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与中国现代小说
① 各种民俗学书籍求简单介绍
你好！正好手头有几本书是现成的，我就来回答你的问题吧。这些书都是民俗学、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有好几本都是考研、考博的参考书目，感兴趣的话，都建议你看看吧。
1、《金枝》是一部研究原始信仰和巫术活动的科学著作，书名由古罗马神话传说而来，该书中文版大概88万字，作者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将这些涉及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包括灵魂观念、自然崇拜、神的死而复生，尤其是巫术、禁忌等）的丰富资料，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从中抽绎出一套严整的体系来。
2、《古代社会》是概括人类起源到比较晚近时代文化发展的实际过程中的第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该书中文版大概118万字。作者一方面将人类社会从形成时起直到希腊和罗马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按编年体加以论述；一方面用概念和原理去解释这些事情。恩格斯根据《古代社会》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3、《民俗解析》本书系美国著名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阿兰.邓迪斯教授40余年来的著述精华，共收录不同时期的12篇文章，内容涉及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民间故事的母题和类型学研究以及对故事、童话、谚语、谄媚语、传说、游戏等民间文化形式的精神分析学阐释，能够准确反映当代国际学术界相关领域的新成果。该书中文版大概25万字。
4、《伏羲考》是闻一多先生最据代表性的神话研究著作，也是一篇对中华民族根本神话根本神话的研究杰作。此书融通了中外方法，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而成为中国神话学的经典名篇。而《端午考》等七篇，亦是闻一多先生神话学研究的代表作品，代表了上个世纪前期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成果。全书15万4千字。
5、《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历史朝代为编排顺序，通过出土和传世文物的图像，并结合有机连续的174篇文章，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沿革及其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反映了自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情况。书中在解释问题和提出问题方面均有独到见解。全书54万字。
6、《中国鸟信仰：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运用文献、考古与田野相结合的三重文化研究方法，阐述了中国人崇鸟信仰的渊源、现状以及鸟化宇宙观。该书内容详实、环环相扣，不仅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而且穿插了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资料，比如传说故事等，另外还配有多达373幅的精美图片，读起来让人兴趣盎然。
7、应该是《风物考》吧？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册展现中华风物的图书。它对古代社会迄今的人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习俗的许多方面都有涉及。包含的范围很广，涉及到中国古代的科技史、社会史、风俗史、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以及典章制度、社会进化等许多方面，既侧重于物质文明史，又沟通着与社会文化的横向联系。
8、平章起编著的《成年仪式的德育功能研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将成年仪式划分为原始社会的青春礼、封建社会的成人礼和现代社会的成年礼。与此相适应，按成年仪式的各种仪式标志不同又将其划分为身体标志、衣着佩饰和象征性标志等不同的类型，并提出原始青春礼是以身体标志为主的仪式性活动，宗法成人礼是以衣着佩饰标志为主的成年仪式，现代成年礼是以象征符号标志为主的成年仪式。本书还从结构、非结构和反结构的三维结构角度，研究了成年仪式的基本结构及其人格净化功能、地位逆转与平衡功能和文化认同功能。本书的基本框架就是从成年仪式的结构功能分析入手，分别研究了原始青春礼的宗教信仰功能；奴隶和封建社会成人礼及其宗法教育功能；现代社会的成年礼及其思想道德文化的认同功能。
9、《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这本书不是很了解。
10、《礼仪中的美术》选译了著名美术史家巫鸿教授自1985年以来发表的31篇论文。这些论文；围绕着”礼仪美术”这一基本概念讨论了中国上古和中古美术中的多项艺术传统和形式，包括史前至三代的陶、玉和青铜礼器，东周以降的墓葬艺术，佛教。道教美术的产生和初期发展等。这些论文大量使用考古和文献证据，以扩大美术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者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 的理论和方法论，探讨建筑、雕塑、画像和器物等各种视觉形象的组合以及与人类行为及思维的有机联系。其分析对象不再是孤立的物品和图像．而包括了对视觉环境的复原以及对艺术品的创作动因、社会环境，礼仪功能以及观者反应的考察。文章中的讨论往往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除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考察，还反思有关的学术史和研究方法。相当一批论文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美术的特殊物质性和视觉传统对重新思考中国美术史的叙事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11、董晓萍老师的《说话的文化》站在中国民俗文化变化的前沿，面对扑面而来的新时尚和新变化，与历史和现实对话，表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全书在处理文献与现实，国内与国外民俗文化的关系上尤有独到之处，它打破了“一国民俗学”的界限，使理论命题关照了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将说话文化的艺术表演、经济生活、社会基础、节日内涵借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地表达出来，引导人们走近民俗学，认识身边的生活及其含义。
有的内容来自网络，有的内容我是直接看手上书的扉页打上去的。回答起来比较辛苦，希望我的答案对你有帮助。
② 关于民俗学的书有哪些
这些书都是民俗学、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有好几本都是考研、考博的参考书目，感兴趣的话，都建议你看看吧。
1、《金枝》是一部研究原始信仰和巫术活动的科学著作，书名由古罗马神话传说而来，该书中文版大概88万字，作者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将这些涉及世界各民族的原始信仰（包括灵魂观念、自然崇拜、神的死而复生，尤其是巫术、禁忌等）的丰富资料，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从中抽绎出一套严整的体系来。
2、《古代社会》是概括人类起源到比较晚近时代文化发展的实际过程中的第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该书中文版大概118万字。作者一方面将人类社会从形成时起直到希腊和罗马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按编年体加以论述；一方面用概念和原理去解释这些事情。恩格斯根据《古代社会》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3、《民俗解析》本书系美国著名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阿兰.邓迪斯教授40余年来的著述精华，共收录不同时期的12篇文章，内容涉及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民间故事的母题和类型学研究以及对故事、童话、谚语、谄媚语、传说、游戏等民间文化形式的精神分析学阐释，能够准确反映当代国际学术界相关领域的新成果。该书中文版大概25万字。
4、《伏羲考》是闻一多先生最据代表性的神话研究著作，也是一篇对中华民族根本神话根本神话的研究杰作。此书融通了中外方法，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而成为中国神话学的经典名篇。而《端午考》等七篇，亦是闻一多先生神话学研究的代表作品，代表了上个世纪前期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成果。全书15万4千字。
5、《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历史朝代为编排顺序，通过出土和传世文物的图像，并结合有机连续的174篇文章，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沿革及其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反映了自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情况。书中在解释问题和提出问题方面均有独到见解。全书54万字。
6、《中国鸟信仰：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运用文献、考古与田野相结合的三重文化研究方法，阐述了中国人崇鸟信仰的渊源、现状以及鸟化宇宙观。该书内容详实、环环相扣，不仅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而且穿插了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资料，比如传说故事等，另外还配有多达373幅的精美图片，读起来让人兴趣盎然。
7、应该是《风物考》吧？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册展现中华风物的图书。它对古代社会迄今的人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习俗的许多方面都有涉及。包含的范围很广，涉及到中国古代的科技史、社会史、风俗史、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以及典章制度、社会进化等许多方面，既侧重于物质文明史，又沟通着与社会文化的横向联系。
8、平章起编著的《成年仪式的德育功能研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将成年仪式划分为原始社会的青春礼、封建社会的成人礼和现代社会的成年礼。与此相适应，按成年仪式的各种仪式标志不同又将其划分为身体标志、衣着佩饰和象征性标志等不同的类型，并提出原始青春礼是以身体标志为主的仪式性活动，宗法成人礼是以衣着佩饰标志为主的成年仪式，现代成年礼是以象征符号标志为主的成年仪式。本书还从结构、非结构和反结构的三维结构角度，研究了成年仪式的基本结构及其人格净化功能、地位逆转与平衡功能和文化认同功能。本书的基本框架就是从成年仪式的结构功能分析入手，分别研究了原始青春礼的宗教信仰功能；奴隶和封建社会成人礼及其宗法教育功能；现代社会的成年礼及其思想道德文化的认同功能。
9、《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这本书不是很了解。
10、《礼仪中的美术》选译了著名美术史家巫鸿教授自1985年以来发表的31篇论文。这些论文；围绕着”礼仪美术”这一基本概念讨论了中国上古和中古美术中的多项艺术传统和形式，包括史前至三代的陶、玉和青铜礼器，东周以降的墓葬艺术，佛教。道教美术的产生和初期发展等。这些论文大量使用考古和文献证据，以扩大美术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者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 的理论和方法论，探讨建筑、雕塑、画像和器物等各种视觉形象的组合以及与人类行为及思维的有机联系。其分析对象不再是孤立的物品和图像．而包括了对视觉环境的复原以及对艺术品的创作动因、社会环境，礼仪功能以及观者反应的考察。文章中的讨论往往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除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考察，还反思有关的学术史和研究方法。相当一批论文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美术的特殊物质性和视觉传统对重新思考中国美术史的叙事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11、董晓萍老师的《说话的文化》站在中国民俗文化变化的前沿，面对扑面而来的新时尚和新变化，与历史和现实对话，表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全书在处理文献与现实，国内与国外民俗文化的关系上尤有独到之处，它打破了“一国民俗学”的界限，使理论命题关照了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将说话文化的艺术表演、经济生活、社会基础、节日内涵借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地表达出来，引导人们走近民俗学，认识身边的生活及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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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学过民俗学的同学请进哦~~
我致力于民俗学的工作，时间是那么长，在这方面，当然要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因为我现在还在从事这项工作，在日常的独自思考中，或在与同行、学生的谈话中，总不免引起对过去工作得失的反思，或对于后辈值得注意的体会的种种念头。然而，它们平时大都只涌现于自己的心头或口上；偶尔形诸文字也大概是断片的。现在，我想，有必要提出其中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点，给予论述，或可作为一个老年学者赠与青年人们的一点精神礼品。
先谈反思。
一、 从文学切入
我国早期致力民俗学的学者，它们原来所从事的专业，基本上是各各不同的。有的是搞文学的，有的是搞史学的，有的是搞语言文字学的，有的是搞社会学的。自然，也有人一开始就搞民俗学，但那只是众多学者中的极少数而已。这种情形，也许是一种新学术（特别是从外国引进来的）出现的初期，在还没有形成较多的专家的情况下所难免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客观事实。我自己原来是志在文学的。最初，在私塾里上过几年旧学。辛亥革命后，我上了半旧半新的所谓“学校”，在那里开始了对旧文学的学习，甚至于也学做起平平仄仄的旧体诗来了。但是，过了几年，新文化运动起来了，我又转向了新文学，耽读新出版的新杂志、新诗歌、新小说，也兼读翻译的文艺作品著作。光是阅读，还不过瘾，自己也学习协作新诗和散文，兼及文评。但是，事情并不那么单纯。当我正在热衷着新文学的时候，我又爱上了野生的文艺，并同样是那么痴情。在1930年以后，我的活动，尽管逐渐向民俗学方面倾斜，但平心而论，我始终没有抛弃我的“老朋友”（文学），不管在杭州时期，在东京时期，还是后来在坪石或香港时期。民俗学与文学（特别是诗歌），在我虽然有偏重偏轻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只务其一，不问其他的情形。这就使我的民俗学活动，或多或少的受到文学的熏染。这种熏染的结果，自然有积极的一面，如它使在广泛的民俗事象的研究上，开辟了自己较专门的一部分园地（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并对它进行着深耕细作地操作。这种局部地、比较渗入地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我对一般民间文化的理解和感悟。但是，不可否认的，它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限制了我对民俗事象的其他方面（物质生活方面、社会组织方面等）的更为深入的理解。这种限制（或者说畸形），使我作为一门学科的领导者，分明是有它的缺点的。一种学科，特别是那些内容比较广阔的学科，作为它的一个研究者，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他处的不只是一个专门家的位置，而是肩负有引导整个学科前进之责的学者，则武艺越多，就越有利于事业的计划和策进。因此，我对于自己学术上的这方面局限，是耿耿于怀的。
二、 学斋学者
现代学者，从他们取得资料的工作过程和形成观点的治学方式看，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书斋学者，另一类是田野作业学者。前者，他的取材和观察的范围，大致限于古代文献或同时代人的著述；后者，则主要依靠到一定的时空场所去收集、采录和进行直接观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来从事写作。这当然是大体上的分类，实际的情形可能是有交叉的。又由于学科性质的不同，这两方面的情况的侧重也会有所差异。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谨慎一点说，是带有浓厚的历史意味的现代学。这种学科，跟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近，它的基本资料和观点的形成，是需要由当前事实现象提供的。因此，田野作业是它的比较重要的路径（除了民俗史或民俗学史等史学著作以外），这正是现代国际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和遵循的。但是，学问的进行或结果如何，也并不是千人一律的。向弗雷泽这样伟大的先驱，就是一个书斋学者（有人把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也列入这类学者中）。我国初期的一些民俗学者，也很少是亲自到社会群体中去有计划地做过田野作业的（顾颉刚先生虽然到妙峰山搞过调查，后来又曾赴西北考察，也不过情形稍微好些而已）。但就一般的情况是，民俗学这门学问，是跟田野作业不能分开的。
我开始进行民俗学工作时，曾利用居住本乡本土的方便，从家族、邻里、学校等群体的成员的口中，收集过歌谣、民间故事等资料。稍后还公开印行国这种实地调查的资料集子、《客音情歌集》和《民间趣事》等。但当时我的专业只是很有限，也缺乏应有的技术训练，这只能说是很初步的、自发的田野作业，或者叫“亚田野作业”。以后，我虽然制作了调查表向学生征稿，或草拟过故事类型，向社会广泛征稿，但是，这已经是一种间接的资料收集方式了。此后，虽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所用资料的来源和观察的凭借，大多是取自近人的调查记录或历史民俗文献，这样写成的文章，虽然不能一笔抹杀，但从现代民俗学的方法论看，所走的路去不能说是阳关大道。我现在年龄已经高迈，不能随意到各种群体中去考察人们的行为、心态，亲自体委他们的生活意蕴，只有把这种希望寄托于眼前年富力强的研究生们了，这是我这个书斋老学者对后辈的一种恳切期望。
三、 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
以前，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我年轻时在踏上民俗学园地不久，所接触到的这门学科的理论，就是英国的人类学派，入安德留.朗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不仅一般的接触而已，所受影响也是比较深的。
从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中期，我陆续写作了好些关于民间文学及民俗事象的随笔、论文。在那里，往往或明或暗地呈现着人类学派理论的影响。例如，1932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的第10节，对于变形、禁忌、动物或神仙的帮助、仙境的淹留、季子的胜利、仙女的人间居留等故事清洁要素的指出和论证等，就是离子。此外，从那稍后所作的《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意义》、《中国民谣机能试论》等文章里，也多少可以看出那种理论影响的存在。
从我国早期的民俗学理论思想史来看，可以知道，那些在学坛上露脸的学者们，如周作人、江绍原、茅盾、赵景深和黄石等大都是这一理论的信奉者、传播者，乃至于实践者。我不过是这大潮流中的一朵浪花罢了。
人类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现代师姐中文化比较落后的民俗的社会制度、风习和心理（特别是信仰心理）等，去解释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所谓“文明民族”）的某些风俗或口头文学作品（故事、歌谣等）。换一句话说，就是从文明社会里寻找原始文化的遗留。这种理论的产生，自然是有一定的事实做根据的。它不是那种逞思辨的学说。在师姐学坛上，它也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本身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种学说只解释了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比较局部的、停滞的现象，而它（人类文化进程）的其他方面（甚至于更重要的、积极的方面的现象）却被忽视了。人类学派的理论本来是进化论的派生物，但可惜不能找出人类文化进程的根本法则。
我在三十年代中期，多少已经察觉到这种理论的局限性。但是，由于受影响程度较深，摆脱的痕迹并不明显。后来在东京时期，自己大量阅读了有关原始文化社会史的著作（有考古学的、民族学的、文化史的等），这就使我的学术兴趣和只是积累，逐渐偏向了远古文化领域。正因为这种缘故，从那时起，我对于活着的民间文学与古老的原始文学（扩大一点说，对现代民俗文化中远古的原始文化）的界限的认识，始终不免有些模糊。记得解放初期，我偶然披读了英国某现代艺术学者的而已关于人类艺术的通论著作，在那书的第二部分里，开始一介的标题是“原始艺术”，过了几节，有又“农民艺术”的标题。我当时没有加深思索，只仿佛觉得这种区分是不要的。这点颇能说明我当时对两者的界限的认识，很不清楚。其实，民间文学艺术与原始文学艺术，两者虽然有相似，仍至于有相同的方面或部分，但是，它们到底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的产物。两者基本上是能够分开，也是应该分开的。我过去对它们在概念上未能自觉加以区分，虽然多少有些客观想象在起作用，但重要问题，还在自己的认识能力上。
“四人帮”倒台后，学界加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家对以往的学术精力进行了反省。在这种情况中，我经过认真地反思，弄清了自己过去一些没有弄清的思想。这里所说的混淆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疆界的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例。
对这个问题反思的结果，我觉得有两点经验教训是值得注意的：（1）对学术问题，一定要从对象的实际出发，尽力摆脱过去的成见；（2）对某些事务的认识，要注意到他们的两面，即相同的方面与不同的方面――特别是后者；因为它往往是具有质的规定意义的。
四、 学习苏联理论
我接触马克思注意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因为我年轻时，适逢本世纪初的所谓“大革命时代”，我又恰巧居住在当时为“革命熔炉”的广州。我怀着热血男儿的激情，诵读了一批马列著作，还对《向导》和《人民周刊》等进步期刊爱不释手，又亲眼目睹了当地如火如荼的工人、农民运动。因此，我的社会观，乃至于部分人生观，急剧地改变了。但我的学术观点彻底向马克思注意靠拢，时间上却要迟些。这是我的社会观、世界观与学术观还不能和谐一致的地方。是伟大的民族抗日斗争改变了民族的命运，也解决了我的人生观和学术思想的茅盾！我感谢闲事女神对我的治学境界和情感的开拓、陶冶，也感谢那些活动在我身边的革命同志用他们的行为和思想震动了我，启导了我！我的学艺活动就此跟整个民族的步调、呼吸融洽了。它从此牢固地奠定了我一般学术的知道思想和工作态度。
1949年5月，正当天朗气和的师姐，我来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北京，马上兴奋地投入到革命的文教工作阵营。学习马列注意理论，是当时每个共鸣的任务，特别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的任务。我当然积极地参与了。前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比我国早，在运用马列主义方面是我们的“老大哥”，在民间文艺理论上也是如此。我不满足于当时学界这方面的介绍成果，就组织同志，加强译述工作。又在我所知道的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中，请人专门讲授苏联民间文学理论。我自己当然全心学习这种新理论，并在教学和著作中加以应用，当时所写的文章，像《民间故事中的阶级斗争》、《歌谣中的反美帝衣饰》等，从题目上看，就可想见它们的政治化、前苏联理论化了。优势自己也感到写作的不是文艺理论，二十政治思想评论。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分为中，自己的心灵中的一点反省的光芒是很微弱的，它像一些水藻，被淹没在汹涌的浪涛中。我在1976年10月以前所写的文章，多少保存着这个时代思想的烙印。
天佑中国，“四人帮”被摧垮了。学界的思想随之解放了，并提倡贯彻“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衡量原则。近十多年来，我跟学界一些同志一样，对过去走过的道路，不断做过反省。现在，我认为，马克思注意的一些主要理论，如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等，是补课动摇的真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多年来，整个人类社会都迅速发展变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不断开拓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也需要丰富和发展。这是人类学术进步的公理，也是申明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具有的精神和实质。它也是今天我们学界一般共有的认识。至于十七年间我们奉为胜景贤传的苏联理论，像我在上面说过的，当时起过一定的启蒙、涤荡作用，这不能一笔勾销。但是，它那种唯我独尊的精神和态度，以及我们自己在学习上缺少灵活的、比较的态度，也应该反省。况且，无论申明时候，那样对待外来的理论学术的态度，都是对学术进行发展不利的。今天我们回顾过去，既应该理解，也需要情形。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像政治上和经济上那样，我们在学术上，应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的学术，固然可以，乃至于必须互相借鉴，互相汲取营养，但也应该坚持民族的自主的态度，不能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
以上四点，是我近来常常在脑海里盘旋的反省。下面，谈谈一些个人在学术上比较深切的体会：
一、深入对象之中
无论从事哪一种学术，首先都要有一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文学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研究史学的，主要对象是历史事象；研究语言学的主要对象是语言现象；我们研究民俗学，那主要的对象，不必说，就是各种民俗事象，这是一种规律，也是一种常识。
我们研究民俗的目的是要对民俗事象（整个的、或部分的）在性质、范围、结构、公用和历史等方面给以科学阐明。要大道这种目的，不熟悉对象本身有又申明妙法呢？但是，有些性或懵懂的学者，却主张之读有关那对象的理论著作，并加以运用就行了。这样的结果，就不免要陷入从理论到理论的误区。它也许是一种捷径吧，可惜，它只能使你远离所要达到的学术目标。
理论是什么呢？理论是学者从对一定对象的观察和思考中抽象出来的研究成果。这种成果是深浅、正误，要取决于学者应具备的种种相关条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和熟知程度。作为一个民俗学研究者，淡然要阅读有关的理论。在开始研究时，它是一种引导；再往后，它是一种借鉴、参考和强化分析论证力量的助力。然而，如果我们自己始终不深入到所研究的学术对象之中去（前人有“寝馈其中”的话，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就不但不能自己得出有创造性的理论；甚至对别人的理论，也是缺乏一般评估和判断的真正能力。因为，他知识个头手缺乏资本和货色的买空卖空的商贩而已。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人这句名言，对于我们所说的学术研究取得成果的方法，是很适用的。希望选择了民俗学研究而愿意走正路的青年同志牢牢地记住它！
二、必备的知识结构
无论研究哪一种学问，除了学科本身的知识以外，还大都必须具备相关的基础学科知识和辅助学科知识。这种知识的聚合体，就是我在这里要说的“知识结构”。各种学科自身的性质不同，它所要求的知识种类也不同，数量多少也会有所差别。民俗学这门学科，到了现在，它包含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到各种意识形态），因此，它所要求的基础知识和辅助学科知识也是相当广阔的。一般地说来，入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社会文化史、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工艺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应该知道的。当然由于个人研究的课题不同，所具备的相关知识也应当有所侧重，但总之，这些学科群的知识，对于考察、探索民俗事象，多少是需要的，因而也大都是必须具备的。
由于民俗学在我国学界还是比较年轻的学科，一些研究者，缺乏完备的、必须的相应知识，之凭借一些普通常识或文学理论知识就去进行考察，并加以评论，因此，往往不免说“外行话”了。例如，大钟寺的传说，本来是人牲型的故事。匠人的女儿投身烈火中，是古代人以人为牺牲献神的信仰和行为的故事化的结果。这是宗教学上的一种常识，但是有的同志由于缺乏这种知识，就用常识性的猜想去理解了――把她去跟革命的女烈士刘胡兰的英勇的、自觉的献身行为比拟，这就不可能真正地解答什么问题了。这类的例子是颇常见的。原因就在于学者缺乏应具备的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民俗研究者，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不管其他条件怎样具备，也是很难探得真理的骊珠的。
充实必备的学科研究相关的知识结构，是年轻的民俗学者应该大力追求的方向。
三、要勤奋，不要浮躁
无论自然现象、人文现象或心理现象，它的生长、成熟，大都要遵循一定的过程。果子不成熟，味道就不能香甜；蚕子不经三眠，也就不能作茧。小学生不可能具备大学生的知识。个别的情形虽有出入，但一般的情况总是有规律的。“欲速则不达”、“强扭的瓜不甜”，“水到渠成”，这些传世道德话语，说明了我们的先人在称奇的生活经验中，体委到了这是不能违拗的真理。
民俗学是一种学问。它的产生、成长，自然有一定的程序。从事这种学问的人，在血液的成长上也要经历一定的解体。勤奋是必要的，没有它，我们就无从前进。但它只能加速进程，却不能由此跃过应该遵循的程序，想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
我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已经七十多年了。虽然所经历的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进步，但一下子达到豁然贯通境地的不是“弹指楼台”。我现在所悟到的一些道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常对同志们说，我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意见，是多年来学习、经验的结果。如果我在六七十时去世了，它们是不可能出现的。
现在有些青年同志，聪明力学，折合将成大器的可贵基础。但是，它们在态度上有些急躁，希望一夜之间学问就成熟了。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不是正常的态度。它忽视了学术成长的必须历程，只能是一种空想，一种虚幻之花。我要以过来人的身份，诚恳地告诫它们：只有服从规律，才能获得成功！
④ 想知道一些关于中国民俗的民俗学著作
1、民俗学原理——对民俗事象发生、发展、演变及性质、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包括对综合与单项问题的研究。代表性著述如（乌丙安：《民俗学原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22年。[3]）
2、民俗史——对民俗事象的历史进行探究与描述。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代表性著述如（钟敬文总主编：《中国民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4]）
3、民俗志——一种对一定范围（如某一民族、某一地区）民俗事象进行科学记述、描写、呈现的研究方法。代表性著述如（田传江：《红山峪村民俗志》，沈阳：辽宁文化艺术音象出版社，1999年。[5]）
4、民俗学史——关于民俗问题的思想史、理论史，也包括研究史。代表性著述如（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6]）
5、民俗学方法论——关于民俗事象整体整体的观察研究和和具体的调查整理的技术与方法两方面的理论。代表性著述如（[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安德明、杨利慧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
6、资料学——关于民俗事象资料的获取、整理、保存和运用等活动的探索与讨论。代表性著述如（中国民间文艺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ISBN中心。）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史》刘锡诚著，《西方民俗学史》孟慧英著，《中国民俗学史》王文宝著。
⑤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大概讲什么
首先对民俗这个概念进行了自我认定，然后根据其内涵外延分门别类地介绍描绘各类民俗。
⑥ 急急急！！！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作品该从哪几个方面在线等。。。。
民俗学（folklore）是一门针对信仰、风俗、口传文学、传统文化及思考模式进行研究，来阐明这些民俗现象在时空中流变意义的学科。民俗学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生活现象息息相关。尽管人们不一定能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对整个社会具有多大的意义，他们在日常交流中所展现的一切，对文化的传播和保存起了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但是，有关人类活动的一切细节，都可以作为民俗学者的研究对象。而且其中还包含和传达着重要的文化信息
概要
民俗学一词最早见于英国，它源自英语的Folklore。它的原本含意是“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The Lore of Folk〕，作为科学名称可直译成“关于民众知识的科学”。 民俗是常民生活形态的真实反映，举凡生活中食、衣、住、行、育、乐的内涵与形式，以及其间思想、行为、仪节、活动的记录与形成，都是民俗学探讨的主题，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与风俗，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提升与满足，更是民族生存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因此，对于民俗学的认知与阐述，是当今国际学术研究极为重视的课题，也是日后研究者刻不容缓的责任与方向。
编辑本段民俗学纵览
民俗学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1846年创于英国。 英国在产业革命之后， 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它的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与过去以农牧业为主的封建社会的形态，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现象引起不少学者产生一种从科学上给予解释的要求。最初提出“民俗学”一词并倡议研究这门学问的是英国稽古学者W.J.汤姆斯。这个概念的早期含义是指民众的知识或学问。 它的内容包括传统的风俗习惯、 信仰、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由于民俗现象的普遍存在，以及由于近代许多民族、国家要求民族自我认识、争取民族独立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殖民地的需要，促使这门学科得到广泛深入的发展，遂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引人注目的学问。
民俗学研究范围
民俗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随着时间的发展也越来越广泛，今天在有些国家已经扩展到全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从社会基础（经济活动）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到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大都附有一定的风俗行为和有关的心理活动，尽管它们之间有程度上和份量上的不同。如过去各种劳动的组织、操作的表现形式、技术特点和所附着的信仰，以及过去社会中的宗教庙会，村落和宗族的各种习惯、规例等，都是民俗现象。至于各地的年节风俗，如中国传统的新年、元宵节、中元节、中秋节、冬至、除夕等岁时活动，人们一生中所奉行的诞辰、 成年式、结婚、 丧葬等仪礼，以及各种民间赛会、文学艺术活动，从来就被列在风俗、习尚之中。
民俗现象的特点
社会民俗现象虽然千差万别，种类繁多，但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大体具有以下共同特点：①它们是社会的、集体的现象，不是个人有意或无意的创作。即使有的原来是个人或少数人创立或发起的，但也必须经过集体长时间的仿效和反复履行，才能成为风俗。②与集体性密切相关。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个性的，而是类型的或模式的。③它们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扩布的。即使是少数新生的民俗，也要具有这种特点。这些特点与一般文化史上个人的、特定的、一时（或短时）的文化产物和现象显著不同。
民俗现象作用
民俗现象是适应一定的社会生活，首先是物质的生活和相应的心理需要而产生、传播、继承的。同样它也要为产生它的母体报效尽力，发挥相应的作用。各种民俗现象的性质、结构不一样，其社会功能也不一样。同一个民俗现象，由于所处的社会形态及历史阶段不同，其功能也会起一定的变化。但概括说来，民俗现象的功能，主要在于规范和促进人们的社会生活，使之巩固、发展或得到调整。即使已经失去了原来意义的风俗，往往也要以某种变性的作用服务于一定社会的人们的生活。如放风筝，最早是一种具有巫术性质的活动，现已变化为基本上属于文化娱乐性质的活动。完全没有作用的习俗，是比较少的。
编辑本段民俗学与民族学的关系
民俗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很密切，两者都以民族文化为研究主体，在理论上互相辅助、互相促进。但它们在许多方面有差异，例如民族学者重视民族的起源、发展及其迁移、混合、分化等问题的研究，民俗学者一般不注意这些；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一般限于本国或本民族，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多民族的、跨国界的。
编辑本段民俗学起源
民俗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格林兄弟。但是，民俗学（folklore）一词却是1846年才由汤姆斯（W.J.Thomas）首先提出。在此之前，民俗学在德国被称为人民学（volkskunde），在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被称为大众古俗（popular antiquities）或俗文学（popular literature）。1846年，在写信《雅典娜神庙》杂志的信中，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提出用folklore一词来概括此一新兴的学科。从此以后，民俗学风靡欧洲。
编辑本段中国历史上的民俗学
中国历代学者积累了不少民俗资料， 提出了某些见解。大约成书于先秦至西汉的《山海经》，记载了丰富的神话、宗教、民族、民间医药等古民俗珍贵资料。东汉时期产生了专门讨论风俗的著作，如应劭的《风俗通义》。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专门记述地方风俗的著作，如晋代周处的《风土记》，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等。隋唐以来，全部或部分记录风俗习惯及民间文艺的书籍更多。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俗学著作，却产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 “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首次揭示研究歌谣的目的是文艺的与民俗学的。1928年初，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期刊和丛书，并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影响颇大。30年代初,杭州又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继承并发展了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这方面的学术工作。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者和著作，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江绍原的《发须爪》，黄现璠的《吸烟风俗传播考》、《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以及黄石、闻一多等关于神话、传说的研究论文。在抗日战争期间，西北的民主政权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毛泽东提倡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并指出民间固有文化的优点和对它学习的重要，因而在西北并扩及到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搜集和运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潮，给“五四”以来这方面的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科学起点。 新中国的民俗学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成立了“民间文艺研究会”(1950)，进行采集、研究和组织队伍等工作，出版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刊物和许多歌谣集、故事集。50年代后期，配合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俗学活动得到了新的、比较全面的发展。民间文艺的收集、研究工作进一步展开。中国民俗学会于1983年5月在北京成立,一些地方也相继建立起民俗学团体。有些地区的博物馆建立了民俗学部或开办了民俗学资料展览会。中国民俗学事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编辑本段民俗学发展沿革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程和民俗学的发展，国际学术普遍趋向广义民俗学的研究。它既研究人类的生活与文化，也研究精神和物质的事物；同时，甚至将研究对象伸延至野蛮民族的的生活与文化。这样，民俗学已摆脱以前的狭隘与执着，成为跟其他社会科学并驾齐驱的独立概念科学。
研究方法
民俗学的研究方法跟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有许多相近之处。比如，民俗学中广泛使用比较研究法----两个民族之间的相类之处，是引起研究的重要因素。又如十九世纪(18xx)自然神话学派对各种神话、 甚至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地方的事象比较等。 上世纪(19xx)，“结构主义”的理论及方法崛起，1958年法国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 trauss)的《结构人类学》及《亲族的结构》等著作，就是用结构方法去探究民俗的事象，如口头承传。这种方法十分重视研究对象自己揭示事象的规律。现今国际间已日益以结构方法为新潮流。 随着科学不断的发展，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该趋向灵活，连民俗学也不例外。
研究对象
口头民俗学（口传文学） 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谚语、谜语、绕口令、民间歌谣、史诗 风俗民俗学（仪式庆典） 家族制度，社会制度，婚丧祭祀、迷信、游戏、民间舞蹈、民族音乐 宗教民俗学（信仰寄托） 民间宗教、佛教、道教、灵魂转世、妖怪、占卜、巫术、民俗疗法 物质民俗学（常民生活） 民间美术、民间饮食、民俗服饰、民间建筑 1914年英国的班妮、德国的鲍斯特、法国的莫斯均主张不仅研究文明民族，而且也该以文化较低的或野蛮的民族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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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书籍介绍
中国民俗书籍
一、秦汉风俗学史概况
司马迁：《史记》。
首部文献风俗专著，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原书30卷，现存10卷。
王充：《论衡》。
西汉汜胜之：《汜胜之书》。
东汉崔寔撰：《四民月令》。
《西京杂记》，无撰者名。
二、隋唐风俗学史概况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撰。
《朝野佥载》，唐张鷟的随笔。
《大唐新语》，唐刘肃著。
《教坊记》，唐崔令钦撰，是一部记载盛唐伎艺，兼及音乐、舞蹈、戏剧的专门著作。
《茶经》，唐陆羽著。
《开元天宝遗事》、《杜阳杂编》、《独异志》、《宣室志》、《岭南异录》、《北户录》等对唐代社会风俗文化均有所记载。
魏晋南北朝风俗学史概况
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
周处：《风土记》。
颜推之：《颜氏家训》。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晋人干宝：《搜神记》。
贾思勰：《齐民要术》。
晋陈寿撰：《三国志》。
三、五代宋元风俗学史概况
1．文人笔记
《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著。
《梦梁录》，南宋吴自牧撰。
《武林旧事》，南宋周密撰。
《齐东野语》，南宋周密撰。
2． 考索性风俗研究著作
《岁时广记》，南宋陈元靓编。
《云麓漫钞》，南宋赵彦卫著。
《容斋随笔》，南宋洪迈著。
3． 小说、史书、地方志对风俗有所采用
《太平广记》、《太广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四明图经》、《临安志》。
四、明代风俗学史概况
1． 郡邑的方志
《天下郡县志书》（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诏修）
《寰宇通志》（陈循等主修，景泰七年[1456]）
《 大明一统志》（李贤等主修，天顺五年[1461年]）
2． 布政使司的“通志”
3． 文人笔记
沈榜：《宛署杂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初刻，全书20卷。记载明代北京宛平属区各方面的情况，经济、政治制度、风俗掌故。
刘侗：《帝京景物略》，该书对风俗，以岁时为主，且较为详细，并有所考索。
张岱：《陶庵梦忆》，对明代江南地区的风俗民情有所记载，为研究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阶层生活风俗的重要资料。
陆容：《菽园杂记》，以明代朝野掌故为主，同时记载手工业与社会风俗。
姚旅：《露书》。
史玄：《旧京遗事》。
文震亨：《长物志》。
杨慎：《丹铅总录》。
蒋一葵：《长安客话》。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屈大均：《广东新语》。
4． 考索性风俗研究书籍
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20卷及《续编》12卷。
王圻编次《三才图会》106卷。形象直观的习俗活动画面，具有较高的风俗史学价值。
五、清代前期风俗学史概况
1．在清初就有以记录和研究北京历代风俗的著作问世。
朱彝尊等编撰的《日下旧闻》。
于敏中等编撰的《日下旧闻考》。
翟灏的《通俗编》
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
2．地方风俗的书籍：
李光庭的《乡言解颐》5卷。
李调元的《粤东笔记》。
顾禄的《清嘉录》。
李斗的《扬州画舫录》。
3．各地方志对风俗的采录。
六、清代后期风俗学史概况
黄遵宪（1848—1905）所撰的《日本国志》。
第一部风俗史的出现，张采亮著《中国风俗史》（宣统二年九月既望萍乡张采亮识于皖江之寄傲轩），对风俗形成、特征、采集方法做了介绍。
方志载俗的勃兴。
近人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全书92类，1．3万余条，300万字。趣而可贵，是研究清代后期社会风俗文化的重要文献。
七、民国时期风俗学史概况
1． 民俗学运动的风俗研究
1918年初，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揭开了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序幕。1921年上海商务印务馆出版的《妇女杂志》月刊自第七卷1月号起开辟了“民间文学”和“风俗调查”两个专栏。
《歌谣周刊》发表了大量的风俗研究文章，如温寿链的《福建龙岩县的风俗调查》、顾颉刚的《两个出殡的孝子账》、郑孝观的《江南风俗一零》等。同时，《歌谣周刊》开辟了具有民俗意义的专号，对婚俗、丧俗、岁时节日、信仰等进行研究。
继歌谣研究会之后，北京大学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调查会制定通过的“风俗调查表”，是我国第一份比较正规和全面的风俗调查提纲。这个调查表，将风俗范围分割为环境、思想和习惯三大块，共54个方面，概括较全，反映了当时风俗调查会和歌谣研究会一些学者对风俗的理解和认识水平。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顾颉刚、孙伏园、容庚、容肇祖、白涤洲等进行了一次妙峰山庙会调查。《京报副刊》于1925年5月至8月间出了6个“妙峰山进香专号”，发表了18篇文章，这一经典性的专项调查成果，为以后民俗学者“田野作业”起到了示范作用。
风俗调查会还编辑了《妙峰山》、《东岳庙》、《北京市招》等3种风俗书籍。
1926年到1927年间，北大一些教授纷纷南下，不少学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重新将《歌谣周刊》的旗帜耸立起来。
1927年11月，中山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正式以“民俗学”命名的组织——广东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了《民俗》周刊。《民俗》周刊共出123期。其中“槟榔专号”、“清明专号”、“中秋节专号”、“旧历年专号”、“神的专号”（4次）、“妙香山进香专号”、“疍户专号”等，均以风俗为研究对象。
何思敬《民俗学的问题》、杨成志《民俗学问题格》、钟敬文《数年来民俗学工作的小结账》、陈锡襄《风俗学试探》等都是对风俗研究极有价值的重要文章，基本上代表了20年代末30年初发民俗研最高水平。
《民俗》周刊停刊三年后，1936年9月复刊为《民俗》季刊，共出8期。其中重要文章有王兴瑞和岑家梧的《琼崖岛民俗志》、刘伟民的《东莞婚俗的叙述与研究》、江应梁的《昆明民俗志导论》、郑师许的《方志在民俗学上之地位》等。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还出版了民俗学丛书37种，其中有关风俗研究的有顾颉刚、刘万章的《苏粤的婚丧》、周振鹤的《苏州风俗》、顾颉刚的《妙峰山》、奉宽的《妙峰山琐记》、魏应麒的《福建三神考》等。
1930年前后，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等在杭州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辑出版《民俗周刊》以及《民俗学集镌》两辑，发表了《紫姑的姓名》（娄子匡）、《丛祭祀说起》（钱南扬）、《南阳婚俗》（蔡一木）、《“迎紫姑”之史的考察》（黄石）、《金华斗牛的风俗》（钟敬文）、《周汉风俗和传说琐拾》（顾颉刚）、《签试小考》（钱南扬）、等风俗研究方面的文章。同时还利用《民众教育季刊》，出版了“ 民间风俗文化专号”。
民国时期的民俗学活动，“以北大为开端，以中大为发展，北大始其源，中大畅其流，再加30年代各地的活动，形成了一个比较繁盛的时期”。在这场民俗学活动中，风俗学始终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体现出民国时期学者对社会风俗文化的重视和尊重。
2． 风俗学研究著作的大量涌现
在民国民俗学发端和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民俗学学者，他们原本从事其他学科，诸如社会学、考古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的研究，现在却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投身于民俗学领域。开始对汉族风俗进行较为科学系统的探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其标志就是有一大批水准极高的风俗学著述问世。
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商务印书馆1938年4月版），是第一部对我国历代社会风俗事象进行系统考证的专著。
杨荫深著的《衣冠服饰》（世界书局1946年版）
李干忱《破除迷信全书》（1924年）、
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1928年）、
嵇宇经《民间游戏》（1928年）、
贾逸君《中华妇女缠足考》（1929年）、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1933年）、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1935年）、
陶希圣《婚姻与家族》（1935年）、
吴守雄《婚丧喜庆礼节文件大全》（1935年）、
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1946年）、
卫聚贤《岁时令节》（1946年）、
邓子琴《中国礼俗学纲要》（1947年）、
许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1947年）等都是优秀的风俗学专门著作。可以说，民国时期的风俗学专著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样、深刻，有些甚至至今仍无法超越，确实是现代意义上的风俗学著作。
3． 系统性风俗志书和资料汇编的出现
胡朴安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海广益书局1923版）、
李家瑞编的《北平风俗类征》（商务印书馆1937版）
瞿宣颖辑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商务印书馆1937版）。
4． 传统笔记对风俗的记述
《京津风土丛书》（1938年9月北京双肇楼校印），共收书17种：其中包括民国时期的风俗笔记著述，记录饮食风俗的《燕京负贩琐记》（燕归来簃主人）、《琉璃厂肆后记》（缪荃荪）、《大兴岁时志稿》（张茂节、李开泰）、《宛平岁时志稿》（王养濂、李开泰）、《春明岁时琐记》（让廉）、《燕京货声》（闲园鞠农）、地志之书《天津扬柳青小志》（张江载）等。
附：徐杰舜、周耀明著《汉族风俗文化史纲》徐杰舜、周耀明著《汉族风俗文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460千字，2022年10月第1版，2022年1月第2版第2次印刷，定价：30．00元。）
⑧ 求写一篇有关中国民俗学的文章
立春风俗
东郊迎春
立春日迎春，是中华先民于立春日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从天子到庶民都要参加的一项活动。在周代，立春时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回来之后，要赏赐群臣，布德和令以施惠兆民。这种活动必然影响到庶民，使之成为后来世世代代的全民的迎春活动。古时的迎春活动，开始时在东郊，因为迎春活动中祭拜的句芒神是东方之神。后来，迎春活动的地点就不止是在东郊了，宫廷内、府衙门前等地都有迎春的活动，活动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在宋代，"立春日，宰臣以下，入朝称贺"（宋吴自牧《梦粱录》），这种立春的贺节，也是一种迎春活动。在清代，还有所谓"拜春"的习俗："立春日为春朝，士庶交相庆贺，谓之'拜春'。粉为丸，祀神供先，其仪亚于岁朝，埒于冬至"（清顾禄《清嘉录》"拜春"）。这种"拜春"的活动，与元旦的"拜年"相似，也是迎春活动的一种。迎春仪式，又称行春。
春帖子
又称春帖、春端帖、春端帖子。这是一种在"立春"日剪帖在宫中门帐上的书有诗句的帖子。诗体近于宫词，多为绝句，文字工丽，内容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或者寓规谏之意。 "立春"日贴春帖、作春帖词，在宋代很盛行。
春牛
立春日劝农春耕的象征性的牛。泥捏纸粘而成，也叫“土牛”。立春日天子率群臣东郊迎春，鞭春牛以示劝农耕，士民都出城围观。
咬春
立春日吃春饼称为“咬春”。民间在立春这一天要吃一些春天的新鲜蔬菜，既为防病，又有迎接新春的意味。唐《四时宝镜》记载："立春，食芦、春饼、生菜，号'菜盘'。"可见唐代人已经开始试春盘、吃春饼了。所谓春饼，又叫荷叶饼，其实是一种烫面薄饼--用两小块水面，中间抹油，擀成薄饼，烙熟后可揭成两张。春饼是用来卷菜吃的，菜包括熟菜和炒菜。昔日，吃春饼时讲究到盒子铺去叫“苏盘”(又称盒子菜)。盒子铺就是酱肉铺，店家派人送菜到家。盒子里分格码放熏大肚、松仁小肚、炉肉(一种挂炉烤猪肉)、清酱肉、熏肘子、酱肘子、酱口条、熏鸡、酱鸭等，吃时需改刀切成细丝，另配几种家常炒菜(通常为肉丝炒韭芽、肉丝炒菠菜、醋烹绿豆芽、素炒粉丝，摊鸡蛋等，若有刚上市的“野鸡脖韭菜”炒瘦肉丝，再配以摊鸡蛋，更是鲜香爽口)，一起卷进春饼里吃。
中国传统民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因而中国传统民俗既有人类民俗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个性。分析和揭示中国传统民俗的基本特点是民俗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举，其与各类具体事象的描述应是深入研究中国民俗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遗憾的是，近年来综合性的论述一直比较沉寂。本文意在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综合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原始信仰长期留存
原始信仰习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传承和流行，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必花费笔墨去叙述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巫术、祭祀仪式，只要看看人们日常生活中渗透的信仰习俗，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如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春祈、秋报、求雨、禳灾、用占卜来预测气候和年成，以及围绕农事而形成一系列的禁忌等，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传统习俗。《左传》记载：“社稷二祀，……自夏以上祀之。”[1] 《汉书·郊祀志》也记载：“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2]可见， 对土地神和谷神的祭祀，早在不可确知的上古时代就很流行了。其后，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信仰习俗，据《礼记·月令》的记载，一年中除十一、十二月外，十个月都有“祈谷”、“命民社”、“祈来年”等固定的祭祀农业诸神的活动，实际上，许多农事节日就是由此形成的。此类农事信仰习俗在后世堪称长盛不衰，时至今日也远没有绝迹。就猎、牧、渔、林、交通、运输、贸易等行业及各项手工业而言，举行某些巫术性仪式，祭祀有关的神灵，恪守
一定的禁忌等，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衣食住行中，原始信仰习俗也常有反映。如造房建坟便与堪舆术紧紧连在一起，请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宅地，是动工前的第一步。从破土开工到建成进宅，每个重要环节都要选择吉日良辰，整个过程有着一系列的巫术、祭祀、禁忌活动。其中，上梁仪式尤为隆重，梁上要贴“上梁大吉”、“姜太公在此”等红纸条幅；工匠登高时要唱《上梁文》，然后在梁上将馒头、散钱等抛下，以驱煞、镇鬼；有时还要在正檐下挂一面铜镜，用来照射妖邪。凡此种种，不一而述。我们从殷墟甲骨文中的“卜居”记载，《尚书》中《召诰》、《洛诰》两篇所述周成王选都洛邑时的龟卜过程，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建宅文》[3]、《镇宅文》，[4 ]以及后世层出不穷的风水图书中可以看出， 营造活动中的原始信仰是源远流长，绵绵不断的。
中国的传统服饰，按礼制的规定，必须与一定的信仰活动相适应，故有所谓的“祭服”。此外，民间还流行许许多多用以避邪的衣服和饰品，如五毒背心、五香布袋、辟邪鞋饰、玉佩、护身符等。饮食生活中，船家食鱼忌翻身，不称“箸”而称“筷”；河南人做饭忌说“少”、“没”、“光”、“烂”、“完了”、“不够”等词语；东北人包饺子忌不捏褶，因为捏光边象“和尚头”，不吉利，而且包成的饺子忌摆成圈，必须摆得横竖成行，才能财路通达，这些禁忌习俗都是我们常闻常见的。事实上，饮食中的原始信仰很早就盛行了，如汉代便有“俗说：雷鸣不得作酱，雷已发声作酱，令人腹内雷鸣。”“俗说：腊正旦食得菟髌者，名之日幸，赏以寒酒。幸者，善样，令人吉利也。”之类的记载[5]。又据《山海经》的记载：“招摇之山……有木焉， 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①gǔ，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②＠②（猩猩），食之善走。”“扭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柢山……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③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④，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6]这种食用、 佩戴某种东西
就可以取得某种实际效用的观念正是模拟巫术的观念，而后世盛行的吃什么补什么的说法，如以“吃了熊心豹子胆”来形容别人胆大妄为，显然与之一脉相承。至于喝了中药，将药渣倒在大路上的习俗，很明显与接触巫术有关。
遇到出行、聚会等家庭或社会活动时，人们也常以卜筮、圆梦、求签、测字等方式来预测吉凶，决定行止。《墨子》中所记：“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7] 即丛辰占法预测出行吉凶之一例。在民间，甚至连洗头、制衣也都有种种趋吉避凶的习俗。如《论衡》中记载：“《沐书》曰：子日沐，令人爱之；卯日沐，令人白头。……裁衣有书，书有吉凶，凶日制衣则有祸，吉日则有福。”[8]此外，各种前兆迷信在民间也盛行不衰。 《尚书·牧誓》中“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化鸡之晨，惟家之索。”的记载表明，早在周代之前，人们已笃信雌鸡报晨是家道衰败的前兆。《左传》中也有不少日食预兆灾变的记载。《山海经》中记载的前兆迷信尤多，如“长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9]“剡山……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 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见则天下大水。”[10]传至后世，流行于各地的前兆迷信，诸如“乌鸦叫凶，喜鹊叫吉”、“猫头鹰叫孝”、“左眼跳福，右眼跳祸”、“鸡上屋兆凶”、“喷嚏兆灾”、“灯花兆喜”等，都是我们熟知的。
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祭祀祖先和村社保护神一直是家族、村落的重大事务，而社交往来时，以某种信仰仪式或赌咒发誓来互相约束、取信，也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方式。在人生仪礼中，原始信仰渗透得尤深。如围绕生育，就有五花八门的生殖崇拜、祈求子息的习俗和产妇、产房禁忌，以及一系列为婴儿祈福的仪式。结婚迎亲时，也有许多巫术活动，撒谷豆攘三煞至少在西汉时就已流行[11]，以弓箭镇邪，悬铜镜驱崇等，早在唐宋文献中已有记载[12]。丧葬因与鬼魂观念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信仰活动更是形式繁复，名目众多。从山顶洞人在尸骨上撒赤铁矿粉到《仪礼·士丧礼》中的有关记载，各种丧葬信仰习俗不断地发展演变，长期延续。
再从中国的传统节日看，也大多源于上古祭祀，尽管不少节日在后世的演变中，或融合成多重内容的综合节日，或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但祭祀的内容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除各种岁时农事节俗外，还要分别祭祀青帝句芒、赤帝祝融、白帝蓐收、黑帝玄冥；中元节、冬至、除夕，都有祭祀祖先的仪式。
原始信仰习俗在传承中始终表现出浓重的神秘性，人们觉得这些习俗是不可捉摸和无法解释的，在神秘莫测的气氛中产生的恐惧、敬畏心理便导致了盲目信从的民俗行为。这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俗深受宗教影响的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原始信仰习俗在中国长期延续有其多重原因。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和发展的，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种联绵不断的文化体系决定了中国民俗文化的传递途径是畅通无阻的，而因地理环境等因素造成的那种较为保守的文化性格又使古老的风俗在传承中不会轻易改变。因此，作为原始民俗主体的原始信仰能够在后世大量保留和长期传承。
其二，由农业经济和宗法社会中发生的中国文化是以务实精神以及对现实生活、世间关系的注重为特征的，因而原始信仰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种全民信奉的宗教。如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不但未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教”，而且本身就渗透了古老的巫术、祭祀成分。至于一些外来的宗教，如佛教，也只能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下生存，无法取代原有的信仰习俗。
其三，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并不平衡，当汉族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时，许多少数民族还处在氏族部落制或更原始的社会阶段，因而原始信仰习俗在各少数民族中是大量存在的。当某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时，也必然会带来许多原始信仰习俗，如辽、金、元、清政权的建立便带来了北方民族萨满跳神的习俗。
中国传统民俗的这一特点提醒我们，在研究中不能不考虑到原始信仰的多方面影响，即使研究外来宗教也应重视外来宗教与本土原始信仰的冲突、融合所发生的诸多变化。
二、宗法观念影响深远
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虽发生过种种变迁，但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这种以宗法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定势，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
从传统的社会心理看，人们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明显地反映出宗法观念的影响。研究民俗的学者都注意到，中国的亲属称谓系统十分繁复精细，它不仅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纵向地区分上下辈分，而且在父母系、嫡庶出、年长幼等同辈横向方面，也有极其严格细微的规定。如本人上一辈的男性长辈就有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等，女性长辈就有伯母、婶母、舅母、姑母、姨母等。这种不厌其烦的称谓方式，实际上是由着意强调血缘亲疏和系别的宗法社会派生的。在社会生活中，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相互之间的关系、财产的继承和分配等，正是由称谓表示出来的血缘关系以及由此确立的尊卑、男女、长幼的不同地位而排定的。孔子强调“正名”，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立意也就在此。
从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看，亲属集团乃至村落社区的多种民俗活动大多是围绕血缘关系这一轴心展开的。这一方面人们已谈得很多了，我们不妨从另一方面来看看。唐宋以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社会文化条件的诸多变化和社交活动的不断扩大，一些人突破了家族和村落的范围，根据自己的信仰、专长、志趣和特殊需要，相互交往，重新组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活动群体。如宋代文献中对此类家族、村落之外的民间结社、结会就有颇多记载[13]。应该说，这些游离于家族之外的社会交往和民间组织反映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但是人们还是笃信血缘的力量。异姓朋友常常通过“结义”的方式结成“义兄弟”，宋代的洪迈曾谈到这一现象：“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14]元、明时的戏剧、小说多有朋友“结义”的描写，如《单刀会》、《三国演义》就根据刘备、关羽、张飞的史事敷衍出一段“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并在后世成为“异姓兄弟”的楷模。旧时，浙江一带即有男子结拜组成的“十兄弟”，广州地区则有女子结拜组成的“金兰会”。明、清时的民间会党也常常模拟家族形式，以结盟方式入会，师徒间以父子相称，众徒间以兄弟相称。上述现象表明，人们始终认为，通过某种仪式使非血缘
的关系转化为象征性的血缘关系，就能够产生强大的约束力和凝聚力。民间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宗法观念影响下的社会心理的另一重大表现是，数千年来，“孝亲”情感一直在社会观念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民间时时重复做的一件大事是对去世先祖的隆重祭奠和顶礼膜拜，以此祈求祖先保佑后人人丁兴旺，家族昌盛。人们认为其他神灵都不如祖先神尊贵，因而各地都建有祠堂、家庙，各家都奉祀祖先牌位，而定期举行祭祖仪式则是民间最重要的信仰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如果不祭祖先，那是没有容足之地的。“孝亲”的另一表现是对在世长辈的绝对顺从和孝敬。在人们心目中，“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正如《孝经》中说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5]，因此，“百善孝为先”成为社会公认的准则，而“无父无子”、“六亲不认”的人，则为众人所不齿。
由尊祖孝亲又导出一个普遍的心理定势，即极端尊重传统，并因此形成了厚古薄今、因循守成的思想倾向。人们对待古已有之的传统惯制总是抱着谨慎恪守，不敢轻易背弃的态度，在评价事物时，总是以是否符合“古法”，是否传承有绪为标准，提出某种看法时，也总要引述古人、前人之语来加强自己说话的分量，民间长期流传的谚语、俗语常是劝戒他人时的有力法宝。民间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信奉的“祖师”，都讲究“家法”、“师承”，并有“祖师”创业授艺的神奇传说。如果木匠不标榜“师传绝技”，郎中不炫耀“祖传秘方”，便难以取信他人。
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影响还通过礼仪制度的形式，在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历史上，等级礼制不仅以“三纲五常”的规范作为道德的内涵，而且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实质性的内容。历代王朝都用礼制规定社会秩序，人们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而不是财产多寡过着相应的生活，以此保障尊卑贵贱不可逾越的道德信条。以生活用品的使用来看，礼制都作了周详完备的规定，诸如衣冠服饰、房舍家具、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物无巨细，其种类、形制、质料、样式、色彩等，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甚至小至门钉的数目、腰带的装饰，都有一定的规格，贵贱不能混淆。在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社交往来、婚丧喜庆、吉凶祸福等，也都有一系列的礼仪规定。历代统治者还时常有“正礼俗”的举动，运用法制、哲理、教化等手段，将民间风俗纳入礼制的轨道。在礼制的约束下，人们不能超越自己的身份享用不该享用的物品，做出不合礼仪的举动，于是塑成了循礼蹈规、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拘谨、守成、俭约、古朴的民俗风情。
三、民族和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别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统一于整个中华民族之中，各民族丰富多采的民俗风情构成了中国民俗的整体。从历史上看，各民族在文化上经历了长期的交流和融合。夏商时代，中原黄河流域是夏族，东部淮河流域是东夷，南方长江流域是三苗，西北黄湟一带是羌族，大漠南北是荤粥，至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商周各族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和同化，形成华夏族。秦代，当时的东夷、南蛮、百越、诸戎、笮、＠⑤、夜郎等族皆统一于秦王朝，其后，匈奴、乌孙、东胡、肃慎、扶余等族又逐渐统一于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与汉族杂处，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融合和同化。唐代，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得到加强和巩固，文化交流也有很大发展。五代十国和宋代，虽出现过多元割据的局面，但元代大一统后，不仅结束了宋与辽金的对峙，而且也统一了大夏、回鹘和大理等政权，而各民族的文化也得到进一步的融合与交流。明清以后，更有所发展，当今我国已是具有五十六个民族的统一国家。当然，肯定各民族的交流、融合、统一，并不等于说各民族的民俗也是一致的，事实上，多样性、丰富性和民族间的差别性正是中国民俗的重要特征。
各民族民俗的差别是因各民族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状况、文化特点等造成的。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看，有平原、深山、密林、水乡、沙漠、海岛，气候条件也东、南、西、北相差极大。东北山林中的民族与南海岛屿上的民族，西北戈壁的民族与江南水乡的民族，必然会在各方面存在重大差别。从历史发展看，各民族也不平衡。汉族的先民早在八千多年以前就发明了农业，夏商周以来，一直以农桑为主要的经济方式，与此同时，许多少数民族则实行不同的经济方式，如北方的匈奴、鲜卑、契丹、柔然、党项、蒙古等族，曾长期从事游牧经济，而东北、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则长期以原始的渔猎、采集为主要的经济方式。不同的经济方式必然形成不同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习俗。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也不相同，汉族很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而许多少数民族却长期处在原始的氏族社会，到近代，仍有不少民族处于奴隶制、半奴隶制、封建制、封建农奴制，甚至氏族社会阶段，而不同的社会状况便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民俗。上述可见，各民族历史进程的不同，反映在民俗上，便构成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俗并存的特点。
从文化上看，各民族也有很大差别。我国大多数的民族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这些民族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南岛语系等不同语系，而汉藏语系中又有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阿尔泰语系中又有蒙古语族、通古斯满语族、突厥语族，语族之下还有不同的语支。宗教信仰也多种多样，如蒙古族、藏族信仰喇嘛教，傣、布朗、德昂等族信仰小乘佛教，回、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撒拉、保安等族信仰伊斯兰教，还有一些民族则保留着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巫教、萨满教等。此外，在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审美情趣、传统惯制等方面，各民族也有所不同。文化上的差别使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人生仪礼、游戏娱乐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差别明显、各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除民族间的差别外，同一民族也常因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文化传袭等不同而在民俗上产生地区间的明显差别。以汉族为例，由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便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地方民俗。这一点实际上在日益兴起的区域文化研究中，已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上古时期，中原、荆楚、吴越，就有着不同的民俗。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除记载了各地的山川物产外，还叙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如“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秦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幽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河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楚……，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16]。显然，班固已认识到民间风俗的区域性特点。宋代以降，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都市与农村、江南与西北、沿海与内地、交通要冲与边地僻壤，在生活习惯、民间风俗上都存在很大反差。因此，后世的地方民俗专著、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以及笔记、游记等，都述及民间风俗的地区差别。实际上，某些人数较多、活动区域较大的少数
民族也有此类差别，如黑龙江地区的蒙古族与内蒙草原上的蒙古族，甘肃、云南的藏族与青藏高原的藏族，都在民俗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
中国民俗的上述特点，与某些民族比较单一，生态环境不那么复杂的国家的民俗，有很大不同。这告诫我们，在研究中国民俗时，切不可一概而论，泛泛而谈，唯有在注意其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同时又十分注意民族和地区间的差别，才能认识中国民俗的全貌。
四、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
我们谈中国传统民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汉族的传统民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却又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联绵不断的发展系统。上述状况反映在民俗上，便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的特点。
从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看，中国与其他民族一样，也是经过了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后进入农耕时代的，而在农业生产中，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是不断进步的。与此相应，人们的衣、食、住、行、运输、贸易等，也不断地从蒙昧向文明发展。就社会状况而言，中国也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在此期间，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曾发生过多种变化。
再看宗教信仰，在原始信仰习俗长期延续的同时，还相继产生了道教，传入了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在岁时节日、游艺竞技等方面，也因历史变革和外来文化的传入而发生许多变化。因此，我们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可发现其既保持着固有的传统，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时时变动，表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
如果深入分析，又可发现，中国传统民俗的变迁是不平衡，不同步的。在各类民俗事象中，衣、食、住、行等消费民俗堪称最活跃的部分。以饮食为例，《礼记·内则》中记载的周代佳肴仅“炮豚”、“牛炙”、“濡鱼”、“＠⑥珍”等数种，做法都很简单，而且当时的平民很难享用肉食，故春秋时的曹刿有“肉食者鄙”的说法[17]。到了唐代，情况大不一样了，仅据韦巨源《食谱》和谢讽《食经》所载食品名目统计，就有一百儿十种。与此同时，胡饼、乳酷之类的胡食也在中原地区日益流行。宋代食品花式之丰富，制作之精美，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吴自牧《梦粱录·分茶酒店》记载的各式菜肴将近三百种，《面食店》一篇记载的佐酒菜肴和花式面有一百多种。又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杭州市场上出售的食品，市食小吃类有41种，糖果类有42种，菜蔬类有20种，粥类有9种，凉水类有17种，糕类有19种， 蒸作从食类有57种，名酒类有54种。仅据上述记载，已足以使人目不暇接了。明清以来，各地的名菜佳肴和风味小吃更是数不胜数了。
服饰的变化也很大，传统的样式至战国时变为“胡服骑射”是人们熟知的，而到了唐代，采用和融合胡服样式已是普遍的现象。宋代服饰更形成了喜好“变古”的倾向，述说“风俗僭侈”，指斥“怪服、妖服”[18]的言论在宋代文献中可谓比比皆是。吴自牧在叙述杭州风俗时即称：“自淳＠⑦yòu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19]。至明代中晚期，慕尚新异，追求艳丽己成为一股社会风尚[20]，“士民竞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服”[21]的现象使士大夫发出了“极乱世界”的惊叹。[22]
出行由乘车、骑马变为坐轿，住房、家具由简朴趋于奢华，也都反映出消费民俗的巨大变化。我们从正史《礼志》、《舆服志》及历代王朝对民间衣食住行“越礼逾制”一再下达的禁令和某些不得已的放宽，可以看出统治者的惊恐和无可奈何。
相对而言，民间信仰习俗则较为稳定，变化十分缓慢，历代王朝不断下令禁止民间“淫祠”却难以收效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问题。
还有一些民俗事象，虽形式上长期延续，但实质内容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在传统的节日习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年节燃爆竹原是一种驱除鬼魅的手段，后世却被用来制造欢乐喜庆的气氛。宋代，人们已能制作双响的爆仗和连响的鞭炮，并创制了各式各样的烟花，除夕之夜，通宵达旦，声震如雷的爆仗、绚丽奇幻的烟花与鼓乐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元宵节源出以灯火祭神、礼佛的举动，后来也充满了观赏花灯的娱乐成分。立春宏道的《迎春歌》对当时热闹非凡的行春盛况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端午节原为“恶日”，但自宋代开始，也被视为“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色金，菖蒲切玉”的佳景时节，除沿袭驱瘟避邪的旧俗外，人们还“递相宴赏”，“对时行乐”。[23]
⑨ 求五个或以上的专家学者对民俗学的分类，急求，希望各位能说明各学者的理论出于哪本书，万分感谢！！
.[施爱东]《中国民俗通志》
《通志》的分类经验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普通民众的经验知识，二是传统民俗学的分类形式，三是既有的民俗研究范畴。 民众的经验知识是最直接的实用分类系统
2.《中图法》【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 民俗学是一门研究民间风俗习惯及其它生活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1846年英国学者汤姆斯(W·J·Thoms)首先采用Folklore一词,把民俗学定义为关于民众知识的学问。由于民俗现象的普遍存在,民俗学遂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得到承认和发展。中国历史上有关各类风俗的资料记录和理性认识,悠久而又深厚;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民俗学,于上世纪初叶,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产生,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构成部分,涌现出许多民俗学专家、学者,各类学科研究的书籍汗牛充栋。
3.民俗学概论 作者：王娟
本书主要介绍民俗学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类型及其研究理论和方法。在运用先进的理论重点阐述神话、故事、传说、谚语、民歌、民谣、史诗、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建筑与服饰等民俗事项中，不乏新的内容和体系。
4.民俗学与民间文学》 作者钟敬文
本文主要借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和爱丁堡科学研究中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试图从科学哲学的角度，集中考察钟敬文在1979年重长学坛之后民俗学学科建设方面的几点思考，分析这些学科构想在指导今天科学实践中的合理性问题。
5.林惠详《民俗学》和方纪生《民俗学概论》我国两部最早的民俗学著作——林惠详的《民俗学》和方纪生的《民俗学概论》〔5〕，其民俗分类体系，实际上就是滥觞於班尼修订后的《民俗学概论》（Handbook of Folklore）的分类法。因此，二书的章节体例极其相似，有别的只是结合中国民俗详略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