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武侠小说研究

发布于 2023-06-24 18:51:26 阅读量 892

㈠写一篇关于武侠小说的论文，但需要一个论点，请教下各位有哪些论点可以讨论呢，从什么角度可以写呢

论点：武侠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文体，一种小说，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方式

1、谁能说武侠小说中的勾戟刀剑鞭、宫商角徵羽不是中国历代文化的结晶？
2、武侠小说中一段关于市集的描写便可以从侧面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兴衰；一行美如画卷的文字时时刻刻流露出中国文化的精髓
3、正义、亦或是执着，这种武侠小说中不变的话题，难道不是我们历代传承着并深入骨髓的一种精神文化吗？

自己写的……不知道行不行啊，希望能帮到你吧~
如果还可以的话，别忘了给分哦~

㈡关于金庸小说研究的毕业论文怎么写

㈢求三篇“金庸武侠小说赏析结课论文”（1500字左右/篇）

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张无忌
《神雕侠侣》是金庸紧接着《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但我认为这部小说及小说的主角杨过应分别处理，因为《神雕》的主题完全不同。有些人或会觉得武侠小说是写故事、写人物，不是探讨什么主题，我很同意这个见解，以主题论金庸小说的人物，并不是强说这些主题是作者原意，而是纯粹读者自己的体会出来的东西，但是一部完成了的作品，是有它自己的生命的，因此读者看小说，或者旁人要评论，也不必事事追究作者原来的用意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暂时不谈《神雕》而跳到下一部小说，可以得出较连贯的看法。在《倚天屠龙记》，金庸又回复到袁承志式的主角来。张无忌的身世比袁承志复杂得多，遭遇远比袁承志传奇，但张无忌的个性跟袁承志完全不同，他随和得多，也被动得多了。
金庸在《倚天》的后记说，张无忌不是政治领袖材料，因为他不能克制自己，对敌人残忍，不能当机立断，也没有权力欲，但是，张无忌随和良善，可以与他成为好朋友。张无忌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良善心肠。他并不很重视分辨是非善恶，也可说是不大重视公正的赏善罚恶，而是习惯性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是个感性的人，很容易受人感动，要威胁他做什么未必成功，但恳求他什么，他多半会答应，就算自己吃亏，也不计较。他的良善心肠，自小已看得出来。谢逊在冰火岛上谈往事，说到以七伤拳打空见神僧，十三拳打了十拳，小元忌插口说：“义父，下面还有三拳，你就不要打了罢，这老和尚为人很好，你打伤了他，心中过意不去。倘若伤了自己，那也不好。”
他头十年的生命，在父母及义父慈爱保护之下度过，后来的一连串苦难，始终没有改变他对别人的信任和善心。他父母在一日内相继自杀而死，殷素素临死时叮嘱他记着上武当山逼死他父母的各门各派中的人，慢慢报仇，他记是记住了这些人，但最后没有向他们之中任何一人报仇。金庸的男主角之中，似乎只有张无忌从来没有以为什么人报仇为目的。另一方面，张无忌记恩，周芷若在舟中喂饭之恩，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后来她两番累他几乎丧命，他也一点不放在心上。记起她时，总想到她的恩情，不想她负他之处。他是个温情的人，对父母义父的爱、对张三丰的爱、对武当六侠的爱时时洋溢在胸中，甚至对殷离感到亲近，对殷野王、殷天正感到深切亲情。他保护杨不悔万里寻父，绝不是基于“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原则，而是出乎自然的爱护弱小。在光明顶秘道之中，他以自身为小昭挡灾，小昭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是于张无忌而言，这却是最自然不过：“你是个小姑娘，我自是要护着你些儿。”
在情爱事上，张无忌也是随和被动、容易受感动、容易受人摆布。他以爱还爱，周芷若爱他，他对她爱怜备至；赵敏对他迷恋，为他抛弃荣华。不顾生命，他也自然“刻骨铭心” 地爱她了。她们两个都是美人，金庸在书中三番四次刻画她们白雪红玫之美，一加上良辰美景。花前月下，张无忌的反应便是“心中一荡”、意乱情迷了。
张无忌不能成为政治领袖，随和被动而缺乏野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毫无主见，亦心无城府，容易信人。他之所以成为明教教主，全是凑巧，后来中朱元璋之计退出，亦没有什么可惜。他根本没有多大的领袖指挥才能，更不懂谋略，就算当时没有中计，也不是长久的教主材料。他甚至没有什么志愿理想，他对世界看法单纯，最接近理想志愿的，只是空泛地希望人人忘记仇恨，结成朋友，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因此，他最适合做医生。他在蝶谷学医，后来运用医术救人的情节，是他表现得最主动的地方，也是他最令人欣赏的时候。武功在他是次要，医术才是最主要的。
我始终不大喜欢张无忌，真正原因可能只是他的个性与我恰好相反。我对张无忌这个人物颇有偏见。但我仍认为这样的人，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们心地良善，绝不苛刻，也绝不自以为是，道貌岸然；坏处是他们容易被人利用，他们往往明知被人利用而甘心被人利用，虽然这是他们的宽大为怀，但这也令到爱护他们的人感到不快，因为对于对他好与对他不好的人都一样好，其实就是对于对他好的人不公平了，这种心态或许可称为小心眼，但也是人之常情。

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梅超风
读过《射雕英雄传》的人，没有不记得“黑风双煞”的。
江南七怪黑夜在荒山恶战黑风双煞的惊心动魄之处，像人与鬼怪之间的搏斗多于武林人物之间的打斗，梅超风长发飞舞、在月下荒山以“九阴白骨爪”插入活人靶子的头顶，满手鲜血脑浆，令人想起吸血僵尸。童年的恐怖经历印象分外难以磨灭，恶战“铁尸”梅超风、慌乱中刺死“铜尸”陈玄风，是郭靖童年最可怕的经历。
荒山一战，“铜尸”丧命，被江南七怪打瞎的“铁尸”却逃脱，她到处追寻杀夫仇人报仇。梅超风是《射雕英雄传》最残忍可怖的人物，但同时又是最可悲可怜的人物。她突然在完颜烈王府花园出现，被黄蓉一口喝住，读者才知道原来这妖魔似的“铁尸”以前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梅若华”，拜在桃花岛黄药师门下学艺，才改为“梅超风”。同门的师兄弟都以“风”字排，陈玄风原是师兄，两人成为情侣，此外还有陆乘风、曲灵风等人。黄药师的夫人为他从周怕通处骗得一部“九阴真经”，梅超风与陈玄风偷了逃去躲起来练习，黄药师大怒之余打断了徒弟的腿，把他们逐出师门，冯蘅为黄药师苦苦再努力追忆经文默出，终于心力交瘁，难产而死。梅超风，陈玄风便成了相依为命的一对夫妻，陈玄风死后，十多年来梅超风便了然一人，过着孤独、痛苦而黑暗的日子。
把梅超风比作自悔偷灵药的媳娥，未免有点怪诞，然而梅超风的确是怀念师父、后悔偷经。在归云庄无意重见恩师，她掩不住渴望重归师门的心情，宁愿自己斩去双掌，以废掉从 “九阴真经”上学回来的高强武功。终于，黄药师与全真七子搏斗，欧阳锋在背后施袭，她奋身扑在黄药师背上，为护他舍弃了生命，临终之际，黄药师让她得偿心愿，她死后，黄药师以她的尸首为“武器”，为她报仇。无论是否同情这两个人物的所为，读者都会被他们之间的感情感动。更值得指出的是，梅超风这个人物的完整。她的故事一早便有伏线，正好显示《射雕英雄传》的结构比较严密。

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黄药师
金庸小说所有女子之中，最幸福的一定是黄蓉的母亲冯蘅女士了，因为她有黄药师这样的人做丈夫(冯蘅因黄药师而亡，不知有何可幸之处？--东方剑)。
黄药师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博览群书，精通阴阳五行、奇门八卦数术，琴棋书画，更是无一不精，黄蓉随便乱学些皮毛，已经十分可观，黄药师本人如何聪明及有才学，就不难想像得到了，何况他还武功盖世，脐身一流高手之列？
黄药师本人风流潇洒，口味高雅，单从他的武功已可见端倪。他的“落英掌”、“兰花拂穴手”追求姿态优美，“碧海潮生曲”更是寓武功于音乐。桃花岛的布局符合防卫，但表面上不露痕迹，但觉花木幽深，竟是园林艺术的上品。
看他的布置，便知他的生活充满抚琴、吹萧、烹茶、观画、钻研学问种种情趣，“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多么令人神往！
他不落俗套，不为世俗思想所规限，他任性痴情而极度浪漫。妻子亡故，他恋恋不忘，十几年中，夜夜在她墓旁吹箫相伴，墓中供着的是他亲笔所绘的小像及最精巧的珍玩，他做了花船，思算携了她的玉棺，月夜出航，让海浪打碎船身，与她一同葬身大海，这是何等痴情，又何等浪漫。
而且他的浪漫，不是做梦的少年的浪漫，而是一个懂得爱也懂得欲的成熟男子的浪漫。他的重视真情，一生渴望思念也在所不计。所以，他看见黄蓉深爱郭靖，难舍难分，他便共鸣而发出悲吟：“且乎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有这样的父亲而思嫁郭靖，黄蓉的口味实在不高贵。
这样的人自是骄傲的，所以是“东邪”，而黄药师的缺点也太多太多，“伟大”、“英雄”、“完美”的这些字眼不能用到他身上，但这么多才多艺多令人倾心之处的人，有缺点又有什么关系？冯蘅虽然早死，但也应是值得的。
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洪七公
洪七公若非贪吃，必然是个伟大而无趣的人。他正义凛然的告诉裘千仞，他手下杀过二百三十一人，但个个都是恶徒，死有余辜，他平生没有杀过一个好人；就算这是事实，这等自信道德上从来没有错，而进一步结论因此他有资格杀裘千仞，真是使人不寒而傈。世上最专横的独裁者，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
洪七公毫不专横，也绝非独裁者，他是一个典型的大节一丝不苟，其余便不拘小节的人物，不犯大错，不给他作大义凛然指责的理由，洪七公是个可爱的长者。他的贪吃及美食当前的猴急姿态，令人感到好笑，洪七公有此弱点，便不会变得不近人情了。
事实上，他很有人情味，他明知黄蓉故意讨好他，使他答应教郭靖武功，但也不在意，照教如仪，让这对小儿女遂了心愿。他并不是一味出自好心，教穆念慈是出自好心，报答她好心救了一名丐帮弟子，但只教了她两三招，黄蓉郭靖学了这么多功夫去，一来因为他贪吃黄蓉的小菜，二来因为他着实喜爱他二人，而两人之中，他又喜爱黄蓉更多，因为她聪明伶俐，这样的徒弟，往往吸引师父一套一套功夫的教下去，欲罢不能。若洪七公正义感大于人情味，他就会欣赏正直的郭靖，多过古灵精怪的黄蓉了。为了郭靖，他大概不会承担这样大的麻烦，亲自跑到桃花岛去代郭靖求亲，但为了黄蓉，见她那么喜欢这傻小子，他就扮演郭家大媒去了。
他喜爱黄蓉，黄蓉也是真心爱他，他被老毒物暗袭，身受重伤，明霞岛上，黄蓉悉心照料维护，犹如小孙女照料老祖父，亲情深厚，令人感动。
其实，正是因为他是这么可亲可爱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正义凛然才分外使人肃然起敬，所以在他跟前，施以偷袭的欧阳锋，乘人之危的欧阳克，才显得那么卑鄙不堪。洪七公对裘千仞说的那段话那么有力，原因不在于洪七公是永远不会错的圣人，而是在于他极少板起脸孔教训人，连洪七公这么宽容的人也提出指责，裘千仞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了。

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黄蓉
金庸小说多妖女，黄蓉一露面便让郭靖的师父骂称“小妖女”；殷素素是“妖女”。任盈盈是“魔教妖女”，何铁手、蓝凤凰之流自然更是妖女，连蒙古郡主赵敏，也被人叫做 “小妖女”。
金庸小说多妖女，无非是因为金庸小说多美女。美得惊人而又“来路不正”的女子，活色生香，不肯像淑女那样守本分，太令正人君子抵抗不了，卫道之士就不能不骂以“妖女” 了。从这个角度看，黄蓉当然是“小妖女”。
许多人不喜欢黄蓉，特别是《神雕侠侣》中的中年黄蓉，嫌她聪明得过分厉害，有点近乎阴沉。我却十分欣赏黄蓉，认为是金庸写得最好的女角。特别欣赏他处理黄蓉从《射雕英雄传》的青春少女到《神雕侠侣》的中年妇人的个性发展。其他女角大多是形象化的人物，但黄蓉却是活生生的、有优点、有缺点。会长大。会变。会衰老的真人，音容体态历历在目，思想个性贯彻分明，熟读这两套小说，觉得了解黄蓉的一生，这是在金庸成功的角色中也不可多得的。
写黄蓉的笔触之准确，不像创造一个角色，倒像描述一个作者很熟悉很喜爱的人。其实，黄蓉没有什么“厉害”；除了特别聪明美丽之外，她只不过是一个寻常女子。少女时爱玩，遇到了喜欢的少年郎，但愿与他日夜相从、一生厮守，一心要嫁给他做妻子。结婚之后，又一心助他事业成功，为他养儿育女。她可没有什么胸怀大志，不过事事以丈夫为重。为儿女操心。
即使论聪明才智，黄蓉的聪明才智也只限于心思敏捷。记性特别好而已。诗词歌赋。对联谜语她过目不忘，武功算术一点即通，但她没有超凡的智慧，一灯大师的禅机她便茫然不知所对。她不够耐性。缺乏恒心，也不见得特别有同情心，南琴的凄凉、穆念慈为情所困，她只觉好奇好玩。（金庸说，聪明的人未免缺少同情心。）直至与郭靖无奈分离，才开始了解愁滋味，是失意苦难强迫黄蓉长大的。
但黄蓉就是娱乐性强。特别喜欢她在岳王庙拆穿欧阳锋和杨康在桃花岛杀江南六怪那段情节，由她在柯镇恶手掌心写：“告我父何人杀我”开始，到逼欧阳锋让终于明白了内情的柯镇恶走，分析推理，步步洞悉先机，紧张刺激，像看最曲折奇情的侦探小说。但这段己开始见黄蓉以机智面对凶险。不复只轻松斗智，渐渐踏入后来《神雕侠侣》的“智者虑”的苦涩境地。
精灵娇美的黄蓉，为什么乐意嫁与既笨拙而又不见得长得多俊的郭靖？一个解释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个解释，等于说情之为物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有一个新派解释是，黄蓉就是看中了郭靖笨，容易控制，不怕他闹花样，这又未免太理性了。
黄蓉初识郭靖，不过盈盈十五，刁蛮任性，父亲又大有来头，她才不怕被什么人欺负。而且她不但任性，更是痴情，真的是一往情深。发现郭靖原来已是“金刀附马”时，她对父亲说，他另娶别人，我也要另嫁别个；他心中只有我，我心中也只有他，我是你的女儿，别人不高兴也拿我没法，但是他这样对我，我也活不到多久。黄药师见女儿眼神是缠绵万状，难舍难分，知道情根深种，根本无可挽回，只能陪她伤心。
不是的，黄蓉是真心爱慕依恋郭靖，若要解释，那也毫无难处。一般男以色爱女，女子爱男子，却是基于道德或本领上的崇拜，郭靖觉得蓉儿“说不出的可爱”，但黄蓉爱郭靖，是因为“世间上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是因为他是好人，是君子，是个有清楚原则而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人。
甩一点现代心理学的术语说，郭靖是黄蓉的道德范畴，他给黄蓉的，是她一向匮乏的精神上的安全感，换句话说，郭靖是衔蓉心底渴望的“父亲人物”。黄药师与女儿的关系，素来是好友的关系多于父女的关系，尤其是妻子早死，女儿便在精神上代替了妻子的地位；他教她学问武功，与她谈诗论文，但从不以父亲地位管教她。正因为关系是这样，他才对郭靖诸多不满，其中有许多是喝醋成分，到后来郭靖黄蓉结婚生子，他更看不入眼，不但与他们疏远，跟杨过谈起黄蓉，还是十分酸溜溜的。
但是黄蓉不是“小东邪”，个性上她只是个寻常女子，跟郭靖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接受他的道德伦理价值，同时得到社会接受，她十分满足乐意，她要人间的快乐，不要孤标傲世，黄药师对她失望，那也没有法子。
黄蓉为什么跟郭靖好。即使看《射雕英雄传》不明白，看《神雕侠侣》也会明白。杨过是黄蓉的翻版，这个金庸已多次暗示过，黄蓉自己也再三说了出来，一般的刁钻古怪，聪明伶俐，痴情任性，一个是娇美无倚，一个是清秀俊俏，所不同的，是两人的身世。黄蓉初识郭靖时扮成个肮脏褴褛的小叫化，杨过根本就与小叫化差不多。黄蓉后来约郭靖到湖边相见时，恢复她本来面目，郭靖只觉她宛若仙子下凡，黄蓉说，她穿这样的衣服，人人都会同她好，但她扮作小叫化的时候他待她好，那才见得是真心。
杨过的小叫化可不是扮的，无怪人人都待他不好，黄蓉与杨过的分别基本是这样。黄蓉与杨过这样相似的人，为什么一直关系十分差？金庸说成是中央隔了个杨康的阴影，其实不是的，真正的原因是爱的基础在于信任，而两个心比比干多一窍的人要互相信任，真是难乎其难。聪明人可以看到一百个怀疑的理由，而信任往往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考虑之上。黄蓉与杨过在桃花岛有过一次真情流露的交流，是黄蓉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对杨过坦白诚恳他说，她知道他有许多事瞒着她，不过她很了解，因为自己小时也是一般怪僻。杨过大是感动，在她怀里哭了起来。这就是以爱报信任的自然反应。可惜，信任没支持多久，杨过一见傻姑，逼问出杨康死因，马上认定黄蓉是杀父仇人，而对他种种好处，都是别有用心。傻姑断续不全的话又怎信得过？杨过是个聪明人，纵然偏激，也必能问得明白，但是由于一早便对聪明的黄蓉不信任，所以一想到她存心作假，便坚信已找到答案。
聪明人太聪明时，就会草木皆兵，没有人可信任，因此，也没有人可以爱，但偏是黄蓉杨过都是极需要爱的人，因此碰上一个全心全意爱自己的率直的人、笨人，因其笨而可信任，便如获救星，一心相爱，到死相随。郭靖是笨人，小龙女是笨人，杨过爱小龙女而黄蓉爱郭靖，黄蓉与杨过始终不能相亲相爱，就是性格的关系。
数年前看过倪匡先生批评黄蓉，他说，少女时代的黄蓉那么可爱，一到中年就非常不可爱了。我很不同意，纳闷了几年，老是想翻案，一直想到现在，忽然明白，原来中年黄蓉果然不可爱。
一灯大师赞美中年黄蓉大智大勇，怎样叫做“智”，似乎不必解释了，但是“勇”是有多种的。不知畏惧的“当头勇”，被萧伯纳在《兵器与军人》之中挖苦得不成样子，比较值得敬佩的是感到恐惧仍不退缩的勇。郭靖听见都史拉豹子去找拖雷，要去叫拖雷逃，韩小莹问他怕不怕连他也吃掉，他说：“我怕。”韩小莹问：“那你去不去？”郭靖答：“我去。”就是这种勇。这种勇气，是感情鼓励之下的勇气。第三种勇，是经过理性分析策划而后采取行动的勇。
黄蓉为了取得仅存的情花解毒丹去救杨过性命，说服裘千尺打她三枚枣核钉，若然她不闪不避不格接了，裘千尺便把丹药给她。这枣核钉十分厉害，黄蓉虽是策定计谋，但仍须冒性命之险进行。一灯大师赞她大智大勇，就是指这种勇。
另一次是她潜下绝情谷底的寒潭去寻杨过。虽说黄蓉水性最好，但其时她已年近五十，而潭底有什么凶险，谁也不知，她再三尽力潜至可潜到的最深处，以致上来时头发也结了薄冰，不可谓不勇敢。
这种沉着的勇，并不逊于第一，二种勇，刚相反，把危险看得清清楚楚而全力以赴，需要的勇气更大。然而，需要最大勇气的勇，也是最没有人感激欣赏的勇。黄蓉两番舍命救杨过，他何尝感动？又有多少读者感动？倒是傻里傻气的乱打一通，无端一齐送命，大家都感到敬仰无比。快意无比。
说破了。原因也很简单，人心底最害怕的是自己太过渺小无力，居然有人不顾后果拼命为自己做一件事，那就证明自己重要，有左右别人行动的力量。令人放弃理智的力量，常常使自己有这种胜利感的人自然十分可爱，黄蓉连面对生死都由理性控制，当然极“不可爱” 了。

㈣我的毕业论文是写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谁能给我篇范文

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 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

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㈤我要写毕业论文了论金庸小说的情节艺术

读金庸的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想一口气看完，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欲罢不能的地步。他的小说没有看了头就知道尾的毛病。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犹如精神的磁石，艺术的迷宫，具有吸引读者的强大魅力。金庸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创作的15部小说，就情节设计而言，没有多少雷同的地方。这同样非常难能可贵。
金庸小说情节如此引人入胜的秘密何在？
有人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人，是因为故事情节特别神奇。这种看法并不确切。武侠小说当然会有许多神奇的情节，但在武侠小说当中，金庸的故事情节远不是最神异的。金庸小说既没有还珠楼主作品里的剑仙斗法、口吐白光，也没有平江不肖生作品里的呼风唤雨、役鬼驱神。与过去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情节要平实很多，神魔色彩少得多，最神异的也只是黑风双煞练的“九阴白骨爪”和任我行吸取别人内气的“吸星大法”之类。显然，金庸并没有把他超常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运用到诞妄情节的设计上。另外，金庸小说也不依靠误会之类取巧的办法来支撑自己的情节。像双胞胎，两人容貌相似，因此造成误会，金庸偶尔也用《射鹏英雄传》里有真假裘千例，《侠客行》里有石中玉、石破天），但绝不靠这种方法来支撑作品情节的主要骨架。金庸自己在《侠客行》的《后记》中说：“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①可见，金庸在情节构思上不想走捷径。
那么，金庸小说能够吸引人，抓住人，靠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靠的是艺术想象的大胆、丰富而又合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而又严密。也就是说，他靠的是艺术本身。
金庸确实是设计情节的好手。他的小说情节有以下长处和特点：

一曰跳出模式，不拘一格
一般武侠小说总有一套模式化的东西：人物分成两类，一类是正义的英雄，满身正气，另一类则是邪恶的化身，阴险好邪；而总体模式是“邪不压正”：恶人虽有武功很高的，但最后总要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这种小说看多了，是会倒胃口，使人厌倦的。金庸小说突破了这一种框子。（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中，那个武艺高强、大义凛然的英雄胡一刀，恰恰中了小人暗算，冤枉地把性命丢在被涂了毒的刀上；而那个最缺德的田归农，偏偏生就了一副英俊的外貌，害得亩人风的妻子为他着迷，跟着他私奔。《射鹏英雄传》里那个邪恶狠毒的欧阳锋，并没有被代表正义方面的九指神丐洪七公所战胜，反而使计重伤了洪七公，直到最后第二次华山比武中，还以反常、怪异的武功，打得供七公、黄药师无法对付。书里其他一些重要的坏人，像欧阳克、杨康；也都不是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而是死于坏人们自己手中——欧阳克死在杨康之手，而杨康又死在欧阳锋之手。郭靖的师父们——仗义行侠、非常正派的江南七怪，反而七人中有六人全都被坏人所杀害。这都是小说审美观念不一般化的地方。作者把故事镶嵌在历史的大背景上来写，写出历史有它非常严酷的一面——并不按照任何善良人的善良愿望去发展。成吉思汗穷兵黩武，常常残暴地整城整城地屠杀百姓；他还逼郭靖去攻打来朝，迫使郭靖的母亲当场自杀。可就是这样一位并不代表正义方面的成吉思汗，毕竟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空前规模的蒙古大帝国。而郭靖这样的平民，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挽救大局。同样，完颜洪烈狡诈狠毒，却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得势。这些都增强了《射雕英雄传》、《神鹏侠侣》的曲折性与悲壮性，使小说带上了一种悲剧气氛。
金庸是注意研究小说的情节模式的。但他研究模式是为了跳出模式，推陈出新。模式毕竟只是外在的现成形式，金庸更看重的是内在的生活情理。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过：“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与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种新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因为戏剧与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并不相同。当然，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有不同。”②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一种，有它自己的叙事模式。最常见的是“复仇模式”和“抢宝模式”。所谓“复仇模式”，就是正派人物突然遇上一场灭门惨祸，然后遗孤刻苦学艺，掌握高强武功之后寻访仇人，实现报仇雪恨的愿望。曲折一点的，又加上报仇过程中主人公爱上了仇人的儿女或徒弟。所谓“抢宝模式”，这“宝”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极厉害的兵器或武学典籍，还可能是灵丹妙药之类。另外再有“伏魔”或“争雄”模式：武林中一股邪恶势力崛起，屡屡残害正派人物，大有称霸江湖之势，英雄主人公充当盟主，率领群雄与邪派决战取胜。还有一种是“抗暴模式”，即主持正义，抵抗暴政，反对侵凌弱小。金庸小说里，大体上这几种模式都有。像《碧血剑》，就是写袁承志为他父亲袁崇焕复仇，还隐伏着金蛇郎君复仇的副线。像《连城诀》和《倚天屠龙记》，就以“抢宝模式”为主。像《笑做江湖》，近于“伏魔模式”。像最早的《书剑恩仇录》以反异族统治为背景，接近“抗暴模式”。金庸的高明之处在于借用某种模式，又不简单落入某种模式。他总是不断变换，尽可能不让模式捆住自己手脚，经常把武侠小说的不同模式综合起来运用，甚至还吸取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或言情小说的某些模式（例如“情变模式”）用到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即使早年写的《射雕英雄传》，也是综合了多种模式，兼取不同的长处。像郭啸天、杨铁心两家家破人亡，他们的孩子郭靖、杨康长大了要报仇，应该算“复仇模式”吧。但中间插入郭靖、杨康分别由江南七怪和长春子丘处机教习武功，约定十八年后比武决胜，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又展现了各帮各派武林人物的神奇功夫以及他们之间为争夺《武穆遗书》和《九明真经》展开的斗争。这就突破了“复仇模式”，又像是“争雄”、“抗暴”和“抢宝”了。至于“江南七怪”六人遭害之谜的揭破，更有点侦探推理小说的味道。《神雕侠侣》集中写杨过的曲折成长道路，以及他与小龙女之间誓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却也贯穿了争夺所谓《玉女心经》、《九阳真经》之类武功秘籍的情节，而且放在抗元抗暴的背景上，也是多种模式都有。作者真正注意的不是模式，而是人物性格。故事线索和情节焦点，都是从人物性格着眼来设置的。金庸曾说：“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③因而，这些情节在自己的范围内比较坚实，经得住推敲。而且越到后来，小说情节的设计也越加严整和圆熟。

二曰复式悬念，环环相套
小说，尤其以故事擅长的武侠侦探类小说，都要设置和利用悬念。然而其间成就的高低上下，却不可以道里计。中国古典小说常用悬念，担较多用在两回之间或故事中间，这与说书人吊听众胃口有关。金庸的悬念是近代小说家的用法：不仅用在故事中间，更用在小说开头。《侠客行》、《天龙八部》都是一开头就进入矛盾，令人关切。《笑傲江湖》更是一上来就有异常紧张的场面：福威嫖局的少爷林平之与人斗殴，在被迫无奈杀死一个姓余的四川人之后，当夜，漂局里就不断死人，一个个嫖师被人杀死，而且全身没有一点伤痕。全嫖局竟接连死了二十多人。敌人在地上写血字：“出门十步者死！”一片恐怖气氛。总嫖头林震南解剖死者尸体，才发现对手原来是青城派高手，使用了很厉害的“摧心掌”：能在不伤皮肤外表的情况下，把心脏震成许多碎片。林震南夫妇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弃家外逃，很快就被青城派抓了起来，只剩下少爷林平之被人救出后逃走。小说第一章就摆出了一大堆悬念：林家嫖局这种悲惨局面的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林平之逃走以后结果又怎样？他能够在将来练就武功，报仇雪很吗？——这一些悬念促使读者迫不及待地要读下去，想了解事情的究竟。而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原有的悬念尚未完全解开，小说作者又制造和安排了一连串新的悬念：大名鼎鼎的衡山派高手刘正风金盆洗手，想摆脱江湖上的是非，却受到嵩山派等五岳剑派的坚决阻拦，甚至刘正风全家都会被杀，这到底因为什么？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救了遇难的小尼姑，自己身受重伤，几乎性命不保，为什么还有人要中伤他？等等。这样一环紧扣一环，使读者不得不紧张地读下去。所以，善于设置悬念，是金庸小说在情节上的一大特点。有的作品直到结束，悬念还保留着。有读者问金庸：“《雪山飞狐》中胡斐那一刀究竟砍下去没有？”金庸笑笑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金庸似乎还特别善于通过突然转折来提出悬念。《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谢逊等历尽艰险，好不容易从海外乘船将归，一夜之间情况忽然变化：屠龙刀、倚天剑突然不见，赵敏与波斯船亦已亡散，张无忌、谢逊都变得虚弱无力。这是情节上突如其来的一次重大转折。究竟是谁盗去了屠龙刀、倚天剑？这件事跟赵敏或者波斯船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张无忌、谢逊又怎么会变得虚弱无力的？从此，小说进入了扑朔迷离的侦探破案的境界，令人欲罢而不能。
金庸作品中的悬念，有时是以“谜”的方式存在的。谜，其实也属悬念，只是有时已经明朗有时未被挑明或未被读者意识到罢了。金庸小说中的谜往往是多重的：有暗有明，有大有小，相互结合，环环相套。以《侠客行》为例，就是大谜中套着小谜。侠客岛石壁上那首《侠客行》诗和《太玄经》图谱中包含着一套绝顶武功，无人能够破译，这是大谜。这个谜又产生一个副谜：由于侠客岛主每年都要派人惩恶劝善，几年一次请各帮派的帮主到岛上喝腊人粥，去的人都是有去无回，因而在武林各帮派中引起恐慌，谁都害怕当帮主丢了性命，长乐帮就在这种情况下英名其妙的抢了个小乞丐出身的人物来当帮主。再下面还套着一个谜：长乐帮为什么要抢这小乞丐来当帮主呢？原来他长得和以前失踪的那个帮主石中玉非常相像。这石中玉原本是个花花公子，他被人捧做帮主以后，正好得其所哉，猎取女色。他在失踪前已经阁下很多祸乱，其恶果就让和他面貌十分相像的小乞丐出身的人物来承担了，弄出许多尴尬的事。而这小乞丐又有自己的身世之谜，这谜慢慢牵出石清、闽柔夫妇年轻时的三角恋爱矛盾，白自在、史婆婆夫妇的爱情矛盾，等等。情节如此复杂，可又层层剥笋似的，组织得十分紧凑、严整。直到结尾，采取的是半开放的结局：由于小乞丐养母梅芳姑的自杀，谜底已经清楚，但作者并未站出来点破。
《天龙八部》的情节构成方法相似而又有不同。这里三位主人公，就有三个身世之谜。它们是三个环，互相构成三个连环套。段誉的父亲段正淳到处留情，以致段誉接连碰到几个喜欢的姑娘后来发现却都是他的妹妹，这是一个大谜。其中又包容着一些小谜，像段正淳妻子刀白凤为了报复丈夫，怨愤中与段延庆发生关系，这就解答了段誉的身世之谜。乔峰的身世之谜及其带来的悲剧结局，最为动人，包含着宋辽矛盾尖锐时期的许多社会内容。它是通过段誉与乔峰的结拜，段誉的异母妹阿朱、阿紫与乔峰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段正淳与马夫人康敏的关系，而和前一个大谜套联在一起的，它本身又包含着阿朱、阿紫等若干较小的谜。第三个大谜虚竹的身世又是通过其结拜兄长乔峰之谜逐渐解开而得到揭示的，所谓“无恶不作”的叶二娘的变态性格以及虚竹何以生下来就是和尚这时才得到交代；它又包联着天山童姥、西夏国公主等几个小谜。这样，全书最初看起来似乎有点散的结构，到后来认真回顾就觉得相当紧凑，而且确实体现出比较深广丰富的思想内涵，真所谓“有情皆孽，无人不冤”④。一部小说而能具有如此复杂的情节结构，这也许真是只有金庸才能实现的出色创造，是其他武侠小说家所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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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 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 “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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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金庸侠义精神文化研究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1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
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2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3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
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正是从“正义”二字出发，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义”便有机地、完全地联系到一起了。正义是侠义的交集，是共通的地方。金庸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 ⑤前文说过“侠”的基本要求就是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而“义”也正是以着一切为前提的。所以在金庸小说中，赋予了传统的侠义观念以全新的内涵，使其升华到人性精神光辉的高度，也使这样的侠义精神拥有更多的道德、正面的光彩。加上金庸的妙笔生花，读来不觉枯燥，反觉真挚感人。
以上，我们从精神内涵的角度分析了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下面，我们就从具体的人物形象来看看，侠义精神是如何体现的。
在《飞狐外传》的后记中，金庸写道:“在我所写的许多男性的人物中，胡斐、乔峰、杨过、郭靖、令狐冲这几个是我比较喜欢的。”⑥其实，这也是金庸着力塑造的几个侠义形象。在下文中，拟分析一下郭靖和胡斐两个人物。
先说郭靖。这是金庸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三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人物。有人称他是“完美的近乎于假”的英雄。郭靖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家国仇恨，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中，金庸说“郭靖在大关节上把持的很稳。”只要是关乎民族大义、国家存亡的大原则，他是从来不含糊的。他自小在蒙古长大，对蒙古人有着极深厚的感情，包括与拖雷结拜，与华筝订婚，替成吉思汗西征等等。但是当蒙古覆灭金国之后，又欲吞并大宋的时候，他是毅然襄助宋朝的将领抵抗蒙古南侵。在《神雕侠侣》中，他与黄蓉共守襄阳，鞠躬尽瘁；在《倚天屠龙记》中，襄阳城破，他夫妇二人双双自尽殉国。直到这里，郭靖“大侠”的形象终于是塑造完成了。他的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被引为经典，他本身也是在实践着这句话。他对杨过说过:“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⑦以郭靖的武功，在城破之日自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最终他选择自尽，正是在履行自己的那句座右铭。为国家、为百姓、不惜牺牲自己，这是我们在前面论述“侠”的内涵时提出的观点。郭靖赴难，就是如此，，所以无愧于江湖上人称“郭大侠”。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评介道:“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应该有更大的肯定。”⑧
“侠”还应具有的品格是仁和义，在郭靖身上，这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射雕英雄传》中有这么一个细节，郭靖和黄蓉在牛家村密室中疗伤，为不让人知晓，黄蓉欲杀傻姑灭口，书中写道-------“黄蓉向外走了两步，回过头来，之间郭靖眼光中露出怀疑的神色，料想是自己脸上的杀气被他瞧了出来，心想:我杀傻姑不打紧，靖哥哥好了之后，定要跟我吵闹一场，又想:跟我吵闹倒也罢了，说不定他终身不提这回事，心中却老是记恨，那可无味的很了。罢罢罢，咱们冒上这个大险就是。。。。”⑨
这里从黄蓉的心理活动展示了郭靖平时的做人准则“坏人可以饶恕，好人决不能错杀。”侠只能损己利人，而不能损人利己。傻姑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女，为了自己的安危杀之灭口，这等事郭靖杀了头也作不出来的，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仰皆是。
还有对于欧阳锋，郭靖三番几次的相救，他却反生相害之心，但最终到了危机的关头，他还是相救了。洪七公说的好:“乘人之危，岂是我辈侠义道所为。”郭靖一生秉承的正式洪七公的这句话。最后在小说尾声，他还是三擒三纵了欧阳锋。“忠恕之道，以爱己之心爱人，以责人之心责己”这是儒家的观点，无怪有些研究文章把郭靖称为“儒侠”。
可以这么说，郭靖身上体现的是金庸对于“侠义”的理想，是侠义精神的化身。在往后的小说中，金庸对于“侠义”形象的塑造渐渐走入了“无为”的境界。除了《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可以和郭靖相比之外，对于侠义的阐释就无法超越郭靖这个形象了。杨过邪气十足；张无忌缺乏大侠气概；令狐冲注重个性；胡斐侠气有余而在为国为民的觉悟上有所不足。仔细观察一下，金庸小%C

㈩写关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文特征的论文可以参考哪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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