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的认识

『壹』 对金庸小说的看法(急求答案)

作品气势很宏大的 风格很传统 集 现代武侠小说之大成

『贰』 金庸先生对于武侠小说的看法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叁』 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及意义是什么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贸易金融中心，在高度繁忙的商业活动中运转着。香港的作家不能不受到商业机制的制约，这就决定了香港的文学作品带有很强的商业化特点：娱乐性较强，通俗文学盛行。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在整个香港文学中一枝独秀，有着重要的地位。
金庸是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集新派小说之大成，广泛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之精髓。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说神侠依碧鸳”等14部小说，并以《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为代表作。金庸把武侠小说从一个较低的通俗娱乐层次提高到了于娱乐中负载人生哲理、生命体验、价值信仰的较高的艺术境界，具有极深的文化内蕴。成为雅俗共赏的成人童话，被誉为“香港三大奇迹”之一。
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
金庸是一位历史学家，其小说中始终洋溢着一种历史英雄观，即英雄上历史的创造者。金庸将历史与小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以小说的方式演化历史事件与人物。作为英雄传奇小说，金庸武侠着重体现的是英雄人物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英雄传奇首先要以情节为先，充分利用悬念起伏跌宕，用金圣叹的话来说情节往往发展到无路可走，作者再绞尽脑汁想出出人意料的办法。其次人物要扁平夸大，是超人，比平常人大一 号，但还要是“人”，是“神仙”也不行，也就是有杰出才能的“英雄”。
金庸武侠中的英雄人物上至帝王下至侠义志士、乞丐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笔下的英雄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生与死的抉择中，价值信仰与个人私利中塑造出人物的内心高尚的品格。并且还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百态人生，有豪杰志士、跳梁小丑，有野心勃勃争霸武林，有清心寡欲、无为无求，有儿女情长、多情多义……
小说中的帝王英雄，叱咤风云，纵横驰骋，尽显风流，从而缔造巩固千里江山。以〈射雕英雄传〉中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与〈鹿鼎记〉中的康熙大帝最为典型。铁木真从势力微弱到忍辱负重统一大草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铁骑踏遍草原。作者将一个弯弓射大雕的大汗刻画的淋漓尽致。〈鹿鼎记〉应该是以武侠的视角来写历史的一部小说最恰当不过了，整部小说贯穿了康熙大帝一生的丰功伟绩：除鳌拜、灭三藩、平定葛尔丹，俨然一个武侠式的〈康熙王朝〉，可见作者丰厚的历史功底。
侠士英雄是刻画的最精彩、动人的，容貌上犹如“白马王子”又总能力敌万夫，势不可挡，既侠骨柔情又肝胆相照，很纯情但是仅仅止于此。金庸就不能雅俗共赏了，他往其中装了很多理想性的东西，诸如儒家的大担当、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准则，从而拓展了小说的内存空间，所以才会有著名作家王蒙读《笑傲江湖》有身世之感的感动之哭，才会有人认为最有寓言品格的是《笑傲江湖》与《天龙八部》。
这些侠士英雄在金庸小说中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创造历史的英雄人物，也是作者最为青睐的一种，寄托着作者的终极理想。《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的郭靖以及《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最具代表性。《射雕英雄传》中记叙了历史上著名的“襄樊之战”，北宋的南大门襄阳城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命运，然而正是由于郭靖的镇守与保卫，才会被包围四年之久而没有失陷于元，延迟了北宋的灭亡时间。郭靖全身心地投入参与到了北宋对元的反吞并战争中，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态度与一种社会责任感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乔峰又是另外一个最真心的英雄，具有一种大担当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身为汉人时积极阻挡辽的入侵，或许是命运的捉弄，又让他偏偏是辽人的后代，身为辽人则又竭力劝谏阻止对大宋的入侵。以一身豪迈的气度在宋辽之战中坚持着正义，最终悲壮感人的死去，留取一片丹心照耀青史。
从美学角度来看，金庸小说在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广泛地涉及动乱时代的生活领域。表现出了动乱人世的悲悯情怀，对于源远留长的东方文化给予深刻的透视与反思，建构了自己的理想模式。
金庸小说不象其他的武侠小说一样，刻意追求离奇怪异的故事情节，盲目虚构没有一点历史真实感。而是截取真实的历史背景，具有一种真实的艺术魅力。题材多取自宋元、元明之际。这一段历史时期政治局势混乱，军事势力割据，因此便于建构一种“乱世出英雄”、“乱世英雄乱世情”的审美境界。
作者并且还在历史的 长河中撷取许许多多的真实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历史的民间传说，然后再让精心虚构的英雄人物身置其中，纵横决荡，决战沙场，笑傲江湖，从而给人一种艺术真实的享受。因此读金庸的武侠总有一种读历史小说的感觉，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靖康之难、襄樊之战等事件，以及王重阳、丘处机等道家人物《；鹿鼎记》中的除鳌拜、灭三藩、平定葛尔丹、顺治出家；〈书剑恩仇录〉中有关乾隆皇帝的出身的传说。在这一点上，金庸与19世纪英国小说家斯各特十分相似。斯各特把历史看成是挂他的小说的钉子，以历史来网络他的小说，金庸也是如此。
金庸武侠小说的传统文化内涵。
金庸以通俗的武侠小说的方式对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地洞察与反思，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方方面面地在他的小说当中渗透与解析，具有一种新的视角与方式对传统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建构树立起自己的一种价值观与理想模式，完善健全人的性格与本性，崇尚着一种豁达、明朗、有着道德准则与责任感而又不拘泥于旧的传统形式的自由。对三家思想发扬其光彩之处，丢弃其消极不足之处。
儒家学说尽管有宣扬封建正统、等级观念及纲常礼教的糟粕，但它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自有其超越时代的价值存在。儒家的“仁”确立了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实践的出发点，充满了博爱的精神。“义”确立了行为价值的最终评价标准。儒家积极入世，强调社会的担当感、责任感和道德准则。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也是这一点，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亮点，绚丽多彩。《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便是儒家“仁”、“义”的化身，还有《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与《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他们都视仁义如生命，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对社会、生活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固守一个铁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担当重任、临危不惧、忍辱负重，诚如孟子所云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作者批判的是与之相反的价值观，如《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见利忘义，为贪图富贵而视民族气节于不顾，身为汉人却认金人为父，狡黠善变至死而不思悔改，与忠厚善良、仁义正直的郭靖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两个人的名字恰恰是“靖康耻”中的一“靖”一“康“。郭靖时时不忘的国耻又是杨康最为贪图富贵而又不顾的因而使整部小说负载了一种很深的思想内涵，而非一般武侠小说浅显意义上的恩怨仇杀，所以也就使整部小说具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金庸小说以儒家的不屈、不移、不淫的浩然正气，谱写了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以民族中的精英确立和显现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儒家中狭隘的爱国主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其小说由一个层次的打打杀杀上升到了忠诚报国的艺术高度，由微乎其微的家仇上升至国仇。在其代表作《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持一种憨厚、朴实、忠诚的品质，永不妥协积极进取的态度，仁义至上的信条表现出对于大宋的一片赤诚忠心，从而构成了他高尚品格的三维空间，并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郭靖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感人，一切利害冲突在它的面前都显得无关紧要了，特别是与成吉思汗吞并大宋统一全国的矛盾冲突。茫茫草原上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是抚养他长大的人，情同父子。然而即便如此，郭靖在他面前明辨是非，深深执行知晓自己是汉人，应该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应屈从于蒙古人 的差遣。再次是郭靖对于传授武艺的老师哲别的民族矛盾冲突也是如此，私情与国仇泾渭分明，坚持铁的原则，不屈不挠，充分显示出 维护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因此，郭靖的爱国主义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另一代表作《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表现的则是痴忠，同样具有动人心魄的感人力量。无论师父岳不群如何误会，甚至陷害，他依旧一片忠心不改，以致于致他于死地，令狐冲仍把他当作养父对待。
金庸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 对于佛家也颇有研究，通过其作品便可窥豹一斑。金庸在他的小说中不但巧妙地运用佛家经典来贯穿组织故事，而且运用佛家思想来点化人生，阐明一种为人处世的人生哲理，解决人生中的矛盾，改善人之间的关系，劝戒众生弃恶从善，放弃抛掉种种琐碎的恩怨，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真、善、美的传统美德，用佛家 语来说：普渡众生。以《天龙八部》、《鹿鼎记》最为典型。《天龙八部》这部书的名字本身就是佛教中的一个用语，指八位护神。其中一个主人公段誉便是作者的佛家思想的化身与代言人，他从小就违背大理段氏家族的门规弃武而学佛，痴迷于佛经典故。段誉身上体现的是佛家的文化痕迹，“善”字当头，“忍”字当先，虽做不到四大皆空但心中永有一方净土，佛祖永留心中。因为决不强求非己之物所以才能心底无私，心静如水，无欲无念立地成佛，尽管他不是佛门中人。另外小说中肖家与慕容氏家的矛盾从不可调和至妥善解决，恐怕只能借助于佛家，最终皈依佛门。《鹿鼎记》中金庸巧妙地借用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部经书《四十二章经》组织串联起整个故事，并以顺治皇帝（即行痴）来渲染佛家的影响。但金庸对佛家思想也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指出了佛家不合人性不合常理的地方。如《鹿鼎记》中顺治与康熙的相见，不过是以婉转|间接的方式轻轻地点击而已。
道家思想在金庸的小说中也是显而易见的，金庸以极高的热情及传奇的方式密切关注着道教的发展。从〈天龙八部〉中的逍遥派（当然这一门派或许是虚构的，名字是源于庄子的思想）到〈射雕英雄传〉中的全真教（这便是符合历史史实了，包括其中的人物王重阳、丘处机等）再至〈倚天屠龙记〉中 的武当派。用传奇色彩结合着历史史实全力描绘着道教的故事。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却以内含的方式蕴藏在小说的丝丝缕缕之中。〈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性格，洒脱、毫无拘束、狂放不 羁，正是道家顺其自然、逍遥自在、仙风道骨的形象体现与写照。同时也体现了对中国因循几千年的正统文化的一种叛逆，更是作者极力所建构的一个理想性格。令狐冲正是这样无拘无束，所以才被正统的正道人士所不容。金庸通过打破严格的正邪界线的一种反传统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正人不正、邪人不邪的江湖新秩序，这便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文化提出了质疑。在小说当中作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显示他们的背叛传统，譬如嗜酒、不循规蹈矩、结交“奸邪”等第。《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也是最为典型的一个，好赌、贪财、好色、胆小，俨然一个反面小人的角色。然而就在他身上却寄托着作者的一种理想的美好的东西——对于正统的叛逆，对于江湖道义的看重。义字可以说是韦小宝的核心品质，也是最有密度与质量的品质。尽管在他身上还汇集着很多的缺点，但这些都不能抵消他的光彩。
《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药师也是一个传统的叛逆。他的口头禅就是“迂腐”，反对一切过时的不合理的东西。这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被认为“邪”，所以有“东邪”之称。然而作者却不这样认为，反之对他是大加推崇，精心地将他放置在一个纯洁无任何干扰的世外桃源———桃花岛中生活。黄药师性格豪放，不为世俗所拘囿，与一个年轻他几十岁的青年称兄道弟，体现出了人类rlie 本性生命力的张扬，这就是作者寄托他的反传统的叛逆型人物身上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以一个江湖意义上的“义”字为价值取向，追求人类本身固有的一种纯真。身在江湖，“义”字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封建性的东西，但它更多地包含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成分—— 同心协力、救危扶困、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儒家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有着不容否认的历史地位；道家在塑造人的世界、人生观的文化心理结构上也广泛地被民众所认可与接受；佛家自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对整个中国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庸小说则汲取三家思想之精华，立于一个新的更高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一种新的人生哲理、价值观、世界观。譬如金庸小说中的一句名言：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无招胜有招。
金庸武侠小说的通俗文化内涵。
金庸是古典式的，金庸小说蕴涵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借题发挥由一首古诗便能演绎出一个传奇故事。整体上规模宏大，情节结构波澜起伏，气势非凡，既武侠又言情，难怪台湾作家三毛评论金庸说“只写一个‘情”字。金庸小说的灵性在于，常常以绚丽多彩的大自然景观作为背景环境，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作为人物活动的衬托，使自然景色与人物情感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一种人天合一的效果，产生动人心魄的独特艺术感受。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将中华大地的壮丽山河融入他的小说，设置了一个充裕、优美的人物活动空间，描绘名山、大川的种种风彩，讲述它们的文化与历史。作者笔下将祖国的三山、五岳、草原、海岛一一点染，在一幅流光溢彩的优美画卷中编织一个个惊心动魄又缠绵悱恻的故事。河海之大波，江湖之风云，儿女之情长相映成辉，并由此产生一种壮美。以《笑傲江湖》最为璀璨夺目。五岳雄奇的风光，恒山的悬空寺，衡山的归雁楼，嵩山的封禅台，浩荡的长江，滚滚的黄河，尽纳其中。还有《射雕英雄传》中茫茫的大草原，带给人一种厚重、深远的文化享受。并且辅以琴、棋、书、画等高雅的艺术品位精心构思出纷繁多样的传奇故事，从而使整部小说显得典雅、雍容，含有一种深厚的艺术底蕴。《天龙八部》中的枯容大师与四大恶人的棋局之赌，无亚子的真龙棋局；《笑傲江湖》中的琴棋书画“江南四友”，还有那一曲琴箫合奏的《笑傲江湖》曲。作者的精妙构思也在于此，以一支乐曲组织全篇，演绎出一段回肠荡气的江湖故事。
总之，金庸通过通俗小说洞察了整个东方几千年的文化脊髓，具有极深的文化内蕴，并对于传统文化进行观察与反思。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历史、虚幻、人生、江湖中贯通，从佛禅、老庄思想中得到解脱与升华。任自然而得旷达，由一瞬而转换为永恒。悲慨之中容有超脱，包容种种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合在开阔博大的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历史画卷之中，系于一个个爱恨悠悠的情节。金庸小说在一种阔大辽远的自然、社会的范围之内，完成了一种入世与超世、乐观与达观的深远的艺术境界。

『肆』 谁看过金庸武侠小说，较深的谈谈看法或者评论，不限哪个方面。字数一千左右。

追溯起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这句话写出了侠必有武，必会武，必能武之意。其实，“武”和“侠”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已经不仅仅只是武侠小说中的单纯概念，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地来讲，“武功”、“武力” 、“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长久以来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而“侠客”、“侠义” 、“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企盼。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试图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倾向。正所谓“快意恩仇”，侠士们在感恩报仇中寻求并品尝着血腥的快感。一般意义上的侠，体现在以武力来扶善除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金庸笔下的侠并不只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济困，救人于水火，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把尚武与尚德结合在一起，重武德。这一点与传统武侠小说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与卑下往往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峰、东方不败、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终只落得个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卑下甚至邪恶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体现则是表现在最初武功的选择上。故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又可以为正邪两派。在金庸笔下，这正邪两派武功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正体现了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正派武功”符合儒释道三家之说，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形成侠士弘大刚毅的人格。而与之相对的“邪派武功”则违反了人性准则，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终只能使练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来，武德对于习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侠士也。
“武”离不开“德”，就如同“侠”离不开“义”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侠”与“义”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说到侠，人们通常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义。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金庸的武侠小说围绕着“义”字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景。如郭靖保家卫国、死守襄阳；萧峰义字当先、以死反战……这些笔墨饱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艺术上，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场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此外，它们还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士众多，最为著名的两位大侠当属萧峰与郭靖二人了。这一点是众多金学家、也是广大金迷们公认的。我就以他们二人为例，来说说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与武侠精神吧。首先要说的就是萧峰。萧峰的身世较为特殊。他生于契丹，长于大宋。这就使他的性格特征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侠客讲义气、重承诺、扶危济困、胸襟坦荡等优秀的中原品质。而他最终的悲剧性命运尤为震撼人心，发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萧峰人生的转折点。他从受人尊敬的丐帮帮主一下沦为了遭人唾弃的“契丹狗”。直至后来两国交兵之际，他又机缘巧合地偏偏当上了契丹国的南院大王，受命领军平南征宋。为平息两国之战，救万民于涂炭，萧大侠不惜以自杀来震慑大辽，警醒大宋。萧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为民请命、甘愿一死的献身精神，正是武侠精神的至高境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接下来，再来谈谈郭靖大侠。郭靖为人忠厚老实，是个不善言辞，也不聪明的人。他的父亲郭啸天是一代忠良。在父亲忠贞烈事的影响下，郭靖渐渐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礼、深明大义的性格，成为儒家文化最为精当的代言人。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大师笔下的大侠风范。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号角声中，郭大侠冲锋陷阵于保家卫国的抗元斗争中去。这种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郭靖不仅具有远大的为国理想，同时也有积极主动的卫国行动。儒家文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晰，也最为透彻。总之，郭靖和萧峰一样，身上都具有传统正剧中悲剧式的英雄色彩。同时，他们的形象与豪行也使“侠”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种高度。对于“武侠”，与金庸同时代的梁羽生也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毋宁有“侠”无“武”。为了行侠仗义，侠士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谓“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
在通过武侠小说来宣扬武侠侠义精神的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是与传统武侠小说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与重侠义，把武德与侠义并重。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还赋予了“武侠”以新的内涵——把它提高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历史高度。武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侠儿，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侠义之事。武侠精神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在为百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正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
武侠小说总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故事动机引发剧情的发展，或者是为了报仇雪恨，或者是为了争夺武林盟主，或是为了一部绝世武功秘笈。笔者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在金庸的许多小说里，我们都注意到所谓“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龙八部》开篇，这类英雄就又出现了。首先是段誉，其后是乔峰，最后是虚竹。段誉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乱伦恐惧之中。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时下“四恶之首”段延庆。随之乱伦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恶身世的负罪感，却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会关系上的父亲（养父）段正淳与生母双双死去，生父段延庆竟是“恶贯满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生父邪恶，生母与生父之间的复仇关系产生了他，也是邪恶的。缘起业报，一切尽由身世中来。身世就是命运，身世之谜又造成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天龙八部》中，段誉还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气质的人。他真诚、勇敢，但缺乏对命运的自觉。真大英雄者当推乔峰。而乔峰命运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谜造成的，只是他在个人的努力中，表现出更多的主体自觉性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俄狄甫斯类的英雄，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毁灭的边缘。他无法相信，但种种事实都证明他是与大宋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于是灾难降临，恩转化为仇，爱转化为恨，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无尽的误会与冤枉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无所归依的流浪英雄头上。身世之谜揭开，血缘“罪恶”再次成为英雄命运的注定性因素。
《天龙八部》中社会因素与血亲的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英雄们的养父与生父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与养父应该是同一的，否则，不仅生命的本质有问题，存在的状况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说中的情节一再暗示这一点。段誉的生父与养父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为仇人。段正淳后来与他众多的情人同归于尽，了却了他的孽缘，段誉就只有一个时刻迫害他的邪恶生父了。乔峰的养父母乔三槐夫妇被谋杀，而他误以为坠崖而死的生父萧远山却侥幸生还，藏身少林寺中，这个谜直到最后才揭开。
至于那位从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虚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他父亲就在他身边，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宝相庄严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他的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作”的第二恶人叶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为恶不赦；叶二娘日杀一婴，更是天理难容。虚竹，又是一个生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去，虚竹的身世之谜一旦解开，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儿。总也摆脱不掉身世之谜，不是罪恶，就是倒错。
武侠小说是幻想衍生的。从创作与作品角度看，人物无端而出，事件随意而生，情节经常显得散漫，英雄志，儿女情，奇缘异遇，随心任意，有庞大规模，也会杂乱。从读者阅读角度看，通常的情况是，你从故事的任何一段读起，意义都是明确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读完，又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天龙八部》中围绕着三位英雄命运反复出现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谜的母题。实际上这个母题的普遍意义还不仅限于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钟灵、木婉清、王语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阶段都陷入身世之谜的困扰之中。它是整部作品叙述的深层结构，从散乱的幻想经验世界中暗示出某种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谜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乱，这种混乱是彻底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家庭被破坏了，父不父、子不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也破坏了，人无法安身立命。乔峰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它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誉除了情痴外根本没有大理段氏的“正统承传”，流落中原，无所事事。虚竹身为汉家僧侣，却被招为西夏驸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应有的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义，因为根源性、本质性的血缘关系是邪恶的，存在的环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混乱，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恶或混乱导致存在秩序的混乱，而乱世出英雄——这就是《天龙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隐的道理。
身世之谜揭出，原来掩盖在虚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乱了，英雄在痛苦与灾难中诞生，力图以个人的力量寻找存在的意义，重建秩序。段誉的挚爱，虚竹的宽容，乔峰的正义，都是英雄作为。个人身世之谜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国家的灾难，段誉的身世牵涉到大理国政，乔峰于万马军中胁迫辽王誓不犯宋境，并以死相报，也关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国乱，孝不就，忠不成，仇杀遍野，苍海横流，力挽狂澜者，方显出英雄本色。灾难缘起，在于身世之谜，英雄的人格不仅体现在忍受灾难，还在于一种抗拒命运的悲剧性努力上，他们力图在残破混乱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乔峰、段誉、虚竹结为异姓兄弟，挚情真性，尽消前仇。如果说旧的血缘秩序已经败坏了，那么建立在非血缘关系上的，纯粹社会化的关系是否能够成为摆脱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异姓”是非血缘性的，“异姓兄弟”意味着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新秩序、新和谐。于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现在秩序与价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缘身世）都是邪恶的，导致仇杀的，冤怨相报，了无尽头，那么理想的社会关系秩序“异姓兄弟”将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侠成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英雄。他们都体验到生存内在的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存在的意义，肩负起民族精神。从某一段情节、某一个事件上看，他们或者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化身；但从普遍的内在隐喻意义上看，他们都是整体性的文化价值与集体心灵的代表。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都是同一个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人物为核心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运，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终极原因——身世之谜。
《天龙八部》中的意义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不断重现。“射雕”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动机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缘。郭靖、杨康、杨过、张无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双亡，凝结在身世上的冤仇或误会构成他们武侠生涯的决定性因素。《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为前后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无尽的江湖是非与仇杀之中。百年结仇，冤冤相报，而对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具体表现为身世源头上的冤孽，为此他们走上江湖路，旧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运被一种先在的血缘关系注定了。《飞狐外传》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注定了她的命运；又要报凤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杀凤天南为母报仇。一再重复叙述的情节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一种解读金庸的意义符码。身世或者是个秘密，或者是个揭示出的罪恶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还是被证明的邪恶身世，都是注定主人公命运的孽缘。血缘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乱与悲剧的根源。《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武不侠，但也不知其父为何人，他生在扬州丽春院，母亲是个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亲。《连城诀》中狄云无父有师，身世不明，而且师父的身份也存在着倒错现象。《书剑恩仇录》中于万亭只是陈家洛的义父，《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父母双亡，《鸳鸳刀》中萧仪、《碧血剑》中袁承志的父亲均被杀，《笑傲江湖》中众望所归的令狐冲，一样的身世不明。对每一个人物来说，这都是他们走入江湖的直接与根本原因。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孝文化，它以家庭为本位、宗族为中枢、国家为指归，其中最基本的关系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伦理秩序。血缘关系是基于出身的谱系纽带，它将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一个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构成一种社会整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内在的、核心性的结构因素就是血缘关系与观念，如果血缘关系陷入混乱，存在将是可怕的；如果血缘关系是一种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么人就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宿命因素，用自己后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乱的象征，侠客们由于身世命运走入江湖，试图在混乱中重建健康的伦理秩序。血缘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们只有在血缘结构中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身世之谜的意义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符码解读金庸的某一部小说，也可以从某一种小说中显示的这种模式意义推导出金庸武侠世界的普遍意义。
身世之谜的母题并不足以说明其它武侠作品，梁羽生、古龙、卧龙生、温瑞安，他们的武侠小说可以处理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意义或伦理关怀，但他们的武侠小说在整体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实现这种功能的形式却是共同的。金庸小说“身世之谜”的文化隐喻只能说明意义与价值问题，说明的范围也有限于金庸的作品；而从对金庸作品的解读所发现的幻想的现实意义，却能印证武侠小说运作的基本原则，因为所有的武侠小说在幻想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武侠小说通过幻想把纯粹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的文化精神关联起来，不同作家的创作成就有大小，读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蕴涵亦有深浅，但其中幻想的现实意义，文化寓言与补偿功能，故事类型的程序化传播以及这种传播在华人圈内起到的文化认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仅限于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说。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说讲叙一个基本意义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许多武侠小说，新的、旧的、港台的、大陆的、梁羽生的、古龙的，叙述的情节也经常重复，诸如比武论剑，夺宝争霸，别离的爱侣，聚会的冤憎。一边是作品不断重复的程序化故事，一边是无数大众不厌其烦、如痴如醉的阅读。我们不能指责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虚，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与人生观灌输到大众的头脑里，使他们像机器一样一丝不苟地活着。于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当今华人世界拥有了那么广泛的读者，而每个读者都以个人的形式——阅读来参与这个属于全体华人的民族精神仪式。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对武侠世界以及对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剖析、传承、重塑、弘扬、批判、反思和质疑……而小说中所描写的性格各异的人物、林林总总的琐事、所反映的复杂纷乱的社会、绚丽繁华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文、奇幻武功，则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这些耳熟能详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风的斗争，都不过是现实社会大环境中日常生活的种种剪影或幻影罢了。这一点也成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读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临其境”。主人翁？参与者？旁观者？读者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读来定是酣畅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继承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大胆而新奇地进行了创造性思维，金庸把想象发挥至极致，为广大读者描绘出一个色彩斑斓、充满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胜、亦真亦幻的武侠世界来。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除谋篇布局之外，在构建理想家园时所耗费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对于武功和武功招式的着力描写和尽力刻画上，金庸之成就无人能及。对此，金庸笔下人物的奇招妙诀更能证明这一点。如洪七公之降龙十八掌、张无忌之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龙女之玉女剑法、杨过之黯然销魂掌等等不胜枚举。有人曾经指出：“武功既是种艺术，关于武功使用和描写也就更应是一种艺术了。新派武侠小说打斗场面的描写，不拘泥于一招一式的真实可信，而是凭借想象自创功法，于惊险外更追求画面的‘色彩与构图’，于奇绝处更显示人格的高大与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于打斗中显出中国文化精神.”这样的评论可谓道出了金庸的“武侠秘诀”——好看与味道并重，而侠士们的武功则正是其文化修养和人格精神的体现。
有人说，金庸是六十年代最优秀的“武林盟主”。其实，金庸的武侠小说写作始学于梁羽生。他善于借助曲折动人的“大众化”故事框架，来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和大侠创造历史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在浪漫武侠之外，金庸自己创造性地使其小说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征、寓意。这一点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专栏访问时所说：“侠小说本身就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一点与胡适所说的文学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众多的武侠小说中，象征寓意性作品写得最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说通过江湖上五岳剑派与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较量，以及五岳剑派内部的权力斗争，象征性地概括并影射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争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仅成为电影中的经典对白，也是现实生活中政治斗争的真实写照。社会这个大环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于社会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进。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仅仅是武林人士的无奈，也是我们生活于钢筋水泥丛林中的现代人发出的一声叹息……
金庸小说的象征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些与金庸小说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与人文气息有着密切的联系。金庸小说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这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震撼心灵，最发人深省的精神内核。金庸在其小说创作中，有着既是作者又是学者的双重身份的优势。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释、道、诗、词、书、画、乐、棋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和才识能够从笔尖源源不断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于字里行间。“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于俗，雅俗并重，是金庸作品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大众经典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值得说说的，是金庸小说在与传统文化相契合时，也不忘呼唤着人文精神。金庸通过武侠世界的打打杀杀，阴谋诡计，血雨腥风来唤醒群众，观照人性，倡导和平，以战反战，以杀反杀，充溢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他试图通过武侠之武力、武功、武艺、武技、武术、武德来展现民族精神，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这也是金庸在文学创作中有意形成的创作意图和刻意追求的创作主题所在。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我说过，一个人执著、感动、流泪的时候，就有英雄主义情怀。金庸的小说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杨过、令狐冲、郭靖……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侠小说本质上是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著名金学家倪匡称其“个体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认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突出表现正是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人性和民生的一种人性关怀。从接受论的角度上来讲，这也正契合了民众渴望救赎的心理，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和认同。因此，武侠小说也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青睐和喜爱。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从内容上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汇交合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与整合，同时也暗含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企盼。就这一点而言，金庸的武侠作品与流俗从众、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侠小说是截然不同的。
与梁羽生固守传统进行小说创作相对，金庸的创作道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很快从传统意义上的儒之侠——郭靖，道之侠——令狐冲，佛之侠——石破天，渐渐走向了非侠甚至反侠——韦小宝。其小说的创作主题也离国家民族之本位愈来愈远，而离人性、人生的意旨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深。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传递着中国特有的武侠精神，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艺术上讲，金庸小说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情感要素的介入，几乎接近于中西合璧的社会人情小说。在创作手法的运用中，金庸作品又熔历史与诗情与一炉，既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写实传统，又能圆熟地运用西方的心理描写。语言艺术上老练圆润，构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称武侠小说的典范。因此，金庸武侠小说本身就具备了引人入胜的丰富的可看性、娱乐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内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侠精神、人文气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内质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地方。同时，这也成为了金庸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现今社会中，所谓的人生哲学，流行于当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学不外乎只是“世”“世”种种衍生物。武侠精神中，从头至尾都贯穿着隐逸的思想。侠士们并不是哪儿有热闹就往哪儿跑，也不是天天只梦想着“南捷径”所谓“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是他们隐逸的最高境界。这是由于“世”“世”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因为武侠精神在历史上始终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为正统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义只能够成为百姓心中神圣天道、正义良心的永远保护神。因为权力的倾轧、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现实环境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天理昭彰，正义永存。而武侠精神恰恰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警示和补充。以天下为己任的郭靖、萧峰选择了在现实中头破血流后“身成仁、舍生取义”而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则选择了在功成之后就飘然引退。 “世”“世”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与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后封笔引退又有着某种昭示，一个是虚拟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进退之间，方显英雄本色。这种隐退，让金庸的小说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让金庸的艺术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总之，“金庸现象”一社会现实的实质就是武侠精神经过岁月洗礼后的一次展现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归的呼声和企盼。西谚有云：“物主让人直立行走，仿佛就是为了让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学。但仰望人性，回归自然，却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也是文学作品中最能打动人心之处。金庸的武侠小说最为成功的地方也在于此。

『伍』 了解“金庸小说”的大侠进来~~！说的好我另外多加20分

1955 《书剑恩仇录》
1956《碧血剑》
1957《射雕英雄传》
1959《神雕侠侣》《雪山飞狐》
1960《飞狐外传》
1961《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
1963《连城诀》《天龙八部》
1965《侠客行》
1967《笑傲江湖》
1969《鹿鼎记》
1970《越女剑》
1972《鹿鼎记》连载完毕，宣布就此封笔不写武侠小说。

越女剑：春秋末年（约公元前485年-前473年）
书中提到越女授剑之后——“三年之后，勾践兴兵伐吴……”。则由越对吴的第一次复仇之战应在公元前482年可知：越女之事当在前485年左右。
其后越对吴数次攻伐，终于灭吴；吴王夫差自尽于公元前473年。
天龙八部：北宋哲宗元佑五年-元佑九年/绍圣元年（公元1090年-1094年）
《天龙八部》一书的起始终结本来是很清楚的，只是书中出现了几处BUG，使考证者容易迷失方向。
《天龙八部》开始于大理天佑年间（第六回中说“保定帝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保定、建安、天佑，其时正当天佑年间……”），但具体是哪年仍不清。这是因为目前史学家们只知道保定帝是从宋元丰五年到绍圣元年在位，但保定、建安、天佑这三个年号到底各占了几年，迄今尚无佐证。这样我们就只能另找时间线索了——幸好，乔峰任帮主的时间可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时间坐标。
书中第十五回中写乔峰“执掌丐帮八年……”，而汪帮主那封信“……下面注的日子是‘大宋元丰六年五月初七日’。乔峰记得分明，那正是自己接任丐帮帮主之日……”，则可知乔峰是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当的帮主，以此推算，杏子林中商略平生意之时乃是北宋哲宗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而此时是三四月间，推算回去全书开始时应是上一年的秋冬季（拈花寺里的景象是黄叶飘落，考虑到大理气候偏暖，应是秋冬季，从开始到鸠摩智劫走段誉经过了十八天，之后“这般走了十余天，料想已出了大理国境……又行了二十余日……这一日终于到了苏州城外……这时正是三月天气”），因此《天龙八部》开始于哲宗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
关于结束，书中出现的可参考历史事件就是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改元。史载此事发生于哲宗元佑九年/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之后最多二三月时间（“如此过了月余，那四名说客竟毫不厌烦……”，且提到要渡黄河，则显然未到封冻季节）萧峰自尽、全书结束。所以《天龙八部》就结束于元佑九年/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
只是这样一来，书中就有了两处时间上的矛盾了（史实上的矛盾例如大理国皇位继承的顺序与时间等就不去管它了，这里说的是时间上出现的自相矛盾的情况）。一个是钟灵这小姑娘的生日，第一回写的明明是钟灵“十六岁”，可第二回和第九回都写了钟灵生于“己未年十二月初五丑时”，则算一下干支可知，钟灵应是北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生人，全书开始时才11岁……这个，汗……另一个是段誉的年龄，书中第一回和第四回两次提到当时段誉已经19岁了（“钟灵道：‘十六！你呢？’段誉道：‘我大你三岁。’……段誉插口道：‘嗯，你十八岁，小我一岁。’”），可是第四十八回中却说段誉生于“大理保定二年癸亥十一月廿三日”也即公元1083年，则全书开始时7岁。再汗……
不知为何金庸先生把生日都写得那么清楚了，却没有算对年头……
射雕英雄传：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嘉定十四年左右（公元1199年-1221年左右）
开始的时候，张十五明确提到：“……光宗传到当今天子庆元皇帝手里，他在临安已坐了五年龙廷……”。故故事开端于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而郭靖杨康生于1200年。
全书结束于成吉思汗辞世，如按史实则发生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但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的时间流程——郭靖18岁烟雨楼之会后，大约只过了两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全书结束（……这一找就是半年，秋去冬来，冬尽春回……又过月余……军行十日，已抵撒麻尔罕城下……两人如此在石屋中一住月余……又过数月，眼见金风肃杀，士饱马腾，成吉思汗又兴南征之念……缓缓南归，天时日暖，青草日长……）。尽管到底经过了多少年并不非常肯定，但由下面《神雕侠侣》的考证（杨过应生于1219年而《射雕英雄传》结束时杨过还是个婴儿）可知，说是两三年不会有太大误差，则此时最多也就是1200+18+3=1221年。

神雕侠侣：南宋理宗绍定五年/六年-开庆元年（1232/1233年-1259年）
《神雕侠侣》开始的时间可以由杨过的年龄推算：窑洞前出场时杨过是“十三四岁少年”；而由《射雕英雄传》中的相关情节可知，穆念慈是烟雨楼之会那年也即1218年在铁掌峰上受孕的，加上十月怀胎的时间，则杨过应出生于1219年。由此可知，《射雕英雄传》一文的最后郭、黄遇到穆、杨母子时，杨过2岁左右；而《神雕侠侣》则应开始于1219+13/14=1232/1233年。
《神雕侠侣》结束那年是风陵渡相会的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这年郭襄16岁。同年杨过飞石击毙蒙哥（这与史载蒙哥死于1259年7月也相合，尽管地点和死因纯属虚构），而华山论剑就在其后不久，当在同一年。所以《神雕侠侣》就结束于公元1259年。
顺便说一句，此时镇守襄阳的郭靖已经是59岁的高龄了……
倚天屠龙记：南宋理宗景定三年/四年-元顺帝至正十八年（公元1262/1263年-1358年）
开篇郭襄遇到张君宝时张“十六七岁”，而“元顺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时张三丰90岁，则倒推可知小说开始时应为公元1262/1263年，即南宋理宗景定三年/四年。
另外，开篇明确提到“郭襄……三年来没得到他二人半点音讯……于是禀明父母，说要出来游山玩水，实则是打听杨过的消息……自北而南，又从东至西，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原……”，因此郭襄上少林应在华山之别后3、4年间。由上面《神雕侠侣》年代考可知，也就是在公元1259年后3、4年，正是1262/1263年间。
由上可知，《倚天屠龙记》开始于1262/1263年。
关于结束时间，有两条渠道。一是按历史事件推算，《倚天屠龙记》结束时可参考的历史事件就是韩山童战死，而史载韩山童被捕遇害是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这与书中的时间流程明显不符。因而用历史事件来定标行不通，还需要从另一渠道来考察——这就是张无忌的年龄。

倚天屠龙记》一书虽然有着明确的历史背景，但除张三丰的年龄和历史纪年有明确的对应外，其它具体年月并不清晰。这就需要有一个推算的渠道——张无忌与张三丰之间的年龄对应关系就是一个可资参考的标准。我们将通过考察无忌在全书结束时的年龄来推算其时张三丰的年龄，并由已确知的张三丰年龄与历史年代的对应关系得到《倚天屠龙记》结束的时间。
我们知道公元1336年时，张三丰90岁，且其生日为四月初九；就在这一年，张殷相识、谢逊现身、仙舸北渡。而张三丰百岁时即公元1346年的四月初九时，按书中所述张无忌“十岁”。但他是刚满十岁还是即将满十一岁呢（这牵扯到后来的年代推断）？
这涉及到张无忌的出生月日，这一点书中交代得并不十分清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殷素素怀孕应该是在到岛上不久之后——“忽忽数月，有一日……张翠山一怔之下，大喜过望，叫道‘你有孩子啦？’……”——故而应还是在1336年，且由下面一段可知，至迟不会晚于秋季。
“天候嬗变，这时日渐短而夜渐长，到后来每日只有两个多时辰是白天，气候也转得极其寒冷。殷素素有了身孕后甚感疲懒，但一切烹饪、缝补等务，仍是勉力而行。这一晚她十月怀胎将满……”由这一段并不能准确断定分娩发生的时间，但大致可以推断应在冬末或转年的春季，也即张无忌生日在冬末或初春。
而无忌离岛时也是冬季（“……每年黑夜最长之时，总是刮北风，数十昼夜不停……说不定你们便可回归中土……”），则1346年4月张三丰百岁时，张无忌应为刚满十岁（此处当是按虚岁计，即以出生为一岁，故九年多十岁）。
这之后，又有几次提到年龄与时间。
“谷中安静无事，岁月易逝，如此过了两年有余，张无忌已是一十四岁。”
“他在这雪谷幽居，至此时已五年有余，从一个孩子长成为身材高大的青年。”
但真正对推断年代有价值的是张无忌出谷遇蛛儿时的对话：“……蛛儿道‘你几岁啦？’张无忌道‘二十一岁。’……”

在这之后再未明确提过无忌的年龄，故此时的具体年月确认就很关键了，但遗憾的是这时恰好又是冬季（“次日续向西行，走出百余里后，已是正午，赤日当头，虽然隆冬，亦觉炎热……”）。则张无忌说他“二十一岁”时是刚过生日还是已近下一个生日仍然不明。不过从经历的时间长度（蝴蝶谷时14岁多，赴西域后在朱长龄家过过一个新年，应视为已15岁了，又在谷中5年有余）来看，笔者较倾向于此时刚过21岁生日，则无忌此年21岁。数月后的八月十五，蝴蝶谷聚会，无忌仍然21岁。
转过年来的三月十五，张与周的婚礼。同年的数月后就是全书高潮的端阳屠狮大会、韩山童战死、全书结束。由于是在九月九端阳后，故张肯定已经是22岁了。
故《倚天屠龙记》结束时，无忌22岁。根据张无忌与张三丰的年龄对应关系可知，时年张三丰应为112岁，故当在公元1358年。
连城诀：明中前期
论据1：书中的“知县、知府”等官名和“荆州府、江陵县”等建置，都是明清两朝所有的。
论据2：丁典追忆凌霜华所述时提到“……承圣三年，魏兵攻破江陵，杀了元帝。但他聚敛的财宝藏在何处，却无人得知……几百年来，这秘密始终没揭破……”梁元帝死于公元554年，既然说的是“几百年后”，则至迟不能晚于公元1554年——其时尚在明中叶。
因此《连城诀》的时代背景应为明而不是清，且极可能是在明前期，至迟不晚于明中期。

笑傲江湖：明中叶（公元1500年后）
论据1：书中祖千秋评酒具时提到过“元瓷”，本朝之人当不会用此口吻叙述本朝之事，由此可知《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当晚于元，在明或清。
论据2：文中所提到的官职、地名、县府建置均为明清两代所特有。
论据3：《鹿鼎记》中有“……前朝有令狐冲……”之句，则为清代之前无疑。
结合前三条论据可知，《笑傲江湖》发生在明代。
论据4：根据长江三侠《笑傲江湖年代考》一文中对华山派师承的分析，则穆人清约为令狐冲徒孙一辈。《笑傲江湖》当发生于明中叶1500年左右。
论据5：文中提到“其实百余年前，这教派的真正名称便叫作五毒教，创教教祖和教中重要人物，都是云贵川湘一带的苗人……”此时五毒教被称为“五仙教”，而在《碧血剑》中则又恢复为五毒教的称呼，一教名称的变更当有一两代的时间才是；另从何红药等人的师承关系看，看作蓝凤凰的徒孙或更远一辈也较妥帖，这也与穆人清是令狐冲徒孙大致相称。
论据6：文中提到“峨嵋……立派数百年……”，则至少当在郭襄建派200年后。郭襄是中年后建立峨嵋，则此时至早是公元1500年以后。
由上述三条可大致确认，《笑傲江湖》一文的时代背景当在明朝中叶的公元1500年以后。
碧血剑：明崇祯六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33年-1644年）
《碧血剑》一书的起讫时间比较确定。
书开始于“（其时正是）崇祯六年……”，而结束于闯王兵败离京、李岩自尽的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
侠客行：明末清初（17世纪30-50年代）
论据1：史婆婆曾提到“……但张三丰祖师是数百年来武林中震烁古今的大宗师……”，则至少是在《倚天屠龙记》二、三百年之后——其时已在明后期或清初。
论据2：书中的地名显是明清两季所有。
论据3：由下文《白马啸西风》的考证可知，镖局一行约起于明末清初，盛于康乾。则《侠客行》中既已提到镖局之事（“渝州西蜀镖局”等），则至早也应发生在明末。
由此可知，《侠客行》应发生在明末或清朝。

论据4：书中提到了一个具体年代的干支：“……只见簿面上写着‘河北通州聂家拳’七字，打开簿子，第一行触目惊心，便是‘庚申五月初二，聂宗台在沧州郝家庄奸杀二命，留书嫁祸于黑虎寨盗贼’，第二行书道：‘庚申十月十七，聂宗峰在济南府以小故击伤刘文质之长子，当夜杀刘家满门一十三人灭口。’……”
干支之数每六十年一转，由此我们可大致估量一下其时的年代。明末清初的庚申年有1620年、1680年、1740年、1800年、1860年、1920年……不过真要扯到闹八国联军的年头上去，只怕是不大合金派小说的味道（一般是不倾向于将金派小说置于晚清或更后的年代）。所以也就是1620年、1680、1740、1800这几年比较相象（小说中的年代比那个“庚申”年还要晚十到三十年，所以1860年也显得晚了）。
而在这个“庚申”年前后的三十年里，少林的大师先有妙谛、后有普法，由此可知决不能是康熙年间（《鹿鼎记》中少林僧是晦、澄、净、华各辈），也不能是乾隆年间（《飞狐外传》里少林掌门是大字辈，而《书剑恩仇录》中同时期的南少林中也有大字辈，因而我们可大致猜测南北少林当是使用同样的用字来排辈，则依据《书剑恩仇录》中南少林的辈份可知北少林在乾隆年间也是天、大、元等辈），即使是嘉庆朝的1800年也躲不开排辈问题（妙谛是第一拨赴岛的，则其执掌少林还要在“庚申”年前的二三十年，但1770年左右的《飞狐外传》时代还是大字辈居尊，何况后面还有个元字辈呢）。这样一来，这个“庚申”就几乎不可能是在清朝了——实在是排不开了。
因而《侠客行》当发生于明末清初的163X年-165X年（1620年+10年~30年），至迟不晚于顺治朝；尽管这样与镖局业的兴盛有些时间不合，也只能将就了。
白马啸西风：清初
论据1：书中明确写了此时距高昌灭国（高昌麴氏王国立于北魏景明三年辛巳/公元501年，灭于唐贞观十四年庚子/公元640年）已有“千余年了”，则最早也得是1640年以后，即顺治即位之后。
论据2：书中出现了山西镖局（“……在山西省太谷县开设了晋威镖局……”）。据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考证，镖局一行约起于明末清初，盛于康乾，最早为山西人创办。依书中所描绘情形看，镖局业显已相当兴盛，则至少应在清建国一段时间后。
由上述论据看，《白马啸西风》的历史背景至早是清初顺治年间，而实际上最可能是与后面的几部书一样，发生在康雍乾时期。
鸳鸯刀：清中前期
论据1：明确点明了是清朝。
论据2：文中提到了全国18省，则年代当在顺治朝之后，光绪朝之前。
论据3：民间的反清活动在乾隆朝后已渐趋势微，因此如书中所写的萧半和的父叔辈与满清血战而死、萧半和自己甘做太监图谋行刺之类的举动，也以发生在清前期较为相称。另外文中提到的当今皇上在做贝勒时就广派密探寻访武林至宝的举动，虽不能说就此断定，但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位雍正爷……

鹿鼎记：清康熙八年-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69年-1687年）
《鹿鼎记》一书虽无明确提到年月，但通篇系依历史事件贯穿而成，因而就以历史史实为年代依据。
全书开始时陈近南救几位名士一事发生于何时殊难确定，就马马虎虎地认为是和第二回的内容同时发生好了。而第二回开始的韦小宝历险记则是发生在擒鳌拜之前的数月（最开始赴京城花了一些时间，后来“韦小宝和小玄子两个月斗了下来……”，再后来学大慈大悲手又“……这么半吊子的学上两三个月……”）。史载擒鳌拜一事发生在康熙八年五月，那么我们也就省点事，不再跨年份了，姑且认为全书也就开始于康熙八年年初好了。
结束时的标志性历史事件自然是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此事发生于康熙二十六年。全书结束于韦小宝隐居，此时距协定签署最多不过数月时间（从尼布楚回京约一月余、之后就是茅十八被捕和法场换“子”、再隔一个“冯锡范失踪了十多天”就是离京回乡、然后途中在舟上决意隐居），所以当仍在康熙二十六年。不过，这样算来，此时我们韦爵爷的岁数……书开始时是“十二三岁”，再加上十八年——已经是过三张儿的人了啊……
书剑恩仇录：清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四年（公元1753年-1759年）
开始即明确点出是“清乾隆十八年六月……”。
之后的主要情节都发生在两年时间里，从乾隆二十三年李可秀赴浙江任开始，九月黄河渡夜战，初冬周绮结婚，转过年来黑水营之围（这与史载兆蕙征讨回部在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相合），同年全书结束。
飞狐外传：清乾隆三十一年-三十四年（公元1766年-1769年）
书开篇时，胡斐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而胡苗决斗在“十三年前”。由下面《雪山飞狐》的考证可知，苗人凤胡一刀决斗、胡斐出生均发生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的腊月，则此时为乾隆十八加十三等于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由此可知，胡斐此时应该是13岁而不是14岁（此时显然未到腊月，胡斐还没到14岁生日）。
而全书结束时提到“……十年前乾隆皇帝在杭州微服出游，曾为红花会群雄设计擒获，囚于六和塔顶……”，又说“……香香公主十年忌辰……”，则由《书剑恩仇录》的年代背景可知，此时应为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
这样说来，全书结束时胡斐才不过16岁，汗……看书里那复杂的感情描写，还以为都二十出头了呢；就精神层面上说，这家伙比韦爵爷都早熟……
雪山飞狐：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三月十五
这部《雪山飞狐》的起讫应该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确凿无误的了：整部小说就发生在“……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这一天里——从早上 “东方红日甫从山后升起……”一直到“……月亮正圆……”。
而苗人凤胡一刀决斗、胡斐出生是在“二十七年前”，也即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的腊月。

金庸出版作品年表一览

时间
出版作品

1939
出版第一本书《献给投考初中者》

1949 发表第一篇国际法论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

1952
撰写《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

1955
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金庸」笔名首次出现

1956
《碧血剑》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

1957 写《射雕英雄传》连载于《香港商报》

1959
《神雕侠侣》开始在《明报》创刊号连载

《雪山飞狐》连载于《新晚报》

1960 为《武侠与历史》杂志撰写《飞狐外传》

1961 《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开始在《明报》连载

1963 为《东南亚周刊》撰写《连城诀》

《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连载

1964 发表〈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社评，与《大公报》笔战

1965
创作《侠客行》

1967 创作《笑傲江湖》

1969 创作、发表巅峰之作《鹿鼎记》

1970 写《越女剑》。开始修订全部武侠小说作品

1972 《鹿鼎记》连载完毕，宣布就此封笔不写武侠小说

1973 在《明报》连载〈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1984 出版《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之一》一书

1988
发表〈平心静气谈政制〉文章

1992 在牛津大学发表“Hong Kong and China: 1997 and the following five years”讲演专文

1993 发表〈功能选举的突变〉长文

在《明报》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一文

1997
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在《明报》发表〈河水井水互不相犯写在回归第一日〉一文

1998 由日本「潮」出版社、香港明河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分别出版金庸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对话录《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一书。

我最喜欢的是：杨过!

『陆』 结合具体内容谈金庸小说核心的认识

以合理、客观的武侠小说本体认识为前提，本着创作出既好看又耐看、既能给人以娱乐又能使人感动的武侠小说的创作追求，于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金庸也有自觉而清醒的认识：
1．以人物为核心，写出人的性格。金庸在创作之初就曾说过：“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人本来性格而定。”在多次接受采访时金庸同样强调：“我个人觉得，在小说里面，总是人物比较重要。……我总希望能够把人物的性格写得统一一点、完整一点。”“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象深刻。”而在2022年的新版《金庸作品集》“新序”中，金庸依然认为：“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而且，既然是写人，就应当写出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复杂性，所以“我写的角色也不是好人、坏人相当分明的，坏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当然希望写人写得真实，读者难免误会认为作者有时候把坏人写得相当好，是否鼓励坏人。我想作者不是这样认为，他考虑的是真实不真实的问题。他有时反映社会上具体存在的事，并不是说他反映的事就是他赞同的事。”可见，在金庸看来，塑造人物是武侠小说创作的核心，而要塑造人物，就必须写出人物完整、真实、复杂的性格。
2．追求情节的曲折跌宕，但须与人物的性格相适应。金庸认为，“武侠小说基本上就是描写冲突的，像两种力量的冲突，两种观念的冲突，或是命运与人之间的冲突。‘误会’也是一种冲突。人类社会基本上是充满冲突的，许多小说、戏剧也描写它，武侠小说只是更适合描写冲突罢了”。所以，武侠小说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也因此，“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同时，“侦探小说的悬疑与紧张，在武侠小说里面也是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如果可以加进一点侦探小说的技巧，也许可以更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是，小说家注重情节的曲折跌宕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而为。所以金庸同时认为，“故事的作用，主要只在陪衬人物的性格。有时想到一些情节的发展，明明觉得很不错，再想想人物的性格可能配不上去，就只好牺牲这些情节，以免影响了人物的个性”。因为“人有怎么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例如“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决难在谷底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
3．设定历史背景，符合多重需要。金庸小说大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金庸对此主要有以下一些解释：其一，文体需要。“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既然以古代社会为背景，那就不能和历史完全脱节。”所以“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中国古代的、没有法制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中的遭遇”。其二, 作品需要。因为“我写的武侠小说有的场面比较大，常有大的战争，这就必须要有所依据”。其三, 阅读效果需要。“武侠小说多是虚构的，有了历史背景，便增强其真实感，武侠小说不可能像神话那样，要有真实感。历史是真的背景，人物都是假的，这样可以使读者自己去想象一切的发生，一切都变得真的一样。”其四，个人兴趣需要。设定历史背景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对中国的历史很有兴趣”。当然，金庸小说中也有没有具体历史背景的作品，如《笑傲江湖》《连城诀》等。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不等于没有历史背景。因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时间很长，过去许多朝代的变化不是很大的，而是很缓慢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或清朝，只要不与政治牵连在一起，背景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样的作品虽没有具体的历史朝代，却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朝代。这是对历史本质真实的更深刻把握。
4．武功的产生想象化，招式名称形象化，境界哲学化。对于自己小说中的武功描写，金庸也有比较明确的考虑。其一，产生想象化。“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到适合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其二，名称形象化。无论给武功起什么名字，“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就可以了……就是你根据那名字，可以大致把动作想象出来”。其三，境界哲学化。“中国古代一般哲学家都认为，人生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淡忘，天人合一，人与物，融成一体。所谓‘无为而治’其实也是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一。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所以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其四，集大成者。“如果我们希望男主角的成长过程，多姿多彩，他的武功要是一学就学会，这就未免太简单了。而且，我又觉得，即使是在实际的生活之中，一个人的成长，那过程总是很长的。一个人能够做成功一个男主角，也绝不简单。”所以，男主角大都因有几个师傅或较多的意外机缘而成为武功的集大成者。
5．力求创新，超越前人，突破自我。金庸具有非常明确的创新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超越文类本身的限制。金庸认为，对于武侠小说创作来说，“作品不管写得怎样成功，事实上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所以对他而言，一方面既注重武侠小说的传统形式、娱乐功能，另一方面又强调“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希望藉这个形式表达出一些真实的，正确的社会意义，甚至呈现出某种永恒的艺术价值”。第二，超越前人。例如在回答何以在《神雕侠侣》中将男女主人公处理成“一个残废的男主角，一个失贞的女主角”的问题时，金庸说：“我当初决定这样写，也许是为了写武侠小说的人很多，已有的作品也很多，自己写的时候，最好避免一些别人已经写过的。一般武侠小说的男女主角总是差不多完美，所以我就试着写男女双方都有缺憾，看看是否可以。”第三，突破自我。金庸在总结自己的创作之路时说：“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我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不同，人物个性不同，笔法文字不同，设法尝试新的写法，要求不可重复已经写过的小说。我一共写了12部长篇小说，大致上并不重复，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在武侠小说中能够以人物为核心，自觉致力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塑造，力求把人物性格塑造的真实、完整，同时注重人物个性与故事情节的辩证统一，使情节因人物个性而产生、发展，人物个性又因情节的发展而得到显示、强化，不仅因此塑造了一系列可以称之为典型的人物形象，而且避免了“庸俗闹剧”的可能；在小说中以背景的方式出现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状况，或者是表象描述，或者是本质揭示，既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又丰富、提升了“侠”的内涵，尤其是当金庸以当代视角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理性反思和批判时，不仅增强了小说厚重的历史感，而且增强了小说深厚的文化感；想象的武功而非真实的拳术照搬，不仅避免了机械和一般，而且极大地拓展了表现空间，使金庸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和丰厚的学养尽情挥洒成为可能，武功因此而具有哲学化、艺术化、性格化的品质，也更加增添了神奇性和观赏性；自觉努力于超越文体、超越前人、超越自己的创新追求，使金庸小说得以避免模式化、类型化、重复化。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金庸能够全面提升武侠小说的品质，成为武侠小说创作第一人，绝非偶然。 参考资料：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wenxue/9411103.html

『柒』 熟悉金庸武侠小说的高手进

张三丰原名张君宝，是少林寺的和尚，师父是觉远和尚。（在少林是看菜园子的还是看藏经阁的记不清了）。
神雕侠侣隐居之后多年，郭襄思念杨过，入江湖寻找，上少林，遇昆仑三圣向少林挑战，被觉远和尚打败，从而引起很多误会。后觉远和尚临死之时念了很多杂乱的经文，这就是后来的《九阳真经》。当时在场的有张君宝、郭襄，还有少林的一位高僧。三人凭记忆各记了一部分。后来就是张君宝、郭襄远走，张君宝入武当创了武当派，郭襄远走峨眉创了峨眉派。这就是张三丰和郭襄的关系，也是峨眉与武当关系的由来。
至于灭绝，她和张三丰根本不是同辈人，毫无关系可言。
具体内容，建议你还是找本《倚天屠龙记》来看，就在开篇第一、二章。

『捌』 金庸武侠小说的艺术特点。

金庸武侠总论

金庸最得武侠小说之中道，自由出入于有无之际。有者，小说结构完备严整，内涵博大精深是也；无者，小说文势无拘无束，意境自在天然是也。总体来看，十四部作品以《书剑恩仇录》为宗本，一出手就显大家风范，此为金庸武侠小说之基，太极是也。由此生发相反相成之两仪：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两书势分正奇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珠联璧合，犹如两仪剑法，一阴一阳，一刚一柔。双剑合璧，乃归于倚天屠龙记，又一太极也。由此又生发两仪：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至此，金庸经典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天龙八部堪称至法、至正、全有，包罗万象，武侠中之哲学；笑傲江湖堪称无法、至奇、妙无，随意挥洒，武侠中之诗。至法无法，至正至奇，全有妙无，哲学就是诗，所以两者自然融归于鹿鼎记，浑然天成，透彻圆融。如果按照独孤求败一生在剑道上达到的不同境界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系列，则书剑恩仇录是刚开始练剑，射雕英雄传是青锋宝剑，神雕侠侣是紫薇软剑，倚天屠龙记是玄铁重剑，天龙八部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笑傲江湖是自此精修，逐步超越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境界，对应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就是逐步超越武侠小说有的境界，逐步走向非武侠，鹿鼎记则是无剑境界。

与此对应，金庸武侠小说之侠客也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陈家洛是第一个侠客的化身，但其内涵主要还是在民族主义的维度中展开。之后，郭靖和杨过在互补的意义上比较充分的展开侠客的内涵：郭靖是集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杨过是个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郭靖和杨过身上所体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想已经开始超越民族主义的范畴而提升到人类主义的境界。郭靖是正统意义上的大侠，杨过则是反正统意义上的大侠，但正反一体，两者都是至情至性者无别。两者的内涵在张无忌身上得到融合。张无忌以巨大的包容性将正反两种意义的大侠化为一体。通过张无忌，金庸将大侠的理想境界建立于平凡普通之中，功力更见精纯。此后，侠客的内涵最为典型的在乔锋和令狐冲身上得以展示，两人分别是郭靖和杨过的更高意义、更为自由的发展阶段：乔锋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无名老僧称赞他为“惟大英雄能本色”，“菩萨心肠”，“大仁大义”，这一点与郭靖毫无二致，但金庸通过乔锋乃至江湖众生相的深刻刻画，将武侠小说的境界提升到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高度。天龙八部就如一部佛学的史诗，饱含着悲天悯人的伟大精神。天龙八部事实上是经典武侠小说真正的颠峰，虽然笑傲江湖更为飘逸自在，鹿鼎记更为透彻圆融，但都不如天龙八部博大精深——物极必反，从笑傲江湖开始逐步走向反武侠，直至鹿鼎记成为非武侠。令狐冲则更能体现对于个性自由的自觉追求和人自身命运的自主把握。杨过和令狐冲都是坚持自己个性自由的典范，但与杨过相比，令狐冲大原则把持得住，而小节则无可无不可，很好的统一了顺应世俗和坚持自己个性的矛盾。令狐冲代表了侠客个性解放的理想境界。侠之意义至此而极，故到最后一部作品，主人公成为非侠韦小宝和康熙大帝。虽然是非侠，实际上是对侠客理想的超越，也可以说非侠首先彻底的、比侠客本身还要更好的实现了侠客的理想追求。象康熙皇帝，如果以大侠的标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和造福苍生而言，则康熙乃至历代圣王励精图治，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海清河晏的盛世局面，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侠。比之于圣王之雄才大略，武功可以说微不足道，如此说，可谓至侠无武也[天龙八部是唯大英雄能本色，笑傲江湖是是真名士自风流，鹿鼎记是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天龙八部是盛唐气象，笑傲江湖是魏晋风度，鹿鼎记是生活本色]。所以武侠小说乃至于侠客的理想本身就终结了。

简单总结一下，金庸从民族主义（书剑恩仇录）写到人类主义（从射雕英雄传到最后都是，但逐步深化），从人的命运（天龙八部）写到人性（笑傲江湖）最后归结到最凡俗的非武侠、生活、历史本身，表明了一个最为简单但也最深刻的真理：真正的理想主义只能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或建立，这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又是彻底的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金庸为什么到鹿鼎记就封笔了？因为他已经无武了，其实如果联系到金庸以后改而写历史小说的话，我们会说，金庸的封笔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其实也无所谓终结不终结，起点不起点的，随缘任运，到什么境界干什么事而已。

就金庸小说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书剑恩仇录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儒家文化为起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则是对此的相辅相成的展开，射雕英雄传通过郭靖主要展开了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的一面，而神雕侠侣通过杨过主要展示了儒家正心诚意至情至性的内圣的一面，在此，必须说明两点：一、超越狭隘民族主义，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本来就是儒家文化的崇高追求，因此对儒家思想的深入揭示必然将自己提高到人类主义的境界；二、如果我们领悟了儒家文化的真谛，就会明白，儒家文化从本性上决不违反人性，相反，尽心尽性尽情才能知天知命达道，如此，就自然过渡到倚天屠龙记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倚天屠龙记所展示的道家的境界是正宗的哲学化的道家，偏于老子一面，主要得道家文化之自然、质朴和博大；之后，金庸在两个方面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倚天屠龙记的道家文化精神进行了更深入的拓展，一个是深化的方面，深化了倚天屠龙记的博大之处，此即形成为天龙八部，武侠小说至天龙八部，达到森罗万象、无所不包的境界，犹如华严宗的一真法界，另一个方面则是对倚天屠龙记的道家文化精神进行了自我转换，使道家文化的自然风骨展开为飘逸与逍遥，此即形成为笑傲江湖，笑傲江湖的道家是诗化的道家，偏于庄子一面[天龙八部将道家文化的博大展开到完备浩瀚的程度而笑傲江湖将道家文化的自然展开到自由自在的程度]，于是乎就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最终归宗于平常、本真的鹿鼎记做好了铺垫，鹿鼎记是禅，是平常心即道的境界。

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由儒变而为道又由道变而为佛禅[同时兼赅墨法兵阴阳等各派]，直至回归到生活和历史本身，乃越来越炉火纯青的进程，整个发展过程逐步递进而又浑然一体。整体而言，金庸由非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此为无中生有，越来越精深，达到最高境界又归于非武侠小说，又由有而归无，完成了一个大循环。《书剑恩仇录》为初入大道，倚天屠龙记乃小成境界，鹿鼎记为大成境界。《书剑恩仇录》为初发心，凡夫位；倚天屠龙记为超凡入圣，圣人位；鹿鼎记为返朴归真，凡圣等一，平等位。总体言之，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可谓善始善成，因此有关金庸封笔，可以引老子一言以蔽之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哉。

金庸武学总论

新武侠小说诸作家中，就武学修为之深邃博大而言，无出金庸其右者，乃至于可曰：通金庸武学即通一切武学。

金庸武学，一言以蔽之曰：以武论道，由武而显道者也。

武学至上境界，乃即武学而超武学之境界，武学与非武学，本性一如之境界。如此境界，无佛家武学，无道家武学，亦无俗家武学，无佛家、道家、俗家分别之相，乃至亦无无分别之相，佛陀所言离一切分别无分别是也，亦可谓真如自性，大道之实性，此为一切武学非武学之源，不可思议，妙不可言之境界也。此不可言说，假而言之，曰武学之无极境界可也。对应于非阴非阳或无剑境界。

此无上妙境自性起用，自体自然生发而分别生出三相，即通常所谓佛家武学、道家武学与俗家武学是也。此三相初生，故尚未分离，分而未分。三相即一相，一相即三相，三而一，一而三，介于无与有之间，武学之太乙境界也。具体而言，九阳真经、九阴真经、独孤九剑[木剑境界（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系统化]即此境界也。九阳真经是佛而非佛：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乃从佛学至上大乘禅宗正宗真传达摩祖师所传之无上佛法而化来，故一切佛门武功皆归于九阳真经；非佛，是因为此武学圣典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佛家武学也。九阴真经乃道而非道：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为道家大宗师黄裳由道学渊薮道藏中化来，故一切道家武功皆归于九阴真经；非道，乃由于此武学圣典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道家武学也。独孤九剑则是俗而非俗：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乃俗家千古奇人独孤求败以易经为总根源而化来，故一切俗家武功皆归于独孤九剑；非俗，是因为此武林绝学亦含摄、超越天下一切武学，不止限于俗家武学也。故天下一切武功皆以万流归宗之势融汇于以上三大武学，此三大武学又以九九归一之势归于自然无为的绝顶境界。故三大宗师，达摩祖师、黄裳真人和独孤大侠，虽假借佛门武学、道家武学和俗家武学之方便，而实际心中并无佛家、道家和俗家武学之分也。

三大宗师之分别：就最终意义而言,独孤大侠,黄裳真人,达摩祖师三大宗师当究竟无别,皆可称绝顶境界,然细论仍可分出高下:达摩祖师当下直承,纯以自心为源而生无上武学,武学只是明心见性之方便,也就是说, 达摩祖师对武学的境界是本来超越,本来无武;黄裳真人是假借道藏为缘,以自心为因而生至上武学之果,终究有所凭借,故虽最终超越了武学,尚非本来超越之境界,不过极其接近此境界,独孤大侠则经过一生极其艰苦的修习之后,直到最后才超越了武学,踏入武学和人生乃至天道证悟的至上境界,比之于以上两位稍逊一筹.达摩祖师乃无为境界,黄裳真人乃类于无为境界,独孤大侠则是由有为而归于无为的境界.达摩祖师是当下无极,黄裳真人是由太乙而无极,独孤大侠是遍历一切有形而无极[基本上经历了剑道修习过程中的所有阶段,经历最全],不过最终无异，都是体用一如之境界：达摩祖师以真如为体，以博大无边的无量武学为用；黄裳真人九阴真经上卷明大道微妙本体，下卷为破尽天下一切武学之法门；独孤大侠的无剑境界，既是内力的无所施而不可，又是剑招的变化无穷。
类似的，《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在桃花岛山洞中，周伯通说道：他（王重阳）说我学武学得发了痴，过于执着，不是道家清静无为的道理。我那七个师侄当中，丘处机武功最高，我师哥却最不喜欢他，说什么学武要猛进苦炼，学道却要淡泊率性，这两者是颇不相容的。于是郭靖就问周伯通：为什么王教主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学大师？周伯通：他是天生的了不起，许多武学中的道理自然而然就明白了，并非如我这般勤修苦炼的。这就是老子“道法自然”之意，故王重阳理事圆融，既是道家真人，又是武学大师。“侠客行”上的武功各派高手[无论是少林、武当这样的正宗门派还是各种奇门武学]以任何见解去解释都不得其真谛，而石破天无心、无意而自然契合于其境界，也可以说是自然无为境界之体现也。与道相合之后，一切武功皆纷至沓来，随心而发，无不自如。

以上两种境界皆不受武学门派限制乃至于不受武学限制，武学之自由境界也。如不能恒持此境界而自心生疑，则沦入有形且被其束缚，如此而观，则天下武学遂分为三大宗：佛、道、俗是也，且三大宗之武学又由自身而无穷化生，渐次生出自己的太极境界之武学、两仪境界之武学乃至一切可能境界之武学，整个武学格局至此即成门派纷呈、万象并存之景象。两仪境界之下，繁复不可论也，故只论太极与两仪境界之武学。

道家武学之太极境界易见，即太极剑法[和拳法等]是也，分而为两仪剑法，合则为太极剑法。阴阳刚柔，互生互化，相反相成，两仪也；混成一体则太极也。而佛家武学和俗家武学之太极境界何在？曰：易筋经即佛家武学之太极境界，而玄铁重剑即俗家武学之太极境界是也。易筋经乃少林武学之总法门，一切少林绝技与武学皆以此为基方可成就，而此经非少林弟子不传，已经分了门派；而少林武学两仪境界，乃由易筋经而自生刚柔功夫，少林武学之特点并非阳刚，而是光明正大，一味刚猛并非少林武学之真谛，少林功夫中虽不乏金刚指之类的至刚至阳之绝技，然亦有“拈花指”等至柔至和之绝技；或曰：少林武学外功为刚而内功为柔，内外兼修，刚柔并济，最终合而为一，亦为太极境界无疑也。至于玄铁重剑之武学，乃独孤求败超越至刚的青锋宝剑[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和至柔的紫薇软剑之后将两者混成一体而成，达有形剑法之极至，是“一”的境界，也就是太极境界。

天下武学，本来一源。由体起用则化生无量武学，反之，由用归体亦可返朴归真，返本还源。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修习俗家武学达绝顶境界可天人合一，修习道家武学达绝顶境界可归于大道，修习佛家武学达绝顶境界可明心见性，殊途同归，都是自由王国的境界。

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学经典意义

世界上伟大的文学经典其特征是雅俗共赏，长盛不衰，也就是既拥有高低深浅各个层次的读者群体，同时也能够获得各个时代读者的接受和共鸣，因为文学经典都具备时空两个维度的特点：在空间上作品应尽可能涵盖各个层次和方面，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广阔博大深邃无限丰富的世界，甚至应该同人生、宇宙同样浩瀚；在时间上作品能够超越不同的时代而反映超越特定时代的永恒价值——只有作品从本性上超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才能经得起不同历史时代不同读者的检验，才能获得不同历史时代各种人的共鸣。如此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称为经典。

金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在金庸小说中，不同的观念可以多元并存，和而不同，构成一个包罗万象而又浑然不可分的整体。无论作为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道佛还是作为非主流思想的其余各家各派都在金庸小说中各得其所。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之广博与精深而言，金庸可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人。金庸的武侠小说犹如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于东方文化的一座长廊，琳琅满目。曾有一位学者用一副对联评论金庸的成就：打通佛道儒，驱琴棋书画；驰骋文史哲，遣星相医卜。因此，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各取所需，故金庸小说才拥有了最广泛的读者群。但金庸让人称道、难以企及之处还并非单纯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而是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流派的思想境界、对不同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恰如其分的把握。这种精当的分寸感和纯熟的火候是金庸功力精醇纯正的体现。博大是向外开掘，而精纯则是向内、向本性深处锤炼。如果说博大是包罗万象，那么精纯则是将博大所包罗的万象贯通起来而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亦即达到贯通一切的“一”，而同时每个个体并不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是各就其位，各成其性，随在各足，不相妨碍，不仅不相妨碍，而且还相辅相成，相济相化，一切皆和谐之至，最终才能达到透彻圆熟，随心所欲，无不自如的境界。由于有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后盾，金庸的文学作品就具有了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

但金庸作品的超凡之处并不在于、主要不在于、首先不在于对中国或东方文化的理解与阐发，而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特定的形态中揭示了超越时代和地域的人类的永恒价值与普遍的大道。何谓也？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自己命运的认识和把握，对于社会规律和宇宙之道的求证，并不只是对于江湖人才有意义，也并不只是对于古人才有意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首要意义，是我们生存的意义之源。伟大的作品还都具有一种史诗的风格，这当然是由作品本身内涵的博大丰厚所决定的，因此《水浒传》是江湖文化的史诗，《三国演义》是英雄文化的史诗，《西游记》是修行的史诗，《红楼梦》是社会和人性的史诗[《西游记》和《红楼梦》是一真一俗，《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或《水浒传》是一阴一阳，《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一精一粗]。我们同样可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史诗。

金庸的十四部武侠作品，其代表作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都是长篇，特别是天龙八部和鹿鼎记的篇幅都和红楼梦不相上下。墨家文化的积极入世、急切救世，儒家的上合天道、下和万民，道家的自然无为、与世无争，佛家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以及兵家、法家、阴阳纵横之术都有所反映。从宋代直写到清代，时间跨度近千年；宋、元、辽、西夏、大理、俄罗斯，江南漠北中原边塞宫廷市井军阵，空间跨度极为广阔；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历史问题、人类的命运问题、大道的本性问题，各种问题皆有体现；既有宏观的大场景的刻画（如天龙八部少林寺大战，倚天屠龙记中明教与六大门派之战，神雕侠侣中襄阳大战，雪山飞狐中天下掌门人大会等），也有微观的细节的细腻描写，而且宏观与微观能完美的融为一体；既有对外在自然美景的描摹，也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千丝万缕而脉络分明，结构严整，境界博大，意境深远。金庸的武侠小说因含纳万状而在当代做到了雅俗共赏，它也必能因趋近永恒而在各个时代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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