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萧子良的穿越小说

① 大卫宣王是那个朝代

【春秋】

卫宣王【公元前718年—前700年在位】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若“卫宣”无误的话，画风1949已经解释得很好，只不过应是卫宣公。

若理解不错，楼主想问的应是“文宣王”，错将“文”看成“卫”。
文宣王：

1. 文宣王萧子良（460年－494年），字云英，齐武帝萧赜的次子，封竟陵王，后该文宣王，官至司徒。
萧子良从小聪明记忆过人深得父亲齐武帝喜爱。 通经史黄老，尤喜佛典，与文慧太子并精佛理。齐永明年间，有文士集合于竟陵王左右，其中最著名有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八人，文学史上称“竟陵八友”。
任司徒时，移居鸡笼山邸，常在邸园内操办各类斋戒，大集朝臣众僧。一生奉戒极严，自名为“净住子”。何胤的学生钟岏进议曰“食蚶蛎不为食肉”，遭到子良的怒斥。范缜不信佛，子良也以为不满。为政体恤百姓疾苦，遇有灾荒，则上奏朝廷宽减役税、开仓赈济，深受百姓拥护。汤用彤赞叹说：“竟陵王者，乃一诚恳之宗教徒也。”

② 南北朝时期传统文学的中心在

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

对文学的重视，主要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关心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两晋与南朝，有许多皇帝与宗室，热心于文学创作，并且像曹氏父子一样，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成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在士族中，重视文学，以能文自夸，更是普遍的风气。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

第二主题 磊落的魏晋风度
一、主题概述
（一）何谓“磊落的魏晋风度”
所谓“磊落的魏晋风度”，按照字面的解释，“磊落”就是形容胸怀坦白、正大光明；“风度”就是指人的言谈、举止和态度。在这里，我们把这两个词合成一个短语，就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即：在思想上不受任何羁绊的，通过人物品藻张场人性之美的社会风气和文化趣尚。
（二）“磊落的魏晋风度”产生的原因
1．政治方面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汉献帝刘协年号）年代，止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大体情况是，如图：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这个时代一是长期分裂。从汉末大动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二是政权更迭频繁。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三是社会动乱。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的争夺统治权或扩大统治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四是民族矛盾尖锐。自汉魏以来，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斗争时起时伏。五是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矛盾突出。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 门。由于各自的利益和在社会中的地位，士族与皇权、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矛盾。
2．思想方面
一是对儒家思想的否定。从社会思想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的时代。这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先秦时期，对于个性价值的认可非常有限，即使在战国诸子的争鸣中，主要也是如何建立什么样的社会规范的不同意见。到了西汉时期，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的名、法、道诸家思想被压抑了数百年，人的活动和观念受制于神学的目的论和谶纬，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评价，完全以儒家所宣扬的那套伦理道德为标准，扼制了人性的发展。到了曹操执政，讲求实效，为人随便，思想通脱，对儒家那一套迂腐的德行学问、僵死的礼仪制度根本看不起，因而促使社会能够容纳各种非正统的思想。在曹操征求人才的令文中，甚到公然要推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这对儒家思想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二是崇尚老庄哲学思想。自东汉后期以来，老庄哲学以一种新的面貌兴起。魏晋南北朝这一股背弃儒教，提倡、崇尚老庄哲学的社会思潮，其根本的内涵即是不愿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附属品，不愿把依附于封建国家视为个人必然的义务，而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要求社会给予尊重。三是信仰佛教。佛教具有哲学和神学两方面的内涵。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颇为精致，与老庄学说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上层和下层的喜爱。它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既是一种虚幻的寄托，又是可以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因此受到他们的提倡。普通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出路，也往往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天界和来世。因此，无论北方南方，无论上层和下层，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四是信奉道教。道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它也推崇老子，但却把他当作神仙，和尊奉老庄哲学思想的道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从渊源关系来说，道教实际孕育于我国古代的巫和方士一流，它正式形成于东汉末年。道教不像佛教那样具有比较完整的教义和理论。它讲求仙、讲炼丹，也讲养生之道、医术本草；它既维护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包含某些平等观念，特别是对原始公社式的社会的向往。它不但不否定现世生活，相反以各种方术来帮助享乐，既能给人以虚幻的满足，又具有实用性，所以很受士族阶层的欢迎。
需要说明的是，儒学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失去了独尊性的地位，但绝不是说已经销声匿迹。实际上它仍然是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仍然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仍然是士人必须学习的书籍。
文学艺术创作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作者个人独特的生活情感与审美理想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治上的动乱时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代。与这种社会背景相适应，文学艺术上便产生了最具审美特征的“磊落的魏晋风度”。
（三）“磊落的魏晋风度”的主要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思想的上述演变，文学日益改变了宣扬儒家政教的面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对美的追求，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转折，带来了文学的繁荣。它的主要特征是：
1．对文学的重视
对文学的重视，主要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关心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两晋与南朝，有许多皇帝与宗室，热心于文学创作，并且像曹氏父子一样，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成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在士族中，重视文学，以能文自夸，更是普遍的风气。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
由于文学受到重视，文学作品日益繁多，开始出现了一种将文学与其他学科区别的独立学科意识。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所说的“文章”，不仅指政治、伦理方面的论著，还包括抒情的诗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文学与儒家的“立言”相提并论。到了南朝宋文帝时，在国家学校中专设文学馆，与儒家、玄学、史学并立。从正史的记载来看，宋代范晔著《后汉书》，首次专设《文苑传》，专记文学的事迹。梁代萧子显著《南齐书》，也专设《文学传》。反映了文学在这时已独立为一个学科的史实。
2．文学集团的活跃
既然文学受到普通的重视，成为上层人士必备的素质，那么文学自然要进入他的社交生活，成为相互交往、沟通感情的媒介，并且常常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娱乐。这样，就在一群文人之间，形成一定的文学集团。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七子”（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瑒）等一大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魏末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间有以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王戎、高秀、刘俗、阮咸）；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有围绕权臣贾谧的包括陆机、左思等在内的一大批文人结成的文学集团；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宋代临川王刘义庆门下招纳了鲍照等众多人士；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有著名的“竟陵八友“（肖衍、沈约、谢朓、王融、肖琛、范云、任昉、陆倕）等等。这些文学集团的活动，对当时文学的发展演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追求美的创造（文的自觉）
当文学不再被看作是政教的工具，而注重表现作者个人心灵的感受与向往以后，美的创造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务。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种普遍风气，就是追求“新变”。所谓“新变”，就是不愿一味沿袭旧的形式、题材、风格，而力求创造具有新鲜特点和个性特征的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把”新变“作为文学追求的目标，衡量作品优劣的准绳。
在题材方面，当时作家有许多重要开拓。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表现自然美、喜爱描绘自然风物，并把它与作者的主观情绪结合起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突出的现象，对后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追求美和“新变”，也引起了文学形式的不断演革变化。拿诗来说，五言古体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又有新的发展，表现手段更加丰富多样了。七言古诗在汉代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高，到了曹丕的《燕歌行》，有了显著的进步。追求修辞的华美，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文学作品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使语言更富于表现力。
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导权掌握在宫廷和贵族手中，作家的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高，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其美学趣味也带有明显的偏狭性。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诗歌，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动乱的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困苦，表现了作者期望建功立业的雄心，辞气慷慨，具有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但建安以后的文学，尽管题材越来越丰富，但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思想情感是缺乏联系的。
4．自我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人的觉醒）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祸不已、社会动荡，死亡枕籍，人生无常，再加上此时已经没有了过多的思想束缚，士人们便开始注重自我，重视个体价值，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少悲多的感慨和喟叹，比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阮籍），“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刘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王羲之）；“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陶渊明）。他们唱出的都是这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这些”人生行乐“的态度和观点，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颓废、悲观和消极的，但在这些人生的感喟中也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动人心的情感。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建功立业和“慷慨多气”结合在一起的；王羲之的“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是与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找人生的慰籍交融在一起的。其间正始名士的不拘礼法，太康、永嘉时的陆机、刘琨的政治悲愤，亦有一定的积极内容。
总之，“磊落的魏晋风度”，体现了文学的自觉意识和创新精神。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原则，开辟了各种新的道路，没有这么一个基础，唐代文学的进一步繁荣是不可想象的。

③ 菩萨皇帝是谁他在文学上有什么造诣

是梁武帝

梁武帝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可以说是堪称翘楚，不在另三位开国皇帝之下。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 他很好学，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即位之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为他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学术上，梁武帝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著。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认为那是割断了历史，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他对此书颇为自负，曾对臣下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此书到宋朝时即已失传，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a

他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梁武帝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484——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著名的有八位，如谢眺、沈约、任眆、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梁武帝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梁武帝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乐府是古代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据学者研究，至迟在周代便设有乐官，称为大司乐，以乐府为音乐官署的名称，则始于秦。到了汉代，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职。汉武帝时，乐府的性质和规模与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时，乐府除制作乐章、训练乐工之外，还广泛采集民间歌谣配乐演唱。凡由乐府机构制作和采集的歌辞，以及文人以乐府题写作的诗，后世皆称为“乐府诗”或“乐府”。其中，民歌是乐府诗中最有生气的部分。I

魏晋时，乐府停止了采集民歌的工作，当时的乐府诗也出现了日趋雅化的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异风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层社会的重视，通过乐府机构的采集、演唱，对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江南民歌言情的题材、内容，及其纤弱绮丽的风格特点，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声色的爱好，因而被广泛模拟创作。

萧衍任雍州刺史驻居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他的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南朝乐府民歌分为吴歌和西曲两大部分。前者产生于建康周围，此地相袭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郢、樊、邓几个主要地区，是南朝西部军事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

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子夜四时歌。冬歌》）；“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襄阳蹋铜蹄歌》）等。郑振铎先生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

④ 南北朝的著名人物有哪些

1、北魏明元帝拓跋嗣（392年—423年），字木末，代郡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人，鲜卑族。 北魏王朝第二任皇帝（409~423年在位） ，道武帝拓跋珪长子，母为宣穆皇后刘氏，太武帝拓跋焘之父。

登国七年（392年），拓跋嗣生于云中宫。聪明睿智，宽厚弘毅。天兴六年（403年），拜为相国、车骑大将军，封为齐王。 天赐六年，册立为太子。得知生母赐死后，悲伤不已，游行出宫。

2、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年—452年3月11日），字佛狸伐，代郡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人，鲜卑族。南北朝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北魏王朝第三位皇帝，明元帝拓跋嗣长子，母为明元密皇后杜氏。

拓跋焘自幼聪明大度，应付裕如。 泰常八年（423年）登基，年号始光。心怀“廓定四表，混一戎华”之志。亲自率军征战，周旋于险境。

3、拓跋宏（467年10月13日—499年4月26日）即北魏第七位皇帝魏孝文帝（471年9月20日~499年4月26日在位），迁都洛阳后改名元宏，河南洛阳人，献文帝拓跋弘长子，母为李夫人，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改革家。

按照北魏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成为太子时，生母惨遭赐死，由祖母文明太后抚养成人。拓跋宏五岁即位，年号延兴，由祖母文明太后临朝执政，对鲜卑化的朝廷进行了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改革，孝文帝深受影响。

4、刘裕（363年4月16日－422年6月26日），字德舆，小名寄奴。祖籍彭城郡彭城县绥舆里，生于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东晋至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南朝刘宋开国皇帝（420年－422年在位）。西汉楚元王刘交之后。

刘裕自幼家贫，初为北府军将领。自隆安三年（399年）后，对内平定孙恩和桓玄，消灭桓楚、西蜀、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割据势力，使南方出现百年未有的统一局面。

5、宋文帝刘义隆（407年－453年3月16日），字车儿，彭城绥舆里（今安徽萧县）人。南朝宋第三位皇帝（424~453年在位），宋武帝刘裕第三子，宋少帝刘义符之弟，母为文章太后胡道安。

初封宜都王，历任前将军、镇西将军等职，元嘉元年（424年）即位，在位三十年，年号“元嘉”。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

⑤ 史上有文学天赋的皇帝有哪些

梁武帝在学术上，梁武帝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著。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认为那是割断了历史，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他对此书颇为自负，曾对臣下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此书到宋朝时即已失传，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他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梁武帝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484——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著名的有八位，如谢眺、沈约、任眆、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梁武帝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梁武帝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乐府是古代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据学者研究，至迟在周代便设有乐官，称为大司乐，以乐府为音乐官署的名称，则始于秦。到了汉代，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职。汉武帝时，乐府的性质和规模与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时，乐府除制作乐章、训练乐工之外，还广泛采集民间歌谣配乐演唱。凡由乐府机构制作和采集的歌辞，以及文人以乐府题写作的诗，后世皆称为“乐府诗”或“乐府”。其中，民歌是乐府诗中最有生气的部分。魏晋时，乐府停止了采集民歌的工作，当时的乐府诗也出现了日趋雅化的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异风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层社会的重视，通过乐府机构的采集、演唱，对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江南民歌言情的题材、内容，及其纤弱绮丽的风格特点，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声色的爱好，因而被广泛模拟创作。 萧衍任雍州刺史驻居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他的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南朝乐府民歌分为吴歌和西曲两大部分。前者产生于建康周围，此地相袭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郢、樊、邓几个主要地区，是南朝西部军事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 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子夜四时歌。冬歌》）；“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襄阳蹋铜蹄歌》）等。郑振铎先生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更多资料请看 http://ke..com/view/47798.htm

⑥ 求古代文学上“西邸文士”的名词解释

齐永明五年（487年）萧子良任司徒后，移居鸡笼山。他礼才好士，倾意宾客，故一时天下文士纷纷归附其鸡笼山西邸，形成彬彬之盛的局面。其中文学成就较为突出、在当时名声最高的无疑是竟陵八友。沈约、谢朓、王融和周颙等人在倡导“永明体”和推动新诗风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萧衍曾任子良司徒西阁祭酒之职，其诗才在当时即已显露，史称其“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范云诗文兼善，钟嵘《诗品》卷中云：“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梁书》本传称他八岁能诗，“操笔便就，坐者叹焉”，且“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稿，时人每疑其宿构”。萧琛朗悟而有才辩。任昉、陆倕则以文笔见称于世，故萧纲说：“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在萧子良的组织下，西邸文士的活动相当丰富多彩，既不限于诗赋，也不限于文学；或组织文士雅集，或组织学术讲论，或组织人员编撰各类著作，或在邸园举行佛事活动。不过，诗歌创作仍然是这个集团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其特点是集体赋诗，有时带有竞赛的意味，场面十分热烈.

⑦ 卫宣王是哪个朝代的

若“卫宣”无误的话，画风1949已经解释得很好，只不过应是卫宣公。

若理解不错，楼主想问的应是“文宣王”，错将“文”看成“卫”。
文宣王：

1. 文宣王萧子良（460年－494年），字云英，齐武帝萧赜的次子，封竟陵王，后该文宣王，官至司徒。
萧子良从小聪明记忆过人深得父亲齐武帝喜爱。 通经史黄老，尤喜佛典，与文慧太子并精佛理。齐永明年间，有文士集合于竟陵王左右，其中最著名有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八人，文学史上称“竟陵八友”。
任司徒时，移居鸡笼山邸，常在邸园内操办各类斋戒，大集朝臣众僧。一生奉戒极严，自名为“净住子”。何胤的学生钟岏进议曰“食蚶蛎不为食肉”，遭到子良的怒斥。范缜不信佛，子良也以为不满。为政体恤百姓疾苦，遇有灾荒，则上奏朝廷宽减役税、开仓赈济，深受百姓拥护。汤用彤赞叹说：“竟陵王者，乃一诚恳之宗教徒也。”
2.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春秋鲁国曲阜人，名丘，字仲尼，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他是儒家始祖，最初在鲁国学习，当家臣，后周游列国，到齐
国齐大夫昭子家当家臣，他主张仁政，仁德为仁政的根本，治国当用仁德礼仪，不专注重政令刑罚。人伦之道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为他的博学和政治
主张所折服，打算任他为大臣，但因众臣反对，他又返回鲁国。四十二岁时，不肯任官，甘居林野讲学。提出“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思想，有弟子三千，通六艺的
有七十二人。五十岁时出任中都宰，一年后升为司空，又升为司寇。在齐、鲁“夹谷之会”上任总管会议礼仪的“相”，不久代理宰相，后被排挤，继续在困绝中周
游列国。晚年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论语》是弟子们录他的言论集，此书成为中国历代的蒙学典集。他享年七十三岁，卒于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乙
丑，唐追谥文宣王；宋加谥至圣文宣王；元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改称至圣先师；清定建文庙，谥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后改为至圣先师孔子。

⑧ 文宣王是那个朝代人

文宣王萧子良（460年－494年），字云英，齐武帝萧赜的次子，封竟陵王，后改文宣王。“文宣王”是历代封建王朝追封孔子的谥号。唐代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宋代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孔子被加封为“至圣文宣王”。元代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特诏命孔子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清之际，追谥孔子的封号中加入“先师”，如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至圣先师”， 清代顺治二年（1645年）， “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文庙”中的“文”一方面表明孔子所受的封号“文宣王”，另一方面也说明历代王朝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尊崇备至，所以从公元739年以来中国的一些孔庙就固定的称为文庙。

⑨ 范缜文言文翻译

注释
①缜（zhěn）：指范缜南朝唯物主义哲学家。
②刘瓛（huán）：南朝人，通博五经，世推为大儒。
③冠：举行冠礼。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
④芒屩（juē）：草鞋。
⑤《三礼》：《仪礼》、《周礼》、《礼记》的合称，为儒家经典。
⑥危言：激烈深刻而不顾忌讳之言。
译文
范缜少年时父亲去世，很是贫困，侍奉母亲孝顺恭敬。二十岁以前，跟沛国刘瓛学习，刘瓛认为他与众不同，亲自为他举行加冠礼（古代成年礼仪）。在刘瓛门下数年，总是穿草鞋布衣，步行于道路。刘瓛门下有许多乘车跨马的贵族子弟，范缜处在他们中间，一点儿也不感到羞愧。长大以后，博通儒家经典，尤其精于《三礼》。性格诚信直爽，喜欢直言不讳大发宏论，不被士流朋友们接受。只和表弟萧琛友善，萧琛也是有名的能言善辩者，但总是佩服范缜的言简意深。

⑩ 中国文学史卷二

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构成及其盟主的作用
【作 者】普慧
【作者简介】普慧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南朝（420—589）文学可谓士族、宫廷和家族的文学。在宋、齐、梁、陈四朝中，刘宋虽历时60年，占整个南朝的1／3还强，但因其上接魏晋、下启齐梁，只具有过渡期的特点；陈朝33年，时间不长，且国力衰微、地域日缩，文化愈趋萎靡，已不足与北方相抗衡，又下转隋朝，亦仅具过渡性的特点。所以，真正能够体现和代表南朝文学特征的是齐梁文学。
南朝各代皇室皆出身于武将，他们对士族的行为举止、价值观念、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接受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他们的文化修养和士族文人的贵族气息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高和培养起来的。他们以手中强大的政治权力、丰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文化特权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与士族融合。南朝初期的刘宋皇室成员，大多表现出“老兵”、“劲卒”的武夫形象。刘宋文学完全是士族文学，皇室实在是不登文学殿堂的。皇室对士族文人除了政治而外，缺乏其它吸引力和号召力。萧齐一代，皇室的文化修养大大提高。齐高帝萧道成十三岁即受学于鸿儒雷次宗，对诗文颇有鉴赏力。其他诸王也比刘宋皇室喜好文化。齐武帝萧赜虽极重治世，但亦认为“文章诗笔，乃是佳事。”（《南齐书·萧长懋传》）其子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更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他们接纳文士，网罗人才，把文学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萧梁一代，武帝萧衍及其诸皇子的文学素养之深厚、思想理论之精邃、创作实践之成熟，已与士族文人无异。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对士族文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帝王核心地位的不断稳固，皇室文学修养的极大提高，广招文士的蔚然成风，文人学士的望风相投，为以皇室为核心的文学集团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因此，在齐梁不到80年的时间里，便出现了三个以皇室为核心的庞大的文学集团。这三大文学集团的盟主以帝王之尊，积极参加并领导文学创作，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文学热潮，参与的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之多，产生的文学作品之富，是空前的。这是齐梁文学得以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齐梁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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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齐一代，皇室接纳文士已渐成风气。除竟陵王萧子良外，文惠太子萧长懋、豫章王萧嶷、随郡王萧子隆都曾招引文士。然其规模与名气皆无法与萧子良相比。史称，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南齐书·萧子良传》）永明五年（487），萧子良移居鸡笼山， 天下文士纷纭而至，迅速形成了一个以萧子良为核心的西邸文学集团。“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本纪·武帝上》）“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琊王融、陈郡谢脁、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梁书·沈约传》）“竟陵王子良好文学，我高祖（萧衍）、王元长、谢玄晖、张思光、何宪、任昉、孙广、江淹、虞炎、何僴、周颙之俦，皆当时之杰，号士林也。”（萧绎《金娄子·说蕃》）“（张充）与琅邪王思远、同郡陆慧晓并为司徒竟陵王宾客。”（《梁书·张充传》）“司徒文宣王及张融、何胤、刘绘、刘掞等并禀服文义，共为法友。”（慧皎《高僧传·法安传》）所谓“八友”、“得人”、“士林”、“宾客”、“法友”，皆为直接出入于西邸的文人。其他还有王僧孺等，“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生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南史·王僧孺传》）柳恽，“齐竟陵王闻而引之，以为法曹行参军，雅被赏狎。”（《梁书·柳恽传》）宗夬，“齐司徒竟陵王集学士于西邸，并见图画，夬亦预焉。”（《梁书·宗夬传》）谢璟，“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璟亦预焉。”（《梁书·谢徵传》）江革，“司徒竟陵王闻其名，引为西邸学士。”（《梁书·江革传》）在并游西邸的这些人当中，周颙、王俭、沈约原为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幕僚。周颙原“为文惠太子中军录事参军，随府转征北。文惠太子在东宫，颙还正员郎，始兴王前军咨议。直侍殿省，复见赏遇。”（《南齐书·周颙传》）王俭曾为文惠太子少傅，“永明三年（485 ）（文惠太子）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以适句令太仆周颙撰为义疏。”（《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这三人中，沈约依附萧长懋时间最长，也最为萧长懋赏识。萧长懋入居东宫后，沈约为步兵校尉、管书记。“时东宫多士，约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当时王侯到宫，或不得进，约每以为言。太子曰：‘吾生平懒起，是卿所悉，得卿所谈，然后忘寝。卿欲我夙兴，可恒早入。’”（《梁书·沈约传》）由于萧子良对兄长萧长懋“甚相友悌”（《南齐书·萧子良传》），二人感情笃厚，其文学活动多集中于一起，所以，仕东宫太子的周颙、王俭、沈约等也就成了萧子良的座上客，并引为子良的知己，成为西邸文学集团的主将。
从庞大的西邸集团成员的构成因素来看，既有政治的结盟，又有文学的结社。在子良周围，范云、王融、沈约不仅是子良的文友，而且是子良政治上的支持者。范云在“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云始随王，王未之知也。会游秦望，使人视刻石文，时莫能识，云独诵之，王悦，自是宠冠府朝。”（《梁书·范云传》）从建元初至永明末，范云一直追随于子良的身边。王融可谓是子良最为坚定的拥戴者，为了扶助子良即帝位，还搭上了性命。“融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南齐书·王融传》）永明末，“世祖疾笃暂绝，子良在殿内，太孙未入，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立子良。上既苏，太孙入殿，朝事委高宗（萧鸾）。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释服还省。……郁林（萧昭业）深忿疾融，即位十余日，……诏于狱赐死。”（同上）沈约曾为萧子良司徒右长史。郁林王萧昭业隆昌元年（494）子良病逝， 沈约因与子良过密而被萧昭业外放为东阳太守。张融、柳恽亦曾为子良幕僚，“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经佐吏，哭辄尽恸。”（《南齐书·张融传》）除上述诸人之外，其他人游于西邸，多是以宾客、文士的身份，在政治上与萧子良的关系似乎不是太深。因此其活动也就多为文学方面的。“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南史·王僧孺传》）萧子良本人的文学创作水平并不高，“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乏文彩，多是劝戒。”（《南齐书·萧子良传》）但他以亲王之尊，极有兴趣地组织文学活动，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坛盟主。西邸文学集团的活动远不限于文学，但就其主要成就来说，则是在文学方面的。周颙、沈约创立的诗歌声律论以及王融、谢脁、沈约、刘绘等将声律论运用到具体的诗歌创作的实践而创立的永明体，虽然给齐梁文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刻意追求诗歌声律而忽视诗歌的自然美，但对后世近体诗的创立，无疑是功不可没的。这样追求同一文学审美趣味的集体创作，显然是在一定的文学集团内相互交流、切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应该说，诗歌声律论的提出和永明体的创立，是文学集团的集体成果。永明体是中国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风。又称新体诗。当时的音韵学家周颙发现并创立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的声、韵、调的配合，提出了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必须避免之说。永明体，即以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韵格律为其主要特征 。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8位文学家：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合称竟陵八友），都是永明体诗歌的作家。其代表人物历来认为是谢朓 、沈约和王融。从齐永明至梁陈100余年间，吴均、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先后有90余人对新体诗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从而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上官体
是唐代诗歌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诗歌风格称号。指唐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 上官仪（约608～664），初唐贞观诗坛的新秀。因长于南方寺院中，受南朝文化的熏陶和宫体诗影响，“文并绮艳”。擅五言，格律工整，内容多为应制奉命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形式上追求程式化。词藻华丽，绮错婉媚。因其位显，时人多仿效，世称上官体。 《旧唐书·上官仪传》：“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上官仪归纳了六朝以后诗歌的对偶方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以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他代表了当时宫廷诗人的形式主义倾向，对律诗的定型有促进作用。它为诗歌的趋于格律化提供了新的范式，正是齐梁以来新体诗过度到沈、宋律诗的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