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小说阅读

Ⅰ 我想知道美国作家赛珍珠的简介

1、生平简介：

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直译珀尔·巴克，美国作家、人权和女权活动家。出生4个月后即被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带到中国，在镇江度过了童年、少年，进入到青年时代，前后长达18年之久。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她把中文称为“第一语言”，把镇江称为“中国故乡”。在镇江风车山上在她小时候就读过现在仍然存在的崇实女中内有她的故居。同时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的西墙根下，矗立着一座三层的西式小洋楼。也是赛珍珠居住工作过的地方，作为以中文为母语的美国女作家，她曾在这里写下了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1932年凭借其小说 ，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并在1938年以此获得美国历史上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1934年，赛珍珠告别了中国，回国定居。回国后她笔耕不缀，还积极参与美国人权和女权活动。1942年夫妇创办“东西方联合会”（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致力于亚洲与西方的文化理解与交流。1973年5月6日她郁郁中去世于佛蒙特州的丹比（Danby Vermont） 。
她也是唯一一个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也是目前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

2、突出成就：

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一位女士——获奖作品是中国题材的《大地三部曲》、《异邦客》和《东风·西风》；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对她的评语是：“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且在传记方面有杰出作品”。

Ⅱ 赛珍珠的社会评价

美国新闻名人海尔德·艾赛克斯（HAROLDISAACS）在他的杰作《我们里的烙印》一书讲到，他曾深入采访过的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府、新闻、商界等要人们，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的影响。尤其神奇的是，尽管经历过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和“文革”，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位超前女性对中国的杰出贡献。
1932年，中译本《大地》在中国问世。《大地》受到许多人的好评。鲁迅也阅读了《大地》。1933年11月11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姚克《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一文后，鲁迅致信姚克，说：“先生要作小说，我极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
毋庸讳言，多少年来，人们对赛珍珠的译介与评论始终持低调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不能不说鲁迅的评论起了重要作用，以致后人对赛珍珠的评价沿袭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批评，极大地妨碍了对赛珍珠的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其后，《大地》虽于1938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中国文艺界仍以鲁迅先生对《大地》的评价为准，赛珍珠及其《大地》热，半个世纪内再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不过，赛珍珠和中国的其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例如老舍，关系不错。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是她的朋友，有些人还认为他们之间有恋情）。
如果用艾勒克·博埃默对移民作家的分析来解释赛珍珠，“一个移民作家的杂交性确实是某种声音的解放，是打倒权威的一种手段，是把多种声音释放出来，冲断了独裁专制的枷锁。但是，这种杂交性说到底仍是一种审美手段，是各种主题之源”。赛珍珠一直处于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两个世界之间隔着一堵墙”，她便萌发了让墙两边的人们能够相互沟通的愿望，她在文化上是“双焦透视”，自愿地做了打通这堵“墙”的使者，加强了中西之间的友好交流。

Ⅲ 赛珍珠的中国情结

赛珍珠于1892年6月26日诞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说来奇怪，她能出生在美国纯属偶然。她的父亲赛兆祥(Absalom Syden—
stricker，1852～1 931)笃信基督，年轻时满怀“拯救世界”的宗教热情，刚结婚便带着妻子凯丽(Carie Sydenstricker，1 857～1921)来中国传教。赛珍珠的五位兄弟姐妹，全部出生在中国。其中三个，因患流行病早年天折，葬在中国。为减少丧失子女带来的痛苦，赛兆祥和妻子于1891年回美国休假，这才把赛珍珠生在了家乡。但出生三个月，她便被放在摇篮里，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此后赛珍珠一生中的前40年，除了回美国上大学四年和读硕士学位外，基本上是在中国度过的，先居住在苏北的清江，四岁时，她父亲带着全家回到镇江。以后，赛珍珠便是在镇江这个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地，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她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上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镇江，一边伺候病在床上的母亲，一边在一所教会中学里教书。她嫁给了年轻的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随夫君在皖北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宿州生活了两年半。1 91 9年，赛珍珠与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生活了将近12年。在一座小洋楼的阁楼上，她完成了后来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乎全部作品。这座洋楼现仍静静地立在南京大学北园的西墙根下。1931年《大地》在纽约出版，引起轰动，她亦于一夜间名声大振。1934年，赛珍珠与丈夫的关系已名存实亡，她告别南京回美国定居。次年她便与布克离婚，嫁给了她的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从此，她就再没回过中国。
赛珍珠在中国不仅生活的时间长，而且有着许多独特的经历。她的父母为方便传教，没有住进与外界隔绝的租界或侨民保护区，而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与中国普通百姓毗邻而居，相互走访。因此，赛珍珠从小能操中英文两种语言，同中国小孩一起玩耍，对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如她后来在自传中回忆所说：“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成长——一个属于我父母，狭小的、白人的、清洁的、长老会的美国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广大的、温馨的、欢乐的、不太干净的中国人的世界。两者之间并不相通。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中国话，举止像中国人，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分享他们的思想感情。在美国人的世界，我则将两者之间的门关上。”
她父亲赛兆祥是个学者型传教士，他不但把《圣经》译成了中国百姓能听懂的中文，而且还了解儒学，更专门研究过佛教。他意识到亚洲的文明早已达到了哲学和宗教的高峰，并发现东西方的哲学与信仰，有着不少相通之处，这给了他和他的妻子以很大的触动。正如赛珍珠后来回忆道：“我父母亲的观点很不正统。他们认为，在各个方面中国人都和我们是平等的。中国的文化，包括哲学与宗教，是值得尊重和学习的。”他们要求赛珍珠和其他的子女，都要像对待客人、尊敬长辈一样地对待家里的用人。因此，赛珍珠和用人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小就有保姆和厨师经常给她讲各种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民风习俗。她的父母还要求子女从小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有一位孔姓的老秀才是赛珍珠的家庭教师，曾为她讲解文学经典、孔子伦理以及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使她得益匪浅。后来，她在南京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任教期间，还专门请国学造诣很深的龙墨乡先生辅导她学习中国小说史，阅读大量的古典小说和现代作品，使她对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有了更深的了解。
但是，据赛珍珠回忆，她在中国也有过两起很不愉快的经历，从相反的方向作用于她的思想。第一次发生在1 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期间。那年她才八岁，走在街上却被路人恶狠狠地瞪眼骂做“小洋鬼子"。原先和她一起玩耍的小孩也回避她。这一切令她既恐惧又困惑。她父亲后来为她解释说，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是正当的。她母亲则竭力为美国辩解，说美国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现在他们只是在为其他白种人在中国犯下的罪孽受过，而且，美国不同于其他列强，它将用庚子赔款来资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如此等等。尽管赛珍珠信了她母亲这番安慰的话，心里宽舒了些，但这次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上还是留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
赛珍珠的第二次不快经历发生在北伐战争中的1927年。一支国民党的北伐部队进驻南京，部队中一些士兵袭击外国人和教堂，金陵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和其他几位侨民被杀，神学院被烧，赛珍珠自己的家也被抢。她和亲属们在恐慌中东躲西藏，最后由于一位中国劳动妇女冒着生命危险的勇敢掩护，才未被士兵发现而“死里逃生”。一方面她感到自己和家人受了莫大的委屈，因为她认为自己和家人都热爱中国。另一方面，她又从那位机智勇敢的妇女身上深切体会到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并认为民族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缘起于缺乏了解沟通。对这两起事件挥之不去的记忆，使她坚定了为增进东西方，特别是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而奋斗终生的决心。
赛珍珠和丈夫在宿州生活的日子里，曾接触了许多目不识丁、从未见过西方人的农民，亲眼看到他们如何在艰难困苦与天灾人祸中挣扎拼搏，她发现这些农民“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做得最多，挣得最少。他们与大地最亲近，无论是生是死，是哭是笑，都是最真实的”。她深为他们的纯朴、善良和顽强所感动，认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农民说话，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怪诞的著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的真实正确地出现。这就是赛珍珠创作《大地》和其他有关我国农村生活的作品的初衷。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赛珍珠在没有和出版商谈过出版协定情况下就开始了创作的原因。
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以同情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有血有肉，富有真情实感，场景与细节的描写亦真实可信。小说越过东西方文化间的鸿沟，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一个少有神秘色彩的中国，有力地改变了不少西方作家描绘的“华人异教徒”和“不可思议的东方”的形象。
由于强国文化沙文主义作祟，在19世纪大多数欧洲与美国人的眼里，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版图上的一块空白——疆土辽阔但却遥远渺茫。至多，它也只是个“落后”、“僵固”、“充满奇装异俗”的国土。一些西方水手、商人和士兵曾来过中国，但他们短暂、浮泛的逗留所带走的，大多是带有侮辱性的印象：中国人生性狡猾、缺乏善心、不可理喻。据载，美国人在18世纪末就“习惯以轻蔑和厌恶的口气来谈论中国人”。19世纪中叶，欧美国家曾把活生生的中国人当做“展品”在博物馆陈列，或视为低等动物放在马戏团展演。如1850年在纽约市立博物馆公开展出了一个三代六口人的中国家庭，展名为“The Living Chinese Family”。1884年，一个马戏团则把一位“中国张姓巨人”和“40头受过训练的大象、50笼珍贵动物”，放在一起巡回展览演出。当时美国的唐人街以肮脏、鸦片、妓女和黑社会著称，由此也成了个由警察做导游的旅游景点。
文学艺术模仿了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美文艺作品中，中国人物大多是供人取笑、侮辱的丑角。仅以美国戏剧为例，在百老汇演出的这类音乐剧就有《鸦片王国的国王》、《唐人街的查理》、《唐人街的皇后》等。1877年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还合写了一出闹剧《阿兴!》(Ah Sin!)。尽管剧本以华人阿兴为名，但阿兴只是个出场不多的配角。剧情发生在加州矿区。阿兴为白人矿工洗衣。他不但常挨打，还被骂成是“愚蠢而又可怜的畜生，尾巴长到了后脑勺”，“笨蛋”，“道德肿瘤”和“一个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等等。他被视为长了副“空脑袋”，“只会像猴子般模仿”。剧中有一个场面写阿兴跟着女主人在餐厅放置餐具，女主人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只知模仿的阿兴，竟把自己手中的盘子也一个个地砸碎。马克·吐温是位严肃的作家，阿兴可以说是他对当时西方人心目中华人形象的客观描绘。但他沿用“Sin”(意为“罪过”)一词作为剧中华人角色的名字，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种族主义倾向。
《阿兴!》在纽约上演时，正值大批中国劳工移民前往美国。1870年至1880年间，远渡重洋前去美国西海岸的华人从10869人剧增到39579人。中国劳工吃苦耐劳，但又索求不高，为美国的西部开发和铁路的建筑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对相当大一部分从美国东部去加利福尼亚淘金的白人来说，却成了难以对付的竞争。于是，中国人很快被看做是白人世界种种社会问题的祸根。中国人被指责是个“无法与其他民族融合”的群体，最终必定会把白人统统排挤出加利福尼亚。1879年一个名为亨利·格立姆的，发表了一出名为《中国佬必须滚蛋!》(The Chinese Must Go!)的讽刺剧。剧中的中国人阴险毒辣，诡计多端，蓄意腐蚀丧失警觉的白人家庭。他们脑后甩着长辫，嘴里叼着鸦片枪，操一口难以听懂的洋泾浜英语，专门贩卖奴隶和做色情生意，暗中还策划着中华帝国一统天下的阴谋。这个剧本的写作与演出，反映了19世纪后叶美国种族分子中的排华情绪，也预示了1883年将出台的“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歧视性的排外法案，华人首当其冲，成了美国国内问题的一只替罪羊。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数西方人仍认为欧美之外的民族都是蛮族。西方的风俗习惯，哪怕荒诞不经，也被看做是通行全球的行为准则。许多在中国的传教士，在家信中都把中国人说成是个“古怪的民族”，自诩为老牌“中国通”的美国记者罗德尼．杰尔伯特，在他的《中国的毛病出在哪儿》(What Wrong with China)一书中，公开声称“中国是个劣等民族”。30年代早期美国罗伯特·罗普利创作曾先后被各种报刊杂志转载的漫画《信不信由你!》(Believe It or Not!)更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来看待中国的一切。其中一则漫画的花边上写道“支那人会吹口哨吗?”另一条花边题为“华人异教徒的怪异之处”，讥笑中国人用白色而不是黑色表示哀悼；小孩生下来便是一岁；盖屋先造屋顶后砌墙；汉字中的“家’’是屋顶下的一口猪；男人进门不脱帽反而脱鞋。罗普利正是用这些文化习俗上的差异，来取悦一些视野狭隘的西方读者，强化西方文化优越感。
20世纪初在美国和欧洲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有关华人的文学作品，要数英国人罗姆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第一部发表予1913年，取名为《险恶的傅满洲博士》(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书中的傅满洲是个精明险恶的华人头目，领着一帮“恶棍”，妄想征服西方世界。他有着“整个东方民族的一切残暴狡猾”，是个“很可怕的人”，是“黄祸的化身”。这十多部对中国人民充满敌意的小说，总销量达数百万册之多，还被改编成电影、广播剧和电视剧，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中成了家喻户晓之作。
即使有些不怀敌意的作品，对中国的描写，也总带有浓重的离奇色彩，正如一位中国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总有当官的大人，千篇一律地成天板着脸……偶然添进了几个儒生……还必须添上外国人，如美国商人、中国通、灰心丧气的传教士以及寻欢作乐的水手……尽管人物出入的场景污秽不堪，但千万不能少了出自中国人之口的古代箴言。”中国似乎就存在于这种僵化的概念和陈词滥调这中，与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
正是在西方这种普遍蔑视中华民族和把中国文化神秘化、离奇化的创作氛围中，赛珍珠以其长期在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中生活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深入了解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地把中国人“不是放在与西方人，而是放在与其他中国人的相互关系中加以描述”，经过多年的勤奋努力，赛珍珠创作了一大批形象生动、较客观地反映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文学作品。《东风·西风》、《大地》三部曲、《母亲》以及收录在本选集中的其他一些作品都取得了成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这些作品影响了欧美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其实，在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如英国、荷兰、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埃及等，那里也有不少学者和普通百姓都因小时候读了赛珍珠的小说，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才关注起中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我国人民的朋友海伦·斯诺夫人说她就是读了《大地》后才来到中国。
赛珍珠不但在小说中描写中国，她还用其他形式向西方人民大力介绍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如1924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学位时，她曾先后在全国性的杂志《民族》与《论坛》上发表了《中国学生的心理》和《中国的美》。她还花了多年的时间和心血，把她特别喜爱的《水浒传》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在许多国家流传。更为突出的例子，要数她在1 938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作的演讲。在题为《中国小说》的长篇演说中，她首先向济济一堂的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我属于美国，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她说：“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说来是忘恩负义。”但她指出，她选择这个演讲题目不完全出于个人的原因，而是她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演讲中，赛珍珠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及其特征，中国小说与中国所谓的文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关系等等。她还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小说的名作《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她声称：“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她还向听众介绍了《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和《金瓶梅》。演讲中，赛珍珠提到了《四库全书》、《教坊记》、《会真记》等等经典。她不厌其烦地向西方听众讲述了中国小说的大众性和通俗性的特征，说明中国小说历来强调作品的社会意义。她说：“在美国，一些最现代的文学青年最近才发现‘社会意义’这个词，但中国的旧文人一千年以前就已经知道，并主张小说必须有社会意义才能被承认是一种艺术。”赛珍珠在斯德哥尔摩的这番演说，自然得到了西方媒介的广泛报道。如果说中国高雅的古典诗歌和深邃的哲学经典早为一部分西方文人所知，那么，通过赛珍珠在这一特殊场合的热情介绍，使得我国光辉灿烂但又鲜为西方所知的小说传统，又第一次得以昂首展现在西方文化精英们的面前，并通过媒体的传播，为更多的西方民众所了解。
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了赛珍珠，同时也宣扬了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赛珍珠成了国际名人，也使得勤劳纯朴的中国农民形象走进了西方的千家万户。这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赛[珍珠在她的小说中对中国农村和乡镇生活所作的生动而又真切的描写，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朴实情感和不拔毅力所表示的敬意，以及她在其他非虚构文学体裁中和在公共演说场合里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所作的颂扬，客观上都是对西方在这之前对中国人所作的歪曲丑化的有力的批驳。
诺贝尔文学奖改变了赛珍珠的一生。她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将近50年后，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才获此殊荣)，这给赛珍珠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和实惠，但同时也招来了相当一部分男性作家的妒忌、不满，甚至敌意的嘲讽。赛珍珠因而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
赛珍珠获诺贝尔奖消息公布后，《纽约时报周刊》上曾发表人物专访，高度赞扬赛珍珠及其作品。著名评论家范多伦亦撰文称颂她的小说“数量众多，质量上乘”。但在美国文学圈内的反应，否定的居多。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如果她(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该成为问题。”另一位后来也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则更为尖刻，说他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中国通夫人”为伍。
赛珍珠获巨奖后在美国文学界遭此贬损，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一则因为她在中国度过了将近40年的岁月，在美国文学圈子中，她是个陌生的局外人。她的获奖作品在中国创作，写的全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远远游离于美国主流文学的题材之外。瑞典皇家学院的评委们，在众多有成就的美国作家中，偏偏选赛珍珠得奖，难免使包括福克纳和弗罗斯特在内的美国主流作家感到惊讶、难堪，甚至愤怒。再则，因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赛珍珠的作品常用章回体，而不是为西方文坛称道的复式结构。她爱用句式简单的白描手法叙述故事，而缺少为西方现代文学所看重的“意识流”式的心理刻画。赛珍珠的创作对象是包括家庭妇女在内的广大群众，而不是少数文化精英。大地》三部曲一出版也确实成了畅销书。这在当时主宰文学时尚的批评家眼里是犯了大忌。在他们看来，文学与畅销绝对不可兼得。再者，赛珍珠重作品的主题寓意和社会功能而轻作品形式上的创新和作者个人情感的宣泄，这一切使得她的作品与当时美国主流作家的“纯文学”创作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但是，赛珍珠获奖后受到攻击的另一个难以摆上桌面的原因，是她的性别。在她之前只有两位美国男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位是1934年获奖的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另一位是1936年获奖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应该说，一大批很有成就的美国男性作家，都暗暗盯着这份举世瞩目的荣誉和巨额奖金。瑞典皇家学院把此殊荣授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妇女作家，必然在这批轻视妇女的男子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平，使他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难以接受。
赛珍珠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中国本土和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后来又有一场不小的争论，这些对赛珍珠在中国的被接受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赛珍珠的小说大部分都有中译本，有些作品还有几种不同的译本。《大地》原著在美国出版不久，中国《东方》杂志便开始连载。后来几年中，上海、北平和重庆等地的八个不同的书局出版了八种不同的中译本。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自1933年至1949年就印刷了12次。一个外国现代作家的小说，得到如此多译者的青睐和如此规模的发行，这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并不多见。
中国的评论界对这位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美国女作家，也同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1930年发表第一篇评论《东风·西风》的文章起，到1934年赛珍珠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时止，中国的报刊、杂志和译本的序、跋、后记上，至少发表了50篇介绍和批评赛珍珠及其小说的文章。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大致分成基本肯定、褒贬参半和基本否定这样三类的话，那么这50篇中的多数属于第一类，如庄心在的文章称赛珍珠为我们“民族的友人”。作者认为，一个民族能否被人尊敬赞颂，文学艺术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文学是“无形而有力的战斗武器”，它能不必流血牺牲，而“免除别一个国家愚妄或自私的误解和仇恨”。他进而指出，在通达另一个国家人民的内心与灵魂方面，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诗人或画家能做的，要远比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所能期待达到的多得多，这便是如果必须作出选择的话，英国宁可损失全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的缘故。
这篇刊登在《矛盾月刊》上的文章进而指出，中国民族因为人种、语言、地理和习惯等等与西方的差异，向来是被误会，被诬蔑的。“神秘之国”简直成了“万恶之薮”，西方人写游记，写小说，画画，演电影，只要有中国人，“便把许多卑贱龌龊、奸险等坏习惯点缀成一种类型，总是拖发辫(不消说女的是缠小脚)，挂鼻涕，伛偻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总离不开窃盗、强奸、暗杀、毒计等等，看了叫人毛骨凛凛的举动……一种不易泯灭的民族的误解，处处阻止了亲善合作的同情”。作者认为，要消除这种错误观念，有赖于中国的文艺作家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来“一改荒谬错误的旧观”，但这不是旦夕间轻易就能奏效的。因此，“如果有异国的作家诚能以真切的态度，为描写中国的现实相，那便是中国民族的友人”。文章指出，赛珍珠以其居住中国多年的历史，以及对于中国事物的热爱，对中国的论述，都“每中肯要”，尤其是她对于中国民族的尊重以及对于孔子思想及中国文化上的理解，更使她对中国有进一步深切的认识。“虽然有时也不免有夸张失真之处，但大体上布克夫人至少已做到以诚恳客观的态度把中国的情形给予西方以较正确的姿态，这一点，在复兴民族过程中的中国人，是应当感谢的。”。
不少文章还为赛珍珠取得的文学成就感到骄傲。他们认为，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抚育了这位畅销作家。如有文章指出，尽管赛珍珠的“肉体出自阿美利加的双亲，而她的精神则是我们中国所赋予的”。
第二类褒贬参半的文章的典型例子，是我国著名出版家和文学批评家赵家璧先生的《布克夫人与王龙》。文章一开头便指出，受马可·波罗游记的启发，“洋人对于中国故事的兴趣，跟了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入，而继续增高”。为了适应这种需求，西洋人写的中国小说，都是“那种封面上画了怪诞束装的‘支那人’，横七竖八画了半个中国字的书”。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凭了有限的经历，加上丰富的幻想力，渗入了浓厚的民族自尊心，才写出了这些看了要使人发笑的书”。赵先生指出，赛珍珠的《大地》的出版大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赞美，因为它不但“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而且还“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文章赞扬赛珍珠所写中国小说的特点是，“除了叙写的工具以外，全书满罩着浓厚的中国风，这不但是从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描写上可以看出，文学的格调，也有这一种特点。尤其是《大地》，大体上讲，简直不像出之于西洋人的手笔”。
然而，赵家璧先生对小说中他所认为存在的问题，也毫不含糊。首先，他对把王龙这样比较落后的农民，作为主人公加以描写并向西方介绍，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尽管赛珍珠对王龙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那头脑简单，带原始性的人物王龙正好符合西方人把中国人看做是个文化落后的民族的口味，它只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所抱有的种族偏见。另外，赵先生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过度发展造成精神匮乏，使不少人倡导起返璞归真，回归原始。顿时，美国的小说、电影、游记等出现了许多描写非洲原始生活的题材的作品，即所谓的逃避主义通俗文学，赵先生认为《大地》就属于此列，只是让居高临下的西方读者换换口味而已。
胡风在他的《“大地”里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大体上，作者对于中国农村底生活是很熟悉的，从描写或叙述里看得出来她的感觉底纤细和观察底锐利。”胡风认为赛珍珠的笔端上“凝满着同情地”写出了“农民底灵魂底几个侧画”，因此读者在离奇的故事里面也能够感受到“从活人底心灵上流出的悲欣”，但是，胡风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强调指出，尽管赛珍珠相当熟悉中国农村的人情风俗，她受到了“只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基督教徒这个主观观点上的限制”，因而她“并没有懂得中国农村以至中国社会”。
第三类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赛珍珠小说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品质。第一个激烈批评赛珍珠的中国评论家，恰恰也是《大地》(译为《福地》)一书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的伍蠡甫先生。在1932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福地》译本之前，伍先生加上了长达28页的《译者序》，“简略地批评"了赛珍珠的这篇成名作。《译者序》认为，《大地》所描绘的世界为人的本能所主宰，男人只知拥有土地，女人只是绝对服从。穿插于故事之间的，是接连不断的灾荒、农民的愚昧、兵匪与强盗的骚扰等等。《译者序》进而问道：这难道是中国的真实情况吗?在作这些描写时，作者难道没有一点白人优越感?难道没有要通过侵略来拯救中国的意思吗?难道小说不是要把中国表现成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表明“黄祸”即将来临吗?《译者序》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后指出，是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勾结才阻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而这正是外国人不愿意看到，或看到了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Ⅳ 求诺贝尔文学奖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是按照诺贝尔的遗愿设立的，其发奖宗旨也是充分尊重诺贝尔的遗愿的。按照诺贝尔的遗愿，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在遗嘱的末尾，诺贝尔还表示："我确切地希望，在决定各奖的得奖人时，不顾及得奖人的国籍；只有贡献最大的人，可获得奖金，无论他(或她)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里。"

诺贝尔的遗愿是非常美好的，然而，如何掌握理想主义则不容易。何为理想主义？理想主义的内涵中包含着多少道德原则，多少美学艺术原则？在掌握理想原则时是强调它的古典的、永恒性内容还是强调它的现代性内容？这不是像学生在考卷上做出几句理论答案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文学院在评选中选择一些与人类理想、人类总体期待、总体希望相合拍的基本视角和标准。然而，即使选择了最符合理想主义的批评视角，也难以避免批评的主观性。视角、标准、审美判断毕竟是人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极为丰富复杂，人的视野、眼光、能力极为有限，并非三头八臂的瑞典文学院士们尽管辛苦劳作，功劳很大，但也不能不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我们不妨共同作次世纪性的文学之旅，然后看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失。

先看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

1901年莱涅·苏利－普吕多姆(法国)

1902年狄奥多·蒙森(德国)

1903年比昂斯腾·比昂松(挪威)

1904年弗莱德里克·米斯特拉尔(法国)，何塞·德·埃切加莱·伊·埃伊萨吉雷(西班牙)

1905年亨利克·显克维支(波兰)

1906年吉奥修·卡尔杜齐(意大利)

1907年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

1908年鲁道夫·克利斯托夫·奥伊肯(德国)

1909年塞尔玛·拉格洛芙(瑞典)

1910年保尔·海泽(德国)

1911年莫里斯·梅特林克(比利时)

1912年戈哈特·霍普特曼(德国)

1913年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印度)

1914年(未颁奖)

1915年罗曼·罗兰(法国)

1916年卡尔·古斯塔夫·魏尔纳·冯·海顿斯塔姆(瑞典)

1917年卡尔·阿道尔夫·吉勒鲁普(丹麦)，亨瑞克·彭托皮丹(丹麦)

1918年(未颁奖)

1919年卡尔·施皮特勒(瑞士)

1920年克努特·汉姆生(挪威)

1921年阿那托尔·法郎士(法国)

1922年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西班牙)

1923年威廉·叶芝(爱尔兰)

1924年乌拉迪斯拉瓦·斯坦尼斯拉斯·莱蒙特(波兰)

1925年乔治·萧伯纳(英国)

1926年格拉齐娅·黛莱达(意大利)

1927年亨利·柏格森(法国)

1928年西格里德·温赛特(挪威)

1929年托马斯·曼(德国)

1930年亨利·辛克莱·路易斯(美国)

1931年埃里克·阿克赛尔·卡尔费尔德(瑞典)

1932年约翰·高尔斯华绥(英国)

1933年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俄国)

1934年路易吉·皮兰德娄(意大利)

1935年(未颁奖)

1936年尤金·奥尼尔(美国)

1937年罗杰·马丁·杜·加尔(法国)

1938年赛珍珠(美国)

1939年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芬兰)

1940年－－1943年(未颁奖)

1944年约翰尼斯·维尔内姆·延森(丹麦)

1954年加·米斯特拉尔(智利)

1946年赫尔曼·黑塞(瑞士)

1947年安德烈·纪德(法国)

1948年托马斯·史蒂恩斯·艾略特(英国)

1949年威廉·福克纳(美国)

1950年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英国)

1951年帕尔·法比安·拉格尔克维斯特(瑞典)

1952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法国)

1953年温斯顿·罗纳德·史本斯·邱吉尔(英国)

1954年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美国)

1955年哈尔多尔·基里扬·拉克斯内斯(冰岛)

1956年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西班牙)

1957年阿尔伯特·加缪(法国)

1958年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苏联)

1959年萨尔瓦多·夸西莫多(意大利)

1960年圣琼·佩斯(法国)

1961年伊弗·安得里奇(南斯拉夫)

1962年约翰·斯坦贝克(美国)

1963年乔治·塞菲里斯(希腊)

1964年让·保罗·萨特(法国)

1965年米哈依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肖洛霍夫(苏联)

1966年撒缪尔·约瑟夫·阿格农(以色列)，奈丽·莱欧涅·萨克斯(瑞典)

1967年米格尔·安格尔·阿斯图里亚斯(瓜地马拉)

1968年川端康成(日本)

1969年萨缪尔·贝克特(爱尔兰)

1970年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苏联)

1971年巴勃罗·聂鲁达(智利)

1972年海因利希·伯尔(德国)

1973年帕特里克·维克多·马丁达尔·怀特(澳大利亚)

1974年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瑞典)，哈瑞·埃德蒙·马丁松(瑞典)

1975年尤金尼奥·蒙塔莱(意大利)

1976年索尔·贝娄(美国)

1977年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梅格(西班牙)

1978年以撒·巴什维斯·辛格(美国)

1979年奥迪塞乌斯·埃利蒂斯(希腊)

1980年切斯拉夫·米沃什(波兰)

1981年埃利亚斯·卡内蒂(英国)

1982年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1983年威廉·戈尔丁(英国)

1984年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捷克斯洛伐克)

1985年克劳德·西蒙(法国)

1986年沃尔·索因卡(尼日利亚)

1987年约瑟夫·亚历山德洛维奇·布罗斯基(俄国－－美国)

1988年纳吉布·马哈福兹(埃及)

1989年卡米洛·何塞·塞拉(西班牙)

1990年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

1991年纳丁·戈迪默(南非)

1992年德列克·沃尔科特(特里尼达)

1993年托尼·莫里森(美国)

1994年大江健三郎(日本)

1995年显默斯·希尼(爱尔兰)

1996年维斯拉瓦·希姆博斯卡(波兰)

1997年达里奥·福(意大利)

1998年霍塞·萨拉马戈(葡萄牙)

1999年君特·格拉斯(德国)

按照这份名单，我们看看各国得奖状况：

法国12人

美国9人(不包括有美籍的布罗斯基)

英国6人

德国、瑞典各7人

意大利、西班牙各6人

俄国5人(包括布罗斯基)

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各3人

瑞士、智利、希腊、日本各2人

澳大利亚、比利时、印度、哥伦比亚、芬兰、瓜地马拉、冰岛、以色列、南斯拉夫、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葡萄牙各1人

直至1998年为止，共有95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等八个国家有59人，如果再加上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则有71人。很明显，诺贝尔文学家族重心在欧洲和美国，倾斜是明显的。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具有国际性，它的眼光在努力跨洋过海，伸向世界各地，甚至伸向尼日利亚、特里尼达等小国家。尤其是从1982年授予马尔克斯和1986年授予W·索因卡(尼日利亚)之后，20年来，诺贝尔文学家族竟增添了哥伦比亚、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葡萄牙等八国国籍，这又表明，瑞典文学院正在朝着更加国际化的路向走，努力减少倾斜度。1992年我在瑞典时，得奖者是特里尼达的德列克·沃尔科特，这是一大冷门。瑞典报纸告知人们，这位诗人兼剧作家在消息公布时，正在美国波士顿，他已经起床，准备吃了早饭后坐飞机到弗吉尼亚去给弗大戏剧系的学生讲课。他一人独处，妻子在西印度群岛老家，身边清冷，当电话铃响，瑞典文学院秘书通知他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和许多人一样感到意外。

我被瑞典文学院邀请去听他的获奖演说，一进门，就拿到一份英文讲稿，题目是：《安德列斯·关于史诗记忆的碎说》，讲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美学观念：一只完整无缺的花瓶纵使再美，也缺乏足够的魅力，但如果将若干从历史掩埋中挖掘的花瓶碎片加以细心拼合，则那弥合的花瓶便具有欣赏不尽的艺术魅力。一尊精心雕制的塑像固然美，但清晨凝聚于那雕像上的清纯的露珠，当更具有摇人心旌的瑰彩。沃尔科特的演讲既有论文的思想魅力，又有散文的内在情韵与风采，确实很有才华。他的审美理想，也反映了瑞典文学院的部分审美理想与审美标准：不求完整无缺，但求能汇集人类历史的各种文化精华，凝合出一种清新而富有活力的个性。沃尔科特这一讲演的主旨和他的作品内涵正好和瑞典文学院八十年代之后寻找的方向十分合拍，完全符合他们的文化理想。所以他们在颁奖辞中这样解释授奖给沃尔科特的理由：他的诗作具有巨大的光能和历史的视野，这种历史视野来自他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末尾这句话：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正是瑞典文学院世纪末最后二十年的努力。所谓"国际化"，也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沃尔科特得奖后，我的朋友陈迈平在一篇评论中对瑞典文学院这一路向说得十分中肯。他说："近年来，瑞典文学院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者所谓边缘文学的注重是有目共睹的，欧美作家已经越来越难问津诺贝尔文学奖了。文学院自然也非常关注'文化认同'问题，而且作品本身代表一种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一般瑞典人的性格都是宽容谦和的，他们不主张斗争的哲学，而是喜欢和平中立和互相忍让。院士们也都如此，他们不想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评价其他文化的作品，也并不主张各种文化之间互相对立、排斥和较量，而且主张互相联系、融合甚至介入。"

从一百年来这份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的名单来看，我还觉得，二战之后的评选比二战之前评得更好。他们确实选择了一群世界公认的杰出作家，而这些作家作品的大思路，确实体现了人类之爱这一基本理想。1949年，福克纳在获奖的演说中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室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瑞典文学院选择了福克纳，而福克纳的这席话又充分地体现瑞典文学院所把握的诺贝尔的"理想主义"和评价准则。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确实共同展示了一种"心灵的真理"，宇宙的理性，这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反此真理的另一极，即仇恨、暴力、堕落、冷漠、自私等等，瑞典文学院则给予断然拒绝，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才能。

近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所授予的每一个作家，几乎都有争议。很难找到全世界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甚至很难找到瑞典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据说，在头25年里，只有1925年的获奖者萧伯纳被瑞典的舆论共同接受。萧伯纳之外，即使瑞典本国的作家，也不可能被瑞典完全认同，例如，1974年，两名瑞典作家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和哈瑞·埃德蒙·马丁松共同得奖，就遭到瑞典舆论的攻击，认定他们没有资格获奖。马丁松是瑞典的文学大师，他获奖后却遭到自己的同胞如此苛求，心情非常不好，得奖四年后便去世了。在我听闻的范围内，常被非议的是邱吉尔和赛珍珠。有人说，邱吉尔的得奖是政治需要，但是，就在邱吉尔得奖30年后的1983年，另一位英国的获奖作家威廉·戈尔丁(其代表作《蝇王》是英美大中学校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却在获奖演说中特别郑重地礼赞邱吉尔。他说："......我们不能忘了邱吉尔，尽管评论家们百般挑剔，他还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获奖不是由于诗歌和散文，而是一部质朴简洁的叙事作品，它是真正表达人类战胜和藐视一切困难的充满真情的言论。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都知道，是邱吉尔诗一样的行动，改变了一个时期的历史。"他最后甚至这样衷心感叹："我觉得我该走下这个讲坛了。邱吉尔、朱丽安娜，更不用说本·琼森和莎士比亚了，这是一群多么杰出的人物呵!"我不隐讳自己对戈尔丁的礼赞产生共鸣，这不仅在于我曾被邱吉尔的二战演讲录所蕴含的深广诗意所打动，而且觉得人类创造的文学，不应当屈从于教科书上的狭窄定义，像邱吉尔这样富有大诗意的言论，代表人类一代战士征服魔鬼的精彩言论，绝对是美丽的散文，而且是闪耀着理想主义光焰的散文。我对赛珍珠也有好感。她的本名是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1892—1973)，赛珍珠是她起的中文名字。她从小就随父母来到中国，直到35岁时才离开中国，她不仅从小就读过中国经书，而且很爱中国并努力了解中国，因此，在她的心灵中，一直把中国当作她的第二祖国。1938年她在获奖演说中说："尽管我是以完全非官方的身分，我也要为中国人在这里说话，因为不这样我就不忠实于自己，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是我的生活，而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心灵上，我自己的祖国和我的第二祖国－－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份对自由的热爱。"赛珍珠获奖时仅46岁，属于最年轻的获奖作家(后来获奖的布罗斯基常被认为是最年轻的作家，其实获奖时已47岁)。赛珍珠写作非常勤奋，一生共著85部作品，主要是小说，还有传记、散文、政论、儿童文学等。瑞典文学院在给予她的"获奖辞"中特别指出她的作品恰恰符合诺贝尔的理想原则。祝辞这样写道：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跨越了种族的鸿沟，并在艺术上表现出人类伟大而高尚的理想。

我虽未阅读赛珍珠的全部作品，但仅仅从她的代表作《大地》(1932)和《母亲》就不能不被她所展示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命运所感染，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命运，其双重奴隶的悲剧可说是被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在她笔下中国妇女生活在双重黑暗的夹缝中：一重是过去的黑暗－－过去那种不把妇女当作人的传统观念多么黑暗；一重是未来的黑暗，等在妇女面前的年老色衰，被丈夫所厌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除了鲁迅之外，其他作家对中国妇女惨苦命运的描写，似乎没有超过赛珍珠的。因此，以赛珍珠为例来非议诺贝尔文学奖也未必妥当。当然赛珍珠是很难与福克纳、海明威等真正一流的作家媲美的。

Ⅳ 赛珍珠原名是什么

赛珍珠，直译珀尔·巴克，美国作家。赛珍珠的作品包含了她认为堪称无比重要的一个民族、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活动范围和历史。这些书不含有作者的参与意识，而只让事实说话。赛珍珠的作品即使适合大众的口味，它们与20世纪中期的文学成就也不能相提并论。与这种意见相关的评论，把赛珍珠获奖后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当成了一种典型。她的声望、她的始终如一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作品中并未出现的自己的影子，所有这些与当代重要小说相比都显得很不相称。她也可能属于过去时代那种极端写实的作家，一个落伍的作家。

赛珍珠从小接触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使她看到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国式写作，获得了对中国小说的完整概念和印象，从而了解了中国早期小说的特殊的局限性并领略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她发现，中国小说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内容和艺术特征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历史上种种文化因素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同时她也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西方作家从中国文化视角出发去认识中国小说，他们作品中所涉及的中国人无疑是缺乏真实形象的“空中楼阁”。无论是“圣贤”还是“魔鬼”都不是真实的中国人。因此，赛珍珠要用手中的笔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了解真实的中国人民。只有这样，她所倡导的彼此接受，彼此包容，互相融合的相对主义文化理念才能实现。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分为不同的阶段。诺贝尔奖给了她荣耀，但同时也说她是一位几乎只以中国为写作题材的作家。在后来的文学事业中，赛珍珠曾试图摆脱这种写作的狭隘性。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和西风》（1930年）实际上包括两个有相互关系的短篇小说，这部作品为她的初期写作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到她1938年获诺贝尔奖，这期间的小说和传记与中国的传统有关，有些则与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

Ⅵ 这是赛珍珠的一篇表示她对狄更斯的感谢的文章，大意我懂，并且原文很多单词我有注解意思，现在需要大神们

从七岁起，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来偿还我所欠下的某种债。债务通常是负担，但这是一种没有负担的特殊债务，如果她的感激之情没有表达出来，可能在她心里她会感到很忧郁。我对那个英国人怀有一种感激之情，很久以前在中国他为一个美国小女孩提供无价的帮助。那个小女孩就是我自己，而那个英国人是狄更斯。在我看来，表达我对查尔斯．狄更斯的感激，最好的方式是用白纸黑字写下他给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小孩莫大的帮助。
首先，你得在你的脑海里构建一个关于那个孩子的形象，她在中国偏远的山区过着一个很孤独的生活，并且她的家人都居住在山谷下有很多稻田的小山坡上的一间小平房里。在附近的地方，有一条名叫长江（扬子江）的深险的金色河流弯沿流过，而大多数中的一些地方都伴随着恐惧和灾难，而在我的童年中，最高兴、最兴奋的日子，大多是在河边度过的。她喜欢在河堤的岩石上或在泥泞的小路上慢慢行走，并且观看被撒入滚滚洪水的巨大四方形的渔网，她向洪水里看去或许一次又一次收上来的都是是空网。但是，有时很快地闪现出正在游摆的银白色鱼。她流连于渔民聚集的村落，观看他们的生活，许多婴儿都用绳子系着在浅滩里戏水。
但她也看到死了的婴儿被扔到深水里。她，一个外国小孩，漫无目标地游走在村民中。在田野间的土房子里，在吃饭时，她经常拿着一碗米饭和一碗白菜并且坐在带得有门的打谷场里的农民中间吃饭，她常常保持沉默、听他们说话、而且还要忍受羞愧来回答他们善意、无心的问题、对于他们嘲笑在他们眼里她那金黄色卷发及与众不同的蓝眼睛是如此的丑陋，可她还要强颜欢笑。她知道她对于他们来说她是一个多么不同的外国人。走在大城市的街上，她已经学会了接受对老外这个词的叫喊，并且认识到她就是一个老外。
从小到大，她一直知道她一个外国人。无论周围的人对她多友善，他们通常对她的确相当的友善，但她知道，对他们来说她仍然是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人。她想知道她的亲属在哪里、他们长什么样并且和她同龄的孩子在玩些什么？但她始终不知道。在小平房里的父母非常非常地忙，他们没有时间来关注她，又由于她在早晨学得很快，因此她四处徘徊，观看并学习各种各样的事情。她很开心，但她经常想象“像她一样的其她孩子又在哪呢？”“他们居住的那个国家又是怎么样个情况呢？”我记得她很渴望能和一群像她一样的孩子游戏，但她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玩伴。
有一天，这个孤独的小女孩遇到了件不平常的事。对于读书，她的求知欲望是难以想象的。他想拥有一本儿童读物，但是这里没有，于是她就阅读任何东西-----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希腊历史学家）和佛克斯的《烈士》、圣经、教堂的历史和乔纳森.爱德华兹所谈论的热点以及出自莎士比亚的《谈话》，许多像坦尼森和布朗林这些人她根本不了解。 有一天，她满脸疑惑地盯着一排放在高书架上的深蓝色书本，但她够不着那些书。过后，她发现它们是小说。但是由于她不希冒险的把三角竹凳放在小桌子上，爬上书架并注视着里面放得有她读过深黑色标题的查尔斯.狄更斯的书《雾都孤儿》的固定装置。那时她仅仅才七岁多，大约在下午三点，八月的天气是非常热的，除了不辞辛劳的父母，那个时候家人都在睡觉并且他们依然很忙很忙。她把《雾都孤儿》从书架里拿出来，这本书不厚也不薄，刚好合适，因为《艰难时世》也被捆在上面。为了一口袋花生而停留在食品储存室里，是一件将要面临很危险的举动，她匆忙离开来到只 有身手敏捷的小孩才能挤进阳台的秘密角落，于是打开一本密密麻麻印得字的旧书，并从书中寻找她的玩伴。
我怎样才能让你知道那封面是这么的小呢，可怜的孩子？在中国的乡村道路的角落上，有小贩从我下面经过，我也继承了属于我的遗产。对于这些时光我不能对你说，我知道我在6点时被我的晚餐时间所唤醒。我茫然地四处寻看着，夕阳撒落山谷的一缕缕阳光。我记得由于不能忍受《雾都孤儿》里的悲剧，我两次给关上书本并突然哭了起来，但接着又很想知道里面的故事情节而很快的又再次打开书本。我记得，大多数精彩的故事情节，而忘记了吃花生，当我被叫喊时，我口袋里的花生依然是十分的满。我在睡梦中吃着我的晚餐，我看书看得很迟后，才赶去睡觉。而且在睡觉的时候我把它放在我的枕头下，到第二天清晨醒来时再看。当我把《雾都孤儿》看完时，我又接着看《艰难时世》，忧郁不决也让我苦恼。我觉得我必须把它所有的东西连续性的读完，对于那长排蓝色的书我是很贪婪的，想知道它们里面写的是什么？我再次爬上书架，起初把《雾都孤儿》放好，并拿了一本由大卫.科波菲尔写的书。我决定一排一排地反复把那些书连续看完。
我依然坚持继续进行这一计划，反反复复地看书大约为十年之久，从那以后，我仍然将一本狄更斯的书带在身边，可以说，这是让我沉浸在一种身处家乡的舒适感受中。而今，我对他显示出一种对其他人没有的感觉。他开阔了我的眼界，他教会了我去爱所有的人，无论他们地位的高低、家境贫穷或富裕、还是老人或小孩，我都会爱他们。他教会了我憎恨虚伪、油腔滑调、也教会了我在坏脾气下也可能隐藏善良，因为友好和美德都在这世界中是最美好的东西。同时，他也教会了我对金钱的轻视。如今，人们在分析他的性格中说他是一个显著的、多愁善感的和带有孩子气的一个人。他可能是这样，但我也惊讶地发现人们喜欢他写的那些作品比如：好人不是纯粹的好，而坏人也不是绝对的坏。我没有为他的“单纯”感到遗憾，因为他有自己的美德。美德是一种对生活充满很大的热情。如果他对任何事情都能看清它的是非黑白，那么他那热情洋溢的生活会很快地离他而去，留下的便只有爱和恨。他给了我在人们生活中巨大多样的喜悦之情。
这就是查尔斯.狄更斯为我做过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因为他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Ⅶ 张爱玲与赛珍珠的比较

张爱玲（1920年阴历9月30日-1995年9月8日）

主要作品

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赤地之恋》。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网络：http://ke..com/view/2137.htm

赛珍珠
赛珍珠(Pearl Buck l892-1973)，女作家，是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著名美国作家。本名珀尔·布克。
http://ke..com/view/68113.htm

我对这两个作家也不是很了解，请你自己比较吧~~~~~

Ⅷ 赛珍珠的生平及著作

赛珍珠1892年6月26日出生于美国西佛吉尼亚的一个基督传教士家庭。两三个月大的她就随着传教士的父母来到后来她曾经生活过近40年的中国，随父母在浙江、江苏一带小镇生活。从童年开始，她就能说流利的中文和英文，并接受了母亲和中国私塾式教师的基础教育。1900年义和团暴乱期间，赛珍珠一家到上海避乱，同年底全家回到美国。1914年她毕业Randolph-Macon 女子学院，随后回到中国。1915年结识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家John Lossing Buck，并于1917年结婚。婚后他们搬到安徽南宿州乡间生活，在这里积累了创作《大地》的素材。1920年，赛珍珠随到金陵大学农学院执教的丈夫来到南京，到1933年间曾在金陵大学等多所位于南京的大学执教。

赛珍珠从1920年代就开始写作生涯，一生著作颇丰，出版了超过70本书籍，创作体裁包括小说、传记、诗歌、戏剧、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和新闻作品。1930年她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East Wind, West Wind），1935年赛珍珠的第一段婚姻结束，此书的出版者——纽约庄台公司(John Day Company)总裁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1931年出版了后来获得普力策(Pulitzer)奖的第二部小说《大地》。《大地》出版后，好评如潮，销量飙升，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的最畅销书。1933年她出版了《水浒传》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在美国很是畅销。

1938年，赛珍珠因为“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史诗般的描述”，“为中国题材小说作出了开拓性贡献”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1934年由于中国条件较差以及为了亲近她的女儿以及Richard Walsh，赛珍珠告别了中国，回国定居。回国后她笔耕不缀，还积极参与美国人权和女权活动。1942年夫妇创办“东西放联合会”(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致力于亚洲与西方的文化理解与交流。1949年出于对当时收养政策歧视亚裔和混血裔儿童的义愤，她还创立了国际化的收养机构“Welcome House”，在后来的50年，这个机构帮助了超过5000名儿童。1964年为了帮助不合收养条件的儿童，她还成立了“赛珍珠基金会”(Pearl S. Buck Foundation)。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她主动支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重新看中国”节目，并积极申请访华。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她的访华申请遭到了拒绝。1973年5月6日她郁郁中去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她热爱的中国大地。她病逝后，按其遗愿，墓碑上只镌刻“赛珍珠”三个汉字。

赛珍珠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包括《大地》( The Good Earth, 1937),《龙种》( Dragon Seed, 1944),China Sky (1945)，The Big Wave (1961) ，Satan Never Sleeps (1962)，《庭院里的女人》等等。

美国新闻名人海尔德.艾赛克斯(HAROLD ISAACS)在他的杰作《我们里的烙印》一书讲到，他曾深入采访过的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府、新闻、商界等要人们，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的影响。尤其神奇的是，尽管经历过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和“文革”，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位超前女性对中国的杰出贡献。

Ⅸ 塞珍珠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在宣传新思想、宣传革命、抗日救亡诸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艺术上也有不少好的成果。但是前已言及,与古近代中国的所取得辉煌的艺术成就的伟大著作相比,与现代世界文化发达的国家相比,除鲁迅等少数杰出者之外,在艺术上建树不足。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在整体上与世界一流水平有颇大距离,丢弃传统、全盘西化,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为新文艺工作者所鄙视、否定的书画艺术和戏曲艺术,在20世纪上半期则依旧处于世界前列的崇高地位,建国后至“文革”前,还得到继续发展,关键还在于创作者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在弘扬和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西方和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并使之融合、达到创新。这才是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

五、赛珍珠向西方热情揄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卓特贡献

赛珍珠在西方弘扬中国文化和文学共用四种方法:理论文章,讲演,翻译《水浒传》,帮助中国作家在美国创作和发表作品。
诺贝尔奖的《授奖词》开首就介绍、强调和赞扬:“赛珍珠曾经讲过,她如何发现了她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本质与存在这一使命。”{32}赛珍珠向西方介绍的“中国的本质”,主要指的是中国文化的优秀性、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和妇女的优秀品质。
除了上已言及的揄扬中国古代小说的言论,赛珍珠还长期热情地揄扬中国文化。赛珍珠是在20世纪前期西方鄙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时候揄扬中国和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受到鄙视和难以进入西方的最困难时刻,在美国和西方大力正面宣传和弘扬中国文化。她认为:“中国人在各个方面和我们是平等的,包括哲学和宗教在内的中国文明值得我们尊重。”“在亚洲,人类文明很早之前就在哲学思想和宗教教义方面登峰造极。”{33}她强调:“中国的文化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渊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文明的国家。”{34}赛珍珠断言:“即使在那时,我也能看出,中国将来注定要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的。中国一向是文化的发源地,只有印度可以与它媲美,尽管印度与中国全然不同。”{35}赛珍珠认为:“尽管孔夫子是个哲学家,不是牧师,但实际上正是他为中国社会、为他的子孙创立了一整套与宗教、与道德作用相同的伦理纲常。恐怕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人才会重新认识孔夫子这个最伟大的人物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有多大。”{36}

其次,是对积淀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潜能的把握,是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背后的文化本质的认识。赛珍珠认为中国人的社会,是一个古老而稳定的社会。她认为,尽管对她这样一个洋生土长的人来说,中国是贫穷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但中国以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广阔而深邃的智慧而显得美丽。“对我来说,中国人似乎一生下来就具有一种世代相传的智慧,一种天生的哲学观,他们大智若愚……即使跟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谈话,你也会听到既精辟又幽默的哲理。”{37}
赛珍珠对中国的古典哲学评价极高。她在回国多年后表达“时常想念中国”的原因时说:“那是因为我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哲学。我们的民族有自己的教义和思想,也不乏偏见和信条,只是没有哲学。或许,哲学只能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所拥有。”{38}
值得注意的是,至今有不少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也像不少西方学者一样,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认为只有西方才有哲学,美国的哲学非常发达。而赛珍珠竟然相反,她认为只有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拥有哲学,美国没有哲学。美国没有哲学,她也许讲得有些极端,但是历史较短的美国的确没有独创而领先于世界的一流哲学成就,远不及欧洲的古希腊和德国的古典哲学,甚至不及法国现代有存在主义等影响巨大的哲学流派和成果。而中国的儒道佛三家的高明哲学的确拥有众多领先于世界的伟大成果,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赛珍珠对中国古典美有着深入和切实的感悟。她自称在中国“我发现了世上罕见的美。”“她(指古老的中国)的美是那些体现了最崇高的思想,体现了历代贵族的艺术追求的古董、古迹……”{39}她认为:“英国的公务员考试,是参考了中国的第试(按:即科举制度)而制定的,而美国的公务员制度又是建立在英国的公务员制度之上的。”{40}
查尔斯�6�1W�6�1海福德在《〈大地〉�6�1革命和美国在华特殊阶层》(奚兆炎译)一文中赞扬:归根结底,赛珍珠“抵制了(或者说不理会)那种根深蒂固的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封建主义等量齐观的种族主义简单化的做法,因此理应受到人们高度的尊敬”{41}。
赛珍珠是唯一公开表示从中国小说学习并因此而取得自己的创作成就的外裔作家。
赛珍珠对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肯定,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以致在她去世20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托尼�6�1莫里森在回顾她早先阅读赛珍珠小说的情形时,曾深情地用反语手法说道:“她误导了我,使我以为所有的作家都是以同情、有力、诚实和坦率的态度来描写其他文化的。

Ⅹ 谁是自己时代的重要作家，但现在不再广泛阅读

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赛珍珠可能是一手造成的。那个时候，法律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在蒋介石政权拼命争取美国公众舆论反对日本人和共产党的时候，她毫无歉意地展示了中国生活中更为严酷的现实。

赛珍珠的圈子里有报道中国社会现实的人，也有了解共产主义者潜在吸引力的人，这些人给麦卡锡时代带来了麻烦。赛珍珠设法疏远了共产党人和麦卡锡主义者。

赛珍珠在她的晚年是国际收养的热情倡导者，总是与进步的事业保持一致。她仍然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上世纪70年代初，她想回到中国，看到了一个机会，但遭到了拒绝。如今，她的形象在中国得到了恢复，你可以去参观她儿时的家。

彼得•康恩(Peter Conn) 20世纪90年代所著的赛珍珠传记，对于任何想要更好地了解这位重要而鲜为人知的作家的人来说，都是一本有用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