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毛小说网傅斯年

❶ 钱穆与傅斯年的史学观点有何不同

谢泳先生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回到傅斯年》,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的《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一书.何谓“回到傅斯年”?就是回到傅斯年的史学观.而傅斯年的史学观,按谢泳的概括,“简单说就是‘史学即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
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所谓“史学即是史料学”,这其实不是什么创见,中国的旧史学向来如此,西方也有兰克及其影响下的兰克学派.兰克的治史名言即是史学的“目的仅仅在于展现历史的真情”,“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可是现在为什么谢泳要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回到傅斯年”的命题?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意义?原来,曾几何时,史学是不是史料学的问题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学者态度、立场、阶级属性,关乎“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问题.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学界,有所谓“两条道路的斗争”,即自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唯物史观派对史料学派的斗争.这场斗争以1958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的一篇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揭幕.陈在讲话中说：“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呢?他们积累了些资料,熟悉了些资料,据说就很有学问了,有多大的问题,有多大的贡献.积累资料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他们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则有什么用呢?”以此为基调,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历史系学生分别发起了对陈寅恪、岑仲勉、童书业、徐仲舒等著名学者的批判,这种批判一直追溯到1949年以前历史学界的“三大老板”——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批判的武器和批判的内容从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所作的一首打油诗中可见端倪：
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
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
报刊和杂志,当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
史观寅恪老,史法垣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论有啥用,史料功夫深.
意思很清楚,可惜诗不太雅正.与此相比,还是学者的分析有分量些.且看唯物史观派领军人物范文澜和胡绳的文章.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见中国社科版《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发表在陈伯达的报告传达之后,要点有三：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范氏在文章中指称,以胡适为代表的史学家大搞烦琐考证就是“企图使学术脱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没有灵魂的死东西”.胡绳题为《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的长文（收入人民版《枣下论丛》）发表在1956年,语气较为平和,其中重点批判了傅斯年的历史观,他说：“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会把史料学工作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无论是史料的‘内部'的考证还是‘外部'的考证,目的都应当是提供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可靠基础；如果脱离整个史学的科学研究而孤立地进行,就会迷失方向,无目的地沉溺在历史的海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学者,对史料学派的不满都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史料学派是只讲求占有资料、考订史实,拒绝理论（当然应是唯物史观）的指导,因此无法深入历史现象的本质以发现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客观规律.
回顾这场“斗争”,现在可以说范文澜等人对史料学派的指责没有什么根据,因为史料学派中人并非一定排斥理论,如顾颉刚早在1940年为《史学季刊》作《发刊词》时就针对考据与史观之关系说过如下的意见：“历史科学家惯于研索小问题,不敢向大处着眼……若不参与历史哲学,俾作相当之选择,而辄糜费穷年累月之功夫于无足轻重之史实中,真固真矣,非浪掷其生命力而何!故凡不受历史哲学指导之历史科学,皆无归宿者也.”试看顾氏此论与上引胡绳的话有何区别?顾颉刚另有一句名言,见于他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的序言：“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这句话在五十年代曾颇让顾的批判者愤怒,其实顾氏“味之素”云云何尝不是从另一角度肯定唯物史观的功用?
本来按照正常的逻辑,史料派与唯物史观派之间不应该发展到无法并立的地步,不仅是顾颉刚等人分明有赞同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的话,而且就是范文澜、胡绳不也曾对史料学家的劳作表示过肯定?胡绳在上面那篇文章中明白无误地说：“许多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了清朝‘汉学家'们的工作,而且利用了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而在史料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的这种工作,现在看来,并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不应当被抹煞而应当加以接受,加以发扬.”尽管如此,“路线斗争”云云还是向我们这些后世读者提示着过去那场争论的严重性,否则当年执教中山大学的陈寅恪也不会愤怒地拒绝为学生开课了.那么两派史学家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呢?首先是误读的存在,正如谢泳所分析：“对史料学派的批判是构造了一个史料学派没有理论的假设,在这个前提下,以所谓史料与理论的轻重和求真与致用的矛盾为相互对立的假设,对前者进行了否定,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史学常识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没有理论的史料,也根本没有过史料的理论”；其次我以为应该是对“理论”“史观”内涵理解的歧异,如前所引,唯物史观派固极重理论的引导,史料学派也并未排斥,但史料学派反对将“理论”庸俗化,坐实为唯物史观,像顾颉刚就认为“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而所谓唯物史观派始终坚持历史研究应在以现实政治为最高导向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同一“理论”,大异其趣,所以范文澜才会号召要对“坚持学术独立”“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胡适门徒”开战.最后,我们还可以认为,在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也是各有主张.“历史有什么用?”当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布洛赫曾被稚子的这句质问震撼,大概所有埋首故纸堆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用”的含义丰富,如果仅仅定义为实用意义上的“用途”,史料学派中人的态度是：历史学可以有“用”,但历史学家不应去求“用”,像顾颉刚就坚定地认为：“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作学问的目的”.而唯物史观派中人则认为,历史学必须有“用”,历史学家应该去主动求“用”.胡绳特别举了个例子来批判傅斯年,因傅氏在1932年写了篇《明成祖生母纪疑》而且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胡绳乃对此问道：“谁是明成祖的生母,这问题有什么意义,这是傅斯年自己也说不出来的”.现在看来,明成祖的生母是谁的确是个琐屑的问题,但是否就真无意义还大有可商处,试想一下,如果与此相关的小问题都弄明白了,人们对明宫廷乃至明朝政治的了解会不会更深一些呢?
通过对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之争的回顾,走过一段弯路的我们终于明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熟悉、考订史料都是第一位的、基础性的工作.所以谢泳先生提出了当代中国史学要回到傅斯年的传统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对过去那段迷误的反正,有合理性,可是对比西方史学的发展,我们似乎又不能如此自信.西方在兰克学派以后,有所谓批判的历史哲学有年鉴学派,有斯宾格勒有汤因比有布罗代尔等大师,无不是对以实证史学为特色的兰克学派的扬弃.如果史学研究的惟一正途就是傅斯年的传统,大概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也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罢,都不是什么有价值的著作,这岂非荒唐?另外,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向来发达,中国人思维、治学的特点本来就“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所以历史研究中“回到傅斯年”虽然重要,但难道我们不应同时注意研究和吸取德国抽象思辨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俄罗斯知识分子有言：“我的心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是否也应具备这种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还有一点,强调“回到傅斯年”似乎还忽略了学者禀赋、气质之差异,其实,只要没有现实政治的干扰,何妨让几个没有兴趣钻史料的人去放言高论?不着边际之处,不妨一笑了之,然而有时也许还会有灵光一现呢.比如八十年代那些轰动一时的名著当下屡被人讥为“空疏”,可是只要一堆“空疏之论”中有片言只语启发你深沉思考,这不就够了吗?

❷ 谁知道制片人六毛的详细资料

导演王新民相比徐克.王晶，王新民的名气是小了些。相比内陆的张艺谋.张纪中，王新民的名气也略有逊色。提及他的名字，恐怕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但提及《燕子李三》恐怕很少有人没听过。王新民，一个既平凡有不平凡的导演，正以其独特的创造风格演绎他的导演之路。与王晶相比，他没有出身导演家庭。与徐克相比，他没有“鬼才”的名气。与张纪中相比，他没有阔绰的资金。与张艺谋相比，他没有张伟平式的投资方。然而，正是缺少了这些，才使他的导演之路绽放出无限的光辉。 王新民，祖籍河北，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1995年跨入导演界，与央视频道合作执导《东方商人》。1996年再次携手央视，推出《总督张之洞》，片子有名，但导演的名气似乎弱了点。1998年，王新民的经典力作《燕子李三》横空出世，成为中央电视台第八频道首部买断的电视剧，并成为国内唯一一部荣膺“飞天奖”的作品。审视《燕子李三》这部作品，你会看出，王新民的独特之处，并未依靠多么宏大的视频效果，并未依靠多么华丽的戏装，也并未依靠多么红火的演员。这正是王导值得称道的魅力所在，也正是他与其他导演相比之下的不平凡之处。他的成功，依靠的是演员的到位表演以及独特的动作想象。所以，他赢得了“中国著名动作片导演”的称号。 《燕子李三》的成功，使王新民找到了也认清了中国导演界的形势，将创作方向瞄向武侠动作片。而此时的电影界，不少人正火爆地进行金庸作品的翻版拍摄。王新民的精明之处就在于避其锋芒，独辟蹊径，开机拍摄近十几年翻版次数较少的金庸作品《侠客行》以及从未拍成电视剧的《连城诀》。王新民的审时度势为他的成功赢得了基础。他的胆识更不得不令人佩服。40集的《侠客行》投资仅为央视同长度电视剧拍摄投资的三分之一，“布衣导演”称号当之无愧。这两部影片与《燕子李三》相比，同样启用电影界新人拍戏。吴建.周莉吴越.舒畅在那个时侯，并不是很有名气的影视明星。王新民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其出色的指导，将演员的动作.语言.表情把握的甚为到位。虽然因为投资少的原因使这两部片子中服装方面难免显得粗糙，减损了这两部片子的不少光辉，引来少部分人的批评。但大部分人还是比较认可的。这两部片子也成为当年国产电视剧买价最高的剧目。“布衣导演”赢得了大众的称道，有人称他为“内地第一武侠剧导演”。回想他的武侠剧目，的确有无与伦比的独特之处，奉此封号，也当之无愧。 近几年，导演有很多变化。香港导演大家徐克.王晶纷纷转型由拍摄电影转为拍摄电视剧。王新民没有做这么大的变化，去转型拍电影，而是略有小小的变动。王新民将视线瞄向当年红极一时的红色革命老电影《铁道游击队》。这部由知侠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堪称经典中的经典。然而王新民的胆识就在于此——敢于挑战权威！他也知道这部片子的份量，深知如果他将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演的不好所带来的后果会不堪设想。2022年，电视剧《铁道游击队》拍摄完成并放映，他再一次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因为是抗战片，在抗战年代粗布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所以在这部影片中，服装问题再不是减损影片光辉的因素。王新民巧妙的将动作片中的手法融入片中，效果不错，也为影片增色不少。《铁道游击队》中演员除饰演大队副的王强和政委李正的两名演员是老演员外（曾在《燕子李三》中分别饰演李云龙.李云飞），其余演员基本是新人。王新民，依然不减当年三分之一资金投资《侠客行》的“布衣风采”。不曾见王导的照片，心中总认为他是一个思维活跃的中年导演。今天上网查了查，才大吃一惊——王导的大胡子绝不逊色于张纪中。这看起来挺像个艺术家，可王导却说：“别人拍电影越拍越像艺术家，我却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商人！”细看王导的照片，你会发现他有种儒雅的气质，双目散发着思维的灵性。一种崇敬感油然而生。王新民，一个土生土长的“布衣导演”，正以其自己的实力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展示自己独特的魅力，“走自己的路”，创造自己的奇迹。 2022年，王导的新剧《马鸣风萧萧》开拍。我们衷心的祝愿他能拍摄成功，祝愿王导的导演生涯越走越好。

❸ 傅斯年的史学观点

谢泳先生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回到傅斯年》，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的《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一书。何谓“回到傅斯年”？就是回到傅斯年的史学观。而傅斯年的史学观，按谢泳的概括，“简单说就是‘史学即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
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所谓“史学即是史料学”，这其实不是什么创见，中国的旧史学向来如此，西方也有兰克及其影响下的兰克学派。兰克的治史名言即是史学的“目的仅仅在于展现历史的真情”，“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可是现在为什么谢泳要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回到傅斯年”的命题？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意义？原来，曾几何时，史学是不是史料学的问题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学者态度、立场、阶级属性，关乎“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问题。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学界，有所谓“两条道路的斗争”，即自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唯物史观派对史料学派的斗争。这场斗争以1958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的一篇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揭幕。陈在讲话中说：“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呢？他们积累了些资料，熟悉了些资料，据说就很有学问了，有多大的问题，有多大的贡献。积累资料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他们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则有什么用呢？”以此为基调，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历史系学生分别发起了对陈寅恪、岑仲勉、童书业、徐仲舒等著名学者的批判，这种批判一直追溯到1949年以前历史学界的“三大老板”——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批判的武器和批判的内容从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所作的一首打油诗中可见端倪：

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

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

报刊和杂志，当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

史观寅恪老，史法垣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论有啥用，史料功夫深。

意思很清楚，可惜诗不太雅正。与此相比，还是学者的分析有分量些。且看唯物史观派领军人物范文澜和胡绳的文章。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见中国社科版《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发表在陈伯达的报告传达之后，要点有三：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范氏在文章中指称，以胡适为代表的史学家大搞烦琐考证就是“企图使学术脱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没有灵魂的死东西”。胡绳题为《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的长文（收入人民版《枣下论丛》）发表在1956年，语气较为平和，其中重点批判了傅斯年的历史观，他说：“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会把史料学工作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无论是史料的‘内部'的考证还是‘外部'的考证，目的都应当是提供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可靠基础；如果脱离整个史学的科学研究而孤立地进行，就会迷失方向，无目的地沉溺在历史的海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学者，对史料学派的不满都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史料学派是只讲求占有资料、考订史实，拒绝理论（当然应是唯物史观）的指导，因此无法深入历史现象的本质以发现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客观规律。

回顾这场“斗争”，现在可以说范文澜等人对史料学派的指责没有什么根据，因为史料学派中人并非一定排斥理论，如顾颉刚早在1940年为《史学季刊》作《发刊词》时就针对考据与史观之关系说过如下的意见：“历史科学家惯于研索小问题，不敢向大处着眼……若不参与历史哲学，俾作相当之选择，而辄糜费穷年累月之功夫于无足轻重之史实中，真固真矣，非浪掷其生命力而何！故凡不受历史哲学指导之历史科学，皆无归宿者也。”试看顾氏此论与上引胡绳的话有何区别？顾颉刚另有一句名言，见于他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的序言：“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这句话在五十年代曾颇让顾的批判者愤怒，其实顾氏“味之素”云云何尝不是从另一角度肯定唯物史观的功用？

本来按照正常的逻辑，史料派与唯物史观派之间不应该发展到无法并立的地步，不仅是顾颉刚等人分明有赞同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的话，而且就是范文澜、胡绳不也曾对史料学家的劳作表示过肯定？胡绳在上面那篇文章中明白无误地说：“许多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了清朝‘汉学家'们的工作，而且利用了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而在史料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的这种工作，现在看来，并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不应当被抹煞而应当加以接受，加以发扬。”尽管如此，“路线斗争”云云还是向我们这些后世读者提示着过去那场争论的严重性，否则当年执教中山大学的陈寅恪也不会愤怒地拒绝为学生开课了。那么两派史学家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呢？首先是误读的存在，正如谢泳所分析：“对史料学派的批判是构造了一个史料学派没有理论的假设，在这个前提下，以所谓史料与理论的轻重和求真与致用的矛盾为相互对立的假设，对前者进行了否定，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史学常识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没有理论的史料，也根本没有过史料的理论”；其次我以为应该是对“理论”“史观”内涵理解的歧异，如前所引，唯物史观派固极重理论的引导，史料学派也并未排斥，但史料学派反对将“理论”庸俗化，坐实为唯物史观，像顾颉刚就认为“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而所谓唯物史观派始终坚持历史研究应在以现实政治为最高导向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同一“理论”，大异其趣，所以范文澜才会号召要对“坚持学术独立”“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胡适门徒”开战。最后，我们还可以认为，在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也是各有主张。“历史有什么用？”当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布洛赫曾被稚子的这句质问震撼，大概所有埋首故纸堆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用”的含义丰富，如果仅仅定义为实用意义上的“用途”，史料学派中人的态度是：历史学可以有“用”，但历史学家不应去求“用”，像顾颉刚就坚定地认为：“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作学问的目的”。而唯物史观派中人则认为，历史学必须有“用”，历史学家应该去主动求“用”。胡绳特别举了个例子来批判傅斯年，因傅氏在1932年写了篇《明成祖生母纪疑》而且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胡绳乃对此问道：“谁是明成祖的生母，这问题有什么意义，这是傅斯年自己也说不出来的”。现在看来，明成祖的生母是谁的确是个琐屑的问题，但是否就真无意义还大有可商处，试想一下，如果与此相关的小问题都弄明白了，人们对明宫廷乃至明朝政治的了解会不会更深一些呢？

通过对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之争的回顾，走过一段弯路的我们终于明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熟悉、考订史料都是第一位的、基础性的工作。所以谢泳先生提出了当代中国史学要回到傅斯年的传统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对过去那段迷误的反正，有合理性，可是对比西方史学的发展，我们似乎又不能如此自信。西方在兰克学派以后，有所谓批判的历史哲学有年鉴学派，有斯宾格勒有汤因比有布罗代尔等大师，无不是对以实证史学为特色的兰克学派的扬弃。如果史学研究的惟一正途就是傅斯年的传统，大概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也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罢，都不是什么有价值的著作，这岂非荒唐？另外，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向来发达，中国人思维、治学的特点本来就“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所以历史研究中“回到傅斯年”虽然重要，但难道我们不应同时注意研究和吸取德国抽象思辨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俄罗斯知识分子有言：“我的心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是否也应具备这种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还有一点，强调“回到傅斯年”似乎还忽略了学者禀赋、气质之差异，其实，只要没有现实政治的干扰，何妨让几个没有兴趣钻史料的人去放言高论？不着边际之处，不妨一笑了之，然而有时也许还会有灵光一现呢。比如八十年代那些轰动一时的名著当下屡被人讥为“空疏”，可是只要一堆“空疏之论”中有片言只语启发你深沉思考，这不就够了吗？

❹ 傅斯年陈列馆的简介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聊城人，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第七世孙，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191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年底公费赴英国留学，曾在伦敦大学学习历史、数学和实验心理学，后又去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曾任中山大学教授、中文及历史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对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教育学等造诣精深、贡献巨大，被誉为学术界的“通才”。傅斯年先生曾为国共两党和谈积奔走。1945年4月，毛主席提出的把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人士的拥护和响应，同年7月，傅斯年，褚辅成、黄炎培等6人以民主人士身份到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无论作为学者，还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傅斯年先生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1950年1月，傅斯年先生就任于台湾大学校长，12月20日，患脑溢血病逝于台湾，时年55岁。 傅斯年铜像及展厅外景、景色。

❺ FU SSU NIEN怎么样

到华盛顿开会要坐上五个小时的飞机，路程既长又无聊，我总是要带点儿东西读读，可是自己专业的读物实在无味，便挑了王汎森的《傅斯年》（Fu Ssu nia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在路上看，书不离手地一直看到飞机降落在杜勒斯国际机场。掩卷之余，发觉自己对汎森兄又增添了不少认识，也对这本著作表现出来的学识相当佩服。 十几年前的1992年，我曾经和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的罗志田兄，为汎森兄的另外两本书，即《章太炎的思想》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写过一个小小的书评，发表在当时的《读书》杂志上。当时，我们就都觉得汎森兄学识与功底俱佳，那两本书也确实不同凡响。斗转星移，转眼十几年过去，汎森兄不仅荣膺中研院院士，还当了史语所的所长，志田兄从四川大学教授转任北京大学教授，我因为专业关系离历史学越来越远，平时，最多也只能挑一些熟人所著史学书籍闲读，来轻松一下始终紧绷的弦，不过，当我读了汎森兄的这部英文著作后，仍然忍不住技痒，写下一些已是外行的感想。 一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政治和社会评论家、一个学术组织者，傅斯年可能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最充满色彩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5页）。关于傅斯年已经有不少论著，不过，我所看到的几种都不惬人意，不仅见识不高，对于傅斯年的“古史重建”了解较浅，对傅斯年影响现代中国学术的估计也不足，对傅斯年的政治情怀和民族意识体会更不深，像汎森这样占有大量资料的研究更不多。汎森兄在重建傅的Life history时，所依据的资料，不仅有各种版本的傅斯年文集（如1952年台湾大学出版的《傅孟真先生集》5册；1967年文星书店出版的，增加了43篇论文的《傅斯年选集》10册；1980年由俞大采撰序，又增加了9篇文章的《傅斯年全集》7册），还拥有各种新发现的傅斯年文字、私人访谈和各类纪念文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可以利用保存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包括五个柜子四千多件的傅斯年档案（简称“傅档”）。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因为近水楼台的缘故，汎森可以直接读到傅斯年所藏王国维《观堂集林》和《古史辨》，从书的空白处傅的批注中，可以看到傅对王国维和顾颉刚的感觉（108页，115页的注），而这些资料的使用，不仅使这部著作成为有关傅斯年人生最翔实可靠的传记，也使这部著作成为有关傅斯年学术最深刻的探索。 毫无疑问，在研究傅斯年的时候，首先应当谈论他关于“古史重建”的见解，因为傅斯年进入现代中国学术世界的时代，恰恰是有关古史的大辩论时代。那个时候的古史辨运动，使得顾颉刚对古史的怀疑成为主流，就连此前人在国外的傅斯年，也曾支持过古史辨运动，很羡慕顾在史学界称“王”。根据徐旭生的描述，在1920年代，这是一个大潮流。中国各大学历史系除了信奉古史辨者之外，其余所剩无几，有的人甚至激烈到认为，汉平帝以后才有信史，以前皆为伪造。但是，傅斯年回国不久，他却成为顾颉刚这一历史观念的批评者，汎森兄在书中（124页）提到，傅曾写过一个小故事以讽刺他的朋友顾颉刚和钱玄同，他指出：“傅氏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将古史的研究重新开启”，他努力地从古史辨和疑古思潮中拯救古史，如《左传》、《国语》、《周礼》等等，他在中山大学给学生讲课时就指出，“伪造”二字，并不都能适用于被发现的古史料矛盾上，汉代儒生尤其是刘向、刘歆父子在编定文献时也许有错，但并不是故意“伪造”。汎森兄在书中说，“是顾颉刚将古史旧的大厦推倒，却是傅斯年用碎砖重建了古史”（99页）。 走出疑古思潮，来重建古史，并不等于是重新恢复传统的古史观，傅斯年所重构的古史图像与传统大相径庭，汎森特别指出的是，读者应当注意到，傅在重新拯救古史中，作为学术领袖，曾在历史、起源和文明方面，都有相当有意义的举措和论述。 汎森兄指出傅斯年关于古史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现代的考古发掘证明古代中国文明与历史。很少有人把中国辉煌的考古发掘和傅的远见卓识及领导才能联系起来，也很少有人提到后来几乎所有考古界的头面人物包括夏鼐都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训练出来的。其实，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到傅的重要性，他任命李济取代董作宾去领导安阳发掘，这便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如果说，擅长古文字研究却未必精通现代考古的董作宾仍在“掘宝”，即“金石学”和“挖古董”的意识中操作，并不知道考古分层的意义远在甲骨片数之上，那么，由考古学家李济领导的安阳发掘，不仅证实了殷代甲骨的可靠性，而且证实了殷商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还反驳了中华文明西源论。众所周知的是，这种中华文明西源论，自从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以来，曾经被章太炎、刘师培所接受，和古史辨的观念一样，共同形成了对古中国文明和古代中国史的瓦解。 汎森兄指出傅斯年关于古史的一个重要论述，是以“夷夏东西说”重建了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当然，顾颉刚是率先怀疑三代一脉的线性传承的学者，但是汎森注意到，虽然他启发了傅斯年把原来的一元古史说分解成了多个过程，傅斯年也曾在1920年代支持过古史辨运动，但他在1930年代就已经改变了看法。汎森兄曾看过一个傅的笔记本，上面有题为“虞夏两系统”的笔记，也许就是后来著名的《夷夏东西说》的草稿大纲，他说，傅和顾颉刚不同的是，“顾颉刚把旧的大厦推倒，而傅斯年用碎砖重建了多元论”（99页）。傅斯年提出，三代并非纵向线性嬗递，而是横向展开的，古代总有两个民族常常争斗，舜是东方部落的首领，而禹是西部部落的首领，他认为文化是从东到西传播的。同时他也瓦解了殷的腐败和周的圣洁这种“历史进步”说法，这种殷周文明论述，不仅是古代正统历史家的说法，也是自王国维以来一直是现代史学界的观点，但傅却对东方的殷商文明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种“文化多元说”在1927年深受廖平影响的蒙文通那里就提出过（可参看其《古史甄微》），但是蒙文通的文字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完全依赖文字材料，后来经由1934年傅斯年用考古发掘与文字资料并重的研究，也许还经由1943年徐旭生通过神话传说的研究（可参看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关于华夏、东夷、苗蛮的见解），才真正重新奠定了多元古史源流的新见解。“蒙（文通）、傅（斯年）和徐（旭生）的有趣巧合，就在与他们全都在对古史辨作出回应，他们全都将非正史的资料视为比正史更有价值。这一对史料评价的立场逆转，帮助打破了古史研究的僵局”，不过，汎森兄还细心地指出，一方面，傅斯年在欧洲游学的经历也许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因为欧洲是多民族所组成的（105～106页），傅的公式就是“历史就是种族和地理的乘积”（106页），另一方面，傅对中国文化起源于山东的说法甚为固执，“这种努力似乎部分源于他对故乡山东的浪漫情结，但是傅的方法的严谨以及他对求证的执著，使他的理论超越个人情感的内容和诚恳”，因此他并不仅仅像蒙文通和徐旭生那样，只是通过史料互证来完成他的假说，除了对考古发掘与文字资料的综合使用外，他对东方本地文化传统的认识，对欧洲历史的感受，使他并不同于前二人。汎森兄的这一对比相当独到，通过他对蒙文通（1927）、傅斯年（1934）、徐旭生（1943）这一对比，我们清楚地看到，傅斯年关于古代两个部落群体常相征伐的说法，直接与三代一脉和谐相承的传说相抵牾，粉碎了所谓“十六字心传”的神圣系谱，也改变了文明由西徂东的惯说，指出了文化的由东向西，这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傅斯年的影响最巨。 领导考古发掘，提出夷夏东西说，可能是傅斯年重建古史的重要贡献，徐旭生、王献唐以及拉铁摩尔都受其影响，与傅共事的三位考古学家李济、夏鼐和高去寻也始终坚持龙山文化有其独立本源，虽然张光直早年曾经因为龙山文化在仰韶文化之上而倾向一元论，但在他1986年的《古中国考古》第四版中，也放弃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可是，这种重要贡献却曾经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尽管安阳考古由傅斯年直接领导，傅斯年领衔的《城子崖》（1934）出版，曾是夏鼐承认的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事件，但是“文革”结束时夏鼐谈中国考古学与安阳发掘，竟然没有提到傅斯年的名字。而1987年逄振镐写《东夷古国史论》，明明用了傅斯年关于东夷的观点，却连一点点Credit都没有给傅斯年（7页）。 二中国现代历史学的革命，始于顾颉刚而完成于傅斯年，换个说法就是“从破坏到重建”。汎森兄很早在《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中就指出，这一过程是现代中国学术的逐渐形成历史。在本书中，他利用能够掌握的档案材料，为我们描述了顾颉刚和傅斯年由同盟到交恶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并不只是个人恩怨，而是折射着那一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变化。 1986年，刘起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中曾经认为，傅与顾的交恶，是因为顾颉刚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公布了傅斯年的一封信，这封信中傅斯年称顾在“历史学称王了”。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根据史语所保存的档案，汎森兄在书中清理了这一过程，傅当然是一个竞争心很重的学者，在给胡适的信中，他也确实暗示了不愿折服于顾的历史学威望之下，但是更应当注意的是，他的古史观念确实与顾不同，汎森兄看到傅在自己所保存的《古史辨》的空白处对顾的批评，这一对古史的差异观念使得他和顾分道扬镳，在古史研究上另辟蹊径，汎森兄也注意到档案中保存的1926年傅斯年关于五等爵的笔记和草稿中有对欧洲贵族制观察的痕迹，显然，有留学经验的傅斯年和未出国门的顾颉刚相当不同，也许正是这种经验，最终使他们各树旗帜。 和顾颉刚逐渐“转向民间”也不同，从1937年起，傅斯年开始“转向经典”，对儒家道德哲学起源的探索，因为这是中国人文思想的初始和儒家道德哲学的源头。汎森兄书中指出，《性命古训辨证》不仅是历史学与哲学方法理想的结合，而且在看上去严谨的学问中，实际上有傅斯年的现实关怀。有的傅斯年研究者竟然完全忽略了它的意义。其实，如果注意到傅在1919年即五四时代所编的《新潮》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注意到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人们就可以发现傅的这一学术考证隐含的现实含义。早在1928年，傅就认为，“仁义”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所以他向来比较夸奖荀子而不很认同孟子，对于宋代以来儒者继承发扬孟子的心性说，傅是很不赞同的，他对新儒家即理学的蔑视，可以从贺昌群和傅的学生孙次舟给傅的信中看到，据说，劳榦就曾提到，傅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从不发表有关新儒家的东西。他也像阮元《性命古训》一样，试图给它做一个追根溯源的历史考察。不过，汎森兄比较了阮元和傅斯年的研究，指出傅、阮的差别，在于傅用了考古与金文的证据，而阮只用了古代书面文字的材料，阮元只是指出了“性”和“命”并没有神秘的意思，而傅认为这两个字压根就没有在西周典籍中出现，尽管这两个字的今义已经在东周可能出现，但直至汉代，“令”和“生”并没有被“命”和“性”所取代，是五经先秦的传抄者将这些字按照后来的意思抄写而成的。 将古圣人之说非伦理化，这是傅的一大贡献，在那个时代，接触考古和甲骨的李济、董作宾、徐中舒，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很多伦理思想从未出现在殷商时代，至于“心”、“性”这样的文字，也只是在周中期才有。这些说法显然可以帮助傅较阮更进一步，把这些伦理化的圣人思想放回历史。汎森兄在傅斯年的几篇未刊手稿中也看到，傅的这种非伦理化的倾向，他还用张政烺给傅的信，说明傅斯年“去神秘化”的决心。张在信中指出，他对金文的研究，支持傅的想法，就是“命”字在金文中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神秘指谓。而傅也指出，尽管儒家尤其是新儒家一直反对“生之谓性”，他发现在文献和铭文中，“性”总是作“生”，并没有任何道德伦理内涵，“命”与“令”的本意，并没有“归属”之意，而“人”字并没有广义的“人”的意思。至于很多古礼，则源于初民之图腾部落的仪式，但这些仪式后来在春秋时代被理想化了，比如《诗经》中的“有物有则”，其中的“物”字，可能是指性图腾，一旦这些被冠以圣人名义的伦理思想“去神秘化”，还其本来面目，也许更能让人看清其历史中的意义（参看第四章）。 这一关于性命古训的考证受到很多人的重视，像汎森书中就注意到，在《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陈垣给他儿子的信，信中陈垣曾说，读完《性命古训辨证》，才知道自己的学问落后了（126页注）。 三傅斯年曾经说，自己“不能离学术太远，也不能在学术里呆太久”，这也许是五四的历史记忆和中国的社会现实使然，汎森兄引用这句话指出傅斯年游离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困境，作为一个从五四运动中走出来的学者，傅斯年对于身边的政治和实现的中国，始终不能忘怀，这是使他最终走上政治道路的原因。本书的第五章《五四心态的负担》，就讨论了他为抗日战争而撰写《东北史纲》，也讨论了他心中深切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反传统思潮的纠葛，也涉及民族危亡之中文化认同的需要，傅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也是一个有社会关怀的人，他无法局限在纯粹的、学院的学术世界中。 确实，1942年傅斯年参政之后，“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不过，他却参与了中国那一段现代政治的风云。他是政府弊病的批评者，也曾平息昆明学生骚乱，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时，对汉奸或附逆者的严厉举措，都反映了这个被叫做“傅大炮”的学者高度的政治热情和严厉的政治伦理。汎森兄书中引用了很多资料，记录了傅斯年在学术研究之外的各个方面的身影。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如书中记录1945年7月傅斯年与黄炎培等国民参政会代表访问延安，7月1日，傅斯年与毛泽东这两个五四时代崛起的弄潮儿，曾经在窑洞中彻夜长谈。傅斯年说，毛是宋江式的人物，是大反叛，如同刘邦、项羽一流，而自己只是小反，是陈胜、吴广之类，毛听这话便大喜，亲笔写了唐代章碣诗“刘项原来不读书”送给傅斯年。书中感叹道，“这两个五四青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成为学者，另一个选择了做 不读书 的，这个分歧在三年后，当毛在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里宣布傅斯年为战犯时，终于展现出来”（171页）。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傅退出学术舞台。就我阅读的感受说，此书最精彩的，可能也是大部分傅斯年研究者未能问津的，是有关傅斯年与史语所、北大及台大的故事。人们尽可以批评傅在后半生太过旁骛，太入世参政，但是一个刚出道就和五四有着深刻联系的学者，恐怕很难仅仅躲在“象牙塔”中。在序言中，汎森兄就说到，他试图在两个较大的现代中国思想史背景中，讨论有关傅斯年的话题，一是把傅斯年放在五四运动偶像破坏（cultural iconoclasm）的初期兴起与后来变化背景中论述，二是把傅斯年放在建设中国学术社会的成功与挫折中去观察（8页），在这一点上，傅斯年和陈寅恪毕竟不同。 四最后要说到的是资料。前面提到汎森兄对傅斯年资料的收集和使用，使得这部书成为关于傅斯年的最有权威和最可信的传记。汎森兄不仅掌握傅斯年在史语所的各种档案，而且能够读到原来不曾公开的书信和笔记。比如，他曾通读上千封傅的来往书信，这对傅的生命史和交往录，才能有深切的了解；又比如，大量档案中从未有他与左翼史学家的往来书信，似乎也可以看出，他在历史学界提倡“史料即史学”的倾向，与左翼史学“强调历史要为现实服务”的差异；再比如，由于只有一封信中提到何炳松，只有两封提到钱穆，人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学界立场上的远近亲疏。因此，读者切不可忽略大量的脚注，这恰恰是王书的一大特色，我真担心以后的中译本会将这些脚注删除或简化，实际上，这些脚注常常并不比正文逊色，有的脚注几乎就是一个小故事或者一个小考证，有时候也许还是一个重要的史料线索，或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论证。 顺便再说一些感慨罢。傅斯年是一个眼光很高的人，他作为现代中国历史学的Leader和Symbol，这使得那个时代的历史学界有一个标准，也因此成就了那个时代历史学界的进步。通常我们都相信，做学问讲究眼光（vision），做学问讲究功底，做学问还得讲究胸怀，傅斯年曾经评论张皋文说，他什么都是第一流，但都不是第一人。傅斯年眼光甚高，但更难得的是傅斯年既有高的眼光，又有厚的功底，还有大的胸怀。学术世界中，有的学者如剑侠，单打独斗可能是高手，可有的学者如领袖，仿佛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在中国现代学术界，前者能够数出不少，但后者不多，傅斯年算得上是一个善于集众工作（collective work）的人。今天我们常常会提到傅斯年的《史语所工作旨趣》，提到他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提到他的民族史学立场和关于“虏学”的议论，不过，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有什么可以数得上大进展的话，这些进展几乎都与傅相关，汎森此书《塑造新史学》一章中，以三个事例来证明傅斯年的远见卓识，即安阳考古发掘、收购明清大内档案以及坚持历史学科的自主独立和专业化。正因为如此，他去世后，史语所同仁给他的挽联中才写道：“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远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掩卷之余，唯一觉得可惜的是，汎森此书以英文写成，在剑桥出版，恐怕大陆学界一时难得阅读到。 Wang Fan shen,Fu Ssu nien: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2 （本文是葛兆光先生根据亡弟葛小佳2022～2022年笔记整理而成） 原刊《书城》2022年4期

❻ 傅斯年 胡适为什么去台湾，他们和中共是什么关系

胡适在政治主张中属于资产阶级，并且与蒋介石有不错的交情。后来有人问过毛主席，如果胡适在大陆会有什么影响，主席说可能已经入狱了。

❼ 傅斯年的人物生平

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初字梦簪。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夏，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此后数年，他一直混迹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赴重庆，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
1939年5月，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晚年傅斯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并戒肉类荤腥。又查出患有胆结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5岁。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❽ 请客观介绍一下傅斯年

傅斯年
（1896.3.26-1950.12.2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傅斯年

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

他回国后先任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希望将它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而不是一个抱残守阙的机关。他对于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瑞典的高本汉，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其余的人他都认为是“洋骗子”。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斯年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昆明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史语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藏有许多掘自不同地区的人头骨和人体上其他部分的骨骼，这些人头骨和骨骼也和图书一样陈列在木架子上。不久，这些东西被当地人发现了，每到夜里，便有人站在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了，研究院杀人了！”令史语所的人啼笑皆非。

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死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还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大概在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不过，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则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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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第二章 江湖多风波（5）
陈寅恪与傅斯年在柏林大学的重逢，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了傅斯年的治学追求，并最终使傅的兴趣转到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这一学术领域。可惜的是，陈、傅二人在这一时期留下的资料非常稀少，为他们作年谱或传记的作者，在记述二人交往史事时，往往一笔带过，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堆纠缠不清的谜团。
毕竟龙行有影，虎行有风，通过二人留下的点滴资料与他人的回忆，陈、傅在柏林的留学思想、生活与学术追求，还是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或明或暗的线索。
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森通过傅斯年藏书分析，尽管当时的柏林大学物理学与语言文字方面的比较考据学均名冠一时，但傅斯年初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同时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其他门类仍保持浓厚的兴趣，对各种书籍也广泛涉猎。有一天，罗家伦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约定到柏林康德街24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来时，夹了一个很大的书包，众人不知其为何物，待翻出来一看……
应该是全本了

❿ 重庆谈判时毛主席发表《沁园春•雪》,胡适、傅斯年有没有帮蒋介石写词

蒋和孙文都不是一个喜欢附庸风雅的人。他们留下的文章，大多是日记、训谕等，而且都是文言文。他们都不写诗，不写文章。汪精卫写过很多古体诗。
毛爱写文章和诗词。毛是南方人，不会北方官话，他一辈子没写过白话文。他的那些白话文文章，可以肯定的是，都是秘书代笔的。毛青年时期在杂志上发表过“湖南li”之类的文章，都是文言文。中年以后，做上国民d的宣传部长以及D领导以后，白话文文章都是秘书代笔的。领导嘛，你见过有几个领导自己写演讲稿、自己写文章的？
毛的诗词，大部分应该是他自己写的。也许有个别是别人代写或润饰过，目前有争议。
毛晚年读二十四史，读的都是古本，就是竖行的、繁字体的、没有标点符号的。他爱读古书。而且喜欢做批阅，在古书上圈了标点，时不时在旁边留下一些读后感。那些读后感批阅，都是文言文。
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南方人，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南方人，从小接受官话教育，会写白话文。那个时代的南方人，不太会写“通顺”的白话文。所以你看南方人鲁迅和胡适等人，他们写的白话文，读起来就不是那么“通顺”。
至于孙文、汪精卫、蒋等人，你见过任何他们的文章，几乎都是文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