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中国古代小说的一首诗

❶ 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我们一般以什么诗.什么词.什么曲.什么小说来概括

唐诗 宋词 元曲 明清小说

❷ 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我们一般以（ ）诗（ ）词（ ）曲（ ）小说来称呼

唐诗 宋词 元曲 明清小说

中国素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说法，这种说法以文化链的形式，概括出华夏神州对人类社会所贡献出的精神财富。

❸ 求一本每章开头都引用一首古诗的古代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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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不长，每一章的开头都引用一首诗。

❹ 大学语文古代小说特点西周至唐朝例如关雎

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

1．古代小说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许多古代小说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

2．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从抒写手法上说，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不同流派。就是浪漫主义作品，也是立足现实、针砭现实的。

3．古代小说重情节，通过情节表现人物，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像《红楼梦》那样的文人创作，也有一些心理描写，但是不像西方小说那样作静止的大段的心理描写。

4．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描写人物，一方面有善恶、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妍媸毕露”。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我国的小说初具规模。这一时期的小说情节结构比较简单、粗略，多截取人物的只言片语，被称为笔记小说。

唐代，这时期写小说成为文人有意识的创作活动，他们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被称为唐代传奇。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唐代传奇大都形象鲜明、情节曲折，结构完整，文辞华美，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①。窈窕淑女②，君子好逑③。(一章)参差荇菜④，左右流之⑤。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⑥。悠哉悠哉⑦，辗转反侧。(二章)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⑧。窈窕淑女，钟鼓乐之⑨。(三章)

《诗经·关雎》的特 点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关雎》是《风》之始也，也是《诗经》第一篇。古人把它冠于三百篇之首，说明对它评价很高。《史记·外戚世家》曾经记述说：“《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又《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疏云：“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一般都是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他们的着眼点是迂腐的，但对诗的本义的概括却基本正确。问题在于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婚姻。这关系到我们对《风》的理解。朱熹《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又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说：“《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朱熹是从诗义方面论述的，郑樵则从声调方面进行解释。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可以认为《风》是一种用地方声调歌唱的表达男女爱情的歌谣。尽管朱熹对《关雎》主题的解释并不如此，但从《关雎》的具体表现看，它确是男女言情之作，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爱情的追求。其声、情、文、义俱佳，足以为《风》之始，三百篇之冠。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此后，人们评《关雎》，皆“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但《关雎》究竟如何呢?
这首诗原是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三章八句。郑玄从文义上将后二章又各分为两章，共五章，每章四句。现在用郑玄的分法。第一章雎鸠和鸣于河之洲上，其兴淑女配偶不乱，是君子的好匹配。这一章的佳处，在于舒缓平正之音，并以音调领起全篇，形成全诗的基调。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统摄全诗。第二章的“参差荇菜”承“关关雎鸠”而来，也是以洲上生长之物即景生情。“流”，《毛传》训为“求”，不确。因为下文“寤寐求之”已有“求”字，此处不当再有“求”义，应作流动讲。这是以荇菜流动从而比喻淑女的难求。“求”字是全篇的中心，通首诗都在表现男子对女子的追求过程，即从深切的思慕到实现结婚的愿望。第三章抒发求之而不得的忧思。这是一篇的关键，最能体现全诗精神。姚际恒《诗经通论》评云：“前后四章，章四句，辞义悉协。今夹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乐之’二章之上，承上递下，通篇精神全在此处。盖必著此四句，方使下‘友’、‘乐’二义快足满意。若无此，则上之云‘求’，下之云‘友’、‘乐’，气势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争扼要法，其调亦迫促，与前后平缓之音别。”姚氏对本章在全诗中的重要性分析最为精当。应当补充者，此章不但以繁弦促管振文气，而且写出了生动逼真的形象，即王士祯《渔洋诗话》所谓“《诗》三百篇真如画工之肖物”。林义光《诗经通解》说：“寐始觉而辗转反侧，则身犹在床。”这种对思念情人的心思的描写，可谓“哀而不伤”者也。第四、五章写求而得之的喜悦。“琴瑟友之”、“钟鼓乐之”，都是既得之后的情景。曰“友”，曰“乐”，用字自有轻重、深浅不同。极写快兴满意而又不涉于侈靡，所谓“乐而不淫”。通篇诗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思念和追求过程，写求之而不得的焦虑和求而得之的喜悦。

这诗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兴寄，《毛传》云：“兴也。”什么是“兴”?孔颖达的解释最得要领，他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所谓“兴”，即先从别的景物引起所咏之物，以为寄托。这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如此诗以雎鸠之“挚而有别”，兴淑女应配君子；以荇菜流动无方，兴淑女之难求；又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兴淑女既得而“友之”、“乐之”等。这种手法的优点在于寄托深远，能产生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效果。

这首诗还采用了一些双声叠韵的连绵字，以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描写人物的生动性。如“窈窕”是叠韵；“参差”是双声；“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用这类词儿修饰动作，如“辗转反侧”；摹拟形象，如“窈窕淑女”；描写景物，如“参差荇菜”，无不活泼逼真，声情并茂。刘师培《论文杂记》云：“上古之时，……谣谚之音，多循天籁之自然，其所以能谐音律者，一由句各叶韵，二由语句之间多用叠韵双声之字。”此诗虽非句各叶韵，但对双声叠韵连绵字的运用，却保持了古代诗歌淳朴自然的风格。

用韵方面，这诗采取偶句入韵的方式。这种偶韵式支配着两千多年来我国古典诗歌谐韵的形式。而且全篇三次换韵，又有虚字脚“之”字不入韵，而以虚字的前一字为韵。这种在用韵方面的参差变化，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对《关雎》，我们应当从诗义和音乐两方面去理解。就诗义而言，它是“民俗歌谣”，所写的男女爱情是作为民俗反映出来的。相传古人在仲春之月有会合男女的习俗。《周礼·地官·媒氏》云：“媒氏(即媒官)掌万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不禁止奔)；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关雎》所咏未必就是这段史事的记实，但这段史实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男女相会、互相爱慕并希望成婚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尚。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社会生活，对社会风俗习尚的描写能更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融汇于社会风习的画面中，从而就更有真实感。《关雎》就是把古代男女恋情作为社会风俗习尚描写出来的。就乐调而言，全诗重章叠句都是为了合乐而形成的。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云：“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郑樵特别强调声律的重要性。凡古代活的有生气的诗歌，往往都可以歌唱，并且重视声调的和谐。《关雎》重章叠句的运用，说明它是可歌的，是活在人们口中的诗歌。当然，《关雎》是把表达诗义和疾徐声调结合起来，以声调传达诗义。郑玄《诗谱序》云：“《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

❺ 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我们一般以()诗.()词.什么曲.()小说来概括

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我们一般以(唐)诗.(宋)词.（元散）曲.(明清戏剧)小说来概括

❻ 古代小说中的诗词是作者写的吗有什么作用

处理引用的，基本都是作者写的，作用有很多，如下：
1、点明宗旨
小说中诗词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作用就在于此，由于中国的古典诗词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艺术件，小说作者常选取一首或一组诗词来点明小说的主旨。这样既言简意赅又具有文学价值，如《三国演义》篇首引用明代文人杨慎的一首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必定对这首词十分熟悉，虽然它并非作者所作，但此词气势磅礴、内蕴深远，虽有模仿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之迹，却又能推陈出新。《三国演义》的整理者们将它拿来总结三国这一风云变幻、群雄并起的年代，可谓再恰当不过了。
又如《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尽管有人对《好了歌》足否是《红楼梦》的主题歌表示异议。但要是说，跛道人的《好了歌》和甄士隐的《好了歌解注》，深化了《红楼梦》的主题思想，表达了曹雪芹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窃以为并不过分。《好了歌》歌词共四段，如下，
“世上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小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而解注分三个部分，中间部分与四段歌词对应，刻画了四种世态人情，从而暗示了《红楼梦》主题的三个要点：一是以宁荣二府为中心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二是贾府及史王薛三家各色人物的风流云散；三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
2、暗示故事中人物命运，塑造典型形象

这一功能在《红楼梦》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也是《红楼梦》诗词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图册判词》和《红楼梦曲》。作者以第二人称语气，分别咏叹了金陵十二钗和宝玉的命运，并对日后各人的归宿都作了安排。如《金陵十二议正册判词》其八：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凡鸟即“凤”，指的是王熙凤，作者在此处既赞扬王熙凤的聪明才智，又暗示了她心性歹每，“编从末世来，”故贾府败落时，终一个倒霉的就是她，而她与丈夫的关系则有“从”、“令”、“休”三段经历，短短四行诗，已经为下文王熙凤的命运发展做好了暗示。

而塑造典型形象的诗词也是很多的，试想，如机没有《葬花词》、《题帕诗》、《代别离》、《桃花行》这几首沁人心脾的佳作，黛玉的形象和黛玉的故事情节将会受到多大的损失。

3、促进故事情节发展

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国外的小说中也有靠诗来表示情感的，但却没有像中国古典小说那么频繁的出现，由于诗词在中国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及其所起的作用就大大异于其他国家，而小说的创作者再加以艺术的加工和夸张，诗词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甚至变成了改变人物命运的工具。像宋江在浔阳楼上题的诗词，虽不能说是使他上梁山的主要原因，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两首诗词，断了宋江最后的一丝幻想，最终把他逼上梁山。

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对这一功能的运用有为淋漓尽致，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既然作者如此的看重诗词，对其在小说故事情节中的应用自然要颇费一番心思。如小说《玉娇梨》中，第一回红玉因代父题诗引起事端，父亲白太常被迫出使虏庭，红玉也只好暂寄吴翰林家中，而第四回中苏友白也是因壁上题诗引起吴翰林的注意和青睐，想将红玉许配于他，从而引发了一段姻缘。整部书都是以诗发端，以诗作结，诗歌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描摹人物外貌，突出人物性格

这在古典小说诗词中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由于古典小说中对人物的塑造缺乏主体化，通常一出场就定了性，以后的事件只是对其性格的诠释，因此其形象的刻画往往是为了人物性格服务的。小说中的出场人物总的貌如其人，性格刚烈的不外乎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有帝王像的则天生异像，不是手能过膝，两耳垂肩，就是碧眼黄发，才子是风度翩翩，才高八斗，佳人是眉如春柳，眼湛秋波。这些诗词占据了小说很大一部分的篇幅，往往给人一种脸谱化的感觉。当然也有一些小说写得不错的，如《红楼梦》中的人物描摹，无论黛玉的“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还是熙凤的“两弯柳叶吊梢眉”，在用词遣句上比前人要精致、用心，对人物性格的把握也更为那刻、细腻。

古典小说的创作者们还常常通过小说人物创作的诗词来体现人物，如黛玉创作的诗，很好的体现了她那种冰清玉洁，孤芳自赏的性格，而宝钗创作的诗，则表现了一种大家闺秀、端庄稳重的性格，可谓“诗如其人”。

除了以上四种功能外，古典小说中的诗词还有表达作者观点，交代历史背景等效应。

❼ 古代诗词与小说的关系

抛弃一个省

邂逅一个省

遭遇另一个省

半小时内，我游离在三省交界处

把这个村庄交给四川

那个山头扔给重庆

脚旁的小河随手赠与陕西

我手握重兵

三千汉字可轻取汉中

可越秦岭

在高速路上评点山川

把乱侃的嘴巴封为万户侯

把三省草民唤作良民

这是昨日的山河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山村

村旁的小河，一座茅屋

给我三个省我也

不放弃任何一个伸懒腰的早晨

这是老四诗集《岁月书》中的一首诗，题为《秦岭道上》，曾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上。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其作品《寻觅中华》中把中国文化人格分为三种：第一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第二种，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第三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在老四的这首《秦岭道上》，我们感受到了三种文化人格的重叠。“我手握重兵，三千汉字可轻取汉中，可越秦岭”，他仿佛是一个英雄，金戈铁马，演绎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这是昨日的山河，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山村，村旁的小河，一座茅屋”，我们又感觉他是一个文人，不怕惊世骇俗，但求幽虚飘逸；“给我三个省我也，不放弃任何一个伸懒腰的早晨”，其实在内心深处，他向往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既没有英雄间的争斗权谋，也没有文人的反叛和幽虚，就是在过自己安然自立的生活。

从人类情感而言，诗歌是表达内心的最好的一种文体方式，可以宣泄情绪，也可以抒发内心的优雅之态。老四说，“诗歌之于我，不再是具体的文体工具，而是文化人格的组成部分；不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我思想流动的方式。”

一个人的诗歌史

老四以诗人的身份在山东大学文学生活馆演讲时，讲述了关于自己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诗歌史”是诗人刘春出版的一套书的名字。他说，他把这个书名拿过来，不是像刘春一样向外看，而是向内看，挖掘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真正严肃地写作，是从上大学开始的。2022年秋天，他每天都在图书馆里翻阅诗集、诗歌刊物。墨西哥诗人帕斯的《太阳石》找不到，便从网上下载了跑到打印店打印成册。那时，他还当选学校《拓荒者》文学报的主编，和文学社团的一帮同学办《拓荒者》文学报，断断续续办了两年。那时他刚20岁。

从20岁到34岁，他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在诗歌中度过。在这期间，他经历了毕业，经历了就业，成了一名记者、编辑，经历了娶妻生子。对于诗歌创作而言，他仍是一个年轻人，但已不再是那个可以呼朋引伴深夜喝酒、没有工作、没有家庭的“赤裸裸”的年轻人。

老四说，用诗歌记录一个时代，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但更多的还是直面剖析自己——你看到的诗人老四，披上记者编辑的外衣，就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拥抱着他所鄙夷的所谓成功学，向人生的顶点攀爬。而当脱去外衣，在台灯底下，将松散的文字分行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焦躁不安的灵魂。

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

而是我独处的方式

“天空的圆环量出我的光荣，东方众多的图书馆互相争夺着我的诗篇，帝王们把我寻找，要用黄金填满我的嘴，天使已牢记下我最后的诗句。而我才艺的工具，惟有耻辱与痛苦；但愿我生来就已死去。”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的这首名为《诗人表白他的声名》的诗道出了诗人的职责、写诗的意义和荣光，以及痛苦的来源。老四说，痛苦和自由是相通的，这个世界有那么多诗人，在各自的世界里痛苦和快乐。正像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人，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痛苦和快乐。

相对于博尔赫斯，老四更倾向于葡萄牙诗人佩索阿，佩索阿给了他创作的方向。佩索阿说，“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而是我独处的方式。”这句话道出了老四的心声：诗人只不过是一个符号。正如他，在众多符号——儿子、丈夫、父亲、媒体记者、编辑中，诗人这个身份藏身其中。在他看来，写诗只不过是一种爱好，和打篮球、踢足球、户外运动一样，是排遣身体和思想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方式，不可能成为安身立命的工具。

写诗的目的，若为赚钱，可以当作玩笑来看。老四认为，诗不是饥寒时扔过来的一块馒头、一件大衣，而是馒头之外的酒，是大衣里的羊绒。

古语吟诵的诗

是我的第四种语言

这几年，之于诗歌，老四最大的收获就是重新认识了杜甫。他曾在一首题为《母语和流放地》的诗里写道：“有一天我听到古语吟诵的杜诗，那是我的第四种语言，是我流放的终途。”他认为，中国诗歌，只有到了杜甫，才真正有了现代性，将天地与个人紧密结合，后世诗人都能在他那里找到归属。

可以说，杜甫的生命历程，支撑着他现阶段的文学人生；杜甫的文化意义，成为语言延续千年传递的一个符号。通过阅读杜甫的诗，他挖掘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在他的体内有着与俄罗斯、波兰、葡萄牙以及古代中国的诗歌巨人一脉相承的因子。他们通过文字，传达出庞杂的“砖头”，每一块“砖头”上都镶刻着文化人格的脉络，他要做的，就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将这些基础的“砖头”搭建成属于他个人的大厦。

诗歌构成了一个场域，让他的生活和创作无限延伸，使他成了一位会写诗的小说家。大学毕业的第一年，他敲出了一本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后大学时代》，已经出版。至今还在写诗的同时创作中短篇小说。他希望自己小说家的身份能始终坚持下去。“当我找到静止状态的小说，或许也是一个小小的发现。”

老四说，回头看看十几年前自我组建的个人经验，在外观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其内核却发生了质的改变。自我觉醒的文化因子，统领着之前的经验写作，这注定是一个值得欣喜的过程。“感谢诗歌，给了我冲破自我的一艘航船，在生活以及生命的大海中前行或者想象前行的姿势。

❽ 中国古代诗歌，词，小说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早已注意到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并作了许多论述。 这些论述散见于史书、目录学著作、诗文评、文学总集或选集的作家小传中；在 一些序跋、题记及其他文章中也有所涉及。

就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而言，史家的记述是比较早的。司马迁的《史记·屈 原贾生列传》不但为屈原、贾谊这两位文学家立传，而且笔墨涉及宋玉、唐勒、 景差等屈原之后贾谊之前的辞赋家，已经算是有了文学发展过程的初步描述。此 后，（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对司马迁《史记》以前史官之文的 发展过程有简单的追述；齐梁时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回顾了南朝 宋以前诗歌的发展历程，可以看成是关于诗歌史的比较详细的论述。（南朝宋） 范晔撰《后汉书》，始创《文苑传》，将22位文学上有成就的人的传记合在一 起，按时代先后排列，提供了文学发展的线索。此后，一些正史中的《文苑传》 或《文艺传》，大都沿袭《后汉书》的体例。在目录学著作方面，斑固在刘歆 《七略》的基础上撰成《汉书·艺文志》，其中的《诗赋略论》对诗和赋的发展 有初步的描述。此后，一些目录学著作，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 志》、《新唐书·艺文志》大都继承《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在著录书目的同 时考辨源流。（清）幻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算是这类书中的集大成者。在 诗文评方面，（梁）刘勰《文心雕龙》中《明诗》以下20篇论及许多文体的形 成过程，《时序》等篇也有关于文学发展的精彩论述。（梁）钟嵘的《诗品序》， 对文学的发展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此后，在一些诗话、词话，以及诗纪事、词 纪事之类的书中，也有关于诗词发展的论述。

此外，（东汉）郑玄《诗谱序》追述诗歌的起源，历数周文王、周武王、周 成王以至懿王、夷王、厉王、幽王时政治的变迁与诗歌的关系，从政治的角度对 诗歌的发展作了较细致的描述。（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从文体流变这个 新的角度，论述了文学的发展。（唐）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对《诗》、《骚》 以来诗歌发展的历程作了总结。（宋）李清照的《词论》追述了词的发展概况。 （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为398位唐代诗人作传，间有评论，从中可以看 出唐诗发展的因革流变。（明）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题辞，已经 勾勒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脉络。（清）钱谦益的的《列朝诗集小传》，对明代 诗人一千六百余家作了评述。清代所修《全唐诗》，为唐代诗人逐一作了简介， 从中可以看到唐代诗歌的发展线索。

毫无疑问，上述种种著述都是我们今天撰写文学史应当借鉴的。然而，这些 还不能算是对文学发展过程的系统完整的论述，因而还不是专门的文学史著作， 更不能说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文学史学科。中国学者所写的文学史著作，是20世 纪初受了外国的影响才出现的，一般认为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编写的讲义《中国 文学史》为滥觞之作。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别代表了20 年代、30年代、四五十年代、60年代文学史著作所能达到的成就。王国维的 《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分体文学史中是最早的、最有影 响的著作。

由此我们可以说，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文学史才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各家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并不相同，因此文学史的写法 也有很大差异。只要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不同的理解与不同的写法而形成各自 的特色，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丰富和完善文学史这门学科。即使现在或将来，也 不可能只有一种理解、一种模式、一种写法，而只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那么，我们对文学史是怎样理解的呢？我们认为：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 一的文学的历史。

这是一个最朴实无华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意思是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 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它包括以下几 方面的意思：

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 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当然，文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它反映现实的功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方面的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 是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接受者的美感而实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广 度与深度未必超过史书的记载，如果以有“诗史”之称的杜诗和两《唐书》、《 资治通鉴》相比，以白居易的《卖炭翁》与《顺宗实录》里类似的记载相比，对 此就不难理解了。但后者不可能代替前者，因为前者是文学，具有审美的价值， 更能感染读者。当然也可以以诗证史，将古代文学作品当成研究古代社会的资料， 从而得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但这并不是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著作必须注意文学自 身的特性。

紧紧围绕文学创作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史研究有几个层面，最外围 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背景研究很重要，这是深入阐释文学创作的 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但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研究显然不能成为文学史著作的 核心内容，不能将文学史写成社会发展史的图解。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创作 的主 体即作家，包括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等。应当充分重视作家研究，但作家研 究也不是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不能将文学史写成作家评传的集成。正史里的 《文苑传》、《文艺传》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作品，这 才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因为文学创作最终体现为文学作品，没有作品就没有文 学，更没有文学史。换句话说，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 历程，而前两个层面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的。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文学理论是指导 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是文学创作完成以后在读者中的反应。文学的 发展史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共同推进的历史。这并不是 说要在文学史著作里加进许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内容，在文学理 论史和批评史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今天，撰写文学史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了。 我们只是强调撰写文学史应当关注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并用文学思潮来解释文 学创作，并注意文学的接受，引导读者正确地鉴赏文学作品。

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还有文学传媒。古代的文学媒体远没有今天多，只有 口头传说、书写传抄、印刷出版、说唱演出等几种，但已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文学作品靠了媒体才能在读者中起作用，不同的媒体对文学创作有不同的要求， 创作不得不适应甚至迁就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状况是取决 于传媒的。从口头流传到书写传抄，再到印刷出版，由传媒的变化引起的创作的 变化很值得注意。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之简练跟书写的繁难不能说没有关系。唐宋 词的演唱方式对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印刷术发明以后大量文献得以广泛而长久 地流传，这对宋代作家的学者化，进而对宋诗以才学为诗这个特点的形成有重要 的影响。宋元说话艺术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宋元戏曲的演出方式对剧本创作的影 响，更不容忽视。传媒对创作的影响以及传媒给创作所带来的变化，应当包括在 文学史的内容之中。

总之，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 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 及其两翼。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 方式。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突破过去那种按照时代顺序将一个个作家 作品论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的模式，应当注意“史”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承传流 变的过程。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靠描述，要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 言，换成描述式的语言。评价式的语言重在定性，描述式的语言重在说明情况、 现象、倾向、风格、流派、特点，并予以解释，说明创作的得失及其原因，说明 文学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描述和评价不仅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习惯，而且是两种 不同的思维方式。描述并不排斥评价，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著作既 然是“史”，就要寻绎“史”的规律，而不满足于事实的罗列。但规律存在于文 学事实的联系之中，是自然而然的结论，而不是从外面帖上去的标签。

我们不但不排斥而且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 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文学的演进本来就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古代的 文学家往往兼而为史学家、哲学家、书家、画家，他们的作品里往往渗透着深刻 的文化内涵。因此，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 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的交叉 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先秦诗歌与原始巫术、歌舞密不可分；两汉文 学与儒术独尊的地位有很大关系；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不能不关注玄学、佛学； 研究唐诗不能不关注唐朝的音乐和绘画；研究宋诗不能不关注理学和禅学；保存 在山西的反映金元戏曲演出实况的戏台、戏俑、雕砖、壁画是研究金元文学的重 要资料；明代中叶社会经济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气氛，是研究那 时文学的发展决不可忽视的。凡此等等，都说明广阔的文化学视角对于文学史的 研究是多么重要！有了文化学的视角，文学史的研究才有可能深入。

文学史的存在是客观的，描述文学史应当力求接近文学史的实际。但文学史 著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文学史的资 料在当时记录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记录者主观的色彩，在流传过程中又有佚失，现 在写文学史的人不可能完全看到；再加上撰写者选用资料的角度不同，观点、方 法和表述的语言都带有个性色彩，纯客观地描述文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会多 少带有一些主观性。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作者的个性，这个性又是治学严谨而富有 创新精神的，这样的主观性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这主观性是指一个时代大体 相近的观点、方法，以及因掌握资料的多少有所不同而具有的某种时代性，那也 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当代人写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 定具有当代性。这当代性表现为：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 文学创作的关注。研究古代的文学史，如果眼光不局限于古代，而能够通古察今， 注意当代的文学创作，就会多一种研究的角度，这样写出的文学史也就对当代的 文学创作多了一些借鉴意义。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史著作，更有可能因为反映了当 代人的思想观念而格外被后人注意。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把主观性当作任意性、 随意性的同义语。

撰写《中国文学史》应该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但必须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 发，不能将外国时髦的理论当成公式生搬硬套地用于解释中国文学。有志气的中 国文学史研究者，应当融会中国的和外国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文学理论，从中国 文学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述中国文学的历史， 而不应先设定某种框架，然后往里填装与这框架相适应的资料。

文学史史料学是撰写文学史的基础性工作。所谓文学史史料学，包括与文学 有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辨伪，史料的检索等 等，是以资料的鉴定和整理为目的的资料考证学。这是撰写文学史必不可少的基 础性工作，没有这个基础，文学史所依据的资料的可靠性就差多了，但严格地说， 文学史史料学并不完全等于文学史学。着眼于学科的分工，为了促进学科的发展， 应当在文学史学之外另立一个分支学科即文学史史料学；然而就学者而言，史的 论述和史料的考证这两方面不但应该而且也可以兼顾，完全不懂得史料学是很难作好文学史研究的。

参看：《中国文学史》http://www.guoxue.com/Newbook/book22/zgwxs/zgwxsML.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