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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上海，我迷茫而无助。
我对这座城市的认知，在此之前仅仅局限于网络和报刊，黄浦江翻滚的墨绿色浪花、东方之珠在寂寞的秋风中氤氲的雾气和哀婉、外滩宽阔的柏油路与带着风声穿梭而过的地铁，大街上琳琅满目的橱窗和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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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佳之的家庭之舞——遗弃之伤！何处才能找到慰籍孤独心灵的亲密之爱？

德国心理治疗大师伯特·海灵格（Bert Hellinger） 认为，宇宙间隐藏的规律不但及于万物，也运做在人类的家族系统内，他喜欢用中文把它说成是“道”。 在海灵格看来，人作为社会性的生命，每个人都隶属于某些系统：他会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某个社区的居民、某个组织的一员……，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系统，一个身、心各要素组合成的系统。从个体到家庭、家族、部落、民族，这些大大小小的系统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每个人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系统中孕育、出生、成长的。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行为与命运，都不可避免地受系统中的成员和系统动力的“影响”与“牵连”。在我们所处的系统当中，家庭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系统。这与精神分析思想是一致的。海灵格发现，在家庭系统中，有一些隐藏着的、不易被人们意识或觉察到的符合自然的情感动力法则，决定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个体的命运。如果我们跟随“系统的动力法则”和家人相处，生命就很和谐，大家都能够快乐和健康的成长；如果我们忽略了它，违背了系统运行的基本法则，我们就会受困扰，这些困扰就是“牵连”。

那么，在王佳之的内心世界里，家庭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的爸爸重男轻女，妈妈去世的时候，爸爸答应要带我去英国念书的”，这样的对话和解释不止一次在剧中出现。我们则可以理解为：在王佳之的感觉和情感中，自己在家庭以及与父亲的情感空间中是不如弟弟重要的，尽管她可能会在意识层面努力去接受这个“重男轻女”的文化现实，但在无意识层面，伴随母亲的去世和父亲的离去，无助、委屈、愤怒、怨恨，油然而生。对于一个在家庭中感到没有被爱被肯定被重视的孩子来讲，必然存在自我价值感的丢失，这是一个成长的难题。她需要爱的补偿和满足，即通过恋爱，寻找到那个可以给予这样的补偿的男人，并把自己交出去，在爱的环抱中完成对自我的“重新养育”。

在接到爸爸已经在英国结婚和因为不能支付学费而不能接她到英国念书的消息后，王佳之流露出的更多是迷茫和悲哀。面对“父亲的抛弃，父亲对母亲承诺的失信和对自己期望的拒绝”，她表现的是平静和淡淡的哀愁。在上海唯一的亲人姨妈也是因为要卖掉佳之父亲留下的房子才能收留她并让她上学。电影中的王佳之，谁重视她的存在呢？谁关爱她呢？她如何才能找到安全、温暖、价值、关怀和情感归属呢？

面对这样的情感困境，或许我们就能理解，王佳之为什么会和一大帮血气方刚忧国忧民的男孩子“裹”在一起了，因为这会让她“替代性的”找到一个安全的归属，并因所谓的“革命使命”而显得“被需要”、“被重视”和“有价值”；或许我们能够理解，在这帮“热血青年”中除了女主角之外，为什么会安排一个背景式的女孩——？，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母亲式的角色，是心理意义上的母亲的替身，在王佳之委屈的时候，充当一个情感抚慰作用的母亲角色。通过这样的剧情创作，电影《色戒》以象征性地手法，在王佳之的现实生活中“移置”了其家庭系统中隐藏的情感牵连。

王佳之给观众留下的总体感觉，是一个缺少温暖、缺少关爱、缺少价值的女孩，她缺乏父母的关爱与保护，是一个感觉被冷落和放弃的孩子，并显得冷峻、忧郁、成熟和难以置信的坚忍，这多少与她的年龄和大学生身份有点不相称。尽管这些年轻人因为一个“革命任务”组成了一个具有替代意义的“大家庭”，但不幸的是，这个家庭的功能不是去补偿王佳之缺失的爱，而是一个重现王佳之“创伤性的家庭系统牵连”的空间。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来进一步解读王佳之与邝渔民的情感纠葛。

二，王佳之的情窦初开——从期待到放弃！理想化“移情”能够补偿家庭情感缺失吗？

依据心理分析原理，“移情”就是指情感移置，是指一个人将自己过去与某些重要人物——通常是原生家庭中的亲人——的情感体验投射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客体或者某一类客体身上的过程。移情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情感移置形式。大多数情况下，移情通常依据“相似”或者“补偿”法则，寻找能够唤起当事人类似情感体验的对象，即：在自己当下所处的现实生活中寻找过去亲人的替身。

电影《色戒》的诸多角色中，对王佳之而言，邝渔民和易先生是两个重要的人物。然而，由于这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人格特征，则分别代表了两个对立的父亲原型：邝渔民——代表民族正义，充满活力，是一个保护者。因为就从象征意义上说，家国天下！“家”与“国”是具有高度关联的事物，是具有一致性的概念，因此，护国就是护家，救国如同救家。而汉奸易先生——代表民族背叛，阴冷忧郁，是一个抛弃者和背叛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邝渔民在一开始就成为王佳之“理想化的父亲”角色，而易先生则是王佳之的“现实父亲”或“坏父亲”的一个不折不扣的替身。

“理想化”通常是指当事人主观地将对方看成资源丰富、能力突出、心理以及其他各种品质优越的“好的客体”的过程，从而使自己处于关系幻想之中，以补偿或抵消那个“坏的客体”对当事人的伤害。理想化是缓解心灵痛苦的一剂良药！来香港途中，王佳之已经被大学生们的爱国激情所感染，邝渔民的表现是充满活力和激情，有爱国热情、敢于作为、年轻帅气、意气风发。这正是王佳之心目中理想的情感投注对象。然而，这个一直被王佳之爱慕也同时爱恋着王佳之的男人，又是如何对待她的呢？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这样一段感情又发生着怎样的转变，以致于失落为一出“色相被利用”和“被再度遗弃”的情感悲剧的呢？

开始，在香港的时候，王佳之在众同学的策划下，以“麦太太”的身份去接近易先生，勾引易先生，取信易先生，进而寻找机会让大家有机会刺杀易先生，佳之必须开展“美人计”来实施这个计划。以“易太太”身份出现的王佳之，为了不暴露自己是个处女和没有性经验，在预计易先生将和她约会的前一天晚上，在几位男生中选择一位“有经验者”和她发生性行为。注意，这不是由王佳之自己选择的，而是被这个“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商定的，王佳之只是一个“执行决议”的“棋子”角色，她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更重要的是，她深爱的邝渔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却充当了一个“逃避者”和“遗弃者”的角色，王佳之为了所谓的“革命信仰”而“献身”，然而，那个和他发生第一次性关系却不是邝渔民。

三年后在上海，当她已经成为“易先生的情人”之后，邝渔民却满怀愧疚地主动亲吻了王佳之，影片中王佳之面对这个有些突然的举动，怀着一分责备和九分的伤感说：“三年前，你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到这里，我们在佳之脸上已经看不到爱的期盼，剩下的只有彻底的失落和残留于心的被遗弃的悲哀，还有一丝冷漠和无声的抗议。其实，从三年前的那一天起，沧海桑田，爱已不再！我的一位从事精神分析的朋友在看完《色戒》后无不风趣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如果王佳之没有死，我真有些担心！我担心的不是别的，就是邝渔民会成为王佳之的下一个色诱并谋杀的对象！”我想这似乎并非无聊的戏言。

站在女主角王佳之的角度说，尽管邝渔民对她仍有一份爱的感觉，但她却有理由相信，邝渔民从一开始对自己的感情，除了革命需要就是革命情谊，这就是《色戒》这部影片极具讽刺意味的地方——把革命需要和情感需要对立起来（这也是《色戒》最容易引发争议并刺激国人爱国之心的地方）。对于爱情而言，邝渔民不仅是一位极不真实、极不坦诚、极不勇敢、极不负责的遗弃者，而且还是一个将这个缺少关爱和缺少保护的弱女子推倒了更为危险的境地的策划者，一个虚伪透顶的利用者。因此，邝渔民三年后的愧疚之吻，自然无法唤回王佳之失落的爱和冰冷的心。

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在荒诞中表现人性的真实，在偶然中揭示人性的必然。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似乎不能回避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样一个已经遍体鳞伤的弱女子王佳之，为什么还要继续去充当“色情间谍”，并义无反顾地执行刺杀易先生的革命指令呢？易先生对于王佳之而言，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三，王佳之的色诱之旅——从对立到融合！人性之爱可以战胜“失父”之恨吗？

关于易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影片并没有对这个角色的背景资料进行具体的介绍，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汉奸，一个更大的汉奸卖国者的帮凶，一个在日占区上海滩的有身份有地位有生杀权的中年男人，一个做过许多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坏人。如果我们仔细留意影片中关于易先生的间接资料就会知道，他还是一个伤害女人的人，因为他曾杀害了别人的老婆，显然，关于这一点，与他“汉奸”的特殊职业身份，也许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这些零零碎碎的资料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家国”的背叛者，一个遗弃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为外国人卖命的人，一个除了自己的老婆和情人可能还有其他女人的男人。如果我们把易先生的这些个人资料依据“意义相似”原则与王佳之的父亲做一对比，就会发现原来是多么惊人的一致。

王佳之的父亲：一个背离了自己祖国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一个客观上抛弃了对自己的女儿的监护、保护和关爱的人，一个除了自己的女儿还有其他女人的人，一个可能因自身的某种原因导致自己的妻子过早去世的人，一个大致上与易先生年龄相当的人，也许（有可能）还是一个神情忧郁焦虑的人，上述特征与易先生的心理角色是高度一致的。因此不能理解，王佳之义无反顾地完成“暗杀易先生”的任务，是出于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怨恨，“怨恨”是唯一的心理动因。只不过这个要暗杀的人不是真正的父亲，而是父亲的替身。

不过，当王佳之真正接近了易先生，当易先生更多地放下防御的面具，并以柔情和感性的爱去面对佳之时，当易先生内心痛苦更多地溢于言表时，佳之则为之感动。

易先生是活得很累的，当佳之唱小曲的时候，流泪，两次流泪……音乐往往能很好地突破一个人的防御而进入无意识层面，进入一个人温暖和真实的情感层面。一开始，易先生在和佳之的性爱过程，满足的是“缓解焦虑”的需要，而且参杂“怨恨与对立”的成分，性关系表现为“施虐与受虐”的暴力特征。“性”对于易先生来说或许仅仅就是满足“解除压力和焦虑”的需要。漫漫地，他和年轻美丽性感的佳之在性行为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而在婚姻生活中又无法体验到的存在感和价值感后，年轻的佳之犹如一道清新纯净的风，极大地补偿了易先生“太太整日沉醉在麻将和攀比首饰穿着”的婚姻缺陷。爱情，这是易先生能卸下防御、刻板、谨慎、狠毒、虚伪、自保和焦虑的情感根源。

影片中王佳之对易先生的感情，经历了一个“由恨到爱，由怨恨到怜爱，由对立到融合，由依恋到救助”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三段性爱片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在易先生出差南京，而后回到上海，与佳之的一场性爱激情戏中，双方有过这样的对话：

王佳之：“我恨你！你知道我每分钟都在恨你，你走的这几天，一句话都没有！”

易先生：“我现在已经回来了，你还恨吗？”（做爱）

王佳之：“不恨了！”

易先生：“还回香港吗？不是说要回去？”

王佳之：（不确定）“我要回去……”

这种因分离而生怨恨，因回归而达成谅解，揭示了父女之爱的心理内涵，也为王佳之内心情感的转变埋下了伏笔。因为王佳之不仅感受到了易先生对她的关爱，而且在这种富有激情的欲望满足中，双方都找到了曾经失落的价值——这是对失去父亲的创伤体验的补偿。王佳之的情感角色要求自己必须对自己的存在感保持尊重，这是她能够进入易先生情感世界的动力。否则，她会在刻意扮演的“色情间谍”角色里产生自我体验上的混乱。

从象征意义上说，王佳之对易先生的情感可谓爱恨交加。恨，是因为他是一个汉奸，一个背叛者，一个“家——国”的遗弃者，这里对应的是现实中佳之父亲对女儿的遗弃；爱，是因为他是一个能够给予“父亲般”关爱的男人，一个在情感世界中让她感受到存在感和价值感的男人，一个能够让她从压抑和幻想中回归现实和满足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