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是反现代性的吗
1. 沈从文对都市的那种抗拒性，是不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反现代性
是的，昨天上《沈从文研究》，老师还讲了呢！你看沈从文的作品中推崇的事那种原始自然的生命力和生活形式，比如说柏子、虎雏！反观其都市题材的小说、散文，对现代文明造成的人性原始生命力的丧失，对都市人的阉寺性、庸常性等则大加嘲弄、讽刺，表现了一种排斥的态度，如《八骏图》、《都市一妇人》等作品。
2. 沈从文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在沈从文的小说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从文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进行了对比性的描绘，以此阐释湘西文化的真谛，揭示湘西文化滋养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态和自然张扬的人性。沈从文在试图构建一种自然和谐、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对以儒教为主的正统的中国传统礼教文化，也反对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他极力将三种文化的景观和人生实质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世人，并将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这种文化环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个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诉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强、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满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仅正在颓败的中国甚至所谓的西方文明都应该重建、普及这样的文化，只有建立这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才会充满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人类的生命力才不会枯竭和凋萎，整个社会和世界才能达到人性发展的极至。
在这里，沈从文不仅对三种文化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扬和试图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并用之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创立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整个世界。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从文与鲁迅、老舍对中国的旧文化、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鲁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破而不立”，没有确定旧的文化破了之后中国文化的指向。而沈从文却上是在“破”的同时更侧重于“立”。他要创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创立一种以湘西文化为核心的自主、自为、自然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充满人性的人生哲学。沈从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统一的“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②”这里他所说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的、益于人性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信仰。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中国文化的边地，因此相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态的乡土文化，这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从文及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就是这种文化的活态。而北京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虽然它正处于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缓慢转化中，但这种传统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却又顽强地生存着。而上海则是一个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国本土上一个鲜亮的象征,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文化侵蚀力，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倒了之后,精神空虚灵魂疲顿时乘虚而入并疯长的一种文化怪胎。
这三个不同的空间，实质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种文化形态。沈从文虽然辗转于北京和上海，但作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从文并没有在深层次上被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却给了沈从文一个用湘西文化来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们影响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态的历史性机会。他与这两种文化和这两种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这种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独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对这三种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根和现代都市文明的畸变，同时，也对他家乡的充满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续产生了危机感。于是，沈从文把他的文化创立指向了湘西文化，并将湘西文化淳朴本真的一面提纯升华，试图创立一种能够取代中国没落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信仰。
于是，沈从文开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来批判中国颓败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阐发和张扬以湘西文化为底根的新的文化价值观。
沈从文对文化的评判，常常从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态等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如小说《十四夜间》，刻画了一个在传统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吴子高，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找妓女的可笑过程。他自己不能去找，这有失“大雅”，就转托客房的伙计。在等待的过程中，沈从文对吴子高的心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吴子高在设想妓女到时如何如何对话，如何如何行动，简直像“备课”，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时，却又手足无措。这是一个怯懦、犹豫和无能的生命形态，是一个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生命典型。与大胆放肆、充满雄强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锻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从文说，性爱是体现人的生命力的。沈从文正是从性的角度来讽刺贬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力的摧残和戕害，反过来，更加深了他对洋溢着雄强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
在小说《看虹录》中，这种以性来评判文化的视角更明显。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充满了象征意义和潜台词的暗示，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人性的束缚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说中的女主人应当是“美与爱”的文化象征，是充满生命活力与自然美的文化载体；而小说中的客人却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象征，是这种文化畸变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这个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发着生命和人性的热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应该燃烧。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笼养的“客人”的怯懦、犹豫不决，因为他生命的热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健力被中国传统文化湮灭了，生命本能的热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润下熄灭了。好在这个客人还能够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反思，对自己身上的文化进行诅咒：“我等待那个夜所能带来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这种淡淡香气给我的一份离奇教育”。这离奇的“教育”是什么呢？于是，沈从文借客人的心和口，点出了另外必然还有一本书，这书就是充满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状态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也就是沈从文所要创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这种文化，才能孕育出朴素至美的人性与和谐美满的人类文化。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从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懦弱和虚伪，他大胆地提出“丢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③”。沈从文在《凤子》中说：“挽救它唯一办法是哲学之再造，引导人类观念转移。”但这种“哲学”和“人类观念转移”并不是转到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明，因为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同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无情的否定。沈从文创作的《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王谢子弟》、《苦墨医生》、《来客》《烟斗》、《有学问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杀》等小说作品，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会的画卷。作者在《绅士的太太》中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以照出他们丑恶的嘴脸与灵魂。”《绅士的太太》以一位绅士的太太作为切入点，她与丈夫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她与大少爷暗中调情，为大少爷与三姨娘偷情搭桥牵线，牟取钱财。绅士则偷偷与情人幽会。他们表面上尊贵体面，道貌岸然，实际上卑劣猥亵，男盗女娼，生活里充满了自私与虚伪，欺人与自欺，淫荡与乱伦。沈从文无情展览着所谓现代文明中人们生活的空虚、精神的凋萎、灵魂的锈蚀，刻画了浸泡在现代都市文明里人生的虚无和人性的泯灭。《八骏图》里的八位教授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然而他们却恪守道德，奢谈文明，用假正经、假文明来拘束、压制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七情六欲，形成了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人性，是违反正常人性的、病态的、畸形的文化现象，沈从文借此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现代文明自居悖论、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实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实不道德。这种文化让人性变态，让行为反常，让整个社会在虚伪、意淫和无聊的梦幻中讨生活，将人性和心灵变成金钱和情欲的支配物。
在《写在〈龙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从文对自己长期生活在现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北京给自己造成的人生伤害同样进行了痛苦的陈述：“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
沈从文笔下的现代都市文明具有毁人于有意而无形中的无聊与空虚，这种文化的两大支柱就是金钱和情欲，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烂的，生命的价值和人性都是物质化、利益化的东西。现代文明写在人脸上的是憔悴受伤，而内在的生命却是枯竭和焦黑，整个人的生命的激情已丧失殆尽。一个物质与情欲的世界，根本看不见生命的影子——这就是现代都市文明最显著的特征。
三、沈从文的《边城》与“人性的希腊小庙”
沈从文说：“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在沈从文的湘西童话中，《边城》就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庙”里，古风犹存，淳朴也充溢在人们身上，自然的人性美表露无遗。《边城》集中体现了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是对民族道德重造的切入点。
通过《边城》这部小说，沈从文用理想化的笔墨描绘了的以苗族文化为内核的湘西文化。沈从文意欲构建的“希腊小庙”，其实就是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边城》就是这一文化价值体现的标志“建筑”。《边城》发表于1934年，它把自然和谐的人生形式推向了极致。边地的美丽景色、淳朴的传统风习和人物的美好心性浑然一体，充满了牧歌情调。青山绿水、古朴宁静的茶峒城里，撑渡船的老人和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团总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了翠翠，由此演绎了一段美丽而哀婉的人性之歌。《边城》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把它极力渲染成世外桃源，其实就是沈从文的文化价值寄托。沈从文在《边城》用这种新的文化信仰为人们描绘着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自然、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和美好人生，赋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征意义，她们是这种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征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儿，“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她是人的至性——爱情的女儿，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灵与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为、自然生命形态的活的标本，是一种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从文所要创立和张扬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从文就是要借她们——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来反对人为的、社会的、道德的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还是所谓的现代都市文化。
在《边城》中，翠翠、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人物的身上，都展示着至真至纯、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无羁的生命本真，都融汇在《边城》那种宁静和谐、充满无忌野性的自然环境中，洋溢着圆满健全生命力的氛围。沈从文就是要以湘西那种平凡、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来取代畸形的现代都市文明和病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种存在于自然形态中的生命形态和朴素人生来唤醒麻木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沉醉在现代都市文明里的生命，激起他们对这种新文化的信仰，重构新的自然和谐、雄健鲜活、化外境界的文化价值观，与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样，过一种自然不做作、具有真性情的现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爱恨自然。他相信他推出的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现代都市文明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沈从文有这种文化自信，在写于1932年和1937年的《凤子》中，这种文化自信表达的清清楚楚：这篇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在现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级知识者（小说中被称为“老师”）来到湘西，在和总爷（湘西文化的阐发者）的争辩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种朴素的生活、健康的灵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环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这种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惊呆了，并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总爷对湘西文化的表达和对都市文明的贬斥。
四、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在于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体系
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创作，沈从文充分阐释了他的新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并表达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这种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价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化无可比拟的超现代性。沈从文认为，中国人甚至全人类都应当将这种新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样。只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美好和谐、充满人性化的理想社会，才能永葆人类雄强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
因此，当大多数新文学家以新的、西方的、现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旧的、中式的、传统的、乡村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沈从文看似做出了几乎反方向的文化选择。但是假如你们认为沈从文非都市而崇乡村，抑现代而扬传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那是部分文学研究者没有参透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沈从文并没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乡土作家，而恰恰相反，他是站在当时中国文化现实的基础上，立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上，孤独地、痛苦地进行着文化的评判和文化选择，试图为中华民族找到强壮民族精神、雄强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寻找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出路。
沈从文小说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价值体系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为内核，为人类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价值体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并在他的作品中阐发了这种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这种文化造就的美好社会，并且沈从文强烈地渴望中国和世界能够丢掉泯灭人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畸形变态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确立这种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让整个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处于和谐美满之中。
3. 论述沈从文都市小说的文化内涵
[摘 要] 沈从文小说在人类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渗透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人类应当具有的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种文化信仰，阐述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湘西自然人性文化。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 传统道德文化 现代都市文明 湘西文化 人性的希腊小庙 “第三种”文化体系
[目 录]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三、沈从文的《边城》与“人性的希腊小庙”
四、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在于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体系
当代文学巨匠沈从文是个每个细胞都浸满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从文学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牧歌似的湘西世界；从社会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勾画了一种人性本真的湘西文化。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在沈从文的小说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从文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进行了对比性的描绘，以此阐释湘西文化的真谛，揭示湘西文化滋养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态和自然张扬的人性。沈从文在试图构建一种自然和谐、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对以儒教为主的正统的中国传统礼教文化，也反对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他极力将三种文化的景观和人生实质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世人，并将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这种文化环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个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诉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强、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满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仅正在颓败的中国甚至所谓的西方文明都应该重建、普及这样的文化，只有建立这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才会充满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人类的生命力才不会枯竭和凋萎，整个社会和世界才能达到人性发展的极至。
在这里，沈从文不仅对三种文化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扬和试图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并用之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创立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整个世界。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从文与鲁迅、老舍对中国的旧文化、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鲁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破而不立”，没有确定旧的文化破了之后中国文化的指向。而沈从文却上是在“破”的同时更侧重于“立”。他要创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创立一种以湘西文化为核心的自主、自为、自然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充满人性的人生哲学。沈从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统一的“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②”这里他所说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的、益于人性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信仰。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中国文化的边地，因此相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态的乡土文化，这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从文及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就是这种文化的活态。而北京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虽然它正处于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缓慢转化中，但这种传统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却又顽强地生存着。而上海则是一个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国本土上一个鲜亮的象征,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文化侵蚀力，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倒了之后,精神空虚灵魂疲顿时乘虚而入并疯长的一种文化怪胎。
这三个不同的空间，实质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种文化形态。沈从文虽然辗转于北京和上海，但作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从文并没有在深层次上被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却给了沈从文一个用湘西文化来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们影响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态的历史性机会。他与这两种文化和这两种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这种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独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对这三种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根和现代都市文明的畸变，同时，也对他家乡的充满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续产生了危机感。于是，沈从文把他的文化创立指向了湘西文化，并将湘西文化淳朴本真的一面提纯升华，试图创立一种能够取代中国没落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信仰。
于是，沈从文开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来批判中国颓败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阐发和张扬以湘西文化为底根的新的文化价值观。
沈从文对文化的评判，常常从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态等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如小说《十四夜间》，刻画了一个在传统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吴子高，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找妓女的可笑过程。他自己不能去找，这有失“大雅”，就转托客房的伙计。在等待的过程中，沈从文对吴子高的心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吴子高在设想妓女到时如何如何对话，如何如何行动，简直像“备课”，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时，却又手足无措。这是一个怯懦、犹豫和无能的生命形态，是一个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生命典型。与大胆放肆、充满雄强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锻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从文说，性爱是体现人的生命力的。沈从文正是从性的角度来讽刺贬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力的摧残和戕害，反过来，更加深了他对洋溢着雄强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
在小说《看虹录》中，这种以性来评判文化的视角更明显。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充满了象征意义和潜台词的暗示，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人性的束缚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说中的女主人应当是“美与爱”的文化象征，是充满生命活力与自然美的文化载体；而小说中的客人却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象征，是这种文化畸变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这个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发着生命和人性的热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应该燃烧。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笼养的“客人”的怯懦、犹豫不决，因为他生命的热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健力被中国传统文化湮灭了，生命本能的热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润下熄灭了。好在这个客人还能够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反思，对自己身上的文化进行诅咒：“我等待那个夜所能带来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这种淡淡香气给我的一份离奇教育”。这离奇的“教育”是什么呢？于是，沈从文借客人的心和口，点出了另外必然还有一本书，这书就是充满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状态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也就是沈从文所要创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这种文化，才能孕育出朴素至美的人性与和谐美满的人类文化。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从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懦弱和虚伪，他大胆地提出“丢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③”。沈从文在《凤子》中说：“挽救它唯一办法是哲学之再造，引导人类观念转移。”但这种“哲学”和“人类观念转移”并不是转到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明，因为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同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无情的否定。沈从文创作的《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王谢子弟》、《苦墨医生》、《来客》《烟斗》、《有学问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杀》等小说作品，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会的画卷。作者在《绅士的太太》中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以照出他们丑恶的嘴脸与灵魂。”《绅士的太太》以一位绅士的太太作为切入点，她与丈夫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她与大少爷暗中调情，为大少爷与三姨娘偷情搭桥牵线，牟取钱财。绅士则偷偷与情人幽会。他们表面上尊贵体面，道貌岸然，实际上卑劣猥亵，男盗女娼，生活里充满了自私与虚伪，欺人与自欺，淫荡与乱伦。沈从文无情展览着所谓现代文明中人们生活的空虚、精神的凋萎、灵魂的锈蚀，刻画了浸泡在现代都市文明里人生的虚无和人性的泯灭。《八骏图》里的八位教授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然而他们却恪守道德，奢谈文明，用假正经、假文明来拘束、压制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七情六欲，形成了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人性，是违反正常人性的、病态的、畸形的文化现象，沈从文借此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现代文明自居悖论、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实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实不道德。这种文化让人性变态，让行为反常，让整个社会在虚伪、意淫和无聊的梦幻中讨生活，将人性和心灵变成金钱和情欲的支配物。
在《写在〈龙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从文对自己长期生活在现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北京给自己造成的人生伤害同样进行了痛苦的陈述：“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
沈从文笔下的现代都市文明具有毁人于有意而无形中的无聊与空虚，这种文化的两大支柱就是金钱和情欲，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烂的，生命的价值和人性都是物质化、利益化的东西。现代文明写在人脸上的是憔悴受伤，而内在的生命却是枯竭和焦黑，整个人的生命的激情已丧失殆尽。一个物质与情欲的世界，根本看不见生命的影子——这就是现代都市文明最显著的特征。
三、沈从文的《边城》与“人性的希腊小庙”
沈从文说：“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在沈从文的湘西童话中，《边城》就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庙”里，古风犹存，淳朴也充溢在人们身上，自然的人性美表露无遗。《边城》集中体现了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是对民族道德重造的切入点。
通过《边城》这部小说，沈从文用理想化的笔墨描绘了的以苗族文化为内核的湘西文化。沈从文意欲构建的“希腊小庙”，其实就是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边城》就是这一文化价值体现的标志“建筑”。《边城》发表于1934年，它把自然和谐的人生形式推向了极致。边地的美丽景色、淳朴的传统风习和人物的美好心性浑然一体，充满了牧歌情调。青山绿水、古朴宁静的茶峒城里，撑渡船的老人和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团总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了翠翠，由此演绎了一段美丽而哀婉的人性之歌。《边城》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把它极力渲染成世外桃源，其实就是沈从文的文化价值寄托。沈从文在《边城》用这种新的文化信仰为人们描绘着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自然、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和美好人生，赋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征意义，她们是这种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征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儿，“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她是人的至性——爱情的女儿，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灵与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为、自然生命形态的活的标本，是一种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从文所要创立和张扬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从文就是要借她们——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来反对人为的、社会的、道德的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还是所谓的现代都市文化。
在《边城》中，翠翠、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人物的身上，都展示着至真至纯、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无羁的生命本真，都融汇在《边城》那种宁静和谐、充满无忌野性的自然环境中，洋溢着圆满健全生命力的氛围。沈从文就是要以湘西那种平凡、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来取代畸形的现代都市文明和病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种存在于自然形态中的生命形态和朴素人生来唤醒麻木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沉醉在现代都市文明里的生命，激起他们对这种新文化的信仰，重构新的自然和谐、雄健鲜活、化外境界的文化价值观，与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样，过一种自然不做作、具有真性情的现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爱恨自然。他相信他推出的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现代都市文明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沈从文有这种文化自信，在写于1932年和1937年的《凤子》中，这种文化自信表达的清清楚楚：这篇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在现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级知识者（小说中被称为“老师”）来到湘西，在和总爷（湘西文化的阐发者）的争辩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种朴素的生活、健康的灵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环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这种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惊呆了，并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总爷对湘西文化的表达和对都市文明的贬斥。
四、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在于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体系
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创作，沈从文充分阐释了他的新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并表达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这种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价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化无可比拟的超现代性。沈从文认为，中国人甚至全人类都应当将这种新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样。只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美好和谐、充满人性化的理想社会，才能永葆人类雄强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
因此，当大多数新文学家以新的、西方的、现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旧的、中式的、传统的、乡村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沈从文看似做出了几乎反方向的文化选择。但是假如你们认为沈从文非都市而崇乡村，抑现代而扬传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那是部分文学研究者没有参透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沈从文并没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乡土作家，而恰恰相反，他是站在当时中国文化现实的基础上，立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上，孤独地、痛苦地进行着文化的评判和文化选择，试图为中华民族找到强壮民族精神、雄强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寻找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出路。
沈从文小说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价值体系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为内核，为人类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价值体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并在他的作品中阐发了这种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这种文化造就的美好社会，并且沈从文强烈地渴望中国和世界能够丢掉泯灭人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畸形变态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确立这种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让整个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处于和谐美满之中。
4.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体特征
一、文体特征
1、“冲突——超越”格局的反复再现；
2、文本意义层次的多层设置；
3、重复叙述中文本的自然流转。
二、沈从文
沈从文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被称为“文体作家”，“文体”对沈从文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文体
文体是一种语言组织，是作家借以传达思想情感的体验方式。“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上述文体定义实际上可分为两层理解：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1］
［1］ 童庆炳.童庆炳谈文体创造［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22.
5. 为什么说"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
沈从文的寂寞源于其文学理想的独特印记与难以被理解以及其时代背景下的不可实现。
一、文学理想的独特印迹
对于一个从特殊地理、历史和现实中走出来的具有“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身份的沈从文，其文学理想自然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迹。《从文自传》是作者走到一个阶段，为自己“温习一下个人的发展过程”，是在“读一本大书同时读一本小书”、看杀人“教育”了自己等等独特的经历中“得其自”，从而为未来埋下“自我”的种子。
笔者以为，这个“自我”在沈从文身上与五四启蒙语境下现代理论催生的“自我的觉醒”是有区别的，沈的“自我”是在过往的经验中“追溯自己生命的来历”（1）确立起来的；沈所谓的“人性”也非与阶级性社会性对立的带有某种人为因素的那一套，而是源于生命本身自然本心的东西。正是这种几乎本能里有的对自己的实在经验的忠诚，以及对天地万物本源的感悟，使沈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常”与“变”，自然人性与知识文明交织的纷繁混乱的时代背景中，留下其文学理想的独特印记。
沈从文自觉把作家的“古怪事业“作为自己承担的使命，虽然无从靠它“生活”，它却“缚住了我的生命，且将终其一生，无从改弦易辙”，他说，这个事业“必然迫得我超越通常个人爱憎，充满兴趣鼓足勇气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个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与相仇，将种种情形所产生的哀乐得失式样，用它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方能继续工作。”（2）由此我们多少可以明白一点点，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在四十年代为什么要那么痛苦，他为什么不去写他的“文学”，而为现实和时代如此困扰。或许从一开始就将文学理想视为宗教般虔诚和视文学理解为庄严的沈从文，已决定了其文学理想难于被当时现实所理解的宿命。
二、难于被理解
沈从文文学理想的独特印迹使其对乡土的追忆和想象不同于当时的启蒙者，他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者或启蒙者的身份在社会的层面上进行启蒙或进行政治阶级分析，揭露乡村的愚昧麻木，企图引起政治觉醒或反抗，而是以平等的态度与自我的经验的视角描绘一个真实细微的世界，他能感受到他所写的世界，但他又能跳出这个世界，感受到完全淹没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人不一定能够清楚意识到的悲哀的一面。因此，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学既不同于一般的启蒙话语，又区别于当时的乡土文学，这种似乎相悖的视角使得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本身就显得朦胧而难以理解。
沈从文自己也不无痛苦地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被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掉了。”（3）也许沈从文的笔致太美了，让读者以为沈只会唱忧伤怀旧的乡土田园的挽歌，而很难体悟到文本深层的蕴藉和“目的美”背后的良苦用心：
《相行书简》背后的“历史是一条河”，这条河上有着未经“现代”洗礼的，自然自在的生命，这些生命在沈笔下似乎颠倒了“五四”语境下惯用的“批判性”话语，沈文学世界里的人已不再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是代表了远比相圻相杀的历史更为恒常久远同时又现实逼真的生存和价值；《边城》的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纠正、发展自己顽强的生命意志，使这个世界尽管有它的悲哀，却仍能在困难中微笑。如同沈在《题记》中所言：“我们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而在《长河》对“常”与“变”的叙述中，我们分明感到一种来自“现代”对民间美好品德的威胁那种“无边的恐怖”，令人联想到鲁迅当年提出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旧自己或民族的内心，也就很容易陷入“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4）；而沈夸大湘西环境的恐怖色彩，“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5），以此刺激城里人建筑起来的脆弱的文明，这种审美理想背后却是一种生命意识……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比较清晰了：不管是现代政治还是现代商业抑或两者的合谋，都是现代规划的力量。所谓现代的宰制，说穿了就是在追逐幻象，追逐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幻象，不但不是从人的生命最深处生发出来，更是给生命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阻碍，越追逐越迷失生命本心的东西，最后，人沦落为了材料。这是现代的悖论。
沈从文并不是热衷于“回到过去”的“反现代性”的乡下“土绅士”，他是一个警惕现代化对自我和民族的宰制的现代性搜索者和追求者，他的理想是把人从“自然”和“文明”二律背反规律的左右中解放出来，更健康地发展下去，走向未来；他是一个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6）中救亡压倒启蒙的另一种潜伏的危机下重建“启蒙”。可是在那个“现代”来了且来势汹汹以致连沈自己都濒临精神崩溃的时代潮流中，谁能理解呢？沈从文超越“时代”的文学理想达到了当时少有人能企及的高度，也注定了其不可能实现的悲剧。
三、不可能实现
由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沈的独特而难以被理解的文学理想势必造就其深深的寂寞，这是从内在的高度而言；从时代背景而言，尽管沈从文反对“差不多”，不满只记着“宣传”的“抗战八股”，提出重建民族品德，重建文运、经典等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呼吁，但是在“泥沙扑面，狼虎成群”（7）、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的30年代以及民族救亡压倒一切，时代可以裹挟一切的社会大背景下，沈的文学理想势必不如左翼文学与抗战文学在在工具上的效用，不像政治革命和社会运动那样省时和速效，在以根本改变社会制度为目标的政治革命已经成为时代中心的年代，沈文学理想的曲高和寡在所难免；此外，沈与当时的“新月派”的绅士风情与欧美派自由主义作家又是保持一定距离的，沈从问绝不是“贵族式的不介入的清高”（8），在他心中，文学不能沦落为商业和政治的雇佣，却必须得有根本性的担当。不可为而为之的呼喊：“我们当前便需要一种‘清洁运动’，必将现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现代文化的驵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与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势利，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我们得一切从新起始：从新想，从新做，从新爱和恨，从新信仰和惑疑。”（9）这是沈从文作为在时代的洪流中作为一个作家严肃而庄严的自我要求和自我认同，以及根本性的担当。在笔者心中，就觉得沈从文与鲁迅在文学的深处、思想的深处是特别相通的。可是当沈读懂鲁迅的时候，先生早已去世多年，因此沈的“孤帆独征”不可避免。
简而言之，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党派、不隶属任何一个势力集团、没有任何显要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或背景的沈从文，凭一己之力是无力也不可能改变整个文学生态环境的；更何况文坛中的政客、赌徒、骗子们，也不会因为他的虔诚而知耻自重改变态度；文化商人更不会因此而良心发现、一改初衷的。更具悲剧意味的是，掌握话语霸权的文坛强梁还会因此而封杀。正如唐长福所言：“‘孤帆独征’是沈从文对自己文学生涯的夫子自道，‘曲高和寡’的文学理想际遇和孤独进击的姿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大部分意识形态化，或逃避而独善其身；像沈从文这样抱着‘五四’原则不放，坚守自己文学理想的作家，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也是寥若晨星的抗拒‘时尚’的‘不合时宜’。”
网上的资料，望采纳。
6. 沈从文小说是以怎样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
京派小说家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来认识世界,通过作品表现作家对现代文明进程的质疑,希望在乡村人民身上重造民族品格。沈从文作为京派的代表,他的小说具有京派小说独特的气质。
7. 以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为例，试论京派小说的创作特点（简答）
"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30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而这种对峙体现在文学中，就形成了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学团体。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分别活跃在京津和上海它们介于左翼和国民党文化之间，持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
京派和海派的对峙和冲突，是30年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主题。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从而折射出了古老的农业中国，在向现代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丰富景观。
一、"京派"小说
（一）京 派（定义）：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凌叔华、萧乾、李健吾、芦焚、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即非职业化作家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
（二）京派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一方面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
（三）文学观念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其次，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四）艺术特征
京派小说家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多带有乡土气息，具有来自乡野的质朴的美和凝重古久的风格，并由于对本土经验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其文体都具有一种抒情性。如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芦焚的《果园城记》等。
（五）京派代表作家
京派作家之中以小说著称的，有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等，他们的作品除了具有京派的共同特质以外，每个人又都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风格，关于废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关于沈从文我们以后将列为专章讲述，下面介绍一下其他作家。
1、萧 乾（1910－1999）
青年时代及晚年时代的萧乾
①、创作概况
萧乾生于北京东直门里城墙根一带的贫民区里，是蒙古族的后裔，父母先后早逝，沦为孤儿，自幼饱经人生炎凉，这些经历，日后成为他全部小说创作的诱因。在创作上，受到过杨振声、沈从文、林徽因等人的指导。著有短篇集《篱下集》、《栗子》、《落日》，还有长篇小说《梦之谷》等。
②创作分析
萧乾的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儿童视角"出发，展现成人的世界，抒发人间的世态炎凉、冷热和不平等的遭遇。这类作品有《篱下》、《矮檐》等，小说中都有坚忍的妈妈形象（寡妇或者弃妇），包含着作者对自己母亲的回忆。
第二类是宗教题材小说，把锋芒直接指向了教会的伪善和冷酷，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基督教在中国当时社会条件下与殖民主义相似的历史作用。这一类作品有《皈依》、《鹏程》、《昙》等。
第三类是爱情小说，代表作就是著名的长篇小说《梦之谷》（1938年）。《梦之谷》是一部自传体成长小说，依据的是作者自己的一次流浪和爱情经历，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是一个18岁的北京青年一个人流浪到岭东，在一家中学教国语，深受语言隔阂之苦。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他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盈"，她也能说一口纯正的国语，但是却有着不幸的遭际，两个人同病相连，于是产生了爱情，在"梦之谷"中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但是姑娘后来却被一个恶霸劣绅霸占，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恋情就以悲剧而告终。这个小说取材于萧乾的自身经历，具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是失落者所倾诉的美丽的挽歌。但小说出版时已经是1938年，在那种战争的环境中，"梦之谷"超尘脱俗的品质与时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并没有在文坛引起太大的反响。
2、芦 焚 （1910－1988） ① 创作概况
芦焚也就是师陀，师陀是他1946年之后使用的笔名。30年代的芦焚虽然没有后来成熟，但是却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势头，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等。其中的短篇小说集《谷》与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一起，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芦焚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善于描写场景，其小说深切地表现了北方农村的衰败。抗战前芦焚去了上海，后来陷入孤岛而长期蛰居。
芦焚（师陀）
② 艺术特点
芦焚象沈从文一样，也自称为乡下人、土人，但是两个人的风格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比之沈从文，芦焚笔下的乡土世界少了几分想象，多了几分真实，远离了田园牧歌的拟想，代替的是中原农村的衰败与荒凉，是活脱脱的现实世界，他不是从人性中升华出神性，而是在崩溃着的内地乡村风习中散发出类似李贺诗篇的阴沉的鬼气。
3、林徽因（1904―1955） ①作家简介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音乐的"音"，是京派中的文学沙龙女主人，一代才女。她曾经留学英美，兼通中西文学，又熟悉绘画、戏剧、和雕刻，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林徽音的才气、容貌、诗名，令许多文人倾倒。她秀丽聪颖、性格热情，有着非同凡响的审美气质，当时她和梁思成的家，是京派文人聚会的场所。由于是名门闺秀，优越的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使她有条件把文学真正作为独立而自由的人生与艺术理想，从而是天然的"为艺术而艺术派"。
② 创作分析
林徽因小说的代表作品是《九十九度中》。这部作品被京派的批评家李健吾看作是最富有现代性的实验性作品，写的是一个酷暑天北京胡同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林徽因更有性别特征的作品还是描绘大家闺秀心态和体验的小说，如《钟绿》、《文珍》、《绣绣》等篇，这些是她更本色的作品，寄托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从命运不好的人们身上反转到自身，而感悟到年华易逝，美的短暂，渗透了小说家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悟。但是沙龙的格局最终也划定了林徽因的小说世界，造成了其作品的局限。
京派其他的作家还有杨振声、李健吾等人
8. 什么是小说的现代性
什么是现代性？
1，马克思和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理解。
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经常用“现代”这个词语来“表示资产阶级的兴起、经济的成长、资本主义的确立、他们政治上的表达以及后来——但不是最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些历史事实的批判”。列斐伏尔的这句话包含两个领域的话题：政治、经济。这两个领域关系密切，但也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对象进行阐述。列斐伏尔接着引用了马克思的两段话，这两段画主要讲述的是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如何抽象出了形式上的普遍利益，个人（私人生活）也被抽象为个人利益（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对国家、个人进行抽象的资产阶级时代是分离、分裂和两重性的。（8页对这三个词语的表述是“分离、分化和多重两分”，是一个意思，“革命性的实践起步于跨越鸿沟：私人与公共、专门与普遍、自然与人……”，这一句话应该是对“两重性”的具体表述）列斐伏尔在这样一个角度下具体讲述了马克思观察到的被称为现代性的一些分离的状况：私人生活与社会-政治实践的分离，理性与非理性的分离，表面的理性统一的背后是普遍的“非现实”。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才能改变这些分离状况，重建真正的统一。(马克思的现代性具有更多的政治内涵，而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则有很强的体验性，他试图将短暂、瞬间性纳入对现代性的解释当中。他在永恒和变动的两重性中注意抓住变动的一方，（永恒只是他的起点），因此他把现代等同于时尚，认为从短暂的、变动的意象中把握住的东西，与永恒之间存在神秘联系。换句话说，波德莱尔的理想是在现代资产阶级世界内部创造一个审美的艺术的世界，即所谓“世界化的世界”。这个世界追求的是时尚，他通过对时尚的把握来创造一个华丽的高级世界。也由此，波德莱尔没有马克思的那种追求自然的统一性的的倾向，他理解的自然是一个丛林的自然，是“咬啮和杀戮”产生的地方，人工技巧才是他的追求。
1848年革命使马克思看到了自己从哲学角度理解资产阶级世界（现代）的局限性，他开始采用“实证”的方式，更多地关注历史与经济。但是他对通过革命性的时间推翻资产阶级世界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的信念并没有变化。
1848年革命却使波德莱尔产生的变化。他“在身负革命和失败的创伤、满心厌恶资产阶级和斥责资产阶级世界的情况下，承认了革命性实践的失败，他挪用起两重性和分离性来，他与它们妥协了，他拒绝那样接受它们了，它们已不足以让他满意了，他极其厌烦它们，他深究它们，以便发掘出代替已失败了的真正变革的观念化变革的根源”。这里的它们应该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波德莱尔的妥协是指“接受资产阶级社会为‘世界’”，这一妥协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这一概念羽翼渐丰，开始飞翔。波德莱尔接受了现代性所暗含的自我与真实、珍视与理念或可能之间的裂隙、分化，并试图用诗性语言构筑一个独特的审美世界，并以此抵抗、解决前述分化、二重性。词语在这里成了唯一的有效的武器，波德莱尔通过词语完成对资产阶级世界的蔑视、嘲弄。但是这种词语的“炼金术”仍然臣服于既定的环境，审美是出于环境之中的，虽然它的目的是展示和改变世界，但是词语本身却必将陷入孤独。
19世纪是资产阶级上升和进步的黄金时期，1905年发生的俄国革命宣告了世界正在转型，而沉浸在19世纪的好日子中的资产阶级连同它的哲学还没有反应过来。列斐伏尔说：“1905，一个突变。”它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新技术发明急剧增殖并穿透了日常生活；“非连续性相伴涌来”，构成了对19世纪诸多领域的连续性的观念的冲击。（这一部分有几句话很费解。第9页下面，“每个试图安置知识和行动、社会政治生活后果的人将失去他们的立足之基。这是迟早的事。”和“还是此时，个人主义的时代结束了，集体组织的时代虽无绝对的突破，但已开始显露峥嵘；个人要为捍卫自己而竭力斗争，争得有效的桥头堡：相关的、想象性的艺术”）
在新的时代，专家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网络全书派过时了”；结构、非连续性等概念被广泛应用，“讲综合”成了“老一套”。在变化的变现中（实际上应该是对变化的理解过程中），“变异、突变的性质差异概念”深深影响了不同的图式。所有这些非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概念已经嵌入了现代性之中。
接着，列斐伏尔把非连续性这一“新生事物”（在这里他表述为“抽象的非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抽象力量”）带入对具体生活境遇的感知当中。他举了信号、图像、电光照明的例子，说明由于非连续性的力量（包括具体的技术？），我们的物理感知已经无法分辨出抽象和赶出了，“‘真实’失去了它陈旧而熟悉的特征，成了胶合拼板玩具的拼片”，“它也变得更具体更不真实了”。这一段话的意思可能是非连续性的力量已经模糊了具体/表象与本质的绝对鸿沟，使人置入一个无法获得象征意义或本质性理解的境遇。列斐伏尔认为，非连续性的信号、物、声响已经支配了人的感觉，象征及其附着的文化、意义在信号的压迫下急剧贬值。一些艺术家倾向于把握这些非连续性的信号，试图在非连续性的现实当中创造出一个自由的世界（这也可能是艺术家们的异想天开）。另外一些艺术家感受到真实世界中的“它性”（非连续、断裂、无本质、无意义、异己感），试图重新找回“久远年代的象征”来代替异化的现实。
在描述了汹涌而来的非连续性和变化之后，列斐伏尔总结说，“现代性诞生于这些重大的变化、诞生于这个明显的但仍未得到解释的现象”，“在这个新显露出的现代性核心中，存在着解构和自我解构的内在矛盾和原则”。
9. 求一篇有关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论文急急 20分
沈从文 现代性 对抗 共谋
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
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
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
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
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
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
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
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
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
“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
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
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
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
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
四、结语
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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