眼泪，而是无聊的逗笑和取乐。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作品反封建的意义就更加深刻了。
【药】
[内容]
作品通过对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愚弄人民的罪行，颂扬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惋惜的指出了辛亥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局限性。
【明天】
[内容]
《药》和《明天》算是同一主题的两篇小说，父母满怀着希望将子女送上死路。
单四嫂子，夫丧子幼，为了治好儿子的病，使尽浑身解数。求神、许愿、吃单方，寄望于何医。最终难逃厄运。
【一件小事】
[内容]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鲁迅先生有急事鼓了一辆车去S门，但路上，人力车的车把碰到了一位衣衫破烂的老妇人，当时，鲁迅先生不以为然，认为她并没有受伤，于是，挥挥手让车夫快些走，但车夫却完全不理会鲁迅先生，而是“傻傻的”跑过去把老妇人扶起来，并关切的问她的伤势，再把她送到警署去做检查，当时，鲁迅先生看着车夫的背影，心里觉得他不再低微，而是变得伟大起来，而鲁迅先生觉得自己又是那样的渺小，心里的愧疚感便油然而生。
【头发的故事】
[内容]
围绕着女子剪发、男人剪辫子的头发问题,通过头发问题所引起的反复曲折的风波,鲁迅寄寓了自己对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痛恶,对软弱的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愤激.
鲁迅将人物独白作为构思这篇小说的主要手段,通过人物独白来叙事抒情,同时以辫子这种社会意象来叙事.
【风波】
[内容]
小说描写1917所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某水乡所引起的一场关于辫子的风波,以小见大,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封闭,愚昧,保守的沉重氛围,帝制余孽还在向农民肆虐,农民还处于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控制之下.
揭示了缺乏精神信仰的追求而陷于自私,苟活,麻木,冷漠,盲从状态的"无特操"的国民性的弱点.说明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今后的社会革命,若不能唤醒民众,是难以成功的.
【故乡】
[内容]
主要表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作品通过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目睹的故乡对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榨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
另一方面，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对“人性”探索的意义。作品深刻指出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精神上受到极大束缚，古训筑成的高墙，使人与人隔膜起来。突出反映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拯救。
【阿Q正传】
[内容]
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
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
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
【端午节】
[内容]
塑造了一个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的旧知识分子"方玄绰"的形象。方弦绰是“这些因循守旧,看不惯新的事物,总是喜欢在过去的世界里思考问题的人物代表。”
【白光】
[内容]
全文刻画了一个因科举考试落榜而发疯而死的应试者形象，深刻揭露了旧科举制度对人的毒害。结尾处表现了科举制度下文人的悲哀.
【兔和猫】
[内容]
这篇小说带有寓言的色彩，作者以小动物兔和猫为对象，抒发了自己的爱憎之情。作者同情新生弱小的兔子，憎恶大黑猫的凶恶，并由此寓视社会现象，从而更加反衬出代表黑暗势力的大黑猫的凶残，和作者对其的憎恶之情。
【鸭的喜剧】
[内容]
主要讲述的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居住在北京。他觉得十分无聊，寂寞，便托人买了一些蝌蚪儿，待它们长大后就可以听到交响曲般的“蛙鸣声”。
然而，他又买了四只“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的小鸭。但它们在游泳的时喉，“吃掉”了河中爱罗先珂的蝌蚪。使他梦寐以求的“蛙鸣交响曲”就这样破灭。事后，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沙漠”般的北京。
【社戏】
[内容]
在童年时的一个夏天，在平桥村的一个晚上与一群平桥村的孩子去看社戏，在归途中还偷了阿发家与六一公公家的罗汉豆。并对这段童年回忆很难忘。
【祝福】
[内容]
小说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
【在酒楼上】
[内容]
吕维甫的退伍、落荒，继而颓唐、消沉，终而由战斗者变成了苟活者。他不甘心颓废，却又无力自拔，明知道在消沉，也可不去振作。按着他自己的比喻说，像一只苍蝇，“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下，即刻飞走了，但是只飞了一个小圈，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幸福的家庭】
[内容]
文学青年”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
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肥皂】
[内容]
小说通过四铭见孝女、买肥皂的事件，以及由肥皂掀起的家庭风波，集中揭露了封建复古派政治上的极端反动、道德上的极端堕落，戳穿了他们关心世道人心、国家命运的画皮，把封建复古派的反动本质和肮脏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这伙丑类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长明灯)
[内容]
长明灯暗示中国封建社会，这盏长明灯不会一直亮的。暗示中国封建社会即将灭亡。
【示众】
[内容]
看客古已有之，于今未绝。鲁迅笔下首善之区西城马路上的这一幕，不断在上演，只不过看的形式更花样百出，途径更多，不出家门就可看到各种奇闻轶事。这正是鲁迅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出的我们生活的基本形态与内容：看/被看，也即：看示众/被示众。
【高老夫子】
[内容]
高老夫子，守旧而混事，面对滚滚的新世潮，摆出皈依“新学问、新艺术”的样子，改字藉以和高尔基攀个亲。尽管他连高尔基是否姓高也云里雾里。

【孤独者】
[内容]
魏连殳曾经是一位“独战多数”的英雄，即使在五四高潮之后，也还敢于发表一些“无所顾忌的议论”，他在世人的侮辱，诽谤中顽强的活着。
【伤逝】
[内容]
作为鲁迅唯一的以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写得异常凄切哀婉，情意悠长。作品在叙述方式上采用了"涓生手记"的形式，以涓生的回忆来叙述他与子君的这场令人悲哀心碎的恋情。
【弟兄】
【离婚】
[内容]
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1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

【补天】

【奔月】
[内容]
鲁迅安排了一个典型的环境，勾画了羿的正直性格，写出了一个孤独的心境。是用来暗喻先生当时的心境。
【理水】
[内容]
歌颂性的小说，歌颂了“中国的脊梁”式人物——大禹。
大禹辛苦踏实，与大自然斗。
大禹在与黑暗官僚统治的论战中力排众议，大胆革新的精神和那些官员们的昏聩顽固，墨守成规成为鲜明的对比。
【采薇】
[内容]主要是批判不知变通的人。
【铸剑】
[内容]
干将莫邪铸剑的故事，他们铸了剑献给了王，却被王杀掉。谁知到他们留了后手，即把雌剑献给了王，雄剑藏了起来。他们的儿子带着雄剑去报仇，在一个无名氏的帮助下，最终3人和王同归于尽。
主要是为了讽刺社会现象。
< 狗•猫•鼠>——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清算猫的罪行：第一，猫对自己捉到的猎物，总是尽情玩弄够了，才吃下去；第二，它与狮虎同族，却天生一副媚态；第三，它老在配合时嗥叫，令人心烦；第四，它吃了我小时候心爱的一只小隐鼠。虽然后来证实并非猫所害，但我对猫是不会产生好感的，何况它后来确实吃了小兔子！这篇文章取了“猫”这样一个类型，尖锐而又形象地讽刺了生活中与猫相似的人。
《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小时候的保姆。记述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之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二十四孝图》——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阅读《
《无常》——无常是个具有人情味的鬼，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那么悲伤，决定放儿子“还阳半刻”，结果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四十大棒。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候，时不时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虚幻的无常给予当时鲁迅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慰。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揭示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橱教育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应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
《父亲的病》——父亲被庸医治死，一直是埋在鲁迅心中的痛苦。文章重点回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琐记》——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主要回忆了自己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的过程。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如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
《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过。作者突出地记述了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严谨、正直、热诚、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表达了对藤野先生深情的怀念。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肆』 鲁迅呐喊鸭的喜剧读后感

鲁迅的《鸭的喜剧》选自于《呐喊》。《鸭的喜剧》首次发表于1922年12月《妇女杂志》第8卷第12号。
《鸭的喜剧》主要讲述的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居住在北京。他觉得十分无聊，寂寞，便托人买了一些蝌蚪儿，待它们长大后就可以听到交响曲般的“蛙鸣声”。当他从孩子口中得知“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
然而，他又买了四只“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的小鸭。小鸭固然可爱，但它们在游泳的时喉，“吃掉”了河中爱罗先珂的蝌蚪。使他梦寐以求的“蛙鸣交响曲”就这样破灭。事后，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沙漠”般的北京。
文章不长，但是字里行间鲁迅先生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却是十分精辟的，他把北京比喻成“沙漠”，从中体现出北京的安静、干燥等特点。文中鲁迅写到的小鸭形象，虽然不过一、两句话，但十分形象、生动地体现出小鸭可爱的样子。
而文章的最后两节，总觉得有些凄凉：景在，人已不在。真有点可惜了，如此可爱美丽的景色，竟无人欣赏，是不是有些可惜了呢？
鲁迅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易懂。这批篇也是如此，但这篇文章看似有些复杂，但告诉我们的道理很简单：坚持下去！不要留下遗憾！！！ 呵呵~~~

『伍』 写出大家读完鲁迅的《鸭的喜剧》后的感想

鸭的喜剧》是一篇带有纪实性色彩的小说，作者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北京有过一段交往，本篇即以此为素材，作品结构简单明了，但内容丰富深广。作者塑造的主人公爱罗先珂对世界充满爱心，那是一种趋势博大的爱，他爱一切生物，爱充满活力的生命，爱欢乐的世界，但世界并非尽如人意的。作者通过鸭的喜剧——也就是由蝌蚪的悲剧，提示了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生命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委婉的表达了人间不可能无所不爱，唯有反抗强暴，才能保护弱者的思想。本篇在写作上有散文化特色，情节性不强，但语言朴实、亲切、雅致、别有一翻韵味。

爱罗先珂居住在北京。他觉得十分无聊，寂寞，便托人买了一些蝌蚪儿，待它们长大后就可以听到交响曲般的“蛙鸣声”。当他从孩子口中得知“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
然而，他又买了四只“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的小鸭。小鸭固然可爱，但它们在游泳的时喉，“吃掉”了河中爱罗先珂的蝌蚪。使他梦寐以求的“蛙鸣交响曲”就这样破灭。事后，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沙漠”般的北京。
文章不长，但是字里行间鲁迅先生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却是十分精辟的，他把北京比喻成“沙漠”，从中体现出北京的安静、干燥等特点。文中鲁迅写到的小鸭形象，虽然不过一、两句话，但十分形象、生动地体现出小鸭可爱的样子。
而文章的最后两节，总觉得有些凄凉：景在，人已不在。真有点可惜了，如此可爱美丽的景色，竟无人欣赏，是不是有些可惜了呢？

『陆』 中国海洋大学现当代文学 简述鲁迅小说《在酒楼上》《故乡》的叙述方式……

鲁迅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身份与叙述姿态

王 彬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一、游子心态

在鲁迅的小说中，对叙述者，似乎有一种偏爱，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往往以游子的姿态出现。《在酒楼上》，开篇便是：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当过一年的教员。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接起来，我竟暂寓在S城的洛斯旅馆里了；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

《故乡》与《祝福》的叙述者，也都采取了游子姿态，与《在酒楼上》的不同是，《故乡》与《祝福》是回到了故乡的游子。《祝福》的游子为什么回到故乡，我们不得而知，但情绪似乎不高，而且，由于和祥林嫂的接触而心境不宁；《故乡》的游子则是为了告别聚族而居的老屋，心情是悲凉的。
二、压抑的心态

这种心态弥散在底层与非底层人物的身上。典型的例子是《孔乙己》中的小伙计。从十二岁起，便在咸亨酒店里当伙计，因为样子太傻，怕伺候不了穿长衫的主顾，就在外面做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不少：“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面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同样，《孤独者》，一位曾经在山阳做过教师的人物，他的心境也是压抑的。“我到校两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只得连卷烟也节省起来。”但是连这样的工作也保不住，而且受到绅士的攻击，“我只好极小心，照例连吸烟卷的烟也谨防飞散。”
《头发的故事》中的N在没有推翻清王朝的时候，因为剪掉了辫子，受到社会各类人物的辱骂与攻击，心情压抑，可以理解。民国以后，他的心情依然压抑，原因是，N的种种理想仍然与现实相悖：“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
而《伤逝》中的“我”更是笼罩在压抑的氛围里。因为与子君的自由结合而不被旧势力所容，从而使他们的爱巢为黑暗的风雨所摧毁。这就不仅是压抑，而且是极大的悲痛，是“悔恨与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三、仇视猫与反感京剧的心态
《兔和猫》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打猫，尤其是在他们配合的时候。但我之所以打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配合，是因为他们嚷，嚷到使我睡不着，我以为配合是不必这样大嚷而特嚷的。

所以仇猫是因为它们在交尾时大嚷而特嚷的闹声妨碍“我”的睡觉。而“我”对京剧的反感的原因也和“吵”有关，耳朵里只有冬冬皇皇的敲打。而且剧场条件的恶劣，也使“我”不能适应。

这三种心态，在鲁迅，我们不难寻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经历与心理。比如，游子心态。鲁迅早年离开家乡，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北京教育部供职，直到 1919年12月29日，把聚族而居的老屋卖掉，举家北上②，才结束了飘离的生活。再如，压抑的心态。这种心态，始源于鲁迅的幼年，他在《呐喊》自序中，有一段极沉痛的自述：“我有四年，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至于仇猫与对京剧的反感，我们也不难在他的散文与杂文之中寻找到例证。③
周作人在分析《一件小事》时指出：这篇文章，“当时也并不一定算是小说，假如在后来也就收入杂文集子里算了，当初这《呐喊》还是第一册出版的书，收在这里边，所以一起称为小说。”（《鲁迅小说里的人物》）④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小说与散文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在其他小说家的创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与《一件小事》近似，《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也都近于散文。在《兔和猫》中，母亲称“我”为“迅儿”，这个“迅儿”能否视之为鲁迅？在《鸭的喜剧》中：“我偶而得了闲暇，去访问爱罗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里”。爱罗先珂，是俄国的诗人与童话作家，1921年从日本来到中国，曾经在北京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1923年4月回国。鲁迅翻译了他的《桃色的云》和《爱罗先珂童话集》。《社戏》中所说看京戏的事情，也都有年代和事实可以印证。
如果我们承认这四篇是散文，那么，鲁迅的第一人称小说，则只剩下九篇，如果我们依然认为这四篇散文是小说，则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叙述现象，即：小说并不完全排斥作家的真实印记。而且，作家的性格、经历、气质，往往更多地投影到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而不是其他人物身上。易而言之，我们在叙述者的身上，可以更真实地感印作家的音容笑貌、行踪心态。散文与小说的区别在于散文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但是，真实的与虚构的文体却经常交叉。交叉点往往体现在第一叙述者的身份之中。在这时候，叙述者与作家的身份重叠了，时常重叠的作家，我们不妨称之为本色作家。对于作家而言，在创作上，保持与自己相同或近似的身份与心态，是一件容易操作的事情。而这种操作往往是在无意识之中进行的。创作源于生活，作家的生活愈丰富，作家的创作资源自然也就愈丰富。不是作家撰写生活，而是生活撰写作家。因此，作家应该尽最大可能，在深度与广度上参与生活、挖掘生活，从而拓展与提升创作能力。
除此以外，作家有时候也会把自己的本事转移到叙述者之外，小说之中其他的人物身上，鲁迅也是这样，《孤独者》中魏连殳装殓祖母的叙述，便是鲁迅自己之事。《在酒楼上》，吕纬甫给早殇的小兄弟迁葬，也是鲁迅本人的经历。⑤这就说明，作家的生活有多么宝贵。有些作家在写完自己生活之后，陷于创作枯竭的原因就在这里。从这个角度说，作家仅仅保持本色是不够的。鲁迅在1925年写完《离婚》以后，不再进行现代题材的小说创作，也符合这个规律。

叙述姿态

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对于故事，在叙述姿态上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鲁迅的第一人称小说，也是这样。
其中，叙述者不介入故事的小说是：
《狂人日记》。小说的序采取了文言，故而叙述者“我”，相应地自称为“余”，他的作用只是发现“狂人”的日记，进行简单的整理：“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
《阿Q正传》。叙述者采取为传主写传记的角度，展开故事。虽然在第一节，"我"对阿Q的姓氏进行种种探索，但始终没有介入阿Q的人生旅途。
叙述者介入故事的小说是：
《头发的故事》。小说的主体是N的自述，叙述者“我”只是听N的倾诉。当N发现“我”流露出不愿意听的神气，“便立刻闭了口”。
《在酒楼上》。“我”是吕纬甫的同学，无意中在酒楼上与他相遇。如同《头发的故事》，“我”也只是倾听他人诉说的人物。只是在这倾听之前糅杂了“我”的游子心态。
有意思的是，这两篇小说的主体，都是“我”眼中的人物在讲故事，而且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我”。即：“我”讲述了另一个“我”的故事。
《一件小事》。通过“我”所见的一件事情，赞扬敢于承担责任的洋车夫。“我”只是一位旁观者。
《兔和猫》。如同题目，小说中的主要角色是兔和猫，“我”依然是旁观者，但是，“我”的作用，相对上面的小说，份量重一些，因为“我”准备惩罚被怀疑吃掉兔子的猫。
《鸭的喜剧》。与《兔和猫》叙述者的作用近似。
《孔乙己》。负责温酒的小伙计通过与孔乙己的接触，描述孔乙己，他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旁人对孔乙己的冷漠与嘲笑的态度。
《祝福》。“我”是一个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的游子，在准备返回的前一天，遇到祥林嫂，不禁将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联络一体。
《孤独者》。“我”与魏连殳“以送敛始，以送敛终。”通过彼此的交往描述了魏连殳不幸而又怪异的人生。
以上诸篇，叙述者虽然介入故事，但只是浅层次，叙述者只是引出主要人物的前导，至多是陪衬人物。
《故乡》。展示“我”与闰土的交往。
《社戏》。成年的“我”讲述幼年“我”的一段经历。叙述者与人物出现叠压现象。
《伤逝》。“我”既是叙述者，又是主要角色。叙述者与人物一体化。
与《孔乙己》的叙述者相比，《伤逝》同样是介入，但在介入的程度上，有本质不同。在前者，叙述者与人物，至少是主要人物，是分离的，叙述者只是故事的见证与记录者，这里，叙述者与人物完全重叠。
上面谈到，《狂人日记》的叙述者在序中自称为“余”，原因是序中采取了文言，与其相对应，叙述者“我”，也只能采取文言中的第一人称。这是一个因素，但只是表层因素。深层的因素是，在这个叙述者“我”之后，还有另外一个以“狂人”面目出现的叙述者“我”：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这个“我”，与“余”是什么关系？
非常明显，“余”处于高层次，“我”处于低层次，“我”是“余”制造出来的。
这样，叙述者分出了层次，叙述也分出层次。
一个叙述者提供另一个叙述者，叙述者的层积，可以制造叙事真实的假相。提供叙述者的叙述者我们称为超叙述者。超叙述者的叙述层，我们相应的称为超叙述层。
这类小说，一般采取发现手稿的形式。简单的说，叙述者“我”发现了一份手稿，把这份手稿公布出来，小说的手稿是主体。
《狂人日记》便采取了这种超叙述者的叙述方式。
与《狂人日记》叙述方式近似的是《阿Q正传》，在这篇小说的第一节，叙述者“我”是一个为阿Q写传记的人，与“余”的身份相当，都是不介入故事，而且，都在第一节之后隐退，把叙述的职责交给他人。《狂人日记》是交给日记的作者，一个狂人，通过狂人自述的形式，展开文本的主体，从“余”变成了“我”；《阿Q正传》也是叙述者“我”，在进入第一节之后隐退，把文本的叙述权交给第三者，而且同“余”一样，从此不再出现。这样的叙述姿态，制造了客观、冷静的风格。
《祝福》则略有不同。先是，叙述者“我”在引出祥林嫂之后立即隐退，将叙述的权力，交给他人。他人的叙述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⑴不知名者的叙述，⑵卫老婆子的叙述，⑶祥林嫂的自述。这三部分构成小说主体。
但是，在小说的结尾，叙述者“我”又返身出现：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的时候。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熏熏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在这段结尾的文字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文字背后的内涵，感悟到“幸福”之后的延伸。叙述者之所以采取这种“出现——隐退——出现”的复杂形式，无非是再次申明叙述者的一种态度，在这一点，《故乡》与《社戏》与之近似，都是在结尾处，点明要旨。这样，小说便出现了曲折，在迟疑之中进展，结尾否定了开端。而这种创作手法，相对于《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自然繁复许多。
20世纪初，俄国的形式主义学者，注意到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现象。叙述者的叙事倾向使读者产生怀疑的时候，这样的叙述我们称为不可靠叙述。这样的叙述者我们称为不可靠的叙述者。
1919年4月，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发表了短篇小说《孔乙己》。小说中的叙述者是一个负责温酒的小伙计，通过他的角度，刻画了一个穷困潦倒的被旧制度所摧残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当时，无庸说，小说的题旨是深刻的，时至今日，也弥漫着恒久的艺术魅力。问题是，小伙计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孔乙己》的文本则典雅、深刻，小伙计怎么能够讲述出这样的文本？换而言之，小伙计的叙事是不可靠的，而且，这样的不可靠是多方面的，诸如年龄、话语、文化、价值、审美，等等。我们不妨从叙事与话语的角度进行简略分析：

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睁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着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轰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慌了，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了。

“排出九文大钱”这一经典式细节与“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己式的独特话语，当然超出了小伙计的叙事能力，从而使细心的读者难免不陷入疑惑的困境。
无疑义的，小伙计的叙事是不可靠的，小伙计没有这样的叙事能力，小伙计的叙事只不过是一种叙述姿态而已，其背后必然另有一个叙述者，这个叙述者我们称为第二叙述者。
在小说创作中，当叙述者是一个没有文化，或者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物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种叙述上的矛盾。
比如，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叙述者伊斯玛埃尔也采取了第一人称，伊斯玛埃尔是一个水手，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但他的叙述，却颇有教养。他的背后肯定也有一位叙述者。
伊斯玛埃尔与小伙计都是没有文化的人，但是作者都没有考虑他们的身份，从而令读者生疑。
在鲁迅的小说中，《孔乙己》是惟一的一篇选择底层人物作为叙述者的文本，但是却出现了不可靠的叙述现象，其原因发人深省。
读者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依然接受文本的道理在于其他因素。诸如，形象、细节、语言、主题、风格、文化品位、地域风味，等等。
简之，是它们的文本，不仅是单纯的叙述者，伊斯玛埃尔与那个小伙计，更多的是他们讲述的故事与人物。
小说的构成因素很多，叙述者身份的真实与否只是一个因素，不是决定的因素。因为，说到底，叙述者只是一个策略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讲，小伙计作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并不影响《孔乙己》作为中国现代经典小说的文本价值。而且，恰恰由于叙述者的不可靠，反而给阅读与研究提供了颇为阔大的思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