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土小说发展过程

① 以贾平凹为例说明乡土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变化

三、贾平凹乡土小说的叙事转向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小说的叙事转向,代表了我国当代小说乡土叙事的审美流变。下面试以他的小说为例，分析知识分子对当下乡村和中华文化价值选择的思维轨迹。

1、乡村社会的文化寻根

贾平凹对商州世界的文化寻根,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文化思潮的引进,是文学本土化的追求的结果。从个人体验来看,贾平凹对商州世界的文化寻根,也是他人生经历的一种自然发展。他在反思自己的心性时说道:“人越穷越是心思多,敏感而固执,仇恨有钱人,仇恨城市,这就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基因,而又使我们从孩子时起就有了农民的德性。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地泛起。”
[4]贾平凹又多次以作家的身份往返商州故地,他的乡村经历必然会触发他对童年的种种回忆。

贾平凹对商州文化的历史寻根,正是建立在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基础上的。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如《远山野情》、《天狗》、《晚雨》、《黑氏》等,塑造了三大、天狗、天鉴、黑氏等在乡村古朴文化氛围中,具有美好道德品质的人物,都意在抵抗城市文明的进程中,人的道德伦理的恶性蜕变。显示了贾平凹试图把传统文化的良性价值观念移植到城市文明建设中的一种努力，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也就成为了他下一步乡土叙事的中心。
2、现代文明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的乡土小说贯穿的主题则始终都是城乡文明的冲突,以及在这一冲突中人的生存状态。贾平凹写下了《太白山记》、《烟》等侧重于对人物神秘事象探索的中短篇小说。而长篇小说《废都》与《白夜》则以对都市人生存状态的意象建构,揭示了世纪末的某种时代氛围。《废都》表现了转型社会中传统的文化人精神无寄的迷茫。自《废都》以后,贾平凹树起了对都市文明批判的大旗。长篇小说《白夜》展示了都市浮泛生活对人的心理产生的深刻质变。贾平凹揭示了都市文明中人性的悖谬,表现了作者对物欲横流,人的精神迷失的城市浮泛生活的厌恶和诅咒。他说道:“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作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5]

在《土门》中,他开始了其文化家园的精神寻觅。《土门》写的是西京城郊一个叫“仁厚村”的地方,在城市化运动中被城市逐渐吞并的过程。贾平凹是站在乡村文明的文化价值立场上对城市文明的弊端予以否定的。然而,他也意识到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从本质上看，反思现代文明还是他的乡土怀旧情感的流露。

3、中国文化再生的探索和困惑

从《高老庄》开始,贾平凹自觉地建立了民族寓言的文本形式,并以此开创了对中国文化再生之路的探索。《高老庄》是一部文化乡土小说，以小村庄寓意大民族、大社会的寓言形式,演绎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贾平凹20世纪的最后一部长篇寓言小说是《怀念狼》，贾平凹自言:“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6]
也就是说,作者不过是以“狼”为契机,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物化时代,人们心灵中精神分裂的情绪。即一方面在理智上肯定现代都市文明对传统乡村文明的改造和扬弃;另一方面,又在心智上对传统乡村文明产生依依眷念的情愫。《怀念狼》通过寓言化的手法,表达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心理内伤和精神诉求的。从小说的人物关系上看,贾平凹通过傅山和烂头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类比对照,展示的是人的神性(理性)的崇高和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困顿,以及人的情欲的失控与泛滥。高子明的形象则具有整合的作用,从而构筑了小说人物形象三位一体的对世纪末复杂时代情绪的类的整体勾勒,映射出转型社会人类理性与情感的严重失衡和分裂。
新世纪以来，贾平凹最具影响的力作是长篇小说《秦腔》，他在《秦腔》中写道:“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7]
因此，《秦腔》被有些人称为“乡土叙事的终结”。贾平凹运用了“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写了“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
[8]从而从深层次中呈现出传统乡村生活终结处的景象。传统文化在城市文明扩张中的衰退表现有三：一是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败退。淳厚质朴的民风,尊老敬贤的风气消失,而道德堕落重利忘义等恶俗的盛行。二是传统权利组织解体。三是传统文化的衰败。秦腔是秦人文化的灵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秦腔却逐渐衰落,最后只能沦落为奔丧之乐。面对终极处的破败景象,贾平凹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必然，但是是否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投身于另一种文明呢?他的乡土情结是坚决的，所以他迷惘、徘徊，作品中的双重叙事视角正是这种矛盾性的集中体现。贾平凹坦率承认:“夏风由乡村入城市的经历与我有相似之处,而引生的个性与审美追求则与我十分相似。”
[9]

贾平凹的乡土小说,透露了时代的怀旧情结。贾平凹农民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使他总是善于把乡村的凋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联系起来，他的乡土小说具有浓郁的怀乡情绪与对中国文化再生的探索的双重特点。

②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代表作有哪些

1、陈忠实的《白鹿原》

《白鹿原》以白嘉轩为叙事核心，白鹿两家矛盾纠葛组织情节，以反映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为叙事线索，讲述了白鹿原村里两大家族白家和鹿家之间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了“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这种精神影响到90年代的不少长篇创作，都在不由自主的向这种精神靠拢，这也使得这期间的长篇创作，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忠实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思潮之中，有了对《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并且完成了这部能够代表这种反思新高度的史诗作品。

2、贾平凹的《高老庄》

《高老庄》叙述了教授高子路携妻西夏回故里高老庄给父亲吊丧，于是与离婚未离家的子路的前妻菊娃、地板厂厂长王文龙、葡萄园主蔡老黑以及苏红等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

在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之交，中国内陆陷入改革困境与转型困境，贾平凹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独立思考。在这一种世纪末情绪下，现时代之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人种困境、文化困境、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问题、社会分化和溃败问题进行了整体观照，并体现出相当的深度与前瞻性。

3、张炜的《古船》

《古船》描写了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上几个家庭40多年来的荣辱沉浮、悲欢离合，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块土地的变化。

它以一个古老的城镇映射了整个中国，以一条河流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以一个家庭的沧桑抒写灵魂的困境与挣扎。张炜以细腻而饱含深情的笔触，勾勒众生，文本深厚而富有感染力。《古船》获得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③ 乡土小说的概述

【乡土小说】它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农村题材小说，它多取材于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厚地域风俗的农村。在20年代初、中期，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乡土小说”的作品。“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村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这批作家有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

④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个十年

中国现代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即三个十年。

1、第一个十年(1917～1927），开拓期，一般习称“五四”时期的文学。

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正式兴起，随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人积极呼应文学革命的主张，推进文学革命的发展。

以鲁迅、郭沫若等人为代表所创作的新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

小说方面，有鲁迅划时代的《狂人日记》和后来结集在《呐喊》、《彷徨》中的诸篇小说，还有叶绍钧、汪敬熙、冰心、郁达夫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创作了内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说。

诗歌方面，出现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大批白话新诗人，以白话新诗冲破了千百年来旧体格律诗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以其内容和艺术的特有气势开创了自由体白话新诗的一代诗风。

散文方面的成就体现在鲁迅、李大钊等人创作的大量文艺短论(即随感录和杂文）和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等人创作的抒情叙事散文(即“美文”），还有瞿秋白创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讯报道，出现了报告文学的最初萌芽。

所有这些创作呈现出开创一代文风的崭新气象,充满了破旧立新的“五四”时代精神。1921年以后，还出现了“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诗歌等丰富多姿的风格流派。这些社团流派的出现，表明了新文学的成熟和壮大。

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彻底批判、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始终贯穿体现了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并探索社会解放道路的启蒙思想主题；以农民、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旧文学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与文学语言、文体形式的革新解放，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和多元并存的接受心理基础。

自觉地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营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传统的开放性现代文学。部分新文学倡导者存在偏激情绪，对某些传统事物缺少具体分析，以致简单否定。

2、第二个十年(1927～1937），丰收期，通常也叫“左联”时期的文学。

表明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思想深度。

茅盾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还有蒋光赤、洪深、田汉、臧克家、丁玲、张天翼、叶紫、洪灵菲以及“左联”五烈士、东北作家群、中国诗歌会等等作家、群体的创作，都显示了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辉煌成就。

3、第三个十年(1937—1949），转折期，包括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

前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的文学。围绕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如街头诗、独幕剧等，也出现了一些大型的集体创作。

后一阶段在解放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等一系列“五四”以来重要的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阶段。国统区很多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4)现代乡土小说发展过程扩展阅读

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内容

第一个十年（1917－1927）：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个十年（1927－1937）：阶级解放意识，左翼革命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文学意识并存。

第三个十年（1937－1949）：民族解放意识和人民解放意识，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文学。

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为主潮。

代表作家

鲁迅、沈从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张爱玲、徐志摩、闻一多、丁玲、赵树理、戴望舒、萧红、艾芜、钱钟书、艾青、路翎、穆旦等。

主要作品

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野草》。

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

徐志摩、闻一多的诗歌；沈从文的《边城》、《柏子》；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雷雨》；赵树理的小说；艾青、穆旦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等。

参考资料：网络-中国现代文学

⑤ 什么是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

我想告诉楼上的，你提到的几位，严格说属于当代……
关于乡土小说的定义，始见于鲁迅先生《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 序》中，鲁迅认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又说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回忆故乡的，因此也隐现着乡愁。乡土小说就是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乡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它们在当时出现的文学背景是因“五四”小说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读者欣赏小说心理的进步要求着艺术上的突破。
1923年周作人连续发表了《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提倡乡土艺术。周作人也就成为了乡土小说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文坛出现了乡土小说的创作热潮：如王鲁彦的《柚子》；彭家煌的《怂恿》、台静农的《地之子》等。鲁迅的《孔乙己》、《风波》、《故乡》、《祝福》等也可以归入乡土小说之列。我们在谈论乡土小说的时候往往不怎么提到鲁迅，实际上鲁迅才是开现代乡土小说创作风气的大师。
乡土小说是为人生文学观念的延伸，也受到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对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的回忆和抒写，对传统乡村陋习的揭示，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在创作倾向上注重社会性以及写实的多元性，侧重于社会理性的思考，不成熟，幼稚，片面的将文学理解为社会启蒙的工具，注重文学的宣传效果。
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
（1）五四小说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读者心理的进步，希望看到更为广阔的、非概念化的真实的社会人生。
（2）五四运动退潮之后，作家与读者面对现实的浓烈的苦闷情绪，带来浓郁的乡愁
(3)周作人等理论家的提倡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所谓“第一个十年”的乡土小说概况。
第二个十年里已经基本不出现乡土小说这种提法。像楼上的几个朋友也提到过的沈从文等人被看作是“京派作家”，其实他们的笔墨也主要集中在乡村。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以小说《边城》为代表，极尽美好之能事，充分体现了沈从文先生本身的美学理想。从他写湘西与都市两幅笔墨的得失我们也能看出，沈从文是要用湘西的美来衬托都市的恶的。
京派以不若海派之红火。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王曾祺先生逝世后，写乡土就不再有什么让人惊艳的笔墨了。

部分参考了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位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若是有兴趣还是可以找一些别的文学史来看看。
还有一部分纯属个人见解，有失偏颇之处还请见谅。

⑥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

小说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唐内代容传奇的出现，尤其是三大爱情传奇，标志着古典小说的正式形成；宋元两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市井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话本小说，为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至今在古典小说领域内，没有可超越者，四大名著皆发于此；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以来，舶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小说发展出现多元化，代表性人物有“鲁郭茅巴老曹”六大家；21世纪（2022年以后），网络文学的出现，使小说的发展更加多元，大批网络作品涌现，如玄幻文学（起点为代表）、新言情（晋江和红袖为代表）等等，也出现了大批网络作家，玄幻领域如萧鼎、我吃西红柿、血红、梦入神机等，言情领域如四小天后、六小公主、八小玲珑等。

⑦ 20世纪乡土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20世纪中国文化乡土小说家的视角和心态
从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背景看，狭义上的乡土小说是以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为内核的一种独特小说样式。知识分子是这种文化乡土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文章从知识分子的理性和情感二种向度论述了文化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认知性和写意性特点。

一
长期以来，人们对乡土小说的认识存在着一种极大的偏离，以为乡土小说写的是“乡”（农村），写的是“土”（农民）。故而“‘乡土小说’可与‘乡村小说’”置换，“主要是从小说题材、人物及其故事发生背景上所作的一种限定。” ① 这实在是把乡土小说等同于广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了。鉴于乡土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的泛化，模糊了这一特定概念既定的文化内涵。本文提出文化乡土小说的概念，以区别于广义上的乡土小说。

乡土小说作为20世纪的一种独特文学现象，从它产生伊始就蕴涵着特定的文化历史内容。严家炎就说过“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 ② 。“城市”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始终以文化的他者身份在乡土小说中或隐或显地表露出它的存在意义，从而构成了乡土小说文化冲突的另一极。乡土小说之所以更多地选择乡村为背景，主要是缘于有着中华传统文明积淀的乡村与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明构成了文化冲突上两种差别巨大的生活环境。张炜在谈及他的乡土小说时说过:“乡村的东西更真切一些，变化少，新东西涌入一点也很快被溶解。比起城市来，它的力量更强大，更久长和悠远。这就更适合被拿来做依据，就象搞解剖要选个好的标本一样。” ③
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看，乡土小说显然与中西方文化冲突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当“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 ④ 的时候，它势必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转型时期世界观的斗争和价值观的复杂矛盾。一方面在理性上不得不认同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以及目睹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西方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当这种文化矛盾已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言人，必然地会在小说创作中表现这一母题。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乡土小说家，正是在这一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困惑和情感失衡的叙写。鲁迅的乡土小说理论突出地显示了其知识分子性的特点。鲁迅说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在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 ⑤ 鲁迅的乡土小说理论显然侧重的是寓居在“北京”的知识分子，突出的是知识分子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化视角对乡土的观照，突出的是知识分子“隐现着乡愁”的胸臆。以往对鲁迅等乡土小说观的阐述往往只是机械地以题材（农村）和人物（农民）为中心，而未能看到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这恰恰违背了鲁迅甚至称之为“侨寓文学”的初衷。显然，鲁迅的乡土文学观，既不同于周作人对“风土”，“地域色彩”的表层把握;也不象茅盾那样特别强调时代、政治的因素。客观地说，周作人的乡土文学观倡导的是具有“地域文学”倾向的乡土文学;而茅盾的乡土小说观对于“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的重视 ⑥ ，使之与鲁迅的乡土小说观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但茅盾显然更强调的是在“特殊的风土人情描写”之外的“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⑦ ，使他关注的是农民的现实命运，并一度以“农民文学”来命名。它为后来在宽泛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石。而鲁迅的乡土小说观则把焦点对向了中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领域。尽管鲁迅、茅盾、周作人的乡土小说理论有着各自的侧重点，然而，他们却共同为20世纪宽泛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乡村小说的审美内涵。

20世纪的乡土小说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加剧，加之受到鲁迅乡土文学观的影响，特别是鲁迅创作实践的带动，从整体走向上看，越来越呈现出文化的蕴含。从而与茅盾、赵树理初创的，柳青、浩然等作家继承和拓展的农村题材小说越来越有了明显的区别。20世纪的乡土小说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深入，也越来越被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所青睐。这种文化乡土小说，在题材上已不再是农村题材所能包含的了。它逐渐向城市的胡同和里弄渗透，在人物上也不仅仅是以表现农民为中心，知识分子已不再只是农民的代言人了。20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把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和情感矛盾推到了小说的前台，着力展示的是中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知识分子自身复杂多样的精神状态。而单纯地写乡景、乡俗、乡情，以展示农村和农民的现实状 况，展示平民乐趣的一种小说样式，那将是宽泛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当然，笔者不否认这些因素，以及方言的文化韵味，都可以构成文化乡土小说的必要（而不是必然）前提，但它并不是文化乡土小说的终极旨归。也就是说，它只是载体，而不是本体。鲁迅赋予乡土小说本体内涵指向的是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文化定位、文化漂泊和文化归属的范畴。它是一种文化小说，诗化小说。其实，从乡土小说着力表现“乡愁”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它的文化属性。乡愁并不产生于土生土长的农民，乡愁来自被故乡放逐的人们。而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和文化占有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表现乡愁的当然代表。更何况乡土小说中的乡愁的“文化乡土”，“精神家园”的韵味，决非是农民和其他身份的人所扛得起的。传统的阅读经验，往往忽视了文化乡土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而直接表现知识分子文化漂泊，精神漫游的小说又一度被拒之于乡土小说门外，使得知识分子在乡土小说中的应有地位长期被悬置。而乡土小说的诗化性，写意性，亦使得一度只注重形象塑造的小说分析“忘记”了叙述人的心态。既如我们阅读鲁迅的单篇作品，确实容易忽视叙述人，尤其是叙述人的立场、态度、心境和表达方式，而把注意力转到了叙述对象上。然而，如果对鲁迅的文化乡土小说进行整体上的把握，那么，叙述者理性和情感的复杂矛盾心态就浮现了出来。我以为对于文化乡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应作如是观。

二
作为一种表现文化冲突的小说样式，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距离构成了小说叙写的广阔空间，也设定了这一文化冲突的内在张力。因此，叙述者的写作视域和写作态度就构成了文化乡土小说的决定性因素。这对于原发现代化国家的叙述者来说，由于文化发展的历史延续性，使他们的乡土小说往往表现为同一民族随着时代生活巨变而产生的新旧两种文化之间的同一文化内部的矛盾。它更多地表现出对往事的怀念，对传统文化消失的叹惋。而对于文化移植的后发现代化民族国家，乡土小说则呈现出文化移植、文化断裂、文化碰撞等等更加复杂的矛盾状态，因而更具有典型意义。特别是中国，由于中西方文化巨大的差异性，使得文化冲突表现得尤为尖锐，乡土小说家的笔触也尤为忧愤深广。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乡土小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特别是鲁迅开放而深邃的现代理性意识和他内敛而又真挚的中华传统情愫，构成了他的乡土小说恢宏的文化张力，从而高度概括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初期，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

鲁迅作为中西方文化大碰撞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面对传统文化的衰微和西方的强势文化，他“别求新声于异邦”，毅然地选择了西方启蒙理性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性地否定。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鲜明地标示出两种文化冲突的尖锐性、复杂性，因而可以说是认知型文化乡土小说的典范。《狂人日记》以接受西方启蒙理性思想的“狂人”的视角透视中国的传统社会。于是，“狂人”看到了“正常社会”中的“正常人”看不到的封建礼教表层的仁义道德背后所隐藏的“吃人”面目。这种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全新的认知，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所无法理解的。只有接受了西方的启蒙理性——狂了，才能看清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小说思维观上的现代性、开放性和乡村人物的传统性、封闭性构成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巨大裂痕。其浓郁的理性色彩，深厚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小说鲜明的知识分子立场。从而开创了中国20世纪文化乡土小说中一种注重认知性的小说范型，并绐后来的乡土文学以广泛的影响。从小说接受者的角度上看，这种注重认知性的文化乡土小说本身就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因此，它是先觉的知识分子对后觉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从认知性的角度上看，作品还通过狂人的反思，进一层地发现有着四千年吃人历史社会中的“自己也曾吃过人的肉”。并通过小序中叙述人的立场超越了狂人的视角，从而消解了觉醒后的“狂人”无法改造“正常社会”的“正常人”的启蒙尴尬。并以狂人后来的“早愈”和“赴某地候补”跳出了启蒙的怪圈。显示出鲁迅对中西方文化冲突深邃而清醒的认识，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在《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祝福》等系列小说中，作者都通过“我”作为“归乡”的知识分子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文化冲突背景下，知识分子“精神流浪汉”的形象。 魏连殳和吕纬甫，也同属于流浪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知识分子。所不问的是作者更多地表现他们的消沉、颓唐，而赋予“我”更多的是迷途中的思考和对未来前途寻觅的含义。《伤逝》中涓生与子君从相爱到分离，亦可以看成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一种寓言。小说以涓生和子君分别指涉西方和中国两种文化，通过“涓生的手记”这一独语形式，强化了两种文化交融的内在复杂性。并以子君的文化退守和自杀，从反面提示了中华文明的必然出路。小说中人物的孤独情怀，作品浓郁的感伤气氛，尤其是家的破裂，使之具有一种文化精神的漂浮感和文化家园的失落感。应当指出的是，鲁迅的文化乡土小说指向的是知识分子思想和情感的特定状态和特殊情境，即知识分子作为西方文化的接受者，他们从民族情感的集体无意识中本能地产生了对西方霸权文化的排斥;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他们在理性上又不得不对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予以坚决地否定，特定历史把文化承传者的知识分子推到了文化失范的现实境地，迫使他们游走于文化荒原之中。知识分子文化品格的精神性特点，使之在小说的形象塑造上与农民、工人的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知识分子的精神特性，使得知识分子形象更多地呈现为认知性、意象性。鲁迅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对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理性思考和情感态度，描绘了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意识和心灵矛盾的。

鲁迅以文化启蒙为己任的乡土小说，决定了他对西方启蒙主义采取的是工具理性的策略，他在早年说道:“洞达世事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显示出一种“拿来主义”的观点，以使对西方理性的吸收，“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⑧ 。这使他的乡土小说，带有整体上的象征性。正如美国学者F·杰姆逊所说，是一种“民族寓言形式”。他笔下的乡村和农民常常只是一种寓体，是被看，目的在于表现知识分子对封建文化的彻底反叛，对传统知识分子自身的反省和对先觉的知识分子文化尴尬的深情返观。因此笔下的农民只是愚昧和麻木的文化符号，是传统文化的形象写照而已。

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大批乡土小说家，象王鲁彦、许杰、彭家煌、台静农、萧红等，他们在创作视角上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鲁迅的启蒙理性的文化观照立场，显示出对乡土社会的超越性认知，正如鲁迅说的“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乐土。” ⑨ 尽管王鲁彦和许钦文乡土小说的创作心情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用现代西方启蒙理性对乡土的审视。当然，他们无法超越鲁迅高屋建瓴的文化视角，却使文化乡土小说在二三十年代蔚然成风，很好地配合了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

30年代茅盾以政治理性视角写下的《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40年代赵树理以实用理性的视角写下的乡村小说，在知识分子的乡土观照立场上，有了不同向度的开拓。然而，由于作者阶级意识的逐渐强化和对农民现实政治命运的过多关注，使他们的小说文化性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削弱，因而在整体上表现出向农村题材小说领域倾斜的趋向。受他们的影响，乡村小说一度回避了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主题。以致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农村题材小说的泛滥。而鲁迅知识分子立场对乡村文化进行理性透视的文化乡土小说，则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有了新的崛起。

客观地说，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五四以后中西方文化的第二次大融汇。如果说五四时期出现的文化大碰撞，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屈辱的状态下，对自我文化的彻底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被动性接纳的话，那么，80年代的文化大交流则表现出中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一种对等性互换。尽管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二次文化大碰撞有着种种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文化碰撞在整体上的相似性却使80年代在文化吸纳上有着宛如回到五四时代的感觉。伤痕、反思背景下的乡土小说，就是在这一特定情境中，以回归五四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认知形式出现的。而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则标志着乡土小说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寻根文学”以质疑五四的姿态，承继了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文化追寻。“寻根文学”的理论主张鲜明地标示出其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探求。因此，它是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反传统的继续。所不同的是，鲁迅面对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初期，面对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他采取的是彻底反传统的策略。而寻根文学家则表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和优根的双重揭示。象韩少功，这个最鲜明地表现出知识分子理性自觉的 寻根小说家，他的乡土小说，文化冲突的意味就显得特别明显。他的《回声》、《爸爸爸》等作品，知识分子虽然表现为不在场，但作者以叙述者的理性逼视，使传统文化浸染下的农民麻木、愚昧的根性昭然若揭了。小说塑造的根满和丙崽形象也同鲁迅刻画的阿Q一样，具有传统文化的象征性，从而在叙述者的理性意识和被描绘的农民形象之间构成了两种文化冲突的内在张力，显示出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洞见。

在以西方启蒙理性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观照的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就如盘旋在空中的风筝，一方面由于距离，深化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另一方面，又由于受到特定文化的牵引，表现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自身文化的情感眷恋。这种文化冲突的历史必然性，注定了知识分子文化漂泊者的命运。鲁迅以其深刻和清醒，使他既最大程度地拉开了“风筝”与土地的距离，又能够跳出风筝线的两端，以彻底的反传统对知识分子和农民进行双向批判。赵树理等作家则以拉近“风筝”与土地的距离，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但却使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和乡土小说的文化韵味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韩少功等寻根作家，则试图给风筝寻找新的支点，这使他们的种种努力，不仅在视角上没有跳出风筝线的两端，反而淡化了理性批判的力度。因而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认知性上并未超越鲁迅，只是由于他们的乡土小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时间上的延伸和地域性上的开拓方而，丰富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不同表现形态，并使鲁迅开创的文化乡土小说回到了文学叙写的中心位置。

三
如果说20世纪的乡土小说家在理性认知上更倾向于西方文化立场的话，那么他们在情感态度上则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立场的倚重。在这一点上，鲁迅的乡土小说仍具有范式意义。鲁迅《故乡》的归乡模式和《社戏》的童年回忆视角，给20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创立了二种诗学的范式。《故乡》以开头的景物描写和叙述者低缓阴沉的语调营造了游子归乡的落寞心境，那想象中的故乡和现实中满目疮痍的荒村形成的反差，使归乡人不禁要怀疑“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显然，现实中的故乡是令人失望的，旅居他乡的游子每每只是在记忆中编织他心灵的故乡罢了。一旦面对现实的乡村，必将粉碎归乡人心灵的梦幻。这使得文化乡土小说中的归乡模式具有了现实和理想，客观和主观，现在与过去的时空距离，而游子的无家可归，有家难归和归乡又逃离也都有了寻找精神家园的文化寓意。而《社戏》的童年视角亦使怀乡具有诗学的特征。小说通过“我”对城市看戏的不满，以对比的方式勾起了对童年在家乡看戏的回忆。需要指出的是，“看戏”只是勾联城市和乡村的一种生活契机，作者的指涉显然关乎的是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的乡村情结。小说的回忆实际上暗示了叙述人当下时间和空间的缺失，暗示了叙述人此在的孤独和焦虑，而回忆产生的童年梦幻，亦宣告了叙述人对当下城市生活的否定，这种以回忆建立起现实城市和梦想中的乡村的对比关系，构筑了小说时空上的巨大张力和主观心理的极大反差。从而把知识分子归乡的孤寂心态和怀乡的精神漂浮感烘托了出来。

鲁迅乡土小说价值论上的反城市化情绪，被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接受了下来。所不同的是，鲁迅饱含两种文化冲突的理性认知与情感价值选择的矛盾，在废名、汪曾祺笔下渐渐被隐没了。废名的《桃园》、《菱荡》、《桥》等乡土小说，“作者用一枝抒情性的淡淡的笔，着力刻划幽静的农村风物，显示平和的人性之美。” ⑩ 因此，他构筑的是纯感觉的东方乌托邦。只是由于作者回眸式的追溯笔调，使空幻的乌托邦，在表象的牧歌声中流溢出忧伤的挽歌情调。而汪曾祺的《鸡鸭名家》、《老鲁》，以及80年代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则以貌似无主旨的民俗风情展示，流溢作者对传统文化人性美质的依依眷恋。因此，同样具有挽歌情调，只不过汪曾棋的作品更多一些暖意，更突出一种美的力量而已。三四十年代最能体现鲁迅价值论上反城市化情绪的乡土小说家是沈从文。虽然，沈从文直接师承的是废名山水田园诗般的乡土抒情小说，但在废名笔下，“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 11 而在沈从文笔下，则“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 在这一方面“似较冯文炳君为宽且优。” 12 也就是说，废名的乡土小说营造了桃花源式的封闭世界，内中的人物“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沈从文的乡土世界“则展示出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常数与现代文化的变数交织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及人的生存悲剧” 13 。沈从文的《边城》，那白塔在老船夫死去的暴风雨之夜的坍塌，《长河》中象征着现代文明种种罪恶的队长和师爷对桔园的闯入，都具有中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隐喻性指涉。沈从文小说的人物类型亦从整体上体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对立模式，他笔下的人物大抵呈两类三种状态，一是文明社会熏染的城里人，他们是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的畸型人，与之相对的是乡土文明孕育的理想人格，象翠翠、夭夭、三三等，第三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正在被现代城市文明侵蚀的乡村失态人，象《萧萧》、《丈大》、《贵生》中的主人公。正如杨义所说，沈从文对人性的选择依据是“扬卑贱而抑豪绅，非都市而颂乡野” 14 。这使他的反城市化情绪较之鲁迅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

然而，无论是沈从文，还是废名和汪曾祺，他们的乡土小说都较少直接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而知识分子的文化乡愁主要是通过叙述中此在乡村与彼在城市的比照，通过叙述人的情感态度、叙述笔调、氛围、烘托出来。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理性意识，决定了他们对势不可挡的现代化的认识。他们的乡土写意小说，不过是现代文明冲击下乡村美丽风俗的最后一道风景。这使他们的怀乡小说在表面的牧歌声中笼罩着一股浓郁的哀怨底色。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乡土写意小说主要面对的是知识分子读者群。尽管沈从文以及后来的贾平凹，张宇等怀乡小说家往往自命为“乡下人”，但是，他们小说的文化色彩、情感价值取向，甚至是语言、描写手法等等，都与赵树理那种真正写给农民看的小说相去太远，尤其是他们的乡土小说，从总体上流溢出来的对正在消散的传统文化的伤悼之情，也更象是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传统文化的怀旧情绪，是蕴含着对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深刻思考的，是蕴含着对文化现代化深入反思的，是蕴含着对民族文化新生憧憬的。因此，新时期当汪曾祺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的时候，那正是对文化怀乡小说的追忆。而寻根后小说的出现和深化，则标志着对民族文化前途关切的乡土写意小说有了一种新的开拓和延伸。

80年代中期寻根作家在理论上鲜明地打出了推崇民族文化的旗号。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说:“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15 表现出民族文化观念的自觉。只有把情感立场转向民间的、民族的文化，才能发掘民族文化潜藏着的“优根”。于是，寻根作家们纷纷到传统文化的蛮荒之地，到民族的亚文化中去寻找民族文化的新的源泉。韩少功试图复活楚文化的瑰丽，贾平凹热衷秦汉文化的气象，阿城崇尚道家的超脱，莫言则张扬初民的野性。寻根作家意在重建民族文化精神的小说，使他们一方面努力去挖掘传统文化的优根，而另一方面则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性蜕变、道德堕落予以激烈的抨击。寻根作家理论的自觉，使得他们的乡土小说文化冲突表现得异常明显。像贾平凹的《浮躁》、《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家族》、《柏慧》，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等。小说在标题上就具有某种象征性，而在题材上则都是以小村庄寓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人物的兴衰展示文化冲突中的宏阔社会历史图景。特定的文化内涵决定了知识分子形象也被推到了小说的主体地位，像贾平凹笔下的金狗、子路、高子明，甚至是《废都》中的庄之蝶，《白夜》中的夜郎等，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隋见素，《家族》和《柏慧》中宁、曲两家的三代知识分子。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则以叙述人的知识分子立场看取“马桥”和“太平墟”在物质贫困中的精神亮点，打量“城市”物欲膨胀下的人性失落。即如贾平凹的《高老庄》，建构了以子路为中心的两大人物系列群，而目的在于从整体上“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 16 。因此，子路的还乡和离乡就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困惑到精神突围的写意。这一点在《怀念狼》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是城市来的施德（失德）和黄疯子，一方是乡村的傅山（负伤）和烂头。从而突现了“我”（高子明）游走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窘境，和在这窘境中立足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文化观 念。

20世纪中国的文化乡土小说创作，诚如乡土作家张宇在《乡村情感》中的自白:“我是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飘来飘去已经二十年，线绳儿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 17 “风筝”形象地概括了乡土作家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以现代理性关注乡土中国的文化视角，而风筝与土地的关系则决定了他们立足传统文化的历史宿命。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创生的，以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为内核的乡土小说，随着现代化的深入而发展，也将随着乡土社会历史的终结而转移。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6214

从现代化进程来看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
在谈到现代化进程中的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的特点时，我们必须先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现代化也叫近代化，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其核心是工业化。从历史进程看，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代化贯通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全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趋势。从内容上看，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引起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变革。在中国近代，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转型，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
而乡土小说，根据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所以，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从这定义，即可知乡土小说所要描述的，不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而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老的农村文明。

。。。。。。。。。
http://www.xxszj.com/blog/user1/hexiao/archives/2022/1115.html

⑧ 乡土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所谓乡土小说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 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 地方色彩的小说 ，也可以说“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 宗法制乡镇生活的 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最早创作乡土小说并证明其艺术魅力的，是 鲁迅。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 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代表作家有 冯文炳（ 废名）、 王鲁彦、 台静农、 彭家煌、 许杰等，代表作品《 马桥词典》《浮躁》《 土门》《 白鹿原》等。
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看，乡土小说显然与中西方文化冲突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当“ 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的时候，它势必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转型时期世界观的斗争和价值观的复杂矛盾。一方面在理性上不得不认同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以及目睹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西方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当这种文化矛盾已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言人，必然地会在小说创作中表现这一母题。以 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乡土小说家，正是在这一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困惑和情感失衡的叙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