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现代性

1.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是什么

自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2.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表现在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文学思潮从西方引进, 二者之间存在着时间差; 中国文内学受到多种世界容文学思潮的影响, 具有复合性。在接受过程中, 中国文学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 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
冲突, 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 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 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 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潮。

3. 什么是小说的现代性

什么是现代性？

1，马克思和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理解。
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经常用“现代”这个词语来“表示资产阶级的兴起、经济的成长、资本主义的确立、他们政治上的表达以及后来——但不是最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些历史事实的批判”。列斐伏尔的这句话包含两个领域的话题：政治、经济。这两个领域关系密切，但也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对象进行阐述。列斐伏尔接着引用了马克思的两段话，这两段画主要讲述的是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如何抽象出了形式上的普遍利益，个人（私人生活）也被抽象为个人利益（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对国家、个人进行抽象的资产阶级时代是分离、分裂和两重性的。（8页对这三个词语的表述是“分离、分化和多重两分”，是一个意思，“革命性的实践起步于跨越鸿沟：私人与公共、专门与普遍、自然与人……”，这一句话应该是对“两重性”的具体表述）列斐伏尔在这样一个角度下具体讲述了马克思观察到的被称为现代性的一些分离的状况：私人生活与社会-政治实践的分离，理性与非理性的分离，表面的理性统一的背后是普遍的“非现实”。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才能改变这些分离状况，重建真正的统一。(马克思的现代性具有更多的政治内涵，而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则有很强的体验性，他试图将短暂、瞬间性纳入对现代性的解释当中。他在永恒和变动的两重性中注意抓住变动的一方，（永恒只是他的起点），因此他把现代等同于时尚，认为从短暂的、变动的意象中把握住的东西，与永恒之间存在神秘联系。换句话说，波德莱尔的理想是在现代资产阶级世界内部创造一个审美的艺术的世界，即所谓“世界化的世界”。这个世界追求的是时尚，他通过对时尚的把握来创造一个华丽的高级世界。也由此，波德莱尔没有马克思的那种追求自然的统一性的的倾向，他理解的自然是一个丛林的自然，是“咬啮和杀戮”产生的地方，人工技巧才是他的追求。
1848年革命使马克思看到了自己从哲学角度理解资产阶级世界（现代）的局限性，他开始采用“实证”的方式，更多地关注历史与经济。但是他对通过革命性的时间推翻资产阶级世界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的信念并没有变化。
1848年革命却使波德莱尔产生的变化。他“在身负革命和失败的创伤、满心厌恶资产阶级和斥责资产阶级世界的情况下，承认了革命性实践的失败，他挪用起两重性和分离性来，他与它们妥协了，他拒绝那样接受它们了，它们已不足以让他满意了，他极其厌烦它们，他深究它们，以便发掘出代替已失败了的真正变革的观念化变革的根源”。这里的它们应该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波德莱尔的妥协是指“接受资产阶级社会为‘世界’”，这一妥协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这一概念羽翼渐丰，开始飞翔。波德莱尔接受了现代性所暗含的自我与真实、珍视与理念或可能之间的裂隙、分化，并试图用诗性语言构筑一个独特的审美世界，并以此抵抗、解决前述分化、二重性。词语在这里成了唯一的有效的武器，波德莱尔通过词语完成对资产阶级世界的蔑视、嘲弄。但是这种词语的“炼金术”仍然臣服于既定的环境，审美是出于环境之中的，虽然它的目的是展示和改变世界，但是词语本身却必将陷入孤独。
19世纪是资产阶级上升和进步的黄金时期，1905年发生的俄国革命宣告了世界正在转型，而沉浸在19世纪的好日子中的资产阶级连同它的哲学还没有反应过来。列斐伏尔说：“1905，一个突变。”它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新技术发明急剧增殖并穿透了日常生活；“非连续性相伴涌来”，构成了对19世纪诸多领域的连续性的观念的冲击。（这一部分有几句话很费解。第9页下面，“每个试图安置知识和行动、社会政治生活后果的人将失去他们的立足之基。这是迟早的事。”和“还是此时，个人主义的时代结束了，集体组织的时代虽无绝对的突破，但已开始显露峥嵘；个人要为捍卫自己而竭力斗争，争得有效的桥头堡：相关的、想象性的艺术”）

在新的时代，专家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网络全书派过时了”；结构、非连续性等概念被广泛应用，“讲综合”成了“老一套”。在变化的变现中（实际上应该是对变化的理解过程中），“变异、突变的性质差异概念”深深影响了不同的图式。所有这些非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概念已经嵌入了现代性之中。

接着，列斐伏尔把非连续性这一“新生事物”（在这里他表述为“抽象的非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抽象力量”）带入对具体生活境遇的感知当中。他举了信号、图像、电光照明的例子，说明由于非连续性的力量（包括具体的技术？），我们的物理感知已经无法分辨出抽象和赶出了，“‘真实’失去了它陈旧而熟悉的特征，成了胶合拼板玩具的拼片”，“它也变得更具体更不真实了”。这一段话的意思可能是非连续性的力量已经模糊了具体/表象与本质的绝对鸿沟，使人置入一个无法获得象征意义或本质性理解的境遇。列斐伏尔认为，非连续性的信号、物、声响已经支配了人的感觉，象征及其附着的文化、意义在信号的压迫下急剧贬值。一些艺术家倾向于把握这些非连续性的信号，试图在非连续性的现实当中创造出一个自由的世界（这也可能是艺术家们的异想天开）。另外一些艺术家感受到真实世界中的“它性”（非连续、断裂、无本质、无意义、异己感），试图重新找回“久远年代的象征”来代替异化的现实。

在描述了汹涌而来的非连续性和变化之后，列斐伏尔总结说，“现代性诞生于这些重大的变化、诞生于这个明显的但仍未得到解释的现象”，“在这个新显露出的现代性核心中，存在着解构和自我解构的内在矛盾和原则”。

4. 谈谈大家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现代性的理解与体会~

浪漫主义精神最先出现在文学中。在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卢梭，他宣扬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

5. 鲁迅小说的现代性特征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6. 论述题：17年文学的现代性！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 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与解放前译介外国文学相比，具有三大现代性特征：一是译介目的不在审美形式的输入，而在捍卫、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现代文学：1917年——1949年创作的文学(40年代前称“新文学”)。 「内容提要」“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在时间方面的规定性按照以下过程展开：将线性时间意识引入叙事；由此，这一时间意识内含的进步信念得以确立，并在叙事中表现为强烈的时间焦虑；进而，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超越时间的目的。“十七年”文学的上述意识逻辑使之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线性时间

新时期以来，正面揭示“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研究成果颇为鲜见，①因为“现代性”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主要被理解为是一个基于市场而展开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这就基本堵塞了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价值相联系的研究思路的形成——显而易见，这一特定时段的文学对于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持有完全认同的立场。

然而，作为独特的现代性实践过程，社会主义运动的现代性意义已经获致社会理论界的普遍认可。②既然如此，以这一特定社会内容为正面表现对象的“十七年”文学就不必然与现代性价值绝缘。当然，现代性概念可以展开多个维度，而“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也非止于一端，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表现于“十七年”文学中的现代时间意识及其意义后果。

一、线性时间的引入

“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③这就意味着，现代性对于个体精神向度的塑造，首先在于形成特定的时间感知方式——这一点首先依赖于历史纪元方式的确立。西历（亦即“公历”）以耶稣诞辰作为纪元起点，本身便包含着时间向未来无限延伸的观念。随着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的理性化进程推动的欧洲宗教世界观的解体，这一纪元方式逐渐脱离了对于基督教教义的依托与论证，成为塑造个体现代时间感知方式的纯粹观念。

对于中国人而言，摆脱天干地支甲子轮回的循环论时间观，形成纵贯历史的线性时间意识的开端，当在晚清之际。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宣布采用西历（亦即公历）纪元，从而将自身的延续完全纳入现代性直线时间流程的想象之中。

“十七年”2文学很自然地将这一时间意识引入叙事，有许多作品甚至直接以西历纪年作为叙事展开的起点，例如：“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冀中平原大旱”⑤：“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冀中——这块盛产棉、麦的大平原，这块拥有八百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突然遭到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大风暴。”⑥“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对冀中区抗日根据地突然发动了疯狂的五一‘大扫荡’”⑦“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初，吕梁山还是冰天雪地。”⑧等等。

如果说上述作品因为将线性时间作为给定的意识前提不假思索的接受，从而使人往往容易忽略这一时间感知方式的建立过程及其深刻意义的话，那么，梁斌的《红旗谱》则以独特的时间标示方式开启了对这一问题展开思索的可能。这部旨在展示中国农民由自发反抗走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过程的“壮丽史诗”，在纪元方式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小说以中国共产党在叙事中的正式出场为界，对于时间的标示经历了一个由混沌到明确的过程。

小说开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具体时间未曾以明确的西历纪年标示：“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⑨；此后，对于朱老忠回乡时间的交代是：”三十年以后，在一年的春天“⑩：”脯红鸟事件“发生在”过了麦熟“（11）；大贵被抓为壮丁则是在”那年新年正月“（12）；运涛第一次进城的时间是”事情过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13）。总而言之，在农民自发反抗的全过程中，作者始终未曾标注明确的西历纪年，所以，直到小说的第14章，叙事时间仍然处于混沌状态。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叙事中的出场，新的时间话语也同时出场。运涛进城遇到共产党员贾湘农，在贾湘农的第一次革命启蒙教育中，便包含着新的时间概念的引入。贾湘农对运涛说道：“唔，咱们定下个关系吧，你在礼拜日下午，到我家来，你知道什么叫礼拜吗？就是星期日。七天，就是一个星期。今天正是星期日，再过六天，明儿格你就来。”（14）不过此时仍然有所保留：“礼拜”虽然也是西历纪元单位，但是，明确的西历年份尚且未曾交代，其中颇有深意存焉。直到运涛加入共产党成为北伐军的见习连长，真正投身于革命运动之时，明确的时间纪元才正式进入叙事体系。在运涛以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组织起来的（“到处看得见群众革命的热情，劳动人们直起腰抬起头来了。”）那封热情洋溢的家信的末尾，小说叙述的事件第一次在现代性时间长轴上得到了明确的标注：“儿运涛谨上1926年7月”（15）。

在线性时间进入历史之前，农民们不甘于受压迫命运的自发反抗永远无法摆脱走向失败的结局，从朱老巩护铜钟到朱老明打官司，逃亡、卖地、妻离子散，在混沌的时间之中，年复一年循环上演着穷苦人命中注定的悲剧。然而，随着以西历纪元为标志的线性时间的引入，历史顿时发生翻天覆地地变化，朱老忠、严志和这些过去在黑暗的时间轮回中重复着悲惨命运的农民们，从此踏上线性时间中的进步行程，从“反割头税”到“保二师学潮”，一次次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这就透露了建立新的时间观念的深刻历史意义：进步。

二、基于进步渴望的时间焦虑

事实上，组织在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的生活必然不是同质性的无限延续，反言之，此一时间观念暗含着对于进步的信任，并由此建构了一种目的论史观，从而使得现代成为“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16）在欧洲社会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现代性成果的历史性展示——包括“新世界”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等——直线时间观便逐渐被植入关于进步的信念：因为在时间的每一步进展中，都会生成新的、超越以往的历史成果。这种信念并且成为种种关于现代性的宏大理论论述的共同基石。

对于所谓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一旦摆脱循环论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而建立线性的时间意识，并由此形成对于进步观念的认同，便将自身纳入现代性普世性的进步流程之中，并由于自身现代化程度的落后而产生深刻的焦虑意识。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由于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始终伴随着列强国家的入侵，所以，基于进步渴望的焦虑感尤为强烈。如果说晚清、五。四时期现代观念的引入和实际影响的发生还仅仅局限于知识阶层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以革命话语所实现的全民组织与动员，则将整个中国社会导入对于进步的渴望。进步重组了主体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让人进步的时代！”（17）于是，进步因为线性时间观念的建立而成为时代的绝对认知、“霸权话语”。

由于进步发生于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并因此受到时间流速的限制，所谓的落后，最终可以还原为时间上的落后。所以，关于进步的焦虑往往又会表现为关于时间的焦虑，并因而形成与时间赛跑、超越时间的平均流速、赶在时间前头的强烈渴望。具体到社会实践领域，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超英赶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历次社会运动与社会动员口号无不显示出对于时间强烈的社会性和时代性焦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种焦虑很自然地进入创作主体关于时代的叙事。在柳青的《创业史》中，对于时间的焦虑始终支配着叙事的进程。这部小说始终并用西历和中历两套纪元：对于国家话语引导下的新事件、新生活一概标明西历年份，如土地改革、查田定产、活跃借贷、合作化运动等等；而对于民俗传统生活的时间纪元却都采用中历，如“黄堡镇三六九逢集”（18）、“黄堡二月八过骡马大会”（19）等等，蛤蟆滩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时悬挂的对联赫然是：“上梁恰逢紫薇星，立柱正值黄道日”（20）。

两套纪元的并用意味着新时间以及新时间所承载的进步与革命价值尚未实现对于旧世界的完全改造，旧的时间意识所联系的旧观念，旧价值仍然存在于社会文化空间之中。毫无疑问，旧价值的最核心部分就是私有观念，它严重地阻滞着社会的进步。这一历史情境激发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无限焦虑：“谁知道蛤蟆滩要几十年才能到社会主义呢？”（21）到处有人在关切地问：“咱中国什么时候实行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地方有人明确回答过。”（22）作为历史主体的集中代表者，梁生宝的焦虑更为本质化：“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闹别扭，使这两兄弟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革掉这私有财产的命吧！”（23）

峻急的时间意识进而主导了小说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叙述。尽管《创业史》引述了社会主义总路线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设想：“……即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经过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引导农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24）但是在实际的叙事展开中，这一时间表注定要成为主体实现时间超越的目标。所以，梁生宝在渭源县互助合作代表会上宣布的计划是：“到一九五五年冬天，他要争取上、下河沿的四十七家农户全都能入社。生宝的意思就是说：三年实现合作化！”（25）这一超越时间的设想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反而导致“所有的人对于眼下还是新奇的、甚至是神秘的农业社，两三年内就要变成普通的现实这一点，充满了热情和欢乐。”（26）

超越时间成为时代的叙事法则，提前完成工作成为主导时代与叙事的“绝对命令”。无论是《风雷》、《艳阳天》等作品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描写，还是《百炼成钢》、《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对于工业建设的描写，时间焦虑始终贯注其间：“人人都感觉到：钟表‘宗宗宗’的响声，就是时间的脚步声。在这时间的脚步声中，人和自然界都在改变面貌，世界上都在增添新的东西——哪怕为了这些新的东西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27）

三、革命：超越时间的途径

超越时间是时代性进步渴望的具体表现，而时间在叙事中也被证明是可以超越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不可思议的超越都是依靠何种力量而得以实现的呢？

由于线性时间孕育的进步本来就是一个在时间的流程中新质战胜旧质的过程，所以，这一时间意识必然推导出变革、革命具有历史合理性的结论。“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变革、革命的历史，现代性总是包含和制造历史的断裂，这就是现代性历史的存在方式。”（28）欧洲现代性的展开，正是基于英、法两国的革命运动。进而，由于新中国辉煌的革命历史记忆，使得时代主体很自然地倾向于以革命的手段超越客观时间的限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时间的超越吗？在这一时代意识的主导下，“十七年”的文学作品让我们领略到了革命强大的动力功能。

在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中，主人公欧阳海所在连队有一次承担修建铁路的任务，当工程进行到最关键阶段之时，突发洪水冲垮了已经修筑好的路基，而战士们也因为水土不适大批病倒，“眼看按期完工已经非常困难。”（29）当然，从时代性的社会意识逻辑出发，真正不能按期完工的事情决不允许在叙事中发生；同样从时代性的社会意识逻辑出发，对于困难的克服既不能靠增加施工人员，也不能靠更新技术设备，唯一可取的路径就是革命行动的展开。所以欧阳海发出成立突击组举行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连首长的充分支持，并且在实际执行中取得了预想中的效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起了整个工地的干劲，抢回了可贵的时间，眼看提前完工不成问题了。”（30）

曾有论者如此评价《欧阳海之歌》：“《欧阳海之歌》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书。”（31）这一论断的洞见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小说凡事诉诸革命的强烈冲动，但是，若说它因此“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则是明显的“过誉”之词。事实上，通过革命的途径克服困难是时代性的认知原则，革命确保主体超越时间的想象得以实现。如果说建国以来文学叙事在这一认知原则上有所变化的话，那也就是愈益强调革命的动力功能，所采用的革命方式愈益激进而已。在《艳阳天》、《风雷》乃至于“文革”时期的《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中，革命的具体方式已由五十年代叙事作品中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激励或自我反省逐渐发展为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开展。“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动员令正是对于这一时代认知原则的简练表达。

然而，革命不是无条件的。如果将革命理解为进步道路上的质变，那么，它必须以量变的积累为基础，更进一步说，它在一切领域中都不能超越量变积累的限度，这一点恰恰又关乎时间，因此，时间不能无条件的被革命所超越。但是，这一点并未得到清醒的认知。《欧阳海之歌》曾经如此描述一个落后分子高翼中在欧阳海超人革命意志感化之下的幡然悔悟：“班长啊，班长！你真是怎么说就怎么做啊。在你身上，我真正懂得了：人的毅力，可以超越某些‘生理限度’，去完成正常情况下完不成的任务。人民需要我们怎么工作，我们就能够怎么去完成任务——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毅力限度。我过去老是为自己的怕苦怕累，寻找什么‘科学根据’……”（32）

由于中国社会极度强烈的进步渴望，由于暗含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对于自身的革命所具有的超越时间能力的坚定信心，使得社会意识逻辑对于革命的执著被推至极端。即便科学在革命之前也必须退让，革命无可阻挡，它可以在一切条件下超越客观时间对于进步的限制，它可以使一个有着伟大文化传统和光辉天朝记忆的民族迅速赶超列强，从而摆脱一百年来的屈辱历史，总而言之，在革命之上，寄寓了民族全部的梦想。

线性时间激发了进步渴望，并将之强化为对于时间的极端焦虑，这种渴望和焦虑进一步鼓励了以革命手段超越时间的冲动。可以看到，“十七年”文学的这一意识逻辑，既依托于同时期的社会现代话语，同时又是对于这一话语的提纯与强化，并因此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在西方思想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现代性的多向度批判之中，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运动构成了这一批判的美学之维，其历史意义得到了理论上的充分肯定，“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审美在现代社会提供了某种世俗的‘救赎’”（33），由此，它对于社会的现代进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补救与纠偏”（34）作用，从而有助于建立个体精神和社会整体运作的平衡。

以此眼光返观“十七年”文学，可以看到，文学话语与社会话语的高度同质性，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实践缺乏来自于内部的张力，由此，文学之于个体、社会以及文学自身的意义都无法达到应有的程度。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文化意义上判断“十七年”文学，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当代沉溺于消费狂欢的写作者也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7. 余华的小说具有现代性吗 中国当代小说哪些具有现代性呢

余华小说不完全是写现代的，很多是文革期间或文革后的事。《北方城郭》很不错，写改革开放以后的县城官场，比较深刻

8. 中国当代小说和现代小说的区别

当代小说的崛起在五四之后,代表性的问学以诗歌,小说而著称.我们现代小说在这个范围专内又增加了 学术属论文以及报告文学,诗歌评论,还有一些比较活跃的文学理念.如,电影评论.在范围上由此可见,现代文学比当代文学的范围又广.其次,在创作手法上，现代文学又讲究不是很认真.比如,现代的诗歌,在压韵上面已经很少见了,这是很现实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当代文学的创作手笔带有浓烈的古代气氛,形成的形式很笼统,而现代文学的创作手笔,在大幅度的基本原则性下,又提倡创新.在影响意义上来说更具有很大的区别,在当代小说的崛起后,形成了一鲁迅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当代社会呢?以新生力量社会主义进步为代表已经形成很大包围圈.所以在形成范围和形成角色来说,又具有很大的区别

9.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质主要有哪些内容

这个问题很复杂。
首先，20世纪中国文学是现代性的还是近代性的，就是一个争论不休 的话题。例如杨春时、宋剑华就认为现代文学由于和世界文学存在着巨大的时差，所以我们的现代文学只能算近代性。另外，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模糊也是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关键。
分析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或近代性以及它的内容，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现代性与世界意识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起始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世界文学”意识的萌发。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封闭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才“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他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很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作为20世纪的文学，有别于20世纪之前各民族文学的显著特征是民族的相互往来与依赖使其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学。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交流的历史进程，导致了现代意义的世界文学的诞生。世界性、开放性，已成为现代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特征。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就是“世界文学”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事实上，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尤其经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民族文学长期的分散、隔绝发展已成为历史，民族壁垒的墙壁逐渐倒塌，整个人类的文学正朝着世界文学整体化的方向挺进。尤其在世界文化交流频繁的国家，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作为人类总体进化的一个过程，现代化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现代化首先从西欧开始，随之通过殖民化弥散到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因此，不同国家现代化历程的起步时间以及启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其分为“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两大类型，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前者以英、美、法等国为典型个案。这些国家现代化早在16、17世纪就开始起步，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因素都源自本社会内部，是其自身历史的绵延。后者包括德国、俄国、日本以及当今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大多迟至19世纪才开始起步，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②显然，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因素。”在19、20世纪以前，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物质危机。“只有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③或者可以说，中国只有等它变成西方的对象时才开始进入现代时期，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现代性的真谛就是对于西方乃至世界的反应。西方的入侵与影响成为中国谈论“现代”的起点，西方的入侵与影响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静止”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④。因此，现代化也被称之为欧化或西化。

随着列强入侵而逐渐加剧的西方文化的撞击造成了中国作家世界意识的勃发。西方文学的传入，使古典文学失去了耸动视听的效应。谭嗣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所提倡的“诗界革命”已标志着世界意识的觉醒。“诗界革命”以及后来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已大不同于以前任何文学革命运动，而是挟裹着世界的风雷，向古国文明挑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之时，五四新文化先驱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世界化”的文化观念。陈独秀在《新青年》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六条思想原则之一即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六》中指出：“许多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胡适1915年夏秋在美国尝试白话诗运动之初就明确地宣言：“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也!”他把自己发动“文学革命”的意图与当时世界的“新潮”联系起来，这是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才能获得的新知。简言之，20世纪世界意识就是一种开放意识，即放眼全世界，以世界本体文化为本位来从事中国的文化与文学革新运动，把中国的文化与文学革新运动作为20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这一文化与文学革新意识的飞跃对于中国几千年自恃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冲击。

在世界意识的驱动下，中国20世纪文学逐渐走向了全面开放。从清末民初的初步开放到五四时期的全面开放，到30～40年代的有限开放，以至到50～70年代的基本封闭，再到80年代以后的全面开放，实际上走过了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其间长期的闭关自守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它却导致了以后更大幅度的开放和更深刻的变革。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作家惟有在对于他民族文学的借鉴之中，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到本民族文学的特性及其在世界文学总体中的地位，才可能实现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学的扬弃、继承和发展。正是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索中国文学革新的道路，开创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充满创造和变革的伟大时代。20世纪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崭新的社会；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崭新的文学。在20世纪里，中国文学真正冲破了几千年的古典模式，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真正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形成了与世界文学对流、互补与融合的格局。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确实走了一条与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欧近代文学迥然不同的道路，即在艰难曲折中探索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道路。

客观地讲，“现代性”本身就昭示着一个人类进化的链条上崭新的历史阶段的形成。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把西方的近代、现代的两个阶段性进程压缩合并，一起完成（并非如杨、宋二位先生所言，一定要经历一个像欧洲那样漫长的近代文学阶段，中国文学才可能进入现代阶段，否则就要补上历史这一课），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独特类型与历史走向，这也决定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本身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也就是说，尽管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的发展并不同步，其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它的现代性质。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世纪后期到五四时期，再几经历史风雨的洗礼，至80、90年代的大踏步进取，中国文学就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与转型，而且这种过渡与转型，又常常把世界文学的近代性与现代性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又不同于西方的近代文学，它在实质上是现代性的文学，或者说是近代、现代交叉复合型的文学。

二、现代性与先锋意识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先锋性主要不体现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追寻上，而是体现在中国作家为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一切现代世界先进的文学资源的合理吸取与综合运用上。中国20世纪作家将现代性追求视为文学的主题，而并不把现代主义视为最高表现形式，但也并非排斥西方的现代主义。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比西欧晚了几百年，一下要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它所缺乏的中间因素太多。为了追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只有把西欧几百年的历史采取横向“拿来”的办法，因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走完了西欧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西欧几百年的文学历史也就在中国文坛迅急地重演了一遍。西欧近现代文学的多种潮流，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象主义、现代主义等在古老的中国都有了传人。由于“拿来”的急迫，很多东西只是浮光掠影地一晃而过，并没有在中国文坛留下深深的痕迹，只有在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封闭时期以后，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吸纳与整合似乎显得更成熟一些了。由于中国是在被动挨打的局势下对外开放的，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放眼看世界的，是在社会与文化相当落后的状态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因而，中国20世纪作家的文学接受与创造担当了道义、思想、精神之责，他们对世界现代文学的看取是有选择性的，他们的创作不是仅仅代表自己或少数人，而是代表整个民族言说，述其生活、情感、思想、精神与灵魂。正因为这样，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的中国成长得十分艰难，中国的客观现实对它的冲击和抑制太大了，以至在中国文坛不能占据更多的空间。尽管如此，它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在20世纪中国一直潜滋暗长着并几度呈兴盛之势。在五四时期，它就播下了生长的种子，从鲁迅《野草》的象征主义、郭沫若《女神》的表现主义、胡适尝试诗的意象主义中亦可见一斑。20年代中后期，李金发开创了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然后由新月派、象征派汇聚而成的现代诗派在30年代以《现代》、《新诗》为大本营，形成了强大的阵营，加上新感觉派小说，现代主义在30年代酿成大潮，竞一时之盛，与现实主义形成对峙与竞争的格局。

正当现代主义发展方兴未艾之时，一场比鸦片战争更具威胁性的外民族侵略战争，改变了它的历史进程，即它再也不是在与现实主义的对峙中求得独立发展，而是努力向现实主义依归。于是，现代主义在40年代一度处于衰落与冷落的境地。虽然在抗战爆发、大敌当前的特殊时期，中国现代主义受到了抑制，但当抗战处于持续阶段，社会生活与情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势下，现代主义又再度兴盛起来。仅以诗歌为例，就有冯至、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创作的活跃，并且先后在40年代中期的西南联大和40年代后期的上海出现过两次具有连续性的现代主义诗潮，而且由此形成了令后人刮目相看的现代主义诗派——九叶诗人。这说明现代中国并非“缺乏现代主义生长发育的文化环境与现实土壤”，现代中国不是不需要、不接纳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中国的外部条件一度限制了它的发展，它的半途衰落，并不主要是中国文学内部发展规律使然，也不是现代主义自身的局限所致，而是外在社会局势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沉落是合目的的，但是不合规律的。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世界先锋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20世纪现代情绪的重要表现方式，对现代中国必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当再次打破思想禁锢的新时期到来之后，它必然再一次被中国作家所看取。这一阶段与以前所不同的是，大多数作家更多地表现出对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先锋艺术的独特青睐，使它们在短短十余年间于中国大地上重演了一遍，其多变性、多样性、丰富性，是以前所不可比拟的。任何在西方近两年出现过的现代观念、技巧和流派，在我们这里都出现过了，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摹仿、借鉴成为许多作家在文坛站住脚的途径，成为一种普遍的时髦，成为争夺文坛话语权的大好策略。这不仅说明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主观愿望异常强烈，而且说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潮流。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一翼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艰难曲折的生存处境中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它在表现技巧、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20世纪中国杰出的作家行列中，不少是现代主义作家或曾受过现代主义一定影响的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坛最优秀的作品中，现代主义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其实，现代主义在中国往往不是以赤裸裸的身份而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它发散性地渗透在许多非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中，在许多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吸纳了现代主义的养分。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茅盾、老舍、洪深、曹禺、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艾青、王蒙、张贤亮、韩少功、王朔、贾平凹、刘索拉、莫言等著名作家就是如此。这表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先锋艺术，在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中国作家的艺术创造。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或者说现代主义只作为一种文学潮流而存在，这不仅是中西20世纪文学在共时性的发展中同时又有着历时性的差异造成的，也是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学传统造成的。“当中国文学在现代性旗帜下与中国古典主义告别的时候，西方文学则是在告别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中获取自己的现代性的，它们的现代性是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区别的。但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在中国共同参与了中国文学家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变所做的努力，它们共同起到了促进中国文学由旧蜕新的现代化转变。”⑤难怪王富仁先生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统称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它不但包括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也包括受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影响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这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我的意思是不能将文学的现代性孤立视之，它是相对其背景而存在的，它的性质与意义取决于它在其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对于西方近代文学是现代性的，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是现代性的，它们相对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结构而存在。忽略文化背景与文化结构，孤立地抽象地谈论文学的现代性，为文学规划统一的价值与参照，其结果是对多种文明、语言文化、生活形态、精神方式的取消。

三、现代性与民族意识

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造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尊并进而铸就了忠诚于本民族的传统。进入近代以来，这一民族传统精神在外来侵略的刺激下日益勃发，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先导。现代民族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找到了民族进步、民族独立的新方向。中华民族要真正实现民族进步与独立，则首先要使自己强大起来。要强大则要向世界上先进国家学习，取长补短，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必然的；与此同时，要摆脱被侵略被瓜分的危险，则必须坚决以社会改革为手段，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实这两者的统一，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起点。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二者往往是不平衡的。当民族危机显得相当深重时，对西潮的引进则受到抑制，如近代和30、40年代。当民族危机有所缓解之际，对西潮的引进则大胆而自信，如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当然，50～70年代，由于受帝、修的挤压，我们的国际交往基本关闭，这一时期我们奉行的是民族主义，确切地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由此可知，民族主义思潮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强光点，也是摄取并折射那个时代雷电风云的一面聚光镜。正是这样，我们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往往被民族主义所裹挟。在强大的现代性挑战面前，民族主义的有效方式就是对原有的东西的发展和对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的改造与更新。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国文坛，多次掀起寻根的浪潮，寻根意识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对应外来思潮的一种手段，成为他们宣泄民族自卫情绪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一面是极端的西化（欧化）、艺术化，一面是民族化、大众化。对于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强调，有时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整个看来，中国文学在民族化的努力中，确实使文学适应了广大民众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和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趣味，并且重新发掘了民间文学的许多优秀遗产，纠正了文学发展中某些西化的弊端，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和技巧。当然，民族主义思潮与反传统的西化思潮的对峙，对于现代化来说，也会导致适当的平衡。在有效的保守与有效的激进的强力中，中国文学才能在“中西新旧”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例如中国现代主义是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发生发展的，但中国现代主义作家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纳中就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强力制约，尽管他们面对传统常常表现出鲜明的反叛姿态，但他们在创作中不能不受到传统文化情结和民族审美心理的牵制，所以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就有了相异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这其中，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施蛰存、穆时英、钱钟书、王蒙、莫言、残雪等作家是最好的例子。这也表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变不仅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作家以自己的方式综合并发展中外文学传统的结果，是受中国现当代文化环境制约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既外应世界潮流，又内承民族传统，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才可能真正实现，即只有注重世界性与民族性的高度统一，即在外来文学民族化、民族文学现代化的双向转化中才可能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

四、现代性与人性意识

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真正思想，是一切价值之源。但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也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地方，因为现代化本身是一场历史变迁，以工业化、都市化和理性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化世界日益暴露出诸多弊端，它造成了人的新的异化，对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造成了新的限制、销蚀乃至奴役。中国的现代化是由落后的农业文明逐渐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因而在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困难重重，难免出现大的曲折和反复。但是，现代化毕竟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条件，使其得以在一个新的高度全面自由地发展自身。一个发达的开放的现代工业社会，与一个文化教育落后的闭塞的农业社会，在给人类以发展自身潜能并获得自由方面，完全无法同日而语。“人的自由、解放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现代化社会是这一过程中水准较高的一个阶段，并且将向更高的阶段过渡。”（10）

五、现代性与创造意识
杨、宋二位先生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我们并未营造出真正成熟的现代文学形态。”这实际上是对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造精神的忽视。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造意识是相当强健的，其创造业绩是多方面的。像鲁迅、茅盾、郭沫若这种集多种创造于一身的作家，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也并不多见；像老舍、巴金、沈从文这样高质多产的大作家、像曹禺这样优秀的戏剧家、像戴望舒、艾青、穆旦这样出色的诗人，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也并不逊色；在某一方面有相当独特创造的作家更不在少数。正是这些众多作家的创造精神的焕发，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求新求异的现代性趋向。

20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比中国古代文学获得了更高的艺术自觉性。这种艺术的自觉性，主要是指作家挣脱了那“精神的动物世界”，挣脱了千百年来心理偏见的束缚，他们以强烈的新鲜感领悟生活，呈现出广泛的精神兴趣和深刻的精神追求，在他们那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11）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古代作家所无可比拟的心灵的宽广度和灵敏度，能够看到他们那丰富的艺术创造力。应该说，中国作家的艺术的自觉是由其创作的多方面构成的，但最重要的方面乃是其艺术创造的生动性与丰富性。崭新的外来影响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刺激与启发，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对事物取新颖的看法，对旧的文学取怀疑、攻击或重新估价的态度。打破了传统思想束缚的他们无拘无束地向多方面探寻，伴随着高度的兴奋、热情与活力。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从大的趋势上看是由同趋异，由单一变杂多，由一统成多元。传统文学即使没有完全倒塌，至少也部分疲软，因而必定极大地激发作家的创造热情。晚清“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已开始表现出独特的创造性。创造精神的高扬至五四时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尼采的自我创造价值论和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风靡文化界。郭沫若等人甚至将他们的文学社团称做“创造社”。“五四”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也是一个大胆探索、追求创新的时期。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时代潮流，对作家创造力的开发，潜力的解放以深刻的影响；喜新厌旧的时代心理给作家求新意识和独创精神以极大的刺激。他们不断地向规范挑战，以新、奇、怪的艺术实践向着统一模式的旧文学规范冲击，以各色各样的花来取代枯燥单一的花，用最不合常规的方式向着习以为常的方式挑战，用最具异端性质的怀疑来对待过去的一成不变的最神圣的东西。他们正是在这生动的造化中，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文学形式、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和异彩纷呈的艺术风格，使新文学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特别是鲁迅、郁达夫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显示了与古代文学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和意义，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形态与主导性的审美标准。即使在社会危机、民族危机提到了人们注意的高度，社会的改造和民族的拯救成为突出的中心课题的30、40年代，作家们的创造精神仍然强旺。他们以多种方式开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面性格。不但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路翎、艾芜、沙汀、戴望舒、艾青等作家对艺术作了多方探求，保持了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一批有作为的青年作家也不满足于单调的艺术方法和风格，对综合的追求越来越高（如七月诗派与九叶诗人）。在50、60年代，作家们的创造激情也并未消失。而到了思想解放的80年代，作家们又迸发出极其强旺的创造热情，优秀的作家都在艺术上有一种不受羁绊的自由创造的特质。一个开端（五四时期）和一个结尾（80～90年代），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自觉的高峰期。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确实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大大革新了中国文学的面貌。

当然，20世纪中国作家的艺术创造意识的勃发，也是相对作家自己的处境而言的。其实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作家一直都面临着理想与现实、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守成与创新的矛盾困惑，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咀嚼着置身于现实种种矛盾中的身不由己的心灵痛苦。如在中西文化选择上，一个明显的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易于摇摆，昨天对传统全盘否定，今天又饥不择食地向传统翻寻；明天把这个奉为圭臬，今天对那个顶礼膜拜，这种频繁的转向与更替，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还没有建立起本民族积极健康的心理结构。当一个民族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潮流还不知所需，无所适从，还没有建立起吐故纳新的心理结构时，那么该民族还不可能产生真正稳定的现代文化与文学，其潜在的创造力也就不可能更大程度地得到发挥。这种情况，在中国社会尚未真正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强大起来，居于世界前列之时，可能会继续存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我要谈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现代性质，并不是说它已经具有十足的成熟的完整的现代形态了。由于中国错综复杂的情势所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从其形态与内涵来看，还存在很多空白和缺陷，中西文学的时差所带来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还相当突出。但是，“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富于弹性与活力的状态，一种未完成的过程，一种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所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处在一种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之中，它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加快其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