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小说现代文学

⑴ 大河小说指的是哪种类型的小说

大河小说是指小说通过写一个人物或者一个家族的经历，来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变迁，所谓时代的滚滚洪流，因此命名为大河小说。像《隋唐演义》这一类没有特定主角的小说，就很难成为大河小说。而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小说，可以看作大河小说类型的。

⑵ 什么是大河小说

在台湾文学届具有广阔历史与时代背景、具有史诗式品格的长篇小说，一般为三部曲

⑶ 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的图书目录介绍

中国现代小说：深沉而雄厚的人性画廊
第一章 鲁迅的小说：“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第一节 《呐喊》与《彷徨》：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双刃剑
第二节 《故事新编》：神话历史的现实演绎
第二章 “为人生”的社会写实小说
第一节 叶绍钧的“教育小说”
第二节 冰心等人的“问题小说”
第三节 王鲁彦等人的“乡土小说”
第三章 “为艺术”的浪漫抒情小说
第一节 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
第二节 郭沫若、张资平等人的情爱小说
第四章 茅盾：客观理性的社会剖析
第一节 《子夜》：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多面视角
第二节 《林家铺子》与《春蚕》：村镇生活的深入解析
第五章 巴金：以生命燃烧青春之火
第一节 《激流三部曲》：对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解读
第二节 《憩园》与《寒夜》：“家”的延伸与拓展
第六章 老舍：市民社会与北京文化的全景观照
第一节 《骆驼祥子》：城市庶民的精神悲剧
第二节 《四世同堂》：透视民族文化心理的史诗
第七章 沈从文：美好人性的赞歌与挽曲
第一节 《边城》：美丽而忧愁的田园牧歌
第二节 《长河》：热情而无奈的人生图景
第八章 “左翼”作家群的小说
第一节 恋爱与革命：蒋光慈、柔石、叶紫等人的小说
第二节 暴露与讽喻：张天翼、沙汀、艾芜等人的小说
第三节 怒吼与悄吟：萧军、萧红等人的小说
第九章 “京派”与“海派”等小说
第一节 古典与现代的融合：废名等人的京派小说
第二节 先锋与通俗的轮替：穆时英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
第三节 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李劫人的“大河小说”
第十章 赵树理方向与解放区小说
第一节 《小二黑结婚》：为农民而写的风范
第二节 《荷花淀》：平凡中追求美的极致与永恒
第三节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土改的风暴与沉思
第十一章 国统区与沦陷区的小说
第一节 钱钟书幽默智慧的“围城”
第二节 张爱玲大雅大俗的“传奇”
第三节 路翎、无名氏等人的新探索
第十二章 张恨水与现代通俗小说
第一节 与新文学比翼齐飞的通俗小说
第二节 张恨水：在“通俗”与“现代”之间 中国现代散文：自由而绚丽的情感世界
第十三章 鲁迅散文的“深”与“广”一
第一节 散文诗《野草》：内心积郁的艺术外化
第二节 叙事散文《朝花夕拾》：通脱舒展的世相画
第三节 杂文：特定时代的网络全书
第十四章 朱自清散文的“情”与“景”
第一节 “最完整的人格”
第二节 “一切景语皆情语”
第十五章 周作人散文的“味”与“趣”
第一节 “小品文之王”：平和冲淡，意蕴幽深
第二节 学者式散文流派的开创与影响
第十六章 多种风情的散文小品
第一节 童心与悲悯：冰心、丰子恺等人的散文
第二节 优雅与闲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散文
第三节 精致与素朴：何其芳、李广田等人的散文 中国现代新诗：细腻而博大的心灵回响
第十七章 现代新诗的开创与确立
第一节 《尝试集》及白话新诗的最初探索
第二节 《女神》与一代诗风的确立
第十八章 现代新诗的初步繁荣
第一节 湖畔诗社：对纯情至爱的执著追求
第二节 冯至：“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第三节 李金发及初期象征派：朦胧的诗情与奇异的色彩
第十九章 新月诗派：追求美的诗形
第一节 “新月”：对新诗发展的反思与观照
第二节 闻一多：新诗格律化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第三节 徐志摩：“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
第二十章 现代诗派：探索纯的诗艺
第一节 “现代”诗派：寂寞与失落的产儿
第二节 戴望舒：穿越“雨巷”的诗人
第三节 现代情绪的抒写与现代诗艺的寻求
第二十一章 艾青：眼中常含泪水的诗人
第一节 忧郁而深情的时代歌者
第二节 现代新诗的又一座高峰
第二十二章 新诗大众化的浪潮
第一节 殷夫与中国诗歌会：在暴风雨中呐喊
第二节 臧克家与田间：泥土诗人与时代的鼓手
第三节 李季与阮章 竞：新民歌体的代表
第二十三章 “七月”与“九叶”的诗歌
第一节 “七月”诗派的兴起与影响
第二节 “九叶”诗派的理论与实践
第三节 穆旦：诗神的坚守 中国现代戏剧：丰富而激昂的灵魂呐喊
第二十四章 现代话剧的早期探索
第一节 中国早期话剧团体的多方贡献
第二节 早期话剧作家的积极耕耘
第二十五章 曹禺：现代话剧的真正完形
第一节 《雷雨》与《日出》：经典的确立
第二节 《原野》和《北京人》：探索与回归
第二十六章 现代话剧的多种风格
第一节 丁西林：笑破虚假人生
第二节 洪深：反抗痛苦人生
第三节 田汉：表现戏剧人生
第四节 夏衍：贴近现实人生
第二十七章 现代话剧的多样体式
第一节 《屈原》与现代历史剧
第二节 《升官图》与现代讽刺喜剧
第三节 《白毛女》与民族新歌剧

⑷ 大河小说的作品发展

李劼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文学史遗忘了。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李劼人是新文学史上在创作中一个索群独离的作家。他早年留学法兰西，归国后一直“蜗居”于巴山蜀水之间，既不是作家群中的京派，又不是海派；既非“左联”成员，又非延安派，又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一位坚守在故乡土地上默默耕耘的成都乡土作家，当三十年代作家们纷纷将自己的作品贴上政治意识的标签的时候，李劼人却在尘封的历史岁月中淘金。从他的作品内容看，一系列短篇小说虽然取材现实，富于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但奠定他地位的“大河小说”系列，却全部是历史题材，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那就是远离了当时文学的“主旋律”。可是用李劼人评价早年鲁迅的话来评价他自己，则是：“他不是弄潮儿，他是开山祖师啊！”⑵李劼人正是新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祖师”！抗战期间，李劼人虽然与入川的作家们联系十分紧密，并积极参与了抗敌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但他仍然没有去随大流创作，除了1947年发表了一部揭露大后方某些人大发国难财的长篇《天魔舞》之外，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修改《大波》上。因此，无论从地域、还是从身份抑或是从作品的取材来看，李劼人先生都很难获得当年握有绝对话语权的文学史家的青睐。除了人和，天时、地利都不在李劼人一边，这就难怪他不能进入新文学史的视野。这是李劼人先生的不幸，其实也是李劼人先生的大幸。历史决不是由历史家左右的，正因为李劼人先生执著地耕耘在一片被人遗忘的土地上，他所收获的成果恰恰是独特的。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一丰硕的果实会越发显得沉甸甸。李劼人先生及其作品在新文学史研究中的缺位或错位，表面看是文学史家的遗忘，实质则是由于历史的思想缺陷所致。长期以来，占据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地位的许多新文学史著作，对于李劼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轻描淡写。人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对新文学史研究具有奠基作用的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对于李劼人是只字没提。后来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林志浩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具有权威性的著作，都不约而同地“遗忘”了李劼人和他的“大河小说”的存在。这真是专家们的遗忘吗？不是。在这故意的“遗忘”背后，想必既有观念的因素，更有当时政治的制约。
直到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才开始涉及李劼人。在该书第十章第五节“其他作家作品”中，用了600余字介绍李劼人、《死水微澜》和《大波》。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是一部有特色的新文学史教材，但对李劼人作品的论述也只有吝啬的800余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贵阳师院、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十四所院校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李劼人作为了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书中由四川大学伍家伦、王锦厚两位研究李劼人的老专家撰写的第六章第五节“李劼人和他的《死水微澜》”，不仅介绍了李劼人的生平，而且介绍了李劼人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和“大河小说”系列，并且重点分析了《死水微澜》的人物形象和李劼人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

⑸ 创立中国大河小说的代表作家是

李劼人
李劼人曾留学法国，受其影响。30年代中期，他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变回迁为基本线索，完答成了三部曲式的历史性宏篇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具有宏伟的构架与深广度，被人称为是"大河小说"，其长篇巨著亦被称为"小说的近代史"。

⑹ 大河小说的对比回顾

通过对上述各类大学文学史教材的回顾，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劼人先生在新文学史上的未定位，
是与史家的观念局限有密切关系的。在过去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文学史家秉承的是一条机械唯物论的革命文学路线，即：以现代革命史的模式来写现代文学史。刘绶松就明确地表示：“必须在新文学史研究中，划清敌、我，分清主从。”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所谓分清敌、我，就是一种最典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文学史观，这不仅导致文学史家误判了许多优秀的作家，譬如胡适、沈从文、陈铨等都成了“反革命”；而且也大大地阻挡了文学史家的视野，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李劼人和大量的所谓“中间作家”、“边缘作家”无论文学成就有多大，也都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了。所以人们在许多新文学史著作中看到的便是无一例外、一以贯之的“鲁郭茅，巴老曹”传记模式，或者是以革命运动带文学思潮的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只有与共产主义密切相关的“革命作家”才有资格成为文学史著作中的“坐上宾”，换句话说，文学史对作家的取舍标准是革命而不是艺术. 台湾的大河小说创作以种肇政和李乔为代表.钟肇政的《浊流三部曲》(1962--1969)、《台湾人三部曲》(1968--1976)是台湾当代当乡土文学的里程碑;李乔的《寒夜三部曲》(1978--1981)是继《台湾人三部曲》后台湾当代文学发展的又一丰碑.这三个三部曲在选材、内容、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共同特质,共享大河小说之称.它们的出现是台湾文学的空前盛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们洋溢着台湾乡土的芬芳,是台湾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卷,是台湾同胞爱国主义的颂歌,是伟大民族的泣血诗章.该文试图以把握大河小说物质为基础,将笔触探向纵深,从史诗特征、历史背景、人物塑造、创作风格、美学追求等方面对台湾大河小说进行论述.

⑺ 大河小说的作者简史

李劼人曾留学法国，受其影响。30年代中期，他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变迁为基本线索，完成了三部曲式的历史性宏篇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具有宏伟的构架与深广度，被人称为是“大河小说”，其长篇巨著亦被称为“小说的近代史”。李劫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是史诗性的作品。这三部连续性的历史长篇小说，其结构受左拉《卢贡一马卡尔家族》的影响
，创作方法却是民族式的——情节完整、故事性强、人物鲜明。对这样融古今中西为一体的、具有文学和历史双重价值的优秀之作应该予以足够重视。 不论是将李劫人称为“国左拉”①还是将他的连续性长篇历史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称为“大河小说”，都是在暗小或强调西方尤其是法国近现代文学对他的影响。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因为，国现代文学本来就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催生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李劫人本人有过留学法国的经历，而且翻译过福楼拜等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从他的创作，也确实能看出法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因此这种论断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一直被认为是无可质疑的。有人认为李劫人“将法国历史小说从精神到形态都统统借鉴过来。
李劫人作为一位被重新发现的作家，其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已经获得认可。学界关于其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创作接受外来影响、接受传统文化影响、人物形象研究以及其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地位的研究等方面。李劫人小说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逼仄走向开放的视野。在成都市旅游地图上，“李劫人故居”被做了大大的标记，想象中它定有武侯祠的威仪，杜甫草堂的气派，我一直在心底默默朝拜；在第五届中国艺术节上，经过舞台艺术家们的努力，《死水微澜》终于成为轩然“大波”，我被名著的魅力吸引着，徒步穿越“生旦净末丑”的翩跹之舞，跨过一个时代去探访一位已故的前辈。

⑻ 京派小说的理论主张李劼人“大河小说”的写作特点萧红小说的文体特点

美学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
一，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
二，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
二，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李劼人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以方言写作，真实记录成都地区生活百态。
李劼人小说中关于川剧的描述甚多，他的“大河三部曲”被称为“小说的晚清川剧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中，往往一段对话，一段场景，就把当年川剧的盛况生动地展现出来。川剧艺术中那简练而经典的对白、丰富的方言以及浓郁的乡土氛围，也都自然融入到李劼人先生的作品中,从而增加了他作品的艺术魅力。
李劼人先生一生热爱川剧。他的小说中到处都有关于川剧的描述。川剧研究员蒋维明先生曾化用郭沫若的评语，称“大河三部曲”是“小说的晚清川剧史”。
既然是“史”，当然就有对川剧的全方位描写。川剧的演变，川剧、唱腔、演员、观众，川剧演出的环境等等，在李劼人笔下都有生动而亲切的记述。《死水微澜》写邓幺姑对成都的向往就是从川戏开始的：“她知道（成都）有很多会馆，每个会馆里，单是戏台就有三四处，都是金碧辉煌的；江南馆顶阔绰了，一年要唱五六百台整本大戏，一天总有两三台戏在唱。”对于川剧的剧目和演员，作家借书中人物之口，随意就拈出一大串：“悦来茶园三庆会的川班，老角色也多，新角色也好。杨素兰的《大劈棺》，刘文玉、周名超的《柴市节》，李翠香的《三巧挂画》，邓少怀、康子林的《放裴》，蒋润堂的《飞龙寺》，还有游泽芳的《痴儿配》，小群芳的《花仙剑》。这才是高尚娱乐啊，好不安逸！”诸如此类的文字，在《暴风雨前》《大波》中也比比皆是。往往一段对话，一段场景，就把当年川剧的盛况生动地展现出来。
一、 创造了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一种新形式"大河小说"。
在这个形式中，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大变动，被有声有色地以风俗史的面貌再现出来，而探讨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也成为小说隐含的主题。郭沫若曾经称赞李劼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是东晋时江源（四川崇庆县）人常璩写以四川为中心的方域史，李劼人在民国史还没有问世之时，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地域史料征之于野，集中描绘历史转折时期一个多事的内地省份的政治风云和人情世态，带有地方域史小说的色彩。所以，称他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是恰到好处的。
二、 注重细节刻画及环境描写的真实性和整体性，追求客观、冷静地再现现实。
这一点体现着对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的借鉴，而与中国现代小说主流现实主义，即不避主观抒情的、表现手法开放的现实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
三、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具有福楼拜、左拉作品女性形象刻画的某种特征。
《死水微澜》中的邓幺姑，《暴风雨前》中的伍大嫂，《大波》中的龙兰君（黄澜生太太），以及后来写的《天魔舞》中的陈莉华等人一起，构成了李劼人小说的女性形象系列，而在注重女性形象塑造方面，法国文学对李劼人的影响是明显的。
总之，在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具体形态中，李劼人代表了一种古典的、法国式的追求客观真实的风格。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完成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相对于《马伯乐》的未完成而言），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颠峰之作。萧红对小说文体的追求，萧红小说风格的建树，都见之于这部作品。而我认为，萧红小说风格最重要的特质，远非所谓抒情的、感性细腻的，而是在于戏剧性的讽刺。适应这种想像方式，萧红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发展了一系列反讽手段，从而建立了她个人的成熟的小说文体形式。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最重要的特质，我们也就忽略了这位女作家孜孜以求的艺术建树，我们也就会错过在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传统中如此可贵的一个新要素。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读萧红的小说，最初最直接的感受便是她超常规的文体语言。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借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鲜”（《九一八致弟弟书》）。比如《王阿嫂的死》中的首段文字：

“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
这里，不说霜覆盖了草叶和菜叶。而说草叶和菜叶都盖上霜；不说山上的树黄了叶子，而用一个修饰语来修饰中心词“树”，让它去“等候”太阳；不说太阳被朝霞挡住，而说它“走进朝霞去”。显然，前者都是日常的语言，而后者则多少都超乎规范了。这就给读者带来了一种生疏感和新鲜感——一种“明丽和新鲜”
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里有《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有《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有《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等，它们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毫不雕饰，秀韵天成。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因为直率，毋庸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萧红在本质上是一位自传型和情感型的作家，她认为“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33】正是基于这样的审美意识，自传式叙事方法才成为萧红自觉的选择与追求。在她的小说中，这种自传式叙事方法主要体现在下述的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
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
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34】。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此外，这种适度的心理距离不但为萧红提供了一种“思索的时间”，而且也为她提供了一个题材与她的情感熟习的时间。萧红也是这样认为的，题材与情感的熟习，“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的。”【35】而这里所说的情感不再是简单的原始情绪，而是较高层次上的审美情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36】

⑼ 李劼人“大河小说”的写作特点

大河无声走东海
——李劼人的文学史地位片论
张义奇
被文学史遗忘的李劼人
李劼人先生为什么会长期遭受冷落呢？我以为，首先是因为文学史研究“遗忘”了李劼人。
李劼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文学史遗忘了。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李劼人是新文学史上在创作中一个索群独离的作家。他早年留学法兰西，归国后一直“蜗居”于巴山蜀水之间，既不是作家群中的京派，又不是海派；既非“左联”成员，又非延安派，又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一位坚守在故乡土地上默默耕耘的成都乡土作家，当三十年代作家们纷纷将自己的作品贴上政治意识的标签的时候，李劼人却在尘封的历史岁月中淘金。从他的作品内容看，一系列短篇小说虽然取材现实，富于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但奠定他地位的“大河小说”系列，却全部是历史题材，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那就是远离了当时文学的“主旋律”。可是用李劼人评价早年鲁迅的话来评价他自己，则是：“他不是弄潮儿，他是开山祖师啊！”⑵李劼人正是新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祖师”！抗战期间，李劼人虽然与入川的作家们联系十分紧密，并积极参与了抗敌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但他仍然没有去随大流创作，除了1947年发表了一部揭露大后方某些人大发国难财的长篇《天魔舞》之外，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修改《大波》上。因此，无论从地域、还是从身份抑或是从作品的取材来看，李劼人先生都很难获得当年握有绝对话语权的文学史家的青睐。除了人和，天时、地利都不在李劼人一边，这就难怪他不能进入新文学史的视野。这是李劼人先生的不幸，其实也是李劼人先生的大幸。历史决不是由历史家左右的，正因为李劼人先生执著地耕耘在一片被人遗忘的土地上，他所收获的成果恰恰是独特的。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一丰硕的果实会越发显得沉甸甸。
李劼人先生及其作品在新文学史研究中的缺位或错位，表面看是文学史家的遗忘，实质则是由于历史的思想缺陷所致。长期以来，占据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地位的许多新文学史著作，对于李劼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轻描淡写。人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对新文学史研究具有奠基作用的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对于李劼人是只字没提。后来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林志浩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具有权威性的著作，都不约而同地“遗忘”了李劼人和他的“大河小说”的存在。这真是专家们的遗忘吗？不是。在这故意的“遗忘”背后，想必既有观念的因素，更有当时政治的制约。
直到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才开始涉及李劼人。在该书第十章第五节“其他作家作品”中，用了600余字介绍李劼人、《死水微澜》和《大波》。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是一部有特色的新文学史教材，但对李劼人作品的论述也只有吝啬的800余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贵阳师院、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十四所院校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李劼人作为了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书中由四川大学伍家伦、王锦厚两位研究李劼人的老专家撰写的第六章第五节“李劼人和他的《死水微澜》”，不仅介绍了李劼人的生平，而且介绍了李劼人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和“大河小说”系列，并且重点分析了《死水微澜》的人物形象和李劼人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
通过对上述各类大学文学史教材的回顾，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劼人先生在新文学史上的未定位，是与史家的观念局限有密切关系的。在过去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文学史家秉承的是一条机械唯物论的革命文学路线，即：以现代革命史的模式来写现代文学史。刘绶松就明确地表示：“必须在新文学史研究中，划清敌、我，分清主从。”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所谓分清敌、我，就是一种最典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文学史观，这不仅导致文学史家误判了许多优秀的作家，譬如胡适、沈从文、陈铨等都成了“反革命”；而且也大大地阻挡了文学史家的视野，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李劼人和大量的所谓“中间作家”、“边缘作家”无论文学成就有多大，也都变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了。所以人们在许多新文学史著作中看到的便是无一例外、一以贯之的“鲁郭茅，巴老曹”传记模式，或者是以革命运动带文学思潮的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中，只有与共产主义密切相关的“革命作家”才有资格成为文学史著作中的“坐上宾”，换句话说，文学史对作家的取舍标准是革命而不是艺术。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线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