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逆谋在线阅读

G. 认识施姣姣

（一）“水浒传”是两人共写的吗？
《水浒传》的作者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是罗贯中（少有人信）；第二种认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作的（有部分人持此观点，也是明朝人的看法）；第三种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是金圣叹的看法，因为老金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写的序。现在的教科书上也是这个观点，我认为是为了让同学们区分记忆，我上小学时就是这么背的。
（二）两人身世，生平
罗贯中（1330？～1400？）元末明初小说家、戏曲家。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关于他的生平，明王圻《稗史汇编》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后来朱元璋这样的“真主”一统天下，他的政治抱负落空，而致力于小说创作。清徐渭仁、徐鈵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说他曾入张士诚幕。罗贯中是我国元末明初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小说家，是他把意回体小说这一文学式样推向成熟的阶段。后来的很多学者和作家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把他同马司迁、关汉卿相提并论。他的伟大的文学创作成就，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他所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风行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在国外，他的《三国演义》被称之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网络全书》则称他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作品： 《平山冷燕》 ·《粉妆楼 》·《三国演义》 ·《三遂平妖传》·《隋唐两朝志传》

施耐庵 （1296～1371）名 子安（一说名耳），又名 肇瑞，字 彦端，号 耐庵。 籍贯：原籍苏州，住阊门外施家巷，后迁居当时海陵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施耐庵是中国古代著名作家，元末明初人，长篇古典小说《水浒传》作者。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据《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兴化县续志》《施耐庵墓志》等资料分析：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进士。其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施与鲁、刘相别施时，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随后还旧白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又与弟子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说部。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述元）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
（三）若两人认识，那就在介绍一下他们的关系，和交往的由来与故事。
相传两人是师徒关系。施耐庵是老师,罗贯中是学生。故事呢，我就找了一个：“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那意思就是施耐庵的很多作品，都让他的学生罗贯中阅读修改，罗干了不少工作。哈哈，我在网络知道里给你找了点，很长，不知你有心思看吗？
弃官专著书

元文宗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春，年已36岁的施耐庵，上京应试。天从人愿，秋闱一举告捷，耐庵得中辛未榜进士。发榜后，他在拜谢师友中结识了同榜得中的浙江青田人刘基（伯温），两人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十分投契。不久，朝廷派施耐庵到钱塘担任县尹。但是，只当了两年，由于不愿昧心事权贵，便愤然辞官而去。

施耐庵从钱塘弃官回来，在苏州城东南隅的施家桥开学授徒。四乡八邻，纷纷慕名前来投师。一天，一位商人领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前来拜谒施耐庵。这个商人姓罗，是山西太原人，经常往来于苏杭做生意，久闻施耐庵大名，这次专程把儿子罗贯中带来投师求学。施耐庵见贯中生得眉清目秀，谈吐温雅，心中十分喜爱。

冬去春来，施耐庵痛感自己有志救民，无处展才。有一天，他路过书铺，看到不少手抄元人话本，其中有一本名叫《张叔夜擒贼》，是讲梁山泊宋江等一百零八人故事的。他不惜高价买了回来。打算以此为线索，把其他有关梁山泊故事的话本内容加以糅和，写出一部《江湖豪客传》。

这时，施耐庵的父亲和元配夫人季氏相继病逝了，续娶的夫人姓申。申家比较富裕，也是个文墨世家，很支持施耐庵写书，特地花了一笔钱，请画家按照宋末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临摹成了三十六张人物画像，让施耐庵挂在家里，用以参考。有了岳家支持，施耐庵不再开学授徒，只留下了得意门生罗贯中，帮助自己整理书稿。

后来，施耐庵出外游学，并到江阴祝堂大户徐麒家坐馆。刘伯温做了朱元璋军师后，打听到施耐庵隐居在祝堂，连忙向朱元璋推荐。朱元璋特派刘伯温前来召请。施耐庵只得避开，又回到苏州阊门外施家巷家中。这是朱元璋第一次派人去找施耐庵。

为了避过战乱，完成自己写书的夙愿，施耐庵想到了先后做过松江同知和嘉兴同知的好友顾逖，这时顾逖已辞官回到兴化家中。兴化因地方偏僻，四周环水，交通不便，一向有“自古昭阳（兴化的别名）好避兵”之说。于是，施耐庵给顾逖去了封信，信里还附去一首诗：“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好住家；愿辟草莱多种树，莫叫李子结如瓜。”

顾逖接到施耐庵的来信，赶快给施耐庵回了信，并答诗一首：“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施耐庵接信后，带着妻子申氏、二弟彦才和学生罗贯中，搭了民船，冒着烽烟，悄悄渡江北上，直奔兴化而来。

赋联表心迹

施耐庵觉得自己年逾古稀，要抓紧时间把书写完，于是又请顾逖帮忙，在兴化以东，靠近黄海边的白驹场买了房屋和田产，迁到白驹镇上定居。还在大门上写了一副对联：“吴兴绵世泽，楚水封明烟”，表明自己从苏州迁来隐居此地，从事著书的心迹。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常遇春攻破了平江。朱元璋再次派人寻找施耐庵，打听到他已避居兴化白驹场的消息，非常高兴，让刘伯温带着御笔旨意专程登门恭请。这天，当刘伯温来到施耐庵的书斋时，忽听里面发出一阵阵激烈的撕打声和吆喝声，推门进去一看，只见施耐庵精神抖擞，抡起拳头，正和案头上一只栩栩如生的纸老虎拼打，不禁哈哈大笑。施耐庵忙上前拜揖，刘伯温一边答礼，一边笑着说：“我这是二次奉旨前来恭请师兄。”

施耐庵知刘伯温的来意，忙命家人摆上酒席来，殷勤劝刘伯温吃酒，自己也喝得很猛，一连干了几大杯，然后装着酒醉，伏案睡了。刘伯温近前一看，桌上放着他还未写完的“景阳岗武松打虎”这一回书稿。他明白施耐庵是不愿为官的，就未再多加劝说，回去复旨了。

施耐庵唯恐朱元璋再来征召，便到白驹场西边18里自己的庄田上，按苏州阊门外故居的格局，建了房院，迁来此地。并沿用故居的地名，东面叫枫桥，西面叫柳桥，北面叫板桥，总称苏家桥，亦称施家村。当时，村西有一芦苇荡，占地十余亩，荡中芦苇繁茂，水鸟甚多，每到秋冬季节，野鸭成群飞来。荡口直通河溪，沟河交岔，荡中有一土墩，高高露出水面。施耐庵便以此为梁山泊，常和罗贯中一起，乘着小船，登临其上，犹如画家写生一般，专心从事创作。

书成坐天牢

施耐庵在施家桥住了一年多，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写作和修改《江湖豪客传》上，眼看全书即将写完，他又觉得书名不够含蓄，想换一个。罗贯中看出了老师的心思，就向他建议说：“老师，书名就叫《水浒传》吧！”施耐庵觉得这个意见很好，说：“水浒，就是水边，含有‘在野’的意思，还有典故，诗经上有‘古公?父，朝来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是歌颂周代发祥史的。这书是写起义英雄的，叫它‘水浒’，非常合适！”

《水浒传》成书后，很快被借阅、传抄到社会上去。到了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冬天，抄本传到朱元璋皇宫里来了。朱元璋因为几次派人请施耐庵出来做官都没有来，所以看了这本书很生气，随即作了批示：“此倡乱之书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贻患。”于是秘密派人把施耐庵抓来，关进了刑部天牢。

不久，这件事让刘伯温知道了，便以同榜身份，到天牢里来探望施耐庵。施耐庵要刘伯温想个办法放他出去，刘伯温沉思了一下，狡黠地笑了笑说：“你是怎么进来的还是怎么出去吧。”说完就走了。

施耐庵反复琢磨刘伯温这两句话，心想：“我是因为写书坐牢的，还是要通过写书才能出去呀！”想着想着，他逐渐悟出道理来了：为什么朱元璋要抓我，主要是《水浒传》写了宋江一伙人在梁山泊树起义旗造反，歌颂了落草为寇的英雄，触犯了他的忌讳。要是把宋江等人写成像张士诚那样，接受元朝招安，不是就行了吗？得到刑部的允许后，他就在天牢里，以张士诚降元为背景，把《水浒传》续下去。

施耐庵写了宋江接受招安，替宋王朝去征服田虎、王庆、方腊，最后和李逵一起，服用御赐药酒自尽，至死不反叛。施耐庵用了整整将近一年时间，才把这部《水浒传》的后五十回续成，送呈朱元璋阅览，加上刘伯温从中帮忙，终于以“年老有病，交保就医”的名义，被释放了。

病死淮安城

施耐庵在天牢关了一年多，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很大摧残。出狱时，已是瘦骨嶙峋，步履艰难了。幸亏弟子罗贯中赶到南京来接他。施耐庵在途中就染了病，到淮安后，在一个姓王的隔壁，租了间房子，暂且住下来养病。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春天，施耐庵越发病得厉害，茶汤不进，人事不省。直至此时，施耐庵的二弟彦才接到信从白驹场赶来了，见此情景，不禁落泪。施耐庵对彦才说：“我一生都累在一部《水浒》上，我死了，子孙只叫种田，有口饭吃就行了，……”说到这里就与世长辞了，终年75岁。他的遗体临时葬在淮安。到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他的长孙文呈才把他的墓迁到白驹场施家桥，并请淮安王道生写了墓志。

巨著传后世

施耐庵死后，罗贯中在淮安又住了几个月。他把施耐庵留下的书稿做了番整理后，即动身到全国的刻书中心——福建的建阳去，准备把《水浒传》刻印出来。可是，这里所有的书坊，没有一家敢承受。罗贯中无法，只好在建阳住下，等待时机。这时，他又将《水浒传》重新做了纂修和编次，同时集中精力，写成了《三国演义》。不久，他也染病，《三遂平妖传》只写了二十回，没有写完，便离开了人世。

过了150年，兴化有个进士叫宗臣，被朝延派到福建去担任“提学副使”，负责训练壮丁，抗御倭寇。这时，罗贯中的后人便以“乡谊”去见宗臣，请以家藏小说（即《水浒传》）付梓，让军民暇时看看，以激励志气。得到宗臣的许可，才由坊间刻印出版。

可惜的是，这个最早的《水浒传》版本，几经改朝换代，人世沧桑，现在只剩下一个五回残本。明万历十年，有个化名“天都外臣”的人，根据民间抄本，自己写了个序，重新刻印问世，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本《水浒传》。

参考文献：网络知道

H. 有关孙中山的作文.要文学性比较强的

讨袁宣言（孙中山先生文集选载）

讨袁宣言（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

文自癸丑讨逆之师失败以还，不获亲承我父老昆弟之教诲者，于今三年矣。奸人窃柄，国论混淆，文于是时亦殊不乐以空言与国人相见。今海内喁喁有望治声矣，文虽不敏，固尝为父老昆弟所属役，复自颠沛不忘祖国者，则请继今一二为国人谈也。

文持三民主义甘有余年，先后与国人号呼奔走，期以达厥志。辛亥武昌首义，举国应之，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亿同胞之心目。文适被举为一时公仆，军书旁午，万端草创，文所靖献于国民者，固甚恨不能馨其悃忱。然国号改建，纪元维新，且本之真正民意以颁布我民国约法，其基础不可谓不已大定。故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文乃辞职，介举袁氏于参议院。盖信其能服从大多数之民心，听义师之要求，以赞共和，则必能效忠民国，践履约法，而昭守其信誓也。当南北两方情志未孚时，文尝任调和，躬至北京，并有“愿袁氏十年为总统”之宣言。何期袁氏逆谋终不自掩，残杀善良，弁髦法律，坏社会之道德，夺人民之生计。文故主兴讨贼之师，所以维国法而伸正义，成败利钝所不计也。袁氏既挟金钱势力，肆用诈术，而逆迹未彰，国人鲜悟，以致五省挠败，而袁氏之恶乃益逞矣。

文虽蛰居海外，而忧国之志未尝少衰。以为袁氏若存，国将不保；吾人既主讨贼，而一蹶不振，非只暴弃，其于谋国亦至不忠。故亟图积极进行之计，辄与诸同志谋之。顾败丧之余，群思持重，缓进之说，十人而五。还视国中，则犹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文以为此皆有所执持，而其心理上之弱点，则袁氏皆得而利用之，以逞其欲，此文期期所不敢认以为适道者也。袁氏果于是时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文谓袁氏已有推翻民国、及身为帝之谋，而莫之敢信；而亏节堕行、为伥为侦之败类，且稍稍出矣。文于是痛心疾首，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两年以来，已集合多数之同志。其入内地经营进行者，皆屡仆屡起，不惮举其个人之自由权利、生命财产而牺牲之，以冀奠我区夏。孤行其自信力，而不敢求知于人人，犹之辛亥以前之中国同盟会也。欧战既起，袁氏以为有隙可乘，不惜暴其逆谋，托始于筹安会，伪造民意，强迫劝进。一人称帝，天下骚然，志士仁人汗喘相告，而吾同志益愈奋励，冒死以进。滇、黔独立，文意豁然。至乃昔所不知，今皆竞义，德邻之乐，讵复可已。频年主持，益审非谬。

顾独居深念，以为袁氏怙恶，不俟其帝制之招揭；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讨贼美举，尤当视其职志之究竟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为何，其策诸方来与建设根本者为何，而后乃有牺牲代价之可言，民国前途，始有攸赖。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以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国之诚。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是非顺逆，区以别矣。夫约法者，民国开创时国民真意之所发表，而实赖前此优秀之士，出无量代价以购得之者也。文与袁氏无私人之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与独立诸省及反袁诸君子无私人之惠，尊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我国民亦既一致自爱其宝，而不为独夫民贼之所左右，则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诈力绝人，犹不能不与帝制同尽，则天下当不复有袭用其故智之人。

至袁氏今日势已穷蹙，而犹徘徊观望，不肯自归于失败，此固由其素性贪利怙权，至死不悟。然见乎倡议者之有派别可寻，窃疑党争未弭，觊觎其猜忌自纷，而不能用全力以讨贼。殊不知阋墙御侮，浅人审其重轻，而况昔之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见仇者虽欲有所快，无能幸也。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共和之原，甚非野心妄人所得假借者也。文始意以为既已负完全破坏之责，故同时当负完全建设之责。今兹异情，则张皇补苴，收拾时局，当世固多贤者。苟其人依约法被举，而不由暴力诈术以攫取之，则固与国民所共承者也。民国元首，只有服务负责之可言，而非有安富尊荣之可慕，国民当共喻斯义。文之所持，凡皆以祈向真正之和平，故虽尝以身当天下之冲而不自借也。

文自束发受书，知忧国家，抱持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终始不替；所与游者，亦类为守死善道之士。民国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达。乃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反兵〔顾〕。今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之人心，自宜猛厉进行，无遗一日纵敌之患，国贼既去，民国始可图安。若夫今后敷设之方，则当其事者所宜一切根据正确之民意，乃克有济。文自审立身行事，早为天下共见，末俗争夺权利之念，殆不待戒而已除。惟忠于所信之主义，则初不为生死祸福而少有屈挠。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唯父老昆弟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