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刘世德
A. 水浒传到底谁写看看电视剧版
最新研究认为是罗贯中 ，原因是施耐庵 没有任何的生平记载，但是前五十年的教学中一直强调是施耐庵 ，所以现在有很多新版本将两个人的名字一起列了。
但是在初中以及高中的教材中标准答案仍然是施耐庵 。这说明罗贯中的这种说法还没有被大多数的学者认同。
这在学术界是正常的现象，谜底总是要揭开的。
引用以下资料：
月3日 《水浒传》的作者 刘世德
央视国际 2022年04月01日 13:02
主讲人简介：
刘世德：1932年12月生。1955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为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华侨大学教授，湖北大学教授，丽水学院首席教授。
社会职务：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红楼梦学刊》编委。
著有《红楼梦版本探微》、《曹雪芹祖籍辨证》、《夜话三国》、《明代散文选注》、《魏晋南北朝小说选注》等；以及《红楼梦论丛》（合著）、《中国文学史》（合著）、《中华文学通史》（合著）、《唐宋词选》（合著）等。主编《古本小说丛刊》、《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古代公案小说丛书》、《三国演义学刊》等。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内容简介：
一部传世奇书《水浒传》，给后人留下了诸多难解之谜。《水浒传》成书于何时？《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施耐庵何许人也？《水浒传》是民间故事的汇总吗？书中宋江怒杀阎婆惜和林冲逼上梁山的故事是作家自己的创作吗？施耐庵究竟在《水浒传》的成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为您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
《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现在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看法：一种看法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是《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虽然《水浒传》里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代，但是那毕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顶多说，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话也是南宋的，但是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第二种看法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个是在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当代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产生的一个作品。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基本上是说服力还不是很够。另一种说法，这个书里边出现了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还有一个说法说这里边出现了一些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在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个说法，说《水浒传》写了大家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的，用银子这个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所以根据以上这几个情况呢，他们认为是明代中叶的。但是我觉得，第一，他没有提出证据。第二，银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个别的情况。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从明朝到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罗贯中写的，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作的，这个是比较多的一些个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第三种说法，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个最早也见于明朝人，但是时间比较晚。那尤其是金圣叹那个本子。流行以后，由于它前边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个序是假的，是金圣叹自己写的。
施耐庵是什么时代的人、什么地方的人？他的生平事迹又怎么样呢？非常遗憾。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现在一无所知。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我们为什么断定他是元末明初人呢？那是因为他的合作者可以确定，他的合作者就是罗贯中。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那么合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当然也是元末明初人。这个作者和时代是这么确定下来的。但是，只知道他是姓施，他的名字并不叫耐庵，耐庵不是字就是号。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可以提出一种看法供大家参考。还不能够说他是有100％的证据能够成立，只是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施耐庵有可能是施惠。施惠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剧家，写南戏的。最早我们所知道的，提出这个看法的是屈学大师吴梅。吴梅在他的《故趣助谈》这本书里边说，施耐庵就是施惠，南曲《拜月亭》的作者。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先生，大家欢迎。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小说多有一个作者的问题？《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下面我们欢迎刘世德先生为我们演讲《〈水浒传〉的作者》，大家欢迎。
这个《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现在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看法，首先一种看法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这个是个别的明代的学者说的，当前学术界没有一个学者接受这种看法。非常简单，虽然《水浒传》里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代，但是那毕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顶多说，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话也是南宋的，但是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是明代学者个别的人想当然的提出来的一种看法，这是第一种看法。
第二种看法，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个是在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当代的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产生的一个作品，这个系列讲座里有个别的学者也持有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呢，在我看来基本上是说服力还不是很够，他们无非就是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呢就是说宋江这些人招安以后大多数要么是杀掉了，要么是毒死了，要么是自杀了，说这种事情只有在明代初年朱元璋做了皇帝大杀功臣以后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只是一种分析，并没有证据。另外一点，他为什么认为是明代中叶才有的？他说明代初年出现了一些个水浒戏，朱有炖写的。那个情节跟现在的《水浒传》不一样，如果说《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出现的，为什么朱有炖的杂剧里边写的水浒戏和它会不一样，所以呢，加以怀疑，那么这种说法呢，也只是一种怀疑，没有证据。
再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书里边出现了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再有一个说法呢，说这里边出现了一些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在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个说法，说《水浒传》写了大家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的，用银子这个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所以根据以上这几个情况呢，他们认为是明代中叶的。但是我觉得，第一，他没有提出证据。第二，银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个别的情况。《水浒传》那么厚的一部书，里边出现了个别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明代的地名，你怎么能够不排除这是个别人后来的人修改的时候加上去的呢？这么厚的一本书，就那么一个证据，这个说服力就不强。另外有些武器，有一些用银子的情况，固然是明代中叶以后才有，但是，这个是根据一些文字记载、一些明朝人的记载提出来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情况，就是书面上的记载永远是落后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如果说现实生活里用了银子了，而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服力不是很强的。所以讲作者问题之前，我先要讲这个时代问题。也就是说它还是元末明初的作品，这个作者呢，还是元末明初的人，这是我要先讲的第一点。
那么下边我就要直接讲《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了。《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从明朝到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罗贯中写的，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那么这个是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有一些文人的笔记里边提到的，也是最早的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作的，这个是比较多的一些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不但见于明朝人的一些笔记，而且在一些明刊本上头都是这么写的。每部小说卷一、第一页，一定有一个作者是谁。这在明朝《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它们上头就写到是施耐庵、罗贯中。而且在一个书目的记载里边，还说这个《水浒传》是施耐庵的“的本”，这个“的本”是什么意思呢？“的”就是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原来的不是后来的，不是冒充的。这个“的本”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从这个题名来看，就是说《水浒传》它确确实实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次。编辑的“编”、次序的“次”。编次的意思就是编辑、整理。那么从这个题名来看呢，《水浒传》应该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呢，帮他整理、编辑而成的。所以说，如果是有两个作者的话，那主要的是施耐庵，次要的是罗贯中。我呢，是相信这个说法的。
第三种说法，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个最早也见于明朝人，但是时间比较晚。那尤其是金圣叹那个本子。流行以后，由于它前边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个序是假的，是金圣叹自己写的，那个文章是很漂亮。有些句子也很流传，但是那个是假的，和施耐庵没有关系。那么大家就比较熟悉的作者就变成了施耐庵一个人。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有一个规定地方出版社不能够印古典小说，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印古典小说。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古典小说《水浒传》里边，就署的是施耐庵。所以大家普遍的都知道《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没什么错误，但是它有缺陷，就是把罗贯中给完全抹杀了。所以关于这个作者问题，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施耐庵是主要的作者，罗贯中是他的合作者。从狭义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承认作者是施耐庵。从广义的方面来说，应该说《水浒传》是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所以，第一，不能够剥夺施耐庵的创作权；第二，不能够抹杀罗贯中为《水浒传》付出的劳动，这个就是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我想就讲这么几个问题。
那么可能有的同志问，既然施耐庵是作者，那么这施耐庵是什么时代的人、什么地方的人？他的生平事迹又怎么样呢？非常遗憾，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现在一无所知。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最早的版本和最早的书目上都说是钱塘施耐庵，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这个好像在今天的浙江省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倒是别的地方老要抢施耐庵，把施耐庵认为是他们当地的。浙江杭州毫无动静，大概浙江杭州名人很多，不在乎多一个施耐庵、少一个施耐庵。那么前一阵子比较轰动的呢就是有江苏省一个大丰，一个兴化来抢施耐庵。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丰有一个施耐庵的墓，这个墓现在是一个文物。那么有的人说既然他的墓在这里，那当然施耐庵就是我们本地人。但是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墓是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建立的。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是民主政府，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那个县长姓李，他建的这个墓。那么你想想看，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建的墓，这是不能够作为他的籍贯的一个凭证。那么大丰，大丰是1949年以后新设立的一个县，它以前没有这个县。由于历史上记载，传说施耐庵是白驹桥的人，这个白驹桥恰恰原来属于兴化，现在划到了大丰了，所以大丰在争这个。我曾经奉中央领导同志之命，到大丰专门去调查这个事情。当地出现了施耐庵的家谱，还出现了地下挖出来的墓志铭，墓志铭上头那个人有人说是施耐庵，有人说是他的后人，这些全是假的，我们现在惟一能够知道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从前叫做钱塘，这是他的籍贯。他的生平事迹毫无所知，这个籍贯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水浒传》里写到了很多浙江的地名，和现在的地理情况完全符合的。他写别的省，山东省河南省很多地理呀，它都是错乱的。由于作者知识有限，在封建社会一个交通不是很发达，所以他有些地理情况不熟悉，出现了错误。但是，在浙江省杭州附近的地名全部是没有错误。
那么他是什么时代人？当然他是明代以前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断定他是元末明初人呢？那是因为他的合作者可以确定，他的合作者就是罗贯中，而罗贯中在《续录鬼薄》里有小传，根据这个小传来判断，他是元末明初人。那么合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当然也是元末明初人。这个作者和时代是这么确定下来的。但是，只知道他是姓施，他的名字并不叫耐庵，耐庵不是字就是号。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可以提出一种看法供大家参考。还不能够说他是有100％的证据能够成立，只是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施耐庵有可能是施惠。施惠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剧家，写南戏的。最早我们所知道的，提出这个看法的是曲学大师吴梅，吴梅在他的《顾曲麈谈》这本书里边说，施耐庵就是施惠，南曲《拜月亭》的作者。可是他没说出他的根据。大家很长一个时期，引用吴梅的这句话，都要加上一句，不知道他根据的是什么。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抄本，叫做《传奇汇考标目》，这是一个跟《续录鬼薄》这些相同的一个作品，列举了戏剧家和戏剧作品。在这个《传奇汇考标目》当中，就写了施耐庵叫施惠，是《幽闺记》、《拜月亭》的作者。吴梅的根据就在这儿，再往后我们又发现了在明代万历年间有一本书叫《三家村老委谈》，这里边讲，施耐庵就是施惠。那么我可以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大家去思考，那么在《续录鬼薄》上我们找到了施惠。那么根据《续录鬼薄》的介绍，施惠是杭州人。大眼睛，胡子很长，很漂亮，写戏曲的。那么关于这个施惠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施耐庵除了以上讲的以外，现在我们并没有掌握任何其他的、正面的、肯定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和记载。
那么下边就提出一个问题：《水浒传》是不是作家的创作？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一些著名的、第一流的，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累积型的作品，都是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什么叫做累积型呢？就是说这些作品从宋代、元代到明代，有很多人都写了这些东西，那么逐渐逐渐积累下来的。那么这个话听起来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呢，它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累积型无非是说这个作品它是由素材做依据的，是在那个素材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我想，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恐怕都是有素材的，都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另外，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这个很简单，我们有好多布料，这一块、那一块，这些布料加起来并不是一套完整的衣服。从这个布料要成为衣服，当中有一个必经的程序，一定要经过裁缝的巧手，没有裁缝，你这些布料没办法做成衣服。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恰恰是起了这样一个裁缝的作用。但是他不是工匠，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林冲；一个例子是宋江杀阎婆惜。我们知道，林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里边，他的出场最早。除了鲁智深以外，他是最早的。另外呢，《水浒传》这部书呢，是描写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么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在梁山英雄的身上谁体现得最充分、最准确呢？林冲，林冲的故事最准确地、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在《水浒传》以前的所有的文字资料当中，这些文字资料包括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只有林冲的名字，没有林冲的故事。那些材料里边有林冲，但是就是一个名字，没有他的故事，更没有现在《水浒传》里写的这些故事。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不能不承认《水浒传》里边林冲的故事，是作家施耐庵创作的。我们找不出以前素材的依据，如果大家能够举出一条材料，说以前写过林冲的故事，这个是有依据的，那么我这个说法可以被推翻。如果大家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出来，我这个说法恐怕就有一定的说服力了。
第二个例子，关于宋江和阎婆惜的情节。这个跟林冲的故事有点不一样。林冲的故事可以说，我们在林冲的人物形象、林冲的故事情节上头，我们看不到累积，看不到集体创作的影子。但是在宋江杀阎婆惜的这件事情上头，我们要承认他有累积。我接着要说的就是这些素材和现在我们看到的《水浒传》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些区别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如果是量的区别，我们就得承认是累积性的作品，起码在宋江这个故事上。如果是有质的区别，那我们就要思考了，那这不是作家依据以前的东西写出来的，而是他动了脑子、花费了创造性的劳动写出来的。宋江杀阎婆惜这个情节呢，是在《水浒传》的第二十一回和二十二回，写得非常精彩。用白描的手法，有非常仔细，很细致的刻画。我们知道古代小说《三国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水浒传》也好，对于生活场面的描写是很少的。我们看《三国演义》，很少看到夫妻两个人在家里边吃饭、喝酒、互相谈话，没有。《西游记》里也没有这种描写，就是说日常生活的描写。这个关于阎婆惜和宋江，这个有这方面的、日常的，尤其是一些日常起居生活，房间里边的布置。大家去看《水浒传》写得非常具体，这个和其他的地方还不一样，这个表明了这个作者的手法很高明、艺术性很高的。
二十一回和二十二回写宋江，很详尽地写出来了宋江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忍气吞声，从这个忍气吞声，发展到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再发展到怒火中烧，从怒火中烧再发展到了手起刀落，就把这个阎婆惜杀了。这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而且很合理，我们感觉到非常合理。不是作者硬加给我们的，就好像生活一样的，符合于生活逻辑发展，那是写得很成功的。
另外，阎婆惜这个人物也写得很成功，非常狠毒，而且是得寸进尺。还写了一个小人物，阎婆惜的妈妈，一个小老太，也是非常生动的。既狡猾又是很平凡的这么一个人物。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得非常的好，这个宋江跟阎婆惜的关系并不好，可是勉强还维持着表面上的一个关系，全靠着阎婆这个人物奔走于两个人之间撮合，还勉强维系着。最后当然是破裂了，而这个阎婆最后看见女儿被杀了，好像是站在宋江的一边，说怎么怎么样。把宋江拉到了官府门口，忽然大叫，宋江杀了人了，她心还是在她女儿一边，不在宋江一边。这些地方写得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以前的文字资料里没有。
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比较，比较是两个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元杂剧的比较，一个是《水浒传》和《大宋宣和轶事》的比较。因为元杂剧里边也写到了宋江和阎婆惜的事儿。《大宋宣和轶事》里边也有两个地方写到了他们的事。我们就看一看有什么区别。元代的杂戏写《水浒传》的有七、八部之多，每一个人物一上场，就是宋江一上场，他有一个上场白、开场白，讲我是什么人，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这里边宋江上场的开场白，究竟是说了些什么，别的戏里边，宋江的开场白跟这个呢，差不多，大同小异。我们就用这个做代表，大家听一听他这个上场白是怎么说的。他说幼年我曾经在运城县做一个把笔司吏。因为带酒杀了阎婆惜，也就是说他喝醉了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一脚把这个蜡烛台踢翻了。蜡烛台一踢翻就烧了房子，房子一烧就烧死了人，烧死多少人？没有说，最起码有一个吧。它是死了人嘛，烧死了以后，他就逃走。逃走以后，官府就捉拿宋江，捉拿得很紧。宋江就没有办法，就去自首。自首以后，怎么判他呢？两样，第一，打四十棍；第二，发配江州。这是元杂剧里边所写的。宋江和阎婆惜这段事情，就是这么个说法。这个说法我们拿它来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水浒传》里边的描写来比一比，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是很大很大，是本质的区别。
这里边就是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他杀阎婆惜的起因原因是什么？第二，宋江的罪名是什么？我们从这两点来进行比较。根据元杂剧的说法，他杀阎婆惜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喝酒喝醉了，就是这么个原因。第二，他的罪名是什么呢？第一，杀了阎婆惜；第二，烧了房子；第三，烧死了人；第四，逃走。那么大家听一听，宋江这么四点罪名打了四十棍、发配到江州，我认为这个判得不重。起码杀死了一个人，烧了至少有一个人，还逃走了，还烧了房子。打四十棍、发配到江州，应该说这个是判得不重的。那么这样子的情况，这个宋江对读者来说，值得不值得同情呢？这里边有没有是和非的区别、美和丑的区别、善和恶的区别呢？可以说没有。这是元杂剧里边所描写的宋江和阎婆惜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轮廓。那和现在就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比较。
第二个比较就是拿《水浒传》和《大宋宣和轶事》来做比较。看看《大宋宣和轶事》是怎么描写宋江和阎婆惜的。《大宋宣和轶事》里边有写到宋江和阎婆惜有两点、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有一天，梁山上头晁盖他们，想起来了宋江对我们很好、有恩义，就派人，派的是刘唐，送给宋江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金钗，一对金钗。宋江呢，收下了没有呢？宋江收下来了，收下以后交给谁了呢？交给阎婆惜，阎婆惜就收藏起来了。那么这是一个地方写到的。第二个地方，宋江回家探亲，从梁山泊回到家中探亲，给父亲看病。看完病以后，他就发现阎婆惜和一个叫吴伟的人有不明不白的关系，勾勾搭搭。那么，他就到了那里一看，这两个人搂搂抱抱靠在一起。宋江一看就怒发冲冠，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这两个人杀掉了。这是《大宋宣和轶事》写的。宋江杀阎婆惜就是这种情况。这些描写可以说非常地简单，很简略，只有骨头没有肉。《水浒传》的描写是有骨头有肉。
这个《大宋宣和轶事》的描写，问题还是出现在：宋江为什么要杀死阎婆惜，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由于《水浒传》里是写了晁盖给宋江写了一封信，这个信又给阎婆惜看到了。另外给了一百两黄金，宋江没有接受。但是《大宋宣和轶事》里没有这个描写，只描写了送了金钗一对，没有晁盖给宋江的信。因此就出了一个问题，在《水浒传》里边，阎婆惜要挟、威胁宋江的主要是她拿到了这封信。她认为这封信是你宋江私通梁山的罪证，现在没有了。另外呢，阎婆惜为什么狠命地要勒索宋江，是因为信里边说给了他一百两黄金，实际上宋江没有，阎婆惜要让他交出来。现在呢，没有，就是金钗一对，而且这金钗是交在她的手里了，他也没有说这是谁的，她也没有凭据证明这个金钗是晁盖，是梁山给宋江的。所以宋江杀她就仅仅是看到了她和吴伟两个人搂搂抱抱，就把她杀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罪名无非就是情杀。《水浒传》里描写的这些都没有了。《水浒传》里边说，第一，你是私通梁山，我要到官府去告你。宋江是一再地退让，一共是退让了三步，最后那个是得寸进尺，最后没有办法才把她杀掉的。而这里，这些情节没有了，就是看见跟一个男的搂搂抱抱，就把她杀掉了，这个说服力不很强，这种描写没有能够感动人，没有能够使人引起对宋江的怜悯，对宋江的同情。
《水浒传》里边，看了这个故事以后，读者的同情是给宋江的，读者的谴责是给阎婆惜的。而在元代杂剧也好、《大宋宣和轶事》也好，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宋江也不值得同情，就是很平常这么个事情，只有骨头没有肉的一个故事。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很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施耐庵在这么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肉，这是很有创造性的，是一个大艺术家加进去的，使得这个人物形象丰满，使得这个故事情节合情合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区别就显示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语言文字艺术大师，和一个很普通的记载一个故事的记录者之间的艺术功力的区别。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有创造性的作家。我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第一流的、伟大的作品，全部都是个人的创作。群众创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在历史上占那么重要地位的作品，积累型的作品。
我们常说知人论事，很可惜我们对《水浒传》的作者的生平家世却无从考证，只能是知之甚少了。但这丝毫不会妨碍《水浒传》的作者成为伟大的、有创造性的作家。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听了刘先生的演讲之后，会更好地有助于我们阅读和理解《水浒传》，最后让我们向刘先生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B. 三国演义写于什么时间
元末明初。
《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
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2)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刘世德扩展阅读
角色简介：
1、刘备
刘备（161－223），字玄德，蜀汉开国皇帝，涿郡（今河北涿州）人。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少年织草席为生，后与关羽、张飞于桃园结义为异姓兄弟。
三顾茅庐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孙、刘联合，大败曹军于赤壁，又取四郡、进益州、夺汉中，221年在成都称帝。他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
2、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黄巾起义爆发后，拜骑都尉，参与镇压起义军。
此后将汉献帝迎到许都（今河南许昌），被册封为丞相，把持朝政，在诸侯征战中统一了北方。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后人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3、孙权
孙权（182—252），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中吴国的开国皇帝。208年，孙权与刘备组成孙刘联军，在赤壁共同抗曹，击败曹操。
221年，刘备兴兵讨伐东吴，孙权在夷陵之战中击败蜀军。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孙权为人有胆有识，知人善任，他对开发中国的南方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C. 阎婆惜为宋江唱的小曲叫什么名字，
4月3日 《水浒传》的作者 刘世德
央视国际 2022年04月01日 13:02
主讲人简介：
刘世德：1932年12月生。1955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为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华侨大学教授，湖北大学教授，丽水学院首席教授。
社会职务：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红楼梦学刊》编委。
著有《红楼梦版本探微》、《曹雪芹祖籍辨证》、《夜话三国》、《明代散文选注》、《魏晋南北朝小说选注》等；以及《红楼梦论丛》（合著）、《中国文学史》（合著）、《中华文学通史》（合著）、《唐宋词选》（合著）等。主编《古本小说丛刊》、《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古代公案小说丛书》、《三国演义学刊》等。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内容简介：
一部传世奇书《水浒传》，给后人留下了诸多难解之谜。《水浒传》成书于何时？《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施耐庵何许人也？《水浒传》是民间故事的汇总吗？书中宋江怒杀阎婆惜和林冲逼上梁山的故事是作家自己的创作吗？施耐庵究竟在《水浒传》的成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为您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
《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现在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看法：一种看法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是《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虽然《水浒传》里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代，但是那毕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顶多说，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话也是南宋的，但是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第二种看法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个是在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当代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产生的一个作品。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基本上是说服力还不是很够。另一种说法，这个书里边出现了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还有一个说法说这里边出现了一些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在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个说法，说《水浒传》写了大家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的，用银子这个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所以根据以上这几个情况呢，他们认为是明代中叶的。但是我觉得，第一，他没有提出证据。第二，银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个别的情况。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从明朝到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罗贯中写的，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作的，这个是比较多的一些个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第三种说法，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个最早也见于明朝人，但是时间比较晚。那尤其是金圣叹那个本子。流行以后，由于它前边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个序是假的，是金圣叹自己写的。
施耐庵是什么时代的人、什么地方的人？他的生平事迹又怎么样呢？非常遗憾。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现在一无所知。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我们为什么断定他是元末明初人呢？那是因为他的合作者可以确定，他的合作者就是罗贯中。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那么合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当然也是元末明初人。这个作者和时代是这么确定下来的。但是，只知道他是姓施，他的名字并不叫耐庵，耐庵不是字就是号。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可以提出一种看法供大家参考。还不能够说他是有100％的证据能够成立，只是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施耐庵有可能是施惠。施惠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剧家，写南戏的。最早我们所知道的，提出这个看法的是屈学大师吴梅。吴梅在他的《故趣助谈》这本书里边说，施耐庵就是施惠，南曲《拜月亭》的作者。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先生，大家欢迎。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小说多有一个作者的问题？《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下面我们欢迎刘世德先生为我们演讲《〈水浒传〉的作者》，大家欢迎。
这个《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现在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看法，首先一种看法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这个是个别的明代的学者说的，当前学术界没有一个学者接受这种看法。非常简单，虽然《水浒传》里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代，但是那毕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顶多说，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话也是南宋的，但是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是明代学者个别的人想当然的提出来的一种看法，这是第一种看法。
第二种看法，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个是在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当代的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产生的一个作品，这个系列讲座里有个别的学者也持有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呢，在我看来基本上是说服力还不是很够，他们无非就是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呢就是说宋江这些人招安以后大多数要么是杀掉了，要么是毒死了，要么是自杀了，说这种事情只有在明代初年朱元璋做了皇帝大杀功臣以后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只是一种分析，并没有证据。另外一点，他为什么认为是明代中叶才有的？他说明代初年出现了一些个水浒戏，朱有炖写的。那个情节跟现在的《水浒传》不一样，如果说《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出现的，为什么朱有炖的杂剧里边写的水浒戏和它会不一样，所以呢，加以怀疑，那么这种说法呢，也只是一种怀疑，没有证据。
再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书里边出现了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再有一个说法呢，说这里边出现了一些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在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个说法，说《水浒传》写了大家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的，用银子这个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所以根据以上这几个情况呢，他们认为是明代中叶的。但是我觉得，第一，他没有提出证据。第二，银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个别的情况。《水浒传》那么厚的一部书，里边出现了个别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明代的地名，你怎么能够不排除这是个别人后来的人修改的时候加上去的呢？这么厚的一本书，就那么一个证据，这个说服力就不强。另外有些武器，有一些用银子的情况，固然是明代中叶以后才有，但是，这个是根据一些文字记载、一些明朝人的记载提出来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情况，就是书面上的记载永远是落后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如果说现实生活里用了银子了，而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服力不是很强的。所以讲作者问题之前，我先要讲这个时代问题。也就是说它还是元末明初的作品，这个作者呢，还是元末明初的人，这是我要先讲的第一点。
那么下边我就要直接讲《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了。《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从明朝到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罗贯中写的，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那么这个是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有一些文人的笔记里边提到的，也是最早的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作的，这个是比较多的一些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不但见于明朝人的一些笔记，而且在一些明刊本上头都是这么写的。每部小说卷一、第一页，一定有一个作者是谁。这在明朝《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它们上头就写到是施耐庵、罗贯中。而且在一个书目的记载里边，还说这个《水浒传》是施耐庵的“的本”，这个“的本”是什么意思呢？“的”就是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原来的不是后来的，不是冒充的。这个“的本”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从这个题名来看，就是说《水浒传》它确确实实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次。编辑的“编”、次序的“次”。编次的意思就是编辑、整理。那么从这个题名来看呢，《水浒传》应该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呢，帮他整理、编辑而成的。所以说，如果是有两个作者的话，那主要的是施耐庵，次要的是罗贯中。我呢，是相信这个说法的。
D. 聊斋研究历史及现状
《聊斋志异》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笔者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等方面，对这30年的成果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
古代的文人墨客，读书时经常在句里行间，书头文尾，加以简要的评语或施以丹黄圈点，用以品藻诗文，抒发体会，人们把这种形式称作“评点”或“评注”，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由于其表现形式零碎、不成系统、故一直以来被遗忘在历史尘埃里。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逐步深入，随着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深入讨论，人们才将关注目光投射到评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上来。《聊斋志异》评点研究就是随着这股思潮涌现出的新的学术课题。
通行的是：将与作品连为一体的批评称之为“评点”，其形式包括序跋、读法、眉批、旁批、夹批、总批和圈点 [1] (P6)。可以看出，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批评是评点的主体，鉴于此，对于只以单篇形式独立存在、没有批语与之相呼应的序跋为对象的研究文章，本文暂不收录。本文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评点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评点形式等方面，对近30年的《聊斋志异》评点的研究现状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
一、
在古代，小说地位无法与正统的诗文相比，因而依附于它的“小说评点”，其处境可想而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大量小说评点者的真实姓名湮没无闻，能够刊刻随原著一起传播的评点本毕竟有限。未被发现的评点本尚且不论，就是被公认为《聊斋志异》评点大家的冯镇峦和但明伦等评点本的相关资料也十分有限。因此，对评点本的搜集、整理、考辨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2] (P1-12)、[3] (P75-92)； [4] (P78-87)虽然王渔洋在《聊斋志异》的传播及评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小说原著版本的复杂性及传抄过程中的偏差，导致王渔洋评点也出现异文。如万隆 [5] (P85-93)认为王渔洋批语为32条，而王清平 [6] (P111-115)则坚持是36条。后者立论翔实，论据有力，故较为可信。《〈聊斋志异〉“王评”考述》 [7] (P13-19)一文，对王渔洋评点写作时间、蒲松龄抄录王评的形式等加以考证。以上三篇文章无疑为我们认识王士禛评点之原貌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张菊如《王批〈聊斋志异〉评价》 [8] (P120-128)发现有正书局排印出版的《原本加批〈聊斋志异〉》的付排印本是《王批〈聊斋志异〉》，只不过被增删篡改过。杨海儒 [9] (P136-155)亦对“有正本”提出了质疑，认为有正本已非蒲著之原貌，而是经过书商的篡改。这两篇文章均是经过细心考辨得出的结论，对正确认识“有正本”之发展演变有指导作用。
总的看来，关于评点本的整理考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需要广大学者同仁的继续努力。
二、
该文将评点放到但明伦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其价值，无疑有新颖之处。汪庆元《〈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认为方评多是触时事而发，他以强烈的爱憎赞扬了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批判了封建统治势力、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小市民的虚荣及其封建道德观念等等。可见方评的批判力度与广度要超过其他诸家。该文持论中肯，论证严谨，具有参考价值和认识价值。
21世纪以来关于思想方面的学术成果虽然比较少，但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如张稔穰《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思想内容的评点》 [13] (P75-83)认为但明伦、冯镇峦等人的评点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比较起来，更重视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挖掘。他们评点的依据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评点内容涉及作者立言本旨、作品中人物言行心理、作品写到的社会现象等许多方面。陈昌茂、毛翔《论〈聊斋志异〉但明伦评点本中的孝悌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14] (P72-77)一文，从对但明伦其名的阐释入手，对“孝”和“悌”进行分类并加以评述。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试图挖掘但明伦关于“孝悌”思想的现代意义。另外何金文、董玉洪、张文、张四妮等文，王先霈等人的专著中间偶有涉及，兹不赘述。
三、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观照小说评点，是当今小说评点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研究比较深入的部分。关注的焦点大致集中在评点包含的创作动机、篇章结构、艺术形象塑造等方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深化《聊斋志异》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亦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对象。如孙一珍 [10] (P282-310)总结出但评关于艺术创作的八大辩证关系、塑造艺术形象的十种笔法等，是较早进行《聊斋志异》评点研究的成果之一。盛瑞裕 [11] (P340-353)的《聊斋但评特色之我见》承袭了孙一珍的思路，他将艺术形式分为文法和章法两种，与孙一珍的分法多有交叉。赵馥的《但明伦小说鉴赏体系之研究》 [15] (P93-98)一文，一改视评点零散琐屑、无系统的观点，从鉴赏家审美情感之再现、聊斋艺术美之升华、立体化的审美鉴赏体系、聊斋艺术客观效应之反馈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但评的审美体系。这篇文章立论严谨，论据明晰，观点新颖，深化了对但明伦评点的系统化研究。
《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认为冯氏是把《聊斋志异》当作“小说”来分析和批评的，准确地把握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为冯镇峦其人其事其评点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在《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另类”——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艺术规律的发掘》 [17] (P123-130)中，张稔穰先生指出：在小说理论史上，冯、但等人对《聊斋志异》的评点第一次肯定了文言小说集体例驳杂的合理性及其审美意义。他们指出了《聊斋》故事的“虚构”特色，分析了“志异”产生的深层原因，挖掘出了蒲松龄塑造鬼狐形象的特点及主要方法，并对一些独特的“文法”进行了分析和命名。该文材料丰赡，论述详尽，是一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四、评点之传播价值研究
小说评点的兴起和发展是以推动小说的商业传播为其主要目的，评点几乎成了小说传播的一种促销手段。《聊斋志异》评点的繁荣也离不开这个原因。以往人们只关注评点的理论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方法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除理论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的研究，如传播价值。盛瑞裕 [11] (P340-353)先生独具慧眼，他认识到了评点的传播价值和商业价值，认为《聊斋》评点，往往能因评点家的真知灼见而一语中的，起到“传作者苦心，开读者了悟”的作用，成为沟通作者和读者心灵的桥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不容低估的存在价值。文章对这个问题虽着墨不多，但把握准确。这对《聊斋志异》评点的多视角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后，小说评点传播价值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据谭帆先生认为，小说评点的传播价值大致表现为内外两端。就外在现象而言，表现为小说评点对小说的传播和普及的促进；就内在形态而言，则表现为评点本身在欣赏层面上对读者的阅读影响和指导作用 [1] (P117)。张文 [19]主要着眼点是但明伦评点对读者阅读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是内在形态的研究。黄晓明 [30]则着眼于评点的外在现象，强调评点活动对《聊斋志异》的文本的改动，以及其地位的不断攀升中所起的作用。
五、评点家研究
评点家研究是评点内容研究深化的表现之一。关于评点家的生平资料，疑问颇多，鲜有详备者。故近年来，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评点家其人其事的考证。八十年代，孙一珍和盛德瑞的文章中对但明伦其人其事有所涉及，但都未作深入考察。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如吴丕的《但明伦小传》 [31] (P83-87)和寇金富的《著名聊斋评论家但明伦》 [32] (P35-37)，就是专门介绍但明伦的文章。吴先生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但明伦其人其事，在肯定他文学造诣的基础上，对历史上把但明伦誉为“名贤”和“了不起的军事家”这一观点提出异议，并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其“交易退敌术”的荒谬，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真实的但明伦。寇金富则恰恰相反，他是以赞扬为基调，对其所犯过的历史错误则一笔带过而着重肯定其评点《聊斋志异》所作的贡献。在继承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山东师范大学张文 [19]又向纵深挖掘，他根据《清朝贡举年表》、《清朝御史题名录》、《广顺州志》、《清史稿》等文献资料，撰写的《但明伦论》一节，论据充足、可靠，论证逻辑严谨，可以看作是关于但明伦比较详细、客观、公正的考述，显示了较高的学术功底。
何金文、胡邦炜的《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是研究冯镇峦评点的早期成果。关于冯镇峦其人其事其文，有简短介绍，认为“在四川清代的学术史上，冯镇峦无疑是一个值得发掘的人物。”关于冯镇峦的籍贯，学者们一般根据其在《读聊斋杂说》“涪陵冯镇峦远村氏”的落款以及《喻序》推出：冯镇峦，字远村，涪陵人。涪陵究竟何指？研究者一般认为是今四川涪陵。据李胜、张勤 [26] (P134-137)考，冯镇峦之籍贯“涪陵”，乃用隋唐及宋时古称，实为当时之合州即今日之重庆合川。材料有据，考辨有力，表现出了其相当的学术功力。
《聊斋志异》方评的出现比较晚，关于其作者方舒岩，后人知之甚少。汪庆元的《〈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根据评点对其籍贯及其评点年代作出了初步推测：方舒岩，浙江淳安县人，他评点《聊斋志异》应该是嘉庆十六年以后的几年间中的事情。关于方舒岩的研究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吕扬、张菊如、刘世德及董玉洪、孙虎堂、黄晓明、张四妮等人论文中均对部分评点家生平有所介绍。
六、评点史的研究
不容置疑，科学每前进一步，都是以继承吸收前人成果为基础的，因此对清人研究成果进行爬梳整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吕扬的《〈聊斋志异〉研究史话》 [33] (P90-94)、赵伯陶《读〈聊斋〉札记——〈聊斋〉清人旧评刍议》 [34] (P71-83)、黄洽的《自出手眼，别开天地——清人〈聊斋志异〉的评点述说》 [35] (P72-75)等均是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宏观介绍了清代《聊斋志异》的评点情况或研究情况，但论述各有侧重。吕扬以宏观的视野，把《聊斋志异》三百多年的研究史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为“志异”正名时期。如高珩、唐梦赉等人对“子不语”派的批判；二是从《聊斋志异》成书到冯评出现，这个时期的评点和评论大多是放在对蒲的创作意图和小说艺术成就的探讨上；三是评点期。这个时期评点本大量出现，对《聊斋志异》展开了全面的研究。黄洽则是从评点内容着手，将清人《聊斋志异》评点也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为《聊斋志异》正名、对小说思想价值的揭示、对小说创作特色的分析。这两种分法各有其合理之处，对我们系统了解《聊斋志异》评点的总体概况有一定帮助。
据盛伟 [36] (P75-80)先生统计，现存《聊斋志异》评本有十六、七家之多。其成就孰高孰低，人们议论纷纷。如何用一种较为合理的标尺为参照物，去衡量各家的成就与价值？赵伯陶找到了“小说评点派”这把尺子。他从小说评点派的角度观照诸家评点，认为王渔洋与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三家不同，是文人兴之所至下的笔墨，而三家评点亦各有轩轾。冯评重在宏观把握，但评显示了卓越的艺术鉴赏力，往往于微观之处见精神。何评较冯、但二家为单薄，但其闪光之处也值得玩味。综观四家评点，作者可谓是抓住了它们的主要特色。亦有学者就某一家评点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分析，比如张文的《但评研究综述》 [37] (P8-11)，就是针对近30年但明伦评点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
七、评点形式的研究
近30年关于“评点”批评方式本身特征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对评点形式、评点方法的探索与总结以及评点语言特色等问题。评点具体形式包含哪些，历来观点不一。如黄晓明 [30]认为《聊斋志异》评点的形式包括：1、序跋；2、边缘批语；3、行间批语；4、本文后总批，包括作者自评；5、强调符号；6文后附录；7、插图等。笔者认为这种分法将评点的外延过度扩大，消解了“评点”之所以为“评点”的特性。孙树木《浅谈冯镇峦对〈聊斋志异〉的评点》 [38] (P69-71)一文中，对冯评中大量的夹评予以观照，并归纳出比较法、比喻法、借用法等冯镇峦常用的评点方法。对于各家评点的语言特色，亦有学者关注，如张文 [19]对但明伦评点语言的特色的挖掘，认为但评有“评点细致、富有层次、语带禅机、幽默风趣、擅长譬喻，有详细的论述”等诸多优点。张四妮 [20]归纳总结了冯镇峦叙事简洁、喜用典故、语言容量大的特点。与其他问题相比较而言，评点形式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八、影响评点的文化因素的研究
文学是文化之花。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孕育其的土壤——文化。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聊斋志异》诸家评点，是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也是研究向多元、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视角较少为人注意，值得认真研究。
今之学者蒋玉斌 [39] (P95-98，111)打破以往研究“只关注评点本身的拘囿”，将关注的目光扩展到整个清代的文化史，特别是清代的学风。认为清代的经世致用、考据、崇尚古文之风深深影响了《聊斋志异》的评点。他指出“在清代学风的文化背景之下观照《聊斋志异》评点，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小说评点(尤其是文言小说评点)在理论史上的独特地位。毋庸讳言，这也有利于我们准确而深入地理解饱含蒲松龄‘孤愤’之情的《聊斋志异》的深刻内涵。”文章视野宽广，阐释精深，论述详密，考证谨严，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董玉洪 [40] (P86-87)亦是从文化层面上去探索影响《聊斋志异》评点勃兴的文化背景及原因，他指出：小说评点形式的成熟和《聊斋志异》本身批判现实和崇尚真情的题材魅力共同促成《聊斋志异》评点的勃兴及广泛传播。将《聊斋志异》评点放在小说评点史、清代的文化史、思想史的三维坐标上去予以定位，这样的尝试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聊斋志异》的价值。除此之外，黄晓明、张四妮等人的文章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九、回顾与展望
近三十年来，《聊斋志异》评点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不乏见解新颖、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有些论文缺乏对研究的推进作用和对他人的启发意义。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甚至有待于新的突破。
1、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突破往往会带来研究的新进展。《聊斋志异》一些评点本尚有许多相关基础资料不详，存在大量可以挖掘的空间，因此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努力。
2、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探究范围的大小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直接的关系。既有的成绩并不表明我们的研究范围已经穷尽了。因为客观方面，有许多材料有待发掘或正在被不断发现；主观方面，与研究者的思维、视野的转变和拓展有关系。以现有成果来看，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往往将目光锁定在冯评、但评上。而其他各家有的仅仅是整理出来而没有人去研究，有的至今为止只有一篇概括性介绍的文字，我们理应发掘其有价值的资源。
3、更新和改进研究方法。已有成果大多从小说理论角度看评点，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关注。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是以“批评”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实际所表现的内涵远非文学可以涵盖。今之学者应当建立在对新学科、新方法吸收的基础上，把小说评点从以往纯作理论批评研究的狭隘视角中解放出来，研究影响《聊斋志异》评点产生的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把握其多重的文化价值。
十、结语
小说评点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必定会推进中国小说理论的建设和特色文学理论的建设。《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名著之一，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它的评点理应得到重视。
E. 三国演义相关书目搜索
小家伙，是写毕业论文吧？看看下面的，给你找了些。唉怎么现在的学生还和我那时侯一样啊，我两年前也是这样，先写论文，然后随便找几本书写上做“引文”出处。
一、英文：
1．赛珍珠著《中国小说》，1939年分别由纽约约翰戴伊出社及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1974年由纽约哈斯克尔豪斯出版社再版。
此书是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讲演，着重论述了作为民间文学的小说特点，分析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及《红楼梦》三部小说的特点。
2．菲茨杰拉德著《成为颠覆力量的中国小说》，载《明镜季刊》第10期(1951年，259—266页。)
研究《三国》与《水浒》两部小说，认为这两部小说有社会批评的作用，成为旧中国社会中的一种颠覆力量。
3．克伦普著《平话与三国志的早期史》，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志》71(1951年249—256页)。
4．鲁尔曼著《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收入阿瑟·赖特编辑的《儒家学派》一书(141—176页)，此书196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又收入赖特编辑的《儒学与中国文化》一书（122—157页），此书1964年由纽约文学协会出版。
本文分析了中国通俗小说中将、相、书生等各种英雄人物类型，并分析了这些人物所反映的中国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政治、道德等情况。
5．哈南著《中国小说与戏剧的发展》，收入雷蒙德·道森编辑的《中国遗产》一书（115一143页），此书1964年由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论述了中国小说从口头文学直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 着重论述《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游传》、《金瓶梅》、 《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的形成，并论述中国戏曲里取材于小说的各种人物典型。
6．夏志清著《三国演义》一文，收入其所著《中国古典小说评介》一书（37一74页），此书1968年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杜出版。
此书是对六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包括有关史料、书目、小说作者介绍、对传统小说结构、风格、人物、、情节、主题的分析等。
7．波特·爱德华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诸葛亮与蜀汉》，1968年发表于芝加哥大学。
本文主要研究历史上的诸葛亮，同时概要地论述了小说的演进、小说的历史背景以及小说对历史人物的观点，并专节分析了《赤壁之战》。
8．杨联升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作为三国演义来源的三国志》， 1971年发表于斯但福大学。
9．多列泽罗瓦——维林格罗瓦，米列娜著《评李福清（中国讲史与民间传统的关系：三国演义口头的与书籍的异体）》。载CHNOPERL Papers,第4期（1974年，53一58页）。
10．柳存仁著《罗贯中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一文，收入《保罗·德米维尔先生汉学文集》一书第二卷（231一296页），此书1974年由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11．克罗尔，保尔·威廉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曹操的肖像：人与虚构的故事），1976年发表于安阿伯密执安大学。
本文论述了曹操作为官员，诗人，戏剧人物的情况，分析了曹操在历史上与文学作品中的不同形象，并分析了《三国演义》 的特点。
12．罗所，戈登·维克托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戏剧角色关羽：两部元代戏剧的评论》，1976年发表于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
13．王靖字著《中国传统小说的意义与生命力的循环》一文，收入捷克汉学家普什克教授著《中国文学史研究》一书（275一 301页），此书1976年由巴黎高等中国学研究学院出版。
14．杨联升撰写《罗贯中》辞条，收入卡林顿·古德里奇等编辑的《明代传记辞典》（1368一1644）一书卷1（978一980页）， 此书1976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15．杨联升著《三国演义研究》，即将在美国出版。
本书着重研究《三国演义》的主题、人物塑造、版本考证等， 并评价了《三国》这部历史小说的优缺点。
16．杨联升著《毛宗岗》，此书即将由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出版，列入特怀恩人物传记丛书。
17．李培德著《三国与水浒的叙事体模式》一文，收入普安迪编辑的《中国叙事体文学评论集》，此197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文着重论述《三国》及《水浒》的结构。
18．杨联升、李培德等合编的《中国古典小说》，1981年由伦敦豪尔公司出版。
此书提供国外翻译，研究《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的资料。
二、俄文
1．谢玛诺夫评介巴拿休克俄译本《三国》一文，载《外国文学》6月号，1955年（199一204页）。
2．丘布科评介巴拿休克俄译本《三国》一文，载《旗》8月号， 1955年（202一203页）。
3．基多维奇译评《曹操诗作》，载《星》第8号1973年193页。
4．李福清著《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发展问题》1964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5．李福清著《中国讲史与民间传统的关系：三国演义口头的与书籍的异体》。
三、日文
1．奥野信太郎著《论三国志演义》，载中央公论社五十四卷九号，诏和十三年（1938）。
2．荒井瑞雄著《关于毛声山》，载汉学会杂志八卷一号，昭和十五年（1940）。
3．小川环树著《毛声山评本与李笠翁评本》，载神田博士还历纪念书志学论集，昭和三十二年（1957 ） 11月， （615一623页）。
4．志田不动鹰著《释三国演义》，载研究（文学篇）二三。 1961年2月（1一16页）。
5．高桥繁树著《三国杂剧与三国平话》①——“虎牢关三战吕布”，载中国古典研究19，1973年6月（119一133页）。
6．高桥繁树著《三国平话与三国杂剧》②——“连环计的虚构”，载目加田诚博士古稀纪念中国文学论集，1974年10月(287—407页)。
7．芦田孝昭著《三国平话的结构与文体》，载目加田诚博士古稀纪念《中国文学论集》1974年10月(409—427页)。
8．中钵雅量著《三国演义的表现手法》，载爱知教育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23，1974年4月(29—43页)。
9．立间详介著《关于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载桥论丛78—3，1977年9月(1一16页)。
四、朝文
1．丁范镇著《枕中记研究——特别与三国遗事传说故事一关联》，载大东文化研究2，1966年6月(111—142页)。
2．李庆善著《三国志演义中的英雄群像》，载汉阳大学校创立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9年5月(9—25页)。
3．金时俊著《三国演义考》，载汉城大学校教养课程部论文集(人文·社会科学篇．)1，1969年5月(144一164页)。
4．李庆善著《三国志演义对韩国文学的影响》，载论文集(汉阳大学校)5，1971年7月(9—50页)。
附、港台版
1．王止峻著《谈三国志与三国演义》，载醒狮6—8，1968年8月(20页)。
2．柳存仁著《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8—1，1976年12月(169—232页)。
3．柳存仁著《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967年香港龙门书局出版
：①原载《小说月报》二十卷十号（1929年），先后收入郑氏《中国文学研究》（上）（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版）及《郑振铎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
②参见张颖、陈速：《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沈伯俊：《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③何满子：《在评价〈三国演义〉的文学成就以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
④丘振声：《万古云霄一羽毛——诸葛亮艺术形象的生命力》，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见注③。
⑤黄钧：《欲与天公试比高——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浅议》，载《〈三国演义〉与荆州》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
⑥傅继馥：《〈三国〉人物是类型化典型的光辉范本》，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
⑦刘上生：《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第3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⑧详见拙作《〈三国〉人物数更多》，载1984年6月23日《四川日报》。
⑨详见拙作《〈三国演义〉究竟写了多少人物》，载199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先后收入拙著《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第1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第1版）。
⑩小川环树：《中国小说史研究》，日本岩波书店1968年。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亦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马兰安：《〈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金文京：《〈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日本《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上田望：《〈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日本《东洋文化》第71号。以上文章的中文译文均收入周兆新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F.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2022年首批
中国社会科学院2022年7月17日向社会公示首批推选出的47位学部委员。这次公示的学部委员，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做出重大成就和突出贡献、学术水平为国内或国际学术界公认、作风正派、学风优良的在职知名学者。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推选出95位荣誉学部委员 ，他们是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对社会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离职资深学者。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介绍，社科院设立学部，推选学部委员，作为院内最高学术职务和荣誉称号，不是接续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陈奎元说：“中国社科院推举学部委员，着眼于肯定社科院资深的或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的成就和价值，培育和鼓励社科界学者刻苦钻研、自强不息的精神，并逐渐形成风气。” 95名荣誉学部委员名单及简介如下。 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该院在职学者，后者为该院离退休学者。 姓名出生年月籍贯所属部门及职务研究领域丁伟志1931-山东潍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思想史、史学理论 丁守和1925-2022河北望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史于光远1915-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哲学于祖尧1933-安徽天长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党委书记政治经济学仇士华1932-江苏如皋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孔繁1930-山东东平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王仲殊1925-浙江宁波考古研究所所长汉唐考古学、日本考古学王庆成1928-浙江嵊县近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国史王贵宸1929-吉林四平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经济王耕今1911-2022河北南宫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农业经济邓绍基1933-江苏常熟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刘世德1932-北京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刘海年1936-河南唐河县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律史、法治与人权理论刘起吁1917-河南安化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刘楠来1933-江苏丹阳法学研究所国际海洋法、国际人权法刘魁立1934-天津静海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民间文学、民俗学吕大吉1931-四川达县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学朱寨1923-山东平原文学研究所中国当代文学朱大渭1931-四川西充历史研究所中国魏晋南北朝史朱绍文1915-江苏镇江经济研究所外国经济思想史何方1922-陕西临潼日本研究所所长国际问题、中共党史何乃维1930-吉林吉林农村发展研究所生态经济、林业经济何振一1931-辽宁海城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财政税收何龄修1933-湖南湘乡历史研究所清史余绳武1926-2022江苏扬州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外关系史余敦康1930-湖北汉阳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哲学佟柱臣1920-辽宁黑山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边疆民族考古吴元迈1934-安徽歙县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俄苏文学、文学理论吴宗济1909-2022山东济宁语言研究所语言学、语音学吴承明1917-河北滦县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吴家竣1932-北京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经济学张炯1933-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理论批评、当代文学张长寿1929-上海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张守一1931-湖南岳阳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学张泽咸1930-湖南宁乡历史研究所汉晋唐时期经济政治史张振鵾1926-河北正定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外关系史张椿年1931-江苏溧阳世界历史研究所欧洲史李琮1928-辽宁锦州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关系李奇（女）1913-2022河北饶阳哲学研究所伦理学李步云1933-湖南娄底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理论、宪法学李道揆1919-2022河南信阳美国研究所美国政治杜荣坤1935-上海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西北民族史、民族学杜继文1930-山东青岛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无神论杨天石1936-江苏兴化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杨季康（女）1911-北京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杨曾文1939-山东即墨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佛教史、日本佛教史汪海波1930-安徽宣城工业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汪敬虞1917-湖北蕲春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谷源洋1934-辽宁大连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发展经济学邵荣芬1922-安徽寿县语言研究所汉语音韵学、词汇学陆学艺1933-江苏无锡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理论、农村发展陈燊1921-浙江温州外国文学研究所俄苏文学陈之骅1934-浙江杭州世界历史研究所俄苏历史陈乐民1930-2022北京欧洲研究所原所长国际政治、欧洲文明陈启能1934-上海世界历史研究所史学理论、俄国史陈宝森1924-北京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陈栋生1935-湖北应城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产业布局陈筠泉1935-浙江海宁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陈毓罴1930-2022湖北武汉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周定一1913-湖南炎陵语言研究所近代汉语巫白慧1919-香港哲学研究所印度哲学、梵语学庞朴1928-江苏淮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金宜久1933-上海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柳鸣九1934-江苏南京外国文学研究所法国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胡庆钧1918-湖南宁乡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学赵人伟1933-浙江金华经济研究所经济转型、收入分配赵风歧1930-辽宁彰武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姚介厚1940-浙江杭州哲学研究所古代希腊罗马哲学、当代欧美哲学骆耕漠1908-2022浙江临安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政治经济学徐葵1927-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东欧问题徐苹芳1930-山东济南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徐崇温1930-江苏无锡哲学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浦寿昌1922-江苏无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涂纪亮1926-贵州遵义哲学研究所现代西方哲学贾芝1913-山西襄汾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民间文学资中筠1930-上海美国研究所美国研究郭松义1935-浙江上虞历史研究所清史、中国社会史钱中文1932-江苏无锡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俄苏文学高恒1930-湖北老河口法学研究所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高莽1926-黑龙江哈尔滨外国文学研究所俄苏文学高涤陈1930-辽宁康平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流通经济理论、贸易经济梁存秀1931-山西定襄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黄心川1928-江苏常熟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印度哲学及佛教、宗教文化黄绍湘（女）1915-湖南临澧世界历史研究所美国史葛佶（女）1929-浙江平湖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董衡巽1934-浙江余姚外国文学研究所美国文学道布1934-河北承德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蒙古语、民族语文政策照那思图1934-2022内蒙古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蒙古语言学、八思巴字及其文献蔡美彪1928-天津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史、蒙古史樊亢（女）1924-河南卫辉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史樊骏1930-2022上海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戴园晨1926-浙江海宁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瞿同祖1910-2022湖南长沙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史、中国法律史
G. 邓绍基先生语录
为人处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或有兼济天下的抱负，或求独善其身的结果。相对来讲，后者易，前者难；两者得兼，难上加难。凡有兼济天下情怀的人，做事总是先为他人着想。这个“为”字，便读作去声。邓绍基先生做事，就总是先为他人着想，几十年如一日，有口皆碑，这不容易。他长期担任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工作，识大体，顾大局，谦和待人，严于律己。这几乎是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共同看法。
我八十年代后期在文学所攻读博士研究生，就多次听到所里老师称赞邓先生。留所工作之后，与邓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最初的印象，邓绍基先生很有学者风度，器宇轩昂，眉目之间流露出来的谦和与自信，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正能量的化身。多少年后，尽管他年事已高，还是有很多年轻的学者，说起邓绍基先生，都啧啧赞叹，说他是文学所的品牌和骄傲。
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易亲近。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他接人待物，很有分寸，很讲究方式，让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在他面前，你不会有压力，不会有顾忌，更不会掖着藏着，把话憋在心里。每次向他求教问题，他总是循循善诱，娓娓而谈，没有任何架子，很有老派学者风度。古人说，如沐春风，大约就是这种情境吧。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谁能没有烦心的事，但是所里人都说，几乎没有人看见他红过脸。即便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他当然生气，也有所表达，但绝不失雅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邓绍基先生主持了很多集体项目，他总是邀请年轻同志参加，遇到问题，他从不以长辈自居，而是平等地交换意见。他是主编，完全有理由修改晚辈文字，但是他很少这样做，总是谦逊和善地提出建议，让作者修改，然后他再字斟句酌。
在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先生这一代学者，处在承前启后的位置。他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老一代学者，颇得前贤濡染。《王伯祥日记》记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其芳等领导非常尊重老专家老学者，他们常常到王伯祥、俞平伯等老学者家中看望，虚心征求他们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这些老先生到所开会，所里会有专车接送，甚至工资和信件也派人送到家中。邓绍基先生那一代学者继承了这个传统，六十年代以来，每到春节，邓绍基、曹道衡等先生总会结伴去看望所里的前辈，通常还要带上几个年轻同志前往。而今，这个传统依然在延续。去年春节，我们还到家中看望邓绍基先生。没有想到，一个多月以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邓绍基先生一生待人热情，做事低调，很怕麻烦别人。日常交往中，他也有求人的时候，别人帮他做了一点点小事，他总是放在心上，有机会一定通过不同方式表达感谢，温文尔雅，恰到好处。他对别人的请求，也总是尽力协助解决，绝无推衍。他重病期间，我们去医院看望，他总觉得给别人带来麻烦，不愿意打扰大家。他去世后，家属尊重他的遗愿，一切从简，几乎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年来，邓绍基先生的身影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好像还和蔼地看着我们，不时会像朋友聊天一样，半眯着眼睛，率意地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我近来常常想，有这样的忠厚长者在，真是我们的福分。而今，他人走了，但是他的情和意，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二
邓绍基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研究内容涉及面很广，在唐代诗歌、元代文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代小说等研究领域都建树颇丰，尤其在古代戏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关于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也发表过系列学术论文，成就令学界瞩目。他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红楼梦论丛》（与刘世德、陈毓罴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杜诗别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发表论文二百多篇，主要收录在《古典戏曲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邓绍基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中。
邓绍基先生的学术特色，可以用专、宽、通三个字来概括。
首先是他的专。我们从刚刚出版的《古典戏曲评论集》后记中知道，早在1948年，邓绍基先生还在常熟中学读书时，就在无锡当地报纸上开辟“旧剧新话”专栏，发表剧评。就读复旦大学后，在赵景深、刘大杰等前辈学者鼓励下，他较早决定以元代戏曲方面作为自己专攻方向。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陆续发表了《从〈窦娥冤〉的不同版本引出的几个问题》、《白朴三题》、《关于马致远的生平》、《〈汉宫秋〉校读散记》、《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和〈西厢记〉的创作时间》、《元杂剧版本探究》、《〈元曲选〉的编纂和刊刻时间》、《〈元曲选〉的历史命运》、《规范与实践：文学古籍校勘工作漫议》等论文，涉及元杂剧的内容、格律、版本和作者生平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如元曲“四大爱情剧”说，如文学古籍尤其是戏曲小说典籍，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经史校勘的方法，必须考虑到他案头阅读与表演脚本的差异。这些论断，援据精博，多为学术界所认可。
由元杂剧研究，延伸到元明清文学研究，作为中国文学通史之一的《元代文学史》就是由他主编的，这是百年来第一部关于元代文学的全面系统的论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此外，《〈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关于〈儒林外史〉的版本》、《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以及立足于明清戏曲小说的主题学研究论文《典实与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故事》、《评说离魂型、还魂型和纯一人鬼相恋型文学故事》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论著。他提出的明代成化、隆庆时期“三大传奇”和清初“吴县作家群”等重要观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如果从1948年开始算作他涉猎戏曲领域的话，到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古典戏曲评论集》，邓绍基先生在古典戏曲小说领域，辛勤耕耘长达六十五年之久。真可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其次是他的宽。我们都知道，邓绍基先生是我国古典戏曲小说研究方面的大家，他在七十年代又潜心于杜甫研究，完成了一系列论文，汇集而成《杜诗别解》。他还长期关注近、现代文学，发表了《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若干回顾》、《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文化论争与学人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论争的再认识》、《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国学的新研究与陈独秀的偏激——兼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断灭’传统观》等论文，提出了“侠义公案小说”等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近代文学研究也作出了贡献。他还把自己的研究触角延伸到当代，“文革”前就发表过《近十年来老舍的话剧创作》和《评〈海瑞罢官〉》等。此外，他对先秦文学（如《先秦散文和言简意约》）、汉魏六朝文学（如《〈史〉〈汉〉随笔》、《读谢灵运诗歌札记》）、唐宋文学（如《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关于杜甫的卒年卒地问题》、《李贺〈秦王饮酒〉释义商兑》）等，也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多要言不烦，见解独到。
再次是他的通。六十年代他就参与了余冠英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八十年代又主编了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至九十年代，与张炯、樊骏先生合作组织编写《中华文学通史》，实现了学术界期盼多年文学史研究的“三通”，即在时间上，古今文学打通；在空间上，各民族文学打通；在体裁上，各种文体打通。此外，他还参与主编了《中华文学通典》和《中国大网络全书·文学卷》及《古本戏曲丛刊》等。在从事文学史研究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着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思考着古代文学学科建设问题。早在1956年，他就发表《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1956年4月15日《光明日报》），当时他刚二十出头，就针对当时学风方面问题发表自己看法。此后，陆续发表了若干宏观研究方面的论文，如《我对探索文学史规律的看法》、《永远的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三个阶段》、《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文艺理论的发展》、《关于建立近代戏曲文学学科的问题》等，高屋建瓴地考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方法、成就等，具有指导意义。
邓绍基先生的这些综合性学术成就，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显示出难得的价值。
三
邓绍基先生是江苏常熟市人。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毕业后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直到2022年退休，他在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岗位上度过了四十五个春秋。“文革”前，他曾任中共文学所总支副书记、代理学术秘书、古代文学研究组副组长、近代文学研究组（筹）组长、《文学知识》编委会常委等。“文革”后历任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文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
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与文学研究所发展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继文学所创始人郑振铎、何其芳之后第二代学者的领军人物，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他是何其芳主政时期的重要骨干成员，“文革”后又一直在科研前线运筹帷幄，组织协调，卓有成效，受到所内外同仁的广泛尊重。文学所能够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与邓绍基先生的努力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在何其芳所长的引导下，他参与了文学研究所很多重大学科建设和学术活动。在纪念文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邓绍基先生在回忆文章《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中谈到，郑振铎、何其芳在筹建文学所时确立了四个方面的工作重点：第一是系统的中外文学理论建设，第二是大型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编写，第三是编选具有大型文献功能的《古本戏曲丛刊》和《古本小说丛刊》，第四是编选一套历代诗歌选本，并且要由著名学者来选编。今天来看，建所之初所确定的这四个方面的业务工作多已完成。其中，也融入了邓绍基先生的心血。
如理论建设方面，1959年，在何其芳倡议下，由叶水夫牵头，编辑出版两辑《苏联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在何其芳领导下，制定了三套名著丛书的编选计划，包括《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学理论著作，为我国文艺理论界提供参考资料。正是在前辈的感召下，邓绍基先生特别重视理论，撰写了《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提高古代文学研究水平》、《毛泽东与他的“古今中外法”》等论文，体现了他对古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战略性思考，至今读来仍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如文学史论著方面，除前面提到了几部古代文学史外，还有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如前所述，邓绍基先生重视基本文献，又有理论修养，他的思考就比较全面深入，也取得了切实的业绩。
如大型文献汇编方面，《古本戏曲丛刊》到郑振铎1958年不幸遇难前，已出版四辑共400多种作品。其余各辑，我们正在组织力量重新编纂。《古本小说丛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业已陆续出版。其中《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意义，邓绍基先生在《〈古本戏曲丛刊〉的文献价值》一文有详细的介绍，这是他亲自参与这项工作的甘苦之言。
如历代选本方面，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以及在余冠英等老一代学者主持下编选的《唐诗选》等文学读本先后问世，印行数十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邓绍基先生受此影响，也独立编选《金元诗选》，主编《元诗三百首》，都具有拓荒的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向来有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分别，多数学者追求为己之学，视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以邓先生的性情资质与学术理想，他完全可以坚守自己的学术园地，精耕细作，成为某一领域的第一流专家。但是，他被很多事情推着走，不得不腾出大把时间用于学术组织与行政协调，时常会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的焦虑不安，也暗羡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悠闲自在。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兴趣而耽搁工作。这一点，很像他的引路人何其芳先生。我们从回忆文章看到，何其芳先生身居领导岗位后，没有时间从事创作，颇感不安，多次说到，“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他还对那种无休无止的会议，深感厌烦。但是，他受党教育多年，只能服从工作的调遣。邓绍基先生也是如此。他多次说过，行政工作可能会耽误业务学习，但是从大局考虑，从长远考虑，这种牺牲又是必要的，不能选择。文学研究所有很多像何其芳、邓绍基先生那样的“双肩挑”干部，代代传承，默默奉献，克尽厥职，照亮他人。在当今这样一个特别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他们的为人、为学风范，越发显得珍贵，越发叫人感念。
今天，我们纪念邓绍基先生，不仅仅是纪念他个人，也让我们有机会回顾老一代学者为文学所发展建设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我在纪念文学所成立六十周年时撰写的《追寻文学所精神》一文中曾写到：“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谦虚，是就为人而言，低调做人，和谐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继晷，钻仰终身。而实事求是，则是做人做事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这种工作作风的核心所在。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六十年来，文学所艰辛地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的传统”。邓绍基先生可以说是继承这种传统精神的一个典范，值得我们学习。
H. 急求夏志清著《三国演义》一文的全文（英文和中文）赛珍珠的 中国小说（中英文都要）
一、英文：
1．赛珍珠著《中国小说》，1939年分别由纽约约翰戴伊出社及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1974年由纽约哈斯克尔豪斯出版社再版。
此书是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讲演，着重论述了作为民间文学的小说特点，分析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及《红楼梦》三部小说的特点。
2．菲茨杰拉德著《成为颠覆力量的中国小说》，载《明镜季刊》第10期(1951年，259—266页。)
研究《三国》与《水浒》两部小说，认为这两部小说有社会批评的作用，成为旧中国社会中的一种颠覆力量。
3．克伦普著《平话与三国志的早期史》，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志》71(1951年249—256页)。
4．鲁尔曼著《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收入阿瑟·赖特编辑的《儒家学派》一书(141—176页)，此书196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又收入赖特编辑的《儒学与中国文化》一书（122—157页），此书1964年由纽约文学协会出版。
本文分析了中国通俗小说中将、相、书生等各种英雄人物类型，并分析了这些人物所反映的中国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政治、道德等情况。
5．哈南著《中国小说与戏剧的发展》，收入雷蒙德·道森编辑的《中国遗产》一书（115一143页），此书1964年由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论述了中国小说从口头文学直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 着重论述《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游传》、《金瓶梅》、 《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的形成，并论述中国戏曲里取材于小说的各种人物典型。
6．夏志清著《三国演义》一文，收入其所著《中国古典小说评介》一书（37一74页），此书1968年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杜出版。
此书是对六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包括有关史料、书目、小说作者介绍、对传统小说结构、风格、人物、、情节、主题的分析等。
7．波特·爱德华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诸葛亮与蜀汉》，1968年发表于芝加哥大学。
本文主要研究历史上的诸葛亮，同时概要地论述了小说的演进、小说的历史背景以及小说对历史人物的观点，并专节分析了《赤壁之战》。
8．杨联升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作为三国演义来源的三国志》， 1971年发表于斯但福大学。
9．多列泽罗瓦——维林格罗瓦，米列娜著《评李福清（中国讲史与民间传统的关系：三国演义口头的与书籍的异体）》。载CHNOPERL Papers,第4期（1974年，53一58页）。
10．柳存仁著《罗贯中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一文，收入《保罗·德米维尔先生汉学文集》一书第二卷（231一296页），此书1974年由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11．克罗尔，保尔·威廉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曹操的肖像：人与虚构的故事），1976年发表于安阿伯密执安大学。
本文论述了曹操作为官员，诗人，戏剧人物的情况，分析了曹操在历史上与文学作品中的不同形象，并分析了《三国演义》 的特点。
12．罗所，戈登·维克托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戏剧角色关羽：两部元代戏剧的评论》，1976年发表于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
13．王靖字著《中国传统小说的意义与生命力的循环》一文，收入捷克汉学家普什克教授著《中国文学史研究》一书（275一 301页），此书1976年由巴黎高等中国学研究学院出版。
14．杨联升撰写《罗贯中》辞条，收入卡林顿·古德里奇等编辑的《明代传记辞典》（1368一1644）一书卷1（978一980页）， 此书1976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15．杨联升著《三国演义研究》，即将在美国出版。
本书着重研究《三国演义》的主题、人物塑造、版本考证等， 并评价了《三国》这部历史小说的优缺点。
16．杨联升著《毛宗岗》，此书即将由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出版，列入特怀恩人物传记丛书。
17．李培德著《三国与水浒的叙事体模式》一文，收入普安迪编辑的《中国叙事体文学评论集》，此197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文着重论述《三国》及《水浒》的结构。
18．杨联升、李培德等合编的《中国古典小说》，1981年由伦敦豪尔公司出版。
此书提供国外翻译，研究《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的资料。
二、俄文
1．谢玛诺夫评介巴拿休克俄译本《三国》一文，载《外国文学》6月号，1955年（199一204页）。
2．丘布科评介巴拿休克俄译本《三国》一文，载《旗》8月号， 1955年（202一203页）。
3．基多维奇译评《曹操诗作》，载《星》第8号1973年193页。
4．李福清著《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发展问题》1964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5．李福清著《中国讲史与民间传统的关系：三国演义口头的与书籍的异体》。
三、日文
1．奥野信太郎著《论三国志演义》，载中央公论社五十四卷九号，诏和十三年（1938）。
2．荒井瑞雄著《关于毛声山》，载汉学会杂志八卷一号，昭和十五年（1940）。
3．小川环树著《毛声山评本与李笠翁评本》，载神田博士还历纪念书志学论集，昭和三十二年（1957 ） 11月， （615一623页）。
4．志田不动鹰著《释三国演义》，载研究（文学篇）二三。 1961年2月（1一16页）。
5．高桥繁树著《三国杂剧与三国平话》①——“虎牢关三战吕布”，载中国古典研究19，1973年6月（119一133页）。
6．高桥繁树著《三国平话与三国杂剧》②——“连环计的虚构”，载目加田诚博士古稀纪念中国文学论集，1974年10月(287—407页)。
7．芦田孝昭著《三国平话的结构与文体》，载目加田诚博士古稀纪念《中国文学论集》1974年10月(409—427页)。
8．中钵雅量著《三国演义的表现手法》，载爱知教育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23，1974年4月(29—43页)。
9．立间详介著《关于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载桥论丛78—3，1977年9月(1一16页)。
四、朝文
1．丁范镇著《枕中记研究——特别与三国遗事传说故事一关联》，载大东文化研究2，1966年6月(111—142页)。
2．李庆善著《三国志演义中的英雄群像》，载汉阳大学校创立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9年5月(9—25页)。
3．金时俊著《三国演义考》，载汉城大学校教养课程部论文集(人文·社会科学篇．)1，1969年5月(144一164页)。
4．李庆善著《三国志演义对韩国文学的影响》，载论文集(汉阳大学校)5，1971年7月(9—50页)。
附、港台版
1．王止峻著《谈三国志与三国演义》，载醒狮6—8，1968年8月(20页)。
2．柳存仁著《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8—1，1976年12月(169—232页)。
3．柳存仁著《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967年香港龙门书局出版
：①原载《小说月报》二十卷十号（1929年），先后收入郑氏《中国文学研究》（上）（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版）及《郑振铎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
②参见张颖、陈速：《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沈伯俊：《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③何满子：《在评价〈三国演义〉的文学成就以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
④丘振声：《万古云霄一羽毛——诸葛亮艺术形象的生命力》，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见注③。
⑤黄钧：《欲与天公试比高——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浅议》，载《〈三国演义〉与荆州》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
⑥傅继馥：《〈三国〉人物是类型化典型的光辉范本》，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
⑦刘上生：《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第3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⑧详见拙作《〈三国〉人物数更多》，载1984年6月23日《四川日报》。
⑨详见拙作《〈三国演义〉究竟写了多少人物》，载199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先后收入拙著《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第1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第1版）。
⑩小川环树：《中国小说史研究》，日本岩波书店1968年。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亦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马兰安：《〈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金文京：《〈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日本《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上田望：《〈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日本《东洋文化》第71号。以上文章的中文译文均收入周兆新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