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闺训
⑴ 王安石的资料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
宋抚州临川人，是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
学家。
王安石少怀大志，博学多思，随父宦游各地，目睹
了北宋“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在哲学，经济，教育
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
新学”，旗帜鲜明的标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给当时
的思想界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同时为王安石的的政治改革奠定了
思想基础。
王安石自22岁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几近三十年
地方官生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局部地推行了改革
弊政的革新措施。1059年写了著名的《上宗仁皇帝言事
书》，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为后来的熙宁新法构思
了一幅初步的蓝图。1069-1076年，王安石两度为相，在
他的荆公新学思想基础上，大胆的提出了“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声发馈的政治思想。
为改变北宋“积贫积若非”的政治局面，王安石不顾守
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发动和领导了一场以“理财”“
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民”为目的，涉及到社会，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各个方面的规模巨大，
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史称“熙宁新法”。王安石
因此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在文学方面，王安石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
在创作实践上别具一格。他的诗词瘦硬雄直，散文说理
逻辑严密，行文峭菝凌厉，给后人留下1540多首诗歌，
800多篇散文的丰富文化遗产。其诗文《泊船瓜洲》中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堪为千古绝唱。
《桂枝香 金陵怀古》一词写景言志为诗词名篇。散文
《答司马谏议书》《游褒禅山记》作为范文精选入中学
课本。卓绝的文学造诣实为唐宋八大家之中坚，现存著
作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周官新义》，《
宋说》等。
⑵ 论述杜丽娘形象
杜丽娘的形象
在汤显祖的四部剧作中，《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又简称《还魂记》），是他用力最深、也最能表现他的“至情论”思想和艺术才能的剧作。他自己也说：“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
”（王思任《牡丹亭叙》引）《牡丹亭》的故事来源于保留在《重刻增补燕居笔记》里的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不过话本演绎的是南宋光宗时，南雄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因游园感梦而亡。她自画的小照为后任太守的儿子柳梦梅所得。柳因而日夜思慕，并和丽娘鬼魂幽会。在告知父母之后，为杜丽娘发冢，起死回生，成就婚姻，终偕连理。这是一个大团圆的喜剧故事。而《牡丹亭》剧本却是写南宋时江西南安府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因游园，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醒后幽思难忘，抑郁而死。杜宝迁官离开此地，将杜丽娘葬于官衙后花园。柳梦梅上京赴试，借住杜家原址，无意中拾到杜丽娘自画小照，他看画思人，终于感动杜丽娘的鬼魂，与他相会。在柳梦梅的帮助下，杜丽娘起死回生，和柳生结为夫妻。但此时已位及人臣的杜宝却把杜丽娘看成妖孽，不但不承认柳梦梅是女婿，还请皇帝着人擒拿“妖女”。一直到柳生考中状元，杜丽娘又上朝申诉，由皇帝出面作主后，才终于承认了这对夫妻。汤显祖以生花妙笔，将话本所体现的传统的还魂故事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擢升到新的高度，使之具备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牡丹亭》里最主要的人物是杜丽娘。
杜丽娘是《牡丹亭》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人物，《牡丹亭》对杜丽娘的性格，以及她的独特性格的发展，作了合乎情理的描写：
杜丽娘，出身在一个名门大家，父母对她的教育是传统的封建礼教教育，使她具有许多为封建家长所要求的美德：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谨守闺训，淑静端庄等等。，在父母的管束下，杜丽娘在太守衙门住了三年，居然没去过自家的后花园！但是杜丽娘毕竟是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少女，她和常人一样，具有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美与爱的强烈追求，精神上的被压抑、枯燥单一的生活环境，使她产生了深深的苦闷，同时也萌生了反抗的意识。当师父陈最良对她讲解《诗经·关雎》，企图灌输“有风有化，宜室宜家”的封建思想时，杜丽娘却作了令师父出乎意料之外的解释：“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肃苑》）。她在镜子中发现了自己“三春好处无人见”的美丽，她还在丫鬟春香的陪同下，步入春光烂漫的花园，少女的情怀受到深深的震撼，长期的忧郁哀怨和对幸福人生的憧憬，一时鼓荡在她的心头。在《牡丹亭》全剧最动人的《游园》和《
惊梦》中，汤显祖以几支精美的曲辞，唱出杜丽娘被封建礼教拘禁的内心中，对生命的渴望、对被强制的不自由生活的不满：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采云偏。（行介）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贴）今日穿插的好。
--[步步娇]
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只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
--[醉扶归]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白）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皂罗袍]
杜丽娘带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万斛春愁，进入了梦乡，她只能把爱情的理想寄托在一个在昏然梦幻中出现的书生柳梦梅的身上，只有在那里，她才能够自由地和书生柳梦梅邂逅，幽期密约，得到在现实中得不到的幸福，并且把这次相遇当作高于一切的情感财富。她那番“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感喟，正是对所谓恋爱自由的强烈呼唤。但是梦醒之后的杜丽娘依然无法冲决封建礼教的牢笼，所以她含恨而死，为情殉身。杜丽娘死后，仍然不能忘怀柳梦梅，她和阴间的判官据理立争，为自己争得还魂再生的权利，
她和柳梦梅立下“生同室，死同穴，永作夫妻”的盟约，她在柳梦梅的帮助下，起死回生之后，就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婚姻得到家庭和社会的承认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杜丽娘的性格经过了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终于完成了她作为反对封建思想的束缚、争取个人婚姻幸福的斗士的光辉形象。
汤显祖通过杜丽娘的艺术性形象，高度凝练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男女青年争取自由幸福爱情生活的艰辛，对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给予衷心的赞美，
并且流露了作家对美好的婚姻模式的憧憬。
《牡丹亭》是奇幻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精品，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杜丽娘为梦而死，柳梦梅与鬼魂幽会以及杜丽娘的死而复生的情节，
无不是借助浪漫的手法来表现的。《牡丹亭》对虚实正奇的安排，可以说正如汤显祖本人的《题词》所云：“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
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可以说，没有调动这些匪夷所思的幻想手段，杜丽娘的故事绝无演绎下去的可能，只有在梦游、魂游的境界里，
杜丽娘才能摆脱现实世界对她从精神到身体的种种束缚，还她一个真“我”。也只有借助浪漫的虚构的手法，才能体现汤显祖在该剧《题辞》中所说的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精神。这种贯通于生死虚实之间、如影随形的“至情”，
正是汤显祖要予以最高赞赏、顶礼膜拜的。所以，汤显祖所追求的并不是情节的离奇，而是要通过这些情节表现人对自由、幸福具有怎样强烈的渴望、为了得到它们，
甚至可以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其次，《牡丹亭》全剧充满浓郁的抒情色彩，充满了诗情画意。例如《惊梦》这场戏，就是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特色的。这里有杜丽娘的第一次赏春游院，
有杜丽娘的第一次和柳梦梅相会，有姹紫嫣红的百花，有婉转典雅的唱词，华美的文辞，幽雅的环境、缠绵的情思，构成了古典戏剧中精美的典范之作。
《牡丹亭》作为“至情论”的代表作，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情四射、离奇虚幻以及辞采富丽的浪漫主义风格，
当时就吸引了不少青年男女，为之陶醉、为之倾倒。但是，《牡丹亭》毕竟是产生在明代的古典戏曲，它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胎记。
它无法从根本上跳出“发乎情，止乎礼”的封建礼教的藩篱。剧中的杜丽娘，当她是鬼魂的时候，对柳梦梅是那样热情，而当她还魂以后，
却变得端庄守礼。如《婚走》中，柳梦梅急于和她成婚配，她却说：“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拒绝了柳梦梅的要求。
这只能说明作者的世界观还不能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在个性解放方面，他还受着现实的制约。但汤显祖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先行者，
他的《牡丹亭》谱写了一曲至真、至纯、至美的爱情颂歌，是中国戏剧史最为动人的经典曲目之一。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牡丹亭》都是古代戏剧中光辉夺人、
永不掉色的伟大作品。
⑶ 谁有温馨甜蜜的古代言情小说可以搞笑，男主腹黑就更好了结局美好类似江湖不象话中篇不要太长也别太短
《我的娘子是大侠》
天下第一美男子进京了，简直是万人空巷，造成的轰动空前绝后。有家小姐居然不知，她是谁？高龄未嫁的御史千金是也。她救了一个人，一个俊得不可思议的男人，可是她根本不怎么正眼瞧他。没兴趣?这下可激起他的兴趣了……
打劫现场：
“女人留下，钱财留下，你们可以滚了。”很干脆利落的命令，首领一脸凶狠。
一行中的管事居然在此时此刻开始打算盘，一把不知何时拿出的算盘。
算珠撞击发出清脆的声音，给充满杀气的场面平添一抹诡谲难言的气氛。
土匪也惊诧于他的举动，一时没有行动。
合算完毕，管事面向小轿，喜形于色地道：“一共是三十六人，每人按十两银计，共三百六十两，首领价值三千两，如果是落月寨的胡六子，值六千两，这回最少有三千三百六十两。”
“嗯。”轿中人轻应一声，很轻很淡的声音。
“该死的，你这是在搞什么？”首领暴喝，太目中无人了，居然不把他“落月寨”放在眼里。
“你是胡六子吗？”轻轻的，柔软的嗓音响起。
“正是老子。”首领喜形于色，很高兴自己的大名远播。
“六千三百六十两。”很肯定的声音。
一条人影突地闪出软轿，快到众人只觉眼前一花。
哐啷、咣铛之声不绝于耳，那是兵刃落地的撞击声。
忽然之间，一切归于宁静。
三十七尊雕像矗立在大道上。
浅蓝色的拽地长裙，长及过腰的如云长发，婀娜多姿的身段，柳眉淡扫，光泽暗隐的一双黑眸，清秀婉约的一名少女现身于软轿旁。
她不是绝色美女，只是个清秀佳人，尤其那形诸于外的温婉气质更显示了她良好的闺训。
“一群酒囊饭袋而已。”少女淡淡地评语。
管事频频点头，“是啊，他们哪是小姐的对手，这钱太容易赚了。”
“你留下向当地官府拿赏银，我先回府。”轻声交代完，身形轻晃，眨眼间已在百尺之外。
本文女主武功强大，男主富甲天下，所谓男财女暴啊，绝对宠文
《我家妖孽》
说他风流太客气，封他个“禽兽”还差不多！
明明外表俊美无俦，还顶着药谷主人的光环，
做出来的事却下流到令人发指，
且脸皮之厚冠绝天下，被他轻薄她当被狗咬，
这厮居然回她——有像在下这么俊美的狗吗？
很好，算她怕了他，不过某人真的很懂得得寸进尺，
到后来竟连避嫌都省了，直接滚上她的床，
害得她被对他垂涎已久的女人指责败坏风俗，
气不过，她决定跟他分道扬镳划清界限，
不料却遭被美色迷惑的丫鬟出卖又回到他身边，
而且这回有人学聪明的从她老爹那边下手，
只不过祸害就是祸害，就算成亲后还是不改本质，
见死不救害人家夫妻阴阳两相隔的分明是他，
结果仇家却掳走她代夫受过……
精彩片段：
一吻方毕
“小策。”
“嗯？”
“你要对我负责。”
她一呆，以为自己幻听了。
“你刚才轻薄我了。”他一脸义正言辞。
沈小策太阳穴直抽，几乎想扑上去咬死眼前这个睁眼说瞎话的男人。
“要是刚才那样就算我轻薄你，要负责，你这些日子对我做的，岂不是更要负责？”做人不能这样无耻的！他真的不怕天打雷劈吗？
他笑逐颜开，一把抓住她的手，点头，“好啊，我娶你。”
天啦，劈道雷下来吧，否则天理何在？
“不要。”她咬牙
“嫁我吧，我愿意对你负责的。”
“你干什么一定要对我负责？”她没好气地低吼。
凌云风无比正经地看着她，口气是前所未有的认真，“这样我就可以对你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了。”
“轰”的一声，沈小策整个人再次烧透，蒸熟。
他俯身到她耳边，轻语，“小策，当圣人是很辛苦的，我觉得还是禽兽一点好了。”
忍无可忍，她一脚就踹了过去。
他笑着承受那一脚夫，却文风未动，兀自在她耳边继续说：“不如今晚我就做禽兽好了。”
沈小策随手抓起身边茶几上的花瓶砸过去。“禽兽——”
他信手一挥，花瓶就稳稳地落回原处，再一伸手，就将她整个人搂进怀中，笑得一脸的心满意足，“你终于答应了。”
“……”
短篇宠文+江湖恩怨
女主丞相之女，男主江湖名医
《月在回廊，新月如钩》
双十年华风华正茂——就嗝儿屁了。她哭，还她的大好青春来！于是，青春过头。
七岁孩童，正是自己还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却要去给个更小的小屁孩当保姆……
5~想起况复生那句话——找个心理年龄一样的怕人家嫌她太小，找个身体年龄一样的人家又嫌她太老……
她不要这个七岁的身体，这要怎么谈恋爱~！
精彩片段1
“爹爹～爹爹～～”小娃娃拼命伸手，焦急欲泣，声音里又带了哭腔，笑无情黛眉微挑，眼见又要不耐烦。丝丝翻了翻白眼，没有忘记这个吵死人的东西是她的“责任”。
恶狠狠的一眼瞪过去，用口形一字一顿警告：“不，许，哭！”
小娃娃声音一顿，委屈的瞅了一眼丝丝脑门上的绷带，闭上了嘴巴。
拎着小娃娃的寒水月微微一愣，笑无情也是惊奇的看了眼小娃娃，便转头看向丝丝，几许探究几许差异。
“你怎么做到的？”他可是威逼利诱加暴力全都使遍了，从来也没有过半分作用。唯一的效果就是那小东西越来越耐打。
笑无情似乎一顿，“弄弄？”
——喂喂，你这人该不会连自己儿子的名字都忘记吧？
略略思索，笑无情转头看向小娃娃，对小娃娃招招手，寒水月便放开了娃娃，他一溜烟跑了过来，“爹爹～”扑到笑无情的膝盖上。
笑无情伸手按住他的脑门推开了一点，悠然笑道：“你告诉姐姐你叫什么？”
小娃娃丝毫看不懂笑无情那狼外婆似的笑容，很英勇而干脆的回答：“弄弄！”
笑无情放在娃娃脑门上的手青筋现了现，脸上的笑容倏地消失，蓦地站起来横飞一脚——“放P!给我记着你叫弄月！再敢把自个儿名字叫那么恶心老子废了你！”
丝丝看着飞上天空又摔在地上摔成肉饼的小娃娃，汗了一把……好激烈的父子……世上怎么会有这种爹爹啊？
片段2：
小娃娃扁扁嘴，突然紧紧抓着丝丝的衣角不肯放手。丝丝低头问，“怎么了？”
眼眶又是一红，他眼泪巴巴的瞅着自己的小爹爹，“弄弄不要丝丝当娘……”
丝丝方一挑眉——小子敢刁难你后娘？！就听弄月道：“弄弄要丝丝当媳妇儿——”
“噗——哈哈哈哈——”笑无情又颇不给面子的喷笑了一回，丝丝这回何止黑线，脸都黑了。就算你小子也是个小少爷二十年后又一“少主”，但是不等于她不介意赖上他小爹爹，吃一回嫩草，就有兴趣搞忘年恋！
⑷ 古代儿童学习背诵的除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还有什么呢
一些简单的诗词，弟子规，和一些人物故事什么的
⑸ 泊船瓜洲的作者简荐！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⑹ 中国古代 近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
《水浒传》作者的妇女观与现实主义
——浅析《水浒传》女性形象
《水浒传》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它描绘了一场农民起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从胜利到失败的全过程。书中那些生龙活虎的英雄人物和生机勃勃的斗争故事，千百年来广为流传。那些女性形象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以至潘金莲、阎婆惜等都深为人们瞩目。书中作者或着力描写，或串联故事情节的女性人物达七十多人，其中有作者予以充分肯定的正面形象，如梁山泊女英雄、贤妻良母、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有作者绝对否定的反面人物，上到统治阶层的妇女，下至“淫妇”、媒婆、社会余孽；还有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妇女。这里上至公主、郡主，下到市民妇女、渔妇村姑、烟花妓女，《水浒转》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北宋末年广泛的社会生活和复杂激烈的阶级矛盾，同时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广阔、深刻、色彩纷呈的宋代妇女生活画卷。
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随着封建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说教成为桎梏妇女的精神枷锁，妇女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一切正当的权利。《水浒传》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宋代程朱唯心主义理学从南宋中后期开始取得了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地位，作为统治一个时代的思想，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水浒传》的作者作为那个时代的
文人，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因此，这些观念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之中。一部《水浒转》仅从妇女形象分析就可以反映出作者基本上落后的乃至复杂的妇女观，与此同时，尽管封建色彩的落后的成分占相当地位，但也鲜明地显示了一些进步，使我们不时感到作者的妇女观与现实主义创作的撞击。
一 遮掩不住的光辉
作者以赞许的目光、热烈的情感、粗犷有力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三位女英雄，堪称一百零八员好汉中三员杰出的女将，农民起义队伍中不让须眉的三位女首领。在古代文学画廊中，作者破天荒地塑造了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三位绿林女杰的形象。若论打家劫舍、除暴安良、征讨敌寇的言行举止，她们与李逵、鲁智深等好汉确无多少差别。她们分明是巾帼女杰，在她们身上我们不仅看到粗豪、勇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更见临危不乱的胆识、谋划周全的精细、善于应变的机敏。武松在孟州杀人，逃到张青酒店，孙二娘巧妙地把武松化装成行者，从而免除了一场灾祸。在此谋划之中，孙二娘表现出感人肺腑的对亲人的关切，动人心弦的兄嫂情谊，那超人的胆识，更令人钦佩。顾大嫂的两个表弟解珍、解宝被豪强毛太公陷害入狱，定成死罪。为劫牢救人，她设法争取盟友——孙新的哥哥登州兵马提辖孙立，先佯装有病，后持刀相逼，软硬兼施以达到预期目的。一往无前的气概，令人折服。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的武艺又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聚义后，她们冲锋陷阵，
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她们又以女性特有的身份，掌管酒店，打探消息；扮村妇，做智取大名府的内应；装艄婆，当“争功夺城”的先锋。三位女英雄为梁山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说对三位女英雄的塑造有男性化的倾向，有诬蔑之意，我们不能赞同。有人说那个时代“一些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往往是妓女”，确有一定道理。处在封建时代的作者对女性的熟悉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这三位女性还不是作者理想中的英雄，但这三位“女主角”毕竟摆脱了“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藩篱，是作者首创的落草聚义的绿林女杰。“为敷衍故事情节的需要而捏造出来的工具”之说，也是站不住脚的。作者大可不必写这三位女将，而去写一百零八员须眉男子，其实也不会过多地影响全书情节的发展。这三位女将的出现既不能说是对女性的轻蔑，也不是完全落后的妇女观的产物，但将其视为“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亦是不能使人接受的。列宁说，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作为农民起义军的成员，男女同上沙场，不可不视为一种平等。我想把它看成民主思想的萌芽，看成在那黑暗时代里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所透露的一丝曙光，是不过分的。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在女子深受四条绳索束缚的时代，作者敢于塑造如此强悍的女性形象，而且将她们列于一百零八将之中，无疑表现了作者极大的胆识。《水浒传》中三位女英雄的出现不仅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产物，也反映了作者妇女观中进步的一面。
在作者对三位女英雄的描写中，不难看到其妇女观中的另一面，即有着强烈的封建主义色彩的落后一面。其代表人物毋庸置疑，首推一丈青扈三娘了。扈三娘本是订亲待嫁的大家闺秀，两军阵前骁勇非凡，也只落得个听凭摆布的结局。先做宋太公义女，又应宋江主张，与王矮虎作配，结为夫妻；到头来，丈夫身亡没来得及有任何感情上的表示就随之而去了。尽管孙二娘的死与扈三娘的死在封建伦理道德上是同出一辙，而孙二娘到底还“寻得尸首烧化，痛哭了一场”。在作者笔下，战场上的扈三娘与感情生活中的扈三娘判若两人。扈三娘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十个回合活捉了王矮虎，刀法娴熟的欧鹏斗一丈青不下，若不是援兵纷至，宋江亦只待束手被擒。作者在有声有色的“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的战场厮杀场面的描写中，为我们献上了一位女将领。虽然扈三娘在一百零八位好汉中位列五十九，也算一个不小的人物了，但她是不幸的。她的不幸不在于满门抄斩，未婚夫被杀，自身被俘；不在于嫁给了其貌丑陋、贪酒好色的手下败将；也不在于丈夫战死，报仇之中随之而去；其不幸是在这灭顶之灾、突起大祸的面前，在人生重大感情变迁之中她木然处之，无动于衷；面对决定终身的不如意的婚姻，她却唯唯诺诺地“拜谢了”。在这一方面作者把一丈青塑造成一个毫无思想、毫无情感，一个完全屈从于封建伦理的女性。这恐怕便是人们所说英雄人物缺乏血肉、形象苍白无力的症结所在。这样塑造人物不但违背了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初衷，而且让人物堕入封建伦理的泥沼。
“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在这时期，道德上风俗上习惯上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种种，凡是女子所处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男子好像天神，是主人。”（李达《女子解放论》1919年10月）《水浒传》作者的确为我们塑造了三位女英雄，然而作者笔下的女英雄并没有挣脱“被男子征服的历史”的藩篱。我们的女英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尽管她们的武艺高强，显然分别居于她们丈夫以上，但上梁山之后每每出征，她们又都随夫而行；排座次时，也只列于其夫之下；她们的出路并不因为她们有一番英雄业绩而放出异彩，她们走的是一条与那个时代的妇女殊途同归之路——“夫唱妇随”、“夫死妇随”。作者把孙二娘与其夫张青的死排在一个章回（第一百一十八回）中；王矮虎去后，扈三娘仅“略战一合”，便面门中一铜砖，落马而死；三女将中唯一未战死沙场的顾大嫂，也只能随着孙新——她的天神、她的主人而去。读到此处，三位女英雄的结局，与以前屡建战功的表现显然相互脱节，令人气闷，令人惋惜。惋惜之余，不难发现束缚三位女英雄性格发展的绳索便是作者思想的绳索，这就是作者“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
二 在一片咬牙切齿憎恨的前后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贾氏是《水浒传》中的四位“淫妇”，她们都是与人通奸，被人杀死的。作者有心让她们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然而这几位“淫妇”却引起了众多的争论。
对于这几位女性，作者详略不同地向读者介绍了她们的出身，生
活环境，坎坷遭遇，人物性格，使我们对她们成为“淫妇”前的真实生活有所了解。做人使女的潘金莲“不肯依从”那个大户的纠缠，被“倒贴些房奁”白白嫁与了“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的武大；只因阎婆得了一口棺材、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用女儿阎婆惜与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她们有分别遇上了“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转身的人”，“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押司，“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心思亦不在女人身上”的丈夫，“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的员外。这便是潘金莲们的婚姻——残酷的报复，廉价的买卖，任意的摆布，无奈的依从。这便是“淫妇”们的人生旅程的前期生活。书读至此，引起了人们几多愤恨，几多不平，几多同情。尽管“淫妇”们的生活引起几代人的争议，但都以作者的真实描写为依据，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笔法的成功。
潘金莲们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得宋代——封建统治阶级集历代腐朽反动的妇女观之大成的时代。皇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紧紧地套在中国女性的脖子上，妇女的命运已经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社会不给她们以出路，作者同样没有给她们出路。在她们“偷人”、通奸、甚至杀夫之后，得到了“应得”的下场。武松“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宋江“去那婆惜嗓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潘巧云被“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贾氏被卢俊义“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这就是作者为“淫妇”们
设计的下场。为了使这种设计显得合理，作者分别铺陈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在这些故事情节中，作者没有给四位女性一丝惋惜，一点同情，只是一片咬牙切齿的憎恨。而恰恰是这些故事情节，模糊了四位女性性格扭曲的前因，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也引起相当读者对四位女性的憎恨。“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鲁迅《我之节烈观》1918年8月15日）三千多年的憎恨，是那么习以为常。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潘金莲该杀夫，阎婆惜该讹诈，潘巧云该堕落，贾氏该通奸。这四位女性的结局是封建时代只追求个性解放、只追求所谓个人幸福的妇女的必然结局。我们不能要求作者有这样的思想态度，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在铺陈这些故事情节时，始终抱着“万恶淫为首”、“妇女是祸端”的封建观念，字里行间渗满了这样的女性就是罪恶源泉的说教。而前文关于四位女性身世的交待正是作者“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契可夫《写给玛-符-基塞列娃》），使我们得到了那个特定的环境，得到了那个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从而理出了人物自身性格发展的脉络。这样，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就与作者主观的思想动机产生了强烈的典型的撞击。前面读者所阐发的愤恨、不平与同情，并非作者主观意图的产物，而是源于作者一丝不苟、客观如实地叙述。然而，后面“鲜血飞出”和“心肝五脏”的惊人情节，则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反映了历史的普遍的心态。一个创作方法的客观如实，一个精心设计的惊人情节，
产生了作者万万意想不到的后果。社会上的潘金莲成了长久讨论不休的话题。文学界也由西门庆、潘金莲这一市民风情画卷，启导出了《金瓶梅》，又由《金瓶梅》启导出了《红楼梦》。这深远影响的产生恐怕不能不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成功。
三 设计完整的女性形象——琼英
琼英虽是全书后半部才出现的一位女性，却是作者着墨最集中，叙述最完全，描写最完备，结局最“完美”的妇女形象，是依作者主观意图刻画的一位典型女性。若说前面所提三位女英雄，作者给予了过多的男性化的描写，那么“容貌如花”、“玉体轻盈”、“白伶百俐”、“威风凛凛”的琼英，方是“红妆”英雄。作者在“琼英处女做先锋”、“张清缘配琼英”、“张清琼英双建功”等几个章回中着力描绘了这位女将。她的身世，她的成长，她的威武，以至天配良缘，从一而终，以“贞节孝义”之名而归的一生。作者将其作为完美女性的化身加以塑造，以至到了神化的地步。在她的身上不仅有与三位女英雄相同的领兵作战、奋力搏杀的特点，更有其自身的个性。可惜这些特点和个性完全是作者主观意图的体现，是作者落后的伦理观念的标签，绝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一个”。她“忠君”，琼英不幸落入田虎的队伍，虽身不由己，而心向朝廷；她“孝亲”，“素有报仇雪耻之志”，“欲报父仇，虽粉骨碎身，亦所不辞”；她“义气”，琼英一接触宋江起义军就将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便跟定了这支已经招安的队伍；她“贞节”，张清战死，“琼英哀恸昏绝”，苦守贞节抚养孤儿成人。作者还巧妙地
杜撰了一个故事：“有块美玉，白赛霜雪，一毫瑕疵儿也没有。”“一声霹雳”，“却怎么就变成做一个妇人的尸骸！”由此引出仇夫人（琼英母）被田虎掳去，不从田虎，撞冈而死的过程。虽说此段是琼英报仇的依据，但更见作者对琼英母女二人的颂扬之意。便有了以下“天子大嘉琼英母子贞孝，降敕特赠琼英母宋氏为介休贞节县君，着彼处有司，建造坊祠，表扬贞节，春秋享祀。封琼英为贞孝宜人------”的记载。
书中被琼英石子打翻落马的段三娘，成为作者偏爱的女英雄的强烈反衬，从另一角度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妇女观。写段三娘出场：“只见人丛里闪出一个女子来”，“眼大露凶光，眉粗横杀气。腰肢坌蠢，全无袅娜风情；面皮顽厚------”好一幅泼妇、刁婆相貌。亮相第一战，便“被王庆就势扭悴定，只一交，把女子颠翻。”起身后“毫无羞怒之色，倒把王庆赞”，仅此一笔不仅交待了此人的武艺，更刻画出此人刁顽的性格。段三娘的婚配是“自己看中意了对头儿”，“虽是段太公，也不敢拗她”，这便更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对段三娘的死，书中道：“从小不循闺训，自家择配，做下迷天大罪”。在作者看来，其大罪构成有二，即不循闺训与自家择配。作者在几个章回中同时集中刻画了这二位女性，正反两方面相互陪衬。段三娘的行为显得那么龌龊，段三娘的下场令世人不齿；琼英的形象是那么完美无瑕，琼英的言行举止那么符合封建礼教的规范，且有一个善养天年的好结局。作者的用心显而易见。这已经不是在刻画人物，而是要通过这两个人物来表
现作者的观念。它分明告诉读者，一个好女性只有严守闺训，严守礼教，即使在动荡不安的封建社会里，也可以名节昭彰天下，受到推崇。作者妇女观中落后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是与孙二娘、顾大嫂相比，作者给与琼英的也是更多的溢美之辞。联系起来看，琼英的品貌出众，武艺超群，高高居于三位女英雄之上。三位女英雄就这样在作者有意或无意中也成为琼英的陪衬人、垫脚人。显然，这是读者不愿意接受的。这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的矛盾，恐怕不能不说是作者妇女观中落后的一面加之“以自己的主观设想来代替生活本身”而导致的。尽管作者颇下了一番功夫，但琼英这一形象仍然苍白无力，缺乏立体感、真实感。关于琼英的许多描写，如她的梦中学艺，宿世姻缘，母亲的“白石”“尸骸”，以至管家叶清到宋江帐中叙述琼英的身世，一谈即合，都是经不住推敲的。由此可见，在塑造琼英这个人物时，作者复杂的妇女观与现实主义撞击的结果是违背了尊重生活、缘于生活的原则，让人物完全隐匿在封建伦理道德的阴影之下。作为作者主观意念投影的琼英，是以规范的封建伦理雕塑成的模特，是作者妇女观中落后一面的产物。因此，人物形象不能光彩照人，不能给后世读者留下什么印象和影响。
四 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
作者在塑造草莽英雄、绿林好汉的过程中，时而轻轻几笔，为读者献上了一批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那开黑店的张青认为“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不可害”的思想，实则是作者对待生活在封建
社会底层的弱女子们的思想态度。
林娘子算不得贫弱女子，其夫、其父均为京城教头，可算是上层社会的贵妇人了。而自她一出场，便是挣扎在苦难深渊中的妇女形象，只因美貌过人，遭来一场横祸。作者以深沉动人的笔调为我们展现了林娘子短促一生的最后时刻：斥戏、拒奸、劝夫、殉节。在那情长长、恨绵绵的叙述之中，作者尽情歌颂了那忠贞不渝的爱情，歌颂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反抗精神，对林娘子献上了无限真切的敬意，给予了真切的同情。
金翠莲是《水浒传》文始出现的弱女子，被郑屠夫“强媒硬保”、“虚钱实契”霸占了身体，“未及三个月”便被赶出，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作者首先让她在随父卖唱中遇到鲁智深，鲁智深仗义疏财，拔拳相助，使金翠莲父女摆脱窘迫之境，有了一条生路。之后，作者又让她们遇上赵员外，金翠莲被赵员外“养做外宅，衣食丰足”。作者希望这弱女子有一个好的生活出路，把其同情融入两次巧遇之中。
在众多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中，李师师可谓引人注目的一个。她是上依傍当朝皇帝，即使“公子王孙，富家子弟，谁敢来她家讨茶吃”，是名著一时的烟花妓女。作者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在梁山队伍招安受挫中选择了这一下情上达的理想人物。作者把李师师放在政治斗争中去写，实际上让她直接参与了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看到李师师既有头脑又深明大义，她理解梁山好汉的处境，同情并尊
重他们；她明辨是非，对蔡京一伙深为不满。然而李师师不是政治活动家，而是与宋徽宗有着特殊关系的妓女。作者用调侃的笔调写了李师师对燕青的“嘲惹”，但充分暴露了李师师内心的矛盾和向往。正是作者对李师师的生活所做的客观、真实而深刻的描绘，使读者体察到李师师的追求和痛苦。作者现实主义笔触所到之处，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在政治上远远超出达官显宦的妓女，生活上血肉较为丰满的女人。可以肯定的是，《水浒传》的作者以不同于历来封建文人的眼光，以较为别致的笔调，着力刻画了这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形象，以赞许的口吻强调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表现出作者对这位下层女子的爱怜。
在《水浒传》女性形象中，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占相当的比例，除林娘子、金翠莲、李师师外，还有王进的母亲，王有金的女儿，宋玉莲等人物。她们都不是书中的主要人物，有的甚至是次要而次要的人物，是作者为繁衍故事情节而塑造的形象。作者对此着墨不多，有时只是寥寥几笔，便刻画了她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以及或贤惠，或刚烈，或柔弱的悲剧性格，给读者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象。作者以多种方式表达了对这类妇女的同情，倾注了怜悯的爱。作者都为她们安排了结局，即现实生活中的出路。出路不外乎两条，一是被封建社会或传统道德逼得自尽，一是获得暂时安稳的生活，个别人还获得“衣食丰足”的富贵。在作者看来，让自尽的得到褒扬，让获得暂时安宁的使人安慰。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样的出路是悲惨的，是经不住推敲
的。得到褒扬的并没有脱离封建道德观中节烈的范畴，人物也没有摆脱成为封建社会牺牲品的命运；获得暂时安宁的，即使像金翠莲那样嫁给赵员外的，也时时处于监视之中。然而，写于那个时代的《水浒传》，确实使我们看到了作者在刻画这部分妇女形象时，始终怀着真切的同情，字里行间溢满了这种同情。同情反映着作者对造成弱女子们不幸的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是作者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笔法在刻画人物，更是作者复杂的妇女观中进步一面的具体表现。
引起我们深深注意的是，作者让获得暂时安稳生活的女性中，包括金翠莲、张太公的女儿等一类人物。这类女性有的曾被恶霸霸占过，有的惨遭强人蹂躏，按照封建礼教的逻辑，这类女性已经丧失名节，已经无颜再生，只有一死了事，成为封建道德的殉葬品。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做，不但让她们继续生活下去，有的人物，如金翠莲还对梁山事业发生过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我们认为，作者在对这类女性注入同情时，在一定程度上思想已经不自觉地脱离了封建道德的阴影，而是按照真实的生活线索，按照生活的逻辑提炼、刻画人物，这是难能可贵的。
同情弱者，同情下层社会中的弱女子，不把她们一律视作庸庸碌碌、刁钻古怪的下等人，为读者献上了个性较为饱满的苦苦挣扎的下层妇女形象。甚至还以赞许的笔调，描写与此类女性相近的一类“下等人”，如李小二浑家的机警，何九叔老婆的精明，都可以证明，是
作者的现实主义笔法、妇女观中进步一面相统一所产生的效果。
《水浒传》刻画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作者的写作意图十分明显，即赞扬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水浒传》毕竟是男人的世界，是男子生活、奋斗的舞台。女性形象不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即使是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三位女英雄，也不是作者主要刻画的人物。因此，在女性形象中，凡与梁山泊英雄同路的，作者便予以赞扬；凡与梁山泊英雄同心的，作者便寄予同情；凡与梁山泊英雄为敌的，便绝对没有好下场。我们可以把这条线索作为解开书中女性形象的注脚。
“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经验充实，则要求广大的、有组织力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同集团和阶级底狭隘的目的对立的。所以，在每个俄国作家的作品里，你都可以发现那些超出他们倾向范围而且在本质上与之相矛盾的过剩题材和多余思想。”（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言》）从作者在《水浒传》描写妇女形象所表露出的妇女观中，我们已经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作者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其妇女观基本上是属于那个时代，即封建的、落后的，这一主导思想贯穿在对各类妇女形象的描述之中。作者在对三位女英雄赞颂的同时，依然没能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不时地流露出“夫唱妇随”、“夫死妇随”的意识。作者在对“淫妇”们无情鞭挞之中，将其提倡的禁欲主义、“女人是祸水”的思想典型化。作者把禁欲，完整地说，是饱口腹之欲，而禁异性之欲，视为英雄好汉的品质，反之便认为是产生罪恶的源泉。作者在对琼英极
力美化之时，更将其妇女观中封建、落后的一面表现的充分无遗。作者在对林娘子的爱情歌颂之时，亦淡淡地散发出“贞女节妇”的气味。
然而，作者究竟是不同凡响的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封建社会的文人，目光所及，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对各类女性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和比较，得出较为客观的认识，又构成作者复杂的妇女观中进步的一面。作者蘸着赞颂之情的笔墨，表现了女英雄们的豪情义气、斗争精神，书写下她们不凡的业绩，为我们树立了不可多得的女中豪杰形象。在中华大地上，三位女英雄有口皆碑，这难道不是作者的功绩所在吗？普列汉诺夫说：“早期现实主义者是保守的，部分地甚至是反动的思想方式，并没有妨碍他们很好地研究他们周围的环境，并创造出在艺术上很有价值的东西来。”（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当《水浒传》的作者以认真严肃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写作时，当作者以“写尽”的笔法刻画妇女形象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与自己的复杂的妇女观相撞击。撞击的结果各不相同。或撞击得融会贯通，人物形象就较为鲜明；或撞击得脱离了生活基础，人物形象显得苍白无力，缺乏血肉，读者也难以接受；或撞击得疑点重重，一时无法解释，引起历代读者关注。随着生活的发展，时代的前进，引出后世读者的争论，使得人物形象大于作者写作的初衷，使得人物的客观效应、后世效应远远超过作者当时的写作意图。因此，对《水浒传》中众多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不但能够使我们深入发现、明确了解封建社会的妇女生活，展开广阔的真实生活的画卷，而且对于作
家应该走怎样的创作道路，怎样塑造人物形象，怎样达到思想境界和创作方法的和谐统一，都留下了深深的思索的余地，这也是《水浒传》留下的宝贵的文学遗产之一。
⑺ 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史
《水浒传》作者的妇女观与现实主义
——浅析《水浒传》女性形象
《水浒传》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它描绘了一场农民起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从胜利到失败的全过程。书中那些生龙活虎的英雄人物和生机勃勃的斗争故事，千百年来广为流传。那些女性形象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以至潘金莲、阎婆惜等都深为人们瞩目。书中作者或着力描写，或串联故事情节的女性人物达七十多人，其中有作者予以充分肯定的正面形象，如梁山泊女英雄、贤妻良母、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有作者绝对否定的反面人物，上到统治阶层的妇女，下至“淫妇”、媒婆、社会余孽；还有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妇女。这里上至公主、郡主，下到市民妇女、渔妇村姑、烟花妓女，《水浒转》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北宋末年广泛的社会生活和复杂激烈的阶级矛盾，同时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广阔、深刻、色彩纷呈的宋代妇女生活画卷。
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随着封建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说教成为桎梏妇女的精神枷锁，妇女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一切正当的权利。《水浒传》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宋代程朱唯心主义理学从南宋中后期开始取得了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地位，作为统治一个时代的思想，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水浒传》的作者作为那个时代的
文人，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因此，这些观念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之中。一部《水浒转》仅从妇女形象分析就可以反映出作者基本上落后的乃至复杂的妇女观，与此同时，尽管封建色彩的落后的成分占相当地位，但也鲜明地显示了一些进步，使我们不时感到作者的妇女观与现实主义创作的撞击。
一 遮掩不住的光辉
作者以赞许的目光、热烈的情感、粗犷有力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三位女英雄，堪称一百零八员好汉中三员杰出的女将，农民起义队伍中不让须眉的三位女首领。在古代文学画廊中，作者破天荒地塑造了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三位绿林女杰的形象。若论打家劫舍、除暴安良、征讨敌寇的言行举止，她们与李逵、鲁智深等好汉确无多少差别。她们分明是巾帼女杰，在她们身上我们不仅看到粗豪、勇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更见临危不乱的胆识、谋划周全的精细、善于应变的机敏。武松在孟州杀人，逃到张青酒店，孙二娘巧妙地把武松化装成行者，从而免除了一场灾祸。在此谋划之中，孙二娘表现出感人肺腑的对亲人的关切，动人心弦的兄嫂情谊，那超人的胆识，更令人钦佩。顾大嫂的两个表弟解珍、解宝被豪强毛太公陷害入狱，定成死罪。为劫牢救人，她设法争取盟友——孙新的哥哥登州兵马提辖孙立，先佯装有病，后持刀相逼，软硬兼施以达到预期目的。一往无前的气概，令人折服。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的武艺又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聚义后，她们冲锋陷阵，
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她们又以女性特有的身份，掌管酒店，打探消息；扮村妇，做智取大名府的内应；装艄婆，当“争功夺城”的先锋。三位女英雄为梁山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说对三位女英雄的塑造有男性化的倾向，有诬蔑之意，我们不能赞同。有人说那个时代“一些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往往是妓女”，确有一定道理。处在封建时代的作者对女性的熟悉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这三位女性还不是作者理想中的英雄，但这三位“女主角”毕竟摆脱了“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藩篱，是作者首创的落草聚义的绿林女杰。“为敷衍故事情节的需要而捏造出来的工具”之说，也是站不住脚的。作者大可不必写这三位女将，而去写一百零八员须眉男子，其实也不会过多地影响全书情节的发展。这三位女将的出现既不能说是对女性的轻蔑，也不是完全落后的妇女观的产物，但将其视为“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亦是不能使人接受的。列宁说，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作为农民起义军的成员，男女同上沙场，不可不视为一种平等。我想把它看成民主思想的萌芽，看成在那黑暗时代里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所透露的一丝曙光，是不过分的。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在女子深受四条绳索束缚的时代，作者敢于塑造如此强悍的女性形象，而且将她们列于一百零八将之中，无疑表现了作者极大的胆识。《水浒传》中三位女英雄的出现不仅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产物，也反映了作者妇女观中进步的一面。
在作者对三位女英雄的描写中，不难看到其妇女观中的另一面，即有着强烈的封建主义色彩的落后一面。其代表人物毋庸置疑，首推一丈青扈三娘了。扈三娘本是订亲待嫁的大家闺秀，两军阵前骁勇非凡，也只落得个听凭摆布的结局。先做宋太公义女，又应宋江主张，与王矮虎作配，结为夫妻；到头来，丈夫身亡没来得及有任何感情上的表示就随之而去了。尽管孙二娘的死与扈三娘的死在封建伦理道德上是同出一辙，而孙二娘到底还“寻得尸首烧化，痛哭了一场”。在作者笔下，战场上的扈三娘与感情生活中的扈三娘判若两人。扈三娘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十个回合活捉了王矮虎，刀法娴熟的欧鹏斗一丈青不下，若不是援兵纷至，宋江亦只待束手被擒。作者在有声有色的“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的战场厮杀场面的描写中，为我们献上了一位女将领。虽然扈三娘在一百零八位好汉中位列五十九，也算一个不小的人物了，但她是不幸的。她的不幸不在于满门抄斩，未婚夫被杀，自身被俘；不在于嫁给了其貌丑陋、贪酒好色的手下败将；也不在于丈夫战死，报仇之中随之而去；其不幸是在这灭顶之灾、突起大祸的面前，在人生重大感情变迁之中她木然处之，无动于衷；面对决定终身的不如意的婚姻，她却唯唯诺诺地“拜谢了”。在这一方面作者把一丈青塑造成一个毫无思想、毫无情感，一个完全屈从于封建伦理的女性。这恐怕便是人们所说英雄人物缺乏血肉、形象苍白无力的症结所在。这样塑造人物不但违背了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初衷，而且让人物堕入封建伦理的泥沼。
“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在这时期，道德上风俗上习惯上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种种，凡是女子所处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男子好像天神，是主人。”（李达《女子解放论》1919年10月）《水浒传》作者的确为我们塑造了三位女英雄，然而作者笔下的女英雄并没有挣脱“被男子征服的历史”的藩篱。我们的女英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尽管她们的武艺高强，显然分别居于她们丈夫以上，但上梁山之后每每出征，她们又都随夫而行；排座次时，也只列于其夫之下；她们的出路并不因为她们有一番英雄业绩而放出异彩，她们走的是一条与那个时代的妇女殊途同归之路——“夫唱妇随”、“夫死妇随”。作者把孙二娘与其夫张青的死排在一个章回（第一百一十八回）中；王矮虎去后，扈三娘仅“略战一合”，便面门中一铜砖，落马而死；三女将中唯一未战死沙场的顾大嫂，也只能随着孙新——她的天神、她的主人而去。读到此处，三位女英雄的结局，与以前屡建战功的表现显然相互脱节，令人气闷，令人惋惜。惋惜之余，不难发现束缚三位女英雄性格发展的绳索便是作者思想的绳索，这就是作者“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
二 在一片咬牙切齿憎恨的前后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贾氏是《水浒传》中的四位“淫妇”，她们都是与人通奸，被人杀死的。作者有心让她们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然而这几位“淫妇”却引起了众多的争论。
对于这几位女性，作者详略不同地向读者介绍了她们的出身，生
活环境，坎坷遭遇，人物性格，使我们对她们成为“淫妇”前的真实生活有所了解。做人使女的潘金莲“不肯依从”那个大户的纠缠，被“倒贴些房奁”白白嫁与了“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的武大；只因阎婆得了一口棺材、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用女儿阎婆惜与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她们有分别遇上了“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转身的人”，“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押司，“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心思亦不在女人身上”的丈夫，“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的员外。这便是潘金莲们的婚姻——残酷的报复，廉价的买卖，任意的摆布，无奈的依从。这便是“淫妇”们的人生旅程的前期生活。书读至此，引起了人们几多愤恨，几多不平，几多同情。尽管“淫妇”们的生活引起几代人的争议，但都以作者的真实描写为依据，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笔法的成功。
潘金莲们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得宋代——封建统治阶级集历代腐朽反动的妇女观之大成的时代。皇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紧紧地套在中国女性的脖子上，妇女的命运已经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社会不给她们以出路，作者同样没有给她们出路。在她们“偷人”、通奸、甚至杀夫之后，得到了“应得”的下场。武松“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宋江“去那婆惜嗓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潘巧云被“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贾氏被卢俊义“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这就是作者为“淫妇”们
设计的下场。为了使这种设计显得合理，作者分别铺陈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在这些故事情节中，作者没有给四位女性一丝惋惜，一点同情，只是一片咬牙切齿的憎恨。而恰恰是这些故事情节，模糊了四位女性性格扭曲的前因，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也引起相当读者对四位女性的憎恨。“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鲁迅《我之节烈观》1918年8月15日）三千多年的憎恨，是那么习以为常。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潘金莲该杀夫，阎婆惜该讹诈，潘巧云该堕落，贾氏该通奸。这四位女性的结局是封建时代只追求个性解放、只追求所谓个人幸福的妇女的必然结局。我们不能要求作者有这样的思想态度，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在铺陈这些故事情节时，始终抱着“万恶淫为首”、“妇女是祸端”的封建观念，字里行间渗满了这样的女性就是罪恶源泉的说教。而前文关于四位女性身世的交待正是作者“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契可夫《写给玛-符-基塞列娃》），使我们得到了那个特定的环境，得到了那个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从而理出了人物自身性格发展的脉络。这样，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就与作者主观的思想动机产生了强烈的典型的撞击。前面读者所阐发的愤恨、不平与同情，并非作者主观意图的产物，而是源于作者一丝不苟、客观如实地叙述。然而，后面“鲜血飞出”和“心肝五脏”的惊人情节，则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反映了历史的普遍的心态。一个创作方法的客观如实，一个精心设计的惊人情节，
产生了作者万万意想不到的后果。社会上的潘金莲成了长久讨论不休的话题。文学界也由西门庆、潘金莲这一市民风情画卷，启导出了《金瓶梅》，又由《金瓶梅》启导出了《红楼梦》。这深远影响的产生恐怕不能不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成功。
三 设计完整的女性形象——琼英
琼英虽是全书后半部才出现的一位女性，却是作者着墨最集中，叙述最完全，描写最完备，结局最“完美”的妇女形象，是依作者主观意图刻画的一位典型女性。若说前面所提三位女英雄，作者给予了过多的男性化的描写，那么“容貌如花”、“玉体轻盈”、“白伶百俐”、“威风凛凛”的琼英，方是“红妆”英雄。作者在“琼英处女做先锋”、“张清缘配琼英”、“张清琼英双建功”等几个章回中着力描绘了这位女将。她的身世，她的成长，她的威武，以至天配良缘，从一而终，以“贞节孝义”之名而归的一生。作者将其作为完美女性的化身加以塑造，以至到了神化的地步。在她的身上不仅有与三位女英雄相同的领兵作战、奋力搏杀的特点，更有其自身的个性。可惜这些特点和个性完全是作者主观意图的体现，是作者落后的伦理观念的标签，绝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一个”。她“忠君”，琼英不幸落入田虎的队伍，虽身不由己，而心向朝廷；她“孝亲”，“素有报仇雪耻之志”，“欲报父仇，虽粉骨碎身，亦所不辞”；她“义气”，琼英一接触宋江起义军就将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便跟定了这支已经招安的队伍；她“贞节”，张清战死，“琼英哀恸昏绝”，苦守贞节抚养孤儿成人。作者还巧妙地
杜撰了一个故事：“有块美玉，白赛霜雪，一毫瑕疵儿也没有。”“一声霹雳”，“却怎么就变成做一个妇人的尸骸！”由此引出仇夫人（琼英母）被田虎掳去，不从田虎，撞冈而死的过程。虽说此段是琼英报仇的依据，但更见作者对琼英母女二人的颂扬之意。便有了以下“天子大嘉琼英母子贞孝，降敕特赠琼英母宋氏为介休贞节县君，着彼处有司，建造坊祠，表扬贞节，春秋享祀。封琼英为贞孝宜人------”的记载。
书中被琼英石子打翻落马的段三娘，成为作者偏爱的女英雄的强烈反衬，从另一角度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妇女观。写段三娘出场：“只见人丛里闪出一个女子来”，“眼大露凶光，眉粗横杀气。腰肢坌蠢，全无袅娜风情；面皮顽厚------”好一幅泼妇、刁婆相貌。亮相第一战，便“被王庆就势扭悴定，只一交，把女子颠翻。”起身后“毫无羞怒之色，倒把王庆赞”，仅此一笔不仅交待了此人的武艺，更刻画出此人刁顽的性格。段三娘的婚配是“自己看中意了对头儿”，“虽是段太公，也不敢拗她”，这便更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对段三娘的死，书中道：“从小不循闺训，自家择配，做下迷天大罪”。在作者看来，其大罪构成有二，即不循闺训与自家择配。作者在几个章回中同时集中刻画了这二位女性，正反两方面相互陪衬。段三娘的行为显得那么龌龊，段三娘的下场令世人不齿；琼英的形象是那么完美无瑕，琼英的言行举止那么符合封建礼教的规范，且有一个善养天年的好结局。作者的用心显而易见。这已经不是在刻画人物，而是要通过这两个人物来表
现作者的观念。它分明告诉读者，一个好女性只有严守闺训，严守礼教，即使在动荡不安的封建社会里，也可以名节昭彰天下，受到推崇。作者妇女观中落后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是与孙二娘、顾大嫂相比，作者给与琼英的也是更多的溢美之辞。联系起来看，琼英的品貌出众，武艺超群，高高居于三位女英雄之上。三位女英雄就这样在作者有意或无意中也成为琼英的陪衬人、垫脚人。显然，这是读者不愿意接受的。这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的矛盾，恐怕不能不说是作者妇女观中落后的一面加之“以自己的主观设想来代替生活本身”而导致的。尽管作者颇下了一番功夫，但琼英这一形象仍然苍白无力，缺乏立体感、真实感。关于琼英的许多描写，如她的梦中学艺，宿世姻缘，母亲的“白石”“尸骸”，以至管家叶清到宋江帐中叙述琼英的身世，一谈即合，都是经不住推敲的。由此可见，在塑造琼英这个人物时，作者复杂的妇女观与现实主义撞击的结果是违背了尊重生活、缘于生活的原则，让人物完全隐匿在封建伦理道德的阴影之下。作为作者主观意念投影的琼英，是以规范的封建伦理雕塑成的模特，是作者妇女观中落后一面的产物。因此，人物形象不能光彩照人，不能给后世读者留下什么印象和影响。
四 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
作者在塑造草莽英雄、绿林好汉的过程中，时而轻轻几笔，为读者献上了一批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那开黑店的张青认为“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不可害”的思想，实则是作者对待生活在封建
社会底层的弱女子们的思想态度。
林娘子算不得贫弱女子，其夫、其父均为京城教头，可算是上层社会的贵妇人了。而自她一出场，便是挣扎在苦难深渊中的妇女形象，只因美貌过人，遭来一场横祸。作者以深沉动人的笔调为我们展现了林娘子短促一生的最后时刻：斥戏、拒奸、劝夫、殉节。在那情长长、恨绵绵的叙述之中，作者尽情歌颂了那忠贞不渝的爱情，歌颂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反抗精神，对林娘子献上了无限真切的敬意，给予了真切的同情。
金翠莲是《水浒传》文始出现的弱女子，被郑屠夫“强媒硬保”、“虚钱实契”霸占了身体，“未及三个月”便被赶出，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作者首先让她在随父卖唱中遇到鲁智深，鲁智深仗义疏财，拔拳相助，使金翠莲父女摆脱窘迫之境，有了一条生路。之后，作者又让她们遇上赵员外，金翠莲被赵员外“养做外宅，衣食丰足”。作者希望这弱女子有一个好的生活出路，把其同情融入两次巧遇之中。
在众多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中，李师师可谓引人注目的一个。她是上依傍当朝皇帝，即使“公子王孙，富家子弟，谁敢来她家讨茶吃”，是名著一时的烟花妓女。作者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在梁山队伍招安受挫中选择了这一下情上达的理想人物。作者把李师师放在政治斗争中去写，实际上让她直接参与了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看到李师师既有头脑又深明大义，她理解梁山好汉的处境，同情并尊
重他们；她明辨是非，对蔡京一伙深为不满。然而李师师不是政治活动家，而是与宋徽宗有着特殊关系的妓女。作者用调侃的笔调写了李师师对燕青的“嘲惹”，但充分暴露了李师师内心的矛盾和向往。正是作者对李师师的生活所做的客观、真实而深刻的描绘，使读者体察到李师师的追求和痛苦。作者现实主义笔触所到之处，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在政治上远远超出达官显宦的妓女，生活上血肉较为丰满的女人。可以肯定的是，《水浒传》的作者以不同于历来封建文人的眼光，以较为别致的笔调，着力刻画了这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形象，以赞许的口吻强调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表现出作者对这位下层女子的爱怜。
在《水浒传》女性形象中，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占相当的比例，除林娘子、金翠莲、李师师外，还有王进的母亲，王有金的女儿，宋玉莲等人物。她们都不是书中的主要人物，有的甚至是次要而次要的人物，是作者为繁衍故事情节而塑造的形象。作者对此着墨不多，有时只是寥寥几笔，便刻画了她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以及或贤惠，或刚烈，或柔弱的悲剧性格，给读者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象。作者以多种方式表达了对这类妇女的同情，倾注了怜悯的爱。作者都为她们安排了结局，即现实生活中的出路。出路不外乎两条，一是被封建社会或传统道德逼得自尽，一是获得暂时安稳的生活，个别人还获得“衣食丰足”的富贵。在作者看来，让自尽的得到褒扬，让获得暂时安宁的使人安慰。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样的出路是悲惨的，是经不住推敲
的。得到褒扬的并没有脱离封建道德观中节烈的范畴，人物也没有摆脱成为封建社会牺牲品的命运；获得暂时安宁的，即使像金翠莲那样嫁给赵员外的，也时时处于监视之中。然而，写于那个时代的《水浒传》，确实使我们看到了作者在刻画这部分妇女形象时，始终怀着真切的同情，字里行间溢满了这种同情。同情反映着作者对造成弱女子们不幸的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是作者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笔法在刻画人物，更是作者复杂的妇女观中进步一面的具体表现。
引起我们深深注意的是，作者让获得暂时安稳生活的女性中，包括金翠莲、张太公的女儿等一类人物。这类女性有的曾被恶霸霸占过，有的惨遭强人蹂躏，按照封建礼教的逻辑，这类女性已经丧失名节，已经无颜再生，只有一死了事，成为封建道德的殉葬品。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做，不但让她们继续生活下去，有的人物，如金翠莲还对梁山事业发生过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我们认为，作者在对这类女性注入同情时，在一定程度上思想已经不自觉地脱离了封建道德的阴影，而是按照真实的生活线索，按照生活的逻辑提炼、刻画人物，这是难能可贵的。
同情弱者，同情下层社会中的弱女子，不把她们一律视作庸庸碌碌、刁钻古怪的下等人，为读者献上了个性较为饱满的苦苦挣扎的下层妇女形象。甚至还以赞许的笔调，描写与此类女性相近的一类“下等人”，如李小二浑家的机警，何九叔老婆的精明，都可以证明，是
作者的现实主义笔法、妇女观中进步一面相统一所产生的效果。
《水浒传》刻画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作者的写作意图十分明显，即赞扬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水浒传》毕竟是男人的世界，是男子生活、奋斗的舞台。女性形象不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即使是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三位女英雄，也不是作者主要刻画的人物。因此，在女性形象中，凡与梁山泊英雄同路的，作者便予以赞扬；凡与梁山泊英雄同心的，作者便寄予同情；凡与梁山泊英雄为敌的，便绝对没有好下场。我们可以把这条线索作为解开书中女性形象的注脚。
“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经验充实，则要求广大的、有组织力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同集团和阶级底狭隘的目的对立的。所以，在每个俄国作家的作品里，你都可以发现那些超出他们倾向范围而且在本质上与之相矛盾的过剩题材和多余思想。”（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言》）从作者在《水浒传》描写妇女形象所表露出的妇女观中，我们已经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作者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其妇女观基本上是属于那个时代，即封建的、落后的，这一主导思想贯穿在对各类妇女形象的描述之中。作者在对三位女英雄赞颂的同时，依然没能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不时地流露出“夫唱妇随”、“夫死妇随”的意识。作者在对“淫妇”们无情鞭挞之中，将其提倡的禁欲主义、“女人是祸水”的思想典型化。作者把禁欲，完整地说，是饱口腹之欲，而禁异性之欲，视为英雄好汉的品质，反之便认为是产生罪恶的源泉。作者在对琼英极
力美化之时，更将其妇女观中封建、落后的一面表现的充分无遗。作者在对林娘子的爱情歌颂之时，亦淡淡地散发出“贞女节妇”的气味。
然而，作者究竟是不同凡响的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封建社会的文人，目光所及，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对各类女性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和比较，得出较为客观的认识，又构成作者复杂的妇女观中进步的一面。作者蘸着赞颂之情的笔墨，表现了女英雄们的豪情义气、斗争精神，书写下她们不凡的业绩，为我们树立了不可多得的女中豪杰形象。在中华大地上，三位女英雄有口皆碑，这难道不是作者的功绩所在吗？普列汉诺夫说：“早期现实主义者是保守的，部分地甚至是反动的思想方式，并没有妨碍他们很好地研究他们周围的环境，并创造出在艺术上很有价值的东西来。”（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当《水浒传》的作者以认真严肃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写作时，当作者以“写尽”的笔法刻画妇女形象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与自己的复杂的妇女观相撞击。撞击的结果各不相同。或撞击得融会贯通，人物形象就较为鲜明；或撞击得脱离了生活基础，人物形象显得苍白无力，缺乏血肉，读者也难以接受；或撞击得疑点重重，一时无法解释，引起历代读者关注。随着生活的发展，时代的前进，引出后世读者的争论，使得人物形象大于作者写作的初衷，使得人物的客观效应、后世效应远远超过作者当时的写作意图。因此，对《水浒传》中众多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不但能够使我们深入发现、明确了解封建社会的妇女生活，展开广阔的真实生活的画卷.
⑻ 四大名著里面的人物分析 500字
1.姓名：豹子头林冲 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
主要事件：风雪山神庙、火并王伦
正面评价：忠厚老实、武艺高强、善良
反面评价：懦弱隐忍
2．姓名：黑旋风李逵
主要事迹：坐堂寿张县、为母杀四虎
正面评价：直爽、忠诚
反面评价：残暴、大老粗
3．姓名：活阎王阮小七
主要事迹：智劫生辰纲
正面评价：直爽、义气、水上功夫了得
反面评价：暂无
4．姓名：智多星吴用
主要事迹：智劫生辰纲
正面评价：足智多谋
反面评价：对宋江愚忠
5．姓名：呼保义宋江
主要事迹：杀阎婆惜
正面评价：无
反面评价：不能文不能武，出身低微形容猥亵，趋炎附势，一心出人头地流芳百世
6．姓名：小李广花荣
主要事迹：三打扈家庄
正面评价：武艺非凡尤其射箭百步穿杨
反面评价：也愚忠宋江，不值
7．姓名：浪子燕青
主要事迹：擂台胜任源
正面评价：聪明机灵，努箭高明，识时务
反面评价：暂无
8．姓名：行者武松
主要事迹：景阳岗打虎、血溅鸳鸯楼
正面评价：武艺高强、性格刚烈
反面评价：有点残暴
9．姓名：青面兽杨志
主要事迹：遗失生辰纲、卖刀
正面评价：武艺高强
反面评价：暂无
10．姓名：花和尚鲁智深
主要事迹：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野猪林救林冲
正面评价：见义勇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
反面评价：无
⑼ 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与故事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启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昌盛，中国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为的政治家，无不变法图存，经历着辉煌与失败。这里面，有悲剧的英雄，有名标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经叨扰千古骂名的历史过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⑽ 形容古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句子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君为臣纲、父为女纲、夫为妻纲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人的命不如一个贞节牌坊值钱。
称呼：拙荆、荆室、荆妻、山荆、荆妇——谦称自家妻子，把妇女与枝条坚韧的编筐篮用的荆条相比。
贱内、内子、内人、贱荆——谦称自己的妻子。“内”，意为不登大雅之堂。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体现，再加上个贱字，且看把妇女置于何种地位！
内掌柜、内当家的——商人称自己妻子。当家的是叫得好听！只是这个内字，在室内，这个当家的哪几样说了算？
糟糠——呼贫穷时共患难的妻子。相濡以沫，荣辱与共这情意比金子还珍贵，不叫贤妻金子，反叫甚糟糠！糟糠者，稻麦作物子食舂展后脱下的皮壳也！不值钱的。
奴家：自已都称自已为奴了，别人还不把你当附属物吗？
清朝时好媳妇的标准（择其几条）：
新妇之倚以为天者，公姑丈夫三人而已，故侍三人，必须曲得其欢心，不可丝毫触恼。（中国古语“媳妇熬成婆”中的熬字的何等的深刻啊。）
新妇于公姑未起前，先须早起梳洗，快捷不可迟钝，一起身就前往问安万福。（有点军事化管理了，没有闹钟，爱睡的新妇可怎么办哪？）
一日三餐须亲自整理，不可高坐听众婢为之。到临食时，须早立在旁，侍坐而吃，万不可要人呼唤……（这样不如叫新奴婢，要是新妇生病没胃口不吃饭，敢情也有违妇德？）
晚上如翁姑在家及请早退房，静做女工，不宜睡太早。（寻常妇女辛苦了一天，晚上还得加班哪。）
新妇贤不贤，全在语音高低，言语多少，音低为贤，语少为贤。（若是男性，音高那叫豪言壮语，音低是浅吟低唱，语少为成熟内敛，语多那是口若悬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