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精神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影响

㈠ 以:"四大名著"为例分析道教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古代有名的小说常以道家的世界观作为背景舞台，由此拉开序幕，象回水浒传是以张天师捉妖洪太答尉放妖为话题拉开动乱时代英雄被逼上梁山的序幕，三国演义则以太平道黄巾起义苍天己死黄天当立为契机拉开动荡三国序幕，西游记则直接引用道家女娃补天之说，红楼梦开头是空空道人访仙求道途遇一石，并由此拉拉开石上所载之记述……

㈡ 举例阐述《史记》对小说的影响

在探寻中国小说历史源流时，史传传统是占有绝对影响的，而其肇始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左传》、成于战国西汉辑成的《战国策》等早期有较强文学性的史学著作。而这个史传传统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在继承优秀史学传统再加作者创造性的开拓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写成的。由于司马迁具有独有的家学修养、广博的视野和胸襟、进步的思想性格、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史记》的文学性特点更为显著，故而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其他史学著作。《史记》既是伟大的史学著作又是不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本身就被看作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史记》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打算仅就《史记》对中国古代（这里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所有小说，即包括一般所谓的近代）小说的影响展开论述。

《史记》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大致体现在著书理念、讽鉴传统、创作手法、题材内容、形象塑造、篇章叙事和语言修辞等几个方面，下面分点具体论述：

一、著书理念

“发愤著书”是司马迁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创作观点，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对于作者而言，为什么要著书立说，司马迁给出了一个解释是心有郁愤要借此抒发，“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说对中国古代文化（不仅仅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应和，至于在古代小说领域，也有不少作者是在此思想的影响下愤笔而书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都有发愤的因素蕴于其中。

如蒲松龄，曾连续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但接下来却屡试不第、穷困潦倒一生，认识到“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壁，不能自达于圣明，直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吴敬梓同司马迁一样，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青年时代都热衷于仕途，而后来思想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司马迁是被处以宫刑，吴敬梓则穷愁潦倒，常常断炊，在穷困之中坚持创作。其他的或是写家庭衰落之悲或是写社会政治之腐朽，不论是惋惜哀叹还是揭露批判，其一腔郁愤则是作者们所共有的，借书发愤终于成就了众多辉煌的中国古代小说经典。

二、讽鉴传统

讽指揭露批判，鉴指资鉴兴衰，史家的实录对于黑暗时弊的批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以古察今以史为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这可以说是历史的最大意义。《史记》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一直写到汉初，跨越两千多年，朝代更迭，几度兴衰，而在这兴衰之中又有多少朝政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时期。中国绝大部分文人又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且他们本人就大多是这些腐朽政治和黑暗时代的受害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寄予讽鉴便也是很正常的了。

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不少揭露时弊批判黑暗寄寓兴衰的作品，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虽然在文学史上这些作品被分列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但它们都涉及国家政治社会问题。如《三国演义》记录三国的分合兴亡，《水浒传》写了北宋后期的腐朽朝野、官逼民反，《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展示的是清末整个国家和社会腐败堕落黑暗丑恶。作者们在对这些丑陋进行批判揭露讽刺的同时，也表达出了对美好社会国家的赞美和向往。对于统治阶层而言，要想避免没落衰亡也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读出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来。

三、创作手法

《史记》作为史学著作受到后世非议的一点即它的虚构和想象，这一点对于史学作品来说可能确有不妥之处，不过这却是文学创作的一大要点，这是《史记》文学性的几个特点之一。后世学者已指出《史记》中不少可能是处于作者虚构想象的内容，如垓下之围时情景，项羽绝唱《垓下歌》，《鸿门宴》里项藉和刘邦的秘密会谈等等，像这样的对话场景在《史记》中大量存在，这些与作者相隔千百年的人物的对话和其他一些细小的事情或细微的场景，司马迁肯定是无法知道的，不过作者却根据历史结果和人物性格等对这些都给予了极为合情合理的虚构描写，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当然作为历史著作，司马迁还是很严格地执行实录原则的，他是根据逻辑真实的原则进行虚构想象的，所以有人说司马迁用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写作方法，前者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现实的本质和面貌进行如实的反映，它所运用的基本表现方法是对反映现象做客观描写;后者的基本精神是表达某种社会理想，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夸张是其表现方法的基本特点。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和浓烈的悲剧美的作品，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注入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在对人物进行褒贬评述时，序赞中蕴藏着一种深长的情思：“或是笔墨酣畅的抒情，处处有我在；或是淋漓尽致的暴露和讽刺，每每可见其愤世嫉俗之情；或是对高义奇节之士的向往和对失败者与受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时时流泻太史公的真情实感。”（张慧禾：《聊斋志异》对《史记》 的继承与发展，《语文学刊》04年第3期）例如在《孔子世家》的评语中写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对于他所厌恶、摒弃、批判的人事物，则多写其假丑恶凶残恨，“秦始皇灭了周和六国，太史公不高兴，就把始皇的妈的淫行，夸张到不堪的程度。始皇是十二个月生的，嫪毐的性器可以‘专车’。”（聂绀弩语，见岳麓版《三国演义》前言）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而言，可以分为超前型和守旧型。前者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如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藩的贾谊、晁错。后一类尽管死得很壮烈，但他们的悲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而奋力坚守，如田横和五百壮士。按其人物品格而言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前者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几乎是无可挑剔，如《赵世家》中的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后一类是人物自身品格存在明显弱点，这些弱点导致了他们的最终毁灭。非常典型的是项羽，身前辉煌显赫却死的悲惨壮烈。“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四、题材内容

《史记》对于后世小说题材的影响，具体可以分为三类：侠客题材，神怪题材，历史战争题材。后世小说或是直接从《史记》中取材故事内容，或是借鉴其中的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可以说是中国是中国侠客小说的鼻祖，真可谓源远流长、延绵不绝。唐代传奇宋代话本中都有不少侠客形象，《聊斋志异》里不仅有一般的侠客形象，还有不少劫富济贫、救人于危难的女妖女侠客，可以说是对侠客小说的继承和发展。近代以来的侠义公案小说蔚为大观，如《绿牡丹》、《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小五义》等等，人们对铲除霸恶、扶危济困、仗义公正、反抗强暴的侠客确实极其向往、尊崇和感激。

在叙述远古史事时，由于司马迁采纳了不少神怪传说，奇闻异事，即便是一些对作者而言是近现代的史事，为了衬其神秘也有不少神异事件的描写。如吞玄鸟卵而生的殷始祖契，践巨人迹而生、又经历奇特的后稷等。在《高祖本纪》中写刘邦的诞生是刘媪遇龙而孕，该篇还记载了刘邦醉斩白蛇的情节 ,都颇有神奇色彩。中国的神怪题材小说也是历史悠久，当然其源头应该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神话传说。其后则如魏晋的志怪小说，《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拾遗记》、《冥祥记》、《神仙传》、《甄异传》等，直至《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绿野仙踪》、《东游记》等。

《史记》对于历史战争题材小说的影响更是不言自明，一类是直接借鉴取材史记里的内容，如《东周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另一类主要是借鉴其描写笔法和语言修辞、情节场景等等，语言修辞后面还有专门论述，这里仅就情节场景举个例子：《三国演义》在描写张飞大闹长坂坡时写到张飞圆睁环眼大喝数声，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接着是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曹操和诸君众将一起望西奔走。而在《项羽本纪》有“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此外如鸿门宴情节、项庄舞剑场景也在《三国》等小说里多次出现，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小说里的经典情节场景了。

五、形象塑造

《史记》里记录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凡夫走卒的各类形象，以人物为中心。通过真实、生动、典型的细节描写，准确细腻地表现人物的性格，不仅使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的本质特征得到充分的表现，而且在真实的历史记录中又反映了作者对人物有着恰当的取舍和抉择，这样，人物形象就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接近甚至达到了艺术典型的高度。其人物描写范围的选择之广泛，对小说进行广泛的人物和社会的描写可谓奠定了基础。各类形象自有特征，同类形象的性格又一、各有不同，共性与个性完美结合，采用多维视角、旁见侧出来塑造人物的多重性格特征。其塑造典型人物的方法有四种：一、以典型事例塑人：“一个人便有一样出色处”。二、以细节描写塑人：“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三、以语言描绘塑人：“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四、以道德评价塑人：“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赖祥亮：明清长篇小说塑人艺术的《史记》渊源——从小说评点话语谈起，《三明学院学报》06年第3期；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60770）

《史记》中在后世享有盛名的人物，与小说中的典型何其相似，帝王类如秦始皇、汉高祖等，辅国重臣如范蠡、伍子胥、蔺相如、萧何，武将如孙武、吴起、王翦、廉颇、李广，农民起义英雄如陈涉、吴广，侠客如荆轲、聂政、郭解，文人如老庄孔孟屈贾司马相如等等，名医如扁鹊太仓公，其他的如隐士、商人、佞臣、酷吏、伶优，真是无所不包。项羽类的英雄美人故事、司马相如类的才子佳人故事在后世反复上演。或是暴君或是明主，或是奸臣或是贤相，或是战将或是文官，或是辉煌结束的历史宠儿或是黯然收场悲惨英雄，这些形象及其故事和各自所包含的意蕴也已融入国人的精神之中。

六、篇章叙事与语言修辞

《史记》中的许多篇章结构法式为后世小说借用。如开篇讲人物的生平，结尾的揭示主旨或评论，单传或合传组合成册，分可独存合为一体，叙事波折起伏，情节生动而有吸引力。

其结尾评论的手法在《聊斋志异》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司马迁有“太史公曰”，蒲松龄有“异史氏曰”。它们虽采用史论形式，但都包含有浓烈的抒情，有的不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也都同样带有浓郁抒情色彩:：有的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情怀；有的袒露了其坦荡高尚的心胸；有的泄露了作者深沉的苦闷。而可分可合的结构在《儒林外史》里有明显体现，鲁迅就曾说《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

《史记》所运用的白描手法、因果探索、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叙事脉络（虚实结合）、对宏大场面的驾驭把握、前后照应、互见法、顺叙倒叙正叙侧叙、行文简洁精练、限制叙事、生动的故事情节描写等等，可以说是奠定了后世小说的基本叙事手法。例如《三国演义》的虚实结合塑造和对宏大战争场面的叙述，《红楼梦》中人物描写的互见和精到的任务白描。

此外，虚构想象和夸张、对比、讽刺、铺衬渲染、多种文体的运用、精彩而典型的外貌描写、细腻逼真的心理刻画、寓褒贬于叙事和春秋笔法、个性化的语言对话、散文化的语言写作等等，这些都对后世的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㈢ 诗经和楚辞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一千字左右)

诗经和楚辞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对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3)实录精神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影响扩展阅读

1、《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

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2、《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

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

㈣ 简述司马迁实录精神及其影响

<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作者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打击和 迫害，因而“发愤著书”，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一本“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的精神
(影响)这种“实录”精神，对后世的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后世的许多史学著作，特别是所谓 的正史，如二十四史等，就不仅在体例上受《史记》影响，而且在写作态度上，也受到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同时“实录”精神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甫的诗被成为“诗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㈤ 结合实例说说史传文学"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

《史通》总结了史传文学的一条经验，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

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

“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以上摘自吴组缃《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

㈥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

中国小说的发展史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 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 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 （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㈦ 《史记》的文学特征以及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史记》是我国古代的历史丰碑，同时它是我国文学的重要收获，它使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以我个人的认识，《史记》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艺术成就。

首先，成功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史记》描写人物众多，范围非常广，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学者平民，但其所塑造的人物都形神兼备，相当完整，能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且善于精心选材，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人物的生命遭际，突出人物的主要形象特征，善于通过矛盾描写、虚实相生、细节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对比映衬等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

其次，叙事和场面描写相当悲壮慷慨。《史记》有一大特点，其塑造的人物多具有悲壮之美，如屈原忠贞爱国、坚守节操，“上下求索”，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屡遭放逐，最后自沉汨罗江；荆轲反抗强暴，慷慨赴义，行刺秦王，壮烈牺牲……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着真理的价值，闪耀着正义的光辉，与此相应，其叙事场面多为具有悲壮色彩，总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

另外，《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太史公的不幸遭遇使其满怀愤慨，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的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画和论赞中都跳跃着自己愤慨之情。

再次，《史记》的的叙事刚柔并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全书的阳刚之美主要表现在：气魄宏浑，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

最后，其结构和语言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史记》的整体结构宏伟。太史公开创了一种新的传记体格式，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件事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自己意见。具体到每篇专辑的写作又有所不同，其人物传记分为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是太史公根据人物性格和事功的差异进行安排的，其结构对后世史书、传记文学及小说的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高度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之语、毛遂自荐之言，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太史公的叙述之言通俗、简练、质朴、生动、传神。太史公把许多古典文籍资料和民间材料提炼加工成符合汉代人语言习惯的书面语。最后，有些语言接近当时的口语，还引用大量的诗赋、民谣、谚语，语言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使作品激荡着诗的情韵，富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充溢着感人的魄力。

《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史书，他更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座丰碑，给我国后来的文学一深远的影响。

《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对中国古代文学批判产生的了很大影响。在文学方面，它对古代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多样性。《史记》所写的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通过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模仿《史记》。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还是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太史公，把《史记》的文章看为成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模仿《史记》的人物传记。《史记》在我国散文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对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的影响非常大。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简练生动，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为广大平民百姓所熟悉，这都为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提供良好的借鉴。在后代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他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 《史记》的显著影响。明清以来的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一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些都主要源于《史记》。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世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深受《史记》的影响。

至于戏剧，其中取材于《史记》人物的也很多，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手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达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为后来的优秀戏剧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在古代文学的批判上，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苦涩古奥文风的古文家，将《史记》作为他们的一面旗帜，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的地位越来越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㈧ 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 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传记。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㈨ 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首先，你要知道传统文化四个字的概念。传统文化，上古先秦前就有商周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有百家争鸣。其中《周礼》在祭祀，朝会，婚丧等各方便都形成了一个严格的制度甚或礼仪。而在汉武之时，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了天人感应一说。自此，董仲舒释义之儒学，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
关于小说，本意是指琐碎的言论。直至班固所著《汉书》，乃将小说列于史书之上，定义为：小说家者流，盖出於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也。自此，小说一词流传至今，含义更与现代思想相近，是以笔者取之作答。
小说，本就是表现了百姓生活百态及思想意识，从最早的人物随写的笔记，到明清时期以至巅峰。展转至今，小说分为传统小说，网络小说，已经是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思想文化。
至于说到传统文化对古代小说的影响，是要区分历史时期的。如宋元时期的《西厢记》，因宋朝受朱熹理学影响，对女子进行了从身体、行为到思想，再到社会地位的束缚，是以《西厢记》这种描写在理学规范之下的团圆爱情故事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中叶，明政府黑暗到腐朽不堪，有明之士既无可奈何？又和不以书寄情呢？是以，有了《金瓶梅》。
其实说来说去，小说，有人写，有人看，皆不过是众人对现实生活的诉求。或因不满现实社会，以披露、泄愤为诉求；或为追求理想；又或为不可实现之梦所诉求……
总的来说，我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乃一脉相承，是以，中国的小说，总是脱离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如道家的阴阳学说，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墨家的非攻（反对战争），兼爱（平等相爱），明鬼（重视文化传承），天志（掌握自然规律）等，而又如法家等学说，这里还需要再提吗？君不见如今我国乃是以法治国？若有疑问提起西方国家，可我却觉得君主立宪算不得法制。
凡此种种，形成了如今的社会人文。文化的影响，催生社会的演变，社会在演变的过程中人心思乱，人心乱则山河不稳，不稳则有动荡现。动荡之时，社会礼仪崩坏，百姓遭受残酷，命运面前，既实现不得，难道还不允其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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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到这里吧，你的命题实在太大，纵是数十万字也说之不清。更何况，我自身才学浅薄，勉强答得，亦是不全，乃非正解。哎，早上起来口渴，看到这个，忍不住胡说八道了一通，对与不对，望自斟酌。

㈩ 佛教对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影响

一、梁启超认为佛教对中国文学有五项影响：

（一）国语实质的扩大：因佛典的翻译，我国语汇即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

（二）语法及文体的变化：佛典的科判疏钞之学，为组织的解剖的文首次在中国的出现。而禅宗的语录，更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革命。

（三）文学情趣的发展：我们近代的纯文学，像小说歌曲等，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长篇叙事诗的产生，大概就是受东晋昙去去无识所译为鸣“佛所行赞”的影响，又大乘经典，皆以极壮阔之交澜，演释极微妙之教理，增进了中国人的想像力，革新了中国人的诠写法，宋元以后章回小说受其影响不少。

（四）歌舞剧的传人：我国最初的歌舞剧——拨头（亦名钵头），据近人考证，就是从南天竺附近的拔豆国传来的。

（五）字母的仿造：佛教输入，梵文也跟进来，我国高僧仿造字母来应用，才有唐代守温“见溪群疑”等三十六字母的制作。

二、胡适则认为佛教的输入，对中国有三大影响：

（一）佛教的译经诸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造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

（二）佛教文学最富想像力，对于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国文学，具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中国浪漫主义的作品，像“西游记”等小说是印度文学影响下的产物。

（三）印度文学很注重形式的布局与结构。“普曜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都是伟大的长篇故事；“须赖经”一类是小说体的作品；“维摩诘经”、“思益梵天所问经”等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这些佛经的输入，对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又佛经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也对中国后来的文学体裁有影响或关系。