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度庐都市悲情小说大全阅读

A. 《卧虎藏龙》是旧派武侠小说家王度庐名作"鹤铁五部曲"中的第几部

第四部 鹤飞冲天铁骑奔腾 “鹤铁五部曲”是王度庐武侠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的故事素材来源。“鹤铁”是《鹤惊昆仑》、《剑气珠光》、《宝剑金钗》、《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书的统称，它们独立成篇，而每个故事的主人公在师承、血缘上又有恩怨关系。 《鹤惊昆仑》:写江小鹤向杀父仇人鲍昆仑复仇，却与鲍的孙女阿鸾相爱，由此展开爱恨情仇的冲突。鲍昆仑的残忍刻毒和江小鹤的固执偏激都够瞧的。 《剑气珠光》:写江小鹤之徒李慕白与侠女俞秀莲相爱，因秀莲已许孟思昭而决心割断情丝。后李与孟结为知己，孟为促成李、俞恋情，以身殉友，李、俞相约不娶不嫁。 《宝剑金钗》:写李慕白得青冥剑、盗点穴秘图，以及江湖豪客围绕珠宝展开的争斗。似乎偏离了王度庐擅长的“悲剧侠情”。 《卧虎藏龙》:写贵族女子玉娇龙与沙漠大盗罗小虎的爱情悲剧。玉娇龙虽然深爱罗小虎，但又自恃门第高华，心高气傲，瞧不起他的强盗出身，最终孤剑单骑漂流大漠。王度庐的风格在此书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铁骑银瓶》:玉娇龙与罗小虎之子刚一出生就被人用女孩换走，后为人收养起名韩铁芳。18年后，玉娇龙养育的女儿春雪瓶长大成人。故事围绕两代人的悲欢离合展开。

B. 王度庐的作品评析

在“北派五大家”中，王度庐独以悲情武侠著称，使得言情武侠小说旁支斜出又出现新的类型。从1938年开始，他连续写下《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武侠小说，成为他的代表作品。五部小说共包括三个悲剧侠情故事：江小鹤（后称江南鹤）和阿鸾、李慕白和俞秀莲、罗小虎和玉娇龙的爱情纠葛。最后一部《铁骑银瓶》写玉娇龙产下与罗小虎的私生子（韩铁芳），却又被人调换为女（春雪瓶），上一辈的情义演化为下一辈的情义；后来韩铁芳千里寻亲，在荒漠分别遇到生身父母而不知，父母又辗转死在儿子的面前；韩铁芳和春雪瓶虽然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龙埋大漠”，“虎葬冰山”，弥天之憾，复何以堪！
这五部作品构成了所谓“鹤－铁系列”，其中人物最多，情节最复杂，展示社会风貌最为广阔生动的，当属《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1941年开始在《青岛新民报》连载，连载时名为《卧虎藏龙传》，题中暗嵌主人公罗小虎和玉娇龙之名，并喻示了他们的命运。玉娇龙身为九门提督之女，虽爱罗小虎，但为维护父兄官誉却不得不嫁丑翰林鲁君佩；玉、鲁大喜之日罗小虎闹婚，玉娇龙出走，倚仗盗来的青冥剑之利横行江湖；又因盗“九华秘籍”而受制于女贼耿六娘，为此遭李慕白、俞秀莲等“侠义道”围攻；后来得知母死家败，借机巧施跳崖之计，遁迹后与罗小虎相见，但又碍于封建门第观念，认为侯门之女终究不能委身盗匪，遂于一夜温存之后，仍然孤剑单骑，远走大漠。
小说刻画玉娇龙这一人物极为成功。她是刁蛮任性、为所欲为的侯门之女，又是敢爱敢恨、豪情万丈的江湖女侠。她既具争强好胜的叛逆性格，不服输不信邪，所以敢于盗剑，敢于向俞秀莲挑战；却又冲不破传统名教观念的束缚，不敢“败坏门风”，只能怀着一颗破碎之心黯然离开。她那官家大小姐的身份恰是她心头无形的桎梏。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认为，“作者悲悯地将玉娇龙这种对封建门第观念视同‘原罪’，并予以无情地揭露、鞭挞，正要世人认清其祸害本质所在。”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借玉娇龙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方得以显示。在揭示人物内心上，作者甚得力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运用较为成功。
《卧虎藏龙》中另一个成功的人物是铁小贝勒府的教拳师傅，绰号“一朵莲花”的刘泰保。他不仅是书中起贯穿作用的线索人物，而且是一位被塑造得最为血肉丰满、最具“浑圆”特征的角色。书中的刘泰保生性嗜赌好吹牛，喜欢管闲事、打不平；又爱慕虚荣，想入非非，常自以为是。他是北京市井中的混混头儿，故有几分“青皮”习气，但遇事却能“咬住不放”，用徐斯年先生的话说，是能够“用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来伸张正义”，屡败屡战，永不气馁，既可憎可笑，又可爱可敬。由于熟悉北平下层社会生活及这一阶层各种人物的生动个性、语言心态，王度庐写起刘泰保这样的市井人物显得得心应手，格外入神。据说李安的电影里，刘泰保的戏要比较重，可惜的是，为了突出女主角，很多都被剪掉了。
王度庐不擅长写武打，他小说里最绝顶的武技无非“点穴”，春雪瓶的连珠袖箭即可射得众多高手望风披靡。对他作品以情取胜的特点，叶洪生是这样评价的，“说来也怪！王氏书中没有奇幻情节，没有神功秘技，甚至连江湖帮派、武林高手都没有——简直不像是一般所熟悉的武侠小说！乍看之下，王派‘江湖’平平无奇，‘武艺’十分笨拙！其塑造的英雄儿女常唉声叹气，又心有千千结！似乎没一个叱咤风云的好汉，只有‘举杯浇愁愁更愁’……但细加品味，掩卷深思，他们的身影却都活生生、血淋淋地直逼眼前！泣诉江湖儿女生命的悲情、现实的无奈；令人感同身受，低徊不已。”
王度庐的语言朴拙，虽然有时失之粗糙，但并非缺乏功力。深厚的传统底子加上新文学的滋养，使他的小说妙笔时出，常得意境之美。作为北京长大的旗人，王度庐行文幽默，有一种自然流露的京味儿，他的作品应当算作京味儿文学和旗人文学的一部分。
客观地讲，聂云岚的改写使玉娇龙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引起的混淆，却足以令原书及其作者遭到掩盖。不光普通读者不知有《卧虎藏龙》和王度庐，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也闹出过把《玉娇龙》当原著的笑话。电影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以为是从《玉娇龙》改编的，以至有的文章竟发出了“《玉娇龙》被大材小用”的感慨。
长久以来，虽然普通读者对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但很多研究者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徐斯年、叶洪生诸位先生，就撰写过不少介绍和评论文章。
在武侠小说家里，新派大侠古龙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
在海外，美国的《侨报》90年代初就连载过王度庐的小说。然而，直到李安电影《卧虎藏龙》问世，才真正使王氏作品光芒再现。
李安在台湾首次阅读小说《卧虎藏龙》，之后便一直都想把它拍成电影。他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我最欣赏作者的传统手法，对中国古典社会文化充满怀旧味道，某种程度上，它十分写实，没有哗众取宠，没有离经叛道，而且女角的设计尤其突出，还有一个悲剧结局，两者都是武侠片绝无仅有的。”对于从小做着武侠梦，但又向来以文艺片见长的李安，文人气息重、传统意味浓的王度庐作品恰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挥空间。
电影《卧虎藏龙》的成功掀起了“王度庐热”，群众出版社向王家买下版权，出版《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已出《卧虎藏龙》）；日本的一家出版公司也前来联系，要翻译“鹤－铁系列”。影视方面，李安表示要把“鹤－铁系列”继续拍下去，而大陆与台湾合资拍摄的电视版《卧虎藏龙》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新世纪带来了新契机，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终于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登基那年（一九○九），北京「后门里」（「后门」是地安门的俗称），一户姓王的贫困旗人家庭添了个儿子。父亲给他起名葆祥，字霄羽，他就是后来的王度庐。
也就是这一年，清廷废除了八旗「俸禄」制。霄羽的父亲在清宫一个管理车轿的机构当职员（这个机构当是内务府的「上驷院」），虽有部分薪金可领，但生计毕竟日蹙。一九一六年父亲病故后，家境更趋拮据。所以，霄羽是以高等小学毕业的基础，靠自学而成材的。
他的第一部武侠作品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开始在《青岛新民报》上连载的《河岳游侠传》（未曾单行），接着就是著名的「鹤——铁五部」悲剧侠情小说：《舞鹤鸣鸾记》（即《鹤惊昆仑》、《宝剑金钗记》、《剑气珠光录》、《卧虎藏龙传》和《铁骑银瓶传》。一九四五年之前，他还在该报发表过另两部武侠题材小说和《落絮飘香》等四部现代社会言情小说。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始，几乎每天同时刊载一部武侠、一部社会言情作品，后者一律署名「霄羽」。也就是说，当时他是「左右开弓」、「一心二用」地写成《卧虎藏龙传》的。
「鹤——铁五部」当时就很轰动，不仅沦陷区流传甚广，而且不胫而走，影响远及大后方，以致在重庆出现过有人冒充「王度庐教授」、连日演说「九华奇人传」的事件（原著里李慕白等的师承渊源在九华山）。可见，「文化管制」终究是限不住作者的。度庐先生在日寇的文网之下，照样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演绎出刻骨铭心的人生悲剧，给苦难中的读者以精神的慰藉。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度庐先生又撰有《洛阳豪客》等十一部武侠作品和《粉墨婵娟》等四部社会、言情题材作品。都未连载；而由励力出版社直接印行。
一九四九年，先生夫妇先到大连工作，四年后调至东北实验学校（今辽宁实验中学）任教。当时，在左的文艺政策之下，武侠、言情小说都被打入冷宫，「王度庐」也就在文坛上「消失」了。「文革」中，先生被「送」到农村，一九七七年病逝于铁岭。
《卧虎藏龙》的情节直承《剑气珠光》（其主人公杨豹是罗小虎的亲兄弟），但就风格、氛围、情感内涵而言，与之内在关系最密切，而且互相形成对比、构成「复调曲式」的，倒是《宝剑金钗》。这里显示著作者写作《卧虎藏龙》时，有着一种超越表层情节的深度宏观构思，这种构思与人生观念、情感流向、作品「格体」密切相关。
《宝剑金钗》写李慕白和俞秀莲的爱情悲剧。这是一个伦理悲剧：孟思昭的牺牲，不是为李、俞的结合扫清障碍，而是决定了伴随他们的永远只能是柏拉图式精神恋爱。当“义”与“情”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舍“情”取“义”。然而，作为人性的永恒内涵，“情”又是无法消灭的，所以他们永远得不到快乐。
电影《卧虎藏龙》里李慕白、俞秀莲的“戏分儿”很大，以致有人把玉娇龙当成了“配角”。作为“改编”，这也许不算妙笔，但是改编者对《宝剑金钗》的理解是深刻的，而且大概相当偏爱。
美国有评论家说，电影《卧虎藏龙》中玉娇龙对婚姻的反叛，「是奥斯汀式的故事结构」，而李慕白、俞秀莲的爱情「却受传统的束缚」。他们所看出的，「正是小说《卧虎藏龙》和《宝剑金钗》在内涵上、观念上、主题上的反差。反差之间又有内在联系：李慕白、俞秀莲的遗憾，在玉娇龙那里得到了「补偿」。这样，两部作品也就构成了既对比、互补，又承接、发展的关系。
在风格上，小说《宝剑金钗》的精彩之处在于「武戏文唱」，其叙述方式比较传统。《卧虎藏龙》的叙述行为则更加「现代」，作者常取多层次、多视点的非全知叙述角，充满悬念和张力。书中对市井人物、市井生活的描绘，更加色彩斑斓、生气勃勃，「京味儿」、「旗味儿」十分浓郁。原著中，刘泰保是一个写得非常生动的「闾巷之侠」（这是度庐先生的长处），在电影里这个人物却显得「扁平」，这是可以理解的——改编必须「减头绪」。
小说里，玉娇龙虽因罗小虎的「盗贼」身份而终于离他而去，但她为了「爱」（也就是李慕白、俞秀莲为「义」而压抑的那个「情」）和自由，却是不顾一切的：可以与贵族家庭永远割断联系，可以与「白道」大侠们拚死奋战。她的性格更为复杂、丰满：亦「正」亦「邪」，亦「善」亦「毒」，既工于心计又不无天真，既决绝狠辣又时或优柔。最后她所不能战胜的「敌人」，正是「自己」。这是一部深刻的「性格悲剧」。
李安对这个人物的把握是准确的，但是由于「戏分儿」有限，对其性格的刻画就不能如原著那样游刃有余。电影结尾的跳崖，虽很浪漫，却不如原著的厚实（小说里是宣称，为尽孝道而舍身跳妙峰山还愿，实乃又是切断家庭羁绊的妙计）。
这些悲剧的总体风格趋于阴柔而较少阳刚，苍凉、悲怆多于雄奇、壮烈。这是作者情感个性和审美个性的集中表现（王度庐先生特爱《纳兰词》）。
作者早年失怙，他笔下的主人公也多是孤儿。孤独、狷傲、寂寞、惆怅而时或优柔，是这些人物普遍的心态。这也是作者心态、性格的投射。
度庐先生武侠作品的特点是世俗化、平民化，「玄学化」与他基本搭不上边。「青冥剑一出，天下武林将如何如何」之类的话，他的作品里绝找不到。就此而言，电影未免把王度庐「金庸化」了。是「得」是「失」可以讨论，因此而失却了原著的一些「神髓」则是肯定的。
代精神和现实意义
玉娇龙的反叛精神，其实质首先令人想到个性主义，这反映著作者对「五四」精神的认同。作者熟知佛洛伊德学说，所以，书中的冲突更是「生命意志」与现实生活「僵硬外壳」的冲突，而且这种「外壳」又内化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这样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构思是十分「现代」的。我曾引用佛洛伊德的话，证明度庐先生笔下的悲剧具有佛氏所谓「心理悲剧」的特征，这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侠」企图凭借「个人的独立自足性」来伸张正义，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度庐先生致力于展现这种悲剧性，这就把中国武侠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五四」以来长期贬抑通俗文学，这是一种偏见。度庐先生的创作表明，立足于自己民族的小说传统，积极吸取西方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营养，是中国通俗文学「通变」的正确而且必然的途径；他的作品也表明了「俗」可以与「雅」融会到何种程度。
因此，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没有王度庐这样的作家，也就不会有金庸。
度庐先生及其作品由影响遍及全国，到「销声匿迹」，又到重被人们「发现」，并且经由李安「阐释」而成为世界的艺术瑰宝，这本身就是一出悲喜剧——中国文化的悲喜剧。想想度庐先生和许多中国作家的遭际，我的「悲剧感」要大于「喜剧感」，这种悲剧感的色调亦非「壮美」而是「苍凉」。但愿中华民族文化的运行不再使人产生此种「悲剧感」，这也许是《卧虎藏龙》最大的「现实意义」。

C. 求王度庐小说《卧虎藏龙》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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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虎藏龙》是202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清末民初北京武侠小说作家王度庐。小说讲述清朝年间九门提督之女玉娇龙与沙漠大盗罗小虎的爱情悲剧。

D. 王度庐《卧虎藏龙》曾有那位大陆武侠小说家改编为《玉娇龙》

《玉娇龙》一书是已故四川作家聂云岚根据现代武侠小说大师王度庐的名作《卧虎藏龙》改编创作而成，于1983年至1985年在《今古传奇》杂志连载后，使《今古传奇》发行量从41万份飙升至273万份，聂云岚一时名声大震。此后聂云岚又发表了《玉娇龙》的姊妹篇《春雪瓶》，该书的部分素材也来自于王度庐的另外一部名著《铁骑银瓶》。聂云岚的这两部编著的作品发表后，在轰动的同时也引发了争议，王度庐的家属当时与聂云岚进行了交涉，最后在《今古传奇》杂志的调解下没有诉诸法律，另外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也始终未能把调解结果公开。

书评：

本书是聂云岗的代表作。代表了解放前的武侠小说的成就，其描写细腻，人物感 情充沛，故事情节曲折动人，读来令人爱不释手。

引子：

话说新疆西部有一小城，名叫乌苏。城里聚居着百来户人家，其中有牧民，有商贩，有手艺人，也有运夫，是个汉人与回人、维吾尔人等杂居的地方。

参考资料：http://www.53941.com/wuxi89/book/b_19.htm

E. 王度庐所有小说的百度云地址

F. 王度庐的代表作品有哪些

代表作为《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互版有联系权，又各自独立的武侠小说。
王度庐（1909－1977），满族，原名葆祥（后改为“翔”），字霄羽，出生于北京贫困旗人家庭。在“北派五大家”中，王度庐独以悲情武侠著称，使得言情武侠小说旁支斜出又出现新的类型。

G. 鹤铁五部曲的《卧虎藏龙》

这五部作品构成了所谓“鹤－铁系列”，其中人物最多，情节最复杂，展示社会风貌最为广阔生动的，当属《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1941年开始在《青岛新民报》连载，连载时名为《卧虎藏龙传》，题中暗嵌主人公罗小虎和玉娇龙之名，并喻示了他们的命运。玉娇龙身为九门提督之女，虽爱罗小虎，但为维护父兄官誉却不得不嫁丑翰林鲁君佩；玉、鲁大喜之日罗小虎闹婚，玉娇龙出走，倚仗盗来的青冥剑之利横行江湖；又因盗“九华秘籍”而受制于女贼耿六娘，为此遭李慕白、俞秀莲等“侠义道”围攻；后来得知母死家败，借机巧施跳崖之计，遁迹后与罗小虎相见，但又碍于封建门第观念，认为侯门之女终究不能委身盗匪，遂于一夜温存之后，仍然孤剑单骑，远走大漠。
小说刻画玉娇龙这一人物极为成功。她是刁蛮任性、为所欲为的侯门之女，又是敢爱敢恨、豪情万丈的江湖女侠。她既具争强好胜的叛逆性格，不服输不信邪，所以敢于盗剑，敢于向俞秀莲挑战；却又冲不破传统名教观念的束缚，不敢“败坏门风”，只能怀着一颗破碎之心黯然离开。她那官家大小姐的身份恰是她心头无形的桎梏。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认为，“作者悲悯地将玉娇龙这种对封建门第观念视同‘原罪’，并予以无情地揭露、鞭挞，正要世人认清其祸害本质所在。”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借玉娇龙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方得以显示。在揭示人物内心上，作者甚得力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运用较为成功。
《卧虎藏龙》中另一个成功的人物是铁小贝勒府的教拳师傅，绰号“一朵莲花”的刘泰保。他不仅是书中起贯穿作用的线索人物，而且是一位被塑造得最为血肉丰满、最具“浑圆”特征的角色。书中的刘泰保生性嗜赌好吹牛，喜欢管闲事、打不平；又爱慕虚荣，想入非非，常自以为是。他是北京市井中的混混头儿，故有几分“青皮”习气，但遇事却能“咬住不放”，用徐斯年先生的话说，是能够“用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来伸张正义”，屡败屡战，永不气馁，既可憎可笑，又可爱可敬。由于熟悉北平下层社会生活及这一阶层各种人物的生动个性、语言心态，王度庐写起刘泰保这样的市井人物显得得心应手，格外入神。据说李安的电影里，最初刘泰保的戏要比现在看到的重，可惜的是，为了突出女主角，很多都被剪掉了。
王度庐不擅长写武打，他小说里最绝顶的武技无非“点穴”，春雪瓶的连珠袖箭即可射得众多高手望风披靡。对他作品以情取胜的特点，叶洪生是这样评价的，“说来也怪！王氏书中没有奇幻情节，没有神功秘技，甚至连江湖帮派、武林高手都没有——简直不像是一般所熟悉的武侠小说！乍看之下，王派‘江湖’平平无奇，‘武艺’十分笨拙！其塑造的英雄儿女常唉声叹气，又心有千千结！似乎没一个叱咤风云的好汉，只有‘举杯浇愁愁更愁’……但细加品味，掩卷深思，他们的身影却都活生生、血淋淋地直逼眼前！泣诉江湖儿女生命的悲情、现实的无奈；令人感同身受，低徊不已。”
王度庐的语言朴拙，虽然有时失之粗糙，但并非缺乏功力。深厚的传统底子加上新文学的滋养，使他的小说妙笔时出，常得意境之美。作为北京长大的旗人，王度庐行文幽默，有一种自然流露的京味儿，他的作品应当算作京味儿文学和旗人文学的一部分。
客观地讲，聂云岚的改写使玉娇龙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引起的混淆，却足以令原书及其作者遭到掩盖。不光普通读者不知有《卧虎藏龙》和王度庐，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也闹出过把《玉娇龙》当原著的笑话。今年的电影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以为是从《玉娇龙》改编的，以至有的文章竟发出了“《玉娇龙》被大材小用”的感慨。
长久以来，虽然普通读者对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但很多研究者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徐斯年、叶洪生诸位先生，就撰写过不少介绍和评论文章。
在武侠小说家里，新派大侠古龙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
在海外，美国的《侨报》90年代初就连载过王度庐的小说。然而，直到李安电影《卧虎藏龙》问世，才真正使王氏作品光芒再现。
李安五年前在台湾首次阅读小说《卧虎藏龙》，之后便一直都想把它拍成电影。他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我最欣赏作者的传统手法，对中国古典社会文化充满怀旧味道，某种程度上，它十分写实，没有哗众取宠，没有离经叛道，而且女角的设计尤其突出，还有一个悲剧结局，两者都是武侠片绝无仅有的。”对于从小做着武侠梦，但又向来以文艺片见长的李安，文人气息重、传统意味浓的王度庐作品恰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挥空间。
电影《卧虎藏龙》的成功掀起了“王度庐热”，群众出版社向王家买下版权，出版《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已出《卧虎藏龙》）；日本的一家出版公司也前来联系，要翻译“鹤－铁系列”。影视方面，李安表示要把“鹤－铁系列”继续拍下去，而中台合资拍摄的电视版《卧虎藏龙》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新世纪带来了新契机，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终于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登基那年（一九○九），北京「后门里」（「后门」是地安门的俗称），一户姓王的贫困旗人家庭添了个儿子。父亲给他起名葆祥，字霄羽，他就是后来的王度庐。
也就是这一年，清廷废除了八旗「俸禄」制。霄羽的父亲在清宫一个管理车轿的机构当职员（这个机构当是内务府的「上驷院」），虽有部分薪金可领，但生计毕竟日蹙。一九一六年父亲病故后，家境更趋拮据。所以，霄羽是以高等小学毕业的基础，靠自学而成材的。
他的第一部武侠作品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开始在《青岛新民报》上连载的《河岳游侠传》（未曾单行），接着就是著名的「鹤——铁五部」悲剧侠情小说：《舞鹤鸣鸾记》（即《鹤惊昆仑》、《宝剑金钗记》、《剑气珠光录》、《卧虎藏龙传》和《铁骑银瓶传》。一九四五年之前，他还在该报发表过另两部武侠题材小说和《落絮飘香》等四部现代社会言情小说。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始，几乎每天同时刊载一部武侠、一部社会言情作品，后者一律署名「霄羽」。也就是说，当时他是「左右开弓」、「一心二用」地写成《卧虎藏龙传》的。
「鹤——铁五部」当时就很轰动，不仅沦陷区流传甚广，而且不胫而走，影响远及大后方，以致在重庆出现过有人冒充「王度庐教授」、连日演说「九华奇人传」的事件（原著里李慕白等的师承渊源在九华山）。可见，「文化管制」终究是限不住作者的。度庐先生在日寇的文网之下，照样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演绎出刻骨铭心的人生悲剧，给苦难中的读者以精神的慰藉。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度庐先生又撰有《洛阳豪客》等十一部武侠作品和《粉墨婵娟》等四部社会、言情题材作品。都未连载；而由励力出版社直接印行。
一九四九年，先生夫妇先到大连工作，四年后调至东北实验学校（今辽宁实验中学）任教。当时，在「左」的文艺政策之下，武侠、言情小说都被打入冷宫，「王度庐」也就在文坛上「消失」了。「文革」中，先生被「送」到农村，一九七七年病逝于铁岭。
《卧虎藏龙》的情节直承《剑气珠光》（其主人公杨豹是罗小虎的亲兄弟），但就风格、氛围、情感内涵而言，与之内在关系最密切，而且互相形成对比、构成「复调曲式」的，倒是《宝剑金钗》。这里显示著作者写作《卧虎藏龙》时，有着一种超越表层情节的深度宏观构思，这种构思与人生观念、情感流向、作品「格体」密切相关。
《宝剑金钗》写李慕白和俞秀莲的爱情悲剧。这是一个「伦理悲剧」：孟思昭的牺牲，不是为李、俞的结合扫清障碍，而是决定了伴随他们的永远只能是「柏拉图式」精神恋爱。当「义」与「情」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舍「情」取「义」。然而，作为人性的永恒内涵，「情」又是无法消灭的，所以他们永远得不到快乐。
电影《卧虎藏龙》里李慕白、俞秀莲的「戏分儿」很大，以致有人把玉娇龙当成了「配角」。作为「改编」，这也许不算妙笔，但是改编者对《宝剑金钗》的理解是深刻的，而且大概相当偏爱。
美国有评论家说，电影《卧虎藏龙》中玉娇龙对婚姻的反叛，「是奥斯汀式的故事结构」，而李慕白、俞秀莲的爱情「却受传统的束缚」。他们所看出的，「正是小说《卧虎藏龙》和《宝剑金钗》在内涵上、观念上、主题上的反差。反差之间又有内在联系：李慕白、俞秀莲的遗憾，在玉娇龙那里得到了「补偿」。这样，两部作品也就构成了既对比、互补，又承接、发展的关系。
在风格上，小说《宝剑金钗》的精彩之处在于「武戏文唱」，其叙述方式比较传统。《卧虎藏龙》的叙述行为则更加「现代」，作者常取多层次、多视点的非全知叙述角，充满悬念和张力。书中对市井人物、市井生活的描绘，更加色彩斑斓、生气勃勃，「京味儿」、「旗味儿」十分浓郁。原著中，刘泰保是一个写得非常生动的「闾巷之侠」（这是度庐先生的长处），在电影里这个人物却显得「扁平」，这是可以理解的——改编必须「减头绪」。
小说里，玉娇龙虽因罗小虎的「盗贼」身份而终于离他而去，但她为了「爱」（也就是李慕白、俞秀莲为「义」而压抑的那个「情」）和自由，却是不顾一切的：可以与贵族家庭永远割断联系，可以与「白道」大侠们拚死奋战。她的性格更为复杂、丰满：亦「正」亦「邪」，亦「善」亦「毒」，既工于心计又不无天真，既决绝狠辣又时或优柔。最后她所不能战胜的「敌人」，正是「自己」。这是一部深刻的「性格悲剧」。
李安对这个人物的把握是准确的，但是由于「戏分儿」有限，对其性格的刻画就不能如原著那样游刃有余。电影结尾的跳崖，虽很浪漫，却不如原著的厚实（小说里是宣称，为尽孝道而舍身跳妙峰山还愿，实乃又是切断家庭羁绊的妙计）。
这些悲剧的总体风格趋于阴柔而较少阳刚，苍凉、悲怆多于雄奇、壮烈。这是作者情感个性和审美个性的集中表现（王度庐先生特爱《纳兰词》）。
作者早年失怙，他笔下的主人公也多是孤儿。孤独、狷傲、寂寞、惆怅而时或优柔，是这些人物普遍的心态。这也是作者心态、性格的投射。
度庐先生武侠作品的特点是世俗化、平民化，「玄学化」与他基本搭不上边。「青冥剑一出，天下武林将如何如何」之类的话，他的作品里绝找不到。就此而言，电影未免把王度庐「金庸化」了。是「得」是「失」可以讨论，因此而失却了原著的一些「神髓」则是肯定的。
代精神和现实意义
玉娇龙的反叛精神，其实质首先令人想到个性主义，这反映著作者对「五四」精神的认同。作者熟知佛洛伊德学说，所以，书中的冲突更是「生命意志」与现实生活「僵硬外壳」的冲突，而且这种「外壳」又内化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这样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构思是十分「现代」的。我曾引用佛洛伊德的话，证明度庐先生笔下的悲剧具有佛氏所谓「心理悲剧」的特征，这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侠」企图凭借「个人的独立自足性」来伸张正义，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度庐先生致力于展现这种悲剧性，这就把中国武侠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五四」以来长期贬抑通俗文学，这是一种偏见。度庐先生的创作表明，立足于自己民族的小说传统，积极吸取西方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营养，是中国通俗文学「通变」的正确而且必然的途径；他的作品也表明了「俗」可以与「雅」融会到何种程度。
因此，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没有王度庐这样的作家，也就不会有金庸。
度庐先生及其作品由影响遍及全国，到「销声匿迹」，又到重被人们「发现」，并且经由李安「阐释」而成为世界的艺术瑰宝，这本身就是一出悲喜剧——中国文化的悲喜剧。想想度庐先生和许多中国作家的遭际，我的「悲剧感」要大于「喜剧感」，这种悲剧感的色调亦非「壮美」而是「苍凉」。但愿中华民族文化的运行不再使人产生此种「悲剧感」，这也许是《卧虎藏龙》最大的「现实意义」。

H. 王度庐写的原版小说《卧虎藏龙》哪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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